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援华156项工程——新中国的工业奠基石

stephenwu 发表在参考文摘华声论坛 https://www.360docs.net/doc/2213469420.html,

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0万亿元大关，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达到146183亿元，约合2.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2.9万亿美元。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415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有210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钢铁、水泥、电力、石油、煤炭、汽车、造船、电子电器等工业产值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而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初，我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占国民经济比重只有12.6%。经过长期战乱，国家元气大伤，发展经济的基础极为薄弱。当时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全国发电量只有43亿千瓦时，居世界第25位。全国煤炭产量只有3243万吨，居世界第9位。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而美国是27035万吨，主要石油产品均需进口。全国水泥产量只有66万吨，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全国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尚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不及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三分之二。

在这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中国这个数千年来建立在农业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在近百年时间里实现工业化的艰辛历程。纵观当今世界65亿人口中，欧美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1%。而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庞大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然面临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和问题。

从1890年起，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三镇兴办近代工业，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钢药厂等相继建立，奠定了武汉地区工业的基础。1890年9月6日，张之洞湖北省汉阳县大别山下找到厂址，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这是中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兵工厂，照片中是辛亥革命后汉阳兵工厂鳞次栉比的厂房，高高的烟囱冒着浓烟，在当时可是一派繁荣景象的写照。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就是在这里生产的。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

刺刀威胁下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源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宣告中国丧失了两千年来的优势地位，在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由此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造船厂、纺织厂、兵工厂。从1872年—1911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可见中国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百余年。在此后的半世纪中，长期的政局动荡、战火硝烟、殖民掠夺，使工业建设举步维艰。而1948年国民党开始败退至台湾时，

将大量工厂机械拆走，不能拆走的就破坏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大批最为关键的技术人才也去了台湾。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残存的工业企业、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体系尚未形成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国重新开始了工业化征程，但这一次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采用的从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时前苏联的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

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l/3，农业产品则占2/3。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使已属落后的俄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国内战争结束后，苏联开始恢复农业建设，并确立重工业化的发展方针，即从机器制造业开始，拉动整体工业发展。到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工业产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工业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位。正是这时期打下的重工业基础帮助苏联打赢了卫国战争。到二战结束后，苏联已成为足以与欧美抗衡的超级大国。而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在面临西方列强封锁的情况下，当时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便成为中国发展重工业的主要技术来源。

1953年-1957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

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尽管“156项”是当时妇孺皆知、举国关注，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工业发展者经常使用的专用词语；但是目前却很少人能说得清它的来源与内涵。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第一，“156项”企业中有近l/3属军工企业，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厂名用代号表示，厂址、产品都属保密范围。第二，与此相关，其他民用项目与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也处于保密状态。第三，有关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有些甚至在历史动乱中被销毁。第四，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企业的主管部门经常撤并，企业产品、厂址、厂名等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原因，使得“156项”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说法很多，而且差别很大。时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中国军工企业大量转产民用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日益深化的今日，这些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产生一个清晰的答案了。

1944年7月，毛泽東、朱德、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在延安王家坪会见美

军“气象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使馆二秘与中缅印战区政治顾问谢伟思（左三），此后，谢伟思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等将领。谢伟思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应给予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关系。但这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了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

确立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方针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東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黨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是从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开始的。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应中共中央邀请，一同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1949年2月2日，朱德和任弼时会见米高扬等人，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派遣500名技术专家，争取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中方以东北的稀有矿藏折价抵付。2月6日和7日，毛泽東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

在6日的谈话中，毛泽東提出总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6月26日到达莫斯科。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泽東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建立统一管理经济的机关，解放的地区正在不断扩大，而且缺乏专家与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并提出：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8月14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1949年12月16日，毛泽東首次访问苏联，受到斯大林欢迎。

毛泽東第一次访问苏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1日，毛泽東、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東访苏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接着由周恩来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协助毛泽東作访苏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毛泽東抵达莫斯科。1950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织座谈会，协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议。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1950年1月初，毛泽東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東同苏联政府谈判。1月22日，在毛泽東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東又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此后，对于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的条款，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中方回答说除铅为中国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其中规定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950年9月30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

条约签订以后，1950年2月17日，毛泽東、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结束了两个月的访苏行程。而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有42个。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请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在原则确定后，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先行回国，李富春同若干助手继续与苏方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八个月。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商定由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用技术设备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包括两个百万吨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冶炼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厂，1个百万吨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16个动力及电力机器厂，7个化工厂，10个火力发电站，2个药厂及一个食品厂。上述91个企业，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50个企业，共141个企业。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

按照协定，在自1953年至1959年的7年期间内，上述141个企业建成后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长，不论在黑色冶金方面，有色金属方面，煤炭、电力、石油方面，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动力机械制造方面，化学工业方面，都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将

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机械方面和国防工业方面将有许多新的产品出现。到1959年，中国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全面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时（1937年）的水平。即钢的产量超过500万吨，煤达到一亿吨，电力在200亿度以上，石油250万吨左右。上述主要产品，是国家工业水平的主要标志。这些企业建设完成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将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1958年毛泽東会见访华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接班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共产黨的支持。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并在前述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

15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

果然，1954年新中国国庆五周年前夕，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東，主动提出交还旅顺基地并废除斯大林时代一些不平等的协定，承诺增加对华援助项目并供给先进装备。同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约，引起苏联和东欧极度紧张，一些居民开始抢购面包存储备战。随后，赫鲁晓夫成立华约组织同北约对抗，并希望中国加入。毛泽東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拒绝了，不过仍于1955年5月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出席华约成立会议。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则说我军武器已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10年。苏方表示可提供现役的新装备，而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

这与斯大林时期相比，算是好多了。早在1949年7月，鉴于解放台湾的需求，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提出购买军用飞机，斯大林当即慷慨答应提供“最先进的飞机”。闻听此言，中共中央内定的空军负责人刘亚楼马上率团前往莫斯科谈判。然而，在他们询问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时，苏方人员却连性能都不相告，只提供二战结束时苏军装备的拉-11螺旋桨战斗机。中方还发现，斯大林甚至让人修改了与刘少奇会谈的记录，把“最先进”改成了“先进”，显然是一时高兴做出承诺后又反悔了。面对中方的质询，苏方吹嘘拉-11性能优于国民党军装备的P-51“野马”战斗机。实际上，二者至多空战水平相近，论航程和对地攻击能力，拉-11远远落后。鉴于苏联是当时新中国惟一可能的装备来源，新建的解放军空军还是接受了几百架拉-1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动员中国参战，承诺保证供应所需武器。同年10月，双方谈妥中国接受的武器以出厂价五折记账，算作苏联对华贷款，同时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

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然而苏联的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旧弹痕。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毛泽東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从中苏蜜月走向彻底决裂

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1955年，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56式加农炮。随后，苏联还转让了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凭此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达到和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此刻世界武器发展已经迈入了核时代，毛泽東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便提出能否

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入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只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然而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東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彈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而作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東必须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毛泽東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干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进入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稳固了个人地位，苏联研制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成功，具备了对美国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手段，不再急需“中国牌”。而中国此时掀起了口号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隐含着把“老大哥”也包括在内。赫鲁晓夫感到受到威胁，于是对中国便以帮助为主转为加强限制。当时苏联虽然帮助中国建设起原子反应堆和核工厂，一些关键技术却迟迟未提供，来华专家也有很大保留，研制工作仍然主要靠中方人员进行。

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東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引起毛泽東震怒：“怎么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那一套又来了？”毛泽東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而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

赫鲁晓夫决定亲自赶到北京“解释”，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在与毛泽東的会谈中，两人就设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问题发生了争执。在被毛泽東严词拒绝与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及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后，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中共是不会没头脑地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毛泽東同志，你们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東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毛泽東的坚持让这个一向粗鲁且不讲原则的苏联领导人怀恨在心，不愿再履行援华协议。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当原子彈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赴中国时，他经反复考虑决

定停运。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出于国际形势，原子彈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同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再次以“吵得一塌糊涂”结束。1960年7月，苏联政府通知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停止履行大多数合同。这同样是赫鲁晓夫不同其他领导人商量的个人决定。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引起中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后来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彈便以停止援助的时间“596”来命名，以示争气。苏联的违约行为固然应该谴责，不过从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历程看，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撤退专家后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完成“两弹一星”当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不过对苏联早期的帮助还应承认有一定作用。

中苏之间的彻底破裂，其间也经过了一个反复的过程。1960年夏天苏联撤退专家后，赫鲁晓夫鉴于同美国对峙仍想争取中国支持，以同年11月刘少奇访苏为契机，又做出一些和缓姿态。当时苏方主动提出，中国可推迟还债，还愿借给100万吨粮食。1961年2月，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提供苏军现役的米格-21战斗机。同年3月间刘亚楼访苏，签订了购买12架米格-21并引进全套生产技术资料的协定。然而短暂的缓和马上因评价斯大林和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的争执而烟消云散，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面对立。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不予支持为由，停止米格-21的援助项目，对华军事援助至此全面停止。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10-2-14 16:0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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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王权”之下没有人。

在这个没有英雄、公民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发表于 2010-2-14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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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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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31日，洛阳轴承厂工人在火车站欢送苏联专家尼〃谢〃伊克良尼斯托夫回国

苏联撤走援华技术专家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

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

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

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

少应超过18000人。同时中国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约为9300人，公

派技术人员约8000人，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

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

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東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而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東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

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此期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國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

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東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初，苏联领导人邀请毛泽東访苏，遭到拒绝。此后，中苏两党从含沙射影的相互指责演变到公开论战，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矛盾激化到破坏国家间的同盟关系。7月16日，苏方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援华苏联专家，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苏方这个决定出乎中方的预料。尽管中方在7月31日请求挽留苏联专家，但遭到拒绝。

1956年，苏联专家参加中国某高校的教学活动。

个别苏联援华专家回国前秘密留下资料

毋庸讳言，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中方工作人员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在华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对苏联政府突然将其召回的决定看法不一，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个别人临行前还秘密为中方留下资料，使国家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向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单方面宣布召回所有在华专家。7月26日，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开始纷纷向中方单位索要布票、木箱，并去百货大楼购物，准备行装。直到7月30日，苏联军事专家负责人巴托夫会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时，才正式宣布全体军事专家将于8月回国。7月31日晚，苏联军事专家出席“八一”建军节宴会时，普遍表现拘谨，尽量避免与中国同事说话。8月4日上午，中方接待单位向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宣读了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及中方复照，当时有102人听取。听了以后，多数人的表示是：这是两国两党的事，可经两国两党谈判解决，并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一位苏联海军参谋长专家在听照会的次日，就把翻译叫到房里说：“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如果能在5—6天内译出，可以给你们。”

在1957年中国开始筹建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讲课也不对中方保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