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法下乡读后感

课程名称：法律社会学研究教师姓名：易益典

田野调查：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式

——读苏力《送法下乡》班级：0902 学号：091030056 专业：宪法与行政法学姓名：杨建锋

一、引言

苏力的这本《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以下简称《送法下乡》）是2000年10月份出版的，与其之前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当时引起中国法学界的一股学术讨论潮。而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对于法学界，对于苏力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一无所知。即便是到了本科，我也还没自觉到会翻阅法律社会学方面的书籍来看。直到这学期学校为我们设置了法律社会学这门课，老师为我们推荐了《送法下乡》这本书后，我才有幸读到了这本十年前搅动中国法学界的著作。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经典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课堂或书本上讨论最多的无外乎正义、平等、司法独立、法律保留等问题。研究方法也只限于文本分析、法条分析、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的方法，此外也注重一些实证研究的运用。但此种实证研究可能是由于学生身份的能力有限，只停留在一些资料、案例、新闻报道的引用和分析上。而阅读苏力先生的这本《送法下乡》却给了我这样的学生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在研究方法上的新鲜感。当然，苏力先生的文笔以及其知识的广博度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时常让我发出感叹，引人入胜的写作技巧也是焕然一新。在这我想谈的却是苏力先生写这本书时所用的一种最务实的研究方法，大多数人称之为：田野调查。

二、对“田野调查”法学研究方法的一点认识

何为“田野调查”？纵观这本书，我所理解的田野调查就是，作者试图走近他想要研究的对象，采用访谈、记录、观察、调查等形式，通过经验判断和归纳等方法得出研究结论。在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中，作者介绍了下乡收贷案。由这个案件的分析，作者得出了：第一，今天的司法下乡是为了保证或促进国家权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第二，传统的、强大的国家权力能够受到人文空间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与人们一般的

想象不同。即权力关系是可能发生流变的。第三，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乡村中创造权威的战略性选择。虽然下乡本身可能损害司法权威。但是基于自身职权，下乡是必然的。此时需建立一种局部的、暂时的权力支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调解便是它实施权力的有效工具。第四，司法在当代中国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的功能不仅仅限于西方经典司法理论对司法的功能界定：纠纷解决和规则确定，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作者自己在结语所说的那样，对于他的分析也让我有点儿吃惊。我以为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由于作者的“田野调查”方法才使得对司法下乡的分析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感受。在下乡收贷案中，作者并不是简单的对下乡的法官进行采访，或者对执行情况进行记录，也没看相关的裁判文书。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执行案件，作者跟随着法官一起，参与了这个执行案子的全过程，对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关联性思考。比如其对陪同下乡的民警，同村的村干部，甚至包括从北京来的作者本人在这起案件中的作用进行了思考。通过作者丰富的社会经验，从经验层面上对他们的作用进行了猜测也好，总结也好，总之作者的经验归纳让我们一下子就想通了是怎么一回事，引得了读者的共鸣。还比如其对权力流变的论述，也是从经验层面上进行的判断。这种判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往往容易被法学家所忽略。对于作者的此种研究方法，更明显的表现在了第三章“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这个一般是研究宪法学、司法制度乃至法理学等公法学科都可以说上点事的题目。作者对法院审委会作用的研究方法，不仅包括对法院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进行解剖，对域外司法制度的考察，对司法独立传统理论的借鉴。更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大量运用了其对于基层法院法官的访谈作为研究出发点。并对于这种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又专门地以“法官的理由是否可信？”进行了分析。如果说这样的一种进路体现了作者逻辑严密的话，那么，作者对自己运用经验主义方法研究问题的辩护可以用用心良苦来形容了。作者反对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一些支持或强化自己已经有的经验、印象甚或是一个教条化的命题。在这里指的就是，法院审判委员会被一些学者理所当然的理解为违反司法独立精神，甚至宣传到一种处于教条化边缘的地步。作者试图通过对作为审委会成员的法官以及普通法官的一些论述中，结合中国现实社会和目前的制度安排，以一种“同情”的眼光来分析审判委员会的作用。这是之前研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一些文章所忽略掉的一个群体，即当事人群体。作者对法官的论述以及对法官论述的怀疑都是通过一般大众都具有的一些经验常识来分析的。比如，法官们对院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决定或影响审判委员会的决策的辩护，比如普通法官对于审判委员会能够用做抵制人情和保护自己的借口。这些结论都是文本分析和制度分析所得不出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是作者深入现实环境中挖掘出来，对研究审判委员会地

位和作用具有一种新的学术价值。我们法学家一直再说，应赋予被侵害者以抗辩的权力。然而，我们自己在研究当中，却常常将研究对象一帮子打死。苏力先生的这种田野式研究更像是代表了这些研究对象们进行了与传统观点的争辩。此种争辩却又不是无理的，保守的，而是贴近我们生活的，先验但却有着一定逻辑支撑的。

（一）“田野调查”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正如作者在导论“研究中国基层司法”的第四节“法律学术的意义”中所说的那样，当前中国的法学研究充斥着大而空的研究，从条文到条文的纯粹法条主义研究，好点的就是借鉴了域外的一些资料。研究者们普遍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些研究结论上升到一种具有先验性的普遍真理，一旦这种法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法律实践不相符合时，他们往往用应然的论点代替实然的分析。面对极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这样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给迅速发展的中国法制给予回应，法学研究处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最底层。“田野调查”方式通过走进研究对象，倾听研究对象的辩解，分析非正式制度对研究对象的制约和影响，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刻的体会研究对象所处的法治建设的起点和环境，从而提供读者全面思考的素材。这种研究方式的价值就在于，深入实践，以实践为基础，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必将是考虑到现实社会环境而作出的。我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法学研究应当是来源于实践的，这样才有可能指导现实的变革。我们都说，制度的重塑和整合是一个过程，有待于与之配套的制度、机制和环境的形成。我们又说，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脱离于实践，忽视了环境对正式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中人的影响。虽然其中承载着人类对于理想法治社会所有美好事务的期望，承载着当代中国法学家对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先进法制的向往，但是脱离实际，也就是未能对症下药；急于求成，也就是未能注重法制发展的规律。所以才产生了苏力那时代乃至这个时代，中国法学界所疑惑的一个事实，即国外的先进法制及法治理念为何在中国屡屡遭受挫折甚至是排斥。病理就在于此。显然，“田野调查”式的法学研究方法注重实践，善于用经验进行判断，思考那些在人们看来“无须思考的应然”。

在我看来，“田野式”的法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促使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理由在于，此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并没有先期可供研究者翻阅参考的资料，也没有提供研究者何种研究框架。研究的素材来源于研究者的观察和思考，研究框架的建构来源于研究者思考问题的方向和程度。此种在经验层面上的实证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就所有的现实环境进行考察，反对基于先验性的结论刻意寻找支撑其论点的论据。这就要求研究者善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个人对某一领域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入。法学研究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不多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不会发现问题。

无论是作者在分析为什么是基层司法，法官对于审委会的评价有多少可信，还是在阐述为什么当代中国基层法院注重纠纷解决，规则之治在这种环境下的地位以及现代化与规则的关系的理由中，他都不断的对自己前一部分的论述进行反思。一连串问题式的自问自答，都是基于前面实证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案件的细节，并用这些事例来印证其结论。

（二）“田野调查”的局限

苏力在运用“田野调查”实证研究方法上，招致了一些法学家的怀疑和批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部分学者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种实证研究方法的一些缺陷。通过实证的研究运用归纳法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一种综合命题，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但同时也意味着是可证伪的。逻辑上看，通过归纳法得到的结论的确不像用演绎法推到出来的结论那样具有必然性。这个问题苏力自己在文中也有辩解。此外，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容易被普遍接受，并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认可。而作者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对现实环境的研究，由于我国目前处在急剧变动的时期，一旦社会条件出现新的情况或法制有了新的发展，苏力先生的这些结论至少会部分不再那么符合现实。从这个角度看，“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存在着时代局限性。

另外，基于这种方式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经验型成分太多，而具有理论性的分析欠缺，同时有可能偏离一些基本的法治原则。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实践的理性，而应有着更高一层的追求。对于法学的研究应当体现的是对于最终追求的关怀。这种最终追求便是苏力先生所唾弃的大而空的诸如“正义”、“平等”，“人权”之类的词汇。纯粹的实证研究容易陷入保守主义的泥潭，变成制度受益者的唇舌。“田野调查”得出的经验判断和结论，至少需要辅之以一种理论上的分析。这样的论述，其逻辑才会显得严密，论述也不会缺乏普遍性。经验层面的判断理应上升到理论上的创新。同时，我们还应警惕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恰恰偏离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西方国家的法治，按照苏力先生的“地方性知识”来看，可能不具备普遍性。但是这些世界各国人们通过艰辛卓越的实践得出的目前来说是治理人类社会最好的工具，必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重视实践，强调真理来自于实践。但却得不出能够指导实践更好发展的真理。如果一味简单的总结出实践中基层司法样态，但得出的结论却存在着反经典司法理论的嫌疑，其指导意义就会偏离法治原则。正如一位学者在评价《送法下乡》时说的，“倘若我们发现中国基层司法的主要运作逻辑既不是法治的逻辑，也不是礼治的逻辑，而是治理的逻辑；不是规则导向的，而是结果导向的，是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我们如何在这样的逻辑上提炼一套关于规则的理论——因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本来就不是遵守规则，而是利用规则。如果这样的

司法理论或者法学理论不是关于规则的，而是关于反规则或者潜规则的，那它还是司法理论或法学理论吗？”1

最后，“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可能过于武断。苏力先生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基层司法制度。但是其研究选取的地点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研究选取的事例也只是几个具体的事例，其访谈对象的范围也有着一定的范围。通过对这些农村地区、事例和人物访谈进行研究，最后试图将从这些研究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到整个中国，恐怕这个结论是武断的。比如第十章“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中，作者在论述“为什么目前基层法院的法官专业化程度不够”时，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是基层法院排斥法学院学生，更不是复转军人排挤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去；目前的根本问题似乎不在于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少了（当然可能还是少），进入不了县法院，而是即使进入了基层法院，这些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留住这些法律院系毕业生。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湖北省也未必具有普遍意义。

三、最后的最后

苏力先生在下到田野，运用自己从田野调查出来的研究资料时，始终坚持着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强调制度、法律的实际功能，反对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强调具有可观察的效果和可比较的效用，反对大而空的“大词”。“田野调查”的方法在技术上要求能通晓当地语言，注意参与性观察和思考，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给被调查者不利后果或者获利的预期。在价值上要求价值无涉，也就是苏力先生自己所说的“尽量采取一种‘冷静又热烈’的‘同情的理解（包括批判）’的态度，尽可能设身处地地考察我所研究的对象，包括对自我以及我所在职业的反思和批判，尽可能的公道。”2虽然这种方法也存在着某些不能十全十美的局限。但苏力先生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时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和过程以及其思考方式或许更值得当代法学研究者关注和学习。

1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唐志容、苏治：《走进“田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读苏力<送法下乡>》，载《法治时代》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