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
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
序言
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试论科学技术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路甬祥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传统意义的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今天的现代化概念，对发达国家来说，主要是指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演化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指其加快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可以说，科学技术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时高瞻远瞩地指出：“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的实质，对于我们认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进而正确制定我国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50年进程中的科技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发动机
16世纪近代科学的诞生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使欧洲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迅速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这一进程不仅使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及社会组织、结构与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且凭借其先进的用科学技术装备的武力，进行海外殖民，掠夺他国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20世纪初发生的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科学革命，先后在能源、材料、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引发了持续一个世纪的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到20世纪末，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再一次启动了人类社会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
历史生动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由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引发的，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发动机。在讨论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关系时，我们应该认识其中蕴涵的规律。
马克思说：“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锐利武器，具有内在的革命性。一部科学技术的历史，就是从循序渐进到发生革命性突变并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和文化双重属性。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多数时期都处于循序渐进的状态，在条件不具备时盲目“跃进”，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只有在科学技术发生革命的前提下，社会生产力才会发生革命性的飞跃。从人类文化发展角度看，在人类科学技术实践中产生的科学文化，如认为世界是可知的、提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励质疑、尊重实践、崇尚创新等，对人类文化发展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形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正是科学技术内在的革命性，透过其生产力和文化双重属性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启动了人类社会几次现代化进程。
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充分认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些重要论断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一是要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在以资本和资源为发展基础的工业经济时代，提高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和适应大工业生产要求的创新效率，保持关键技术和制造工艺的领先，是企业应对剧烈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国家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在知识经济时代，以最新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性基础资源，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首要
因素，科学本身是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将不断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科学和教育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知识基础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如同工业经济时代对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一样，对科技与教育的投入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公共性战略投资。
二是要全面认识科学技术对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解，认为现代化包含生产社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城市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等方面。尽管这一理解带有西方价值理念的痕迹，但认为现代化不仅包含经济发展，而且也包含社会结构变革、民主与法制建设、文化发展等诸多内涵，是社会的系统演化这一观点，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将对经济、社会、文化以至政治等方面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将不断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科学技术将为维持和改善我们的生存发展环境，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主要的支撑，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科学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精神文明的基石；科技实力将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实力较量的关键和基础，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
三是要正确理解何为“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技术走在前面不但是指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要适度超前，更重要的是要求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自近现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本身就一直是国际化的，科学知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内领先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技术创新与转移成为超越国界的活动，填补国内空白将成为过时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只有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真正走在前面。
二、科学技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备受屈辱的悲惨境地。自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救国试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提倡“科学救国”；从废除科举制度、实行包含科学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新式教育，到提倡“教育救国”；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提出“欧化”、“西化”等模仿西方社会模式的“现代化”口号，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苦苦追求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对旧中国实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与自主的国家，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政治和社会基础。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新中国就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科学技术体系和国防体系。“十年动乱”使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为我国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到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同志“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制定了第三步发展目标，全面实施了科教兴国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展望我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50年进程，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下述两个方面将对未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全局性影响。
一是我们必须正确应对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愈来愈多的专家相信，从科学技术发展的长周期规律看，在未来50年内，将可能发生与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相当的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并将引发今天我们难以想像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浪潮。纵观近现代科学发生以来的历史，由欧洲文艺复兴催生的近代科学，引发了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并被世界远远甩在了后面，从一个
强大的封建国家演变成为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20世纪初叶发生的科学革命及由此引发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使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再次得到加强，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竞争优势和综合实力得到了明显加强，另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被大幅度拉开。未来我们能否主动抓住新的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被拉开差距，将是对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真正考验。
应对和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并不像引进技术那样简单，需要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整体态势，及时地做出前瞻性的科技布局；需要大幅度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在关系我国现代化全局的重要领域占领科技制高点，攀登世界科学高峰；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全面提升我国公众的科技素质。
二是要对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发生重大改变做好充分的准备。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源于科学共同体“尊重优先权”的科学规范。1883年签订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工业产权和版权这两大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了国际保护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大工业生产要求并与资本经济法制体系一体化的规范的知识产权体系。
我们应该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了科技投资者和科技创新者的权益，但在一定程度也限制了技术的扩散与广泛应用及公共知识基础的建设。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基本适应工业经济时代的要求，但尚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向生产转化周期日益缩短、分布形式多样化生产将成为主流的变化。美国工业创新的生命周期平均为4年，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的平均周期为6个月，而专利的保护期一般为18~22年，过长的保护期抑制了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更多地考虑了发达国家的权益，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发展需求没有加以充分的考虑。在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对作为知识产权主要持有者和技术的主要供应者的发达国家成员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滥用知识产权以保持其技术垄断地位几乎没有作有效的约束规定，没有考虑与发展中国家成员切身利益有关的技术转让优惠与援助等。当今世界上主要的知识产权(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和其他一些关键的技术领域中)，绝大部分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未来知识产权体系仍将向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改变。我们一方面要遵守现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另一方面要联合发展中国家认真应对，积极参与并影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演变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我们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创造并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三、明确我国科学技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目标
我国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既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我国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过程。我们应根据我国今后5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目标，按照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的思想，明确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
在2010年前后，基本完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基本形成分层次、多元化、良性循环的全社会共同发展科学技术的机制，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为我国经济总量再翻一番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基本形成能够支撑我国未来25年发展需求的科技布局，培育出若干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推动一批大学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在若干重要的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造就新一代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带头人，形成一支国际化的科技创新队伍，并向社会不断输送大量高素质的知识劳动者。
在建党100周年前后，初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科技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占领事关我国现代化进程全局的科技制高点，掌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知识产权；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和技术创新基础，为我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提供高效的知识、信息、教育和科技文化平台。
到建国100周年前后，全面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使国家创新体系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运转高效，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我国综合竞争力中最具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整体水平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在我国全面启动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进程的今天，明确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引导我国广大科技人员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真正贯彻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和“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长）
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
引言
人类已经迈进了崭新的21世纪。对下一个100年，中国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无论是机遇或是挑战，中心内容无一例外地都会紧密围绕着“在三个代表光辉思想指导下，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宏伟的主题。2000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进入21世纪的三大任务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其中，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被臵于首要的地位。
建国以来，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口号；第二代领导人科学地规划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部署，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到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以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为标志，要求一些地区和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1999年10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向公众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到下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以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2002年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三个代表思想”的统领下，设计了为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宏伟蓝图，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将铸就一座永恒的丰碑。在过去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再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将会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矗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是中国多少代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终生梦想，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体现。中国有幸在时代转换的节点处，在“三个代表”光辉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提出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构建全面精确监控现代化进程的科学设想，认真把握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本质内涵、理论框架、阶段目标、宏观判据、指标体系与客观评价标准，从而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纳入到一个具有统一基础的、可比较的、可预测的科学体系之中，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完成对现代化的整体认知，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总体进程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内外现代化研究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对我国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实施统一检验、动态监测与整体把握的基本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和城市积极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分别提出了各自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预期目标。截止到目前，已有20余个包括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城市在内的地方政府，先后向社会公众发布了要在2005年、2010年、2015年等不同年份基本实现所在辖区的现代化。与过去相比，现代化已不仅是方向和口号，它已具体地排在各地发展的日程表上。由于各地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不统一、对现代化标准
的制定各自独立不具可比性、对现代化进程的衡量缺乏严格的评判，因而在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伟大实践中，许多问题还需要明确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什么是现代化？如何认识现代化的历史本质和国家价值？现代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什么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央用什么尺度(指标体系)对整个国家或各地区的现代化程度进行统一的评判和监测？如何识别各地率先实现现代化目标和程度的真实性？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地理单元是什么？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际要求这一事实。当前的实践，迫切需要加强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期理清思路、统一认识、认真落实“一些地区和城市应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并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切实完成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
国家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程的透视
追求现代化是人类整体进化的原动力，它与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培育人的能力、不断实现人的理想在本质上是一个事物在不同侧面的集合表现。由此出发，在人类整体进化的长河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与积累，国家富强与人民福祉的提高与巩固，先进文化与思想价值的发扬与延续，政治制度与人文规则的演进与创新，往往被视为是现代化的内涵本质与外在特征的总反映。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程度相对而言不是很大；生产对象、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的总体表现基本上接近；人均的物质投入与能量投入在数量上与规模上基本处于相同级别；产品的多样性与社会分工的程度不太发达；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与对资源的攫取程度在本质上远未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因此这个时代对“现代化”的提法和要求，其认识深度与迫切程度并不十分明显。
18世纪，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尤其到了20世纪末，人类又迎接了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到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在生产力水平上的表现，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和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落差，加上人在需求上被满足的欲望所形成的巨大惯性，显著地拉大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距离，由此在全球尺度上要求实现现代化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乃至心理背景，以及由这些背景所引发的推进现代化的行动焦点，均呈加速度的形态而被凸显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到了近代，现代化越是受到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重视的历史原因。
现代化是人类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连续进程，具有正方向矢量演化的动态特征。现代化的阶段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前进中逐步提升的，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和要求是与时俱进的。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3月14日参加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时的讲话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深刻地触及了现代化的理论本质。纵观人类历史整个情景的连续演进，以及对世界发展总体进程的特质抽象，现代化实际上是在统一基础上对如下8项内容的基本追求。这8项基本追求意味着：凡是符合其规定方向的，就是沿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就是为现代化内容扩大积累的，也就是为人类进化添加原动力的。
（1）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能力”。从古代到现代，人的活动半径扩大(空间压缩能力)与人的行动速度增加(时间压缩能力)，有着连续的和显著的提高。现代化的过程代表了人类在获取物质、获取能量、获取信息的能力上，总是随着对时空压缩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2）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支配能力”。人不仅要具有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能力，还必须对所获取的初始资源，进一步提高其萃取能力、支配能力和使用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表现了这种支配能力的不断提高。
（3）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提升的
创新能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本质上是时空压缩能力和物质、能量和信息支配能力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现代化的过程，应当把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性进步，作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手柄和动力。
（4）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寻求“配臵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能力”。无论是传统的工业化时代，还是进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要素优化配臵将会在不同组合、不同水平、不同广度和深度上的结构性优化与功能性提高。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合理地归纳为此类生产力要素在层次上和台阶上的优化。
（5）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社会公正的实现能力”。毋庸臵疑，社会公正程度及消除贫富之间的不均衡、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与消除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中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区际关系中的最高准则，是保障社会稳定与有序运行的基础。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体现出以公理完善、道德完善、制度完善、法律完善去支持社会公正性的提高和最终公正社会的实现。
（6）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能力”。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不能只是满足对物质财富的积聚和扩大，它同时还应当满足对精神追求和文明进步的整体响应。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物质财富创造能力与精神财富集聚程度的和谐统一。
（7）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寻求“提高制度的整合能力和规范社会的有序能力”。在健康的哲学理念和积极的价值取向导引下，制度的、法律的、道德的不断完善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民主方式与社会关怀的适宜性选择，是构成现代化人文环境的基本主题，也是提高现代化组织程度与认同能力的保证。
（8）在统一的基础上，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能力”。最大限度地追求“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大关系的平衡与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它与现代化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的过程。
以上的八点概括，将现代化臵于整体人类发展长河的序列谱之中，其中特别抽象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基本关系在本质上的协调体现，由此去构建现代化在统一基础上的世界模型，用以消除对现代化认识的误解与偏见。也是对目前各类提法，如所谓的“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化”、“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所谓的“欧洲化”、“西方化”、“美国化”、“资本主义化”，以及所谓的“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等不同名称或片面的断代式解释予以澄清和归纳。同时也是对现代化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地衔接与统一，由此，才可能将判断现代化过程的“统一系列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说明现代化过程只能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的过程，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发展时段都不会停止的过程。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整体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理性追求。
在承认“统一系列谱”的前提下，现代化过程的直观理解就是：世界上不断变换着的后进国家对暂时处于领先地位国家的“追击过程”和世界上不断变换着的先进国家对自身状态的“超越过程”。目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特定时期和特定地位，规定了必须采取特定的运行方式，设计特定的发展速度，去实现特定的追击目标, 其后肯定会对现代化的继续追求拟定出更高的目标，永远没有停滞的一天。当然，这些都应无一例外地看成是人类共同前进步伐中在不同环节的不同表现。由此出发，通常人们对现代化的描述，诸如哲学公允、制度健全、政治昌明、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社会公正、文化先进、道德高尚、文明进步等的愿望，均可以从上述八项基本概括中寻找出可以信服的答案。
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及其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现代化为基本对象的西方社会发展研究包括了三个基本派别：经典型现代化理论、依附型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型现代化理论，它们分别从内因发展观、外因发展观和融合发展观出发，探讨现代化的动力、形态、表现，以及政治响应、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映射等体系构建。其中所包括的不同流派(如现代化研究的政治学方向、现代化研究的经济学方向、现代化研究的社会学方向、现代化研究的人文学方向及现代化研究的制度学方向等)，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侧重不同的要点，对现代化理念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剖析与诠释。
我们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在社会所有领域的广泛渗透、“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国的广泛推行，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个革命性的发展观和文明观被世界持不同发展理念国家的广泛认同，这三大趋势对现阶段人类文明进步与新形势下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无论上述的哪一个研究方向，似乎都不可能对现代化理论给予完美的表达，这些学派虽然具有各自的可取之处，也对推进深入研究现代化问题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在以下四个方面显示出它们共同的弱点：
（1）经院式研究的流弊，使各领域的研究过分集中在术语、定义和形而上的繁琐辨识中，而对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则缺乏整体性、统一性与系统性的揭示，形成比较晦涩的长篇大论式的经文。
（2）普遍缺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充分交叉研究，因此，在思维方式、推理过程、学科互补、方法借鉴，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憾。
（3）基本上对现代化进程的动态特征和轨迹预测没有本质的突破，因此，无法在世界总体发展的基础上去认识现代化的统一本质，对要求构建国家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迫切要求，也缺乏直接的响应。
（4）均未完成对现代化的统一认识、统一度量和统一基础下的普适性世界模型。尚未涉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元性、二元性和多元性结构的统一序列谱定位。
有鉴于此，要求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范式，在知识经济等三大趋势的全球大背景下，去探索现代化理论的新特点与新规律。这就必然要求现代化理论既能对“自然-经济-社会”这个复杂巨系统的演化规律做出深刻的揭示，又能反映当今信息时代的鲜明特征，所以，现代化三个最基本的内涵，即现代化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公平表征”，应当而且必须成为研究现代化的基本支撑点。中国网 2003年1月21日
(一) 现代化的基本定义
依照现代化研究的先锋人物之一的C. E. 布莱克于1966年在《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一书中的认识，“现代化是在可能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寻求合理解释的创新意识中显示出来的”。
现代化研究的又一权威人士塞缪尔〃亨廷顿于1976年对现代化的理解如下：“现代化是将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他写道：“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
1984年，日本的树野佑三把现代化的进程依照“连续模式”和“隔断模式”的分类，实质上将发展的“流迹轨线”和发展的“阶段目标”，以及它们在不同范畴中的表现，人为地排放在一起。同时，在应当把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中却陷入了形式和术语无穷分割
的研究怪圈。
1988年，R. R. 帕尔默和J. 科尔顿将现代化解释为：“20世纪后期，全世界各民族都还在经历现代化的历程。它有许多形式，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飞机、超级市场、电脑技术和城市人口积聚。结果之一，是在文明的某些方面出现新的全球一致性。这是一个过程”。
1993年，A. R. 德塞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把握、评估和量化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及其合理分界点的判断。这些巨大量变和深刻质变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通过现代化，人类将进化到一个理性阶段的新水平，使其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的和合理的基础之上”。
在以上各类学者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后于2001年指出：现代化是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整体进程，永远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即在“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系统中，阶梯式地朝向一组复杂的、具有空间边界约束的、纳入时代内容特征的、其相对目标集合不断提升的、非线性的动态轨迹，其演化序列的极限追求即构成全人类现代化的绝对理想终极。
由此出发，又可进一步将人类在某个“不同时段”实施现代化的具体行为定义如下：“一个时段(期)的现代化是指某个特定的空间系统，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特定时间间隔，规定一组具体的可操作目标(即预设具体目标)的实现步骤，在此框架内充分识别现代化的三维集合即系统发展动力、系统质量水平和系统公平行为的总体轨迹，并且要求能够定量地、或在定量基础上实现高级定性地表征该运行轨迹接近时段(期)规定目标函数的概率”。
不同时段(期)的现代化，只能是人类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断面和一个特例，它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和地理范畴交织的、具有时空耦合规定的、有关当代“体制调适”“经济能力”“科技水平”“社会结构”“文明进程”“人与自然之间协同进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的综合度量，并应随时监测“需求欲望”对理性规范的逼近程度。
(二) 现代化的本质认知
现代化的本质度量，包括三个最基础的内涵识别：
（1）现代化的动力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现实能力”、“发展推动能力”、“发展竞争潜力”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推进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动力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以及对上述四种资本的合理协调、优化配臵、结构升级及对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积极培育。
（2）现代化的质量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约程度”、“社会效率”、“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及其对理性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的接近程度，构成了衡量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质量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物质支配水平、环境支持水平、精神愉悦水平和文明创造水平的综合度量。
（3）现代化的公平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及其对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构成了国家或地区判断现代化的公平表征。其中包括人均财富占有的人际公平、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和平等参与的区际公平的总和。
只有上述三条主线同时包容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时段(期)的现代化就具有了统一的基础，现代化的追求才具备可比的和可测的共同内容。
(三) 现代化的目标函数
跨越式发展战略是后发国家最有效的发展模式，但此类发展模式必须警惕超出发展阶段去凭空跳跃。跨越式发展战略说明了发展的非等距性，发展阶段性说明了发展的谱系性和发
展过程的规律性。我们可以去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吸取他们的教训，尽量采取现行的高新技术去提高我们的发展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所谓的跨越发展和发挥后发优势)，但是逾越发展阶段的想法和做法，将必然会给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现代化进程所规定的“高度”或“水平”，即所谓的现代化目标函数，从理论上可以简略地区分为两大类型：
（1）绝对的现代化目标，也称现代化的“理想目标”。这是全人类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一种对现代化进程的极限描述。在大多数学者的心目中，只有当“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完美的平衡；只有当“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充分的和谐；只有当物质、能量、信息和愉悦人的精神食粮完全满足人类的“理想欲望”；只有当人类文明进化到可以对自身行为有效地实施自律、自控并达到理性自觉时，这种绝对的现代化目标才可能被实现。
（2）相对的现代化目标，也称现代化的“阶段目标”。这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逼近某个时段(期)目标的进程。例如，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是其最主要的标志；例如，在信息化时代，除了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以外，信息化水平、竞争力水平、集约化水平、生态化水平、经济全球化水平、社会公平化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等是其基本的标志。这类现代化的目标是相对的、动态的，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将会不断添加新的内容，最终汇集到绝对现代化目标的大海之中。
在中国目前实施的现代化战略中，依照相对的现代化目标，有必要进一步对其做出可操作性的分解。在操作层面上，以承认人类发展进程的统一序列谱作为基本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首先将本国的发展水平同当代居前列的发达国家进行有效的比较。在理性认同并保持自身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后进者与先进者之间存在的“差距”，通常被认为是当代实现现代化所应走的方向，并据此形成可操作的相对阶段目标。由于发达国家本身也在不停顿地追求更高的现代化水平，也仍在一步步地朝着绝对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因此，发展中国家实质上都是处在动态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去实现自己的相对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到21世纪50年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提法，就是在具体把握相对的现代化目标函数中，指明了追赶的方向、相应的时间标识和具体的内容标识。
在中国现代化目标函数的讨论和现代化战略的设计中，一般均把“可操作的相对现代化目标”作为现实的评价标准或设计标准。在一套充分合理的指标体系规范下，首先全面比较中国与当代中等发达国家的定性状况和定量状况，找到双方目前存在的“综合差距”，其次要进一步找到双方各自发展的“综合速度”，最后还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段中，考虑到双方可能出现影响差距和速度的“综合变数”，三者的集合表达最终才有可能计算出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追击时间表”。追击中等发达国家的时间表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后每隔一个规定时段(如3年)，依照新的数据组合与新的综合变数，再次重复计算出新的结果，并纳入到动态监测的周期系列中，据此不断地修正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追击时间表”，最终形成比较精确的判别标准序列，作为国家掌握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依据和动态评估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程度。这种对现代化进程持续循环修正的“追击过程”，应当成为判断中国在未来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有效度量。
(四) 现代化的空间规定
依据现代化的普遍定义，执行现代化相对目标函数所表达的实质，应当是某个特定时段(期)“自然-社会-经济”复杂巨系统的行为轨迹及其达到目标函数的概率，因此，首先就要确定执行现代化的这个特定复杂巨系统所具有的地理平台及其边界尺度。由于传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和边界确定的模糊性，所以，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关于执行现代化的空间尺度研究。从理论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边界应在两个层次上做出明确判定：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级层次。它是指世界上具有独立的立法、司法、行政和外交能力的国家，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设计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并规划不同时段(期)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个层次是区域级层次。是指在一个国家之内具有一定地域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行政区域。在这个层次中，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空间面积(不能太小；不能割裂区域中所应包括的城市和乡村；也不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外溢性效应等)、一定的人口规模、相对独立的经济规模和一定的生态环境单元时，才可能有效地担负起实施和规划该区域现代化进程的职能。
以一个国家作为现代化概念的空间尺度，即“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比较容易被接受、理解并加以正确的应用，但是，在一个国家内的低等级行政区域作为执行“区域现代化”的系统单元，由于在地理的、经济的、人口的规模上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所以现代化一词往往容易被无限制地误用或滥用，从而有可能在概念上引起人们对实施现代化的误解，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对执行现代化的独立地理单元，进行边界尺度的严格规范和界定。
1. 地理规模的边界确定
任何一个区域均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与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村所组成的二元结构体系。在区域之内，城市与农村是相互依存的，密不可分的。根据区域发展的一般演化规律，在区域内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农村，其发展要依靠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去带动。我们讨论区域现代化时，不仅仅是指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现代化，而且还必须包括区域内广大的农村现代化。1999年世界观察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状况》指出，国际上一般经验表明，在一个区域内，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带动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村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尺度，全球平均水平是：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应能直接带动其周围乡村地区发展的空间尺度是1∶50，如英国伦敦的带动比例是1∶58、日本东京1∶71、德国柏林1∶47、法国巴黎1∶50、美国纽约1∶80，所以在考察现代化状况时，我们研究的对象应是区域的整体——城市与农村的集合体。不能在实施现代化时，只讨论城市本身，而把该城市应直接带动的农村地区排除在外。只有当现代化的空间概念得到充分体现时，现代化的实施平台才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在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最小地理规模应当不小于地级市单位。
2．人口规模的边界确定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现代化，是对人的知识水平、生产能力、生活质量、道德水准的衡量标尺。现代化既不是只对一个低于临界值以下地理区域内的现代化，更不是只对区域内少数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除了地理范围的规定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只有城市与农村人口的总和达到实施现代化的规定要求时，才能符合现代化实施的基本人口规模。按国际标准并考虑中国的实际，至少在一个地理单元中，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总量不少于200万人口时，才具有实施现代化的资格。小于此人口规模的地域，原则上不具备独立实现现代化的整体意义。
3．经济规模的边界确定
一个可以独立执行现代化进程的区域，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完整的经济结构，其中，一、二、三产业应能交互形成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市场体系。在中国，具有独立经济规模的行政区域不应低于地级市。
4．生态环境的边界确定
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的现代化空间概念，还必须考虑生态与环境的约束边界。实现生态化是一个区域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只有区域具备较完整的生态系统和消除环境公
共危害的外部性溢出效应时，区域才能有资格谈论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生态与环境约束边界首先要求，在区域内实现其自然资源的生产价值与在其区域内的“生态服务”价值相平衡，使区域内“生态服务”能力达到保值和增值；其次，要求区域内环境自净能力、环境缓冲能力和环境抗逆能力的总和获得不断提升，并使区域内的生态质量获得逐步改善和稳步提高；第三，不能构成对本区域以外的相邻地区在生态与环境方面的公共危害，不能把“成本外部化”推向区域外部。只有一个区域在生态环境方面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之后，实施现代化的空间概念才具有真确性。由此，在中国具备生态环境约束条件的也应不低于地级市的行政级别。
综上所述，讨论现代化的实施空间是为了说明：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能无限制地缩小到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甚至到一个家庭。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它所要求的地域空间范围应当满足上述的四个基本约束条件，即地理范围约束、人口规模约束、经济规模约束和生态环境的非外溢性约束。只有达到规定的临界空间以上的行政单元，讨论其制定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时，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和价值。一般情形下，在中国可以担负执行现代化职能的行政单元，不应低于地级市的级别。
(五) 什么是“基本”实现现代化
应当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中的“基本”二字加以数量上的严格定义。所谓的“基本”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1）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人口数量，必须超出整个实施区域总人口的85%。
（2）实现现代化目标的GDP比重，必须超出整个实施区域GDP总量的85%。
（3）在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所包括的全部基础要素，按权重标准化后的要素达标比例不小于85%。
（4）在0~1之间的规范尺度中，实施现代化的区域与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应平均小于0.15。
（5）实施现代化的整个区域，其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3的区间内。
一个区域只有同时达到上述的五项要求，才能被承认是“基本”实现现代化。
什么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正式确定：“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我们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明确为2050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明确为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需要对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做出统一的界定，以免在认识国家现代化和一些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上，产生计量上的歧义。
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有以下三种方案：
（1）采用世界银行所列的“中收入”国家水平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此概念偏向于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与所述的“现代化”内涵有相当的距离。加上“中收入”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不属于同一意义下的规定范畴，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中收入”国家去表征“中等发达”国家是值得商榷的。加上中收入国家在现代化的整体表达上，水准不高，不足以真正刻画现代化在世界发展水平中的排序，也不能代表处于世界前列的地位。目前，一些研究单位企图应用达到“中收入”国家水平去评估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应当是一种降低现代
化标准的做法，十分可能将中国的现代化，引入到比较庸俗的境地。
（2）列出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名单，依照其发达程度进行自高到低的排序。在排序中，去掉序列中的前5名和后5名，将剩下国家的综合状况进行平均，然后用各项平均值代表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类定义比较接近于所称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它们所带来的缺陷是，在发达程度的排序上可能产生歧义，同时即使排序是准确的，由于序列并非等距分布，舍去前5名和后5名的做法，带有较大的“人为”成分，因此，在本建议中只作为候选，并不希望真正被采用。
（3）列出当代全部发达国家的名录，依照以下所拟的8个指标大类，即“人口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生态化程度指标”，将所列名录中每个发达国家逐项指标的平均值填入，再应用特别设计的算法求出这些国家的“总平均集合”，作为代表所定义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该定义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去分析，虽然仍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但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比前述两种具有更多的优点，而且避免了人为的、主观的诸多弊病，相对而言，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测度中，我们建议采取此种界定，同样对我国按8项指标大类综合计算所表征的“中国现代化水平”，同相对应的“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对比，二者的数量对比将被合理地认为就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的“数量差距”，二者的速度对比将被合理地认为就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的“速度差距”，当进一步对照中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可预见将来由于体制改革、经济周期、科技创新等所引发的“发展变量”的估计后，可以比较精确地计算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可比较精确地计算出各个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其后每3年为一个周期，重新注入新一轮的数列，并考虑新的发展变量，依照相同算法对上一轮的进程和时间表做出修改和调整，使中央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和各地现代化的程度有越来越精确的把握。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名录和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只有用这种定期、同步、动态地跟踪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的平均值)并进行连续的比较，才能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程度做出真实的评价。
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虽有以上三种方案可供参考，但综合权衡之后，只有第三种方案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如下的六大基本挑战:
（1）人口量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的压力。国家的食物安全问题、解决劳动就业机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老龄社会的一系列问题等，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从现在起到2050年之间，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即实现土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森林资源的采育平衡、水资源的消耗成为常量、能源的消耗成为常量和矿产资源消耗成为常量。能源结构应逐步将煤炭所占3/4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这些都是扭转能源和资源超常规利用的必要措施。
（3）加速生态环境“倒U形”曲线的右侧逆转。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仍未摆脱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在21世纪中，必须迅速扭转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左侧态势，加速通过临界顶点并转向生态环境总体好转的倒U形曲线右侧。
（4）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困扰。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应当从现在的36%提高到75%以上。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近1%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按此计算每年将有一千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这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5）加速区域间发展的平衡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实现社会的公平。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共同富裕这个重大的目标。在21世纪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发展的平衡，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不容松懈的重大任务。
（6）国家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和科技竞争能力的培育。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家整体的信息化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标志之一。目前，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5%左右，离现代化的要求尚有遥远的路程，因此，在21世纪中迅速推进国家的信息化程度，努力培育科技竞争能力，是摆在现代化面前的又一严重任务。
所有这些挑战，其实质都在催促着“如何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个总的主体。上述这些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严重制约的挑战，也只能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有效克服。
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实施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它的提出和运行，从本质上分析，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高度的整体提升”。在规定的时段内，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七项基本战略要求：
（1）国家综合实力应获得“阶梯式提高”。
（2）国家发展的制约瓶颈应得到“有效地克服”。
（3）国家行为在新的战略框架下“规范有序地运行”。
（4）国家整合能力的功效具有“质的提高”。
（5）生活质量在一个全新阶段中实现“整体的优化”。
（6）全民道德水平和社会有序水平具有“实质性的进步”。
（7）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国家管理的成功范例”。
在21世纪的中叶，我国将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战略目标。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第三步”已经正式启动和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实力的长足进步，全国圆满地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等，都为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面对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挑战，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1）在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2）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完成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整体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和集聚财富的能力。
（3）必须依靠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满足全体国民对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理性需求”。
（4）必须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确保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社会安全、食物安全和国防安全)，保持社会稳定，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
（5）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全面提高我国民众的科技素质，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
（6）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并依靠技术创新，成功地走出一条在资源相对贫乏和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在21世纪能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将以能否克服以下五大瓶颈为其基本标识：
（1）能否克服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背离。
（2）能否弥合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差异。
（3）能否促进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与自觉养护之间的平衡。
（4）能否完成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协调。
（5）能否奠定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在国家发展中的主流地位。
预计在未来50年的时段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依序通过非对称性“零增长”的三大台阶，整体地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综合水平。
第一台阶，到2030年争取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变人口的巨大压力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类理智地自控、自律、自觉，已经到了必须觉醒的时候。必须首先控制人口的“种群规模”(即首先达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再加上人口结构的合理优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延续才有可靠的基础。
第二台阶，到2040年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真正实现“四倍跃进”的世界目标。公元1900年，全世界财富的总规模为5000亿~6000亿美元，中国2000年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当时的1.5倍。财富大量积聚的代价是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和向地球的过分掠夺，人类现在1年所消耗的矿物燃料，相当于在自然历史中要花费100万年所积累的数量。在此种经济模式、经济规模(并且仍在急剧扩大)和巨量消耗物质形式和能量形式的现实，必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有效的克服。
第三台阶，到2050年实现生态和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真正实现祖国大地“山川秀美”的生态目标。中国在实施现代化战略的进程中，依照“压力-状态-响应”的概念，生态环境质量是作为对整体系统中由于人口压力和资源压力的响应而表现出来的。由此，人口和资源的压力不消除，它们所存在的胁迫状态不改变，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恢复是不可能独立改变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宏观目标中，因为其内部逻辑关系所规定的严格次序，生态和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必然是三大战略台阶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
在实现三大宏观战略台阶的积极带动下，建议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总体目标可以设计为：“用50年的时间，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
国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三名的行列，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进入世界前15名的行列，人均GDP水平进入世界前30名的行列。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5岁(每10年提高3岁)；到2050年中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低于0.2；到2050年中国平均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25~0.30；到2050年中国平均的人文发展指数达到0.90以上；到2050年中国平均的城市化率超过75%；到2050年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进入世界前20名(平均每年提高1.5个序位)；到2050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到2050年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平均每10年提高1.5年)；到2050年单位能量消耗和资源消耗所创造的价值在2000年基础上提高10~12倍；到2050年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到2050年能有效地克服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对国家
发展的瓶颈约束。”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设计思路
（1）应用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原理和方法，构建现代化研究的总体框架，独立地提出了研究现代化的系统学方向，区别于世界三大领域及各种流派的研究思路。
（2）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三大本质要点，即现代化的“动力要素”、现代化的“质量要素”、现代化的“公平要素”。
（3）从人类统一进化的整体观点出发，给出现代化的总体表述和严格定义，由此确定全世界人类实现现代化的绝对目标，不同国家不同时段(期)实现现代化的相对目标，以及达到某种现代化水平的可操作目标。
（4）应用“各态历经学说”(ergodic hypothesis)和“时空耦合理论”，经过对全世界133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分析，提出辨识现代化程度的三大主流判据(第一级别)和五项辅助判据(第二级别)，经过进一步的定量组合，在宏观上判别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差距、态位、方向和速度。
（5）在综合分析自1960年以来国际上对现代化进行衡量的八种指标体系后，独立地设计了由3个大组、8个指数、45个基础变量组成的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即设计出了工业化水平指数、信息化水平指数、竞争力水平指数、城市化水平指数、集约化水平指数、生态化水平指数、公平化水平指数、全球化水平指数，包括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社会有序程度、生活质量的总体表达，应用“数量差距、速度差距、可估订正”的三维模型，相对地评估出中国及各省、市、自治区同当代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实施严格比较后的现代化程度与现代化水平。
（6）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战略评估时，发现代表“动力、质量、公平”的现代化三大本质要素中，目前(2001年)中国均处于宏观判据“倒U形”曲线的左侧，尚未通过“倒U 形”曲线的顶端临界，只有实现了这种“倒U形”的右侧转移，才能从宏观上、整体上和战略上正式判定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轨道。
（7）仔细地规定了什么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及什么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行了中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数量对比(现代化进程的数量差距，中国处于后进)、速度对比(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差距，中国处于先进)、发展变量对比(也称现代化进程的可估订正，如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加入WTO、中国申办奥运成功等对国家发展的促进，而日本的经济衰退、美国新经济的泡沫、美国911事件等对他们发展的制约等)。理论解释和统计分析均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极为典型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实现“工业化时代”目标的同时，叠加了“信息化时代”的更高的现代化目标，基本否定了现在我国不少地区和城市应用传统的、静态的、预设的、无法体现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品格、不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进行真实比较的英克尔斯体系(传统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标准)或英克尔斯标准的变种去设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目标，因此，造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混乱认识，并且造成了制定或评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多重误区。例如，应用英克尔斯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已经达到0.763，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超过3/4的路程，但是如同2000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共分8个大组比较)，则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只有0.404，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路程尚未走过一半。上述二者的计算结果相差35个百分点以上。这充分说明，英克尔斯指标只是传统工业社会的标准，不仅起点低，而且未包括信息社会所必须包括的新的现代化内容，它从根本上已经无法适应21世纪衡量现代化内容的客观现实。
（8）在世界上独立地设计了“差距-速度-变量(噪声)”的非线形三维预测模型，较完整地体现了现代化进程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双向互动的、内涵统一的品格。
（9）应当着重指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二元性”特征和具有双重任务(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艰巨性，既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又必须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跨越发展，在未来的50年时间内完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年间走过的发展历程。
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判据
根据中国的国情，依照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着普遍遵循的原则和统一的判据标准。十分清楚，21世纪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已经不是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现代化目标，即不能只用所谓的工业化水平(如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加大或通常所说的“无工不富”)和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教育程度、生活质量、预期寿命等去加以度量，而应当不失时机地加上信息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全球化水平、竞争力水平、集约化水平、公平化水平等，作为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的基本衡量。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击”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征途上，明显地具有二元性特征。其中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在于：
（1）中国必须在实现工业化时代目标的同时，启动和叠加信息化时代的更高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同时肩负完成工业时代目标和信息时代目标的双重任务。
（2）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指导方针，是中国胜利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实现跨越发展，在未来50年立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
（3）判定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双重任务时，理论上应当有比较坚实的宏观判断作为依据，以此去衡量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目前所处的地位和态势，并对未来的走向和动态的变化加以明确的表达。
在研究了当代国际上从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到最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谱之后，以133个国家和地区的现状作为基础，应用“各态历经学说”理论，获得了简单明确和完整可信的三大宏观判据组，分别对应于现代化理论的三大本质内涵。
(一) 第一宏观判据是表达现代化进程“动力特征”的倒U形曲线的轨迹
第一宏观判据认为，工业化水平指数是否实现了在倒U形曲线上从左侧向右侧的转移，是衡量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动力转换的第一明显特征。
第一宏观判据的内涵所表达的实质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因子，即推动现代化不断向前的“合力”矢量，其方向、速度、质量和强度，对现代化的动态移动轨迹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尤其在时代转换的过渡时期(如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移)，必然呈现出倒U形曲线的宏观规律。这里应用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随着人均财富(人均GDP)的增长呈现出倒U形曲线的明显变化去加以判断，即在人均GDP较低时，这时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工业产值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长，当其到达临界点后，随着人均GDP 的进一步增加，工业产值在整个GDP中所占比重开始呈下降趋势。这个倒U形曲线的形态解读，依序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工业产值占据GDP的份额先从倒U形的左侧爬升，达到最高的临界点，然后转入倒U形曲线的右侧并下降。当代发达国家(集团)，已经全部越过这条倒U形曲线的临界点，处于其右侧并呈不断下降的态势，而中国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位臵。
为何发达国家在经历过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发展阶段后能够进入倒U形曲线的右侧区
呢？主要原因是他们从事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高知识性产品的生产、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高信息化程度产品的生产、资本服务性产品的生产、技术服务性产品的生产和文化服务性产品的生产等，标志着当代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先进动力。
(二) 第二宏观判据是表达现代化进程“公平特征”的倒U形曲线的轨迹
第二宏观判据认为，社会公平程度指数是否实现了在倒U形曲线上从左侧向右侧的转移，是衡量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公平能力(共同富裕)的又一明显特征。
第二宏观判据的内涵所表达的实质是，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带来人际公平、社会公平、区域公平及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即全面营造“合理分享社会财富、有权享受公共服务、获得平等参与机会、建立全民公信机制”的现代化环境。“公平”因子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清晰的反映，并且建立与第一宏观判据“动力”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做出进一步评定的重要判据。第二宏观判据的总体要求是：社会贫富差异或区域贫富差异的程度，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也会呈现出开始时由左侧逐渐增大，经过倒U形曲线顶点的临界区后，又会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逐渐进入右侧并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第二宏观判据的倒U形曲线，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入了良性状态，其贫富差异指数至少已经越过了最高点的临界区，进入到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贫富差异逐渐缩小的总体范畴。如果仍然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即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其区域贫富差异仍在扩大时，从宏观上判断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
(三) 第三宏观判据是表达现代化进程“质量特征”的倒U形曲线的轨迹
第三宏观判据认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是否实现了在倒U形曲线上从左侧逐渐上升经过其顶部的临界区后再落入右侧不断下降，这个转移过程是衡量现代化进程中体现质量状态的第三个明显特征。
第三宏观判据所表达的内涵实质是，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表达的文明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变化作为代表)，是现代化理论中必须涉及的“质量”因子，该因子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如何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是宏观判据中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该宏观判据(检测现代化的“质量”)与第一宏观判据(检测现代化的“动力”)和第二宏观判据(检测现代化的“公平”)一道，共同构建了判定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实现现代化的程度、态势和走向。上述关于现代化的三大宏观判据，是统一检验和统一度量现代化的密不可分的三把尺子，只有当三者共同的轨迹图像——三组倒U形曲线，全部完成了从左侧向右侧的转换，我们才能说，国家或地区迈入了实现相对现代化目标的门槛。
(四) 衡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五项辅助判据
在判定现代化水平时，除了在“第一层次”上应用三大宏观判据做出宏观评价外，为了进一步加以精确化认识，通常还要在“第二层次”上实施以下5项辅助判据的调整性判断：
（1）人口的总量(规模)是否趋于稳定，即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否接近“零增长”，以及人口的素质是否有很大的提高。例如，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可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14年以上；人口的结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是否趋于合理模型。目前，中国每年新增的GDP中，要支出月20%的比例去供养每年的新增人口(约1200万)，这种负担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解的图式，构成了定量的辅助判据。
（2）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的弹性系数是否接近零，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速率是否呈现“零增长”或“负增长”。构成了定量的辅助判据。
（3）在促进科技进步的R&D投入中，有一个明显的转换标志，即在R&D总量中，政府的投入份额与企业的投入份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实现完全的转换。在低收入水平下，
R&D总投入中的政府投入比例占绝对优势，但在高收入水平下，R&D中企业投入比例占绝对优势。目前，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均以政府投入为主，而在发达国家中，均以企业投入为主。例如，在美国，R&D总投入中企业占据的份额达到71.9%，政府为28.1%；日本的企业投入比例为74.9%，政府为25.1%；德国的企业投入比例为71.4%，政府为28.6%；法国的企业投入比例为61.9%，政府为38.1%；英国的企业投入比例为69.3%，政府为30.7%。与这些发达国家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印度R&D投入中，企业仅占23.2%，政府为76.8%；中国R&D投入中，企业仅占32.4%，政府为67.6%。这种明显的变化，成为判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辅助判据。
（4）迅速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尤其关注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改造和升级的力度和速度，这是评价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又一重要辅助判据。国际上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规则，如果信息产业自身所创造的价值占据由于信息产业带动整体社会所取得总价值30%以下时，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可以被认为达到了(信息时代)现代化的要求。本项辅助性判据，从信息化水平的角度，补充和丰富了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5）社会腐败指数的稳定下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有显著的提高。自从1997年以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腐败指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和作用。由于腐败具有深远的内部和外部效应，如果不加以约束和严格的监督，这种腐败行为的积聚后果，最终导致制度失灵和政府失灵，当然，也是社会文明的毁灭。社会腐败指数的动态监测，是构成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辅助判据。
综上所述，同意判断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水平和程度，可以依照第一层次上的三大宏观判据和第二层次上的五个辅助判据，在宏观上做出全面的识别和评判，惟有如此才能真确地把握对现代化的深层次表达，也才能据此做出战略决策并对各地进行统一的监测和正确的引导。
动态监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体系
(一) 20世纪国际上衡量传统现代化的评述
如何在宏观判据识别基础上定量地把握现代化的规模和进程，尤其是如何在21世纪世界大趋势和中国国情背景下，认识和衡量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是许多人士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各地区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 20世纪国际上衡量传统现代化的评述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一些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就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设计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在全球的工业化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可以应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去测度该国的现代化程度。这种测度的进一步定量分析，曾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描述。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
（1）1960年，在日本的箱根，召集了一次“国际现代化会议”。会上比较广泛地讨论了涉及国家现代化的有关问题，并且提及全球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应当说，此次国际性会议的世界影响是有限的，几乎淹没在其后汹涌而来的全球大发展的浪潮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8项指标作为衡量和比较现代化进程中的水平和阶段。
（2）1966年，研究现代化很有成就的学者布莱克，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10项标准。应当说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在发展上的巨大热情，引发更多学者去认识和关心这种发展势头，并企图用简单的量化指标去进行评估，此种追随时代前进所引发的涌动，说明了学术研究对社会和时代的关心。
（3）20世纪60年代，坎特里尔在其著作《人类事务模式》一书中，对现代化的趋向
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为了测量社会发展的全等(趋同)程度，他利用11个“结构变量”所构成的复合指数，测量了14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按照其中每个指标的排列次序，将各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转变为一个从0~1的表。从中可以比较一个国家的相对现代化程度。
（4）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提出了对现代化度量的10项标准。由于英克尔斯标准具有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度量比较直接等特点，因此受到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尤其在我国目前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被许多省、市利用其原型或变种，作为制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被奉为评估现代化目标的实用工具。
由于英克尔斯指标的致命弱点，应用此类标准后，引出了许多互相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结果：
〃英克尔斯指标没有从根本上揭示现代化的统一解释基础，也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方法论，因此，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也不具备应有评价标准的权威地位。
〃英克尔斯指标只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对现代化目标的最低要求，此类“静态式”的度量，无法适应步入信息化时代对现代化目标不断变化的动态演进。
〃英克尔斯指标更加强调现代化的外部表征，如人均GDP、成人识字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而对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质，如“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体现现代化的质量”和“实现现代化的公正”，不具备清晰的内部逻辑依据。
〃英克尔斯指标所规定的低限标准，显然与当代的实际情况不符，产生了对实现现代化有过分容易的错觉。例如，当我们用英克尔斯指标去评价中国目前现代化实现程度时，全国已达76.3%的水平，但当我们同时用目前中国与中等发达国家的精确对比时，我国仅是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0.4%，二者相差35个百分点以上。
〃英克尔斯所建立的指标，不可能涉及对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以及相关的竞争力、集约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虽然在各地制定的指标体系中，修正了或提高了有关标准，但由于英克尔斯指标本身的弱点，用其衡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理论上寻找不到坚实的科学内核，在实际应用中也明显地表达出一种“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和“非真实性”的混乱。
鉴于英克尔斯指标在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详细地分析和计算了应用英克尔斯指标体系在整个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实现程度，同时也详细地计算了中国同当代中等发展国家在八个主要方面的世界对比，将上述二者进行了标准化定量比较后，发现二者存在高达35个百分点的差异，因此，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衡量，必须有一套更加科学、更为合理和更符合国际对比的、具有统一可比基础的新型指标体系。
（5）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世界财富论坛上，由世界著名的财团和企业共同提出了衡量现代化水平的14项标准(1998)。在这套标准中，已经注意到了网络经济、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力图使用某些修正了的英克尔斯指标的新标准，去描述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所呈现的新特点，目前我们仍在对这一标准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希望从中能够吸取更多的营养，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计出更加合理的判断依据。
此外，对中国而言，由于现代化进程具有典型的“二元性”特征，决定了中国在监控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对衡量此种进程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统一制定监测中国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我们认为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予以澄清，即目前国内一些地区所提的现代化是在“什么概念下的现代化”，是指实现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目标(以英克尔斯指标或其变种所规定的)，还是指在工业化基础上实现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目标(以达到50年后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具备的基本水平，即除了要达到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标准外，还必须对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水平、知识化水平、竞争力水平、集约化水平、全球化水平、生态化水平、社会公平化水平、文明程度和社会道德水平、政府效率指数等加以动态把握)。显然，上述二者的标准和难度是不一样的，难怪有些地区宣布到2005年率先实现现代化，但却又宣布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事实上没有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二元特征，在新的目标要求下完整地统一起来，给公众的印象是：“率先实现现代化”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割裂的，实现现代化似乎要比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容易得多。这种错觉值得很好的深思。我们认为：必须以距离当时的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作为衡量实现现代化的惟一依据，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一致性的统一归纳，是消除认识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误区和减少标准混乱的必然选择。
以特定地理空间系统(国家或区域)现代化的统一解释作为基础，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运行轨迹臵于“推进动力”强弱、“运行质量”高低和“社会公平”程度这三大范畴的宏观识别和五项辅助判据的支持下，进一步精确判断对现代化目标函数的实现概率，以此作为制定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全面推行可持续发展的三大世界趋势的激励下，为了适应进入新时期现代化进程的新特点，单纯考虑工业时代的现代化目标显然已经过时，这就给制定指标体系带来了明显的困难。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二元性”特征，在制定指标体系时必须有明确的表达。
在上述原则下，已经设计了以三大“表征集合”、八大“水平指数”和45个“基层要素”构成的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层阶式指标体系。
(三) 监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算法基础
依照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采用“追击模型”，即“差距-速度-变量(噪声)”非线性三维预测模型的基本思路，确定了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算法规则。
（1）平均“水平差距”确定。以中国为一方，以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为另一方，在3组8项45个要素中，综合计算出双方在数量上、规模上、水平上的差异，集中反映出“人口发展距离”、“经济实力距离”、“社会发展距离”、“生活质量距离”、“教育程度距离”、“科技水平距离”、“信息化程度距离”、“生态化程度距离”、“全球化程度距离”和“竞争力程度距离”。按照一定规则的定量处理，获取双方在同一时期存在的“平均距离差”。初步计算表明：1995~2000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相对为1.00时, 同期中国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为0.42，我国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低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综合发展水平0.58。这表明我们还未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一半的路程。
（2）平均“速度差距”确定。以中国为一方，以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为另一方，在45个要素中，综合计算出双方在速度上、进展上、过程上的差异，集中反映出“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进步速度”、“生态环境改善速度”、“教育发展速度”、“科技发展速度”、“信息化发展速度”、“全球化发展速度”。按照一定规则的定量处理，获取双方在同一时期存在的“平均速度差”。初步计算表明：1995~2000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综合发展增速为1.23%, 同期中国的平均综合发展增速为2.39%，我国的平均综合发展速度高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综合发展速度1.16个百分点。
（3）估计“未来变数”效应。中国与世界中等发展国家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和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