文献综述资料及范文

资料一

一、什么是文献综述

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的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文献综述往往反映的是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反映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等等。

文献综述是作者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并予以评论的科学性论文。

二、写文献综述的好处：

1、通过体验搜集文献资料的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

2、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3、通过文献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的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4、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对于毕业设计的课题综述，则要结合课题的性质进行书写。

三、写文献综述常见的问题

1、根据已有的综述直译转抄

在写作综述论文时,可以借鉴他人已发表的综述启发思路,但切不可照抄照搬。也就是说,必须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写出有别于他文的特色,有自己的侧重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文献更新,补足与自己侧重点有关的和该课题最新发表的文献,然后按照自己的侧重点重新命题,将全文重新整理,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2、洋洋大篇,只是资料的堆积

内容既无重点又不深入,层次不清,概念模糊,甚至有误，只是资料的堆积。

3、文献开列过多,引文不当

一般要求综述论文著录的文献应是作者亲自阅读过的原文,但也并不是所有读过的文献都统统列出,应选择最主要和最新近的文献:

1)综述论文论点和论据来自的文献;

2)为分析讨论提供有力依据的文献;

3)为理论和机制提供实验依据的文献;

4)注意引用知名度高的期刊;

5)以新近的文献代替旧的文献。

4、把综述写成讲座

讲座和综述的共同点是文章的综合性、新颖性和进展性。

一般认为,综述是专业人员写给同专业和相关专业人员看的,要求系统、深入;讲座是专业人员写给相关专业人员和非相关专业的"大同行"看的,一般在深度上不作太高要求。

文献综述的写作

一、选题和搜集阅读文献：

选题：围绕论题选题（如“×××研究文献综述”）；

搜集：搜集与文题有关的文献，主要方法有：看专著、年鉴法、浏览法，滚雪球法、检索法最常用的方法）

阅读、归纳：从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大的重要的信息，尤其是重要的单篇研究文献。阅读文献时，最好做读书笔记、读书心得、文献摘录卡片，用自己的语言写下阅读时的启示、体会和想法，摘录文献的精髓。这不仅为撰写综述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对于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阅读水平都有好处，特别是将文献整理成文献摘录卡片，对撰写综述极为有利。

二、格式与写法：前言·主体·总结·参考文献（四部分）

前言：（200-300字）

说明写作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论题的研究现状及争论的焦点。使读者对所要论述问题的大致轮廓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主体：（2500字）

写法不拘一格。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无论用哪种方式，都必须做到：

①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及比较分析；

②阐明有关论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③评述所论问题。

主体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的引用和评述。

这部分应包括历史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向预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历史发展：要按时间顺序，简要说明这一课题的提出及各历史阶段的

发展状况，体现各阶段的研究水平。

②现状分析：介绍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各派观点，包括作者本

人的观点。将归纳、整理的科学事实和资料进行排列和必要的分析。对有创

造性和发展前途的理论或假说要详细介绍，并引出论据；对有争论的问题要

介绍各家观点或学说，进行比较，指问题的焦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

自己的看法。对陈旧的、过时的或已被否定的观点可从简。对一般读者熟知

的问题只要提及即可。

③趋向预测：在纵横对比中肯定所综述课题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和不

同观点，提出展望性意见。这部分内容要写得客观、准确，不但要指明方向，

而且要提示捷径，为有志于攀登新高峰者指明方向，搭梯铺路。

主体部分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按问题发展历史依年代顺序介绍，也有按问题的现状加以阐述的。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比较各家学说及论据，阐明有关问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

主体部分的写法有下列几种：

(1) 纵式写法"纵"是"历史发展纵观"。它主要围绕某一专题，按时间先后顺

序或专题本身发展层次，对其历史演变、目前状况、趋向预测作纵向描述，从而

勾划出某一专题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纵式写法要把握脉络分明，即对某一专

题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动态作扼要描述，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了什么成果，

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发展趋向如何，对这些内容要把发展层次交代清楚，文字

描述要紧密衔接。撰写综述不要孤立地按时间顺序罗列事实，把它写成了"大事

记"或"编年体"。纵式写法还要突出一个"创"字。有些专题时间跨度大，科研成

果多，在描述时就要抓住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成果作详细介绍，而对一般性、

重复性的资料就从简从略。这样既突出了重点，又做到了详略得当。纵式写法适

合于动态性综述。这种综述描述专题的发展动向明显，层次清楚。

(2) 横式写法 "横"是"国际国内横览"。它就是对某一专题在国际和国内的

各个方面，如各派观点、各家之言、各种方法、各自成就等加以描述和比较。通

过横向对比，既可以分辨出各种观点、见解、方法、成果的优劣利弊，又可以看

出国际水平、国内水平和本单位水平，从而找到了差距。横式写法适用于成就性

综述。这种综述专门介绍某个方面或某个项目的新成就，如新理论、新观点、新

发明、新方法、新技术、新进展等等。因为是"新"，所以时间跨度短，但却引起

国际、国内同行关注，纷纷从事这方面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如能及时加以整

理，写成综述向同行报道，就能起到借鉴、启示和指导的作用。

(3) 纵横结合式写法在同一篇综述中，同时采用纵式与横式写法。例如，写

历史背景采用纵式写法，写目前状况采用横式写法。通过 "纵"、"横"描述，才

能广泛地综合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认识某一专题及其发展方向，作出比较可靠

的趋向预测，为新的研究工作选择突破口或提供参考依据。无论是纵式、横式或

是纵横结合式写法，都要求做到：一要全面系统地搜集资料，客观公正地如实反

映；二要分析透彻，综合恰当；三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楚；四要语言简练，详略

得当。

总结：（200-300字）

对主体部分进行扼要总结，重点评议，提出结论，最好是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提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最后提出自己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虽放在文后，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

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

查找线索。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

（不少于20篇）

资料二范文三篇

《世说新语》及诗性研究文献综述

学生：宋明宽，长江大学文学院

指导教师：李丽君，长江大学文学院

《世说新语》作为我国志人小说的名著，既凭借内容详实、材料的真实可信，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必读著作，又依托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文学宝库中的典范之作。鲁迅先生赞之曰：“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她问世一千多年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关注与喜爱，近年来，《世说新语》的研究成果更是异彩纷呈。本综述立足于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从文体、艺术、美学和诗性等四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继续深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有利于阐述《世说新语》与诗性的联系，本综述首先对学术界的诗性研究进行一个简要的勾勒，为《世说新语》诗性品质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学术背景。

一、诗性研究综述

仔细梳理我国近年来诗性研究成果，不难难发现，目前学术界的诗性研

究倾向于文化、美学和语言三个角度。

1、诗性的文化角度研究

1999年，莫砺锋在《中国韵文学刊》第1期上发表《论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文章认为以人为本的中华精英文化充满了诗性精神，所谓“孔颜乐处”、“天地大美”、“逍遥物外”正是诗化哲学与诗化生活追求的表征。莫砺锋教授指出，诗性精神是“那种执着又潇洒的生活态度，那种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悦感，那种对朴素单纯之美的领悟，那种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除了‘诗’这个词以外简直无以名之！”[1]2006年李建中在论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中也明确指出，诗性是我国“民族秉性”的一个方面。他认为诗性思维是远古时代东西共有的精神财富“中国哲学创始之际，保留了诗性思维的特点，采用诗性思维和辩证法相结合的运思模式，特别是在阐述其世界观尤其是认识论和道德学说时，这种诗性思维的特征又表现的特别明显。而儒家权

威的强化又使诗性和功利性的结合成为固定的‘民族秉性’” [2]。陈炎2000年发表在《理论学刊》第6期的《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将“诗性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1，在所有的艺术产品中，诗歌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2，在所有的文化产品中，艺术具有主导和扩散地位；3，“礼乐文化”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言谈举止均具又艺术特征；4，“世俗文化”的信仰空缺使艺术具有了准宗教的功能；5，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音乐性特征与艺术的表达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

2、诗性的美学角度研究

诗性的美学角度研究是诗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2002年，黎风在《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文章认为文学的“诗性”是与人的创造相互对象化的审美过程和结果，它以先验自在的状态等待着人们去“融入”、“寻找”和“发现”。他说：“文学的‘诗性’就是要求文学超脱于现实功利的目的和存在表象，进入更加高尚纯粹的理想境界，成为慰藉感情，心灵的超然力量和进入历史本真的审美通道。”[4]无独有偶，王振复的《诗性与思性：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时空结构》也有类似的论述：“从人的生命直观出发，自然宇宙、社会人生及其艺术审美，都是生气灌注、气韵生动的，其共同、共通的人文意蕴与品格无疑是诗性的。这诗性之直接的呈现，是审美感觉、意绪、移情、感悟及愉悦，等等。”[5]2007年，王彦锐在《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第9期发表《诗性观照下的审美意蕴》，文章指出：“诗性是一种重要的关注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模式，更是一种审美的情感方式。诗性的这种精神现象，包容着一种价值观念，融入了一种情感态度，是一种“诗化”了的意识形态。文学诗性则体现为一种超功利性、自然性非社会化的文学旨趣，是对人生、社会、历史采取一种诗意的审美观照。”[6]

3、诗性的语言角度研究

200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语言的诗性与诗性的语言》，张先生认为日常语言一般皆有诗性，即具有暗指未说的东西，从而使个人独特的东西得到他人理解的特征和功能。诗的语言在语言中最具“思辨性”，最大程度彰显了语言的诗意本性。在对古典诗歌语言的诗性特征上，他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也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重视用诗的语言表达无穷之意。中国古典诗的水平之高下，主要不在于说出的东西，例如辞藻之华丽与否，而在于说出的言词对未说出的东西所启发、所想

像的空间之广度和深度。”[7]同年，程惠哲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理性与诗性的结合——评<中西比较美学论稿>》明确指出诗性的表达就是：“以形象化、情感化的语言很到位地表达了许多不易言说的” [8]问题。黎风则在《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中指出：“文学是如何被语言‘赋予’了诗意，或者说语言是如何地‘自呈’诗性，在理论上好像还没有具体落实的共识，依然给人晦暗不明、玄乱一团的感觉。”[9]他认为语言的“诗性”在文学中有两种呈现方式：“第一，语言的‘诗性’在于以最简要、最朴素的文字体现本质的深刻”；“第二，语言的‘诗性’也在于最简单、最朴素的文字的不可解释性。”[10]

二、《世说新语》研究综述

1、《世说新语》文体研究

在日渐丰富的《世说新语》研究成果中，《世说新语》的文体越来越受人瞩目，一时成为研究《世说新语》的一个热点。目前，《世说新语》文体之说主要有五种观点。

（1）《世说新语》是小说

近现代以来，尽管小说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多数人还承认《世说新语》是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中把《世说新语》归于小说类，称之为志人小说。鲁迅先生的认识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1979年，刘兆云发表在《新疆大学学报》上的《小说，笔记小说与世说》分析了古今对小说认识的差异，认为《世说新语》“完全符合汉魏六朝人对‘小说’体裁的概念。它开创了我国笔记小说的一体，并使之历久不衰。”[11]1988年，宁稼雨在《天津师大学报》发表《<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宁先生认为：“《世说新语》从根本上与诸子、史传、志怪书划清了界限。使志人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样式。”[12]此外，宁先生在《中国志人小说史》中说：“经过魏晋两代人的努力，志人小说在内容因素、体例方法上都逐渐完善起来。······魏晋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世说新语》就是顺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13]刘强“倾向于把《世说》当作一个整体的叙事文本来欣赏，特别是当作近代意义的小说去读，而不仅仅作为‘历史资料’的汇编文献去‘使用’” [14]。陈金泉通过从《世说新语》纪实写真的审美特征，到它的审美聚光点，得出结论：“《世说新语》在我国小说史上确实是开写实志人小说先河之作。”[15]

（2）《世说新语》是史料

史学家陈寅恪、周一良都认为《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尤其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16]周一良说：“《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资料。”[17]刘军撰文明确反对将《世说新语》归为小说，他指出：“《世说新语》完全采用纪实手法，根本排斥艺术虚构。同时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为名士们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根本无意于作小说。”[18]清末民初梁启超在《新民丛刊》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他把中国古代史学分成十类，其中《世说新语》被列入第五类“杂史”中的“琐言” [19]。现代史学家钱穆也认为《世说新语》“应是一部史书，而且很重要。”[20]今人张叔宁认为“《世说新语》是一部具较高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不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21]

（3）《世说新语》是小说又具有史料价值

《世说新语》既是小说又具有史料价值的观点，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同，这显然是一种折衷的观点。周祖谟在为余嘉锡著《世说新语笺疏》写的“前言”中，首先承认了《世说新语》的小说地位，并进一步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世说新语》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将相，下自士庶僧徒，都有所记载。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人物的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风俗、习尚，这确实是很好的历史资料。”[22]刘叶秋先生既认为《世说新语》是小说，还承认其史料价值，并且还对它的小说特征及史学价值进行了比较：“《世说新语》所写的为历史上的真人，而每采传说，时加演饰，着重从琐言情节上，以片言只语表现人物，虽大致不违真实，体例应属小说，其史料价值似乎不及文学成分浓厚；但所记叙的各方面的内容，却能生动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所刻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成为多种的典型；可以当作魏晋名士的速写画看，其史料价值，又不因其为小说而减低。”[23]有些学者认为《世说新语》既不属于小说，也不属于史书，而是介于文、史之间，或者处于史向文转变的一种过渡状态。1997年，张海明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他认为“《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度来看，《世说新语》

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24]全星迳认为《世说新语》处于“告别历史向文学演化的蜕变之中。”[25]

从整体上看，目前学术界承认《世说新语》既是小说，同时又具有很强史料价值的占多数，这正说明了《世说新语》是一部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的著作。

2、《世说新语》艺术研究

《世说新语》因其篇幅短小、善记人物言行、语言丰韵生动为后世所推崇。徐震塄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前言中称赞它：“言简味永，栩栩如生”。 [26]对于《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特别是语言方面，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1986年，周舸岷先生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及其影响》，文章将《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浓缩”，“修饰”，“机巧”，“玄虚”和“简叙”五个方面。[27]次年，侯忠义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文中指出：“《世说新语》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创作，它创建的体例，运用的技巧，包括的内容，对后世文学都产生里巨大的影响。”[28]1997年，张海明在《辽宁大学学报》上撰文将《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简约”、“象喻”、“玄远”和“个性化”四个方面[29]。2000年，杨芳在《暨南学报》上撰文，从模糊修辞艺术角度，探讨《世说新语》语言的模糊美并概括为“文辞简约”的“凝炼美”，“栩栩如生”的“形象美”，“意在言外”的“含蓄美”，“玄妙莫测”的“神秘美”，“以虚掩实”的“虚白美” [30]。2008年，蒲日材在《名作欣赏》上发表《诗情画意话<世说新语>》，他认为《世说新语》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深邃玄远的哲理味”，“真挚强烈的情感倾向”，“晶莹发亮的自然意象”，“剥离语境的叙事方式”以及“简洁清丽的语言风格”五个方面[31]。

3、《世说新语》美学研究

《世说新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人物品藻美学。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刻的反映了魏晋六朝的社会现实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面貌与审美情趣，既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宝坤先生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思想的解放与人性的裸露——志人小说的美学风貌》，[32]文章认为《世说新语》的美学风貌主要体现为：1，生动地记录了时人玄谈析理的风气，内容和场面，肯定了清谈是辩论玄理的主要方式；2，描述和肯定了“魏晋风度”是这一时期理想的人格美；3，表现了魏晋人对人与人性美的多角度多侧面的追求；4，深刻揭示了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的泯灭和沦丧；

5，在品藻人物中运用了许多的审美概念。1989年，张永昊发表在《文史哲》第6期的《<世说新语>的审美观》指出“‘人的自觉’的解放思潮是贯穿《世说新语》审美观的主脉，魏晋玄学则是《世说新语》审美观得以形成的摇篮。”[33]他还认为这种审美观以人物品藻和对自然美的爱赏为核心内容，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由现象世界向精神本体转移，从世俗社会向自然界拓展的时代特点。

4、《世说新语》诗性研究

关于《世说新语》与诗性的相关研究，目前，学术界缺乏全面的观照，只是有所涉及。2005年，高原在《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3辑上发表《小说中的“绝句”——论“诗化小说”<世说新语>的审美特征》，文中指出：“《世说新语》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语言，它弃绝了那种把语言仅仅看作是’工具’作法。《世说新语》极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绝句般的语言节奏’，以适应表现魏晋时期我们民族那像古希腊奥林匹斯上众神一般的生命之色彩与生命之韵律。”[34]“它所传达的情感属于对人生存在的‘本真’把握，是写生命的真趣，自然不以‘雾状的’柔曼轻飘作为自己的趣味选择。······那是一种因把握到‘最真实的生命存在’而来的直抵生命之自由、超越本根的的风流蕴藉与刻骨铭心的人生境界。”[35]作者这一认识虽与《世说新语》的诗性品质相契合，但他只是从语言形式和审美意蕴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而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因而给《世说新语》诗性品质研究留下了巨大的拓展空间。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作为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在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世说新语》的诗性研究有所忽略，对诗性本身的认识仅仅偏于文化、语言等方面，没有全面、系统地探究，而这却是诗性研究能有所拓展的关键所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诗性品质是人生态度情趣化、审美化的表现，并通过片断性的东西见出永恒的美。笔者论文将试图通过对《世说新语》诗性品质的研究，为学界的《世说新语》研究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使《世说新语》的魅力与价值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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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建中.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2）

[3] 陈炎.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J]理论学刊,2000(6)

[4] 黎风.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J] 社会科学研究,2002(3)

[5] 王振复.诗性与思性：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时空结构[J]学习与探索,2006(1)

[6] 王彦锐.诗性观照下的审美意蕴 [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9)

[7] 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性的语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1)

[8] 程惠哲.理性与诗性的结合——评《中西比较美学论稿》[N]人民日报,2000,8,19

[9] [10] 黎风.文学“诗性”的现代阐释[J] 社会科学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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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刘叶秋. 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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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徐震塄. 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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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侯忠义.《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J] 北京大学学报，1987（4）

[29] 张海明. 魏晋清谈与《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续）[J]辽宁大学学报，1997（6）

[30] 杨芳.《世说新语》语言的模糊美[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6）

[31] 蒲日材. 诗情画意话《世说新语》[J]名作欣赏，2008（9）

[32] 张宝坤. 思想的解放与人性的裸露——志人小说的美学风貌[J]学习与探索1987（2）

[33] 张永昊. 《世说新语》的审美观[J] 文史哲，1989（6）

[34] [35]高原. 小说中的“绝句”——论“诗化小说”《世说新语》的审美特征[J]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5（3）

文学批评话语转换与《中国小说史略》

研究文献综述

学生：宋明宽，长江大学文学院

指导老师：李丽君，长江大学文学院

自上个世纪末至今，是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最活跃的时期，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困扰着人们：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话语尚是自五四以来不断引入的西方文论话语，而国学精粹---中国古代文论仍被冻结于文学殿堂的高阁之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批评者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音”现象称为“失语症”。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热切关注和广泛讨论,普遍对此讳莫如深；有的学者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有的学者青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些探讨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和当代文论的建设具有指导性。但是否以此就能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本文试图对近十年来的讨论作一个综述，以此推出鲁迅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以期对话语重建具有建设性。

一、关于“失语症”的讨论

1995年，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在《东方丛刊》第3辑上发表的《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首次提及“失语症”并确定其内涵，随即又在《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上发表《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的一个学术‘哑巴’”。[1]“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2]同时，曹文指出“失语症”的病根“在于文化破坏，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在于与传统文化的巨大断裂，在于长期而持久的文化偏激心态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3] 对此，社科院文学所蒋寅先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曹顺庆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命题。”他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一文中强调：“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4]

南开大学沈立岩教授认为“失语”并不是当前文论的一个最准确的概括。他在《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的《关于文论“失语症”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现代文论在其曲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很大影响，无论是它的问题视域，还是它的研究方法以及它的概念和范畴，莫不如此。但这是否就等于‘失语’和‘完全西化’呢？似乎还不可能。”[5]他的理由是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停止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借鉴，而中西文论的交叉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性的体现，有利于取长补短。

针对这些讨论，曹顺庆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的《再说“失语症”》特别对“失语”就是“失学”，“失语”就是“不学无术”，“失语”与“学术功底”之关系问题

进行反驳，并作了具体的阐述：“外语不好的人会失语，外语好的人同样会失语；不学无术的人会失语，学问好的人同样也会失语。失语与外语程序及学问深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因为笔者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学术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规则，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什么‘失学’，或是外语不好之类。”[6]

学界对“失语症”讳莫如深，但都无可否认“失语症”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中的存在，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殷切呼唤救治这一“文化病态”的良方——那就是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

二、关于“话语重建”的讨论

曹顺庆不仅提出“失语症”，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他在《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7]，在《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上发表《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8]，分别阐释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者提出了“融汇中西”，“杂语共生”的基本战略，并指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即率先返回自己的文化家园，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入手重建当代文论。2004年曹顺庆又在《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见《外国文学研究》第5期）一文中指出：“西方文论话语需要与中国传统话语——中国独特的言说方式相结合，我们需要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9]

如何借鉴西方文论？陈庆泓在《文学现代化的误区与“拿来主义”》中推出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作为真理的内涵有二：一，拿来，二，或使用或毁灭。前者是姿态，后者是策略。”[10]

朱立元发表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上的《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一文显然体现了宏通的眼光：21世纪的中国文论应该走“立足当代，今古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的路。[11]

北大教授王岳川更为精辟地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刊登他的《当代文论精神症候与文化空间拓展》[12]，文章明确提出在中西文论对话基础上，坚持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坚持人类只有在体用之争方面，走向人类之体，世界之用。其实早在2004年他就在《“发现东方”与“互体互用”》中表明应在文化“拿来”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立场，达到中西“互体互用”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努力在当代文化和文论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当代中国文化输出的原则是以我为主，合而不同——重视原创性的思维创新和高层次的学术输出，保持文化生态而重建中国形象，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使命。”[13] 另外，还有学者就“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自己的见地。赵玉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14]中指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讨论始终众说纷纭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具误导性命题。一方面，它把“现当代文论失语”偷换成了“古代文论在现当代的失语”；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偷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闫月珍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与未来——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思考》[15]对话语重建也大胆质疑。

以此可见，学界对于“话语重建”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构想，一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二是西方文论的有效借鉴。尽管莫衷一是，但都具有一定的建设性。

三、对鲁迅的学术及小说史研究方法的认识及评价

蔡元培先生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序》中概括了鲁迅先生学术及小说史研究的特色：“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故书，校《嵇康集》，辑谢录《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唯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

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16]文章强调，鲁迅的学术研究方法一方面“用清儒家法”，一方面又“不为清儒家法所囿”，学术研究视野开阔，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开拓之功。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先生论及鲁迅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贡献时认为：“这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用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校古代小说的，却以鲁迅先生为开山祖，而其校辑的周密精详，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17]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小说史略》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肯定这一著述不仅仅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元史的局面，而且构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新的理论体系，并把历史唯物史观作为方法引入古代小说研究，开创了小说史研究的新格局。1992年，郭豫适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重大贡献》一文中肯定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指导思想：“我们知道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从政治认识上来看，他还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小说史发展过程，对许多小说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时常显示出唯物论的思想光芒。鲁迅又是勇于探索，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学者，所以他在这部著作中，时常反映出一种新的进步的思想观点。”[18]

赵维国的《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史研究体系的构建》[19]（见《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李松荣的《鲁迅治学方法浅探—以<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例》[20]（载《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都对蔡元培先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宋克夫、张蔚在《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1期《进化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中，从鲁迅先生的小说研究发展观、方法论，价值观等方面，探讨进化思想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达尔文提出了物种变化的观点，并且认为一切特种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充分贯穿了这一以变化为核心内容的进化思想，以进化的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小说现象和小说作品，确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流变，从而建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体系。”[21]

温潘亚发表在《淮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的《论鲁迅的文学史评价标准》[22]，认为鲁迅先生对文学史这一学科的开创和发展的功绩甚大，其独特的文学史评价标准对今天的文学史建设仍具启迪和借鉴意义。齐裕昆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的《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谈〈中国小说史略〉》[23]，对这方面也早已给予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著名学者赵宽熙在《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发表《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视阈。文章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另一方面，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第一，按各朝代记小说史，对中国小说的发展进程有过分平成的倾向。……第二，整体来说停留于中华主义观念，彻底地忽视中国国内其他民族的小说史。……第三，《史略》主要是通过文人们的手对文学化了的作品进行论述，固而忽视了对说话文学等口语作品的考察。……第四，对于具体作品的评论存在着一些倾向性。……第五，鲁迅从类型论的观点出发对小说史记述进行了考察。这种方法有可能会使读者对具体作品的理解过于片面。”[24]

学界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学术贡献和《中国小说史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对其小说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作了深入的探究，不乏新见，成果颇丰。

四、鲁迅文化话语与“话语重建”之关涉

中国现当代文论的“话语重建”与鲁迅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有何关联？鲁迅先生的学术话语意义对现当代文论的话语重建有何启示？当前学界对此关注程度如何？吴国群在《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2期《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鲁迅话语空间》中谈到了这类问题：“鲁迅虽是

从‘旧垒’中走出的国学根柢浓厚的学者，却最少旧文化、旧文学的挂碍；虽是最主张向外国学习的身体力行者，却并未‘西化’；虽常处孤独者的境地，却从未‘失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话语空间。”[25]文章就“从逻辑学范式到现象学范式”、“从概念到喻示”、“从‘法治’走向‘人治’的语言”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吴国群从理论上对鲁迅的话语进行研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在对具体文本的落实上笔力则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失语”现象，学界对“重建”的前景既表示出一种积极乐观、充满期待的态度，又流露出一些质疑甚至悲观的迹象。无论如何，这些都对中国现代化文论的构建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当下关于“话语重建”的讨论还只是流于理论层面的阐述，而笔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更在于实践的本身。虽有少数学者对此正执着地尝试着，但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创建中无疑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对其话语进行细致研究，有助于引导学界在“话语重建”实践上找到一个范式、一个向导，有助于帮助学界正确认识《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伟大价值和重大意义。这对在“失语症”悲观中和“话语重建”迷茫中的学术界，可以说是一盏明灯；这也正是我的论文《文学批评话语转换的一个经典案例——论<中国小说史略>方法论意义》所要尝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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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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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闫月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观代与未来[J]，山西师大学报，2005

[16]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A]，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三十年集[C]，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卷首

[17]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J]，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1）

[18]郭豫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修订三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47

[19]赵维国，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史研究体系的构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0]李松荣，鲁迅治学方法浅探—以《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例[J]，红河学院学报，2006

[21]宋克夫、张蔚，进化论与《中国小说史略》[J]，明清小说研究，2006，（1）

[22]温潘亚，论鲁迅的文学史标准[J]，准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6）

[23]齐裕昆，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谈《中国小说史略》[J]，兰州大学学报，1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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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吴国群，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鲁迅文化话语空间[J]，鲁迅研究月刊，2002，

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边城》研究文献综述

学生：余萍，长江大学文学院

指导老师：李丽君，长江大学文学院

两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超越了自然生态的可承载能力，违背了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和运行的基本规律，导致人类目前面临巨大的生态灾难。正是在这一生存困境下，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生态美学是中国美学界在全球性生态研究的启发和引导下进行的自觉研究，是对现实呼应的回应。生态美学即以“生态学”视野研究美学问题，以“美学”的方式关注生态问题。近年来，生态美学研究者队伍逐渐扩大，对生态美学的讨论也方兴未艾。沈从文的《边城》中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下文就近十余年学界对生态美学的研究以及《边城》中生态美学的探讨作必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生态美学的视阈下观照《边城》。

一、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探源

论及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我们不能不追溯到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源头。生态美学源于人的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的根基自古已有。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孙彦泉在1999年《齐鲁学刊》第一期上发表《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一文，他认为：“《周易》和儒家主张天人合一是为了通过人的积极主动性，促进天、地、人三才并进，使人和自然协调发展，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精神，表现了既要改造和利用自然，又要保护自然的态度。”[1]沈阳师范大学孙殿玲副教授在《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上发表文章《论道家的“自然”

生态美思想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指出：“老庄自然生态思想鲜明而独特，其哲学基础是以‘道’为核心的‘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老庄崇尚自然美，把自然的原生态看成宇宙的完美生命，批判了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2]胡云江，李中平两位学者在2004年第1期的《宁波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生态学解读》中，从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海德格尔关于生存之“畏”的内涵，以及他的“回归”自然观、“诗意的栖居”观，并探讨了其现实意义。[3]复旦大学的朱立元教授在《湘潭大学学报》的2006年第1期上发表的《寻找生态美学观的存在论根基》中进一步归纳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4]孙彦泉在上文中还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体和客体达到统一。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建立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5]基于此，曾繁仁教授在2005年《中国文化研究》上刊载了《生态美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观念》，文中强调：“生态美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以及有关的自然观为其理论指导，它在本质上是对西方启蒙主义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是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崭新的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当代唯物主义实践存在论哲学。”[6]

学界对生态美学的起源莫衷一是，但均肯定生态意识的存在远比其提出要久远,并且发现中国的老庄与西方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惊人的相似。正是这一深厚而多元的哲学基础，在历史的进程中最终催生了“生态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而生态美学以和谐为基点，倡导人与自然、社会、人自身这四维的和谐统一，在多数学者那里已经达成了共识。

二、关于“生态美学”本体论的探讨

1994年，中国学者提出了“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的美学观念。许多理论工作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曾繁仁教授在上文中认为：“生态美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观念，是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它不是一个具有自足性的学科，而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延伸和发展”；[7]曾永成教授在《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上发表《人本生态美学的思维路向和学理框架》一文，主张人本生态美学，即以人本生态观为哲学基础，以“人本生态”为价值取向的美学[8]；针对上两位的观点，马驰研究员在《对生态美学研究的几个追问》

中认为，不管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特定的，由具体内涵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本身的若干问题都还值得追问。[9]当然，也有根本否定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提出的。西北师范大学叶知秋教授就持这一观点。他在《西北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生态美学”的性质及可能性考察》，明确提出：“生态美学”成立的前提是：“生态的就必然是美的，但生态的，并非是美的。生态与美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生态美学’是不能成立的。”[10] 由此观之，当代生态美学观是一个正在建构和发展中的理论形态，有许多不成熟之处，需要在讨论中切磋和在批评中发展。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即走向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结合，最终实现如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的栖居”。

三、关于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生态批评（或称生态文艺学，文艺生态学）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学批评，它的现实催生素是全球生态状况的日益恶化，而理论的催生素则是生态哲学思想。鲁枢元于1996年发表的《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指出：“现代生态学形成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包容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地球、精神与物质的世界观。以这一世界观为基础形成的生态学时代更注重关系、交往、精神在世界中的整合和升华作用。”[11]之后的《生态文艺学》专著中，又提出“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和“后现代是一个生态学时代”以及“重建生态乌托邦”等重要思想。[12]2002年，他又在《文艺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论文《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指出生态批评继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的兴起，意味着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文学批评的时代性转移”。[13]曾永成在《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一书中以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为逻辑起点，从文艺与人类及世界的生态关联着眼，以一种生态世界观或哲学观看待文艺，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与观点背后发现一种统一的内在秩序。[14]王先霈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一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都有主张人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养互惠的传统，这与近百年来人们普遍遵奉的向大自然索取的思想有明显区别。[15]张皓的《生态文艺：21世纪的诗学话题》指出研究古代作家的生态意识与当代生态文艺的关系，是21世纪诗学的一种任务。[16]高侠的《中国当代生态文艺批评何为》则从探讨文艺批评为出发点，强化中国生态文艺学的社会批评功能及推进中国生态文艺学的文化建设功能三方面入手，对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做了全方位的探

讨与分析。[17]王诺、刘蓓等学者则从译介和评论国外著作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生态批评不仅能够促进中国和西方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和互补，也必将为中西文论的对话提供一个绿色平台。

以上均是从理论方面对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17年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由于生态批评方法在中国还是一种全新的批评理论，因而运用这一理论武器对创作文本进行具体的解读尚不多见。陈茂林的《海明威的自然观初探——〈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切入，研究了海明威与自然界的关系。

[18]另一篇王喜绒，杨励轩的论文《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中重新检视中国知青小说》，通过对过往的知青小说进行检视，揭示出从自然的角度审视知青生活。[19]陈秋华的论文《阿特伍得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指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人们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热点。[20]

从上述批评实践的概述可看出，我国生态批评的文本视域还相当狭窄，关注的核心内容仅仅是人类如何观察或经验自然世界，肯定亲近自然的态度，并对文本中反自然的态度进行揭示和批判，然而生态批评不局限于生态文本，而是要在重新阅读的基础上，建构并努力传递一种生态批评视角，一种生态批评的思维方式和阅读方式。

四、生态批评与《边城》之关涉

关于《边城》研究的兴奋视域可归纳为牧歌说，悲剧—挽歌说，文化—原型批评说等类型。此外，覃新菊《沈从文*浪漫主义*生态批评》一文中认为：“沈从文坚守乡土抒情，远离尘嚣与现代文明的烦恼，向着心中的神与诗意挺进，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主观意图所在，而在客观上，却让人产生‘逃离’与‘落伍’的印象，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中，进一步将‘自然’安放在他的乡土湘西，把‘文明’置放在城市，于是，形成了他的‘乡土抒情，城市批判’的创作模式”。[21]王立，李方强在《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上发文《论〈边城〉的和谐生态美》中认为：“小说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思考，我们读到的是人和自然以及热能和社会的整体和谐之美”；[22]吕丹在《沈从文〈边城〉的生态解读》中提出：“《边城》是沈从文整体生态理论的体现。并用生态解读方法给我们建构的生态系统。”[23]显然，这些批评方法或多或少涉及到了生态批评，但多从外围生态进行透析，未免失之片面。

综上所述，生态美学思想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它的萌生不关朝夕而是在整个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当今后工业时代倡导生态文明的

今天自觉存在于一种天，地，神，人和谐统一的宇宙观。而由此形成的生态批评方法，它从文学的外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活动内部即：创作主体，作品主体，接受主体等方面，都强调各生态因素彼此关联互动形成有机整体,这在许多方面都较之其它批评方法更全面深刻。但由于它出现仅有十多年的时间，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更需要我们后学者对它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探讨。沈从文的《边城》所描写的湘西世界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本人有意从事这方面的批评实践。学界虽然对它的研究已走过70余年的历程，但是用生态美学视野观照《边城》的尚不多见，从《边城》的自然生态，人性生态和文学生态这三个纬度重新解读这部作品，其意义和价值也就得以凸现，这正是本人论文将要尝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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