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流派

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但这一时期是欧洲人学习、翻译“外语”（阿拉伯文、拉丁文、希腊文）的时期，换言之，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和理论基础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那里借来的。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它包括两种伟大的古典语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因此，可以说，没有希腊语和拉丁语，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萌芽。

拉丁语（Latina Lingua）与希腊语同为影响欧美学术与宗教最深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是一种已灭亡的语言，在9世纪，通俗拉丁语发展为多种罗曼语言。

拉丁语原本是意大利中部拉提姆地方（Latium，意大利语为Lazio）的方言，后来则因为发源于此地的罗马帝国势力扩张而将拉丁语广泛流传于帝国境内，并定拉丁文为官方语言。而基督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语更加深其影响力，从欧洲中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罗马天主教为公用语，学术上论文也大多数由拉丁语写成。现在虽然只有梵蒂冈尚在使用拉丁语，但是一些学术的词汇或文章例如生物分类法的命名规则等尚使用拉丁语。

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皇帝时期使用的文言文称为“古典拉丁语”(Classic Latin)，而2-6世纪民众所使用的白话文则称为“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而通俗拉丁文在中世纪又衍生出一些“罗曼语族”(Romance)，包括中部罗曼语：法语（French）、意大利语（Italian）、萨丁岛（Sardinia）方言、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西部罗曼语：西班牙语（Spanish）、葡萄牙语（Portugese）；与东部罗曼语：罗马尼亚语（Romanian）。十六世纪后西班牙与葡萄牙势力扩张到整个中南美洲，因此中南美洲又称“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

罗曼语和拉丁语的区别在于，罗曼语都失去了很多单词的语法变化词尾、特别是名词的变格词尾，已经完全丧失（一些代词除外）。（名词变格在罗马尼亚语中仍然有所保留）。

德国雅各·格林（Jakob Grimm）提出，属于印欧语的语言不仅有共同的词汇和共同的形态，语音的变化很有规律。例如：印欧语“带”*bher 和“兄弟”：梵文bhar-āmi –bhratar 拉丁文fer-o –frater 希腊文phér-ō- phrátēr 俄文бр-ать(бер-у, бер-ёшь) –брат日耳曼语-英文bear –brother

对应规律从上面的例子可见，在共同的词汇里（来自原始印欧语的词汇，即同源词）梵文bh-对应拉丁语f-对应希腊文ph-。这种规律叫对应规律。当不同语言中几个单词(这里:"带","兄弟",但是有很多相同的例子)显示出同样的对应规律时，这些语言之间有对应关系。分析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规律以後，历史语言学的任务乃是设想原始语的哪种音演变成对应规律所表现的不同的音。例如,格里姆认为，bh-：f-：ph-这种对应规律是原始印欧语*bh-的不同表现：梵文的发音与原始语最相近。

语音对应规则

格里姆定律是印欧语的一个重要的语音对应规则,可简略介绍如下：梵文的浊送气塞音（bh-，dh-，gh-），对应希腊文的清送气塞音（ph-，th-，kh-），对应拉丁文的擦音（f-，f-，h-），对应日耳曼语的浊塞音（英文的b-，d-，g-）。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浊塞音（b-，d-，g-），对应日耳曼语的清塞音（英文的p-，t-，k-）。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清塞音（p-，t-，k-），对应日耳曼语的擦音（英文的f-，th-，h-）。格里姆定律指出，原始印欧语原来有三套塞音: 清不送气塞音(相当于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全清) 浊不送气塞音(相当于全浊) 浊送气塞音在这种构拟系统中，没有清送气塞音(次清)，因为这些塞音只出现在梵文里，而大部分是拟声词，借词或者某种特殊音变(例如:*st- > sth-)而来的,原来没有这套塞音。格里姆对各种语言经过的语言演变提出了下列规则: 梵文保留了原始的发音希腊文的浊送气塞音清化了,变成清送气塞音,不送气塞音不变

拉丁文的浊送气塞音变成擦音,不送气塞音不变

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由卡尔·维尔纳于1875年提出，该定律描述了发生在原始日尔曼语（PGmc）中的一次历史音变，指出了，出现在非重读音节的末尾的清擦音*f, *þ, *s 和*x，经过浊化转变成了*b, *d, *z和*g。

发现了格林定律以后，在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规则现象。原始印欧语（PIE）的清塞音*p, *t, *k 按照格林定律本应该在原始日尔曼语中分别转变成*f, *þ（齿间擦音）和*x(舌根擦音），通常情况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一大批的同源词中，以其在拉丁语、古希腊语、梵语、和波罗的语中的形态可断定其PIE音素是*p, *t, *k，在日尔曼语中却表现为浊塞音*b, *?, *g。起先，少许的「异常」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学者们更热心于发现更多「规则」的实例。然而，终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不再满足于这些「听话」子集，而是决心要构建出普遍适用的「无例外」的音变规则体系。一个由PIE的*t 到PGmc的*d 的典型例子是*ph?tēr（「父」，*h?表示喉音，e上的一横是长音记号）与*fa?ēr 的对映（而不是预期的*faþēr )。有趣的是，同为亲属称谓且结构也相似的PIE：*b?reh ?tēr（「兄弟」）所对映的PGmc：brōþēr则完全符合格林定律。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经常会发现，与PIE：*t对映的*þ 和*?还可以分别出现在同一词根的不同形态中，如*werþ-（「转」）字的单数第三人称过去时为*warþ，而复数型和过去分词却作*wur?-（加相应的屈折词尾）。解答卡尔·维尔纳第一个开始去探求，究竟是什么因决定了这两种结果的分配。通过观察，他发现，这些发生了不按「规则」的浊化的清擦音不会出现在词首，而且前临的元音在PIE中都是非重音。在现代日尔曼语中重读音节多固定在词首，但是原始的PIE重音位置很多都在希腊语和早期梵语中保留了下来。*ph?tēr 和*b?reh?tēr之间最要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重音在第二音节，後者却是位于词首（cf.梵语的pitā和bhrātā）。类似的，*werþ-和*wur?- 的差异也因重音位词干和屈折词尾（首音节轻读）的不同而得以解释。还有其他一些符合维尔纳定律的例子，比如：现代德语的ziehen | (ge)zogen （「拉」）< PGmc. *tiux- | *tug- < PIE *déuk- | *duk´- （「引」）. 维尔纳定律还有一个伴随产物：即在此规则下，PIE 中的s 在PGmc的某些词中转变成了z。继而，在斯堪的纳维亚语和西部日尔曼语支的德语、荷兰语、英语和弗里斯兰语中，z 又转变成了r ，维尔纳定律解释了某些屈折变化中/s/和/r/的交替。比如，古英语动词ceosan （「选」，现代英语作「choose」），复数过去时为curon 过去分词为(ge)coren < *kius- | *kuz- < *?éus- | *?us-（「尝，试」）。假如声母未发生转变的话，coren的词形可能会一直保存在英语中（cf. kiesen : gekoren（choose，古语））。但是维尔纳的/r/在「were」（现代英语系动词「是」的复数过去时）中就没有被磨灭——were < PGmc. *wēz- 与was （「是」的单数过去时）对立。类似的lose(英语lost「丢失」的弱化形）也有一个forlorn 与之相配（cf.荷兰语verliezen : verloren；在德语的对映词中，/s/已经磨灭，lose 对映为verlieren，forlorn对映verloren）。

维尔纳定律的时限日尔曼语言发生了重移至词首的转变之後维尔纳定律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古语的重音位置纔是导致此类浊化的必要条件，从清辅音向相应浊化变体转变所依赖的环境被重音的移动取消了。然而最近有观点认为维尔纳定律在「後」格林定律时代仍然有效。专家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转化方向相反最终结果也有可能是一样的。

意义卡尔·维尔纳于1976年在历史语言探索杂志上发表了题为Eine Ausnahme der ersten Lautverschiebung（「一个音变特例」）论文中阐述了他的发现。但是早在一年前在他写给Vilhelm Thomsen（维尔纳的朋友和导师）的一封私信中他就已经简要地讲述了这一理论。

维尔纳的发现在年青一代比较语言学家——所谓新语法学家——中间激起了极大的热情。因为它为新语法学家们所追求的无例外的音变规则("die Ausnahmslosigkeit der Lautgesetze")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元音大推移（英文：Great V owel Shift）是英语发展史上的一次主要的语音转变，开始于14世纪，大体完成于15世纪中期，由大都会和港口城市向乡村的扩散一直持续到16世纪。转变主要体现在英语长元音的变化上。

最先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是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元音大推移”的说法就是由他提出的。

下文逐条阐示主要几类元音转变的大致历程。除了有很多例外，还有一些并未全部些完成的情况——指转变只发展到了中间的某一阶段。一些转变同时伴随有正字法的改革。

中古英语的/a?/ (ā)首先是变成[??]随后高化作[??]、[e?]，继而大部分转变成现代英语的[e?]（如“make”中的“a”）。古英语的ā到了中古时期就转变成了[??] ，跟现代英语的双元音/e?/没有对映关系。

中古英语的/??/先是高化作[e?]随之继续高化成现代英语的[i?]（如“beak”的元音）。在一些以复辅音开头词中，元音未完全高化成[i?]而是作[e?]（如“break”的元音）。

中古英语的/e?/高化作现代英语的[i?]（如“feet”的元音）。

中古英语的/i?/先是复化成[?i]，接着可能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的[??]，最终转化成了现代英语的[a?]（如“mice”中的“i”)。

中古英语的/??/ 首先是高化作[o?]，19世纪时又发生复化，最终转变成了当今现代英语的[o?] 或[??]（如“boat”的元音）。

中古英语的/o?/高化成现代英语的[u?]（如“boot”的元音）。

中古英语的/u?/大多数情况下先复化作[u?]，随后是[??]，最终于17世纪变成现代英语的[a?]（如“mouse”中的“ou”）。在双唇辅音前转变没有发生，[u?]音仍然保留（如“soup”中的“ou”）。[1]

也就是说，make 的元音本来与现代英语father 中a 的发音相同；feet 的元音原本读如拉丁语的长音e ；mice 中的i 原本与feet 中ee 的现代音相同；boot 的元音原本读如拉丁语的的长音o ；mouse 本来与moose 的现代音相同。

大推移在英语圈内的影响是不均匀的，在各地方言的口语和书面与中可以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推移现象，比如大多数苏格兰人所讲的口语。

元音大推移舌位变化示意图

（闭）

ｉ:→[e?]（[??]←）[o?]←ｕ:

↑（→[a?]）（[a?]←）↑

ｅ:ｏ:

↑↑

ε:?:

↑

ａ:

（开）

大推移中各元音的音值转变是同时发生的，这种现象在语言学术语中被称作“链推”。简单的讲，比方说有A、B两个音位，如果A的音值发生了转变，以至与B的音值相同或十分接近，这将导致音位B发生相应的转变，改变其原来的音值以保持与A区别。比如在元音大推移中，/o?/取代了/u:/的位置，/u:/就相应地转变成了[a?]。

成因

大推移的发生，其确切的原因和它那惊人的速度一直是语言学和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谜。但是有一些理论将它归因于黑死病后英格兰东南部大量涌入的移民：操各种方言的人群汇聚于在一起，出于交流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调整各自的发音习惯，中间的调和型的发音在伦敦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规范继而向各地扩散。

其他语言中的类似现象

与英语同语族的德语、冰岛语和荷兰语也经历过类似元音大推移初级阶段的语音转变：长音i 变成了/ai/（德语）和/?i/（荷兰语）（比如德、荷、英的同源词“冰”:Eis, ijs, ice），长音u 变作/au/（德）和/?y/（荷）（比如德、荷、英的同源词“房子”：Haus，huis, house）。这就是为什么德文会以“ei”来拼写/ai/的发音，荷兰文对应发音/?i/的拼写竟然是“ij”，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两种文字拼写则更接近实际的发音。

第二章语音

1. 什么是语音？语音与一般声音有什么区别？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负载着一定的意义，并作为语言符号系统载体的声音。与一般声音的本质区别是：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这种声音负载着一定的意义，并且是作为语言符号系统载体的，而一般的声音不具备这些特点。

2. 什么是音高？音高在语言中的作用如何？

音高指声音的高低，它决定于振动的频率。作用：在汉语等声调语言中，音节内的音高变化构成能够区别意义的声调。在任何语言中，音高变化都是语调的主要构成要素。

3. 什么是音强？音强在语言中有什么作用？

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它决定于振幅的大小。音强变化在许多语言中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英语、俄语等语言的词重音，汉语的轻声都与音强的变化有关。比如英语中的content['kntent]是名词，意思是“内容”；content[kn'tent]是形容词，意思是“满意的”。北京话中的“地道”的第二个字如果读成轻声，是形容词，意思是“纯正的”；如果不读轻声，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坑道”。

4. 什么是音长？音长在语言中有什么作用？

音长就是声音的长短，它决定于振动持续的时间。音长变化在许多语言和一些汉语方言中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比如英语中的pool[pu：l]（水池）与pull[pul]（拖、拉）、汉语广州话中的[sa：m55]（三）与[sam55]（心）都是利用长短音的对立来区别意义的。

5. 什么是音质？从声音的产生来看，音质的不同取决于哪些因素？语言中的音质的不同具体有哪些因素决定？音质在语言中的作用如何？

音质又叫音色，指声音的个性或特色，是一个声音区别于其他声音的基本特征。从声音的产生来看，音质的不同取决于下列因素：发音体、发音方法和共鸣器的形状。语音中的音质也由这三个因素决定。具体来说，语音中的音质决定于：（1）声带振动不振动，这是发音体。（2）肺里呼出的气流所碰到的阻碍用什么方法克服，这是发音方法。（3）肺里呼出的气流在什么部位受到阻碍，如果没有受到阻碍，口腔的形状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都会造成共鸣腔的不同形状。作用：对人类语言而言，音质是声音四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对区别不同的语言形式，从而区别不同的意义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比如汉语普通话“湖”（hú）与“河”

（hé）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就是靠u和e之间的音质差别来区别的。英语里的fat（肥胖的）和vat（大桶）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就是靠f和v之间的音质差别来区别的。

6. 为什么说语音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

语音虽然具有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等自然属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语音的社会属性”，这是语音区别于其他声音的本质属性。语音的社会属性首先并主要体现为：语音是和语言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其次体现为语音的民族性。任何民族语言在语音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系统，这种系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形成的，都是特定社会独特选择的结果。不同的语言会使用不同的语音，如英语中使用的[？，？，？，？]四个辅音，汉语普通话就不用。即使相同的音，在不同语言中也会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如[p]和[p？]在汉语普通话里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都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在英语中，没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只是同一个语言单位的两个变化形式。还体现为语音的地域性，即同一语言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有不同的语言系统，使用不同的语音，赋予语音不同的功能和价值。汉语北京话和苏州话就具有不同的语音系统。语音的这种地域特征同样是由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生理条件决定的。

7. 元音和辅音的区别。

（1）发元音时，声道完全开放，气流在整个声道内顺利通行而不受任何阻碍；发辅音时，声道的某一部位封闭起来而形成阻碍，气流必须克服这种阻碍才能通过，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2）发元音时，发音器官各个部分的紧张程度是均衡的；发辅音时，形成阻碍的部位特别紧张。（3）发元音时，气流较弱；发辅音时，气流较强。（4）发元音时，声带振动；发辅音时，声带不一定振动。

8. 舌面元音音质的不同取决于哪些因素？

舌面元音音质的不同取决于舌位的高低、前后，嘴唇的圆展。

9. 掌握大纲规定的16个元音：[i][y][e][？][？][a][u][？][o][？][？] [ɑ][？][A][？][？]。这些元音的发音特征的描写是：

[i] 舌面前、高、不圆唇

[y] 舌面前、高、圆唇

[e] 舌面前、半高、不圆唇

[？] 舌面前、半低、不圆唇

[？] 舌面前、次低、不圆唇

[a] 舌面前、低、不圆唇

[u] 舌面后、高、圆唇

[？] 舌面后、半高、不圆唇

[o] 舌面后、半高、圆唇

[？] 舌面后、半低、不圆唇

[？] 舌面后、半低、圆唇

[ɑ] 舌面后、低、不圆唇

[？] 舌面央、中、不圆唇

[A] 舌面央、低、不圆唇

[？] 舌尖前、高、不圆唇

[？] 舌尖后、高、不圆唇

10. 什么是音位？如何理解音位的概念？

音位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划分出来的语音单位，是特定语言或方言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这个定义包含了四层意思：

第一，音位具有区别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作用，这叫做“辨义功能”。例如汉语[pa35]

（拔）、[p？a35]（爬）、[ma35]（麻）、[fa35]（乏）这四个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区别是由[p]、[p？]、[m]、[f]这四个音素的不同造成的，因为这四个音节除了这一部分的语音单位不同外，其他部分都相同，即，这四个语音单位起着区别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作用，因此这四个语音单位分属于四个不同的音位。

第二，音位是一种最小的语音单位。音节也是一种语音单位，但它是语音结构单位，多数情况下一个音节是两个或更多的音的组合。一个音位不可能是几个音的组合。

第三，音位是由一组彼此的差别没有辨义作用而音感上又相似的音素概括而成的音类，即音位是语音类型单位。音素也是一种语音单位，而且也是“最小的”，但是音位与音素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音素是指可以发出、可以听见的具体的声音，音位却是一种抽象的类型；其次，一个音素只是一个音，而一个音位则可以包含好几个音素，它是由好几个发音特点相类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音素组成的群。

第四，音位属于特定的语言或方言。只有同一语言或方言中的音，才有条件分析归纳音位问题。比如上海话的“大”念[da]，而这个字北京话念[ta]，是不是上海话的[d]与北京话的[t]属于同一个音位？我们说，这两个音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方言，无从讨论归并音位问题。音位是特定系统的成员，每个音位都是和系统中别的音位相对而规定出来的。同在舌尖前塞音这个聚合中，上海话里的/d/跟/t/、/t？/相对立，北京话里/t/跟/t？/相对立，不同的音位系统各自对立的关系不同。

11. 举例说明归纳音位应遵循的三个原则。

三个原则为“对立原则”、“互补原则”、“语音相似原则”。归纳音位首先应根据具体语言或方言中音素之间的关系。对立和互补是语言里音与音之间的两种重要关系。对立关系是指不同的音素可以出现在相同的语音环境里，其差别起着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即具有辨义功能，因而分属不同的音位。从归纳音位上说，这叫“对立原则”。比如将汉语普通话的[p]、[p？]、[m]、[f]、[t]、[t？]、[n]、[l]分立为不同的音位，实际上就是依据的这一原则。互补关系是指几个不同的音素各有自己的出现环境而从不在相同的语音环境里出现，不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并为一个音位。从归纳音位上说，这叫做“互补原则”。比如汉语普通话[][][][ɑ]四个音素出现的语音环境各不相同，[？]出现在[i]、[y]与[n]之间，[a]出现在[i]、[n]之前，[A]出现的环境是无韵尾，[ɑ]出现在[u]、[？]之前，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地方不会出现其他三个元音，[a]、[A]和[ɑ]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互补分布而不对立，可以归并为同一个/a/，它们就是/a/的四个条件变体。

互补关系是归纳音位条件变体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还要看它们在语音上是否相似，看它们的音质差异是否可以从各自出现的语音环境中得到解释。只有在互补分布而又语音相似的条件下，才可以把几个不同的音素归并为同一个音位。这是归纳音位的“语音相似原则”。比如英语里[p]和[ ]是互补的，而且虽然在汉族人听来差别很大，但英美人听起来却觉得差不多，甚至听不出这是两个不同的音，因此它们可以归并为一个音位。汉语普通话里的[p]和[？]也是互补的，[p]只出现在音节的开头，[？]只出现在音节的结尾，但音质差别太大，所以只能让它们分属不同的音位。

12. 语流音变的含义及其类型。

在连续的语流中，一个音可能由于邻近音的影响，或自身所处地位的不同，或说话的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而在发音上产生一些变化，这种现象叫“语流音变”。常见的语流音变现象有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增音等。

（1）同化。语流里两个不同的音，其中一个因受另一个影响而变得跟它相同或相似，这种现象叫“同化”。同化可分为“顺同化”和“逆同化”，由前面的音影响后面的音而产生的同化叫顺同化。例如英语的legs（腿，复数）中的s本是清音[s]，由于受前面浊音[g]的影响而变为浊音[z]。由后面的音影响前面的音而产生的同化叫逆同化。如英语in[in] + bed[bed]

→in bed[im bed]，in里的[n]受后面双唇塞音[b]的影响，由舌尖鼻音变为双唇鼻音[m]。

（2）异化。语流中两个相同或相近的音，其中一个因受另一个的影响而变得不相同或不相近，这种现象叫“异化”。如北京话：慢[man] + 慢儿[mar]→慢慢儿[mai mar]。“慢”的韵尾受后面鼻辅音[m]的影响，由鼻辅音[n]异化为元音[i]。

（3）弱化。语流中有些音在发音上变弱，这种现象叫“弱化”，如汉语的轻音就是弱化音节。辅音的弱化常表现为清辅音弱化为浊辅音，塞音、塞擦音弱化为擦音。如：喇[lA] + 叭[pA]→喇？叭[la b？]“叭”里的清辅音[p]处在轻音音节里，弱化为浊辅音[b]。元音的弱化常表现为复元音弱化为单元音，其他单元音向央元音靠拢或变为央元音。元音的弱化跟轻重音有关，在轻音音节或非重读音节里元音大都要弱化。如北京话：妈[mA] + 妈[mA]→妈o妈[mA m？]“妈”里的低元音[A]处在轻音音节里，弱化为央元音[？]。在有声调的语言里，弱化音节的声调也会发生变化。如汉语普通话的轻音音节失去原有的调子，变得短促，调值依前面一个音节的声调而定。

（4）脱落。语流中某些原有的音消失了，这种现象叫“脱落”。脱落常出现在语速较快的话语里，而且往往是进一步弱化的结果。比如北京人说话，在语速较快时轻音音节常会出现一些脱落现象：豆[t？u] + 腐[fu]→豆o腐[t？u f]。

（5）增音。语流中有时加进了原来没有的音，这种现象叫“增音”。如北京话“这儿、那儿、哪儿”有些人说成“这合儿、那合儿、哪合儿”，在[？r]前面加进了一个舌根辅音[x]。

13. 韵律特征的特点及其在不同语音层次上的表现。

韵律特征又叫“超音质特征”或“超音段特征”，指的是语音中除音质特征之外的音高、音长和音强方面的变化。韵律特征的构成要素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永远只能和音质成分同时出现，自身不能单独占据一个时间段落；二是它们都是一种对比性特征，对韵律特征而言，重要的不是音高、音长、音强方面的绝对值，而是这些方面的相对值，也就是通过与同类特征的对比而存在的音高、音长和音强的变化形式和幅度。韵律特征在不同语音层次上表现为：从音位层次上看，音长的变化可以构成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长短音”；从音节层次上看，音高变化可以构成“声调”；从音节组合层次上看，音强等因素的变化可以构成轻重音；从语句层次上看，音高、音长、音强等因素的变化可以构成语调。长短音、声调、轻重音、声调都是韵律特征的构成要素。

14. 音节的音高在不同语言里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

任何一种语言里的音节都有一定的音高，但是音节的音高在不同语言里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在有的语言里，音节的音高可以区别词义或语素义。在这些语言里，每个音节单说时都有固定的音高形式，音节的音高形式不同，表示的意义也就不同。比如汉语普通话[kuo55]（锅）、[kuo35]（国）、[kuo214]（果）、[kuo51]（过）四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其不同的意义完全是由音节的音高变化来区别的。这种音节所具有的能区别词义或语素义的音高变化就叫做“声调”。有声调的语言叫做“声调语言”。汉藏语系里除个别语言外，都是声调语言，如汉语、藏语、苗语等。在另一些语言里，音节虽然也有高低升降的音高变化，但这种音高变化只能起改变语气的作用，而不能区别词义或语素义。比如在说英语red（红的）这个音节时，音高可以逐渐上升以表示疑问语气，也可以逐渐下降以表示陈述语气，但无论音高怎样变化，“红的”这个词义都不会因此而改变。这种没有声调的语言叫做“非声调语言”，印欧语系的语言一般都是非声调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

15. 试论述“重音和轻音通常都是由音强、音高、音长、音质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表现的，而不仅仅同音强的增加减弱有关”。

重音指音节组合中某个或某些音节听上去比较突出的现象。重音通常都是由音强、音高、音长、音质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来表现的，而不是仅仅同音强的增加有关。实验证明，英语、法语、俄语和其他一些语言的重音都不是以音强的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比如英语，总

的来说音高和音长对表现重音所起的作用都要比音强大。在实验中，人们发现英语中音高较高的音节比音高较低的音节容易听成重音，有音高上升或下降变化的音节比没有音高变化的音节容易听成重音。音长较长的音节更容易听成重音音节。重音的改变往往会使音质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对表现重音也起一定的作用。比如，英语？conduct[？k？nd？kt]（品行），重音移到第二个音节时，要读成con？duct[k？n？d？kt]（引导），重音的改变使元音的音质也发生了变化。总之，重音通常是由诸多因素共同来表现的。轻音指音节组合中某个音节听上去比较微弱的现象。轻音的特征同音强、音高、音长、音质等方面的变化都有关系，而并非只同音强的减弱有关。实验证明，汉语普通话的轻音主要表现为与重音音节相比，音长大大缩短，同时失去原有的声调，音强减弱，音质出现弱化和脱落现象。

国际音标记录语音有宽式音标与严式音标的区别。

要记录一种语音，最初的方法应当是严式标音。所谓严式标音也叫窄式音标，就是出现什么音素就记录什么音素，有什么伴随现象就记录什么伴随现象。无论什么音素和什么伴随现象都不放过，也就是最忠实、最细致的记录语音的原貌。所以，严式标音又称为“音素标音”。例如，现代汉语中，较低的舌面元音可归纳为一个音位/a/，若用严式标音，则必须分别标为[ε]、[A]、[a]、[ɑ]、[?]、[æ]等。它的特点就是，对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实际存在的每一个音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音位），都用特定的音标加以标记。因此，严式标音使用的音标很多，对语音的刻画描写很细致，大多是在调查第一手材料时使用，在其它场合只是间或使用。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speech sounds –broad and narrow transcriptions

语音的书写形式－宽式和窄式音标

IPA-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国际音标

There are two ways to transcribe speech sounds. One is the transcription with letter-symbols (字母符号) only, called broad transcription (宽式音标). The other is the transcription with letter-symbols together with the diacritics (变音符号), called narrow transcription (窄式音标). 关于严式音标的使用

一般，语言学家或者相关专业的学习、研究人员才使用严式音标；一般人用宽式音标就可以了国际语音学学会建议我们在使用这些音标时最好框在一双方括号（"["和"]"）或一双斜线（"/"）之内。这除了便利读者把音标和内文分辨开来以外，还牵涉到语音标示的严谨程度，也就是严式音标（narrow transcription，标示音素用）与宽式音标（broad transcription，标示音位用）的差别，前者以方括号（"["和"]"）标示，后者用斜线（"/"）标示。国际语音学学会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严式音标在标注时较不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况，例如英语pretzel在严式音标就是[p?????t.s?]，但以宽式音标来标示，却可以是/pr?tsl/或/prets?l/，两者标示出来的音位在英语里相同，均可视作正确。

对pit/spit中p音的比较：

pit中的p是送气音，在窄式音标中标为上标，写作：[p‘hit] （其中‘是送气符号）spit 中的p是不送气音，在宽式音标中不作标示，写作：[spit] 对leaf/feel/build/health中l 音的比较：Leaf中l 在元音前，叫清晰音，在宽式音标中不作标示，写作：[li:f] Feel 中l出现在单词结尾，叫模糊音，在窄式音标中加变音符号[~] Build中l出现在另一个辅音前，也叫模糊音，在窄式音标中也加变音符号[~] Health中l出现在齿音前，受其影响叫齿音[l]，在窄式音标中加变音符号[II]

英语发展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大不列颠岛(Great Britain)上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语言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凯尔特语(Celtic)。公元前55年，罗马人入侵大不列颠，并一直

占领了大约500多年，拉丁语进入了该地区，并成为官方语言，凯尔特语的地位下降。约公元449年，居住于丹麦与德国北部的3个日耳曼人部族趁罗马帝国衰落入侵到大不列颠岛上。他们分别是盎格鲁人（Angles，入侵日德兰半岛中部）、萨克逊人（Saxons，入侵日德兰半岛南部）和朱特人（Jutes，入侵日德兰半岛北部）。在语言上，他们取代了当时该地所使用的凯尔特语。这三个日耳曼部族方言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融合为一种新的语言，即盎格鲁一萨克逊语（Anglo-Saxon），这就是后来形成的英语的基础。到公元700年，人们把大不列颠岛上三部族混合形成的语言称为Englisc。到公元1000年，岛上整个国家被称作Englaland。这两个词后来就演变成English（英语）和England（英格兰或英国）这就是English 和England两个词的历史由来。

8世纪末，丹麦人大批入侵英国，在其东北部建立丹麦区，持续了近300年，当时所带来的斯堪的那维亚语对英语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公元1066年，法国的诺曼蒂公爵侵人英国，并加冕为英国国王，建立了诺曼蒂王朝，一直延续到1154年。在诺曼蒂王朝统治期间，英国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用于阅读圣经、教堂宗教活动；英语则是下层社会劳动者用的世俗语言。法语在英国的特殊地位一直延续到14世纪，法院、学校、宫廷分别于1362年、1385年、1399年才停止使用法语。1382年用英语书写的圣经出现，才结束了拉丁语的宗教语言地位。这时英语才成为英国的全民语言。因此英语中保留着大量的法语词汇（如age，air，brush，cry，bourgeoisie）和拉丁语词汇（angel，candle，moke，pope）。

在“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16世纪），由于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英语又吸收了大量古代社会及当时欧洲大陆文化精华，词汇大增。例如来自希腊语的geometry，astronomy，botany；法语的comrade，alloy，surpass；西班牙语的banana，cocoa，mosquito；意大利语的violin，piazza。

18世纪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兴起，对殖民地的争夺使英语随着帝国的发展走向世界。因此，在与各地交往中吸收大量新词汇。如来自非洲的zebra，chim-pazee；来自印度的cashmere，shampoo；来自汉语的tea，litchi；来自澳大利亚的kangaroo，boomerang；来自西印度群岛的cannibal，canoe。由于英国殖民地的发展与向海外的大量移民，英语亦从其本土向国外传播（例如BBC英语广播电台）。

目前在英国以外，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即母语，Native language)的国家有爱尔兰(Ireland)、美国(America)、澳大利亚(Australia)、新西兰(New Zealand)、圭亚那(Guyana)、巴哈马(The Bahamas)、巴巴多斯(Barbados)、百慕大(Bermuda)、牙买加(Jamaica)、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在加拿大(Canada)大部分人说英语；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国；作为第二语言的有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冰岛等国。英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语言，在外交上的地位也取代了法语，成为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语言。虽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前面列举的好几个，但我们还是推荐找外教以美国、加拿大、英国为主。

英语也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在英国本土，由于原来由日德兰半岛来到大不列颠岛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朱特人分别定居于不同地点，这就使英语的发展在起始时期就出现地域差别。随着工业与城市的发展，伦敦不仅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而且也吸收了国内各方言区来的居民，各种方言相互融合，以伦敦地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牛津和剑桥所用的语言便成为英国的标准语，再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及国外传播，使国内语言及海外英语逐渐统一。

2．英语发展史：英语的扩散和发展

在英国本土以外，通过移民与政治等作用，英语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同时，由于空间上与本土距离较远以及接受地的客观原因而出现英语的国外方言，主要有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

语、南非英语和印度英语等。其中，美国英语是英语在英国本土外使用最广，也是最重要的英语方言。从总体上来讲，目前美国英语在中国也最为流行。

17世纪时，英国移民开始在北美洲（现美国的东海岸）进行殖民活动。后来，移民人数增多，遂于沿海建立了13个殖民地。这13个殖民地经过独立运动，后建立了美国，并成为美国最初的13州。它们脱离了与英国的从属关系，所以当时移民所讲的英语就成为美国的语言。

由于美国与英国中间有大西洋相隔，两边人员来往、语言交流受到影响，两地的英语逐渐产生差异。美国英语方言主要分新英格兰、大西洋沿岸中部和南方三种。新英格兰方言区是以马萨诸塞州为中心的美国东北地区。该地居民都是英格兰人移民，三分之二来自东安利亚的清教徒，少数来自英格兰北部，是比较纯的英格兰英语。大西洋沿岸中部方言区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中心，早期该地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移民，后来则多为来自苏格兰、爱尔兰的移民，除定居宾夕法尼亚州外，还波及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后来进入的移民还有荷兰人、德国人、瑞典人。

南方方言区以弗吉尼亚州为最早的核心区。移民来自英格兰，其中约一半来自英格兰的西南部。后来，随着美国在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发展过程中，三个方言区的进展各有不同。新英格兰方言除围绕大湖南岸外，还出现以西雅图、旧金山和盐湖城为中心的三个语言岛。大西洋沿岸中部方言向西进入俄亥俄州等地，直达南、北国境线，成为美国最大方言区。

结构主义语言学或称结构语言学，是指以20世纪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代表以及受这种理论影响而进行的语言理论研究。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其反对对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1916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三十年代，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几个结构主义学派，即布拉格音位学派、丹麦（哥本哈根）语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明确限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历时比较语言学相反，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共时语言（也就是口语）的研究，特别着重于分析、描写语言的结构系统；从不孤立地看待语言要素，认为语言的一切都奠定在关系的基础上。结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语言学的主流，尽管它的各个学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在描写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时，特别注重分析各种对立成分。这种观点强烈地影响了人文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欧美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发展到美国的描写语言学，走上了着重语言内向研究的道路。

1957年，乔姆斯基出版《句法结构》一书，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也称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933年出版《语言论》，提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和和描写语言规则的总框架，是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纲领性著作。编辑本段结构主义语言学内部分类一、布拉格音位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主要研究语音学（以音位学为主）。其先驱者是马太修斯，成员主要有雅科布逊、特鲁别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成立于1926年，活动中心在布拉格语言学会。他们强调语言内部各成分的功能，强调语言各成分的对比，并通过对比构成总的模式或体系。在音位与音位区别特征理论方面取得突破，还注意将功能注意原理应用于解释句法和文章结构上。

二、哥本哈根语符学派：也叫丹麦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以及从符号

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创始人主要有布龙达尔、乌尔达勒和叶尔姆斯列夫。它以1931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成立为诞生标志。把语言学的问题归结为结构问题，即语言的形式问题，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所构成的符号；在对语言进行形式化描写时，注重语言的可计算与精确化，这对后来欧美纯理论语言研究长生了重要影响。

三、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它以面向语言材料、注重语言结构的形式描写著称。这一学派的先驱是鲍厄斯，代表人物布龙菲儿德，他的《语言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它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最大的一派，又成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语言学流派。他们重视口语、重记录实际语言与重共时描写，重视形式分析，甚至有些人排斥语言的意义，在结构分析中，主要是研究分布情况和运用替代的方法，常常采用直接成分分析法来分析结构层次，他们在描写中注重分布，并在其基础上对语言各单位进行切分、归并分类和组合，并重建了语音和语法相结合的语素音位概念。他们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定义直接成分这一术语,最先是由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提出的，由此产生了直接成分分析法——这一语言分析方法。Constitute Analysis.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句子分析方法。是对句子句法结构组合形式层次性的分析，把句子的各个部分不断地一分为二，直到不能再切为止。直接成分分析法指从句法结构的外部形式，特别是隐形形式入手，对句子的直接组成成分进行分析的方法。由于句子的直接成分和句子的层次性一致，所以也叫层次分析法。由于通常的直接成分分析法是对句子结构的各个部分不断地一分为二，所以又叫做二分法。编辑本段直接成分分析法的使用直接成分分析法的由来直接成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1933年首次出版的《语言论》中提出来的。他说"任何一个说英语的人，如果他有意来分析语言形式，一定会告诉我们：Poor John ran away的直接成分是poor John和ran away这两个形式；而这两个形式又分别是个复合形式；ran away的直接成分是ran……和away……;poor John的直接成分是……poor和John"（p.161）。换句话说，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是直接位于结构体层面之下的成分，这个结构体可能是个句子，如Poor John ran away，也可能是个词组，如poor John。从理论上讲，结构体也可以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也可以分析出直接成分--语素，如lovely 可以分析出﹛love﹜和﹛ly﹜,talked 可以分析出和﹛talk﹜和﹛ed﹜。最后一层的成分即语素，叫做最终成分。由此我们可以说只是成分而不是结构体的是语素，只是结构体而不是成分的是句子。所以直接成分分析法可以定义为这样的分析法：先把句子分析为直接成分--词组（或短语），再把这些直接成分依次切分，得到各自的直接成分，层层切分，直到最终成分为止。但是实际上为了方便，我们通常切到词为止。

直接成分分析法表示方法

句子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可以用括弧表示，例如：

（a）（（Poor）（John））（（ran）（away））

直接成分分析法使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切分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说Poor John和ran away是句子的直接成分？而不是poor和John ran away，或者poor John ran和away?答案，也就是这里运用的标准，是替换性：看一个词语的序列是否可以被一个单词替换而结构保持不变。在Poor John ran away里，Poor John可以被John替换，ran away可以被ran替换。替换前后的结构都是表示某人做某事。用索绪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poor John和John, ran away和ran 分别处于聚合关系之中。从句法功能讲它们是同一的。但是John ran away、poor John ran不能被任何单词替换而不改变结构。这种分析法与传统解析法相类似，都是首先在主语

和谓语的界限处切开。但在重要的一点上又跟后者有所区别。传统上，语法学家分析句子时会说poor是定语，John是主语，ran是谓语（动词），away是状语，好像句子只是一个线性结构。与之相反，IC分析法同时看到了句子的层级结构，强调中间层次--词组的功能。

直接成分分析法的优点通过IC分析法，句子的内在结构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如果有歧义也会被揭示出来。例如，句子Leave the book on the shelf是有歧义的，它可以用it替换the book，there替换on the shelf，是Leave it there（把它放在那儿）的意思；也可以用Don't touch替换Leave，用it替换the book on the shelf，是Don't touch it（别碰它）的意思。这两种意思可以用树形图表示如下：词组my small child's cot有三种意思：（a）my small cot for a child（我的给孩子睡的小帆布床），（b）my cot for a small child（我的给小孩睡的帆布床），（C）the cot of my small child（我小孩的帆布床）。老难题The son of Pharaoh's daughter is the daughter of Pharaoh's son的歧义用IC分析法可以清晰地分化出来。

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也称功能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活动中心是布拉格语言学会。成立于1926年10月。创建人是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V.马泰休斯。

形成与发展

捷克语：Pra?ský lingvistický krou?ek（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后Pra?ská?kola

（布拉格学派）,英语：Prague school。布拉格学派也称结构功能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活动中心是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语言学会成立于1926年10月。创建人是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V.马泰休斯。主要成员除捷克学者B.哈弗拉内克、B.特伦卡、J.瓦赫克、V.斯卡利奇卡、J.穆卡若夫斯基、A.V.伊萨钦科等人外，还有当时侨居国外的俄国语言学家H.C.特鲁别茨科伊（在维也纳）、R.雅柯布逊(在捷克)和S.O.卡尔采夫斯基（在日内瓦）。1929年，学会向第一次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提交一份《提纲》，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原则；1930年，他们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音系学代表会议上又详述了自己对语言（尤其是对语音结构）的观点。此后语言学界遂以"布拉格学派"称之。学会自1929～1939年出版了8卷《布拉格语言学会学报》，发表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著作，此外，自1935年起还创办了期刊《词与语文》（Slovo a slovesnost）。1939年3月德军占领捷克后，学会成员流散，活动中断，至1948年方恢复,其组织存在至1952年。后来,特伦卡、瓦赫克等人以及一些年轻的捷克学者继承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以现代语文学部功能语言学小组的形式从事研究工作。

代表人物

布拉格学派的鼎盛时期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当时学会同各国语言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进行过许多学术交流活动。有些语言学家虽非学会成员，但因观点不同程度地接近布拉格学派，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奥地利的K.比勒、法国的A.马丁内和E.班维尼斯特、波兰的J.库里沃维奇、挪威的A.萨默费特、荷兰的A.W.德·格罗特等。一般认为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特鲁别茨科伊和雅柯布逊，但是也有人把马丁内包括进去。

基本观点

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F. de索绪尔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同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看法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及分割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不同之处是布拉格学派把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研究。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因此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布拉格学派认为句子能从语法角度分析也能从功能角度分析用主位和述位来分析句子。主位指已知信息或在给定语境是明确的话语起点前信息述位指说话者陈述的有关或涉及话语起点内容。

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分歧

布拉格学派同意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开来，但不赞成把两者割裂。由于语言永远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这种运动又触及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所以共时研究不能绝对地排除演化的概念（如有的成分已经陈旧、正在消亡,有的则产生不久,尚在发展）；另一方面，历时研究也不能完全抛开系统和功能等概念。布拉格学派反对哥本哈根学派那种将语言视为封闭性符号系统，脱离符号的实体去研究纯粹的关系等做法，因为语言既然是在一定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么研究这个系统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同社会现实（文化、文学、艺术等等）的联系，不能抛开实体去研究语言结构中的纯关系。在方法上，布拉格学派认为无须再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谱系关系和构拟母语，而应采用共时的分析比较法去研究各种语言（包括非亲属语言）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他们针对语系的概念，提出“语盟”的概念，认为有些语言虽不一定有谱系关系，但在地理上相毗邻，在音系和语法结构上有近似特征，如巴尔干诸语言，就可以算是语盟。他们还主张在语言研究中把传统的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统计方法）结合起来，以便得出一些贯通性的结论，例如考虑什么是能产型，什么是非能产型等。

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区别

布拉格学派区别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之处是：他们主要研究已有悠久文化的欧洲语言，从功能观点出发广泛探讨标准语、语言修养、修辞学、文艺学、诗学、美学等问题。他们重视语义标准，主张采用对立论，而不接受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分布论和直接成分分析法。为了强调自己的特点，布拉格学派曾明确表示应该把自己称为功能语言学派。

音位理论

音系学

布拉格学派主要以音系研究著称，代表作是特鲁别茨科伊的《音系学原理》(1939)。他认为音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以对立关系为原则来研究语音单位的各种功能，主要是辨义功能。凡能区别两个词的意义的语音对立叫作辨义性对立，如英语pig （猪）和big（大）中的/p/和/b/。使得一个音位同其他音位构成辨义性对立的特征称为区别特征，如英语/p/的区别特征是双唇爆破(同/t/、/k/对立)、声带不振动（同/b/对立）、软腭封住鼻腔通路（同/m/对立），但送气特征不是区别性的，因为没有同/p/对立的不送气音。从音系的角度看，音位就是区别特征的总和。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移居美国的雅柯布逊又同别的学者合作，通过声学实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套理论。特鲁别茨科伊在书中还提出了“中和”的概念，即辨义性对立在一定的语音位置上可能不再对立，从而丧失其辨义功能。例如在德语和俄语中，词末只能出现清音/p/、/t/、/k/等,不能出现浊音/b/、/d/、/g/等,因而清音浊音不再对立，换言之，二者在词末位置上彼此泻土恕Ｓ秩缬⒂镏?p/、/t/、/k/与/b/、/d/、/g/的对立，在/s/后也彼此中和了，因为没有spark—*sbark，still—*sdill,skate—*sgate的对立(/s/后的/p/、/t/、/k/是不送气的清音）。

标记

《音系学原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对立关系分为许多类型，其中最重要、后来用得最广的是正负对立。在这种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有某一区别特征，另一方没有，成为有无对立，如浊音对非浊音、鼻化音对非鼻化音、唇化音对非唇化音等等。具有特征的一方称为有标记项，而对方则称为无标记项。一般规律是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高于有标记项。后来，这些音系学概念和方法又被布拉格学派推广，用到语法和语义领域中去。例如，在词法学中，有标记项表示有某一特征，无标记项则既不表示有，也不表示无──没有信号。如英语名词的复数形式birds是有标记项，单数形式bird则是无标记项，动词过去式worked是有标记项，

现在式work则是无标记项。在语义研究中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如英语bitch（母狗）是有标记项，只表示雌性，dog（狗）则是无标记项，既可表示雄性，又可表示雌性。

实际切分

在句子的功能分析方面,马泰休斯于1939年正式发表了关于实际切分的理论。与成分分析不同,实际切分的理论是根据话语在具体上下文或语境中的交际目的（要表达的实际意思），把句子分为两部分：主题是叙述的出发点，述题是叙述的核心。前者是说话人要叙述的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已知的或不言而喻的信息；后者说明前者做什么或怎么样，表示新的信息。实际切分的表达手段因语言而异，不过一般地说，首先是词序，其次是语调（包括逻辑重音）以及某些强调句式或者虚词。

主要贡献

布拉格学派发展了索绪尔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理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了音系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使它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音系学中的理论原则、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对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拉格学派的实际切分的理论已得到公认的发展，为话语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分析比较法对类型语言学和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他们的定量分析法又为数理语言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他们对语言结构的研究是机器翻译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1976年，法国成立了以马丁内为首的国际功能语言学协会，旨在发展布拉格学派的基本思想。

布拉格学派的缺陷

布拉格学派的薄弱环节是语法学（尤其是词法学）。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结构语法学体系。此外，他们的有些概念，如正负对立原则、区别特征、中和论等等，能否绝对化，并推广到语言的所有层次中去，也是仍有争论的问题。

伦敦学派

6．1 伦敦学派概述

6．1．1 英国的早期语言学研究

英国的语言研究有着很攸久的历史。最早印刷的英语语法书出现于1586年，而较早的一本英语语法书，出版于1653年的是John Wallis用拉丁文写的。在十六、十七世纪从事英语发音方面的研究和箸作的有Hart、Robinson、Butler、Wallis、Holder 等。在辞典编篡方面，英国学者们所取得的成就更引人注目，例如Samuel Johnson的《英语辞典》（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1755)以及从1879年开始编写的《牛津辞典》。而在语法方面，第一部对英语语法从母语的角度进行全面描写的是Robert Lowth主教的《英语语法概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Grammar）(1862)。与此同时，对殖民地语言的研究使得在印度法院当法官的英国学者William Jones名声大振。1786年2月2日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他的经典论文《论兴都斯语》（On the Hindus），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印度古典语言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和日尔曼语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

然而，英国学者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的却是在语音研究方面上，其先驱是Henry Sweet。Sweet（1845—1912）是第一位强调对言语机制进行科学研究的人。24时进牛津大学开始研究英语史，尤其是对古英语的研究使他名噪一时，成了当时最有名的英语研究家。从1869年到1885年，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对中古英语的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章，涉及到语法和教材等。但是最使他出名的却是他对语音的研究，是现代语音学典基人之一。初版于1877年的《语音学手册》（Handbook of Phonetics）更是几代人研究英语语音的主要的参考书。他区分了两种音标：宽式音标（Broad Romic Transcription）和严式音标(Narrow Romic Transcription)。这两种不同的标音法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宽式音标用来平时标音的，而严式音标是进行语音分析时使用的。尽管Sweet并没有提到“音位”的概念，但是“宽式音标”

已经蕴涵了“音位”的主要思想。

另一位大学者是Daniel Jones。Jones（1881—1967）。1900年他开始跟随William Tilly 学习德语语音学，1905年在巴黎他遇见了法国语言学家，国际语言学创史人之一Paul Passy。在后者的指导下学习法语语音学并成了老师的龙门快婿。后在伦敦的大学学院教语音学并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语音学系。1950年发表的《音位的性质和使用》奠定了他在音位研究中的地位。Jones曾对多种语言的音位进行过描写，其中包括中国的粤语。

6.1.2.伦敦学派的建立

英国的语言学研究经过Sweet 和Jones等人的努力在大学里已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Jones 所在的伦敦大学学院更是成了英国语言学研究的中心。1928年，该系来了一位语音学高级讲师John Rupert Firth，他在Jones的手下进行工作。1938年他被聘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语音学和语言学讲师，并在1941年继L.James之后任系主任。自从Firth在那里工作之后，他言传身教地带出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乏在当今国际语言学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师生通力合作，在语音学和语义学方面成绩卓著。这样，深深打上Firth语言学思想烙印并具有英国传统研究特色的一个崭新的语言学流派便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该学派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来自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因此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被认为是伦敦语言学派的发祥地，因为以Firth为首，又称Firth学派（Firthians）;而Firth在伦敦学派中的地位与Bloomfield在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中的地位相当。

除了Firth外，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有Robins, Halliday, Haas Palmer,Lyons,Leech,Henderson等。这里其中几位。

Robert Robins（1921—2000）从1940年至1941年和1945年至1948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新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学和古代历史。从1948年起，Robins来到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在语音学和语言学系担任讲师，并在18年之后，接替Firth的普通语言学教授席位。1970年起任系主任，直到1986年他退休为止，1974任欧洲语言学会会长，1977年起任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会长，他还是英国科学院院士。

无论从其在英国语言学界中的影响还是在学术观点上来看，Robins可谓是Firth的名副其实的继承人，熟知Firth提出的语境语义学和韵律学。他在60年代初就曾经写过“韵律分析面面观”（Aspects of Prosodic Analysis；1953）和“異他语鼻化言语形式的音位学”（The phonology of verbal forms in Sundanese）(1953),在这两篇文章里，Robins试图从韵律学的角度来解释语法系统和结构。然而他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此书先后印了4次（1964，1971，1980，1988），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许人正是通过这本书走上了语言学的道路。另一本重要的箸作《语言学简史》也曾了四次，仅中译本就有两种（198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上外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译；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obins 于2000年4月21日去世，享年78岁。

Frank Palmer是Firth的又一位学生，他也曾在牛津大学新学院学习过，从1950年到1960年追随Firth，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语音学与语言学系任讲师。在那里他主要研究埃塞俄比亚语，1965年起，他一直在雷丁大学任语言学教授并在亚、非、拉许多国家讲课，曾任英国语言学会会长，该会《语言学杂志》的两位主编之一，英国科学院院士。他写了许多箸作和文章，比较有影响的有；《英语动词的研究》，《韵律分析》，《语法》，《语义学》和《语气与情态》等。

John Lyons1932年生于英格兰，195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54年至1956年服务于皇家海军，担任俄语翻译，后来重返剑桥从1961年到1964年先后获得古典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7年在苏塞克斯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Lyons是英国研究院院士，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被封为爵士，现任剑桥大学夏季学院院长，苏塞克斯大学访问教授。出

版的主要箸作有《结构语义学》、《理论语言学导论》、《乔姆斯基传》、《语义学》（两卷），《自然语言和普遍语法》和《语义学导论》。与Robins和Palmer不同，Lyons并没有直接聆听过Firth的课，他在Firth退休后才来到该系的，但是Firth对他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Michael A·KHalliday与以上几位不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Firth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他对老师的语言学思想理解的较深。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对老师最精华的部分——韵律学和语义学并没有多少发展，倒是老师并无大建树的句法学和形态学在Halliady那里得到了发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系统功能语法，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关于Halliday和系统功能语法我们将在第八章详加阐述。

6.1.2.伦敦学派的特点

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伦敦学派发展的高潮期，到了七十年代之后，该学派的活动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总的来说，伦敦学派的语言研究具有以下这些特点；

第一，继承了实用性的传统。当年Sweet,Jones等研究语音是出于从正字法，拼音等因素考虑，伦敦学派与四十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一样，他们也注重描写对他们来说偏僻陌生的东方和非洲语言。例如，Firth本人曾亲自描写过日语、印地安语、印度的马哈第语、古吉拉第语、以及中国的长沙方言等。Robins1951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作研究的时候曾出版过描写尤拉克语的书；Palmer曾花一年时间在埃塞厄比亚研究提格尼利亚语、提格雷语等。然而与美国的学者不同，由于他们研究的是活的语言，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理论上的升华。不过这种理论上的归纳完全是从实用来考虑的。五十年代，以Firth为首的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一批学者有关韵律分析的理论都是在分析实际问题时逐渐形成的。

第二，不着眼于语言的共性现象，而注重对语言个性的研究。Firth认为语法意义是由某语言中各系统互相交融的结果，而语法形式在不同语言里是不平衡的。用传统语法的术语来描写各种不同的语言就有可能落入将语类人为地说成是共性现象的危险的陷阱中。自Firth反对Meillet关于语言是“包罗万象的系统”的说法，认为这种统驭一切、单纯划一的系统是不存在的。语言应该是许多非纯一的分支系统的总和，语言学所需要研究的正是语言内部的各个分支系或语言的种种变体，它们可以称之为“限定语言”。所谓的限定语言，可以指法律语言、医学语言、科技语言、政治宣传语言，也可以指市场上的买卖语言、足球行话、某个作家的语言、父母对孩子的谈话等。它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对一种局限语言的分析并不影响对其它局限语言的分析。

第三，坚持“多系统原则”(polysystemic approach)。这可以说是他们的一大創造。“多系统原则”最初是Firth用于韵律学上的。所谓多系统原则，不仅指把音系单位分为音声单位和节律成分，而且指节律分析该在句子、短语、语音词、音节等各个层次进行，音节还可以分成音节首位和音节尾位等。后来，他的多系统原则还体现在语法分析以及对局限语言的分析中。

第四，强调意义研究在语言研究中的首要地位。Firth认为，言语活动是人们实现某种目的，因而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而言语活动既然是有意义的，进行语言的描写和分析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意义作出描写和分析。他坚信结构语言学应在各个分支和各个层面上对意义进行研究，（Tongues of Men and Speech.P86），因此他认为音位学和语法学也都是对意义的描写。对Firth来说，语言研究就是意义研究。

第五，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看作人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质、语言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Firth说:意义“不仅与一个特定景象和声音的环境相联，而且深深地根植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活动过程中”（Firth,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Oxford University,1957,p.181）因此他建议“把语言作为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加以研究”。（Firth,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P102）

区分“系统”和“结构”两个概念，把它们作为描写和分析语言的基本框架。这两个概念与Saussure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有关。但在Firth的箸作里有特殊的意义。在他看来，结构指一定语言成分在组合体中的前后连接，系统侧指相关语言项目或语言单为在聚合体中的相互类聚。一方面，某一话语的各种成分通过组合关系在不同的层次组成结构，如音段组成音节，音节组成词等等；另一方面，处与同一结构特定位置上的个种单位或项目与可与其替换的单位或项目相对立，构成聚合关系，在这一结构位置上类聚单位或项目的总和就是系统。

伦敦学派提出的有些观点是超前的。例如Firth和其弟子所发展起来的韵律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分析方法与几十年之后的自动分节理论和音步语音学的摸式有相似之处。而坚持以语义研究为语言学理论中心的观点，在后来有关对话、言语行为、预设、关联原则等方面的理伦中，都有所反映。

6．2．Firth和他的语言理论

6．2．1．Firth的生平和主要箸作

伦敦语言学学派的创始人John Robert Firth于1890年6月17日生在英国的约克郡。Firth 1911年毕业于利兹大学历史系，1913年获硕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参加英国印度教育司工作。1914—1918年间在阿富汗、非洲和印度等地随军服务。1920-1928间，他应聘在当时印度拉哈尔的旁遮普大学任英语教授。在国外工作其间，他有机会接触并熟悉非洲和印度的一些语言。1928年返回英国，在Jones任主任的伦敦大学学院语音学学系任高级讲师至1938年，与此同时，他还在伦敦大学经济研究学院兼职，讲授语言社会学课程，这是他有机会结识了在该院任人来学教授的，人来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B·K Malinowski。在30年代初，Firth经常参加Malinowski指导的课堂讨论。两人共事多年，关系密切，在学术上彼此影响，这对他的语言观和语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1938年从印度回来后即被聘任为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语音学和语言学系的专职讲师，1940年任特级讲师，1941年继L.James之后任系主任。在30年代后期，他已逐步形成自己的音位学观点，与Jones的学术思想不合，所以对离开大学学院语音学系并不感到遗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语音学系为适应战事需要，迅速扩大编制，大力开展东方语言的教学工作，Firth负责日语强化班的工作。1914年英国首次开设普通语言学讲座，这个讲座设置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而Firth有幸成为英国历史上地一位普通语言学教授直到1956年他退休为止，这确立了他在英国语言学界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伦敦学派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也扩大了他的学术影响。1954-1957年间他任英国语文学会会长。Firth于1956年退休，1960年12月14日去世。

Firth一生中论著不多，这一点类似Saussure。他一生写过两本小册子和四十一篇·论文。早期所写的2本小册子：《言语》（Speech，1930）和《人的语言》(Tongues of Men，1937)是通俗读物。他的主要观点见诸于论文，收编在两本文集中。一本是他自己编辑的《1934-1951年语言学论文集》（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1957),一本是他的学生Palmer编辑的《1952-1959年Firth论文集》(Selected Papers of J.R.Firth 1952-1959)（1968）。比较重要的论文有：《语义学的技术》（1935）、《英国语音学派》（1946）、《声音和韵律》（1948）、《大西洋的语言学》（1949）、《意义的各种方式》（1951）、《普通语言学和描写语法》（1951）、《结构语言学》（1955）、《1930-1955年语言学理论概述》（1957）、《普通语言学中的语言处理》（1959）等。

6．2．2．区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

Firth试图区分“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和“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他倾向于后者。他说“结构”一词非来源与Saussure的箸作,而是受到Sweet 的启发而提出来的。Firth把当时进行语言分析的主张和做法分成四派：

（1）公式派别，以Bloomfield的《语言科学的一套公式》（1927）和J.Bloch的《音位分析的一套公式》（1947）为代表。这一派主张任何分析程序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假设（公式）的基础上，要求对每个术语都给出严格的定义，否则会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2）程序派，以Z.S.Harris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1951）和Pike的《音位学：把语言变成文字的技术》（1947）为代表。这一派制订出一套从语料中建立基本范畴和单位并确定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手续或操作程序，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3）理论派，以Hjelmslev的《语言的结构分析》（1947）为代表。这一派区分语言实体和语言形式，把语音、书写符号和意义列为实体，而把实体之间的关系叫作形式。他们主张实体的描写应取决于形式的描写，认为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写语言的关系模式而不用知道实体是什么。

Firth对上述3种主张提出批评。（1）他反对采用排斥意义的方法来切分语段和划分音位。他说：“在我看来，这里谈不上语言学的统一。如果考虑到可行性，要么我们大家都转到Jakobson所谓的‘第二战线’的立场上，要么采用我们的原则和方法对各个层次的意义作出陈述”（J.R.Firth, ”Structural Linguis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955,p.99）。（2）他反对建立一种所谓的语言数学（Hjelmslev语）或全盘公式化的科学（Bloch语）。他认为全盘公式化的数理语言学在一门真正的经验科学中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理论和经验结合派，这是Firth所倡导的主张和做法，也就是被他看作与结构主义言学相对立的结构语言学。这一派主张运用适当的术语，调动一切技术手段，对各个层次的意义作出陈述。他反对语言和言语、形式和实体、话语和系统这类二分法。Firth语言学的对象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实际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它在分析中采用的术语和概念都符合它们本身的性质；借助这些术语和概念在分析实际语料基础上建立的单位、范畴和作出的陈述，将运用于同一语言中更多的语料而得到检验，他把着一过程叫作“重建联系”（renewal of connection）。

6.2.3 Firth 与Malinouski

Malinowski早年在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上进行过人类学考察。当他把当地土箸叙述他们生活方式的词语译成英语时，发现语言与民族的文化和习俗有密切联系，不充分参照这些因素便无法理解语言。而在他倡导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看来，语言和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有组织的行为。同时，Malinowski还认为，把语言看作将说话者头脑中的思想移注到听话者头脑中去的手段，这种说法只会把人引入歧途。所以他提出：“语言是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而非思想的对力符号”（B.Malinowski,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Supplement to C.K. Ogden & I.J.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23, P.297）。Firth同意他的着个观点，认为：“语言诗人类的生活形式，而不是强行规定的符号和标记”（J.R.Firth, The Treatment of Languag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he Medical Press, 1959,p.145.）。

Malinowski反对把语言看成脱离社会而自成一体的说法，他认为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根据社会的特定要求而进化，语言的性质和使用也反映了社会的具体特征；因此他说：“在原始用法里，语言起着联系人们活动纽带的作用”（B.Malinowski,”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p.312）。他通过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的一次远航捕鱼活动来论证他的观点。他描绘这次捕鱼的情景；集合在一起的独木船队不断受到指示，它的进退聚散均由口头话语加以调节；一声叫喊意为发现鱼群，另一声叫喊则令船队重新排列。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人们使用语言，是在用语言“做事”，就像用锤子钉钉子，用木浆划船一样。这涉及到对语言工具性的理解问题：是“言有所述”，还是“言有所为”？Malinowski强调后者。他甚至认为人们的寒喧、聊天也是在“做某件事”，

还专门创制了“酬应”（phatic 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说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维系感情和打破沉默的一种手段。Malinowski归结出原始语言的三种功能：实用(pragmatic)功能、巫术(magical)功能和酬应功能。这是与他“言有所为”的观点一致的。

受Malinowski的影响，Firth也重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隔的联系，主张联系社会过程进行语言研究。他甚至极端地认为Sapire的一例句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农夫根本不可能做这件事尽管它在语法上和语义上都是合格的。6．3．3．Firth的语义观

出版于1994年的《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广义的）有五个共同点（p.4793）：

1）基本上是沿着所说的“语言”的路子来研究抽象的系统；

2）与（1）有关，与对具体事实分析相比，它更注重抽象的研究；

3）更倾向语言的社会性，而不是心灵方面。他们相信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最好对个人的话语进行研究；

4）重形式，轻意义；

5）在语言研究中，更重视口语材料。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Firth算不上一个地道的结构主义者。确实在诸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中，Firth对意义的看法别具匠心，与众不同。尤其与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排斥意义的作法截然不同，早在1935年发表的“语义的技术”中，他就提出了有关意义的“语境理论”（contextual theory）.在Firth看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意义。他认为：“意义必须作为一种基本假设和主要的关注点纳入”语言研究中（Tongues of Men and Speech,p.86）“除非我们转到语言意义这个第二面，否则语言学就无法获得统一和综合”。（Palmer, “Selected papers of J.R.Firth 1952-1959”, p.2）。尽管Firth 和Blommfield对意义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看法不同，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的认识却是一样的。他把意义定义为“语境中的功能”，这与Bloomfield把意义看作“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引起的反应”（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166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通过语言环境来定义意义，但他们对于意义的太度上是不同的；Firth只想对意义作经验上的而非理论上的描写，因而可以不管意义的实质，仅仅依据他本人和他人的常识就可以对意义进行描写；Bloomfield不一样，他认为只有对意义的本质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才可以对它进行描写，而这又非语言学家力所能及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凭语言科学，意义是无法加以确定的”（第203页）；“只有在一切科学部门，特别包括心理学和生理学都接近完善的时候，才有可能科学地加以确定”。（第1页）

Firth强调对意义的研究，但他所理解的意义与传统语义学不一样，他反对将意义分为“指示意义”（denotation）和“内涵意义”(connotation)以及认为前者是本义primary meaning)后者是引申义(secondary meaning)的说法。他认为这种区分在研究意义变化的源泉时是有用的。传统语义学通常以语言和经验的联系确定语义，Firth不赞同这种做法。他对语义的研究采取的完全是功能主义的太度，所谓有意义就是指在语景中恰如其分地作用. (Lyons, ‘Semantics’,p.608)最早在《语义的技术》一文中,他就将意义理解为情景语景中的情景关系,他说: “我主张把意义或功能分解为一系列的组成部分,确定每一种功能,都应当从某一语言形式或成分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下手.这就是说,意义应当看成是上下文关系的复合体，而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则各自处理放在适当的上下文中间的有关组成部分。”（p.19）他把意义分隔成一系列部分功能（component functions）,其中，语音是次要功能，而词汇、词素、句法和情景是主要功能。他想象用类似光谱分析法来分析语言，主张将情景中语篇意义分散在各个层面上。在《个性与社会中的语言》（1950）一文，他认为“对意义的陈述不能通过

在一个层面上的分析而获得”。他把意义是语景中的功能的论述扩展到语言分析的其他平面，即语言形式平面，尤其是语法学和音位学，从而不仅使我们有词汇意义，而且还有语法意义和音系意义。词汇意义是话语所指的客观事物。语法意义指某一语法成分在特定语境中与其它语法成分的关系。例如，在一种语言里有两种格（如英语），在另一种语言里有四种格（如德语），在第三种语言里名词有六种格（如俄语。在这三种语言里，主格与其它格的关系是不同的，这个格的语法意义也就随之不同。音系意义则指某一语音成分（音段）在特定语境中与其它语音成分（音段）的关系。例如，在一种语言里有[i][a][u]三个元音，在另一种语言里有[i][e][a][o][u]五个元音。这样，[i]在第一种语言里与[a][u]相对立，在第二种语言里与[e][a][o][u]相对立，它们之间关系不同，[i]的音系意义也就不同。他的这个观点与Saussure 所说的价值十分相似。另外，Firth还提到了语音意义。他说：“像美国人那样发音构成美国人意义的一部分”。（Firth,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p.181）上面所谈的只是他所说的意义的一部分，即“形式意义”。

还有一种与形式意义有关的就是“搭配”(collocation)和“类连结”(colligation)。搭配指某个词项与别的词项在习惯上的连用。例如英语dark跟night搭配，night也可跟dark搭配；night的一个意义就是跟dark的可搭配性。搭配可以是惯常的也可以是非惯常的，后者表示一种特殊意义。比如说在汉语中，“白”和“大米”是惯常的搭配，“黑”和“米”是一种非惯常的搭配，“黑米”便标志着米的一个特殊品种。Firth本人曾用ass为例说明何为“搭配”。（Firth 1957,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p.190—215）

(a) An ass like Bagson might easily do that.

(b) He is an ass.

(c) You silly ass!

(d) Don’t be an ass!

ass的一个意思就是与silly的惯常的搭配，同样可以与之搭配还有obstinate,stupid, awful ,偶尔也可与egregious搭配。Firth强调搭配意义与语境意义不是一会事，但是情景语境对理解搭配意义是必要的。搭配的概念与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所说的“分布”(distribution)较相似，不过Firth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词的所有的分布，而是它们的有限的共现(restricted co-occurrence)，也就是他所说的词与词之间的“互相期待”（mutual expectancy）。

类连结指某一语法范畴与别的语法范畴在习惯上的连用。如英语中的冠词经常与名词处于类连结状态，这种类连结便构成冠词意义的一部分。搭配与类连结通常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例如，汉语中“一位漂亮的姑娘”和“一所漂亮的房子”即符合“数量词-形容词-名词”这一类连结意义，又符合这些词项的搭配意义。但我们可以说“一位年青的姑娘”，却不可以说“一所年青的房子”，尽管后者从类连结的角度看是允许的。可见搭配是就某个具体语言单位而言的，归词汇意义的层次，或确切地说，归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中间环节；类连结是就某类语法范畴而言的，归语法意义的层次。

另外还有“情景意义”Firth关于意义的语境理论来自Malinowski的“情景语境”。他把它抽象成为若干类别的观念，以便运用于社会过程中各种可以重复出现的典型事件。情景语境又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内部关系可以描述为：

A．参与者的有关特征。

1）参与者的语言行为；

2）参与者的非语言行为。

B．有关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