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

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

蔡青

摘要：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十一世纪初叶的东方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品中的“物哀”情调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文着意从三个层次分析了“物哀”的表现及深刻内涵，“物哀”实质上是以真实为根底，写触物的感动之心及由此引起的喜怒哀乐诸相。它既源于日本民族纤细温和的情感体验，又因受本土神道与佛教的影响而渗入了理性因素，因而具有了深刻的精神源泉。关键词：源氏物语；物哀；哀；神道；佛教

十一世纪初叶，是西方世界正处在宗教神权肆虐横行的时代，此时的科学与艺术也成为神学的附庸而裹足不前；而与此相反，东方封建文明却正进入了最成熟、生命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在中国这一东方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的直接辐射之下，地处东亚前锋的日本在抒情文学相对繁荣的东方文化沃土中孕育了一部宏篇巨著——《源氏物语》。

作者紫式部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完成了这部反映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巨著。这部巨著纵横上下八十年，历经四代王朝；涉及游宴、歌舞、拜神、竞画等多种场面和四百多人物；风格温和婉丽，语言典雅清新，富有日本民族特色，特别是贯穿全书的那种奇特的“物哀”情调，堪称小说之林的一大奇观。

《源氏物语》自问世以来，学术界长期展开了“源学”研究。有的从佛教的宿命观念出发，认为是“去恶从善”的书；有的从儒家的道德规范出发，认为是“讳淫之书”；有的从人的情感出发，认为它体现了“哀感”精神。后者以江户时期的文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为代表。他说，《源氏物语》的基本精神是“幽情”，在人的种种感情之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即一切不如愿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刻的。总之，本居宣长从本土神道思想和人性出发，以“物哀”为美学中心，建立源学批评新体系，这较前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是一种可喜的历史进步。

我们认为，研究作品应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看其是否反映了历

史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而抛弃各种儒佛教戒说，我们不可否认《源氏物语》的巨大成就，它为研究日本中古社会思想、文化、经济、风俗、语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数据，作品所具有的浓郁的抒情性和阴柔美，结构上的散文化和细节描写的独到之处，已经成为日本小说传统风格的一部分；尤其是蕴含在小说中的美学思想，已经潜移默化的融进了日本文学史的流程，它所表现的“物哀”幽情，已经成为不少日本作家纷纷捕捉和着意追求的境界。

应该强调的是，紫式部文学思想是以“物哀”作为主体的，“即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凝炼了所有的艺术技巧，在其塑造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对‘物哀’作了最出色的表现”(1)，表现一种对人生世相的喜怒哀乐的感动，并由此进入关照意义。日本古代文学思潮中从“哀”到“物哀”的演进，是经紫式部之手完成的。

“哀”是一个美学范畴，它以“真实”为根底，首先萌发于日本八世纪有文字记载后诞生的历史文学《古事记》、《日本书记》和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这个“哀”有着深刻的精神性，从精神的源泉而产生艺术的力量，推进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思潮的形成，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哀”的内涵主要包括可怜、亲爱、有趣、悲哀和情绪的感动等意义，而非单纯的“悲哀”含义，在文学潮流的发展轨迹中，“哀”逐步从简单的感叹发展为复杂的感动，从而深化了主体感情，达到“物心合一”。

具体地说，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是采取了一种以写实为基础的关照态度，主张文章应写真实，反映种种人情世故。她在书中借人物之口说“小说所载，却是人间真人真事”，“皆真实可据，并非信笔胡造”，不可凭空妄事解论”(2)；在“帚木”卷里，作者还通过源氏和头中将在“雨夜品评”一节议论物语、艺术和女性时，散漫无章地谈到人性的本质是真实性，在艺术上要求人有真实的感动，即“物哀”，这反映了“物哀”以真实为根底是紫式部文学论的基础和标准。《源氏物语》就是以源氏为代表的皇室一派和弘徽殿女御为代表的外戚一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背景，描写了源氏的仕途和爱情生活，反映了一夫多妻制度下“万艳同哭，千红共悲”的妇女命运，从社会内部揭示了日本贵族王朝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来“哀”的倾向是以悲哀和同情为主体，但紫式部将“哀”推向了一个更高

层——“物哀”，从而使感动的对象更为明确，这种“物哀”实际上是“哀”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许多情况下，“物哀”与“哀”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物”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会世相和自然景物。“物”实际上是感动的文学素材，创作始终以“物”为基础，这正反映作者以真实为根底的创作原则，但不局限于“物”，而是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这同日本最早的诗歌理论中的“物感”说法实际上是相通的，因为早期诗歌理论便强调和歌的创作理论来源于“青春之时，玄冬之节，随见而兴即作，触聆而感自生”(3)。在这里，“物”是客观存在，“哀”是主观感情，将两者调和为一，达到物心交融，“哀”就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从而上升到更高阶段。由此可见，“物哀”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由“物”引起的喜怒哀乐诸相。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将“物哀”的性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五大类，他认为其中更突出的是“哀”感，有了这五类性质，就需有“物”来限定其内容的性质。《源氏物语》中，“物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对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对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对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这三个层次既自成体系，又是紧密联系互相补充的。前两者是属现实性的，后者是属关照性的，所有“物哀”的感动，都是带情趣性的感情。

下面，笔者就以《源氏物语》中的具体情节为例分析一下“物哀”这三个层的感动。因为恋情最能表现人的情绪之真，所以在《源氏物语》中，作者以大量篇幅描写了男女恋情，籍此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

源氏自须磨返京之后，与明石姬仍苦恋不已，两人倍受相思煎熬，源氏在前往吉明神社参拜之后，偶闻明石姬到此，遂吟古歌“刻骨相思苦，至今已不胜。誓当图相见，纵便舍身命”(4)；而明石在得到源氏所赠书信后，亦欣慰万分，泪不自禁，答曰“妾身不足道，万事皆烦心。若蒙通情愫，为君舍此身”(5)回呈公子，此时兼以“夜幕渐晚，正是晚潮上涨之时，鹤于湾中引颈长鸣，凄厉之声催人泪下，令源氏感伤不已，泪湿青衫，竞想不惮耳目，前与明石相会”(6)。这种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的相思之苦，可谓感人至深。此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恋难圆的悲哀，感伤性十足。

源氏与正妻的爱恋可谓令世人惊慕。小说多次描写了两人相亲相爱的图景。“掌

灯时分，两人并坐于厅中闲谈，那情景真叫人慕妒，这紫夫人虽已二十七八，但较之少年时代更显风韵”(7)；在“早莺”卷中，新年过后，六条院中热闹纷繁，源氏对紫姬道：“晨间侍女们为我唱祝福的古歌，何其愉悦，如今我也来替你祝颂”，便略带几分戏谑地歌颂祝词，赠诗：“池面初平明如镜，鸳鸯丽影善春堂”。这一对夫妻真是倩影双双啊！紫夫人和道：“春塘盈盈碧波里，摇曳多姿万福人”，每逢此种佳节，他们都诚恳的共祝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今日适逢春始，祝颂千秋万福，再恰当不过了(8)。

此种描写不可一一尽举，皆表现了源氏与紫姬的卿卿我我、感情深笃，体现了恋爱中人愉悦亲爱的情趣，抒发了由衷的感动之情。

在第二个层次上，对世态的感动，本书也屡有叙述。在“槿姬”卷中，源氏拜访五公主，天降大雪，五公主命人开门，结果冷的瑟瑟发抖的看门人却因门锁生锈打不开门，恨声骂这生锈的锁，源氏听罢，感慨万端，“他想，亲王新逝不久，却已历似万年，本知世态炎凉，一切荣华富贵皆乃过眼烟云，却因留恋四时风物之故，舍不得这区区之身，人生真也悲凉啊！他触景生情，忍不住随口吟道‘曾几何时黄草生，蓬门积雪断垣倾’。”(9)这五公主本源氏姑母（即桐壶帝和桃园式部卿亲王之妹），亲王新逝，便门庭冷落鞍马稀，可见世态之炎凉。

此种炎凉世相也表现在源氏流放须磨，二条院萧瑟，人们避而远之犹恐祸及其身时与六条院因源氏仕途辉煌而繁荣形成的鲜明对比中；另外，朱雀院下台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描写也非常出色。足见社会之冷漠，人情之淡泊，充满了感时伤世的悲凉情绪。

紫式部不仅写了对人情世相的感动，也写了对自然景物的动心，由此表现了对人生和社会的关照，这一层次“哀感”的描写别具匠心。

“天色本无成见，只因观者心情不同，有的觉得优艳，有的觉得凄凉”(10)，这是紫式部借源氏之口对自然美发表的看法，她明白指出，自然之美不仅在于景物本身，同时也因观者之故，换言之，美并非纯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属性，而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她特别强调自然美是人在对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发生的，实际上，紫式部在这里提到的是一种“移情”现象，即人作为审美主体——“观者”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思想情绪放射到本无成见的客观对象中，使之也似具有了喜怒哀乐或“优艳”或“凄凉”的情态，随心境的变化而具不同的感情色彩，当然，早在

紫式部之前，我国南北朝时著名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就提出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的“移情”现象，而中国文论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在当时文化交流频繁的时候，日本文化吸收融合了中国文化，丰富了自己的内涵，加深了自己的文化积淀，而紫式部不可避免的要受益于这种外来文化精粹的营养。

例如，《白氏文集》对《源氏物语》的影响就是一例，在《源氏物语》中，字里行间都可找到白氏词句情境的影子，其影响可谓神龙不见首尾。至于紫式部的“移情”观点，当与中国文论有密切关系，虽然如此，，紫式部这段关于自然美性质的论述，在当时仍旧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紫式部在创始实践中的应用，更为后人留下有益的启示。

紫式部笔下的人物“每每触景生情，不能自制”，而她所描写的景物，往往是“人化的自然”，这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人、社会的观照性。第四卷中，由于源氏的轻率、放荡而使夕颜致死的情景有这样一段描绘：“夜半风急，松涛阵阵，不时还夹带一两声怪鸟的惨叫……灯光摇曳惨淡，映照着山屋边的屏风和各个角落，仿佛背后传来簌簌的脚步声。”(11)在这里，作者通过自然景物的渲染，烘托出一片惨淡、神秘、恐怖而幽深的气氛，恰与源氏当时对突发事件的惊慌失措，对自己罪恶的负疚、恐惧融为一体，这是源氏特定心境下感受到的自然，是人的情绪对象化的结果，紫式部在创作过程中，以精细独到的观察力、感受力去寻觅捕捉，并在景物描写中细腻地加以表现的，正是这种情景交融的效果。

“松风”卷描写明石姬离开明石浦前往大堰的邸宅“秋风秋雨愁煞人，哀怨楚楚泣人心，动身之日破晓，秋虫烦乱，风声凄凄”(12)，作者对季节的变化可谓体察入微，而秋风秋雨又生出一种多愁与无常的哀感。明石姬将离开老父和家乡而赴吉凶难卜的前程，景和人心，人随景化，此情此景，怎不催人泪下！

基于对自然美的认识，紫式部还自觉地用自然景物去比喻、象征人物性格与命运，“并把日本民族对四季不同景色所持有的美感，巧妙揉入作品中。”(13)紫夫人的春殿里，雍容华贵，“鸳鸯等各种水鸟，雌雄成对，浮在罗纹般的春波上”，这把第一夫人深受宠幸的情景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末摘花的寒舍中，“杂草滋蔓，蓬蒿丛生”，欲与屋檐争高，秋风吹倒走廊，冬雪封住大门，这如同荒山野处的所在将主人公被遗弃的凄苦处境衬托得令人目不忍睹。同时也暗示了主人公的必

然命运。这都是借自然景物抒发了对恋爱中人的“哀感”。此处同时也是对人的感动的一个补充。确实如此，“日本民族艺术思潮的主流是把艺术同自然人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艺术美表现的核心是‘情’是‘心’，是发自肺腑的真切感受，是对人生本质的深刻理解。是对大自然与人类关系无穷无尽地探索。” (14)我国学者叶渭渠指出：“日本文学的四季感逐渐萌生季题意识，应该说，季题意识起源于季节感，没有对四季自然景物的感觉乃至感情，就不会产生季题意识。”

受民族审美意识的影响，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常常有意识地将大自然的荣枯与社会的兴衰联系到一起，这不但扩大了自然景物的表现力，而且也显示了作家对自然美认识的深度，同时深化了“物哀”情调，使观照性得到进一步提升。紫式部笔下的自然景物，往往是社会变异的象征。在源氏政治生涯的沉浮、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而带来的沧海桑田的变迁中，随处可见这类饱含着人物与作者倾向性的自然描写。秋风、秋雨、残枝落叶易使人想起颓萎、丑恶、不幸的事物，这往往与源氏的失意，社会的衰败不振相伴随；而春光、繁花、晴空等易给人以蓬勃、美好、幸福之联想的景物，则常与源氏的得志、太平盛世的繁华同时出现。源氏被贬须磨时的狂风暴雨触目惊心，而六条院内繁花锦簇、游宴歌舞相映生辉，这都是自然景物对彼时彼地彼人彼事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哀感”由普通的感动而上升到关照意义。

中国古典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指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5)“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16)也是引证的这个道理，正是由于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的细腻情感与景物的关系使两者达到水乳交融，所以使作品中的自然美描写具有牵心动魄的艺术魅力，使通篇作品弥漫着浓郁感人的抒情氛围。

另外，作品中的心理描写成功地对这三个层次的“物哀”之心做了深入挖掘，使“物哀”情调的精神性更加深邃，超越了情景交融、情随境迁的境界，上升到对人的终极关怀。小说通过复杂矛盾、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探寻人物种种苦恼与悲哀的根源，从而成功地表现了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命运。例如她写源氏与藤壶、柏木与三公主之间私通的感情热烈而纤细，私通之后的负罪、内疚、痛苦而又欲罢不能的心理微妙而复杂。作品对空蝉矛盾苦恼的心理描写也是非常成功与出色的，不仅反映出妇女的不幸遭遇，而且成功的刻画出空蝉外柔内刚、冷静

克制、勇于反抗的鲜明个性。以上是对恋爱心理的描写，而在对人生世相的感动这一层次中，作品同样着力于心理描写，以挖掘深层次人心的真实。例如源氏流放须磨之时，是他一生中对世相感怀最为深刻的阶段，“平素亲近侍从，已全无踪迹”，“平素交情不深者，尽皆远避”，“昔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如今凄凉冷清，只影随行。是时源氏公子方悟世态炎凉，人情淡泊，感慨犹深。不免想道：‘如今我尚在家已这般荒凉，他日离后，不知何等破败啊！’”(17)进入须磨之后，对于这种人情世态的残酷感怀更加深刻，尤其是关于须磨荒凉冷败、简陋的环境描写，将源氏这种悲凉心理刻画得无以复加。这都是作者的成功和高明之处。至于对四季感动的心理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这种文学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说白了，“物哀”是一种心动，一种感怀，既有情景交融、情以境迁的内容，又有理性、深刻、睿智的思考，达到心物合一。紫式部的“物哀”观既源于日本民族纤细温和的情感体验，同时又因吸收儒佛和神道思想掺和了理性的因素，神道和儒佛的影响，使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上升到对人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和理性思考，从而使“物哀”具有了深刻的精神源泉，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影响了日本以后的整个文学流程。

紫式部对“物哀”的议论是零星的，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到了镰仓、南北朝、室町至江户时代，“物哀”逐步走向理论化，本居宣长通过将“物哀”提升，建立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紫式部是一个推进日本民族文学历史进程的功能性人物，她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不自觉地完成了从“哀”到“物哀”的演进，并使当时作为文学思潮主流的“物哀”逐步走向成熟，为日本传统民族文学画上了光辉而又重要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