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

人间真情的呼唤

——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

摘要：《迟桂花》是郁达夫后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与前期作品不同的思想

情感。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小说设置的

叙事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和解读，可以看出，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作者在人生困境中对人

间亲情和友情的真切呼唤。

关键词：现代文学；郁达夫；迟桂花；思想；解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他开创了自叙传式的抒情体小说，在五四时期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沉沦》为代表的前期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的形象，敢

于毫无遮掩的暴露自我，“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

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

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1]但30年代以后，进入中年的郁达夫，其小说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思想内容

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迟桂花》就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一改大胆

的暴露，零余者形象的写法，在淳朴静美的境界中荡涤自己内心的躁动，发出了对人

间真情的呼唤。虽然《迟桂花》发表后的影响并没有《沉沦》等作品那样大，但却“是小说家融合心灵的体验、诗意的感悟和自由的想象而写成的一部抒情小说杰作。”

[2]其所具有的思想意蕴更为深厚，在艺术表现上也更为成熟。要想把握小说丰厚的内在意蕴，就必须结合作品对主要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作品内在的叙事结构进行详

细梳理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自然就能感受到其内在的真意。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对于小说而言，作者通

常是不会站出来直接言说的，思想情感的表现比较隐蔽。在小说中，作者的观点是通

过小说的叙述者或小说中的人物来传达的。换句话说，小说的叙述者或人物就是起到

传达作者观点的功能的。同时，小说作为一种叙事作品是有情节的，自然也就内含着

一个叙事结构或称话语结构。不同的叙事结构隐含着不同的意义，其在作品中所起的

作用也就不一样。因此，对于一篇小说而言，我们只要能不为表面的精彩所迷惑，撇

开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把握住核心的人物关系和叙事结构，并找出它们所共同指向

的所在，作者所要真正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就一目了然了。

作为一部短篇小说，《迟桂花》的篇幅并不长，人物关系也不复杂，小说的主要人物

是三个：“我”，一个来自“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的作家；翁则生，居住在杭州翁

家山的“我”十几年未见的老同学；翁莲，因夫死而在娘家寡居的翁则生的妹妹。整

篇小说就是围绕这三个人物的活动展开的，这三个人物在故事中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与翁则生，翁莲与翁则生，“我”与翁莲三组不同的人际关系，不

同的关系隐含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并共同指向小说的核心意义。当然，由于小说采取

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叙述者就是人物之一的“我”，因此就没有分析的必要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与翁则生之间的关系，这是小说最先引出的关系，也是结构全

篇的基本关系，显然他们是同学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翁则生在偶然得知“我”的音

讯后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感谢“我”以前对他的关心，并

热忱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在收到信后也很爽快的接受了邀请并前往。两

人相见时，“平时总是很沉静”的翁则生是“就同猴子似的跳回来”的，见面后又有

说不完的话，等等。可见两人虽然有十几年未见面了，但相互之间的感情没有变，还

是非常真挚而深厚。这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深深友情关系。翁莲与翁则

生则是兄妹关系。对这一关系，小说虽然着墨并不多，但翁则生对妹妹翁莲的关怀与

疼爱却是溢于言表的，这从翁则生在信里叙述翁莲之事时流露出的怜爱与心疼，以及

随后为照顾翁莲的心境，怕她见自己准备婚礼而触景伤心，托付“我”陪她出去散心等方面，都能明显看出。因此，这一关系让我们看到的是亲人之间那相互关怀的浓浓

的亲情关系。而我与翁莲之间的关系则是小说叙述的重点，是一组有发展变化的关系。一开始，总“似乎要起性欲冲动”的“我”在与翁莲同游五云山时，受了情欲的诱惑，不由自主地对翁莲“发育的太完全”的成熟女性身体“簇生异想”，“贪鄙起来”，

产生了非分之想，两人之间实际形成了一种情欲关系。然而，翁莲却是心无杂念，纤

尘不染。在“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对她注视了一分钟，但她的眼里脸上却丝毫也没

有羞惧兴奋的痕迹出现，她的微笑，还依旧同平时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的笑容一样”时，“我”深感羞愧了。翁莲的率真和自然，让“我”打消了邪念，“我的心地开朗了，

欲情也净化了”，“我”在得到了翁莲的原谅后，两人最终结拜成了兄妹。至此，“我”与翁莲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低俗的情欲关系转变成了纯真的兄妹关系，一种亲如一家的亲情关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三组关系的最终指向都是亲情和

友情，特别是“我”与翁莲关系的变化，这种指向最为明显。亲情和友情是人人都想

拥有的人类最真挚、最美好的情感，显然这也是作者郁达夫在本篇所要展现并渴望拥

有的。

小说的故事情节也较为简单，讲述了“我”应老同学翁则生的邀请赴杭州翁家山参加

其婚礼的故事。故事的原型依然是那种古老的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模式，叙述了两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从显性层面看，小说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讲述了“我”离开

上海去杭州的翁家山参加婚礼再回来的过程。从基本叙事结构来讲，小说是用第一人

称叙事，按上海——翁家山——上海的地点变换来叙述的。人物活动的地点只有两个：上海（略写）和翁家山（详写），一个是繁华喧闹，“煤烟灰土很深的”大都市，一

个是宁静祥和，淳朴美丽的乡间。表面上看，“我”离开上海去翁家山是为了参加老

同学的婚礼，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小说对婚礼的场面描述并不多，更多的是描绘了

翁家山宁静美好的自然山水，以及“我”与翁莲同游五云山的难忘旅程。可见，“我”离开上海去翁家山，参加婚礼只是个由头，真正原因是因为那里有让人心灵纯洁的美

丽大自然，更因为那里有“我”在上海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友情和亲情。那里的男

人（翁则生）给了“我”诚挚的友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那里的女人（翁莲）洗去

了“我”这个欲望都市男人的邪念，让“我”得到了纯真的亲情。因此，这次出行实

际上是“我”心灵的一次出走→获得→回归的过程，是一次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的过程。小说的叙事隐含的是一种追寻结构，翁家山之旅就是一次心灵的追寻之旅，追寻

的是“我”在上海感到匮乏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最终，追寻获得了成功，“我”走

出了私欲，获得了真情，回归了真我。翁家山才是“我”心灵的桃园圣地。小说这一

叙事结构的安排，很明显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在的心灵追求。这一叙事结构与作者所

设定的人物关系共同作用，清楚地向我们昭示了作者郁达夫对人间真情的呼唤。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为何如此强烈地渴求亲情和友情？郁达夫生活在

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时期，他从小失去父母之爱，身染肺病，回国后长期

失业、流浪，受制于专制婚姻。社会的冷遇、故国的贫弱种种人生的不幸汇集一身，

这使郁达夫的生活和精神一直处于一种困顿状态，形成了其多愁善感、嫉恶如仇、自

卑自贱又有些神经质等极其复杂的个性特征。正因如此，郁达夫前期创造了大量的零

余者的形象，这“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3]郁达夫一直希望突破这种精神困境，但却并未成功。在创作《迟桂花》这一时期，他又叠经“创造社”的变故，大革命的失败，虽曾参加“左联”，却正过着隐居生活，思想上的苦闷，内心的寂寞与孤独可想而知。在这种

状态下，郁达夫自然极为渴望有亲情、友情的伴随，过上一种宁静安谧的生活，以慰

藉那颗疲惫的心。《迟桂花》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诞生的。而郁达夫此时对“天外的使者”——王映霞的大胆而执着的追求，应该说也是这种心境的流露。当然，在《迟桂花》里作者也确实流露出了某些隐逸思想和名士心理，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在“革

命已深入的三十年代，这种逃避斗争的‘名士’意识，则显得特别灰暗落后”。[4]这种不顾实际，以政治眼光来看待一切的做法，未免对作家有些苛求了。况且，小说主

要还是表达作者渴望得到亲情和友情的心情，这也没什么错。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郁达夫在那样的状况下却并没有沉沦，而是发出了对人间真情的热切呼唤，这难道不

也是对那黑暗现实的一种反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