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民族政策

元朝民族政策

资料内容:

元代实行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等级制度

在民族政策上，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种制度来源于金朝，元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民族分化政策。

蒙古人为第一等，其中又分为两部分，一是与成吉思汗皇族(属奇颜氏)同出于尼伦的蒙古人；二是被称为迭儿勒勤的蒙古人。

第二等为色目人。据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色目人中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图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等31种（《辍耕录》卷1《氏族》，第130页）。书中所载31种色目人中亦有同名重出或异译并存之误。大德八年规定，除汉、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元典章》卷49《刑部·女直作贼刺字》十一）。[附图：元朝色目人俑]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辍耕录》卷1《氏族》记载汉人有8种，即：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所谓汉人，在元朝有两种含义：一是概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民族；一是指云南、四川两省的人民，这是较早被蒙古统治者征服的地区。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即元朝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的各族人民。他们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实际上，汉人、南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成分，蒙古统治者为了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其分为汉人和南人两等，利用汉人压制南人。

元朝政府采取各种方法来固定这些民族的等级。在统治机构中：长官和掌权的官吏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而南人在宋亡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几乎很少人在中央作官。地方的官吏达鲁花赤一般也由蒙古人担任，并规定色目人作同知，汉人作总管，同知、总管彼此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在军队组织上：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的区别。出兵时各军参差调用，而以蒙古军为主力，军权都掌握在蒙古军帅的手中。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又规定汉人、南人不得聚众败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许可。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则全取。此外，在《元典章》中纪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

但是这种民族歧视的政策对于某些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大地主是不适用的。元朝的法令禁止汉人执弓矢，元世祖却对汉宫汪惟和说：“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有些很早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在元朝的地位和待遇都与蒙古贵族相差无几。相反的，许多蒙古族的下层人民也没有享受到所谓统治民族的特权。草原上的蒙古牧民，在繁重的军役和租赋剥削之下日趋贫困，甚至破产

流亡。到了元朝中叶，常有大批蒙古族贫民流到大部、通州、漷州等地，有的被卖到汉、回之家作奴婢。

对汉人的防范

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实行多方面的防范和控制。中央或地方官吏，"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卷85《百官志》一）。掌枢密院实权的知枢密院事及同知枢密院事，终元之世，无一汉人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台的最高官员)这一权力也从未落入汉族地主官僚之手，所谓"台端非国姓不授"。至正六年拜为御史大夫的汉人贺惟一也是在赐予蒙古姓而改其名后，才担任此职的。圣大二年(1309年)，朝廷重申：诸王分地内的各州县，凡改换蒙古姓名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就能当达鲁花赤的做法，今后一律禁止。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若蒙古人中无此种人才，可从色目人中选用。路、府、州、县执掌实际权力的达鲁花赤，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至元二年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元史》卷6《世祖纪》三）。延佑三年(1316年)，朝廷再次规定：凡汉人当了达鲁花赤一职者，一经发现，追回任命书，此人"永不叙用"（《元典章》卷9《吏部·投下》《有姓达鲁花赤追夺不叙》）。而条件艰苦，气候恶劣，蒙古人不愿去和不敢去赴任达鲁花赤一职时，才让汉人去充当。如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湖广省的"左、右江口溪涧蛮僚，置四总管府，统州、县、洞百六十，而所调官畏惮瘴疠，多不敢赴，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军官为民职，杂土人用之"（《元史o世祖纪》）。蒙古统治者则予以首肯。

科举

元朝统一中国后，罢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入仕之途，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才开始恢复。但蒙古统治者在考选人才上又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考试科目中，蒙古、色目人仅考两场，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录取名额，四种人的录取名额虽然数目相同，但从人口比例上差距相当悬殊。以致有人叹曰："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箭，临老犹儒冠！"

军事震慑

元朝统治者的军事震慑更是明显。早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于诸要冲之地，设兵镇戍。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守边徼襟喉之地。河洛、山东一带为"天下腹心"之地，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驻之。江、淮以南，直到南海之地的名藩列郡，以汉军及新附军戍守（《元史》卷99《兵志》二）。至于那些在统治者心目中认为特别重要的地方，更是派重兵驻守，如江南自归州(今湖北秭归南)、江阴至三海口(长江口)一线，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分兵戍守，置28所之多（《元史》卷12《世祖纪》九）。扬州、建康、镇江，跨据大江，人民繁会，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置七万户府。杭州为行省诸司府库所在地，置四万户府。濒海沿江的要害地区都驻有水军，原设10所，后增为22所。钱塘江口原来停泊战舰20艘，后增为100艘；并加海船20艘（《元史·兵志》）。为了维持镇戍军的给养，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屯田，"以资军饷"，因此形成了"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元史》卷100《兵志·屯田》三）的局面。和林便是当时著名的边远地区屯田中心之一，中原和

江南更为甚之。

兵器管制

尤其在元朝末期，为防止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大肆搜刮民间兵器。禁止汉人持有兵器；汉人、南人民户所有的铁尺、铁骨朵、带刀子的铁柱杖，概皆没收（《元史》卷105《刑法志》四；《元典章》卷35《禁递铺铁尺手杖》）；民间各庙宇中供神用的鞭、筒、枪、刀、弓箭、锣鼓、斧、钺等物，也均在被禁用之列（《通制条格》卷27《供神军器》）；就连农家生产上用的铁禾叉也严以禁用（《禁约军器》）。至元五年规定：私藏全副铠甲者处死；不成副的铠甲，私藏者杖五十七；私藏枪或刀弩者够十件之数的处死；私藏弓箭十副者处死(每副弓一张，箭三十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将汉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的销毁，中等的赐近居蒙古人，上等的贮于库，归当地行省、行院、行台执掌。如无上述机构设置的地方，则归达鲁花赤、畏吾儿、回回居职的执掌。汉人、新附人虽居职者"无有所予"（（《达鲁花赤提调军器库》）。对色目人的军器，有时亦加以拘禁。

法律压迫

在法律上，其条文亦渗透着民族压迫的内容。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朝廷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通制条格》卷27《汉人殴蒙古人》）。后又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典章》卷42《刑部·诸杀》）。由此可见，"杀人者死"的法令，实际上仅适用于汉人而已。蒙古官吏犯罪由蒙古官审理；四怯薛（禁卫军）及诸王、驸马、蒙古人、色目等人犯奸盗、诈伪，由大宗正府审理；汉人、南人犯盗窃罪(已得财者)均要刺字，或刺臂，或刺项，唯蒙古人不在刺字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