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正典》看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
第40卷第2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3月 Vol.40 No.2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r. 2018
────────── 收稿日期：2017-10-18 修回日期：2017-12-25 作者简介：薛展鸿（1994-），男，广东新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7-
从《西方正典》看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
薛展鸿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通过对“憎恨学派”的反驳与批判进而提出了衡量经典的标准——“崇高”，体现着作者对文学研究回归文本的吁求。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具有鲜明的人文性、保守性与建构性。分析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能为我们在当今时代如何选择经典、阅读经典提供重要的参照。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经典；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8)02-0077-06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2.016
On Bloom’s View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Western Canon
XUE Zhan-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s argument and criticism to the School of Resentment, Bloom went on to propose a measure of the classic– Sublime, which embodies the author’s appeal that literary research should return to the text itself. Bloom’s view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has distinct humanity, conservatism and constructivism. By analyzing Bloom’s classical view of literatur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could be put forward for people to choose the classic and how to read classics.
Key Words: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 classics; aesthetic value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canonization ）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很早就关注到文学作品的经典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布鲁姆在其成名作《影响的焦虑》中便有所提及，1988年在《批评、正典结构和预言》中，他论述了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然而真正对西方文学经典进行全面阐释的，则是他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一书。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多元主义文化下，以往的一些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团体等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激烈地批判传统的文学经典，认为其代表着DWEM （即Dead ，死去的；White ，白人的；European ，欧洲文化传统的；Male ，男性的）的主流文化，因而主张重新书写文学史，重构文学经典。而布鲁姆在此时推出的《西方正典》一书，则代表着他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回应。
一、布鲁姆经典观的本质
（一）对“憎恨学派”的批判
在《西方正典》序言中，布鲁姆即毫不客气地指出：“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怪谈论。”[1,p2]对着20世纪形形色色的族裔身份研究、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研究、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泛政治性理论，文学研究似乎走向了虚无化，文学经典几乎面临瓦解的局面——女权主义者从文学经典中寻找女性处于劣势、失去话语权力的证据，论证经典是男性的天下；解构主义使文学一再消解，“作者
第40卷第2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3月 -78-
之死”“文学终结论”等呼声层出不穷；权力、身份认同、性别、种族、阶级、殖民主义等时髦名词成为学者们的常用术语。布鲁姆十分反感这些做法，故将上述流派及理论一概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 ），并讥讽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都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能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他们憎恨文学或为之羞愧，或者只是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阅读一首诗、一篇小说或一出莎氏悲剧对他们而言无非语境分析练习，但不是在寻找充分的背景材料这一唯一合理的意义上”[1,p412]。
以莎士比亚作品为例，众所周知布鲁姆对莎士比亚极为推崇，并将其作品当作西方文学中“典范的典范”，但如今就连莎士比亚也难逃被“憎恨学派”质疑、乃至颠覆的命运：“在当代美国，一些人将莎士比亚看作被用于建立欧洲中心主义的势力，以反对各种少数群体合法的文化追求，其中包括现在已很难被称为少数群体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者们。”[1,p38]布鲁姆认为，西方文学的源泉、最高标准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精彩绝伦的典雅英语难以超越；他塑造的人物具有多面的、复杂的性格内涵，正如每个读者都能从哈姆雷特、麦克白等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他笔下的故事经过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一代代读者的集体无意识。“莎士比亚如今是真正的多元文化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不断被阅读、上演，并广受赞誉，经过翻译的戏剧作品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这些戏剧人物是鲜活的，而且与人类普遍相关（universally relevant ）。”[2]从某种程度而言，莎士比亚就是文学。因此，“憎恨学派”过于强调文学作品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等共性，忽略文学作品中人的特殊性的做法是舍本逐末的，把莎士比亚“驱赶”出经典之外更是注定要失败，因为“莎士比亚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他不谈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理念也比他那时的批评家所看到的为少”[1,p20]。
（二）对“崇高”的推崇
在批判“憎恨学派”的基础上，布鲁姆进而提出了衡量经典作品的美学标准——“崇高”，这实际上与雅典学者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提
出的美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朗吉弩斯提出崇高的文学作品应包括五个标准：伟大的思想、深厚的感情、妥当的修辞、高尚的文辞和庄严的布局，与柏拉图提出的以道德功能衡量文学作品截然相反[3]。同样地，布鲁姆一方面宣称“捍卫西方经典最愚蠢的方法是坚称经典体现了所有七种美德”[1,p21]，一方面也认为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等因素是形成经典作品的必要条件[1,p20]。而“崇高”在作品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则为这些文学作品中的“陌生性”：“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strangeness ），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1,p3]布鲁姆认为，前一种可能性的最好例子是但丁，因为但丁的作品极为追求独特性，几乎已经达到宗教哲学的高度，使模仿者难以超越；而莎士比亚则是第二种可能性的绝妙榜样，他似乎存在于所有作家的作品之中，任何作家都从莎士比亚身上感到了“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 ）。
因此在布鲁姆看来，西方经典的形成史也是一部陌生性的历史。自莎士比亚以降，后来者要想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从而获得经典的位置，只有一种途径——“误读”（misreading ）。任何强有力的作品都会被创造性地误读并因此而误释前人的文本。仍以莎士比亚为例，布鲁姆提出莎士比亚在文学上的“弑父”对象为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早期戏剧的反派角色十分接近马洛笔下的犹太人巴拉巴斯，而《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一角是对巴拉巴斯的创造性误读，到了创作出《奥赛罗》中伊阿古角色的时候，莎士比亚已经完全摆脱了“影响的焦虑”，从而完成了对马洛的超越。“渴望写出伟大的作品就是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originality ）。”[1,p8]因此，后世作家要想发展出自己的“原创性”，就必须对前人作品进行“误读”，从而占据经典的地位。如乔伊斯《尤利西斯》就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进行了伟大的斗争，只是它的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才落于下风，但这也不影响《尤利西斯》成为混乱时代的经典之作。国外学者据此指出：“（西方）经典的历史是一个渐进而不可避免地背离了但丁、莎
薛展鸿：从《西方正典》看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
-79-
士比亚与弥尔顿等伟大性的过程。”[4]
从上可知，面对“憎恨学派”对文学经典的颠覆和解构，布鲁姆始终坚持着一种超阶级性的审美价值观。无论是莎士比亚，抑或是在他之后的一切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皆是以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名留青史，这一观点显然与“憎恨学派”针锋相对。而经典作品的“崇高”，则是通过对前人作品的创造性“误读”，并以此获得自身“原创性”体现而来。高扬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价值，既是布鲁姆对当今西方文论界一些流行批评理论的抵制，也是对西方文学经典的捍卫。无论是对“崇高”的推崇，还是对“误读”“陌生性”等概念的强调，我们都能发现布鲁姆对文学的本体，即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的关注——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且只有的因素就是审美自主性。因此，布鲁姆的经典观本质上是审美至上的文学本体论的体现，也是其对文学研究回归文本自身的吁求。江宁康因此指出布鲁姆“充满了唯美主义理想”“他要对抗这种所谓的学术庸俗化，以审美批评挑战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泛政治化和泛文化的倾向”[5]，这是不无道理的。
二、布鲁姆经典观的特征
从“经典”（canon ）词义来看，它源自希腊文“kanon ”，本意指一种度量标杆或度量尺。在拉丁文中，“经典”的词义得到扩展，意为“典范”（model ），并逐渐含有宗教法则、世俗法律、评价标准或者样式之意[6,p149]。因此，
“经典”一词自诞生起，便含有“法则”“样式”等带有评判色彩的含义。在M ·H ·艾布拉姆斯主编的《文学术语词典》中，“文学经典”（Canon of Literature ）的含义为：“在世界文学，或在欧洲文学中，但主要是在民族文学中那些历来被批评家、学者和教师一致认可并被公认为‘重要的’、写出被尊为经典的文学作品。”[7]事实上，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是世界性的热点研究话题。如何定义文学经典，中外学者各有不同维度的论述。童庆炳将文学经典的形成归结为六个因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8]。刘象愚在一篇文章中亦指出，经典应具有内涵的
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9]。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典的建构有着文本、读者、时空等不同坐标的共同合力，经典并非一成不变，但经过时间与无数读者的检验，文学经典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布鲁姆对经典的时空性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一方面他认为经典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验证，才能真正进入经典的行列（或许这能从侧面解释布鲁姆对“憎恨学派”的厌恶）；另一方面，他把文学传统视作可“误读”、可“修正”的资源，为文学经典的阐释、再创造等提供了广阔空间与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江宁康在论及为何把本书（The Western Canon ）译作《西方正典》时特别指出，“canon ”一词一般译作“经典”，但布鲁姆写作本书的目的绝非仅仅把26位西方经典作家及作品做一次简单的串讲，其真正用意还是借书中的文学经典整理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道统”，从而在当今文学与审美式微的世界起“拨乱反正”的作用，故将书名译为“西方正典”也许更契合作者原意[10]。通过对这本“正典”的阅读，可以发现布鲁姆的经典观有如下特征：
（一）人文性
在分析经典问题时，布鲁姆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强调创作主体的不可替代性，这与当时流行的“零度写作”“作者之死”等极力将作者排除于作品之外的做法截然相反。从《影响的焦虑》到《西方正典》，布鲁姆都向读者展示了文艺复兴以来伟大作家的心灵史，以及他们如何摆脱“父辈诗人”的影响而成为新的“强者诗人（Strong Poet ）”的斗争过程。他在论及选择这些作家入列经典的理由时说道：“本书研究了26位经典作家，并试图辨析使这些作家跻身于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所选作家的理由是他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1,p1]当时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但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批评实践下文学呈现出沦为社会学、政治学注脚的倾向，文学经典被摧毁、被解构，容易滑向虚无主义的深渊；布鲁姆捍卫经典实质上也是在捍卫以往的文学传统。早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他就批评“启蒙运动以后的全部诗歌传统——浪漫主义——到
第40卷第2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3月 -80-
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这些不肖子孙手里就更显得破坏了”[11]。因此，布鲁姆的经典观实质上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一次回归，使关注的目光再次放在作者身上。有人亦指出，布鲁姆的理论属于怀疑人文主义（skeptical humanism ），即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对一切主流理论或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因此布鲁姆是坚持自由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
[6,p171]
。此外，布鲁姆还特别强调了阅读对读者
的增益，鼓励读者以自身的判断力，而非学院派的术语来评价文本。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他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对“经典作品”作出14条定义，其中一条即为：“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12]，并认为“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永远都比不上被讨论的书”[12]。布鲁姆和卡尔维诺同样重视对文学经典的直接阅读，鼓励读者从中培养独立的审美判断力，从而达到完善心灵的目的。可以看出，在面临着经典不可避免地被冲击的境况中，布鲁姆为重新恢复作者“人”的地位，以及提醒读者获得审美判断力等方面，均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二）保守性
尽管布鲁姆以对抗性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 ）著称，并提出独树一帜的影响与误读理论对以往的文学史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评定布鲁姆的文艺思想是激进的。与此相反，布鲁姆的经典观十分保守，他的美学思想与康德、王尔德等人类似，坚决反对从社会、政治、性别、族群等角度来解读经典，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且只有的原因就是其审美性。从他捍卫以往经典的姿态便能看出，他并没有“打开经典”，或做到所谓的重新定义经典性（canonicity ）。在他看来，“一切经典，包括时下流行的反经典，都属精英之作，世俗经典从未封闭过，这使‘破解经典’之举实属多余”[1,p26]。他在反对“憎恨学派”做法的同时，又激烈批评以《哈利·波特》和史蒂芬·金作品为代表的大众文学，认为这种“可怕结局将是自我毁灭……通俗文化作品取代了难懂的大家之作而成了教材”[1,p411]。此外，他不满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
网络时代：“在这里，《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脑以及摇滚乐将会取代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斯。”[1,p410]在《西方正典》的开篇与结尾中，布鲁姆分别冠以“经典悲歌”“哀伤的结语”的标题，并对未来的文学发展持悲观态度：“我在一所顶尖大学教了一辈子的文学以后，反而对文学教育能否渡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1,p409]实际上，布鲁姆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来审视当前文学困境的，“布鲁姆以美学价值为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的观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社会的发展给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如何对待以往曾被静音、边缘化的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以及现在迅猛发展的性别文学”[13]。他与“憎恨学派”的分歧，以及对当前流行的视觉文化、网络文化与大众文学的敌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坚持审美理想的精英主义与大众化之间的冲突。
（三）建构性
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借用近代意大利学者维柯（Vico ）的历史循环观念来建构自己的西方文学经典史，他将文学经典划分为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西方正典》正是从贵族时代开始论述，而20世纪则是一个混乱时代，因为已有的一切文学规范开始打破，或者这预示着一个新的神权时代的来临。每个时代的经典作家，都承接着前人的影响，而“崇高”的审美价值，则是衡量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根本标志。因此有人提出，“布鲁姆从审美自主性和审美陌生性方面，在审美心理学基础上对西方文学进行了审美性经典重构”[14]。这一构建化过程广泛存在于西方经典作家身上，如“弥尔顿如他之前的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他之后的华兹华斯等人一样，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
于己。这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
[1,p20]
。同样，对于经典的建构不仅存在于创作主体，也存在于读者。好的作品几乎有着跨越时代的普遍性，比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但大多数作家往往只能征服一定时代、一定的读者群，“如歌德只在某一历史、文化时段具有普遍性和经典性，而惠特曼表面上很风光，实质上却有避世之意；莫里哀和易卜生虽然同登舞台，但总是位居
薛展鸿：从《西方正典》看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
-81-
莎士比亚之后。狄金森由于她的原创性而十分晦涩，聂鲁达没能达到他所期望的与布莱希特和莎士比亚齐名的意愿”[1,p55]。读者在阅读文学经典时常常会以自己的想象参与再创造的活动，而文本生成的时空变化，以及个人的审美体验又会反作用于对文本的理解，这也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作品在当时籍籍无名，后世却能得到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青睐。此外，布鲁姆还看到了经典构建过程中文本的“互文”作用。他以“内在互文性”（intratextuality ）来指代诗人们相互阅读文本、并互受影响的过程——由于文本的意义在于诗人之间的误读，在于文本间的相互超越，因此文本意义确立的过程与“互文”息息相关。布鲁姆十分同意彼得·德波拉在《论历史修辞学》中的说法：“影响是解说文本之间关系的，它是一种互文现象。”[1,p6]后来的作家为了摆脱“影响的焦虑”，对前人文本进行创造性误读，新的文本随之生成；基于此，他把文本的审美价值建立在“互文”现象之上：“审美价值产生于文本之间的冲突……在语言之中。”[1,p27]
三、布鲁姆经典观的局限与现实意义
布鲁姆的经典观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尤其显著的一点，就是他毫不宽容地排斥其他学派。事实上，在被他称为“憎恨学派”的许多理论、方法，的确为文学批评打开了新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文学本身，达到“旁观者清”的效果，这是不能抹杀的客观功绩。而从文学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布鲁姆提出的经典观，还是所谓“憎恨学派”对以往经典的质疑，都是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方向、不同论争罢了，明智的读者自然会加以衡量、取舍，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共生共存，为我们了解文学经典提供不同的视角。另外，布鲁姆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新兴媒体和通俗文学加以抨击，这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电子阅读、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在客观上为“全民阅读”“终身阅读”提供了可能性，若加以正确引导，文学同样能够抓住网络发展的浪潮，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和活力；而经典作品大多数都以通俗面孔面世，经过时间的不断推移，才上升为经典之作，如《堂吉诃德》、拉伯雷《巨人传》等作品，也并非立刻就青史留名。即使是布鲁姆大为推崇的莎士比亚作品中，也有着大量
的性暗示、血腥暴力、谋杀和嬉闹等低俗因素，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眼光加以甄别。关于通俗作品如何上升为经典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总之，虽然布鲁姆的经典观有一定的局限，但仍瑕不遮瑜。在辨明其不足的基础上，对布鲁姆经典观进行借鉴，能为我们提供以下帮助：
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文艺思想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纷至沓来，学界纷纷借助这些舶来品审视自身的文学传统，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然而我们更应警惕一些“为应用而应用”的文章，似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只是一堆可供“解构”“颠覆”的素材。若学术研究一味强调解构颠覆，一味讲意识形态，文学学科也就成为其他学科的注解，丧失其独立性。因此，布鲁姆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捍卫经典作品，保全文学作品“尊严”的做法，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学术研究应坚持以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为核心，对我国优秀文学传统加以传承与弘扬；经典作品并非不能“亵渎”，但相比起将经典作品“恶搞”“低俗化”，倒不如重新发掘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强调经典对人的心灵引导作用，这样也许更为有益。毕竟无论是对经典的“研究”，还是对经典的“阅读”，其主体以及受众都是“人”，因此我们应反思欧美盛行的文化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树立“以人为本”的经典观，以经典促进个体更好地发展。另外，布鲁姆对经典的“误读”“修正”亦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理论界同样能够以此进行“理论输出”。王宁教授就曾撰文指出：“用布鲁姆的修正式理论和实践来超越布鲁姆的局限，应该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争鸣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向世界输出我们的批评理论。”[15]
其次，布鲁姆在其理论中奉莎士比亚为西方文学之圭臬，并以此衡量其他作品的做法也对我们有一定启示。由于中、西文学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我们自然不必也将莎士比亚照搬过来，但也要思考：谁是我们民族文学中的“强者诗人”？哪些算得上是经典作品？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李白、杜甫、鲁迅，以及《诗经》、四大名著等。对待这些“强者诗人”时，我们亦可着重阐释作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超越的过程，为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的出路。同时，对
第40卷第2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3月 -82-
于如今中小学语文教材减少古诗词、将鲁迅“请出”书本的做法，也要加以警醒。审美判断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我们在漫长的阅读过程中逐渐习得，而伴随求学过程中的古诗词、鲁迅等文学巨匠的作品，正是民族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审美应是非功利性的，我们在这些古诗词与文学作品中获得审美的体验，正如布鲁姆所说，“获得审美力量能使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死亡的相遇”[1,p21]。
再次，布鲁姆的经典观对普通读者也有着重要的启示。由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当今读者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匮乏，反而是信息爆炸所致的无从选择。消费时代和感官视觉的刺激更是让“快餐阅读”大行其道，大部分读者过于追求视觉的快感化，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认真阅读经典。而报纸、电影等经常出现的不严谨“解构”和肆意解读，更是损害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对此，布鲁姆对经典的命运表达了深深的担忧：“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难以逆转。媒体大学（或许可以这么说）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
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
[1,p3]
在弘扬中国优秀文学传统这一命题面前，仅靠少数学院派在理论上的努力是行之无效的，从根本上仍需要绝大多数民众对经典的传承与维护。经典的价值在于传承，广大读者更应该静下心来，坚持阅读原本，从中获得自己的审美感悟；而青少年读者更是民族文学经典的重要传承者，应从小树立起正确的阅读观，加强对民族文学经典的积累。我们大可不必将电子媒体视为阻碍经典传播的“洪水猛兽”，而是应该充分利用电子媒体的新兴手段，鼓励更多的人利用碎片化时间，在电子移动设备上阅读经典、感受经典，使经典在互联网传播得更为快捷广泛。布鲁姆在书中预测，“也许阅读的年代，如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现在都已经到了尽头，再生的神权时代将会充斥着
声像文化”[1,p410]。与其在新时代的变迁面前为文学悲观哀悼，倒不如迎头而上，使经典适应时代浪潮而重焕生机。
[参考文献]
[1] 布鲁姆.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2] Harold Bloom. Literary Love[J]. The Yale Review, 2010,
(1): 15-26.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6.
[4] Patricia Waugh. Review symposium on Harold Bloom: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J].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96, (2): 98-102.
[5] 江宁康.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唯美主义倾向——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思想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 2005,(3):142-146.
[6] 翟乃海.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
版社,2013.
[7] 艾布拉姆斯.吴松江,等,译.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4:41.
[8] 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9] 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
文学,2006,(2):44-58.
[10] 江宁康.《西方正典》译后谈[J].中国翻译,2006,(6):38-
41.
[11] 布鲁姆.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M].南
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1.
[12] 卡尔维诺.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4-5.
[13] 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12:61.
[14] 吴美群.从《西方正典》看布鲁姆的美学观[J].求索,
2016,(12):61-66.
[15] 王宁.误读与文学经典的修正和重构——哈罗德·布
鲁姆的“修正主义”批评理论再探[J].文艺理论研究, 2008,(2):16-23.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