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

【学习目的】我国吸收和利用FDI（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掌握FDI 在中国的基本发展状况，明确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了解相关的分析结论，思考政府宏观调控FDI的相应政策思路，以期达到解读中国经济，深化认识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

【学习安排】5学时

【学习内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外资收购的民族品牌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民族品牌在被外资收购后已被人们遗忘，而外资品牌则趁机蚕食市场份额；没有消失的，也有不少市场份额萎缩，不复当年之勇。如1990年占有国内市场近20%份额的“美加净”，在上海家化与庄臣合资后，该商标被搁置；1994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上海牙膏厂“中华”牙膏，如今，中华牙膏在市场上的份额已少得可怜；1996年，“活力28”与德国美洁时公司合资，如今这个知名品牌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2000年，乐百氏被达能公司收购，现在乐百氏品牌已基本退出市场；法国欧莱雅2003年收购小护士，5年后的今天，小护士在市场上也几乎销声匿迹；2006年8月，法国SEB（世界小家电头号品牌）获得苏泊尔控股权；2008年7月30日，强生宣布完成对大宝的收购。等等。中国对外开放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肯定FDI 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之余，面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我们不禁要反思“FDI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

一、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回顾

中国作为全球中主要的FDI接受国，已有许多文献就“FDI对中国的作用效应”进行了研究。比如，Chuang Chen，Lawrence Chang和Yimin Zhang(1995)三人从FDI的数量、来源、地理分布以及组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中FDI的作用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FDI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国内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陈浪南、陈景煌（2002）使用中国1981-1998年的有关数据，在新古典模型下将FDI视为一个独立的投入量，考察了FDI对中国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DP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马明和（2003）选取1983-2000年间的有关数据作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但FDI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确实存在着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任永菊（2003）根据中国1983～2002年的有关数据，建立自回归模型（VAR Model）检验发现：FDI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关系。还有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很多类似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以上的中外学者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在测度和研究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FDI对于经济增长存在着积极的作用效应。但是，从就业、对外贸易、技术进步等不同的角度，又有一些学者，对FDI的作用效应提出了异议，如余永定认为：FDI既有增加就业的创造效应，又有摧毁效应，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创造效应高峰期已过，目前其作用的有限性日益明显，外资企业减员高效的用人目标与中国实现工业化、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目标不一致，因此，与FDI 在中国资本积累中的地位相比，FDI 在创造就业方面并不十分理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丁一凡认为：动态来看，FDI投资的企业出口占全国比重的高低与中国初期引资政策有关，中国对外资企业有外汇平衡的要求，中国入世后，强制性规定逐步取消，未来的外资企业可能出现的国内市场导向，将会使其贡献率降低；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高世楫认为：FDI存在表现为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的挤出效应，以及表现为国内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和外国研发机构对国内研发机构排挤的替代效应；等等。

实际上，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对于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不小分歧的。二战后，有影响的左倾发展经济学派，如阿瑟?刘易斯（Lewis），佩必思（Prebisch）等对FDI

持怀疑态度，主张发展中国家为了培育当地“民族工业”应对FDI予以限制；但是主流经济学则是肯定FDI的积极作用的，喜迎FDI被认为是落后国家缩小差距、实现赶超战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目前研究来看，关于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

二、中国吸收和利用FDI的基本情况

（一）FDI总量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FDI发展迅速（参见图1），1985-2008年的24年间实际利用FDI 增长47.2倍。分阶段来看，在1991年以前，FDI增长速度较慢；从1992年FDI超过100亿美元以来至1994年，是引进和利用FDI的高速增长期；1994年到1998年，FDI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并在1999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00年我国初步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利用FDI 出现明显回升迹象，2004年首次超过600亿美元，2007年近750亿元，2008年突破900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数据。

（二）FDI来源地区结构

从FDI的来源地区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主要源自香港，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一些华人地区和国家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对华FDI 规模比例（约占50%），但是美国、日本、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的FDI相对比例增长幅度也较大。以2008年的FDI规模中接近和超过10亿美元的来源地区和国家为例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传统华人地区的香港为410.4亿美元、台湾为19亿美元、新加坡为44.4 亿美元；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中的德国为0.9亿美元、美国为29.4亿美元、日本为36.5亿美元、韩国为31.4亿美元；另外，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为31.4亿美元、维尔京群岛为159.5亿美元；大洋洲的萨摩亚为25.5亿美元；非洲的毛里求斯14.9亿美元。由此可见，当前的大规模FDI 来源地已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其重点地区已经突破了传统华人地区的限制，但是，客观地讲，FDI的来源地还是比较集中的，2004年仅有1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亿美元。（三）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

回首我国实际利用FDI的地区分布情况，从1994年至2003年的10年间，FDI在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分布的集中度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参见图2），从表1来看，全国各地区实际利用FDI的总额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它们都位于东部地区；而排名后五位的分别是：贵州、新疆、宁夏、青海、西藏，它们都位于西部地区。可见，FDI 在全国各地区的分布是相当不均衡的，虽然，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为中西部制定了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投向中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明显增多。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其中1998年以前的FDI数据包括了外商其他投资。

表1：1994～2008年全国各地区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排名

东部地区

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辽宁浙江天津北京河北海南广西

1 2 3 4 5 6 7 8 9 11 13 14

中部地区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黑龙江安徽吉林山西内蒙

10 12 15 16 18 19 21 23 25

西部地区

四川陕西重庆云南甘肃贵州新疆宁夏青海西藏

17 20 22 24 26 27 28 29 30 31

（四）FDI在中国的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FDI在各行业的分布集中度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参见图3），主要集中于制造业（2008年为498.9亿美元）；其次是房地产业（2008年为185.9亿美元）；然后是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与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等。从发展趋势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范围有所扩展，在2004年出现的最新统计口径——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FDI额度达到91609万美元，超过文、体、卫、教育、娱乐社会福利业、采掘业、科研技术服务业与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的额度，规模最小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方面的FDI也有180万美元。

（五）FDI在中国的经营方式结构变化

从1997年以来，我国吸收和实际利用的FDI主要经营方式的结构发生了代表性的顺序变化（参见图4），从2000年以前的合资经营——外商独资——合作经营三大主要方式先后次序，演变为2000年以来的外商独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外商独资所占的比重一路攀升由35.77%上升到近80%，合资经营与合作经营的比重却一路下降，分别从43.08%降至20%和从19.73%降至2%。

三、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于经济增长因子的贡献率分析方面，目前理论界认为比较成熟的是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其形式为：

Y=AKαLβ------------------------------------(1)

这里，A为索罗余值，K为资本，L为劳动力。但是，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作为K的一部分的FDI和由FDI所增加的就业，因此，这里我们将K分解为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资本FDI和K’，K’代表除了FDI以外的其他资本投入；将L分解为LFDI和L’， LFDI代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就业，L’代表其他形式的就业。另外，为了避免国内资本K’同FDI形成资本的资本折旧率计算上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我们这里，还将作进一步的划分即作存量与增量的划分，将FDI、K’、LFDI、L’分别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当年增量，一部分为当年存量，我们这里仅考察增量部分对于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存量部分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涵盖在干扰项中。这样，由（1）式有：

Y=H(FDI)m K’α(LFDI)n L’β------------(2)

H是常数，包括索罗余值A和FDI、K’、LFDI、L’中的存量部分。

取索罗(R?M?Solow)增长模型形式有：

---------(3)

这样，（3）式就代表了从增量角度考察，经济增长速度与作为资本的FDI增量的增长率、K’增量的增长率、FDI类型企业中的就业增量的增长率以及L’增量的增长率之间关系的方程式。其中，m越大代表FDI增量的资本——经济增长效应越大；n越大代表FDI的就业——经济增长效应越大。

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经过计算可得到（3）式所要求的相关数据，带入（3）式，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回归分析后，结果为：

表2：（3）式的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

εm a n βR2 S.E D.W

7.447

(10.826) 0.02361

(2.48) 0.06092 (2.552) -0.00208

(-2.957) -0.00428

(-3.202) 0.906

0.9574

1.525

从表2来看，判定系数R2为0.906，T值、D.W值均通过检验，说明回归结果是成立的。其中，FDI增量的资本——经济增长效应为：每年新增FDI每增长1%带动经济增长0.02361%，与每年新增K’对GDP0.06092的贡献率相比约为其2/5，这说明，FDI作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远低于其他部分的资本贡献率，这也间接说明，从经济建设所需资本投入的角度出发：在目前国内储蓄已经超过30万亿元，储蓄率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外贸持续顺差的情况下，钱纳里（H.B.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的“双缺口”已经得到改善，目前我们充分利用好国内资本比大规模引进FDI将会更有效率。

另外，从每年新增FDI类型企业的就业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FDI的就业——经济增长效应来看：每年新增就业1%，将减少经济增长0.00208%，约为每年新增L’对经济增长负作用的1/2效应。这说明，在存在约1.5亿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和大量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城市中，劳动力就业数量增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而从LFDI和L’两者相比较的情况来看，这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外商企业中的劳动力质量一般情况下要较高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劳动力质量，因此，外商企业劳动力数量增量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要小于其他类型企业中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二）FDI的就业效应

前面我们分析了FDI的就业——经济增长效应为负。一般来讲，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中，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相一致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就业增加与经济增长并不具备明显的正相关性，如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率在由80年的9.76%升至90年代的10.14%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却由80年代的0.344降至90年代0.117，这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目标并不一定要死守GDP增长作为单一目标，在某些情况下，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兼顾就业目标也不失为一项明智的决策。因此，我们衡量FDI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还需要考虑以就业目标为导向的就业效应。

我们构建FDI、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用G来表示）同全社会就业人员数（用w来表示）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LnW=aLnFDI+bLnG+ε -------（4）

其中，ε为随机扰动项。

这里，选择FDI作为自变量是因为：FDI作为资本直接投资于企业具有创造就业的效应，其系数a越大表明FDI在微观层面（企业内部）创造就业的能力越强；选择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作为自变量是因为：其比例越高越说明行业中FDI类型企业挤占其他类型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多，其系数b越大表明FDI类型企业在宏观层面上对其他类型企业的挤出效应对就业的影响越强，也就表示，FDI创造出的就业是建立在对其他类型企业摧毁就业基础上的可能性越大。

以上的W、FDI、G各项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我们将其带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表3：（4）式的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

ε a b R2 S.E D.W

10.542

(332.542) 0.05833

(18.978) -0.0764

(-14.090) 0.969

0.009225

0.616

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项检验指标均通过检验，“FDI和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对全社会就业具有影响”的假设是成立的。当FDI每增加1%的时候，可引起全社就业增加0.0583%；当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每增加1%的时候，可引起全社会就业减少0.0764%。这说明：第一、FDI规模扩大对就业岗位增加具有直接的创造效应；第二、FDI对其他形式固定资产投资的替代会减少全社会的就业岗位，其效应弹性为0.0764,即FDI规模扩大对就业岗位增加具有间接的摧毁效应，这一点结论同余永定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FDI的就业效应虽然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FDI规模扩大对就业具有直接的创造效应；但是从整体行业来看，FDI的规模扩大则表现为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的摧毁效应。

（三）FDI的出口效应

从影响FDI类型企业出口的因素来看，世界出口总额（TX）、国内生产总值(Y)、FDI、人民币兑美元外汇汇率（AR）对于FDI类型企业出口额（FX）具有重要影响。其中，TX反映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是出口企业面对的国际市场需求状况；Y代表国内市场需求的状况与国内供给能力的变化；FDI代表企业的规模变化；AR表明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将以上因素作为自变量，将FX作为因变量，可以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LnFX=aLnTX+bLnY+cLnFDI+dLnAR+ε---------(5)

然后，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为：

表4： (5)式的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

ε a b c d R2 S.E D.W

-15.091

(-13.644) 1.061

(4.183) 1.439

(8.068) 0.07429

(2.408) -1.0

(-4.164) 0.997

0.06979

2.531

从表4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与世界市场的需求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世界市场总出口额每增加1%，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就相应增长1.061%；第二、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与国内经济增长呈现出更强的相关性，经济增长1%可带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相应增长1.439%，这说明，国内市场需求比国外市场需求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更具有推动力；第三、FDI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呈现较弱的相关性，FDI每增加1%可引起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增加0.07429%；第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每上升1%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减

少1%，这一点结论同传统理论是不一致的，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FDI类型企业大都是“两头在外”的经营方式，人民币贬值增加了其进口要素的采购成本，从而抑制了其出口。总之，从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相关因素的影响度来看，FDI对于出口的推动作用相当于国内经济增长对于出口推动作用的1/20，相当于世界市场需求拉动作用的1/14，相当于汇率调整刺激出口作用的1/13，这也就是说，FDI直接作用于出口企业对于刺激出口的作用并不是十分理想。对此，我们有这样的思考：作为中国出口增长重要推动力量的外资企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1985 年的外资企业涉及的出口仅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1%，2000年是47.9%，而2008年的这个数字是55.3%；但是，在中国国内来自国外的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如此快速增长的真正支撑力却不是来自国外的FDI，而是来自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推动力以及代表国家出口政策的汇率制度，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原来“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出口”是并不等于“FDI在推动中国出口”的。可以推想，如果减少吸收FDI是并不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重要的影响的，而且如果考虑到未来外资企业的大量利润回流，外资企业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的巨大黑洞，则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给FDI以“国民待遇”，实施“稳健”的吸收、利用FDI政策则是相当可取的选择。

（四）FDI的技术进步效应

目前学术界对于内资部门是否获得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量外资流入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FDI对中国工业的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FDI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变量之一。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资企业凭借在技术、原材料来源、规模经济、销售渠道和产品开发更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抢占了市场份额，在短期对内资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大量FDI流入使得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进展缓慢，形成严重的技术依赖。一般来讲，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和模仿途径产生的溢出效应；一是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我们在这里，采用Kokko在1994年提出的“通过内外资企业互动考察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的思想，和以Blomstrom与Persson 、严兵的建模方法为基础，构建了如下联立方程模型：

----------（6）

-------------------（7）

该模型可以从“学习和模仿产生溢出效应”、“内外资企业竞争产生溢出效应”两个方面来衡量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其中，LRd、LRf分别代表内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其越大表明企业的技术进步越大；、分别代表内外资企业的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表明内外资企业人均资本密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越大；、分别代表反映内外资企业规模大小的“企业平均资产”，、越大表明内外资企业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越大；代表外资企业资产占国内总资产的比率，它表明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参与程度，越大表明随着FDI 在国内参与度的增大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也越大，这是“通过模仿和学习产生的溢出效应”；、分别作为对方的解释变量，代表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越大表明“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越大。

我们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可以得到（6）、（7）所要求的数据，对其做回归分析的结果为：

表5：（6）、（7）的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

R2 S.E D.W

1.208 (0.448) 0.793 (

2.530) -0.351 (-0.317) 1.073 (2.374) 0.285 (0.485)

0.998 0.01497 3.404

R2 S.E D.W

0.114

(0.242) 0.524

(2.944) 1.158 (2.776) 0.358

(3.105) 0.995 0.0161 2.506

从表5可以看出：第一、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均资本密度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具有正效应，且内资企业大于外资企业，这说明：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更依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第二、内资企业不具备规模经济，即规模扩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相关性，而外资企业具备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这说明：内资企业存在无效率规模扩展问题；第三、随着FDI在国内参与度的提高对于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即FDI对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通过模仿和学习产生的溢出效应”；第四、外资企业参与国内竞争对于内资企业不具备相关性，即外资企业没有对内资企业产生“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而相反的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促进了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一定的“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这表明：当内资企业在某一方面产生技术进步时，外资企业凭借其较强的研发能力，在竞争对手实力提升的情况下，可以很快进行技术创新与改进来提高自身竞争实力，而内资企业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往往不能够变压力为动力，有相应的技术进步与创新。

总之，FDI的技术进步效应表现为：内资企业通过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先进技术获得了溢出效应，但是对于提升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不具备溢出效应。当然，FDI 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非常复杂，还可以分行业进行分析，严兵对1998～2003年工业部门35个行业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部分行业的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陆续呈现出来，这说明，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提升，开始具备一定的抗衡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了。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我们借鉴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学上的SWOT分析方法，构建了FDI的COPT分析表来总结前面所展开的实证分析，如下：

表6：FDI的COPT分析表

机会（Opportunities）威胁 (Threats)

总量规模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利用FDI快速增长

来源地区突破传统华人地区，扩大范围主要来源地依然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

地区分布不均衡，偏重于东部地区

行业分布分布范围有所扩展过度集中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

经营结构独资经营方式比重上升超过66%

贡献 (contributions) 问题 (problems)

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正效应是内资企业的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2/5

就业——经济增长效应好于内资企业的就业——经济增长效应负效应

就业效应微观层面的创造就业效应宏观层面的间接摧毁就业效应

出口效应2008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总额的55.3% FDI的出口效应相当于国内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1/20，相当于世界市场需求拉动作用的1/14，相当于汇率调整刺激出口作用的1/13，“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出口”是并不等于“FDI在推动中国出口”的。

技术进步效应内资企业获得了通过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先进技术产生的溢出效应内资企业没有获得有助于提升自主研发的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通过表6，可以一目了然FDI进入中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潜在机会与威胁、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分析结论，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一）由普遍式的“贵宾待遇”向重点式的“贵宾待遇”+普遍式的“国民待遇”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初，给外资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加速其向制造业的流动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国产化能力迅速提高，与世界制造业发达国家接轨将是我国的主要目标。目前的外资企业过度集中于制造业，如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等行业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如制造业转移中的核心技术空洞化、对本土企业的成长抑制、对民族品牌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将会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对这些一般制造业应该取消贵宾式的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其重点转向鼓励外资企业参与传统企业的改造，如对汽车、机械制造行业的核心技术的转移等；而对于那些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讯、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新型制造业应该实行重点式的贵宾待遇。

（二）由“市场引导型”向“区域协调发展型”的兼顾

按照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原则， FDI必然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势必加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东部地区应该在继续保持吸收外资优势的同时，减少各项优惠政策，吸收FDI的重点放在促进FDI的技术进步效应提高上；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因为西部地区同时要担负着资源守恒的重任，因此重点应该放在东北部地区以配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战略的实施。

（三）由“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的转变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大都以吸收和利用FDI的数量多少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指标之一，而忽略了吸收、利用FDI的质量情况。在全球的FDI流出总量中，欧盟和美国一直占据着70%左右，而且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绝大多数都聚集在美国和欧盟地区，但是从2008年我国吸收、利用FDI的前11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情况来看，美国处于第五位，德国处于第11位，与这些国家的FDI流出总量相比，我国仍然占据很小的份额。因此，从来源地区角度，促使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对我国的投资，将是改善FDI质量的主要途径。

（四）由“拉郎配”向“婚介所”的转变

目前企业经营形式由中外合资为主转变为外商独资为主，反映的正是：开放之初为了直接学习到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由政府推动的“拉郎配”的失败，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根据双方需求以优势互补为原则推进合资的“婚介所”的缺乏。所以，针对外商独资化倾向的特点，仍应该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引导为基本原则，政府需要提供一个“信息完全”的中外企业进行合资的交易平台；企业要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具备与外资企业唱“对手戏”的能力。

（五）由“孤岛”经济向“总部”经济的转变

“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推动作用不等于“FDI的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是内资企业的2/5”、

FDI对出口的推动作用”以及“内资企业没有获得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溢出效应”等，这些问题都说明FDI参与中国经济的结果是“获得”大于“付出”，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增长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实现，而反过来并没有培植国内企业的自主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利用FDI

的思路要进行转变：由“孤岛”经济走向“总部”经济。我国的外资企业出口大都是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从产品研发、原料供应，技术设备一直到销售市场都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形成一种“孤岛”经济。这样势必造成降低中国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中的参与程度，逐步沦为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链上的一个低附加值环节，当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飞地经济”就会离我而去。而“总部”经济强调的是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产业关联度紧密，为当地企业提供信息，促进技术升级，培训人才和资金支持，发展培育当地的供应商，跨国公司将东道国视为海外转移的总部基地。这样，将会促进伴随FDI而产生的溢出效应的发生，特别是通过培育东道国企业的R&D能力，促进通过竞争而产生的溢出效应的提高；通过资本、技术、人才的全面融合，FDI将转变在东道国的“国中国式”的“孤岛经济”，实现对东道国的内生式生产能力的提升。

总之，本着以整体上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为立足点的原则，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吸收和利用FDI的战略应服从于国内的基本战略，服从于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的取向。

【参考文献】

竺彩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