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研究

一、人类学(Anthyopological)的研究对象与目的

研究对象：

1、人（man）——生物人organism、文化人cultrate[k?lt??'rɑ:ti]、社会人

2、文化——人所创造的文化（Culture）包括物质文化（包括受人活动影响的生态环境）、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3、广义具象——包括体质人类学（人体学）、考古学（史前学）、语言学、文化（社会）人类学

狭义具象——包括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

4、各国的本土特征不同：（英美）（欧洲）

狭义具象：

北美：文化人类学

英国：社会人类学

欧洲：民族学

因此，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只是各国的称呼不同，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一样的。即：

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

体质人类学==人体学

史前学==史前考古学

中国——先后受到欧洲和北美的影响，学科名称和术语使用一直没能统一。各种划分出入较大。

1）学科分类上：一度将人类学划归生物学。1992年，人类学被划为民族学下，成为其七个二级学科之一。后经修订，人类学又被划归社会学之下，成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其中一些独立学科被打散在不同一级学科之下。不同称呼但内容相同的学科被划分在不同学科之下。如：民族学仍然为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放在民族学的括住内。

2）误解也比较多。如：民族学被等同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研究。汉人社会研究则被拉入社会学之中。

3）公众形象与认知度非常低。

中国长期把人类学等同于“古人类学”。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这个印象与我们中国50年来知识谱系的规定有关。人类学还给外界一种接近于“ 考古学”的形象。似乎只是对古物或原始的东西感兴趣，有一种好古主义的心态。这恐怕来自以前中国人类学的“南派”（蔡元培），他们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中研院为中心，做古语言、古文化、古民族研究。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担任过人类学系主任，因而考古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公众形象。人类学的第三种形象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研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科依据。人类学的这三种形象，不能说是公众对于人类学的歪曲。可对行内人来说，我们所做的，与人们印象中的，还是有所不同。

对人类学的认知也比较低，不仅不被公众认知，也不为大学、学者认知。

4）学科内部缺乏共同学术语言和价值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基本阅读书目，缺少共同关注的概念体系。

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历史原因。学科命名实际上也是一种秩序构建。人类学被介绍进中国就形成了当时中国的学科秩序。以民族学（欧洲大陆）、文化人类学（美国）或社会人类学（英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人类学，形成了不同学术特点的南派与北派。新中国建

立前．我国人类学界流传着“北吴南杨”的口碑。意思是说，“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先生为首，包括其弟子林耀华、费孝通等学者，主要受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理论主张的影响．致力于近代民族社区现状和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而“南派”则由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杨成志先生挂帅，包括民国时候的中研院民族学所以及南方的一些大学，如中山、厦门等。其理论较杂，受早期进化论、美国历史学派以及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法的影响。可称之为中国历史学派更多注重考古、史前的研究。这关联到人类学的两个传统：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个传统传到中国，就是南派和北派之分，南派以蔡元培为代表，他1926年的《说民族学》一文，观点是从德国传来的。做少数民族研究，北派以吴文藻的社会学为代表，变成乡村社会学。费孝通被他引到人类学，是因为社会学要中国化，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学化，照费孝通的说法，人类学研究的是乡土性。

到解放后就变了。新中国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殖民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被切掉。民族学保存下来，是因为苏联有，中国模仿了。连费先生也转到民族学院来了。赶上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等，还算比较幸运，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到了60年代，中国和苏联闹翻，民族学也成了修正主义不能叫了。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没有民族学，只有民族问题研究。这个过程到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在这期间，这些从燕京大学到民族学院的老先生，民族学也不敢做了，做什么呢？做原始社会研究。那样才安全，离现实越远越安全。改革开放后，学科重建过程中，今天所称的民族学更像是民族研究。民族研究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除了人类学以外还有个ethicstudy，研究印地安人、美国的华裔、拉丁裔这些人。

而民族学的叫法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出现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今天有很多人更愿意把民族学叫成人类学。这也与利益相关。

研究目的：

人类生存的原生态是无法进行技术复制的，人类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惯习、决定惯习的文化也同样无法复制。赫兹菲尔德指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透过那些自称为永恒真理的华丽词藻去揭示隐藏其后的种种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行为。”科学或自然科学无法解释人类的行为，人类学欲揭示人类的实践行为规律，或解释、理解人类的实践行为，他研究人性（生物性、社会性、文化性）、人创造的文化和社会。这些深层次的东西透过风俗习惯、乡土制度等方式隐约地表现出来。

长期从事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往往会淡化所谓文明的优越感。草根社会的智慧并不能被喧嚣的都市文化所抵消。人类学家用实地调查的方式去检验所谓人类常识的真伪，从而使种种伪饰得以剥落，他们更多的是在做一种保卫边缘的工作。在边缘不断遭到侵蚀和同化的危机中，人类学家对边缘的叩问显得孤立无缘。常识之所以成为常识，是因为它有其精神源头，并在符号和仪式行为中不断地被表

二、学习人类学的实践意义

研究不能反映巨大变化前沿成果基本依靠引进

2008-02-18 陈熙涵文汇报 <人类学研究后继乏人>

当代人类学研究趋势是什么？人类学究竟对现实社会有何影响？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为“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举办的研讨会上，哈佛人类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潘天舒指出，国内学界对人类学研究还不能反映40年来人类学的巨大变化，人类学科前沿科学成果基本要靠从国外引进。

转向重点社会问题

此次出版的“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第一辑三本著作涵盖了哈佛大学顶尖人类学家的最新力作。医学人类学鼻祖、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阿瑟·克莱曼的《道德的重量》，以人文主义的关怀揭示了人类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女人类学家鲁比·沃森的《兄弟并不平等》，以香港新界的一个村庄为案例，用阶级分析研究中国家族传统。与会学者认为，丛书第一辑反映出人类学研究正倾向于深入到当代普通人生活和社会中，解决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人类学正在转向重点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时医学人类学在这一领域正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发挥难以替代作用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该丛书的主编张乐天教授认为，人类学正逐渐深入到当代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国内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的人类学著作的引进相对比较缓慢，人类学对于当代中国尚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不仅大众不了解，就连学院中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学，尤其是当代人类学也不甚了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指出，人类学研究在我国自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后，似乎就后继乏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被并入社会学范畴，地位很低，与此相反，欧洲等地却对人类学研究表示出极大兴趣。

“见微知著”成为趋势

那么，人类学是否真的遥不可及？人类学究竟如何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该套丛书的编辑之一张吉人举了两个例子：二战末期，美国攻打日本本土的时候，面临大批日本军人宁死不降，美国人深感困惑，于是请著名人类学家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直接改变了艾森豪威尔欲废除天皇制的决定，并最终写就了赫赫有名的人类学代表著作《菊与刀》。而在不久前，复旦人类学系接受了知名电脑企业IBM邀请，对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农民的消费习惯进行了研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帮助其产品和销售实现本土化。可以说，“见微知著”，正在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发展变化的特征之一，阿瑟·克莱曼在为该丛书作的序言中写道：“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美国、欧洲各国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正面临深刻变革，与来自各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如何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文化背景，人类学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达和操作。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

https://www.360docs.net/doc/3f3857924.html, 2007年06月19日12时1分星辰在线

目前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人类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其内涵却并没有清晰的认识，甚至连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尚未达成共识。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它在中国公众的印象中为什么与历史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混淆不清？一门学科的公众形象对于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专业研究者对此有什么样的应对？不久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和本报联合召集了一次以“人类学的公众形象”为主题的座谈。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朱晓阳（北京大学），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等多名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并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

1 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

■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今日中国的人类学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三个急需探讨。首先是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其次，学科内部缺乏共同学术语言和价值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基本阅读书目。甚至有人以为，人类学者不需要读书，去做田野就可以了。再次，这门学科在中国缺少共同关注的概念体系。在个别圈子内部，似乎有一套相互趋近的词汇，圈子之间，差异极大，五花八门，有的从中国方志提炼中国人类学概念，有的从意识形态、从古史提炼概念。学术的多样性固然是优点，但一门学科如何既有共同的语言，又是多元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学科就毫无规则可循。

中国长期把人类学等同于“古人类学”。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这个印象与我们中国50年来知识谱系的规定有关。人类学还给外界一种接近于“ 考古学”的形象。似乎只是对古物或原始的东西感兴趣，有一种好古主义的心态。这恐怕来自以前中国人类学的“南派”，他们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中研院为中心，做古语言、古文化、古民族研究。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担任过人类学系主任，因而考古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公众形象。人类学的第三种形象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研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科依据。

人类学的这三种形象，不能说是公众对于人类学的歪曲。可对行内人来说，我们所做的，与人们印象中的，还是有所不同。

我们所做的人类学，有这么一些特点。首先，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学问，但不是研究这些的惟一学问。19世纪中期，西方大学里出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工，社会学研究工业化社会，人类学研究非工业化的、传统的、部落的、殖民地的社会。就中国学界来说，社会学家更多关注城市，或者乡村的城市化，也就是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人类学家更多地沉浸在农村或少数民族研究里。如今这个区分变小了，有社会学家研究历史和传统社会，也有人类学家研究现代性。但一般来说，我们更习惯于从非工业化的社会之世界观为出发点。

另外，人类学有社会理论上的关怀。西方的社会理论分成注重文化和注重结构的两派，人类学家多数通过所谓“基本社会制度”而不是通过浮在面上的“上层建筑”来切入研究主题。比如说，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的亲属制度，所谓信仰、仪式、宇宙观这些东西构成的“宗教”，不平等关系、权威形态、支配等构成的“政治”，生产和交

换在不同文化中的实践构成的“经济”，便是人类学家关注的“基本社会制度”。围绕着这四个基础又衍生出一些相对专门化的研究，如医疗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城市生活的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

上面所说的对于人类学西式的、“主流的”定位，听起来并不顺耳。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上述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更多的进行的是农村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调查研究。这个情况与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历史，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研究之普及化有关。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在做民族研究就可以顺便带上“人类学”这三个字；也有些人认为，这两个学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民族学在当时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跟西方的社会科学完全脱钩，成为一种所谓“中国化”的做法。

这涉及学科“本土化”问题。以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人类学的起点，一开始就涌现出跟西学不同的特点。呼唤“人类学本土化”实际是多余的，因为这门学科从来没有“原汁原味”地“西化”。这是我们公众形象不清晰的原因。我们一方面主张照西方的学科规则“原原本本地做”。而事实上在做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出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类学家有三种基本研究对象——农民、少数民族、外国人。采用的方法一般叫做“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个词翻译得不好，本来是指对一个地方或者人群的“文化”进行参与观察，从中得到体会和启发，再以描述为主，呈现出一套不同于以前的看法。其实，人类学这门学科注重比较研究，长期关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民族志不过是方法基础，但人类学不局限于此。人类学家以为，学科的最高境界是对人类本性提出自己的解释。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类学家属于极少数，他们一般进入了哲学家的行列。多数人类学家相信，人的本性就是社会性，也认为，要揭示这个本性，必须用一种经验的研究方法，在经验中富有想象力地去解释人的社会存在。

2 学科命名实际上是一种秩序构建。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学科命名实际上也是一种秩序构建。民族学的叫法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出现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今天有很多人更愿意把民族学叫成人类学。为什么？英美传统一般叫人类学，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一般叫民族学。这关联到人类学的两个传统：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个传统传到中国，就是南派和北派之分，南派以蔡元培为代表，他1926年的《说民族学》一文，观点是从德国传来的。做少数民族研究，北派以吴文藻的社会学为代表，变成乡村社会学。费孝通被他引到人类学，是因为社会学要中国化，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学化，照费孝通的说法，人类学研究的是乡土性。

这样的进程，到解放后就变了。新中国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殖民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被切掉。民族学保存下来，是因为苏联有，中国模仿了。连费先生也转到民族学院来了。赶上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等，还算比较幸运，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到了60年代，中国和苏联闹翻，民族学也成了修正主义，不能叫了。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没有民族学，只有民族问题研究。这个过程到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在这期间，这些从燕京大学到民族学院的老先生，民族学也不敢做了，做什么呢？做原始社会研究。那样才安全，离现实越远越安全。改革开放后，学科重建过程中，今天所称的民族学更像是民族研究。民族研究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除了人类学以外还有个ethicstudy，研究印地安人、美国的华裔、拉丁裔这些人。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跟国家设置的学科体系有紧密联系。国内的学科分类相当缺乏学术依据。在我们的专业分类里，有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还有一

个民族学。而实际上，我在做的工作就和这几方面都相关。我是研究亲属制度，研究农村的，这些东西很难套在某一分类上，应该把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统在一起，叫“社会文化人类学”。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经常这样做，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边界模糊化。这些多少牵扯到公众形象的问题，因为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还牵扯到译文问题。非专业人员考虑问题总是以语言作为概念分析的基本元素，这造成了对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这些概念的理解差异，对公众理解这门学科有很大的影响。

3 最小的人类学是一种他者的眼光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什么是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我们该达成一个共识。最小的人类学是一种他者的眼光，是研究他者，不研究自己。它的背后是比较的方法。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需要三种东西：第一是比较法，第二是坚实的田野工作，第三是比较强的社会理论的视野。

我们在研究现实，不是想象的现实，而是那些被研究的人，他们呈现的那些现实。人类学的他者的眼光在这一点上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不能研究自己，不能做自己最熟悉的民族，但前提是具备一种他者的眼光。因为你只有看到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他者的眼光是最小的人类学，是比较法。

第二是坚实的田野工作。这是我们跟很多学科分不开的地方。现在很多人文社科学者都在搞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其实是艺术学，历史人类学其实是历史学，经济人类学其实是经济学。为什么大家都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人类学研究？一是学科的历史造成的，第二就是大家都意识到田野的重要性。比如历史系的人去农村看一些文献、碑刻来补充正史的研究。人类学跟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是基于民族识别基础上的民族史、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研究，不是关于民间风俗的研究，不是关于所谓农村社区的研究，那是农村社会学。也不是去乡间抄碑文。人类学的田野最重要的是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参与到要研究的那些人当中，尽其所能做一个他要研究的人，及其所呈现的世界。

第三，要有较强的社会理论视野，还是跟田野有关。人类学之所以去做田野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社会理论在支撑，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是不可能绕过的。社会理论的视野很重要，并不是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沿着西方的脉络来研究中国。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历史、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社会理论，丝毫不亚于世界上最流行的社会理论。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去研究他者，你才有比较的眼光，而不是拿西方的概念来研究中国。我们甚至可以把西方社会思想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

4 不一定要太在意别的学科侵袭，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就行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现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人类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其内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没有共识。比如中国的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学，但很多相关专家会给自己加一个头衔“经济人类学家”。艺术人类学也一样，对艺术、文化、社会感兴趣的一帮人在做，还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实际上不是人类学家，而是艺术某个行当，比如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美学的，界定的时候，有学者说“艺术人类学就是借鉴人类学的视角，做的艺术学研究”。

对此我们怎么看？我觉得无所谓，我们可以学微软对付盗版的办法，盗版多了，会有一个更大更宽的环境。西方的人类学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自己做研究时，有所谓“原教旨主义人类学”的做法。但其他学科包括大众媒体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是好事。在公众领域，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普及和交流人类学的东西。包括跨学科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探索。一个学科总是有发展的空间。我们不一定要太在意别的学科的侵袭，

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就行。

公众形象这个东西要慢慢地树立，但底线和原则还是要适度地体现。跟其他同行对话时，应把这个理念包括进去。在此基础上再各自有一些东西，才好操作，这样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不至于太分裂，至少有共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