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文化下的流行音乐

浅谈具有中国文化的流行音乐——中国风当今流行乐坛已经渐渐步入中国化的领域，中国流行音乐正在以迅猛的速度迈向国际化行列。在小品中出现的一句话，得到了我们中国人的认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正是这句话，使我们中国的各个领域进入了国际市场，打开了迈向世界的大门。中国流行音乐也是如此。说起中国流行音乐自然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当时的中国流行乐坛正处于成立的状态。就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的流行乐坛刮起了一阵不小的“西北风”，就是那一句“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使我们永远记得这西北风给我们留下的痕迹，至今，这句话还会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正是《黄土高坡》、《信天游》等这股“西北风”让我们国人意识到，只能将自己独特的民族元素加入到音乐中，才能使得中国流行音乐在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因此，中国流行乐坛便开始刮起了一阵持续至今的“中国风”。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流行乐坛便出现了很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类歌曲不同形式，不同创意，不同内容，使得中国流行音乐迅猛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流行音乐在以王力宏，周杰伦，陶喆等实力派歌手的带领下，分别以各自的曲风极力地运用中国化民族化的音乐元素，大力发扬中国流行音乐。将这阵“中国风”继续地刮下去。

然而，对于“中国风”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中国风”，在字面上解释，就是中国乐风，以中国文化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风格。有些人认为：“中国风”就是歌曲中的词或者曲结合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和中国古典元素，从而听起来有一种韵味，充满着艺术感染

力；还有些人认为：“中国风”就是结合了中国特有的乐种，其歌词上具有中国文化的内涵，演奏上运用其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乐器相互结合，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音乐风格；然而，当下众人对“中国风”又多了一种新的说法：“三古三新”，其“三古三新”的定义译为“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也就是说“中国风”就是以其“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特有的乐种。其歌词具有中国文化的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新的编曲技巧来烘托歌曲的艺术氛围，歌曲以怀旧的经典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相结合，产生了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事实上，在中国音乐的相关资料上，并没有对“中国风”的确切定义，也没有确切提出过“三古三新”的说法，但是，“民间”的这一定义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说明还是具有一定道理。那“三古三新”被认可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对其六大条件进行一下分析：

古辞赋，也就是古代的诗词歌赋，歌曲的歌词部分中含有古代的诗词歌赋的内容，就是“中国风”。比如SHE所演唱的《长相思》中的RAP歌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就是运用了古代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中的一部分；邓丽君最早演唱的《水调歌头》也正是运用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为全部的歌词；还有曹颖演唱的《天净沙》也是运用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为全曲歌词中的一部分……

古文化，即中国古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将中国各个传统文化通过一定的形式加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就成为了“中国风”。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风”中带有中国文化的流行音乐。例如：谢津演唱的《说唱脸谱》、杭天琪演唱的《唱脸谱》都是借鉴了中国经典传统的艺术形式——“京剧”，作为主要内容，一句“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可以说是延续至今，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屠洪纲演唱的《霸王别姬》则是讲述了一段经典的古代西楚霸王项羽战败后与其宠妃虞姬诀别的历史故事；而SHE在《中国话》中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语言艺术——“绕口令”，“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河”，将其作为主要内容，主要发扬“中国话”在世界的重要地位……

古旋律，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旋律或者是中国独特的戏曲、民族器乐声乐，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比如说，屠洪纲演唱的《霸王

别姬》就是运用了京剧的艺术形式，乐曲带有京剧的旋律，其唱法加入了净角（花脸）的唱腔，在周杰伦演唱的《霍元甲》中，“小城里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洗涤过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的活下去”这一段的唱法，运用的正是京剧中旦角（花旦）的唱腔，带有鲜明的中国艺术特色，突显中国特有旋律；在《在梅边》这首歌中，王力宏不仅加入了我国古老的戏种——“昆曲”，而且在配器方面，还加入了中国特有的民间乐器——“单皮鼓、板、堂鼓、锣、钹”，更加具有中国民家艺术特色，明显表现了“昆曲”的经典旋律；还有我们熟知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正是以“京韵大鼓”的基本音调和腔调来谱写与演唱的。

新唱法，是运用当今现代不同的流行唱法并借鉴国外传统唱法与我国传统曲艺形式以及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出一种独居中国特色的乐风。例如：陶喆在《苏三说》中就是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言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加以修改“苏三离了洪桐县，挂了个牌子在那大街前，被那凶恶群众包围稍微等一下，过往的君子请你听我言，哪一位去我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转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一只狗一只马，我当报还。”与美国RAP（说唱）进行完美结合，是歌曲更具中国化；也正是这位“R＆B天皇”将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进行加工处理，运用自己擅长的R＆B唱法，将这首歌曲改变属于自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新编曲，就是将中国经典曲艺或是经典文化加入新鲜流行音乐元素，进行重新编曲，使得具有国际化流行化。阿里郎组合就是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进行现代编曲，使其更加具有流行化元素；江凯文将越剧《红楼梦》中的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进行流行编曲加工，唱出了具有流行风格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同样，邓丽君的《水调歌头》正是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加以编曲，具有中国特色……

新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将中国的各类文化加入新的概念从而达到“中国风”的境界，就像羽·泉组合所演唱的《辛弃疾》，就是运用了新概念，将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贺新郎》、《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南乡子·何处望神州》、《青玉案·元夕》中的部分词作为该歌的歌词，并配上古代旋律与现代摇滚风格结合的伴奏，使人朗朗上口，可以称得上是一首极具中国特色的经典歌曲；国家一级演员吴琼演唱的《对花》就是将中国传统戏曲——“黄梅戏”与现代流行音乐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具中国化风格的流行音乐；林俊杰则是将我国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的生平加以描述，运用流行音乐元素，使得人们对曹操又有了新的认识……

从这六大条件看来，可以算是对“中国风”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每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都逃不出这六大条件的范围，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渐渐肯定“三古三新”的主要原因。但有人认为“中国风”还分为“纯粹中国风”和“近中国风”两种，也就是说“纯粹中国风”

是满足以上六大条件的歌曲；“近中国风”就是某些条件不能满足而又很接近于纯粹中国风的歌曲。对于这一看法，本人并不认同，本人认为，只要是满足以上六大条件的中国流行歌曲，就是“中国风”，不存在“纯粹”与“近”的关系。但是，这六大条件也是存在着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的，它们六个可以同时存在，但其“三新”不能够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三古”独立存在也是“中国风”，但“三新”独立存在则并不一定就是“中国风”。当“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同时或者独立存在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首歌曲是流行歌曲，并不能说是“中国风”，因为“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含义并没有代表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风”中带有其“三新”，但“三新”并不只包含“中国风”。而“三古”就不一样了，“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就是代表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也就是说“三古”与“中国风”之间是交集的关系，而“三新”与“中国风”则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所以“中国风”是“三古”与“三新”相互结合的产物，有“一古”至少必有“一新”，有“一新”至少必有“一古”，就是说“中国风”中至少存在着“一古一新”的条件。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社会就像是人体机能一样，同样具有新陈代谢的存在，流行音乐也是一样，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进步的。传统的元素固然经典，但也有其陈旧的一面，现代元素固然新颖，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为了中国流行乐坛更好的发展，“新陈代谢”是必然现象，但在这一必然现象发展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继承先辈给我们留下的瑰宝，也不能忘记当今人们的需求，我们必须做到取

其传统的精华，去其现代的糟粕，这样才能把先辈的心血发扬光大，使其继续传唱流传千古。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我们中国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放射出璀璨耀眼的光芒，将我们的“中国风”像龙卷风一样，吹得更猛烈，吹像世界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