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批评概观
乔伊斯批评概观
字体：[大中小]2007-05-05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文章作者：刘象愚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作为20世纪西方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小说家,他的名字与卡夫卡、普鲁斯特、艾略特的名字一起,已经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志。关于他的批评也像莎士比亚批评一样,成了西方文学史上的一门大学问。了解乔伊斯批评无疑是乔伊斯研究的一项基本功。
学者们通常把对乔伊斯的研究与批评称之为“乔学”。有关乔学的著述真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为了便于认识乔学的总体面貌,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归纳为“一般性批评”、“《尤利西斯》之前的批评”、“《尤利西斯》批评”与“《芬尼根守灵夜》批评”四大部分。当然,这四个部分常有相互交叉关联的情况,并非泾渭分明的孤立领域。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一般性批评、《尤利西斯》批评与《芬尼根守灵夜》批评。
一、一般性批评
关于乔伊斯的一般性批评大体有以下三类:一类是关于乔伊斯及其作品的注解性文字,这类著作专注于乔伊斯文本字句的解析,包括对其用典出处的钩稽、对其种种文字游戏的注释、对其文字的疏通破解等等,颇类中国古代学者对经典的笺注与注疏之类。这类著作可以说是乔学的奠基之作,它不仅是一般读者阅读理解乔伊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也是学者们研究乔伊斯的案头必备之书。其中重要的有:美国学者韦尔登·桑顿（Weldon Thornton）的《〈尤利西斯〉中的暗示:注释性条目》（Allusions in Ulysses: An Annotated List,1968）；唐·吉福德（Don Gifford）的《〈尤利西斯〉注释》（Ulysses Annotated: Notes for J ames Joyce’s Ulysses,1974）及其《〈都柏林人〉和〈画像〉注释》（Joyce Annotated: Notes for Dubliners, Portraist,1982）；威廉·约克·廷达尔（William York Tindal l）的《乔伊斯导读》（Reader’s Guide to James Joyce,1959）、《〈芬尼根守灵夜〉导读》（Reader’s Guide to Finnegans Wake, 1969）；英国学者斯图亚特·吉尔伯特（St uart Gilbert）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 1930）等。这类乔学者对乔学真是功不可没,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对广大读者来说,今天依然是无法理解的天书。这类批评文字因其主要涉及具体作品,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另一类是关于乔伊斯生平与创作之类的评传性文字。其中重要的有以下数种:赫伯特·高曼（Herbert Gorman）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早期40年》（James Joyce: His First For ty Years,1924,修订版, 1939, 1948）、约翰·巴尼（John Francis Byrne）的《沉默的岁月》（The Silent Years: An Autobiography with Memoirs of James Joyce and Our Ir eland,1953）、斯坦尼斯劳·乔伊斯（Stanislaus Joyce）的《我兄弟的守护人》（My Br other’s Keeper, 1958）、理查·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的《詹姆斯·乔伊斯》（J ames Joyce,1959,增扩版,1982）、威拉·坡茨（Willard Potts）的《流亡中的艺术家肖像:欧洲人对乔伊斯的回忆》（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 Recollections of Jame s Joyce by Europeans, 1979）、彼得·考斯泰洛（Peter Costello）的《詹姆斯·乔伊斯:成长的岁月:1882-1915》（James Joyce: The Years of Growth1882-1915,1992）、埃德纳·奥布莱恩（Edna O’Brien）的《乔伊斯传》（James Joyce,1999,重印本,2000）、约翰·莫考特（John McCourt）的《乔伊斯和诺拉》（James Joyce and Nora: Passionate Exiles,
2000）和《勃鲁姆的岁月:詹姆斯·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1904-1920》（The Years of Bloo m: James Joyce in Trieste 1904-1920,2000）等。
赫伯特·高曼是美国的一位记者、历史小说家、传记作家,他撰写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早期40年》于1924年出版,是第一本成书的乔伊斯传记,其中包括了他从许多来源搜集的关于乔伊斯的生平材料,甚至还有一些乔伊斯的书信以及《尤利西斯》的片段。乔伊斯读后感到高兴,但却对其中不少谬误深为不满。高曼获悉了乔伊斯的反应,写信给乔伊斯,希望他能够接受访谈,以便在他的帮助下修正错误,但乔伊斯拒绝接见他。后来,乔伊斯终究还是把勘误的材料交给了他,并为他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这使得高曼能够在1939年出版这本传记的修订本。这本传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首创之功,更在于它是经过乔伊斯认可的一本传记,它的许多材料都是经过乔伊斯修订和首肯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传色彩,仅此一点而言,它就在众多的乔伊斯评传中独树一帜,对乔伊斯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巴尼是乔伊斯中学和大学时代最接近的同学,两人曾经有过十分亲密的友谊,乔伊斯的许多个人秘密包括与诺拉恋爱的一些情节和打算与之私奔欧陆的想法都曾与他商讨[1]（P1 67,175-176）。《斯蒂芬英雄》和《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中的克兰利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尤利西斯》中也使用了从他那里获得的细节①。尽管他们的关系后来数次出现危机,但巴尼毕竟是最了解乔伊斯的朋友之一。他的《沉默的岁月》虽然是关于他本人的自传,但却有许多回忆乔伊斯的材料,这些材料弥足珍贵,它从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真实地记录了巴尼和乔伊斯交往的许多细节,对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理解乔伊斯和他的创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巴尼1910年后移居美国,从事新闻与写作生涯,并在那里出版了《沉默的岁月》。这本书共21章,描述的绝大部分是与乔伊斯在都柏林大学学院同学生涯以及后来交往的情景。其中有许多生动、真切的细节是任何其他人无法提供的。因此,这本名曰自传其实是回忆录的书是任何乔学者不能不读的。
斯坦尼斯劳是乔伊斯众多兄弟姐妹中与他最接近的一个。斯坦尼比他小两岁,从小同他一起玩,后来又和他一起就读于贝尔维德学院。乔伊斯和诺拉移居欧陆后,斯坦尼很快赶到的里雅斯特,与他们共同生活。他与乔伊斯一家相处的时间最长,对他们最了解。他不仅在精神生活上支持乔伊斯,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是乔伊斯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青少年时代与乔伊斯在一起的许多有趣动人的情节，其中不少材料成了乔伊斯创作的素材。山于他和乔伊斯十分亲密的关系，乔伊斯的传记作家如艾尔曼、高曼之辈大都曾求助于他。他死后二年，他的遗孀出版了他写的题为《我兄弟的守护人》的回忆录。此书题目取自圣经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由艾尔曼编注、诗人艾略特作序，从一个无人可以替代的独特角度描述了乔伊斯青少年时代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及其成长过程。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材料，对于我们了解乔伊斯创作思想的形成及其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在序言中所说的:斯坦尼以这本书“在放置他哥哥作品旁边的书架上找到了一个永久的位置”[2]（P.ix）。
艾尔曼的乔伊斯评传至今仍是众多乔伊斯评传中无出其右的经典之作。此书195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与好评,后来又增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鲜材料,于乔伊斯诞辰百年之际出了修订增扩版。艾尔曼不仅是著名的乔伊斯批评家、传记作家,也是爱尔兰文学的著名学者。他熟悉爱尔兰文学以及爱尔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叶芝和王尔德这样的爱尔兰大家也有深入的研究。他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考虑撰写乔伊斯评传,在为这本评传搜集材料的同时,他还编辑了乔伊斯的书信集和文集。为写好这本评传,他遍访了乔伊斯的亲朋好友以及几乎所有与乔氏有过接触的人,考察了乔伊斯生活工作过的所有地方,利用了众多图书馆中的乔伊斯珍藏。因此,他这本评传材料极为丰富,而且客观翔实。全书近900页的篇幅,分为五个部分,以编年的顺序详细叙述乔氏的文学生涯。第一部分9章从1882年写到1904年的22年,主要描述乔伊斯在都柏林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他
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和社会交往；第二部分13章从1904年写到1915年的11年,主要写乔伊斯携诺拉先后在波拉、罗马、的里雅斯特的生活、际遇、交往以及构思创作的情形；第三部分5章从1915年写到1920年的5年,主要写乔伊斯一家在一战期间避居苏黎世的生活；第四部分8章从1920年写到1939年的近20年,主要写乔伊斯一家在巴黎生活、交游的景况；第五部分1章从1939年写到1941年乔氏辞世的3年,写其重回苏黎世最后数年的光景。艾尔曼这本评传不仅以资料丰瞻翔实、观点中肯独到为乔学者推重,而且文字流丽,辞采斑斓,也是学界公认的。所以,此书出版后曾两次获奖,英国当代小说家兼批评家的安东尼·伯吉斯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当代批评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称其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伟绩”。近年来新出的数种乔伊斯评传尽管各有所长,但就总体而言,这本评传的水平是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企及的。
威拉·坡茨编选的《流亡中的艺术家肖像》的重要性在于它取材的独特角度和材料本身的独特性。如果说巴尼的《沉默的岁月》等爱尔兰传记作家的乔伊斯评传主要记录了乔伊斯在都柏林的生活和学习情景及其和爱尔兰的关系的话,那么,坡茨这本书则记录了乔伊斯在欧洲流亡生活的情景及其与欧洲的关系。乔伊斯一生中大部分岁月是在欧洲度过的,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在欧洲流亡中创作完成并出版的。他从小就对欧洲充满向往,在批阅高曼的传记时曾在页边明确批注:“他的（斯蒂芬的也即乔伊斯的）精神之父是欧洲”[1]（P725）,可见,欧洲在乔伊斯心目中的地位。本书选收了14位乔伊斯在欧洲结识和接触过的友人的1 6篇回忆录,从不同的视角凸显了这位现代文学大师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其中有意大利小说家西尔维奥·班柯的《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回忆他与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相与的时光；瑞士雕刻家奥古斯特·苏特的《乔伊斯回忆片断》,回忆他与乔伊斯在苏黎世的交游；跟随他学英语的学生和朋友乔治·波拉赫记录的和乔伊斯的一些谈话,透露了乔伊斯何以醉心于《奥德赛》的结构以及《尤利西斯》中诸如第11章等章节形成的情况；意大利作家尼诺·弗兰克、法国作家菲力普·苏波、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路易·日勒等对乔伊斯的回忆与评论；也有从俄国移居巴黎的好友保尔·莱昂等对其最后几年苏黎世生活的描述。从这些回忆的片断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乔伊斯对欧洲文化的某些认识,对易卜生、纪德、邓南遮、劳伦斯等作家的零星评论（奥勒·万丁:《詹姆斯·乔伊斯在哥本哈根》）；还可以了解他与普鲁斯特会见的一些情形（雅克·梅康顿:《和詹姆斯·乔伊斯在一起》）[3]（P137-154,20 5-252）。
近十余年间,新出的乔伊斯评传中大部分出自爱尔兰作家的手笔,这些传记各具特色。彼得·考斯泰洛的《詹姆斯·乔伊斯:成长的岁月:1882-1915》是一部篇幅适中,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乔伊斯传记。此书以对爱尔兰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乔伊斯人格的精细描述见长。作者把乔伊斯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与普通人及其成长过程的复杂性置于爱尔兰社会、宗教和政治生活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传记人物的真实性、客观性与生动性。此书的另一特色是它对艾尔曼评传的一些失误有所纠正。遗憾的是,此书只写了乔伊斯的前半生,不能说是一部完整的传记。作为一个著名的传记作家和批评家,考斯泰洛还撰写过《从巴奈尔到叶芝之死的爱尔兰文学革命》、《克劳根斯·伍德中学》、《都柏林教会》和《勃鲁姆传》等有关爱尔兰与乔伊斯的著述。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是深深植根于爱尔兰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的,因此,他笔下的乔伊斯就更富有爱尔兰人文精神的底蕴[4]（P1-16）。埃德纳·奥布莱恩的《乔伊斯传》也是一部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传记。作者以生动简练的笔触把乔伊斯近60年曲折复杂的经历浓缩在大约15万左右汉字的篇幅中。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乔伊斯和异性特别是诺拉之间复杂的感情生活给予了更多、更亲切的关注。奥布莱恩是著名的爱尔兰女作家,她的作品以女性的敏感、细腻和对两性关系暴露性描写见长。她的几部作品都曾因描写性爱而遭禁。她还在一个剧作中用极富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妮娅·沃尔芙渴望情感与性爱的生活。在《乔伊斯传》中,奥布莱恩写的最精彩的同样是乔伊斯与诺拉感情
生活的细节,她往往以饱满的激情和优美的笔触,站在诺拉的立场上来观察乔伊斯,对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现代文学大师对女性的态度不无裨益[5]（P35-52）。约翰·莫考特的《乔伊斯和诺拉》也是以乔伊斯和诺拉的关系为视角来作传的。全书篇幅短小,仅有4章,始终紧扣乔伊斯和诺拉的感情纠葛,从都柏林写到的里雅斯特,再从的里雅斯特写到苏黎世和巴黎,作者以深厚的同情与客观的眼光描述了他们充满激情的流亡生涯。此书的另一个特征是作者搜集了大量的图片,图文并茂,形象地揭示了乔伊斯流亡欧洲大陆的情景[6]（P11-110）。而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勃鲁姆的岁月:詹姆斯·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1904-1920》却具有更多学术性。此书集中写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的那段流亡生活；他在那里教书、创作、与诺拉和斯坦尼的生活和纠葛、与许多新知旧雨交游的实际情形。作者提供了大量细节与实录,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并放大了其他传记对乔伊斯这段经历的描述,考虑到乔伊斯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全部或部分完成的,考虑到这段经历对他创作的巨大影响,任何一个乔学者大约都不能无视这部著作[7]（P1-25）。
另外,乔伊斯大量的书信似乎也应该归入此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斯图亚特·吉尔伯特和理查·艾尔曼编辑的《乔伊斯书信集》（The Letters of James Joyce）。吉尔伯特搜集了乔伊斯从1901年到1940年间的一些重要书信,编辑成一册,于1957年出版；后来,艾尔曼又将吉尔伯特未选入的一些重要信札编为两卷于1966年出版。艾尔曼意在赓续吉尔伯特未竟之业,因此,他把自己的两卷称之为《乔伊斯书信集》第二卷、第三卷,以便与吉尔伯特之作合而为一。他的第二卷收入了乔伊斯1900年到1920年间的书信；而第三卷则收入了乔伊斯1920年到1941年间的书信。后来,为方便普通读者查阅之需,他又对乔氏的大量书信加以精选,于1975年出版了《乔伊斯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第三类是从总体的角度关于乔伊斯及其作品的批评文字。这类文字从内容上说,有的按照不同的问题立论,往往结合具体作品的批评；也有的集中讨论具体作品。从形式上说,既有单篇论文,也有论文集,还有专著。这类批评量最大,内容最丰富,形成了乔学的主体。对乔氏具体作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这两部作品上,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里简略谈谈按照问题分类对乔氏所作的总体批评。
从现代或现代主义角度论述乔伊斯的著作是比较显著的一类,较早的有威廉·廷达尔（W illiam Tindall）的《乔伊斯解释现代世界的方式》（James Joyce: His Way of Interpr eting the Modern World , 1950）。这部著作通过对《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的具体分析,从人性、家庭社会关系、现代人的心理、语言与文字、神话与象征等不同层面讨论了乔伊斯对现代世界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极富启发性。后来有海沃德·埃里希（H eyward Ehrlich）编选的《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主义》（Light Rays: James Joyce and Modernism,1984）。此书选收了在拉特格斯大学召开的乔伊斯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同时又补充了一些其他学者的文章。全书把乔伊斯置于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音乐、绘画的语境中,集中讨论其现代特色。为此书撰文的不仅有像莫里斯·贝雅（Morris Beja）、休·肯纳（Hugh Kenner）、扎克·波温（Zack Bowen）、莫顿·勒维特（Morton P.Levit t）、埃尔曼等这样著名的乔学家,还有像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这样的以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闻名的批评家,更有像诺曼·奥布朗（Norman O Brown）这样的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学者和约翰·凯奇（John Cage）这样的现代主义音乐大师。近年来则有勒维特的《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主义》（James Joyce and M odernism,2000）和戴维·斯泼（David Spurr）的《乔伊斯和现代性的景象》（Joyce and the Scene of Modernity,2002）。勒维特是美国坦普尔大学的现代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现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他十分熟悉西方现代文学,因此,能够把乔伊斯置于数十年西方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在本书所收的13篇文章中,他从广阔的现代主义视角来审视乔伊斯,不仅涉及了现代主义的小说和诗歌,还涉及了现代主义的绘画和音乐。斯泼是密歇根大学
的比较文学博士,曾在美国数所大学执教,现任瑞士诺伊沙特尔大学英文教授,他这本书同样具有相当广阔的视野,其涉猎的范围不仅有文学,还有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把乔伊斯置于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将其与普鲁斯特、马拉美、本雅明等现代文学大师加以比较研究,并以“他者效果”（alter effects）这一主题贯穿于所收的文章中。
从心理分析角度论述乔伊斯的也有大量著作。较早的有谢尔登·勃利维克（Sheldon B rivic）的《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乔伊斯》（Joyce between Freud and Jung, 1980）。这部著作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立论,分析乔氏的主要著作,作者后来继续就这一领域作深入探索,相继写出了《创造者乔伊斯》（Joyce, the Creator, 1985）、《符号的面纱:乔伊斯、拉康和知觉》（The Veil of Signs: Joyce，Lacan，and Perception,19 91）和《乔伊斯的觉醒中的女人》（Joyce’s Waking Women: An Introduction to Finne gans Wake,1995）,从而使自己成为从心理分析角度研究乔伊斯的重要批评家之一。最近的这类著作以琼·金保尔（Jean Kimball）的《乔伊斯和早期心理分析家》（Joyce and the Early Freudians: A Synchronic Dialogue of Texts,2003）以及路克·舍斯顿（Luke Th urston）的《詹姆斯·乔伊斯和心理分析问题》（James Joyce and the Problem of Psyc hoanalysis,2004）为代表,前者从互文性的角度讨论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期间购买并阅读过的弗洛伊德、荣格和琼斯等心理分析家的三篇早期之作②与《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尤利西斯》等小说之间的关系,作者侧重的是文本之间的“对话”,进一步发掘了用心理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乔伊斯文本的可能性,同时还对乔氏使用“暗示”等修辞手段作了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后者的重点却不在文本,而在作者本人。舍斯顿讨论拉康、弗洛伊德等人与乔伊斯的关系,以拉康的理论为依据,分析乔伊斯的创作,提出,尽管乔氏本人不愿承认心理分析对他的影响③,但他的创作本身却将他置于完全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文学大家的行列中。这些著作不仅对乔学者,而且对文学理论家和心理分析家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书。
讨论乔伊斯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著述有一批问世于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中重要的有:博妮·凯姆·司各特（Bonnie Kime Scott）的《乔伊斯和女性主义》（Joyce and Femini sm,1984）、布鲁斯·纳德尔（Bruce Ira Nadel）的《乔伊斯和犹太人》（Joyce and Jew s: Culture and Texts,1989）、约瑟夫·瓦兰特（Joseph Valente）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正义问题》（James Joyce and the Problem of Justice,1995）、艾玛尔·诺兰（Emer Nolan）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民族问题》（James Joyce and Nationalism, 1995）、西姆斯·芬尼根（ Seamus Finnegan）的《詹姆斯·乔伊斯和以色列人以及流亡中的对话》（J ames Joyce and the Israelites and Dialogue in Exile,1995）、文森特·程（Vincent J.Cheng）的《乔伊斯、种族和帝国》（Joyce, Race, and Empire, 1995）、特莱沃·威廉斯（Trevor L. Williams）的《乔伊斯的政治读解》（Reading Joyce Politically,1997）等。近年来较有影响的这类著作有:凯思·布克尔（M. Keith Booker）的《尤利西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Ulysses,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Reading Joyce after the ColdWar,2000）、帕特里克·默吉（Patrick McGee）的《马克思之后的乔伊斯》（Joyce beyond Marx: History and Desire in Ulysses and Finnegans Wake,2001）等。这些著作或从女性主义、民族主53刘象愚乔伊斯批评概观义、种族、犹太人,或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角度读解乔伊斯,从标题一望可知。即使那些标题不甚明确的,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如《詹姆斯·乔伊斯和正义问题》虽然作者拈出了“正义”这一关键词,但他其实是就这一中心问题,从民族、种族、阶级、性等不同的角度对乔伊斯作政治和伦理的读解。《乔伊斯的政治读解》从乔伊斯提出的“都柏林是一个瘫痪的城市”的命题出发,通过细读其作品,就爱尔兰和英国的关系、阶级差异、宗教霸权、家庭与性别关系不平衡的权利结构等角度,深入探讨了乔伊斯的政治立场,指出了乔伊斯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马克思之后的乔伊斯》是一个乔学者的论文集,其中既有旧作,也有新论,总体上似乎缺乏一部专著的严谨和周
密,但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却是一以贯之的。作者始终坚持要把乔伊斯置于政治经济和生产的总体语境中加以分析,引导读者从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乔伊斯,从而看到乔伊斯对资本主义的种种价值观所持的批判态度。作者的政治信念是异常坚定的,对作品的分析也是恳切的,特别是最后从社会与文化革命理论对《守灵夜》所作的长篇剖析,为人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理解乔氏这部作品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迪。
还有大量著述从形式、艺术的角度讨论乔伊斯。譬如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 ss）的《詹姆斯·乔伊斯语言导引》（Joyspric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James Joyce,1973）、科林·麦卡伯（Colin MacCabe）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文字革命》（James Joyce 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1978）、凯蒂·威尔斯（Katie Wales）的《詹姆斯·乔伊斯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James Joyce,1992）、德克·凡·胡勒（D irk van Hulle）的《詹姆斯·乔伊斯:语言研究》（James Joyce: the Study of Languag e,2002）、劳伦特·米莱西（Laurent Milesi）的《詹姆斯·乔伊斯和语言差异》（James Joyce and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等都是以乔伊斯的语言实验为中心内容的代表性著作。伯吉斯本人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对乔伊斯的批评可以说更多的是亲切与亲和性。他这本讨论乔氏语言的著作,以广大普通读者为对象,文笔生动,语言平易,是人们阅读乔伊斯最佳的入门书之一。威尔斯这本书也是针对一般读者和学生的。其特点是把乔氏的语言置于语言研究、文体学和文学理论的三维结构中,对不同作品作不同角度的分析。如对《都柏林人》和《画像》着重从修辞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对《尤利西斯》则着重分析其文字游戏、口语对话和表述方式；对《守灵夜》却着重从声音游戏和语言的关联加以探讨。由于作者对文学的文体与修辞学有精审的研究,因此能够深入浅出,切中肯綮,对一般读者与乔伊斯初学者极有助益。《詹姆斯·乔伊斯和文字革命》与《詹姆斯·乔伊斯和语言差异》则是乔学者不可忽视的两部专书。前者是个人论著,后者却是集体合作的论文集,然而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两本书的作者们都是著名的乔伊斯研究专家。麦卡伯着力挖掘乔伊斯语言实验的革命意义,在这一层面上将其与莎士比亚等量齐观。二十余年后作者在修订版中又增加了新的材料与见解,特别强调了乔氏语言革命的政治内涵,从而受到了伊格尔顿、洛奇等著名英国批评家的高度赞誉。米莱西集一组国际知名乔学者之力,从语言学、哲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同的理论视角入手分析乔氏的语言实验,把理论阐发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开启了人们理解乔氏语言特别魅力的可能性。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不少从音乐、绘画和其他艺术的角度研究乔伊斯的著述和论文。例如,乔学者扎克·波温的《乔伊斯作品中的音乐暗示》（Musical Allusions in the Works of James Joyce）和《勃鲁姆古老甜蜜的情歌》（Bloom’s Old Sweet Song,1995）就是从音乐与文学的角度研究乔伊斯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后者,它不仅从《尤利西斯》等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主题、文体等角度分析乔伊斯对音乐的应用,考稽作品中与音乐有关的暗示的源流,而且结合作品就音乐与现代主义、音乐与宗教仪式、音乐与喜剧等方面作了有力的理论阐发。乔伊斯的作品不仅暗含了文学与造型艺术的种种关系,而且引发了许多造型艺术家的兴趣,开启了他们的想象。有的艺术家借用乔伊斯的观念创作作品；有的艺术家受其小说中某一点的触动产生灵感而创作作品；有的艺术家为乔伊斯和他的作品做漫画和插图。2004年勃鲁姆日前后在都柏林举办的展览,以“艺术中的乔伊斯”为题,展出了六十多位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马蒂斯为《尤利西斯》所作的插图；有曼·雷为乔伊斯所作的画像；有凯奇为乔伊斯所作的音像作品；有约瑟夫·博伊斯从《尤利西斯》获得灵感所作的绘画与雕塑。在形式和风格上则是五花八门,有观念艺术,有装置艺术,有立体派,有抽象表现派；有用猪油和鸟食塑造的艺术家半身像；有表达乔氏观念和思想的电动滚百叶窗和流淌着白兰地和红葡萄酒液汁的床。整个展览显示了乔伊斯对当代造型艺术的巨大影响。展览之后,作为艺术家的乔学者克丽斯塔-玛利亚·莱尔姆·海伊丝（Christa-Maria Lerm Hayes）出
版了《艺术中的乔伊斯》（Joyce in Art: Visual Art Inspired by James Joyce,2004）,这部著作不仅收入了这次展览的精品,而且对其作了理论的探索,成为从造型艺术研究乔伊斯的一部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力作[8]（P1-12）。托马斯·波克达尔（Thomas Burkdall）的《乔伊斯的电影和小说》（Joycean Frames: Film and Fiction of James Joyce,2000）是从影视视角研究乔伊斯的一部代表性作品。此书从电影语言、电影理论、造型艺术、现代主义等多个层面切入乔氏作品,把乔伊斯和爱森斯坦等电影大师相提并论,对文学与影视的比较研究均有借鉴意义[9]（P49-64）。
就乔学的总体而论,大量的批评文集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影响较大的按出版时间有以下数种:肖恩·吉文斯（Seon Givens）编选的《乔伊斯批评二十年》（James Joyce: Two Decades ofCriticism,1948）、罗伯特·德明（Robert Demin）遍选的两卷本《乔伊斯批评遗产》（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1970）、科林·麦卡伯编选的《新视角下的乔伊斯》（James Joyce: New Perspectives,1982）、德莱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编选的《剑桥乔伊斯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1990, 2004）等。
《乔伊斯批评二十年》选收了16位学者的19篇文章。大致代表了从《尤利西斯》问世前后到20世纪中期二十余年间乔伊斯批评的基本情况。《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的出版令整个世界为之震动。面对读书与学术界的茫然无措,一些重要的乔学者于是纷纷就自己对作家本人及其作品的了解和研究撰文。这些文章涉及了乔伊斯的主要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眼光和功力,从不同的层面分析乔伊斯的原创性,对人们读解乔伊斯帮助甚大。论文的作者如弗兰克·勃金（Frank Budgen）、尤金·约拉斯（Eugene Jolas）、斯图亚特·吉尔伯特等都是乔伊斯的好友,他们以自己对这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了解,缩短了人们与他及其作品的距离；其余如T·S·艾略特、詹姆斯·法雷尔、埃德蒙·威尔逊、约瑟夫·坎贝尔、休·肯纳等都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与批评家,他们的论文是乔伊斯研究的最早成果,对后来的乔伊斯批评起了奠基作用。换句话说,没有他们的开创,就没有后来的乔伊斯批评。例如,本集所收威尔逊的《伊尔威克的梦》与收在他自己的批评文集《阿克塞尔的城堡》中的乔伊斯长篇专论,在当时的西方批评界影响深远,为美国广大读者理解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和《尤利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艾略特的短文和坎贝尔的专论则是对《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的神话结构作出深入探讨和剀切评价的最早批评文字。
《乔伊斯批评遗产》选收的大都是文章片段,第一卷选收了从1902年到1927年的175篇,第二卷选收了从1928年到1941年的169篇。这些批评文字覆盖了作家本人及其所有作品。第一卷中论及《尤利西斯》和《画像》的文字占了较大部分,讨论《都柏林人》、《流亡者》和《室内乐》的文字相对少一些,另外还有一部分综合性评论和论及乔伊斯其人的文字。第二卷主要讨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也有一部分综合性的评论,卷末加了四个附录,说明乔伊斯早期作品的版本情况以及本书未能选入但却重要的评论和书评等的目录。此书的特点是选文比较全面精当,是乔伊斯批评文集中较早也较好的一部。
《新视角下的乔伊斯》选收了十篇论文,包括编者科林·麦卡伯本人的二篇。这本论文集的意义在于其新的视角。作者表现出对新知新论的独到把握和自信,力图从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心理分析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乔伊斯作品,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但也有一些平庸的篇什。像乔学者弗里茨·山恩（Fritz Senn）的《矫正尤利西斯》（Righting Ulys ses）、编者本人的《以扫的声音:图书馆中的斯蒂芬》（The Voice of Esau: Stephen in the Library）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流亡者》（Ex iles）等都是颇可一读的佳作。
《剑桥乔伊斯指南》初版于1990年,收入了11位作者的11篇文章。2004年再版时,不仅将文章数量增加到13篇,而且对初版时的文章作了相当程度的调整。这样,就使文集的内容变得更加厚重,视野更加宽阔。再版后的文集不仅有原先对乔伊斯与爱尔兰、乔伊斯与巴黎、乔伊斯与现代主义等关系的探讨,又增加了《乔伊斯和性》、《乔伊斯和消费文化》、《乔伊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几篇新的文章。这些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体现出文化理论的最新视角,使人们对乔伊斯的政治意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因为新增了讨论《都柏林人》的文章,从而使讨论的范围覆盖了乔伊斯的全部小说。此外,由于删掉了讨论乔伊斯版本等的两篇文字,使整个文集在结构上更趋紧凑,组织上更显周密。还有几篇初版时的文章作了修改,例如,克里斯托弗·勃特勒原来的文章谈的是乔伊斯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修订后的文章则集中讨论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章的题目也从原来的《乔伊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改成了《现代主义者乔伊斯》；保尔·里凯尔默原来讨论乔伊斯的现实主义文体与幻想,再版中也作了适度的改动,而关于“乔伊斯和女性主义”的论题虽然保留了,却换了作者。这些修订都使文集的学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二、《尤利西斯》批评
《尤利西斯》批评是乔学的核心,它经历了一个从恶评到好评,从天书难解到深入研究的曲折历程。
《尤利西斯》于1922年2月2日在巴黎出版后,立即在批评界产生了轩然大波。面对着一部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看起来毫无章法,读起来不知所云的天书,批评家们简直不知所措,于是,恶评迭起。一篇题为《〈尤利西斯〉的丑闻》的文章说,这部书有三分之二是杂乱无章的,居然有整章没有标点符号和其他说明,叫人根本摸不着头脑,作品的内容可以说是斯文扫尽,全是些无聊和淫秽的东西,充斥着腐败变质的材料,作者无疑是一个乖戾的疯子,他所创作的不过是茅厕文学而已④。一位论者说,这部蓝皮本的大书看起来像一本电话簿,它不是要卖给读者的,那些买它的人不过是为了收藏获利⑤。有人说,乔伊斯是欧洲社会道德的叛徒[1 0]；有人说,乔伊斯是使整个都柏林蒙受羞辱的无耻之尤⑥。第一篇产生较大影响的负面评论是爱尔兰作家尚恩·莱斯利爵士在伦敦《评论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在这篇评论中,莱斯利抱怨说,《尤利西斯》在总体上是无法阅读的,也是让人不愿引用的,书中的内容“与高雅的趣味、美好的道德是格格不入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愚弄读者甚至优秀的批评家”,它完全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混乱的、没有形式的[11]。甚至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对《尤利西斯》充满反感甚或敌意。例如,弗吉妮娅·沃尔芙说,这是一本“没有教养的”书,一本“自学成才的工人”写的书,仿佛“一个惴惴不安的本科生在搔痒痒”；埃德蒙·高斯说,这本书写得“乱七八糟,趣味、文体、所有一切都臭极了”；保尔·克洛岱尔说这是一本“恶魔般的”书；纪德说这本书是一个“假冒的大作”[1]（P528-530）。
虽然相当一批批评家在抱怨甚至攻击这本书,但是也有一批批评家在颂扬这本书,尽管他们未必完全读懂了它。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正面评论是批评家西斯利·哈德尔斯通发表在《观察家》上的文章,此文称乔伊斯“是一个天才”,尽管《尤利西斯》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一般大众将仍然是阳春白雪。乔伊斯用一个艺术家的真诚写了这部书,它的渊博通过想象获得了变形,它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让观念的联想在读者潜意识的心灵中闪现,把外在行动与内在心理精确而幽默地表现出来[12]。法国批评家瓦雷里·拉尔博在《新法文杂志》1922年4月第18期上发表的评论也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拉氏写此文时,《尤利西斯》尚未出版成书,但他已经阅读了连载于《小评论》上的章节,此文对乔伊斯和《尤利西斯》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文章发表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氏称乔伊斯是“当代英语世界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堪与斯威夫特、斯特恩、菲尔丁比肩齐立”,他的作品“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知识分
子来关心爱尔兰”,重新确立了爱尔兰的“艺术风貌和智性身份”,“他的作品对于爱尔兰正如易卜生的作品对于挪威、斯特林堡的作品对于瑞典、尼采的作品对于19世纪末的德国、米洛和戈梅兹的作品对于当代的西班牙那样重要”。乔伊斯的作品特别是《尤利西斯》将使爱尔兰“重新进入欧洲高雅文学的行列并产生轰动”[13]。庞德认为,《尤利西斯》继承并发展了福楼拜的传统,它采用了荷马史诗的结构框架、奏鸣曲的形式和父子小说的线索,它有许多形式上的创造,有“更多的建构”,就形式意义而言,它“多于福楼拜”,比福楼拜的任何作品都更凝练,在内涵上更丰富。“《尤利西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赞赏的一本书,但却是每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必须阅读的一本书”,批评家只有读完了这本书,才能明了我们的艺术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⑦。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说,乔伊斯不仅能像福楼拜那样对外在世界做逼真的描写,而且能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做逼真的描绘。《尤利西斯》“对普通人的意识做了最忠实的透视”。庞德在他的评论中将《尤利西斯》与福楼拜的《布法尔与佩居谢》相提并论,威尔逊则认为《尤利西斯》的意义要远大于《布法尔与佩居谢》。他说在《布法尔与佩居谢》中,福楼拜是通过“列数人有限的低劣和平庸”来表现人性的卑贱委琐的,而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却囊括了人所有的低劣和平庸。威尔逊对《尤利西斯》的结构、语言等形式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部作品出自天才的手笔,它不仅开启了通向新知的大门,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而且为小说创作确立了可使其无愧于和诗歌、戏剧同日而语的最高标准。如果说福楼拜（以及屠格涅夫、莫泊桑等）的方法“将小说创作引向艺术的极致”,那么乔伊斯就是小说创作的“大师”[14]。玛丽·考勒姆指出,尽管《尤利西斯》在形式上是新颖的、富有创造性的,但本质上仍旧“属于自白文学一类”,具有鲜明的自传性。《尤利西斯》“是乔伊斯的自白,是一本最真诚、最狡黠地写就的自传性作品”。这本书是一本“最富有种族色彩和天主教意味”的书,是某种“都柏林的史诗”。《尤利西斯》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它几乎是对一切文学的嘲弄,它写出了爱尔兰历史的一页,它史无前例地写出了两个男人的内心世界,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的全部生活和内心世界,这是前无古人的,连卢梭也没有完全做到[15]。吉尔伯特·塞尔德斯把乔伊斯称作“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味、最令人畏惧的作家”,他解释说,《尤利西斯》把亨利·詹姆斯和福楼拜创作的那类小说发展到了顶峰,表明小说创作将开始一个“新的转向”,这部作品不仅是乔伊斯本人艺术生涯的顶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生活的顶峰。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用近乎完美的技巧对小说的形式和结构所做的创新将对未来的作家产生难于估量的影响”,这部小说中还有数以百计的创新点可供后人借鉴,后来的小说家们将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它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是最令人畏惧的,也是最令人赞赏的⑧。T·S·艾略特发表在1923年11月《日晷》上题为《〈尤利西斯〉、秩序和神话》的评论像拉尔博和庞德等人的评论一样,对早期的乔伊斯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认为这本书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自我）表达；我们所有的人都受惠于它,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避它的影响”。艾略特像拉尔博一样强调《尤利西斯》在方法与结构上的重大意义,即其对《奥德赛》结构的借鉴、文体的创新和每一章对象征的运用。他认为,运用神话结构把“当代性与古典性加以持续的对照”将会对“杂乱无章、百无聊赖的当代史作出全景式的审视”,从而赋予它秩序与形式,使其产生意义。乔伊斯对篇章结构这种操控和布局的杰出才能是后来者必将学习与借鉴的。《尤利西斯》使我们明白,在传统的叙述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采用神话方法,而神话方法的采用,将使“现代世界的艺术创造成为可能”[16]（P198-202）。
《尤利西斯》从1915年开始构思到1922年出版,经历了七年的时间。1918年,美国杂志《小评论》开始连载这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从1918年3月到1920年9-12月,《小评论》分23期连载了这部作品的1-14章。由于庞德的协助,伦敦的《自我主义者》也于1919年2月到1919年12月连载了部分章节。尽管在七年的创作过程中,乔伊斯总在不断增删修改已经写成的章节,但全书的基本轮廓和形式结构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⑨,只不过这些形式、结构
和技巧的特征都隐匿在看似杂乱无序与谜团般的文字中。乔伊斯有意要让批评家和学者们用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去破解他设置的迷宫,他认为这才是艺术家取得不朽的唯一途径。但他这些精巧的设计隐藏得相当深,他又不能完全不让批评界了解他的意图,于是,他采取了十分精明的做法,通过朋友和亲人缓慢地向外界泄露他的意图。1918年夏乔伊斯初识弗兰克·勃金不久,就和他谈论了尤利西斯作为一个完满的文学形象的话题,并向他透露了自己正在写《尤利西斯》的信息:“我正在写一本以尤利西斯的漫游为基础的书,《奥德赛》是这本书的基本框架。只不过我这本书的时代是现在,书中所有人的漫游不超过18个小时罢了”,“我的这本书是一部现代的《奥德赛》,其中的每一章都和尤利西斯的漫游相对应”⑩。1920年9月间,他把《尤利西斯》的创作提纲寄给了友人卡尔洛·里纳提（Carlo Linati）；1921年1 1月前后,又将《尤利西斯》的创作提纲借给了认识不久的拉尔博[1]（P519）,这两个提纲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包含了一些十分关键的词语,对理解这部作品的题旨、结构、人物具有重大提示作用。这两个提纲后来都公开了,第一个提纲即所谓的“里纳提提纲”（Linati Sch ema）[17]（P12）,第二个提纲即所谓的拉尔博提纲（Larbaud Schema）。第二个提纲很快就在乔伊斯友人的小圈子里流传,并为拉尔博于1921年12月7日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局文人聚会上所作的公开讲演以及后来所写的评论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使他可以对《尤利西斯》奥德赛式的结构、人物、主题和各种独特的技巧作出明晰的阐发,从而对后来的《尤利西斯》读解和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1]（P520-523）,这两个提纲也为吉尔伯特·斯图亚特于1930年出版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这本书对于广大读者理解《尤利西斯》是极端重要的一本参考书,也是乔伊斯批评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30年代特别是《尤利西斯》在美国解禁,获得出版之后,这部作品的批评开始向纵深发展。批评家们从主题、文体、形式、结构、语言、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种种不同的角度对这部作品做了全方位的、深度的评论。乔伊斯最亲密的朋友弗兰克·勃金（Frank Budge n）的《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作》（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1934）既记录了一位艺术家与一位小说家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又提供了这部小说创作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既有传记的成分,又从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解析了这部品形成的过程,是研究《尤利西斯》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罗伯特·马丁·亚当斯（Robert Martin Adams）的《表层与象征:〈尤利西斯〉的一致性》（Surface and Symbol: The Consistancy of James Joyce’s Ulyss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是《尤利西斯》问世40年来对这部作品评论中十分精彩的一部。作者钩沉索隐,对世纪之交都柏林与本书有关的档案记录、报章杂志、回忆访谈等方方面面的材料做了认真细致的爬梳,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并将这些新材料与文本相互比勘,从而将作品的表层与其深层的象征区别开来。在《尤利西斯》研究中,这部书以材料搜求与文本分析见长。七八十年代之后,批评家们的眼光更多地集中在这部作品的文体、语言和形式上。重要的《尤利西斯》批评有:克莱夫·哈特和戴维·海曼（Cl ive Hart & David Hayman）合编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James Joyce’s Ulysses: Cr itical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4）、玛丽莲·弗兰彻（Mari lyn French）的《〈尤利西斯〉:书即世界》（The Book as World: James Joyce’s Ulys s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休·肯纳（Hugh Kenner）的《尤利西斯》（Ulysses, G. Allen & Unwin,1980,revised, 1987）、雷·戈特弗里德（Ray K. Gottfried）的《尤利西斯的句法艺术》（The Art of Joyce’s Syntax in Ulysses,Macmillan,1980）、卡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的《〈尤利西斯〉文体的奥德赛》（The Odyssey of Style in U lys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彼得·考斯泰洛（Peter Costello）的《勃鲁姆传》（Leopold Bloom: A Biography, Gill and Macmillan, 1981）、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的《〈尤利西斯〉:一本富有快乐回归的书》（James Joyce’s Ulysses: A Book of Many Happy Return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雅克·德
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尤利西斯的留声机》（Ulysses Gramaphone: deux mots po ur Joyce, Edition Galilee,1987）、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z）的《读解〈尤利西斯〉》（Reading Joyce’s Ulysses,Macmillan,1987）、丹尼斯·罗斯和约翰·奥汉龙（Danis Rose and John O’Hanlon）的《遗失的笔记本:〈尤利西斯〉诞生的新证据》（T he Lost Notebook: New Evidence of the Genesis of Ulysses, Split Pee Smythe,198 9）、伯纳德·本斯托克（Bernard Benstock）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Critical E ssays on James Joyce’s Ulysses,G.K.Hall,1989）、戴维·莱特（David G. Wright）的《尤利西斯的反讽》（Ironies of Ulysses, Gill and Macmillan, 1991）等。就这一时段中两个重要的批评文集而论,克莱夫·哈特和戴维·海曼合编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显然更胜一筹。这部文集选收了18位第一流的乔学家分论《尤利西斯》18章的文章,这些文章不限于一般的读解,而是通过精细的阅读,从文体、色调、视点、叙事结构、象征意义等不同的角度,着重论述了这部作品在形式、技巧、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并兼顾了内容与意义方面的分析。从总体上看,每一章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而全书能集众家之长,道人所未道,是《尤利西斯》批评文集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一本经典之作。玛丽莲·弗兰彻的《尤利西斯:书即世界》把这部作品看作一个富含启示的文本,采取读者反应批评的方法,力图从读者的角度挖掘主人公形象中体现的人性因素,可以说是颇具匠心。雷·戈特弗里德集中讨论《尤利西斯》的句法,通过对其句法结构的精细分析,特别指出乔伊斯如何运用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隐德来希”（entelechy）法,即如何通过本原的能动过程,实现句法中潜在的可能性。卡伦·劳伦斯则集中讨论《尤利西斯》的文体,试图从一种新的时间的角度来读解这部作品,她提出作品中文体的变化是一种修辞的实验,具有某种总体的方向,而这些文体上的变化在断裂的发展过程中迫使读者在自己的阅读期待中作出相应的调整。她指出,任何“拓扑性”和“目的性”的阅读都是无济于事的,这部作品从根本上是反启示的,乔伊斯提出了种种意义的可能性,但却拒绝给出某种终极的启示。休·肯纳早在其1955年出版的《都柏林的乔伊斯》中就率先指出乔伊斯把戏仿、反讽等修辞手段作为重要创作技巧的事实,30年后又在其《尤利西斯》中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进一步阐发了他早期的主要论点。戴维·莱特则对《尤利西斯》中反讽的运用做了全面细致的讨论。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尤利西斯》批评在各种后现代批评流派的影响下呈现出更为宽广的视野,除了对作品本身的批评解析之外,批评家们还乐于从文化的不同层面,多角度、多视点地切入作品。
《尤利西斯》的版本之争是《尤利西斯》批评的一个不能不提的领域。1984年德国乔学者汉斯·盖勃勒（Hans Gabler）在对《尤利西斯》的版本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之后,与另两位学者出版了一个新的“校勘本”。然而在其问世后的翌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约翰·基德（John Kidd）就对盖勃勒这个“校勘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基德指出,盖勃勒的这个校勘本中大量的所谓“校订”都没有原稿的依据,不仅把原先不错的改错了,而且更多地引进了新错误。基德的批评引起了乔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且引发了乔学者对乔伊斯留下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研究的兴趣,从而把对乔伊斯版本学的研究导向发生学的研究⑾。此后又出现了爱尔兰乔学者丹尼斯·罗斯等人所谓的“读者版”（A Reader’s Editi on）的《尤利西斯》,这个版本由于其更多出格的删改,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论。⑿
三、《芬尼根守灵夜》批评
《芬尼根守灵夜》批评在乔学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可以说,它与《尤利西斯》批评构成了乔学中熠熠生辉的双璧。《芬尼根守灵夜》出版于1939年。乔伊斯从1923年3月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它的题目出版之前一直叫《进行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全书正式出版前,部分章节曾零星在《变迁》（Transition）等杂志和书刊先行发表过。1928年,
此书的第一部分以《安娜·利维娅·普鲁拉贝尔》（Anna Livia Plurabelle,常简写为ALP）的标题发表,引发了许多朋友和批评家、作家（例如肖恩·奥法兰、温德姆·刘易斯、瑞贝卡·韦斯特等）的批评、抱怨,因为此书比《尤利西斯》更艰涩,更不可读。不过,乔伊斯仍然采取《尤利西斯》问世前后的做法,十分策略地逐渐向外界透露他创作的一些基本构想,让朋友和熟人先行读解、评论,不断扩大批评的圈子,等到作品正式出版之后,那些评点的星星之火,便渐渐成了燎原之势。
《守灵夜》的批评可以大体分作两大部分,一是以读解为侧重点的文字,主要是对这部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加以解析,目的是为读者大致读懂这部作品；二是以批评为侧重的文字,主要是从不同角度,就某些问题对作品加以评论,目的是加深读者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识。第一类论著注重微观具体的解析；第二类论著注重宏观问题的讨论。第一类论著是第二类论著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类论著则是第一类论著的深化。事实上,二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常常是相互包容,只不过侧重点不同罢了。笔者之所以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论述的需要。
1929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局（Shakespeare and Company）出版的由贝克特等12人的论文编成的文集《我们对〈进行中的作品〉的化身的虚实所做的审查》（Our Examination R ound H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r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⒀,可以说是《守灵夜》第一本重要的批评。从编撰的目的讲,它主要是为了回答当时一部分人对这部作品的怀疑、诘难和抨击的,应该说属于上述第一类批评；从文集的总体内容讲,它既有对问题观念的宏观论述,又有对具体文字或结构的解析,应该说居于上述两类批评之间。书中的12篇文章是: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Dante...Bruno. Vico..Joyce）、马塞尔·布里昂（Marcel Brion）的《乔伊斯作品中的时间观念》（The Idea of Time in the Work of James Joyce）、弗兰克·勃金的《〈进行中的作品〉与古老的北欧诗歌》（James Joyce’s Work in Progress and Old Norse Poetry）、斯图尔特·吉尔伯特的《〈进行中的作品〉绪言》（Prolegomena to Work in Progress）、尤金·约拉斯（Eugene Jolas）的《语言革命与乔伊斯》（The R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James Joyce）、维克多·勒罗纳（Victor Llona）的《除了叫它有分量的不像的散文外我真不知道叫它什么》（I Don’t Know What to Call it but Its Mighty Unlike Prose）、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的《乔伊斯先生导演一场爱尔兰文字芭蕾》（Mr. Joyce D irects an Irish Word Ballet）、托马斯·麦格利维（Thomas McGreevy）的《〈进行中的作品〉中的天主教因素》（The Catholic Element in Work in Progress）、艾略特·保罗（Elliot Paul）的《乔伊斯先生的情节处理》（Mr.Joyce’s Treatment of Plot）、约翰·罗德克（John Rodker）的《乔伊斯及其动力》（Joyce and His Dynamic）、罗伯特·萨奇（R obert Sage）的《〈尤利西斯〉前—后》（Before Ulysses—and After）、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美国批评的一个观点》（A Point for American C riticism）。全书还附有两封署名的批评文字。据莎士比亚书局女老板希尔薇娅·比奇（S ylvia Beach）在1962年“新方向书局”版重印时所附的一个简介中说,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十分怀疑其中署名弗拉基米尔·狄克森（Vladimir Dixon）的《致乔伊斯的一封垃圾函》（A Litter to James Joyce）是乔伊斯自己的伪作。本来这12篇文章的内容大都是作者们听乔伊斯自己解释的,如果狄克森果真就是乔伊斯自己,乔伊斯亲自编导的痕迹就更明显了。尽管乔伊斯为人们读懂他这部“天书”规定了300年,但他明白,如果他不出来亲自阐释、导读,恐怕再用300年人们也无法读懂他这部杰作。所以他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亲自出来引导批评家们。正因为如此,这本文集在《守灵夜》批评中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了。
《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在结集出版前已经在尤金·约拉斯等主编的《变迁》杂志上先行发表过。贝克特的文章置于文集之首,此文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未来《守灵夜》的观念结构,并结合作品实际,分析了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及其关于语言、诗歌、神话的观点在这部作品中
的体现,也提及了但丁和布鲁诺的一些观念对乔伊斯的影响,为后来的批评家从哲学和思想观念的角度讨论这部作品奠定了基础。布里昂的论文是文集中唯一一篇非英文之作（由罗伯特·萨奇从法文译成英文）,他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加以比较,指出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时间都是主导因素,但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时间是外在的、与人物分离的；而乔伊斯作品中的时间则是不可分离的根本因素。对乔伊斯来说,作为具体真实的时间就是他的题材、主题,与他的人物、语言和形式创造融为一体,时间就是他基本的审美原则。乔伊斯在语言运用中巨大的原创力以其渊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根基,超越了拉伯雷的创造,他使语言服从于哲学的观念:维柯的历史循环论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金将未来的《守灵夜》与埃达加以比较,集中讨论乔伊斯对北欧神话的借鉴。吉尔伯特分析了维柯关于历史和语言的哲学观念对于理解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概略地讨论了它的创作方法,并对《变迁》第13期选登的一节中部分材料的词语作了具体的解析。约拉斯首先指出:乔伊斯颠覆传统语言观的革命立场是符合20世纪的潮流的,也是新一代艺术家应该追求的。他首先回答了奥法兰对乔伊斯的批评,随后用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读解这部作品的途径。勒罗纳虽然流露出某种困惑与保留,但依然将乔伊斯与拉伯雷的语言创造相提并论,力图说明未来的《守灵夜》在语言实验中的独创性。麦卡蒙讨论的基本问题同样是这部作品的语言,他把乔伊斯的语言创造比拟为一场词语的芭蕾,通过具体例证的分析,指出人们不应从传统叙事的视角来理解乔伊斯语言的意义,说明乔氏的创造不在于通过语言再现现实,阐释生活,而在于激发人们的情感与想象,而这正是20世纪新文学创作不同于传统的基本理念。麦格利维另辟蹊径,讨论这部作品中的爱尔兰天主教因素,指出天主教因素对乔伊斯思维结构的形成决非无足轻重,而具有奠基作用。通过分析天主教因素对这部作品结构与主题形成的决定性影响,表明研究天主教对乔氏思想的影响对理解他的作品不可缺失的重要意义。保罗的论文看似要谈这部作品的情节,其实谈的是其结构的独特性。保罗认为,《进行中的作品》的结构设计是无始无终无中段的一个“圆”,因此,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是无法理解这一作品的。乔氏这种非笛卡尔式的思维恰恰可与现代物理学、数学以及绘画中的模式相比拟。从这样一个圆形的结构模式出发,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其叙事结构以及人物、情节诸方面的非传统特征。罗德克高度赞赏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运用语言的独创性,指出乔氏语言创新深刻的审美意义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必将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将对语言本身具有重铸作用。萨奇首先纵论乔伊斯的创作,指出其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而其全部创作则可以看作一个更大的、统一的审美实体,语言运用上的创造正是构成这一有机实体的中心线索,从《都柏林人》、《画像》到《尤利西斯》再到《进行中的作品》,语言运用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最终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萨奇还较为细致地分析了这部作品中ALP与HCE两个中心人物。威廉斯从一个美国批评家的角度回应了英国作家韦斯特对乔伊斯的批评,指出传统的批评观与审美趣味阻碍了她客观、公正地评价乔伊斯。威廉斯认为,开放的、包容的、灵活的审美情趣与批评理念对于理解乔伊斯及其这部作品是至关重要的[18]（P3-17）。
《守灵夜》1939年出版至今,以读解为侧重的导读性批评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约瑟夫·坎贝尔与亨利·罗宾逊（Joseph Campbell and Henry Rob-inson）的《〈芬尼根守灵夜〉骨架解钥》（A Skeleton Key to Finnegans Wake, 1944）、威廉·约克·廷达尔的《〈芬尼根守灵夜〉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Finnegans Wake, 1969）、罗兰·麦克休（R oland McHugh）的《〈芬尼根守灵夜〉注释》（Annotations to Finnegans Wake, 1980）等。
《骨架解钥》是最早试图对《守灵夜》作出全面解析的导读著作。它对当时被学界视为不可解的这部天书逐行逐页加以解说,意在揭示其深层的叙事模式,展露其潜藏的骨架结构和宏大的内在逻辑。坎贝尔毕生致力于民俗、神话与人类学研究,对乔伊斯的著作怀有极大的兴趣。诚如该书前言所说,他和罗宾逊并不认识乔伊斯,也不熟悉都柏林,但他们崇敬乔伊
斯的天才,高度赞赏他这部具有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巨著,因此能在乔氏的手稿与书信等许多第一手材料尚未问世的条件下,仅凭各种辞书与个人的学养完成这一具有奠基与开创价值的著作[19]（Pxxi-xxvi,3-13,355-363）尽管《骨架解钥》存在一些不够确切的阐释,对《守灵夜》的神话因素也给予了过多的关注,但其在《守灵夜》导读类批评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它的开创性功绩是乔学界公认的。廷达尔把《守灵夜》看作一个反映整个世界与宇宙的象征性迷宫,因此他力图用他的《导读》指引普通读者走进并走出这个迷宫。此书逐章加以解析,对“情节”、人物、母题、结构以及一些重要的词句给予重点阐发,特别关注它们的象征意义。此书简明扼要,特别适于初读《守灵夜》的读者使用[20]（P3-26）。如果说坎贝尔的《解钥》重点在“解说”,廷达尔的《导读》重点在“导引”,那么麦克休的《注释》重点就在“注释”上了。此书对《守灵夜》逐行逐页加以注解,各种自造语、新词、俚语、俗语、双关语、外语、隐喻、象征、暗示、歌曲、乐谱、人名、地名以及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各种领域的人文掌故、引征、借用等等无不囊括[21]（Pvxii）。上述三本书,不仅是读解《守灵夜》最基本的工具书,也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因此在《守灵夜》批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些著作可以说纯粹是语言类工具书,也是读解《守灵夜》不可不备的。比较重要的有:杜尼娅·克里斯蒂亚妮（Dounia Christiani）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的斯堪的纳维亚语成分》（Scandinavian Elements in Finnegans Wake, 1965）、赫尔穆特·邦海姆（Helm ut Bonheim）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的日耳曼语辞汇》（A Lexicon of the German in Finnegans Wake, 1967）、布兰登·奥赫尔（Brendan O Hehir）的《〈芬尼根守灵夜〉与其他作品中的盖尔语辞汇》（A Gaelic Lexicon for Finnegans Wake and Glossary for Joyce’s Other Works,1967）、布兰登·奥赫尔与约翰·狄龙（Brendan O Hehir & John M. Dillon）的《包括〈芬尼根守灵夜〉在内的乔伊斯主要作品中的古希腊、拉丁语辞汇》（A Classical Lexicon for Finnegans Wake: A Glossary of the Greek and Latin in the Major Works of Joyce, including Finnegans Wake, the Poems, Dubbliners, Step han Hero,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the Young Man, Exiles, and Ulysses,1977）、奥敏克（L.O.Mink）的《〈芬尼根守灵夜〉地名辞典》（A Finnegans Wake Gazetteer,19 78）等。这些书的标题明确地标明了它们的内容。
此外,还有大量的著作从不同的层面或视角看,既具有批评性质又具有导读的工具书性质,类似于早期贝克特等人那本《审查》。詹姆斯·艾瑟顿（James Atherton）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的征引与典故》（The Books at the Wake: A Study of Literary Allusion in Finnegans Wake,1959）集中阐释书中大量的文学用典,以材料的丰富见长。克莱夫·哈特（Clive Hart）的《〈芬尼根守灵夜〉的结构和母题》（Structure and Motif in Finn egans Wake,1962）侧重阐发《守灵夜》的结构模式与主题。艾德琳·格莱申（Adaline Gl asheen）的《〈芬尼根守灵夜〉的第三次人口普查》（Third Census of Finnegans Wake: An Index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ir Roles,1977）按字母顺序汇集了《守灵夜》中出现与暗含的大量专名,包括种种神话的、历史的、虚构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人物之间交叉指涉的错综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书中“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什么人”（Everybody is Som ebody Else）的复杂情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价值。此书是格莱申在许多著名乔学者的帮助下对她的《普查》（1956）和《第二次普查》（1963）所作大量修订与增补的最新成果。约翰·戈登（John Gordon）的《〈芬尼根守灵夜〉情节梗概》（Finnegans Wake: A Plot S ummary,1986）试图按照他个人的理解对《守灵夜》的情节与细节加以概括。此书共22章,前五章概述地点、时间和人物,从第6章开始则逐章阐释乔书每一章的情节,尽管作者的阐释有不少出自主观的构想,但对我们理解《守灵夜》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卡尔姆·沙利文（J. Colm O’Sullivan）的《〈芬尼根守灵夜〉及乔伊斯早期作品中颜色的运用》（Joyce’s
Use of Colors: Finnegans Wake and the Earlier Works,1987）探索了乔氏对颜色词的运用,指出其颜色模式与作品中人物、主题、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深化读者对《守灵夜》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马修·霍加特与露丝·鲍尔勒（Matthew J.C.Hodgart & Ruth Bauerle）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的歌剧》（Joyce’s Grand Operoar: Opera in Finnegans Wake, 1996）对《守灵夜》中三千多处与歌剧有关的指涉与暗示做了阐释,并在其厚重的导言中讨论了这类歌剧与音乐的指涉与乔伊斯生平创作的关系。书中的每一个指涉都按页与行编排,同时也从作曲家、作品、词作者、批评家、指挥家、歌唱家、歌剧中人物、咏叹调等不同角度做了互见索引,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守灵夜》的草稿、手稿与创作笔记的整理与研究是其批评中一个相当关键的部分。这类整理与研究似可称为《守灵夜》的发生学研究,对于《守灵夜》的读解与批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守灵夜》的草稿、手稿与创作笔记的整理与研究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1 960年,弗莱德·希金森（Fred Higginson）发表了《安娜·利维娅·普鲁拉贝尔:一章的形成》（Anna Livia Plurabelle: The Making of A Chapter）,包括《守灵夜》第1部分第8章六个中间层次的整理誊写稿以及对此章形成的讨论。翌年,托马斯·康诺利（Thomas Co nnolly）出版《〈芬尼根守灵夜〉的原笔记本》（Scribbledehobble: The Ur-Workbook f or“FinnegansWake”）,对学界公认的最无序的《守灵夜》笔记本VI .A做了整理,尽管他的整理错误不少,但对后来的学者依然具有参考价值。1963年,戴维·海曼（David Hayman）出版《〈芬尼根守灵夜〉的第一草稿》（A First Draft Version of“Finnegans Wake”）,对《守灵夜》最后成书前各个章节可资利用的种种材料加以爬梳整理,采用一种拓扑学方法与符码,最终综合而成一个整理稿,他还在一个长篇导言中详细分析了《守灵夜》的成书过程。尽管学界对他的方法并非没有微词,但他对《守灵夜》草稿笔记的整理与研究却为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发生与创作过程提供了至今仍无法替代的前提。丹尼斯·罗斯于1978年出版了《索引手稿:〈守灵夜〉笔记本VI. B. 46》（The Index Manuscript: Finnegans Wake Ho lograph Workbook VI. B.46）,对乔伊斯笔记做了比康诺利更为确切的整理,并逐条逐项做了一定的注释。四年后,丹尼斯·罗斯还与约翰·奥汉龙一起出版了《理解〈芬尼根守灵夜〉》（Understanding Finnegans Wake, 1982）,在整理与研究手稿和笔记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守灵夜》情节的见解。除了上述专书之外,《守灵夜通讯》（Wake Newsletter）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也不断发表了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和专文,这些研究对后人理解《守灵夜》发生与形成过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不过,随着后现代以解构思潮为核心的各种理论模式的盛行,作品及其本源的观念日渐淡薄,发生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大为动摇,80年代
之后,不少学者不再热衷于这一领域。
《守灵夜》早期侧重于评论的批评论著有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发表在19 39年《新共和国》6、7月号上题为《伊尔威克的梦》（The Dream of H.C.Earwicker）的论文,此文最先提出《守灵夜》写的是伊尔威克的梦的观点,引导读者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去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虽然后来的不少乔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疑问,但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依然可为一家之言。哈利·勒文（Harry Levin）则最先借用弥尔顿的“四层寓意说”来解析《守灵夜》,他认为,“从解经学的层面看,它（《守灵夜》）按照维柯的观念预示了文明的进展；从寓言的层面看,它彰显了都柏林城及其近郊的形貌与氛围；从文字的层面看,它记录了伊尔威克、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躺在其酒吧顶楼床上的不幸遭遇或者说噩梦,并在他们断续的睡梦中反复讲述前一天发生的事；从道德的层面看,它将所有这一切象征符号融合成一个中心主题——碰巧也是弥尔顿的主题——即罪恶与原罪的问题”[22]（P133-134）。显而易见,威尔逊和勒文是在学界普遍认为《守灵夜》不可解的时期最早试图赋予它意义和结构的两位最重要的批评家。他们的论述对于后来的种种导读与批评性论著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伯纳德·本斯托克的《〈芬尼根守灵夜〉解析》（Joyce-again’s Wake: an Analysi s of Finnegans Wake, 1965）是第一本重要的批评性解析论著,它在坎贝尔、格莱申、勒文、哈特等人论著的基础上,从政治、宗教、人性、语言、诗歌、喜剧和史诗性因素等层面对《守灵夜》作出了较为全面和清晰的阐释。他主张直接引述作品来支持自己的论述,以为让读者尽可能熟悉乔伊斯原文的声音和意义对于他们理解此作远胜于那些概括性的解说或梗概性文字。他比较了坎贝尔、格莱申、廷达尔为《守灵夜》提出的章节标题,指出其中的混淆与随意性,还逐章逐行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大纲（Working Outline）。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还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到60年代中期时《守灵夜》中仍然无法弄清楚的问题。当然,尽管作者声称要尽量客观地来解析这部作品,但他的解析在某种意义上依然不能不是个人的、主观的[23]（Pi-xx-iv）。
面对许多友人的不理解和抱怨,乔伊斯曾明确地说:“他们（庞德和韦弗女士等）说它（《守灵夜》）晦涩,当然是拿它和《尤利西斯》相比,可是《尤利西斯》的情节主要是发生在白天,而我这本新书的情节主要是发生在黑夜,黑夜里事情就不该清晰,难道这不是自然的吗?”
⒁后来许多乔学者接受了乔伊斯这一提示,譬如,格莱申在她的《〈芬尼根守灵夜〉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中说:“《芬尼根守灵夜》是存心要晦涩的。它被构思成晦涩、创作成晦涩,它写的就是晦涩。”[24]（Pxvii）然而,真正对《守灵夜》的“晦涩”（obscurity）做比较深入全面解析与批评的却是约翰·毕晓普（John Bishop）。毕晓普的《乔伊斯写黑暗的书》（Joyce’s Book of the Dark: Finnegans Wake, 1986, 1995）可以说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代表作。他首先在“导论”中结合《守灵夜》专题讨论“晦涩”,然后用12章的篇幅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通过重新缠绕杂乱的语词碎片剖析此书所写的“黑暗”、读解其“晦涩”,他的讨论主要以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梦的解析以及维柯的某些理论为参照系,不过正如他所说的,他所给予读者的不是“弗洛伊德对乔伊斯的读解,而是乔伊斯对弗洛伊德的读解”[2 5]（P18）从心理分析、性和女性主义视角切入著作的还有玛格丽特·索罗门（Margaret S olomon）的《〈守灵夜〉的性宇宙》（Eternal Geomater: The Sexual Universe of Finn egans Wake,1969）和谢尔登·勃利维克（Sheldon Brivic）的《〈守灵夜〉的女性主义导读》（Joyce’s Waking Wome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to Finnegans Wake, 1995）。前者从性政治的角度讨论《守灵夜》,其中对含有T字母词汇中性涵义的讨论颇为精彩；后者以伊丽格瑞的女性主义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为参照,对《守灵夜》的一些章节和主题做了细致分析,并在导言中论述了乔伊斯对女性的态度,是对《守灵夜》所作的女性主义读解的一本重要著作。
注释：
①参看《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画像》中斯蒂芬与克兰利讨论宗教和艺术问题的章节（刘象愚编选《乔伊斯精选集》第305-31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尤利西斯》第1 7章中勃鲁姆忘带大门钥匙,跳墙入院从后门回家的细节就是从巴尼生活中曾发生过的事件借来的；此外,他曾居住过的都柏林埃克斯尔街7号,也被乔伊斯用作勃鲁姆的住地。
②这三本小册子是: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记忆》、荣格的《父亲在个人命运中的意义》和琼斯的《哈姆雷特问题与俄狄浦斯情结》。
③关于乔伊斯对心理分析的不信任和反感,可参看Richard Ellmann的James Joyce 一书,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年版,第393、436、466、472、510页。
④参阅“The Scandal of Ulysses”, Sporting Times, No. 34,转引自Robert H. Deming: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I, London: Routledge, 1970, pp192-19 3。
⑤参阅“A New Ulysses”,Evening News, 8, April, 1922, 4,转引自Robert H. D eming: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I, London: Routledge, 1970, p194。
⑥参见Dublin Review, September 1922, clxxi, pp 112-119一篇未署名的文章。
⑦参见Ezra Pound,“James Joyce and Pecuchet”,转引自Robert H. Deming, Jam 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I, London: Routledge, 1970, pp 263-267。
⑧参见Gilbert Seldes发表在1922年8月30日Nation第cxv期2982号上的评论, pp 211-212。
⑨例如,与《奥德赛》对应的结构、时间和人体器官与艺术类型在各章中的对应和象征、一天的故事、百科全书式的内涵、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内心独白（意识流）手法和不同文体的运用等都始终没有改变。参见Stuart Gilbert, Th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I, pp 146-147；也可参阅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1982,p521。
⑩参见Frank Budgen, 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18,p20；也可参看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 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Revised ed. 1982,pp435-436。
⑾1978年,花环出版社出版了250套63大卷《乔伊斯档案》（James Joyce Archive）,后来,《乔伊斯季刊》（James Joyce Quarterly）又连载了各卷原本没有引出的卷号与名字,这样就为乔伊斯作发生学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可能。
⑿可参看基德与罗斯在《纽约书刊评论》上论战的文章（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44, No.14, Vol. 45,No.1, 1997-1998）。
⒀此书的标题是按照乔伊斯的意思确定的,出自《守灵夜》（Book III, p497,其中的三个主要字都是混成字,含义不止一种,因此这里的译文仅是大意。
⒁这是乔伊斯对威廉·博德讲的,博德写信告诉了理查·艾尔曼。参见Richard Ellm ann: James Joyce, p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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