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价值观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主体自觉选择的文化互动过程,在这其中,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三个不同层面的价值诉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性关怀、异化观、实践观之间构成了三个相关的共同问题意识,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获得了落实的价值根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则取得了文化整合的思想资源与方法启迪。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价值观;人类性;异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应用,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的互动。[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话语背景下的思想学说,那么,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为什么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拒斥异质文化传统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广为传播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纲领,无疑,这里有历史的机遇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它绝不是历史的偶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为人类文化提供的思想资质直接相关,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哲学系统,不断现实化与本土化的哲学运动过程相关联。而在这个双向的哲学运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是与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话语方式及价值诉求拥有了诸多层面的思想契合,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一个主体性选择的过程。否则,中国传统文化将很难走出那种被弗洛伊德称之为“那咯索斯主义”的自恋情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将更加步履维艰。当然,这种内在的思想契合事实上也为我们本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诸多困境。

价值这一术语的意义在社会科学或哲学中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人们对于价值的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唯一的一致之处是,价值代表了人类生活中的某种重要事物,[2]价值哲学的核心是应然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人们在世界上生活,不仅要认识周围的人、事、物以及其自身,知道“是什么”,而且还要知道“应是什么”,做出“好”与“不好”,什么更有价值的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指导着人们的行动,并在日常生活中渐渐积淀而成人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个人如此,民族亦然, ———个民族的价值观也是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渐渐积淀而成的,它深层次地范导着民族文化与心理的走向。

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价值观念一样也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即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思想家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和大众实际奉行的价值观念,[3]但与西方价值观念在这三个层面上有着相对一致的思想基础这一总体特征相对照,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差异比西方的要大得多,而且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其一,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主要根据儒家的一家之言,即道德治化,这直接源于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文化制式;其二,思想家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彼此迥异,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最终形成了“儒学打底,佛老镶边”的文化格局,但儒释道三家与法家、墨家等其它思想事实上通过不同途径影响了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人群;其三,大众实际奉行的价值观念比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要实际得多,尽管这些观念并未被理论化和系统化,他们追求的是现世人生的幸福而不是严格的道德理想。千百年来,三个不同层面的价值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路径交互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想与现实人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其丰富的思想因子在不同的层面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形成了诸多共同的问题意识。正是在对以下三个层面具体问题的相关性讨论的视域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进程获得了落实的文化价值根基与现实可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地蕴涵的非西方的人类性关怀与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化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构成了两者之间第一个相关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继承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自我反叛精神,因此它逻辑地蕴含了非西方的现代化与人类化追求“,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哲学的政治与社会批判是必然的中介与过程,其目的在于哲学上的人学理想或者说是人本身的历史建构(其核心是人类解放论) 。政治与社会批判,意在获得人的生存与生活条件,人类解放论则是人类精神与信仰层面的超越性。”[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思想的反叛最终目的是希望实现信仰传统的转变,即从有神论的信仰历史性地转向无神论的信仰。这里“, 无神论的信仰是个体与社会共同性的沟通以及个体通过社会共同性向人类性的开放与融通,其实质是社会性的信仰。这一信仰,其核心价值观即‘自由人联合体’,也即所谓‘共产主义’,但不是那种基于某种群体认同需要而简化成物质生活条件的‘公产主义’,而是强调人类共生和谐的理想生存境界的‘共生主义’。”[5]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揭示了一个超越西方思想传统的社会理想,它以自己的方式向人类理想进行了一个可能的开放。

在伦理一政治型的文化范式之下,在农耕文明的社会经济土壤之中,中国传统儒家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仁爱”、“德治”思想有着某种天然的形式合理性,因此,孔孟儒家的思想事实上是向夏、商、周三代“以德配天”社会价值理念的回归,它们以维护、承继和阐发这种社会主导观念为己任,并以其深厚的文化功底与深切的生命体验为这种观念的理论完善与民间渗透奠定了基础。以后,经由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大一统,儒家的价值观念渐渐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 内圣外王”成为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理想与人生理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人通达理想的修身之途,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则是其理想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

在《礼记礼运》篇中“, 大同”社会被设计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尽管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作为先秦各家社会思想精华的融合“, 大同”理想显然已超越了孔孟儒家的“亲亲”之情,它是对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济天下以及孔孟老安少怀、博施济众、均无贫以及周急而不济富等主张的综合与总结,它表达了传统中国人对“至德之世”的美好愿望。而正是这个沿袭千年不灭的梦想中所蕴含的人类性关怀,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文化心理上的共振、相容与认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共同问题意识,尽管两者的理论前提与实现途径并不一致。

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同”理想以道德治化为前提,它建立在培养完善的道德理想人格的基础之上,而在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下,儒家脱离了血缘亲情的“仁爱”观所赖以生存的道德自律因传统文化本质上内涵的理性缺失已不能不具有了某些空想的色彩;老庄道家的深邃在于他们对人性与人类文化的清醒意识与深刻批判,然而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又不能不使他们向后看,以至于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寄托于“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墨家寄希望于“兼相爱,交相利”以克服儒家思想的狭隘与空疏,然而其“济世救民”的宗教情怀却因“自苦至极”而不为世所用,最终几至于湮没。因此,《礼记礼运》篇中主要论述了如何行礼、守礼以达到所谓的小康之世,而对大同社会只作了一个大致的理想勾勒,至于如何从小康到大同则未能提及。然而,人类理想永远不灭,所以,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文学想象到近

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亲身践履,一次又一次道德理想主义的失落并没有妨碍“大同”梦在传统中国人心中的滥觞。

也正因此,当近代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被迫转型之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因其具普世性质的人类关怀而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大同理想有了一种天然的亲缘契合。然而,虽然同是一种社会信仰,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内部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自我批判与反叛,其“自由人联合体”是全面、自由而和谐发展的个体所组成的和谐共生的理想生存境界,它不仅是一个实体境界,更是形上境界和实践境界,[6]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反思的方式所确立的一种社会信仰,它以人的实践理性为前提与根基。这无疑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需要再认识的,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追寻“共产主义”的理想,怎样才能走出传统价值观中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又怎样才能培植出真正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和谐、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个体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急需我们探求的理论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化理论与中国古代“元典”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两者之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其“异化”观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劳动异化现象:劳动者的劳动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其劳动的异化,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虽然马克思是从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来阐明劳动异化现象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人类性关怀则使其异化理论并不是就异化谈异化,它始终将探寻异化现象的根源与异化的克服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因此,其异化理论实质上内蕴着普遍的、一般的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它研究和说明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普遍性。7]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全部人类历史应是社会发展历史、自然史与人自身发展历史的统一,因此,人类要走向理想、克服异化,就必须在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人的本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可见,异化理论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性本源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与忧虑,而这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周易》并被后世思想家不断加以阐发的对人的本性丧失及人类家园迷失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共同的话语主题。

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萌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作为一部占筮之书,其六十四卦之卦爻辞始终贯穿了一条忧患以及如何解脱忧患,居安思危,化险为夷,趋吉避凶的指导思想。无疑,《易经》的忧患意识源于周人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之际对现实社会生活转型的思考,它首先表现为对宗族、王朝、社稷、国家、民族的一种挚爱和责任情感,但是,在这一特定时代问题的背景之下,《易经》周易、变革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已本质地蕴涵了其对人类本性的思考和对人类社会走向的关切。《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尘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之道首先是人性乃至万物之性变化的根据,在阴阳之道变化流行的过程中,人性得以形成、发展。由此,在这一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诸子各家在纷争中展开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反思与探讨,并最终在历史文化的激荡中积淀而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性思考向度。

应当说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对人性的看法并不相同,不同的人性理论演绎出了诸多不同的治世学说和人生理念。但是,无论是性善、性恶、性灵、性无善无恶、性善情邪,还是道性、佛性,以及后世儒家的心性说、理气说及“性日生日成”说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思维框架下,它们都将人的存在当作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天、地、人三材乃是宇宙系统生成、演化的基础。儒家《中庸》以“天地之谓性”开头,老庄道家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为理论核心,墨家不仅心怀天下,更是身体力行,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则以“自足于心”的“圆融无碍”为旨归,即使是韩非子,在警醒人们意识到人性自私的弱点的同时,其法治理想的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专制君主的道德价值,而明主的依法行事则依违于“天”的公正无私“, 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8]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人的本性都是向内的道德涵养,在保持对自然和未知世界的神圣感与敬畏感的前提下,人可以

参赞万物,以人的精神统摄、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各种矛盾,

从而找到人自己的本质生命感。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异化的方式是侧重于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改造,希望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它带有历史理想主义的倾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

是希望借助复性的方式,在天、地、人参赞化育的具体过程中解决人存在的异化问题,它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9]因此,两种理想指向的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另一层面的理论契合,而且,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特有的政治与社会批判功能已刺

激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革,但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依然无法摆脱异化的

生存状态这一现实,两者的融通进而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不可否认,道德理想主义曾经带给传统和现代中国人的梦想与创伤几乎是同样深重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穿越道德理想

主义的迷雾,在共同的问题意识的思维背景下整合传统文化各家思想,并使之真正触及人的

生命本质与理想、和谐的人类生存境界呢? 这无疑也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大众所奉行的实用理性之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个相关问题意识。如果说人的历史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性诉求能得以实现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能得以克服的最核心内秘的话,那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实用理性事实上是不在同一个思想层面的,而且,这其间的理论跨度可能还需要现代中国文化经历相当长久与艰辛的理性启蒙和现代化转向

才可能渐趋接近。因为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在西方哲学深厚的理性传统与漫长的现代启蒙的基础之上的从抽象的精神历史向实践着的人的历史的回归,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唯物与唯心的两元对立,它不仅从客体的、直观的方面去理解事物、现象和现实,也不仅仅从感性的、主观的方面去理解它们,它还要从人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它们,这样,在实践活动中,世界才变成

了意义的存在,人的全面而丰富的内在本质才得以了发掘与实现。显然,这样的实践理性是超越了形上理性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它不同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缺乏纯粹思辨根基的实用理性。

然而,实用理性始终是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土壤的大众价值诉求,在“天人合一”的思

维与价值框架下,传统中国人并不以宇宙自然为异己的力量,相反,人生天地之间,人与宇宙

共为一体,人的价值通过现存世界来表现,人不追求现实之外的玄想,由此可见,由实用理性

演化而来的实惠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是为统治观念所认可的,也是思想家们“六合之外,存

而不论”思维范式的自然延伸。同时,在封建伦理所要求的严格秩序、道德理想与普通大众的现实需要或愿望之间,实用的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们真实的人生期待和价值追求,又以风俗

和习惯的形式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它深层次地范导着传统中国人的现实价值选择与思维

方式。而且,从价值的角度看,实用理性以合理的利己主义为前提,人对自身幸福的关注只要不伤及他人利益,不违反法律均无不可,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加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不是抽象的、神圣的,而是具体的、开放的,它对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境界的追寻是以现实、历史的缺陷与遗憾为背景的,它更强调的是人的不断完善与实践追求的过程,由此,马克思的实践理性涵容了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两者之间拥有了相关的价值契合。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最初是以实用为特征的,它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前提,是为了民族独立和救亡问题,为了人民解放和自由问题才选择、剪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此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为基础,在长期的深入大众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才渐渐找到了“实事求是”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精髓,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进程开始得到落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本质地理解也才得以真正展开。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事实上是一个文化主体选择的过程,它不是偶然的;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世性特点是由其理论的实质内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

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开放的生成性的思维方式,[10]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理应是自

觉的、融会贯通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当整合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意义日益凸显之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思想资源和方法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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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萍求实(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