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
考古2011年第7期 本刊专稿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
关键词: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壁画佛教
KEY WORDS :Xin j ian g Shanshan (Pi q an)Count y T u y o q Grottoes Murals Buddhism ABSTRACT :In 2010,excavat ion w as conducted to t he T u y o q Grot toes located in Shanshan (Pi q an)Count y ,Xin j ian g .T he excavat ion uncovered about 2500s q m in total,from w hich remains of over 50
g rot toes and att ached architect ures and one g round level Buddhist tem p le w ere recovered.In the re
-mains,about 200s q m of murals were unearthed,as w ell as lar g e amounts of fra g m ents of manuscri p ts,silk p aintin g s and w ooden im p lement s.T he caves of the T u y o q Grottoes w ere arran g ed as mult-i st oried clusters centered by chaityas around w hich viharas,m editation caves and caves w it h other funct ions w ere opened.T he t wo new -recovered chait yas w ould be opened around the fif th century and belonged to the Early Phase of T uyoq Grot toes.T he excavation to T uyoq Grot toes provided precious mat erials for the researches on the ancient Buddhist cave tem ples 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s of the T urfan area.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一、遗址概况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东部吐鲁番鄯善
县吐峪沟乡麻扎村,地处火焰山东段腹地,
南邻洋海坎,北通苏贝希,自古以来即为连
通火焰山南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图一)。百余
座洞窟连续分布在吐峪沟东西两侧的断
崖上,是新疆东部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
大的佛教石窟遗址群,也是古代丝绸之
路上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吐峪沟石窟
是佛教石窟寺艺术由西域向内地传播的
关键节点,对研究我国古代佛教石窟的
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中叶起,外国探险家纷纷
涉足吐峪沟。1879年,俄国植物学家雷格
尔(E. A.Reg el)率先到吐鲁番调查测
绘。1893年,俄国中亚考察队罗波洛夫斯
基(V.I.Roboro vsk y )、科兹洛夫(P.K.Kozlov)从吐峪沟盗走一批文书写本。1897年,俄国考古学家克莱门兹(D.A.Kle -mentz)从吐峪沟劫取了大量壁画和文书,资料刊布于 1898年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吐鲁番考察报告 [1]。1912年,由俄国科学第7期 27(总603)
院院士奥登堡(S. F.Oldenbur g)率领的探险队也曾至吐峪沟考察。吐鲁番是德国新疆考察队劫掠的重点,他们三次造访吐峪沟。作为德国第二次新疆考察队(即普鲁士皇家第一次新疆考察队)成员之一的勒柯克(A. v on Le Co q)于1904年在吐峪沟发现了大量极为珍贵的文书、纸画等物[2]。1906年底至1907年初,格伦威德尔(Alber t Gr nw e-del)率领德国第三次新疆考察队(即普鲁士皇家第二次新疆考察队)在吐峪沟停留12天,进行详细的测绘[3]。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也先后四次到吐峪沟劫掠文物。1903年,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从吐峪沟盗走一批佛经,包括著名的 诸佛要集经 写本残片。1907年,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再次光顾,盗掠了大批文书、佛像等。1908年,野村荣三郎第三次到吐峪沟窃取文书。1912年,吉川小一郎亦到此地盗取文物。大谷探险队从吐峪沟窃取的文物资料载于香川默识所编 西域考古图谱 [4]。1907年和1914年,英国斯坦因(A.Stein)两度到吐峪沟。他测绘并清理了部分遗址,带走了一批珍贵的汉文、回鹘文写本和壁画[5]。
相比较而言,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在吐峪沟劫掠文物的历次活动中,德国新疆探险队及英国学者斯坦因的工作较具科学性,他们提供的记录是研究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重要参考。
1916年,吐鲁番地区发生6级地震,吐峪沟遗址损毁严重。1928年和1930年,黄文弼曾两度到吐峪沟考察。1953年秋冬季节,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察组考察了吐峪沟。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政府组织的首次调查。根据武伯纶的记录,当时吐峪沟石窟90%以上的石窟均已坍毁[6]。1961年,北京大学阎文儒等人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托,对吐峪沟石窟做了更进一步的调查记录[7]。1957年,吐峪沟石窟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吐峪沟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列入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由于地质条件、气候因素及人为破坏等多方面原因,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近年损毁情况日益严重,保护形势极为严峻。为配合丝绸之路(新疆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和危岩加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0年开始进行保护性发掘。
2010年发掘工作分春、秋两季进行。春季发掘沟东区北部石窟群和一处地面佛寺,秋季发掘沟西区北部。发掘面积总计约2500平方米。除了洞窟之外,还清理出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包括窟前殿堂、地面、门道、阶梯等;新发现壁画面积总计约2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多种文字的文书残片,还有绢画、木器、陶器等。
俄国学者克莱门兹、英国学者斯坦因在吐峪沟盗掠时,对部分石窟进行了编号。吐鲁番文物局曾在斯坦因工作的基础上,从沟西区由南往北开始编号,再依从北到南的次序对沟东区进行编号。共编号45窟,其中沟西区为1~25窟,沟东区为26~45窟(以下简称吐编号)。这套编号只在内部使用,并未对外正式公布。我们在此次发掘清理过程中发现,吐编号和洞窟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有的洞窟漏编[8],有的则误将一窟编为多个窟号[9]。因此,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按工作的先后顺序对整个发掘区域的洞窟进行临时编号。至整个区域清理结束后,对洞窟的形制、组合关系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又在临时编号的基础上对沟东区北部石窟重新编号,现共编号56窟(下文未特别说明的均为新编号)。考虑到洞窟的组合关系,以及未来沟东区南部石窟的继续编号等因素,新编号采取从北到南、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编号。下面即对2010年的发掘收获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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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沟东区北部石窟群
本次发掘的沟东区北侧石窟群位于沟东最北端。清理发掘的洞窟共计56处,包括礼拜窟、禅窟、僧房窟,以及其他配套生活设施等(图版玖,1)。在稍南面紧临的断崖壁上,还有可辨识的石窟残迹约4处,也可归入这一范围[10]。因此,该区域目前已知的洞窟应为60处左右。
在这一区域的中部有一条冲沟,将该区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冲沟以北为新编K1~ 26,以南为K27~56。冲沟以北自上而下共4层。根据现存的遗迹现象推断,这组窟群以新编K18为中心。冲沟以南自上而下也有4层洞窟,大致可分为以新编K27、K31、K50这3处礼拜窟为中心的3个组群。
(一)K18
K18为一处塔殿遗址,即克莱门兹编号第6窟。比照俄、德两国探险家的记录,可知该窟在1916年地震后严重塌毁。此窟系在山坡上垂直向下凿出一平台及中心柱。中心柱芯外再加以土坯包砌,四面则依山体用土坯垒砌成墙。
中心柱窟平面呈长方形,面阔6 3米,进深8 4米。前室为横长形。中心柱正面立大像,两侧各有一矮墙;其余左、右、后三面为拱券顶甬道。门道前有3级台阶通往下层。
中心柱残高3 75米[11],在距地面高2 8米处向内收分形成一圈平台用于甬道起券。正面残存背屏及莲座。根据背屏收缩弧度可以推断,正面当为高3米以上的大型立佛塑像,其高度大大超出甬道顶部,形制较为独特。
地面铺青砖,曾经过数次修复,虽仅存个别残砖,但地面上仍留有清晰的砖缝痕迹。
左、右、后三甬道内通壁绘壁画,部分壁画因洞窟崩塌而损坏。
左甬道外墙中心位置绘一佛二菩萨像,佛与菩萨间绘小尊佛像,西侧为千佛和女供养人像,下部绘三角垂带纹、动物等。中心柱一侧主体亦绘一佛二菩萨像,下部绘一排供养比丘像,身着红色袈裟,手持器物。
右甬道两侧墙体壁画内容大体略同于左甬道。外墙受损较严重,但壁画内容仍可辨识,为一佛二菩萨像,下部亦绘三角垂带纹。中心柱一侧,上半部分壁画内容基本与左甬道中心柱侧相同,下半部分残损较严重,壁画内容不明。
后甬道外墙壁画多被厚泥浆覆盖,仅有部分可辨。中心柱一侧中间部分受倒塌土坯冲击崩落,图像内容不明。据新疆地区的常见情况推测,可能与涅图、焚棺图或分舍利图有关。下部可辨一排八菩萨像,左右各四,均作脸朝上仰视状,或即分舍利之八大国王[12]。
塔殿下面一层为面阔三间的殿堂,明间三壁绘有壁画。殿堂地面也有铺砖痕迹。从墙体及倒塌堆积的情况推测,殿堂的屋顶可能为棚架结构。塔殿南侧为一组上下两层结构的禅窟、僧房窟。塔殿上层后部为一组禅窟、僧房窟。
(二)K27
K27为中心柱窟。窟前北侧围墙尚存,而南面围墙则已坍毁。现存的遗迹表明, K27的窟前南墙打破了其南面的K28。换而言之,K27的营建年代应晚于K28。
(三)K36~38
K27下层为K36、K37、K38三联窟。这三联窟是将山体纵向深凿出平台后修建而成,呈南北向一字排列,面阔11 4米。
K36平面大致呈梯形,前半部分窟顶已残毁,后半部分尚存。近窗处垒砌一不规则椭圆形火膛,火膛内残存大量烧灰。窟内中后部用土坯砌成 凹 字形二层台。窟内壁面大多已褪色或漫漶严重,仅残存少数局部可辨的壁画,如南北两壁中部各有一处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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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纹的菩萨像。地面未见铺砖痕迹。
K37前半部分窟顶已残毁,后半部分尚存。平面大致呈长方形,中部用矮墙隔成前后两部分。从券顶和两壁的痕迹看,矮墙仅砌半高,未通连至顶。四壁抹白灰,转角处涂朱,未见其他壁画痕迹。
K38前半部分窟顶已残毁,后半部分尚存。平面呈较规则的长方形。窟壁由于泥浆浸泡而损坏严重,但局部仍可见蓝、绿、黄等色的壁画残留。
值得注意的是,K38南墙及近门处有数次改修的痕迹。如南墙靠门道一侧即系后来用石块封堵而成,原先则为门道,有6层阶梯通往K28。我们推测,K36~38原先应与K28为一体,后因建K27而将K38与K27之间的通道封堵,登上K28的阶梯则改移至更南侧的窟群处。
K36~38窟前平台也铺青方砖,中部还建有一小型建筑,两面开龛,用途不明。现K38以南部分系在平台上铺垫石板、垫土后起建。因此,其建筑时间要晚于K36~38组群。
(四)K46、K48
在这一区域还发现两处由于后期改建而封堵废弃的早期洞窟,分别为K46、K48。
K46位于K38的东南侧,正压在K39、K40之间墙体下方。窟内积土,窟口砌墙封堵。推测该窟当为建K39等相邻一系列石窟时封堵废弃的。
K48位于K37前下方,其正上方叠压着K47北侧一组建筑。K48顶部有一个深近6米、宽仅容一人的竖井直达K47。该窟废弃时,竖井加盖后上铺多层垫土,形成后来K47的地面。K48西侧开窗位置恰好正对现在该区窟群最外侧的护坡墙。这表明,K47附近的一系列洞窟及护坡墙均为K48废弃后所建。
在K47、K49两处的青灰墙上还发现数处朱书、墨书题记。
三、沟西区北部石窟群
利用2010年春季发掘间隙,我们对沟西部分区域做了重点调查。在沟东北部石窟正对面的山体转角处发现了一些遗迹现象,遂决定于2010年秋冬季进行发掘,结果新揭露出一处石窟寺组群。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处石窟寺组群以北可能还存在一些遗迹。
从已发掘的情况推测,沟西区北部石窟群为上下4~5层的结构。由于山体崩坏,遗迹损毁较严重。最高一层仅在最西面残存一僧房窟,其余部分完全崩毁。第2层的遗迹也几乎破坏殆尽,仅余最东侧的中心柱窟。第3层尚有部分残存。只有第4层位置靠下,因而保存遗迹相对较多,现已揭露面积约600平方米。由于气候原因,下层的遗迹尚未完全揭露。
已发现的遗迹有中心柱窟、禅窟和僧房窟。
中心柱窟在窟群东端,当位于该窟群自上而下的第2层。该窟系凿山而成,前半部分崩坏,具体形制不明。后甬道直接开凿在山体内,左右甬道及中心柱则开凿在山坡上,其上加砌土坯形成,甬道地面抹白灰。甬道顶部绘莲花,两壁上部绘成排立佛(图版拾,1~3)。佛像袒右,跣足踏莲花,手势各异。佛像带头光、身光,或罩伞盖,或罩华盖。下部为垂三角纹饰带。后甬道内侧壁转角处壁画所绘形像较奇特,内容待考。后甬道中部及两端在略高于地面处各开一像龛,像已毁,仅存背屏。左、右甬道中部两侧各有一小像龛,右甬道内侧像龛残存人物壁画,并发现塑像手指残块。左甬道内侧像龛尚存立像双足,甬道外侧崩毁,情况不明。
在中心柱窟西侧、从最下一层直至与中心柱窟窟顶平齐处,残存一堵用土坯垒砌的高墙,墙体宽约1米。该墙将中心柱窟与西侧窟群分为两部分。
30(总606) 考古
在中心柱窟以西、高度略低于中心柱窟处残存两处禅窟。最西侧部分,在最低一层已揭露三处僧房窟,横券顶。僧房窟后壁均凿一小禅窟。这两处僧房窟都有后期改建的痕迹。
初步估计,这一组石窟群是以最东端的中心柱窟为核心而建。由于该区域尚未完全发掘完毕,结构布局的诸多细节还有待将来的工作才能进一步明了。
四、沟东区南部地面佛寺
2010年4月,对吐鲁番吐峪沟千佛洞进行保护性发掘期间,当地村民称工程队修筑施工便道时发现古墓。我们立即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据称修路时挖掘机曾挖出一土坯砖块。我们随即对相应地点进行勘察,虽然地表基本未见任何明显痕迹,但却发现有个别土坯残块和细小的彩塑残片。我们初步推断,此处可能也有遗址。经过近10天的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250平方米,揭露了一处回鹘时期地面佛寺的主体部分(图版玖, 2)。
新发现的回鹘地面佛寺位于沟东区南部,处于山间豁口斜坡上,面西背东,西面正对沟西的霍加姆麻扎。据我们的调查,佛寺附近及南北两侧山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古代遗存,这里应为一处地面佛寺群。
该回鹘佛寺依山坡而建。大体按山坡的形势,略向下挖后用土坯垒砌而成,因此形成逐级抬升的布局。已揭露区域为佛寺最东面,亦即最后面的部分,在其西、南、北三侧都还有遗迹现象。
已揭露的部分包括一处佛堂和一组生活设施。
南侧为佛堂,平面呈方形,面阔5 8米,进深5 8米,用土坯错缝垒墙。佛堂内用红土烧成的方砖铺地。堂内中部偏后处残存像座。像座由土坯错缝垒砌,现残存3层土坯。像已毁,从倒塌堆积中出土的塑像残块可知,原佛堂内塑像应为贴金彩妆。佛堂四壁下部残存壁画(图版拾,4),部分壁画描金。壁画内容主要为回鹘供养人礼佛行列,有的供养人旁附回鹘文题名。据此可知,该寺院建于高昌回鹘时期。
佛堂前降一级台阶即为前室。前室系由佛堂南北两边墙体前部外侧分别加砌一堵墙向前延伸筑成。平面呈长方形,面阔7 4米,进深约3 5米。地面亦铺红方砖。墙抹白灰,转角处涂朱色条带。
前室中部有4级台阶通往下层。台阶宽约1米。两侧为后期在台阶上堆土形成的慢道。台阶以下为未发掘区域。
与佛堂相邻的北部区域为生活设施区。据墙体痕迹可知,这一区域营建时间晚于佛堂。发现有灶和用于储存生活用品的小室及储物坑等。该区域的倒塌堆积中还夹杂大量的麦草、动物粪便等腐殖物。由于北、西两侧还未发掘,这一区域的结构尚不明晰。
五、结语
从已发掘的情况来看,吐峪沟的沟东和沟西区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以礼拜窟为中心,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礼拜窟一般建在整个区域最显著的位置,除绘有壁画外,通常在地面铺砖或抹白灰。
新清理的沟东、沟西两处礼拜窟的壁画风格均显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与中亚犍陀罗风格较为接近,而与河西、龟兹、于阗等地都有所不同。我们初步推断,两处礼拜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属于吐峪沟早期的洞窟。
在多处洞窟前还清理出门道、台阶、殿堂等重要遗迹,并发现多处洞窟改建、维修乃至封闭等迹象,为解决吐峪沟石窟部分洞窟开凿次第、洞窟组合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而这些遗迹现象又可与 西州图经 对于吐峪沟丁谷寺 寺其(基)依山构,揆疏阶,
第7期 31(总607)
雁塔飞空,虹梁饮汉 [13]的描述相印证。
在2010年的发掘中还发现数量众多的多种文字的文书及印刷品,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这些文书有佛经写本、世俗文书和古书注本等。部分文书保存较完整,带有卷轴,并有纪年题记。文书字体风格最早的为公元4、5世纪。此外,还有绢画(图版拾,5)、纸画、纺织品及其他遗物。这些都为研究吐鲁番地区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总之,经过本年度发掘工作,我们获取了关于吐峪沟石窟的营造年代、形制布局、洞窟组合等方面的新信息,也对吐峪沟石窟艺术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吐峪沟石窟将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古代建筑、新疆地区佛教区域特点等学术课题提供更多的宝贵资料。
附记:2010年发掘领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参加发掘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凌,吐鲁番学研究院李肖、丁兰兰、王龙、陈新勇、蒋金国、李春长、陈爱峰,龟兹研究院苗利辉等。在发掘过程中,始终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吐鲁番地委行署、吐鲁番文物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执笔者陈凌李裕群李肖
注释
[1] D.A.Klement z,N achrichten uber d ie von
der K aiserlichen A kademie der Wis-
senscha f ten z u St.Petersbu r g in Jahre1898
aus g erustete E x p ed ition nach T ru f an,St.
Pet ersbur g,1899.
[2]勒柯克著、赵崇民译: 高昌 吐鲁番古代艺
术珍品 第41~4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勒柯克著、陈海涛译: 新疆的地下文化宝
藏 第87~9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比照勒柯克所绘线图可知,他发现大量文书
的洞窟 遗书室 即新编K19、K20两窟。[3]格伦威德尔著,赵崇民、巫新华译: 新疆古佛
寺 1905~1907年考察成果 第581~610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香川默识: 西域考古图谱 ,(东京)国华社,
1915年。
[5]a.A.S tein,Detailed Re p ort o f Ex p lorations
i n Central A 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3,pp.1159-1176,Oxford,1921.
b.A.St ein,Innermost A sia,Detailed Re-
p ort of Exp lorations in Central A sia,
K an-Su and Eastern Iran,vol.2,pp.
710-718,Oxford,1928.
[6]武伯纶: 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 , 文物
参考资料 1954年第10期。
[7]阎文儒: 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 , 文物 1962
年第7、8期。
[8]据吐鲁番文物局有关同志和当地文保员介绍,
吐编号一般对有壁画的洞窟才给予编号。[9]从发掘情况看,错编号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将同一洞窟不同室误认为不同洞窟,另一种
则是因对洞窟形制不明而将洞窟的窗户误认
为窟门。
[10]这几处残迹不仅所剩无几,而且所在位置也
十分危险,不易攀及,仅约略推测可能有4个
窟,而无法确切知道其形制和组合关系究竟如
何,故暂未予编号。
[11]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留下的资料
显示,在现在上层方台上还有一覆钵形塔。当
时的高度估计当在6米左右。
[12] a. 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 卷七,见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十二册第1057、1058页,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
b. 长阿含经 卷四 游行经 ,见 大正藏 第
一册第23~30页。
c. 释迦四部名闻弟子谱 释迦八国分舍利记
第二十八,见 大正藏 第五十册第74页。[13]唐耕耦、陆宏基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
释录 第一辑第5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
(责任编辑洪石)
32(总608) 考古
Archaeolo gy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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