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社区生态规划——主体特征、实施路径和关键策略
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社区生态规划*
——主体特征、实施路径和关键策略
Ecological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Key Strategies
颜文涛 卢江林 YAN Wentao, LU Jianglin
摘 要 社区赋权视角的乡村社区生态规划模式，可为乡村产业复兴和生态保护提供有效可行的路径。以远郊乡村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地关系、组织管理和社会人文三方面分析乡村社区主体特征，探讨乡村社区生态规划的实施路径，进而提出乡村社区生态规划的关键策略：通过社区赋权可以达成环境共识，通过社会协作可以形成乡村生态空间的地方性规制；根植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乡村产业，可以形成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构建遵循自然过程的适应性结构，有助于形成健康安全的聚落空间载体；乡村社区精神空间及仪式性活动有利于增强社区归属感，提升社区凝聚力。
关键词 乡村社区；社区赋权；生态规划；实施路径；关键策略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may provide an available pathwa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revival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we taked rural communities as research object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humanities, we construct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ecological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Key strategies of rural communities planning were put forward. Environmental consensu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mmunity empowerment, based on this, local regulation for r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can be formed by social cooperation; Rural industries embeded in local ecosystem services may mainta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An adaptive structure following the natural process may contribute to a resilent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Rural community spiritual space and ceremonial activities may be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a sense of community.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Empowerment; Ecological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Key Strategies
0?引?言
2008年《城乡规划法》的颁布不仅奠定了乡村规划的法定地位，也明确了“村民意愿”和“乡村自治”的重要性，乡村规划逐渐成为规划学科的研究热点。近几年，“乡村复兴”“公众参与”“乡村治理”等概念频繁出现[1-2]，表明乡村规划研究的综合性和社会性正在增强[3]。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研究乡村生态的文献多集中于乡村旅游与景观规划方向，从规划视角关注乡村生态规划的文献并不多，且偏重生态技术探索[4-8]，没有将乡村的生态规划与社会性联系起来[9]。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态系统单元，乡村社区居民既是环境的使用者又是环境的管理主体，但传统的乡村规划模式难以体现这种特殊的主体性。虽然近年来对乡村社区的自下而上及参与式规划的讨论较多，但大多数乡村社区并不具备参与规划和自我组织管理发展的能力。笔者基于社区赋权的视角，探讨乡村社区规划的主体特
DOI: 10.13791/https://www.360docs.net/doc/2d13273049.html,ki.hsfwest.20180104
颜文涛, 卢江林. 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社区生态规划——主体特征、实施路径和关键策略[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8, 33(01): 20-25.
中图分类号 TU982.29文献标识码 B
文 章 编 号 2095-6304（2018）01-0020-06
作者简介颜文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yanwt@https://www.360docs.net/doc/2d13273049.html,
卢江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512785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51678087）
征，探索基于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生态规划实施路径，通过乡村社区主体的主动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1?相关概念界定
1.1 乡村社区
乡村的功能与概念内涵不断变化，从城乡规划的空间视角来看，乡村是除城镇规划区以外的一切区域。但是世界各国对乡村的空间界定标准不一，如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偏向于用行政手段划分，而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用人口密度来界定乡村[10]，英国则用距离2万和10万人口的城镇距离标准来界定乡村范围[11]。我国《城乡规划法》中明确规定了乡村规划的空间区域包括乡域（包括集镇）和村域（包括村庄）。从行政管理层级来看，“乡”与“村”分别是两个特定单元，乡为县、县级市的下一级行政单元；村包含行政村（乡的下一级行政单元）和自然村。管理上存在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乡政”，以及行使自治权的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治”[5]。
乡村社区不仅是指地理空间范围，更强调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社会单元。乡村社区包含了“社会—空间”双重概念，包括乡村农业生产空间和自然生态空间的所有环境空间，还包括居住空间及社会组织体系，是组织完整、独立的社会—生态系统单元。由于乡村社区具有独特的社会人文属性和治理主体，使乡村社区生态规划有了明确的环境主体。从与城镇的空间关系来看，乡村社区包括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社区、紧邻城镇的近郊乡村
社区和远离城镇的远郊乡村（图1）。本文
主要讨论远郊乡村社区的生态规划路径和
关键策略，而城中村社区和近郊乡村社区
与城市各项功能联系紧密，环境主体和管
理方式多数具有城市特征，不在本文的讨
论范围。
1.2 社区赋权
社区赋权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西
方发达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关键范畴[12]。
由于福利型国家的政治体系无法解决日
益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政府需要积极
追求低成本且有效的治理模式。社区赋
权（community empowerment）是“自下而
上”社会规划的手段，目的在于培育社区居
民“自立自助”（self-help），以提升地方的
“经济竞争力”[13]。社区赋权的实质内涵
是使社区居民拥有自主决策的能力[14]。社
区赋权的前提假设是居民的实质性参与可
以带来社区环境的不断改变。社区赋权假
设人们改善生活的能力取决于对自身外部
环境的掌控，通过获取权力从而了解与自
身困境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整合个人、
组织、社区的资源，最终拥有自我决策的权
力和能力[13]。
社区赋权是一个多元介入的过程。如
早期应用社区赋权的英国城市复兴，主要
体现了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公共部门、准
公共部门、志愿者组织和地方社区之间的组
织连接（图2），通过社区组织吸纳社区居民
参与城市复兴，将社区赋权的成效体现在能
力（capability）、决定性（deciding）、目标
实现（achieving）三个维度上[12]。中国台
湾有20多年的社区营造实践经验，赋权
是社区营造的决策模式，也是三大关键
词（文创、赋权、参与）之一[15]。社区赋权
以社区组织构建、社区学习、社区规划与行
动三部分构成[13]，但是这三部分并不是承
前启后的关系，在实践中三者是并行的关
系，社区学习是社区规划与行动的基础，社
区组织构建是社区规划与行动的动力，而
社区规划与行动其实是社区学习和组织构
建的结果。以中国台湾桃米社区赋权过程
为例，通过多元参与，初步构建社区组织，
然后通过社区学习和规划行动，重新调整
社会组织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再次调整
社区的规划行动。就乡村社区生态实践而
言，这是一个“社会系统构建—生态认知和
共识—社区生态规划和行动—社会系统重
建—新的认知和共识—新的生态规划和行
动”的动态循环过程（图3）。
2?乡村社区生态规划的主体特征
和实施路径
2.1 主体特征
与高度人工化的城市空间相比，乡村
空间依托自然环境而生成，是人与自然高
度相关的动态空间[16]，具有生活—生产—
生态空间的高度耦合特征。乡村作为最低
层级的基层治理单元，乡村社区既是自然
环境的管理者，又是使用者，还是环境的受
影响者。乡村与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性，决
定了乡村社区的生态规划和行动需要遵循图1 乡村社区的三种类型
Fig.1 three types of rural communities
图2?英国城市复兴中社区赋权的多元参与
Fig.2 multiple involvement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urban renaissance in England
与城市不一样的规则，更强调环境认知、自治管理和社区绿色经济等实践过程[17]。从组织特征分类，乡村社区包括居民主体、管理主体和各类民间组织等几类主体，笔者从人地关系、组织管理和社会人文三方面解读乡村社区主体的相关特征。
2.1.1 乡村主体的人地关系特征
由于乡村社区处于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交叉区域，具有“人工+自然”的特征（图4），实质上是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受人地活动的影响，乡村空间的三个层次呈现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5]的特征。乡村社区的人地关系决定了乡村社区居民的环境行为特征，一方面要依赖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用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从主体的个人和集体生计来说，与乡村的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模式如何选择等问题有关。乡村生态规划中应更为慎重综合考虑
土地、产业、生态等要素。
2.1.2 乡村社区主体的组织管理特征
我国乡村社区有自主管理和自我治理
的权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村
委会对乡村公共事务的自主决定和管理权
限。这也赋予了乡村社区内生型的生长机
制，且有较强的自身管理、自我完善与修复
的能力，更类似一种自组织系统[18]。目前我
国乡村社会组织管理结构包括乡村治理的
行政主体（基层政府）、村民自治主体（村
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和民间组织（图5）。
另外，乡规民约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有
着重要的治理内涵和作用，在传统乡土社
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包括成文规则和不
成文的民族习惯、家族宗法、地方习惯等，
是维系乡村秩序的准则[5]。但现状问题在
于，村民自治主体的积极性弱且管理散漫
低效，缺乏表达自我意愿、自我治理和自我
发展的能力。同时，村民自治主体与民间组
织主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缺乏联系，难以建
立起良好的协作关系，无法为乡村生态实
践提供重要的支持保障系统。
2.1.3 乡村主体的社会人文特征
传统乡村社区是基于血缘和亲缘的熟
人社会，流动性小且人与人的关系密切，具
有先天的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乡规民约
对村民的约束力较强，更容易形成影响乡
村生态规划和行动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乡村人口外流严
重，乡村社区的传统社会网络逐渐瓦解。
通过乡村的生态实践可以重构地方的社会
系统，将对生态实践的可持续性产生重大
影响。除了选择适宜的生态技术减小乡村
社区建设的环境影响，各类主体之间社会
关系的协调也是乡村社区生态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乡村各类主体参与生态实践过
程是适应性学习和反馈调节的基础，是形
成环境共识、保障生态规划有效实施的前
提条件（图6）。
2.2 实施路径
传统精英式的决策模式难以形成底
层意见与决策之间的互动和反馈，社区赋
权的核心并不只是强调主体参与，参与只
是赋权过程中的一个方式或步骤，社区赋
权还关注反馈调节的循环动态决策过程。
因此，社区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生态规划实施
路径为：基于社区赋权，
建构乡村的社会关图3?中国台湾桃米社区的社区赋权过程
Fig.3?community?empowerment?process?in?Taiwan’s?Taomi?Community
图4?三类乡村社区的环境特征
Fig.4?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 in various rural communities
图5?乡村社区的管理组织特征
Fig.5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mmunit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系，被建构的乡村社会关系通过所达成的环境共识，又将对乡村空间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重大影响。在共识性环境行为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地获取乡村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确定与地方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乡村产业结构。在乡村生产实践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将被重构，形成新的环境共识，进而产生新的协作和规制。这一循环过程构成了乡村空间环境的演化动力，也是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动态适应性过程。其中，乡村空间规制是通过社区赋权，综合考
虑科学知识、宗教习俗、道德伦理、社会契约、地方默会知识、社会组织形式、生产生活方式、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基于社会协作所达成的社区空间管理政策（图7）。
3?乡村社区生态规划的关键策略
3.1 社区赋权达成环境共识，社会协作形成乡村生态空间的地方性规制
社会网络建构和社会系统修复对形成“生态化”共识的意义重大，建立支持自
然系统服务功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网络，是主动调节主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其中，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是社区赋权实现的核心，社区参与度的高低取决于是否建立了对环境的共同认知和理解，进而才有可能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这个过程包含三个主要的步骤：社会学习、自我管理、反馈调节。三者关系为：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社区赋权的目的，并在学习过程中达
成环境共识；通过社区主体的合作交流网络建立沟通与协作，构建乡村社区生态空间的地方性规制（规范和制约）。
乡村社区赋权通过社区主体的多元参与建立交流网络，通过社会学习达成环境共识[17]。关联社会网络的社会学习过程有助于各类主体更好地理解乡村社区的环境特征，有利于各类主体认识到社区的自然环境不仅仅需要保护，还应通过积极的适应性管理，重建人类和自然相互适应的社会—生态系统，产生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生社会动力[19]。适应性学习过程是系统反馈调节的前提条件，影响个体认知和社会行为模式。社会学习需要科学知识的理性认知，也需要挖掘、延续、创新利用本地知识，通过教育和探索发现、发掘社区的自然资本[2]。
自我管理是社区内生动力和自主能力的基础。社区主体通过尝试使用不同的生态策略过程了解社区这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逐渐形成适宜的社区生态空间管理政策，形成对各方行为均有限制
作用的公共契约（包括乡规民约、社区管理文件等形式）。反馈调节是适应性学习和社会协作的结果，通过反馈调节形成社区适应性管理模式，有利于社区具备应对变化
的调节能力。如采用命令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社区将失去应变能力[19]。社区的生态实践是一个动态的适应性过程，维系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绩效，达到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的目的。
3.2 根植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地方产业，形
成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
乡村社区生态规划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现状良好的生态环境，还应该通过生态规划的实施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目标。
若良
图6?乡村社区的主体特征与乡村生态规划
Fig.6?mai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ecological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图7?基于社区赋权的乡村生态规划逻辑框架
Fig.7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rural ecological planning based 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好的生态环境无法提升社区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生活品质，就极可能落入“资源魔咒”的陷阱[20]。如没有乡村社区的产业发展和复兴，村民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社区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最后乡村社区的生态规划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只有将社区居民生计与生态规划行动建立起连接，才能激发社区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和热情。寻求根植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地方产业是乡村社区生态规划的首要任务，也是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乡村生态空间的粮食生产、林业资源、医药资源、渔业资源等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以及美学体验、科学教育、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感知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都是乡村社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例如，中国台湾的桃米社区就是在特种生物研究中心的环境资源调查中被发现具有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如青蛙、蜻蜓、萤火虫等物种种类的比例较大（以青蛙为例，台湾共29类，桃米就有23种）。桃米社区以此作为产业发展的契机，将青蛙作为社区的景观和手工艺产品标志，制定了生态村的整体规划目标。通过生境营造、生态讲解员、民宿服务等社区分工，每一个社区居民都有机会和能力参与社区发展行动。经过3~5年的自我学习、实践尝试和管理构建，实现了社区产业的复兴，重塑了社区的生态景观空间。
3.3 构建基于地域场景特征的适应性结构，形成健康安全的聚落空间载体
基于生态学原理评判系统是否健康安全的准则是，系统是否建立起了适应性结构。这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建立遵循自然过程的适应性空间结构与采取渐进式的逐步改造模式，以形成健康安全的乡村聚落空间载体。由于乡村社区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适境性是乡村社区生态规划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21]。以具体的乡村地域场景特征为依据，构建适应性的生产—生活—生态的复合空间结构。例如，湄公河三角洲的两个乡村社区将洪水视为社区发展的有利资源而不是灾难，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应对洪水和利用洪水的策略和空间形态[22]。理解地域场景特征是构建适应性结构的前提[23]，同时，适应性结构也是社区主体感知环境过程的载体。
构建可感知环境过程的适应性空间结构，结合社区居民对自然过程的生命感知，可以培育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共生关系的契约精神，以及学习、效法和回归这种精神引导下的因地制宜和随机应变的能力[21]，有利于形成乡村社区居民的环境共识。与传统的蓝图式规划不同，基于社区赋权的生态规划实践模式是渐进式的，而渐进式的空间营造历程，反过来又给社区居民提供了自主学习、改造环境、不断尝试并积累经验的机会[2]，形成了学习—实践—反馈—调
整—重新学习—重新实践的良性循环。
3.4 乡村社区精神空间及仪式性活动有利于培育社区环境认知，提升凝聚力
乡村社区持久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社区凝聚力的不断提升。而精神空间体系的构建及相关仪式性活动的定期组织有助于提升乡村社区凝聚力[24]。如，台湾桃米社区的精神空间——纸教堂，规划考虑与社区管理中心邻近设置，承担社区的管理及凝聚作用，该空间经常被用于组织各类公共活动。都江堰灌区传统水利社区富有宗教色彩的灌溉仪式，将水神崇拜和岁修仪式有
效融合，形成了地方政府、技术机构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纽带，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利于培育地方居民共同的精神情感，凝聚各方力量[23]。通过提升乡村社
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才能重塑乡村社区的认同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乡村社区永续发展的持久动力。
综上所述，乡村社区生态规划强调通过社会系统的重构，推进乡村社区空间的渐进式营造，将传统乡村生态规划与社会系统的脱节环节重新关联起来，形成社会学习、自我管理、反馈调节的社会—生态系统，为乡村社区的产业复兴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有效的规划路径（图8）。
4?结?语
由于乡村社区通常位于农业空间或生态空间，属于总体规划的全域编制区和规划管理的空白区[25-26]。乡村社区的无序发展将导致乡村生态环境的退化问题，通过乡村社区的自我管理实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这个视角审视乡村社区的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社区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生态规划构建起了每一个社区居民与自身环境之间的联系，使社区居民有能力主动参与并主导社区的发展，乡村社区生态规划的愿景才能成为可能。诚然，也有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社区赋权所带来的问题，如英国的城市复兴实践中社区赋权难免成为政党或利益相关者实现其目的的合法化手段，社区合作伙伴组织的赋权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局限，
构成了社区
图8?传统乡村生态规划路径转向社区赋权视角的乡村社区生态规划路径
Fig.8 pathway of rural ecological planning from traditional to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powerent
赋权的“政策悖论”[12]。尽管如此，中国台湾地区已经有了通过社区赋权来实现乡村复兴的实践案例，由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相似性，对我国的乡村社区生态规划更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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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图1、5：改绘自乔杰, 洪亮平，王莹. 生态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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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12-20
（编辑：袁李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