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五蠹 翻译

五蠹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看变法改革的必要性

【引读】
本篇是韩非子最重要的论文之一。韩非子认为人类社会状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管它是变得越来越好,还是变得越来越坏,统治者的政治措施都必须与时俱进,跟上这种变化,否则就没法搞政治。所以,变法改革势在必行。他认为,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必须采用严厉的法治措施;儒家“仁义”、墨家“兼爱’’的说教,听起来悦耳,实际上不管用;老百姓只会服从权势、追求实惠,不吃仁义兼爱那一套。所以,对老百姓最管用的是厚赏与重罚。而儒家的德治,提倡什么“仁”啊“孝”啊,其实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只会使国家多出许多逃兵和骗子。君主一定要从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讲究实效,鼓励耕战,不要受儒生和说客的蛊惑。他最后列举了五类破坏法治的人,认为他们是国家肌体上的蠹虫,必须彻底清除。
一、古今社会情况大不同,守株待兔行不通
上古的时候,世界上人很少,而禽兽却很多,人们敌不过各种野生动物的侵害。这时就出了个圣人,教会人们构筑窠巢来居住,以抵挡野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做天下的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们生吃瓜果和水产动物,又腥又臊,气味恶心,伤害肠胃,很多人都得了肠胃病。这时又出了个圣人,教会人们用燧石钻木取火,用火烧烤食物以消除腥臊。人民爱戴他,让他做天下的王,称他为“燧人氏”。到了中古的时候,天下遭受大水的困扰,于是鲧、禹父子就来开沟挖漕,疏通河道。到了近古的时候,桀、纣残暴,把天下搞得大乱,于是商汤王、周武王就起来讨伐他们。
假如在夏代,还有人想凭借构筑窠巢、钻木取火那一套本事来治理天下,那一定会被鲧、禹父子笑话了。假如有人在殷商和周代还想凭开沟挖漕、疏通河道那一套本事来治理天下,那也一定会被商汤、周武嘲笑了。同样的道理,假如有人在今天,还要赞美尧、舜、禹、汤和周武王那一套治国办法,企图拿来运用,那也一定会被新一代圣人嘲笑了。
所以,圣人不指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过日子,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是必须根据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从前宋国有个农夫在田里干活,田里有一个树桩。有一天农夫看见一只野兔飞快地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掉了。农夫捡了个便宜,从此田也不种了,把农具扔在一边,自己坐在树桩旁等待,希望再有兔子来。可是他却再也没有捡到兔子,反而遭到宋国人的嘲笑。如今有人要用古代先王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当今社会,其实也就跟这个守株待兔的农夫一样可笑

。(1085)
古时候男人用不着耕作,大自然里生长的各种果实也够人们吃的了;女人用不着纺织,禽兽的皮毛也足够供人们穿着了。那时人们不需要出力劳作,生活资源就足够了。因为人很少而天然的资源却很充足,所以人与人之间也没什么好争的。因此,既不需要丰厚的奖赏来激励,也不需要严厉的惩罚来禁止,民众却相安无事,自己把自己管理得很好。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一个男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老祖父还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了。人口越来越多而资源财物却日益贫乏,大家劳动得很辛苦而日常生活资料还是很紧缺,所以,人们不得不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运用奖赏实行惩罚,还是难以使社会免于混乱。
尧做天下之王的时候,住的是茅草屋,屋顶上的茅草没有修剪过,椽子也没有修斫过;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身上裹一块鹿皮,夏天身上披一块粗布。他那时的待遇,还比不上一个看大门的保安啊!禹做天下之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辛苦得大腿上没了肉,小腿上不长毛,就连被抓去罚做苦力的囚徒,也没有他那么辛苦啊!由此看来,古代传说中那些圣王把天子的位子禅让给其他人,实际上就等于是辞掉一份看大门的差使,逃离了囚徒般的苦力活,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啊!
而如今情况却大不相同了。且不说那些为王为侯的,即使做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不仅身前享尽荣华富贵,而且死后他的子孙后代还要沾光,享受优厚待遇。这就难怪人们对官位的得失看得很重了。所以,要叫人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是容易的,要叫人辞掉当今县太爷的职位却很难,因为两者所得到的实惠相差太大了。
住在高山上的居民要到深谷里取水,水贵如油,所以逢年过节就把水当作礼品互相赠送。而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受尽水涝之害,还要花钱雇人来帮他挖沟排水。荒年后的开春,人们如果有一点粮食,连分一点给自己的亲弟弟都舍不得;大丰收后的秋季,粮食堆满仓,连过路人都被拉来做客请他吃。这并不是对自己的亲人感情还不如对过路的人亲密,而是由于粮食的少与多相差太大了。所以,古代人看轻财物,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仁爱,而是因为当时资源比较丰富;今天人们争夺财富,并不是因为如今人们都很卑鄙,而是因为如今财富资源太少了。古人辞掉个天子职位也不在意,那不是因为他特别高尚,而是因为那个天子职位实在没多少权势;今人一个个争着巴结权贵,不是因为他们都卑鄙,而是因为权贵手中的权太重。所以,圣人是根据财富的多少、权利的轻重等不同具体

情况来制定政策,有时处罚比较轻但也不能算仁慈,有时惩罚很严厉但也不能算残暴,都得看是否适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总之,办事要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措施要跟上发展中的具体的事务。(1087-1089)
二 、“仁义”靠不住,御悍马须靠缰绳和皮鞭
古今社会情况、世风民俗都不一样,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当然也就不同。用过于仁慈宽松的政治手段来治理急剧动荡时代的民众,就好比不用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御凶悍的野马一样,那是很不明智的。如今儒家、墨家都称赞古代先王如何爱天下的人,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爱护民众。何以见得呢?他们举例说:“当法官将要对犯人执行刑罚时,君主难过得连音乐也不想听了;当犯人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时,君主伤心得流下了眼泪。”这些就是他们赞赏先王有仁慈之心的例证。可是难道君臣之间的关系只要像父子一样,政治就一定能搞好了吗?照这么说来,天下岂不就不该有父子反目、家庭不和的事情发生了吗?从人之常情来看,的确没有什么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但是接受了父母之爱的子女还是有不听话的,家庭还是有治理不好的。现在叫君主像父母一样去爱民,君主的爱总不会超过父母吧!子女尚有不听父母管束的,何以保证民众就一定会听从君主的治理呢?再说先王听到死刑执行的消息,流出几滴眼泪来,这只不过是仁慈的表演,并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流出眼泪不想用刑,这算是仁慈;但终究不可不用刑,这就是法律。先王最终维护的是法律,而不是听从什么仁慈之心。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仁爱这玩意儿是不可以拿来治国的。
民众本来就倾向于服从权势,很少有人真会被仁义所感召。孔仲尼算是天下的圣人了,他修养品行、弘扬仁道、周游海内。海内欣赏他的仁义愿意追随他、跟他学习的不过七十人。尊重仁义的人太少啦,做到仁义太难啦,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追随他的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做到仁义的,恐怕就只有孔子他自己一个人了。鲁哀公只能算是下等的君主,要才没才要德没德,可是他坐在君主的位子上,全鲁国的人谁也不敢不听他的话。民众就是屈从于权势,权势就是可以服人,有什么办法?所以,孔圣人才德再高也只能是臣,鲁哀公无才无德却照样为君。孔圣人也只好听从鲁哀公,不是因为鲁哀公有仁义,而是因为他有权势。凭借仁义,孔子似乎不必服从哀公;而凭借权势,哀公却可以叫孔子臣服。当今那些迂腐的学者游说人主:不教他们充分利用具有必胜把握的权势,却告诉他们实行仁义就可以为王。这等于是要求所有的人主都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而

世上所有的老百姓都成为孔子的门徒。这怎么可能呢?(1096-1097)
如今这里有个不争气的坏孩子,不好好学习,整天干坏事。父母对他发怒,他不改;邻居指责他,他无动于衷;老师教育他,他也没有丝毫长进。父母的爱心,邻居的关心,老师的苦心,三方面施加良好影响都改变不了他一根毫毛。到了官府下决心整顿社会治安,严厉打击坏人,派来警察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这时他害怕了,开始改变了,要改邪归正了。父母的爱心教不好孩子,国家的严厉刑罚却能使他改邪归正。由此可见,民众也就是那么回事:你对他们爱护,他们反而被骄惯坏了;你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他们反而听从你。 十几米高的城墙,即使玩杂技的高手也爬不过去,因为城墙很陡峭;海拔几千米的山头,瘸腿的老母羊也能爬上去,因为山坡不那么陡峭。英明君主的法与刑,也应当像城墙那样严峻陡峭,没有坡度。一小段不值钱的布料掉在地上,平常人见了也会伸手去捡;万两黄金烧熔化了放在那里,即便是胆大包天的惯偷也不敢伸手。在不一定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不大不小的便宜谁都想捞一把;在一定会烧伤手的情况下,即使是黄金万两也没人敢下手。所以,英明君主制定的法度一定要十分肯定明确,执行起来毫不含糊,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一旦做了什么事就一定会遭到惩罚。奖赏最好丰厚而可信,使民众觉得确实有利;惩罚最好严厉而肯定,使民众觉得的确可怕;法律最好统一而稳定,使民众觉得确实可靠。君主依法奖赏不改变,依法诛杀不赦免。同时以舆论赞扬配合奖赏,以批评贬斥配合惩罚。这样,不管是有才能的还是无才能的,就都会尽最大努力为君主效力了。
三、表彰了孝子贤孙,增多了逃兵和骗子
儒生用文的一套来扰乱法制,侠客用武的一套来触犯禁令,而当今的君主却对这两类人特别优待,尊为上宾。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乱?破坏法制是应该判罪的,而那些儒家先生们却因为舞文弄墨写点扰乱法制的文章受到重用;触犯禁令是要杀头的,而那些侠客们却因为私自仗剑行凶受到供养。法律所不允许的,君主却录用;法官要诛杀的,上面却供养。法律与上面的趣味互相抵触,不知以什么为标准,即使有十位黄帝再生,也治理不好这样的国家啊!
对宣扬仁义的人不可赞扬,赞扬了不利于鼓励人们为国立功;对搞文学的人不可录用,录用了会搞乱法制。楚国有个老实耿直的小伙子,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就去向官府告发。可是楚国的令尹却下令把这个小伙子给杀了,因为令尹认为他对国君固然算是诚实,但对父亲却是不孝

,大逆不道,该杀!由此看来,凡是国君的忠直之臣,大多是父亲的不孝逆子了。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出去作战,每次上战场他都做逃兵。孔子问他怎么回事儿。他回答说:“我家里有老父亲,我要是死了,就没人供养他了。”孔子认为他孝,就推荐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那一定是君主的叛臣了。令尹诛杀了老实人,从此楚国下面的奸情就再也没人愿意对上揭发了;孔子赞赏了逃兵,鲁国的军队再也别想打胜仗了。上下的利益,就是这么不一致。君主却既要表彰这些个人的所谓孝行,又想求得国家的利益,这怎么行得通呢?
古时候仓颉制造文字,画一个自我环抱的圈——“乙”,表示“私”;上面再加上背对背的两笔——“公”示意与“私”相背,代表“公”。可见仓颉也知道,“公”与“私”的利益是相背的。现在却有人以为公私利益相同,真是糊涂之极!
如今若是从个人私利考虑,最好莫如去修养修养品德,学习学习文学。品德修得好可以得到信任,得到信任就可以做官;文学学得好可以当老师,当了老师十分光荣。这对于个人来说,真是再美好不过了。可是对国家而言,却是让无功之人得到了官职,让没有受到国家嘉奖的人获得了荣耀。像这样搞政治,国家一定会乱,君主的地位一定会危险。
不能互相兼容的两件事,是不可以同时提倡的。一方面让杀敌的人受赏,另一方面又赞扬儒家的什么仁慈爱惠;一方面让攻城的战士受爵禄,另一方面又宣扬墨家的什么非攻兼爱;一方面需要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以备战,另一方面又欣赏文人那种宽袍大袖的装束。国家富强靠的是农民,抵抗外敌靠的是士兵,可是受到尊敬的却是那些文学之士。服从领导、遵纪守法的良民被抛在一旁,供养的却是那些无视法律、私自行凶的游侠。这样做,怎么可能使国家富强?国家太平的时候供养着这帮儒生侠客,遇到战争才想到使用战士。得到利益的人不是要用的人,要用的人没有得到过利益。因此,埋头干事情的人渐渐怠慢了工作,而游手好闲、玩弄虚学的人却越来越多。社会也越来越混乱。(1104-1105)
四、空谈没有用,种田打仗才是真功夫
当今的君主对于言论,只欣赏其巧妙辩术而不管它是否适当、是否有用;对于人们的行为,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实际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发表言谈只追求言辞巧妙、讲究诡辩技巧,而根本不管是否适用。满朝廷都是那些开口“先王”闭口“仁义”的家伙,可是国家还是乱得一塌糊涂。修行的人争相玩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样以骗取很高的名声,而不管这些做法

对国家是否有实际的功效。那些聪明的高士们有的装模作样躲到山洞里去居住,有的把国君给他的俸禄退回来,而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衰弱。兵力衰弱、政治混乱,原因何在?因为民间所赞誉的,上面所尊重的,都是那些会导致国家混乱的办法。
如今国境之内的老百姓,都在谈论如何治理国家,商鞅、管仲的书家家都有,而国家却越来越穷;因为谈论农业重要的人很多,但拿起锄头下田的人却太少。境内的老百姓都在谈论战争,孙子、吴起的兵法书家家都有,而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因为谈论如何作战的人很多,但亲自披甲上阵的人却太少。
所以,英明的君主对于臣下,只利用他的气力,不要听他说废话;只奖赏他的功劳,而禁止他无用的行为。这样,民众才会尽死力听从君主。耕田种地是要吃苦出力的,民众之所以肯干,是以为可以致富。当兵打仗是有生命危险的,民众之所以肯干,是以为可以得到尊贵。如今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没有耕田的劳苦却可以得到致富的实惠,没有生命危险却可以得到尊贵,这样讨巧的事谁不想干?于是社会上有一百个人动脑筋投机取巧,只有一个人老老实实吃苦出力。投机取巧的人多,法制就遭到破坏;吃苦出力的人少,国家就贫穷。所以社会就总是混乱。
所以,在英明君主的国度里,没有什么书籍文章,只有法律作为教科书;没有什么先王的教诲语录,只有执法的官吏做老师;没有什么游侠刺客称英雄,只有在战场上杀敌才算英勇。凡是境内的老百姓,说话都必须以法律为标准,行动都必须以功效来评价,勇敢都必须在军队里表现。这样的国家,没有战争时国家富有,遇到战争时兵力强大,这才是为王的资本。有了为王的资本,一旦敌国出现危机,便可见机行事。这样的话,建立超过三皇五帝的业绩,也是不在话下的!

五、 除掉国家肌体上的五种寄生虫
英明君主治国的政策,就是要尽量减少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游民,并且不能让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这是因为农业才是本,工商只是末;而愿意从事农业的人少,愿意从事工商的人多。可是如今只要有钱,就可以买通君主身边的人得到官爵,也就等于官爵可以拿钱买了。官爵可以拿钱买,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就不会太低了,因为他们有钱啊!再加上市场混乱、奸商大行其道,商人们搜刮到手的财富要比农民多出无数倍,他们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也要比农民和军人高得多。这样一来,老实正直的农民和军人越来越少,而奸刁狡猾的工商游民却越来越多了。
弄得国家混乱,搞得社会不安的,有下面这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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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那些知识分子,自以为读书多、学问高,张口闭口先王的什么什么主义,借着“仁义”的大旗来唬人,穿得衣冠楚楚招摇撞骗,整天巧舌如簧蛊惑人心,把法律弄得模糊不清,把人主说得三心二意。
第二是那些说客。他们的嘴比媒婆还厉害,专门散布谣言,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穿梭于各国之间,借助外部势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
第三是那些私自仗剑行凶的所谓侠客。他们私下结成帮派,标榜节操义气,扩大社会影响,骗取社会名声,专门跟政府作对,故意触犯禁令。
第四是那些想方设法逃避服役的人。他们不肯为国效力,聚集到权贵的门下,用钱财贿赂掌权的人,托他们说情,免除当兵服役上战场的义务。
第五是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游民。他们粗制滥造一些劣质产品,聚集一些供人奢侈享乐的财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广大农民身上谋取暴利。
以上这五种人,是寄生于国家肌体上的五种蠹虫。君主要是不把这五种蠹虫除掉,不重视扶持正直耿介的人士,最后落得国破人亡的下场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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