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低龄化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而现在，我们不难从网络、电视上看到派出所里那一张张的稚嫩小脸。“越抓年龄越小，我们心里直发毛！”这是眼下一些刑警队长对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趋势的反应。

“少年强则中国强”。然而有关统计却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年均递增１２．８７％，初始年龄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前２至３岁。而他们的犯罪主要集中于对人身损害和财产型犯罪。人身权利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于，故意伤害、性侵犯犯罪、聚众斗殴等。财产型的犯罪主要表现在盗窃、抢劫、敲诈勒索。

在我们感慨的同时，是否有想过其背后的原因？我也是因为最近课堂上老师的一番话才有所感悟。社会在不断进步，很多机构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功利。而首当其冲的，就不得不提这学校了。不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只顾着以成绩来评定学生，对青少年的心理关注是少之又少，更是疏忽了对他们的法制教育。往往导致那些没有考上重点学校或没有取得高分的学生心理更认定了自己是“差生”的这一概念。有些意志坚强点的学生还好，但有些人却容易破罐子破摔，我以前高中里也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暑假里老师只给成绩好的学生开辅导课，而对那些成绩平平甚至落后的同学放任，有些学生就会产生“反正老师都不管我了”的扭曲心理，流连网吧，沉迷游戏等。

当然不仅仅是学校，青少年本身的成才环境也很重要，而他们的父母就像是他们茫茫人海中前进的灯塔，对他们的价值观、生活观的形成窦有很大影响。据调查显示，很多犯罪的青少年，都是家庭破裂或者父母对其不闻不问、甚至有暴力倾向的。什么大道理的，我也不想多说，只是希望做父母的能更多关心自己孩子的心理健康吧，不要老把“你看XX家的儿子考上XX大学，多聪明啊。”之类的话挂嘴边，因为常在孩子面前提及他人的优秀，在许多青少年眼里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失望。也许，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能以此激励他们，可这个方式似乎有点问题。

犯罪低龄化，这个刻不容缓的难题该如何面对呢？有人曾建议过修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提出将刑事责任年龄标准下调的方案。在我看来，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或许还会进一步低龄化，青少年也会抓“自己还处在无刑事责任年龄或者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尾巴，抱有安然处之，他们不敢拿我怎么办的心理的。且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就等于心智成熟吗？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在面对良莠不齐的知识和诱惑时，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并没有随着生理的早熟而早熟。家庭、学校、社会应当承担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的责任，通过粗暴的刑法来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实质上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刑法是社会防卫最后的一种手段，重刑、苛政从来都不能治理犯罪的根本，刑法制度的轻型化和社会管教的人性化才是发展的趋势，所以遏制和预防犯罪低龄化不应当采用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犯罪增加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虽说，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犯罪的规定上还有很多不足，例如：规定了强奸罪而没有规定拐卖妇女罪。之所以这样规定，可能是考虑到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强奸罪的可能性较大，而实施拐卖妇女罪的可能性较小，这样规定的结果导致了重罪轻刑，罪刑不相适应的结果。但缺陷是可以由人来弥补的，但如果一个国家不去反思社会问题，不去反思教育问题，不去依靠更有效的手段，只依赖于用刑法去解决社会矛盾，这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中国早在唐代，就尝试过两次废除死刑，虽然第一次并没具体实施，但在第二次，唐宪宗已下令将死刑犯减刑流放至边境，这几次举动早中国刑罚制度上具有重要意义。古人尚能明白，刑罚

不治本，我们又为什么要逆历史之潮流呢？

在此其他方面的因素这也就不多提了，虽然我已经脱离了“青少年”这个群体，但在父母眼里总归还是孩子，且要求学校等机构摆正教育目的的希望也是不大的，那么，我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吧。

想想养育我们的父母，想想自己的未来。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将来有这么一点两点的污渍么，况且犯罪还不是普通的小污渍。年轻的朋友们，矫情地说一句：迷途知返吧，回头看看身后关心你的人，他们的臂膀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