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即将到来的阶层社会》
《罗辑思维——即将到来的阶层社会》
本文系根据《罗辑思维》第185期节目“即将到来的阶层社会”整理而成的学习笔记，因为理解能力和写作水平有限，里面有很多地方在表达和转述时可能未能正确、完整地呈现作者的原意，望读者海涵。
以下是整理文章正文：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教育公平”，一提到这个话题很多人容易激动，因此罗振宇事先声明：下面要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并不是我本人的主张，不是我愿意看到的，而只是一个事实判断，是我对未来的一个预测。
问：“在中国的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教育极度不公平的时代呢？”如果答案是“会”，那么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我们只能先接受它，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罗振宇的结论是：在我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一个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没见过的局面，那就是：教育分层。
理解这句话之前，我们要先理解中国几千年来教育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尤其是科举教育，它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使命：防止社会分层。封建君主制时，皇帝最害怕的就官僚和豪强，因此任何一个皇权都是打击官僚和豪强的，因为他们对皇权的威胁最大，科举制的发明和推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如：一个人出身社会底层，哪怕他家世代务农，只要他家稍微有点闲钱培养孩子读书，说不定就能培养出一个秀才，再几代就有可能是举人，再几代就可能是进士，至此，真个家族光宗耀祖，彻底翻身。但是官僚、地主、豪强的家庭呢，他们几代人中肯定会有败家子，所以往往富不过三代。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纵然有千般不好，有一条是好的——因为科举制的存在，整个社会呈现一个开放式的格局，上下层是流动的。因此中国的教育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教无类”。山村的穷苦学生和皇家的孩子用一样的教材，考一样的试卷，教育的方法也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并没有出现分层，虽然教育资源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距，有一定的不平等。
我们今天要说的“教育分层”是西方意义上的分层，具体点说就是美国教育的那种类型的分层。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背景知识——什么叫阶级社会？真正的阶级社会是我们在印度看到的种姓社会，或者英国看到的贵族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阶级是由一个人的血缘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财富状况和社会地位决定的。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和自由的浸润，欧美那种血缘观念上的贵族开始消逝，但是社会的分层结构却一直流传至今。
举房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虽然中国现在很多城市的房价也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的房价分布趋势基本上是从市中心到城乡结合部缓缓下跌的，一环、二环、三环……一级一级往下降。可是在美国却是断崖式的下跌，可能穷人区富人区仅仅隔了一条马路，但是房价
却是一个天一个地。
比如硅谷的核心区帕拉阿图（就是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城市），它的东边还有一个城市叫东帕拉阿图，两个城市是紧邻的，中间只隔了一条河，大概是15米宽，但是两个城市的房价却是一个天一个地，住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帕拉阿图住的基本都是富豪，比如Apple的乔布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等，而东帕拉阿图住的却基本上都是社会的而最底层百姓。这两个城市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人不一样！尤其是培养下一代人的资源不一样。
美国的教育资源分配基本上都是当地社区自治的，即便是美国的公立学校其资金来源也只是当地城市的房产税、物业税等，这样的话富人区所在城市的学校资金就很充足，学生受教育环境就好，形成良性循环；而穷人区所在城市的学校资金就很有限，学生受教育环境就差，形成恶性循环（具体的不做详解，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和信息）。那么这种教育分层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万维刚用两句话回答这个问题：
一是，如果你不了解美国的教育，你会惊讶于中美两国教育的不同之处；
二是，如果你了解美国的教育，你就会惊讶于中美两国教育的相同之处。
怎么理解后一句话？
万维刚举例。比如说分别有中美两国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小明，
一个是David。小明通过考试，从小学、初中、高中，一步步努力学习考取清华大学，到北京上大学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知识视野非常狭窄，课外书基本没怎么接触过，也很土，不会穿衣服不会说话，见到女孩子就脸红……是典型的应试教育的产物。而David呢，家境不错，从小成长的环境也相对好很多。可能比起做最难的数学题来说不如小明，但是David的知识面很广，不管是游泳、击剑、高尔夫球等体育项目，还是绘画、唱歌、弹奏乐器等才艺方面，或者是演讲比赛、社区活动、学生会里的竞赛等各项社会活动，都很不错，是典型的素质教育的代表。在我们看来是不是就觉得小明很惨很苦，而David就很幸福，可以任意地挥洒自己的性情和禀赋？
万维刚老师说，你不要被骗了，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儿，都是应试教育。只不过小明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能奔着考试去了；而David 干那么多事儿，也只是为了凑够美国那些精英大学入学标准才去做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是应试教育。紧接着万维刚又把这个问题往前推：其实David的处境还不如小明。因为小明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就是只要考得高分就能上好的大学。而David可不一样，不管他凑够多少学分，能进什么样的大学都是没准的事儿。
比如说2013年有一则新闻，美国华人学生米歇尔·王一怒之下把哈佛大学告上法庭，理由是哈佛不公平。米歇尔·王的SAT成绩（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几乎甩掉了99%的考生，并且其他各种社会活动所获得的奖项也很多，甚至还参加了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合唱团，非常的优秀，也说明美国主流社会对他是接受的。但是，除
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没有第二家常春藤名校愿意录取他。而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华人群中很常见，那些学生甚至还因此建了一个网站，名字就叫“哈佛不公平”。
罗振宇问万维刚，这算不算是种族歧视呢？答案是：很难说得清楚。
为啥？
因为，这些常春藤盟校几乎都是私立大学，它们从来没说过要公平，连招生的规则都是不确定的，从来都不公布它们的具体的招生规则。甚至这些学校的招生办的工作人员退休后去当招生顾问，也说不清楚这些学校的招生规则是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明文条例的规则，那还谈什么公平？
不过万维刚还说了另外一个道理，说这是因为华人学生带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去理解美国的学校而导致的误会。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先看美国这些高校招生标准是怎么形成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他毕竟有一个民族主体就是WASP——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这些人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精英，我们是主流阶级。这种意识在19世纪之后更加的崛起，他们觉得哈佛、耶鲁等常春藤盟校要培养的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国家以后的领导人还应该是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就不能让其他族群的孩子轻易地进入这些常春藤盟校，但是又不能光明正大宣称这些学校就是要这么不公平。因此，他们开始设立门槛，比如说哈佛、耶鲁这些学校规定必须考希腊语和拉丁文，由于
其他族群的公立学校是不教这两种语言的，这样的话其他族群的学生自然就被排除在常春藤盟校之外。
但是这个规定施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废除了，原因当然很简单，因为这个规定把其他族群的精英人为地排除在外，而自己族群的后代不需要经过多大的竞争就能进这些名校，长此以往的话，这个国家是会有危机的。所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这个规定就被废除了，其他族群就开始兴盛起来了，兴起得最明显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常春藤盟校的入学率从最初的7%一路上涨到后来的20%还多，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犹太人的入学比率一度达到了40%还多。于是WASP 又不干了，因为自己孩子的机会被抢夺了嘛，为此他们又搞出了一套标准。比如说要求你有好的社交能力、好的体育素质……又把犹太裔学生的比例降下去了。直到上个世界五六十年代这个比例又开始上升，原因是那段时间刚好赶上美苏争霸，美国人当然很清楚，这一仗绝对不能输给苏联的，因此那段时间美国的常春藤盟校算是给全民敞开了大门，只要考试成绩好就能上名校。比如美国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是赶上了这个好机会，不过这个阶段过去之后，美国的学校又开始故态复萌，开始强调那些乱七八糟的素质教育的要求。
说到这里你就该明白了，美国的常春藤盟校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方面要把别的族群排除在外，一方面又要把其他族群的精英挑进来更新自己族群的血液，而招生规则设立的实质是排除异己。
那么现在的美国高中生想上常春藤盟校有哪几条路可走呢？三
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是你得有特长，尤其是体育特长，且是要符合WASP要求的体育特长，如击剑、滑冰、打高尔夫球……这个要求还有另外一个连带的效应就是能把有钱的家庭挑出来，万维刚说了一句金句：能否进入这些学校上学，不在于你上学时将要花多少的学费，而在于你上学之前能在这些特长训练上花多少钱。因为这些特长项目的训练都是靠金山银海堆出来的，这样的话自然就把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区别开来了。
第二条路是家长得是校友。美国这些名校有一句话叫做“一代藤校，代代藤校”。这些学校搞出来的门槛是：新生入学的时候必须经过“校友面试”这么一关，所以你理解了吧。美国的前财政部长（也是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说过一句痛快话：“我们招收校友的孩子，这是我们建设我们自己社区文化的一部分。”意思很明了吧？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社区、是自己人，我们要代代相传把持这些名校的，我们就是要照顾自己人，怎么地吧？
第三条路是捐款。白人很多的私立学校，校友和校友的孩子和这个学校本身是同气连枝的紧密关系，终身都保持联系，所以说校友捐款是这些私立学校很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而华人的观念里却不是这样，他们往往认为大学就是一个工具，毕业之后就没什么关系了，自然就不愿意捐款。那么你就明白了吧，学校如果招收的华人孩子越多的话，这个学校未来的财政基础就越薄弱，这是万不可行的。从捐款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美国的学校还是比较讲规矩的。比如说香港的慈
善家陈乐宗，一次性给斯坦福大学捐款3.5亿美元（这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人捐款），结果是立竿见影，第二年斯坦福在硅谷地区招收华人学生的比例就提高了一倍。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很明白什么是教育分层了吧？美国那种类型的教育分层真的是铁门槛，跨越的难度比跨越中国教育分层的难度大太多了。
而教育分层只是社会分层的一个侧面反映而已。如果你了解美国社会分层的话就会明白，美国老百姓想要跨越社会阶层，他们面临的挑战要比中国的百姓大得多。因为中国的社会至少还没有形成美国社会那样的分层结构，穷人的上升渠道相对还是很多的。举例来说，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就算你是来自于穷苦的农村，只要你肯干肯吃苦，哪怕是做保姆，你挣的钱也不少，绝对不至于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但是美国的底层穷人想要摆脱贫困就很难。按理说他们只要做到结婚之后再生孩子、高中毕业、有一份全职工作这三条就不至于落到贫困线以下（年收入低于20000美金），而事实上对他们来说要做到这三条就是很难。不要觉得匪夷所思，且往下看。
对第一条“结完婚再生孩子”：美国的底层穷人的自控力往往极差，绝大部分人就是管不住自己，16岁左右的年纪就把孩子生了。生完孩子后，孩子的父亲一般都是不负责的，会直接跑掉的，因此美国的穷人孩子一大半都是出身和生活在单亲家庭，自然这样的孩子基本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美国有一项统计，富人家庭的孩子和穷人家
庭的孩子相比，长到4岁时他们多听到的单词量大概是3000万个（我没有打错字）。这是因为富人家庭的父母有大量的时间和孩子相处，会进行大量的交流，这对孩子的智力发育、理性思维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而穷人家庭的孩子和父母的交流极其匮乏，从小他的智力发育就被锁死在一个水平线上，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对第二条“高中毕业”：穷人家庭的孩子经常是忘记去上课，因为在他们的那种社区文化里他们就觉得，大伙儿一天到晚在一起吸毒、逛窑子啥的就很好，他们不希望自己变成白人那个样子，这样他们又进一步地被锁死在一个水平线之下。
第三条“有一份全职工作”：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这些穷人孩子严重地受限于智力水平和社会认知水平，基本上不肯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他们往往是随便找一份工作，遇到一丁点儿事儿就立马辞职，他们的生活完全是飘忽不定，毫无着落。
美国有一个女作家芭芭拉为了搞明白美国底层穷人能否通过自己的勤劳苦干摆脱自己的命运而做了一个社会实验，她自己亲自去体验底层穷人的生活，干一样的工作，挣一样的钱。后来她把研究成果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给出来的结论是：几乎不可能。不是因为美国不给这些底层人机会，而是这些底层人的认知能力把他们牢牢地限制在那个阶层，无法逃脱。这本书里有一句很刺眼的话——贫穷本身就是一种专制。
举例来说，芭芭拉在做社会实验时有一个女同事，一天能挣40到50美金，但是她住在汽车旅馆，每天的房租是40美金且是日结，
也就是说她每天交完房租之后剩下的钱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芭芭拉就很奇怪她为什么不去租一套更加便宜的公寓，这样每月就能省下很多钱，久而久之就能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了，女同事一翻白眼说：租公寓要先交一个月的定金，少说也要1000美金，我上哪去弄那么多的钱去？这就是受限于自己的认知水平，她觉得每天交完房租剩下的钱能填饱肚子，一天这样混过去就可以了。为了获得安全感，她不会想更远的事儿，不愿意到更远的地方工作，在工作当中也收不了委屈和压力……所有这些都是认知水平对她造成的局限，而不是社会对她的迫害。
而认知水平由什么决定呢？除了小时候受的教育水平之外，还有就是身处的环境了，周边每天接触的亲人、朋友了。这就是中国穷人和美国穷人在跨越社会阶层这一问题上的不同之处了，中国的穷人好歹还可以怪社会、政府的不公平，而美国穷人只能怪自己身处的社区、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自己大脑里落后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中国穷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那么美国的穷人对自己的处境只能感到绝望（其实，我个人觉得中国穷人也同样深感无力和绝望）。
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的任何社会阶层都存在，每一个阶层的人想要突破自己认知水平的限制达到更高的阶层都是很难的事儿，它就像一个牢笼一样，把你死死地锁在里面，看不清更高阶层的人是怎么想问题、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
我们理解了社会分层再来看教育分层，那就是另外一幅光景了。
教育的内容、目标、使命……各个阶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是拿美国来说，美国底层人民的教育的目标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得着一个饭碗，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工具。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公立学校叫KIPP（实实在在的高考集中营），它基本上都是办在那些底层人民聚集的地方。其办学方法和我们所谓的中国的高考工厂一模一样——应试教育！因此其效果很显著，很多底层出身的孩子都考上大学。这算是底层出身的孩子能享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了——只有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就是奢望。
其实对底层孩子来说，最合适的就是应试教育（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事实，谁不承认就是不客观。）
素质教育是在中产阶级的学校展开的，这些学校主要是培养孩子的体育、才艺、独立思考的能力、口语表达的能力、社会交往的能力、组织人群的能力……但是，这样的素质教育仍然不是培养社会顶级精英的，而是培养一种中产阶级人格而已，用万维刚的话来说就是，素质教育培养的是工艺品——同一个档次的东西是一样的，且是用来被别人挑选的。
而顶级精英的教育往往是由私立学校来承担的，这些学校培养学生的原则只有一条：培养孩子的决策能力。他们的观念是，学生是自己的航船的主人，别人是不能替你做什么决策的，一切由你自己决定。比如说他们上历史课，会让学生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利克里在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而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样的讨论可能会持续一整天。这种教育的核心使命是教会孩子怎样欣赏、选择和改变
世界，这才是最顶级的精英教育。
所以现在教育的功能有多大呢，你该明白了吧——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底层人民的命运。对底层出身的人来说，家庭的介入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他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把孩子送进类似于毛坦厂中学、KIPP这样的高考工厂，学校自然会把它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是底层人民改变自身命运的为数不多的捷径。但是对中产阶级来说，教育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家庭。必须是家庭和学校联手合作，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更优秀的人，等待着被社会顶层的人来挑选。而对社会顶层的人来说，学校的作用及更微乎其微了，顶多就是提供一个基本的环境，最重要的是家庭本身的思想观念，社会阶层和财富地位。
中国社会呢？
就当下来说，中国社会刚刚出现了财富分层，社会分层还没形成，教育分层更是连萌芽都没有。但是，未来会不会开始这样的分层呢？
罗振宇的答案是：会！
理由一，经济理由：中国社会的财富分层已经形成，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无需否认的事实。这种分化在中国古代来说的话还没现在可怕，因为古代的科举考试的作用就是打破分层的，而现代教育的作用却是巩固分层（想想前面介绍的美国教育分层你就明白）。
理由二，社会上的理由。现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说生产一支铅笔要卷入全世界几百万人的分工，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分工，
对外部世界所知寥寥。虽然工业社会已经如此复杂了，但是他们至少还可以通过诸如价格等来驾驭这个社会。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复杂得多了（这一段我没理解，不叙述）。
理由三，技术上的理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人工智能，还记得吴军博士在《人工智能》里说的么，只有2%的人能够把握人工智能这样技术的时代机会。
中古当下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剧烈的社会分层，而教育分层会加剧、巩固这种分层。
但是，中国社会刚刚出现了财富分层，社会分层还没形成，教育分层更是连萌芽都没有，每个人都还有机会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来改变的命运。
来源：DBY步行者
罗振宇在《即将到来的阶层社会》那期节目末尾又给粉丝打鸡血，说底层的人只要改变自己的认知，就能突破阶层的边界，成为时代的英雄，而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造就英雄的绝佳时代。我还是比较认同他之前那个论点，精英和loser在人群中的比例都是一定的，loser不可能喝一碗心灵鸡汤摇身一变成为精英，事实是很多loser继续做loser，只有极少数的loser通过惊人的毅力经历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光阴战胜诸多不可能终于跻身精英之列，这时还不能称其为英雄，因为精英很多，不可能每个精英都是英雄。
社会是有阶层的。但是至今没人能很好的归类。这么复杂的社会问题，罗胖讲的太简单了。只能说，在有的地方，你看得到方向，通过努力能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有的地方，看不到希望。欧美的话，只要你努力，基本生活不会差，公司基本把医疗养老都包了。小孩只要好好学习都可以上个不错的大学，有个不错的学历，找个还行的工作。所以我其实不太认同阶层观念，这个观念有点儿落后，毕竟你看看那些欧美的牛人们，啥出身的都有。但我认同罗胖说的任何社会里那些赤贫的人还是很难走出困境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各有各的原因吧，用“阶层”一个变量来解释有些武断了。
中产阶级家庭子女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并超越父辈的财富与社会地位？
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几乎都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认为/默认中产阶级子女基本上、不出意外、或说大概率能保持住父辈的阶层地位，虽然再往上爬升一个阶层是小概率事件。这种观念，首先从理论上违背了“均值回归”原理，其次实际中的案例也不予以支持。
先从理论说起，所谓“均值回归”，是指任何偏离平均值的事物都会大概率向均值方向回归，到达一个介于上辈水平和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位置（除了少数例外）。举例来说，高智商者的子女平均智商会显著高于社会平均值，但也会大概率低于自己的父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情况很好地提供了例证：在总共近千名获奖者中只有6对父子，但对比世界人口总数，又显然远超平均水平。同理，身高、财富、地位……莫不如此。
均值回归理论在适用性上是越极端，越正确（概率意义上），比如身高2米2以上者，或是顶级科学家的智力（高斯不让自己的孩子从事数学，因为不想让“高斯”这个名字被玷污）。有鉴于此，在审视中产阶级之前，不妨先看一下最顶层的情况。比如过去半个世纪内中国最顶层人物后代的阶层变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具体来说就是毛周刘朱邓陈），对这些人子女的社会位次取平均值，算一下与其父辈位次和社会平均位次的各自距离。我们知道，这个级别人物的下一代若想保持父辈阶层无异于痴人说梦，难度可谓顶级；但再往下一个层级，保持甚至超过父辈阶层虽然依然困难，只有极个别能做到，但难度已然降低不少；再往下，能保持阶层的比例进一步加大，虽然依旧是少数。
再来看中产阶级，按照一般定义，大约需要年收入几十万。如果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就知道这部分人数量少得惊人，不会超过5%，甚至可能低至1%（这一点远远超乎本身为中产者的想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物以类聚导致周围的人层次接近，进而误判了整个社会的情况）。无论5%还是1%都是一个远远偏离50%的数目，那么其下一代的阶层状况自然要由“均值回归”定律来决定——大多数
人会明显高于平均线，但又远远达不到1%~5%的父辈位次，少数秉赋出众者例外。
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在自己认识的范围内，父辈有身份者，子女普遍过得不错：重点大学学历和体面的工作，职位也会随年龄的增长、到点提升，退休时的职级也不会有太大偏差，因而不觉得阶层有所滑落——这里犯了一个典型的混淆“相对值”与“绝对值”的错误。
60年代上大学的那批人，毕业后就职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以及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等体制外和出国机会为零；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既有体制内职位膨胀了数倍的基础上，还多出了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企和外企高薪职位，同时出国留学机会也开始批量产生。进入新世纪，在大学招生数量增长了10倍的同时，中国经济体量也迅速膨胀（10倍以上），企业尤其是IT等新生行业的职位呈几何量级地增长，另一方面，体制内机构不仅未缩减规模，反而更加臃肿（当今在职副部级干部数量可能有90年代的3倍之多，由此可知干部级别已“贬值”到何等程度）。其直接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层次”大幅提升：从前80%的人口为农民，15%为产业工人，只有不足5%的人享有“干部身份”，从事较为体面的工作，比如公务员、国企干部等等；而今天从事农业劳动者不足10%，拥有广义干部身份者超过20%.
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必须弄清楚“干部身份”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专有名词。在上世纪90年代大学扩招、取消统一分配工作之前，每年本科、大专、中专毕生生可取得“干部”身份，区别于农民与工人，每年总数大约几十万（其中本科生数量不足一半），与今天的211大学招生总数相当。分配工作时不同
学历对应不同岗位：应届生公务员完全按照本科/专科/研究生确定初始级别；教育系统中，中学教师本科学历，小学教师大专学历，幼儿园教师中专学历。可以看出，中专是获取干部身份的学历下限，比如护校、幼师，这些人的社会位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211大学毕业生——这对于90后年轻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上述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及改革开放最初20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人事结构。
对比学历大大贬值、体制外高薪职位数目井喷、体制内干部数量成倍膨胀的今天，就不难明白前述阶层“相对值”与“绝对值”的意义了。八
〇年前后出生的人如果在退休时做到了厅级干部，在社会位次上也就相当于父辈的处级，毕竟后者就业时局限于一个远比今天狭小的范围内，体制内有限的职位里聚集了几乎全部同龄精英，可谓竞争残酷。而年轻一代毕业时既可以到新生的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券商、咨询公司，也可以去旧时代即有的建筑设计院、银行、医院、高校、律所——职位数亦比父辈时多了不知多少倍。即便是到政府机关发展，虽然同龄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已不再进入这个池子竟食，但各级干部的编制数量却比20年前多出数倍。由此不难推断，同样是省/市/县级
干部，父子两代人的实际社会位次已是天壤之别，这种社会整体大发展带来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蒙蔽了很多人，使之沉浸在阶层“绝对值”未下降的幻觉中。
今天的一个农家子弟，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城找到一份出卖体力的工作，并买房落户，吃喝不愁，比起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却进城不得，很容易产生阶层跃迁的错觉。同样，城市里一个中产家庭的孩
子像父母当年一样考上大学，得到一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面工作，按步就班，随年龄一步步晋升，也会误以为与父母的阶层相当，却未意识到，如果父母当年做到这一点需要百里挑一的话，今天只需要十里挑一。这种阶层错觉的产生，要归因于社会整体进步而带来的红利，这种红利同样存在于年轻一代的身高上（营养水平的提升）——今天身高一米八的男生、一米七的女生，比之自己同样身高的父母，看似完全保持身高优势，但在同龄人中的实际位次已经大幅降低。
在国内和权力搭关系很危险，借此成为权贵更是凶险重重，国内中产阶级子女的奋斗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换个国籍让自己的下一代在国外安然当中产
另外国内所谓中产阶级（按照你们的定义），应该排全社会的前10%，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上层的，中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富裕的绝对人口多了，但是整体比例还是不行，能吃饱安稳的相对来说还是极少数，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从来都不算“中间”
再补充一点，为什么说国内中产阶级子女最好的目标是出国成为中产因为国内社会的阶级划分根本不是金钱和财富，你的社会阶层跟你有多少钱基本没什么关系，社会阶层的划分，就是权力掌控：这不牟其中刚放出来，黄光裕还在里面，徐明离奇死亡，赵本山流泪发誓捐出全部身家，李经纬含恨而终。
如果你不当官，家里也没人当官，那么妄谈所谓的社会阶层非常扯淡，至于财富转换成权力非常艰难，而且十分凶险，所以最好是选择财富
和权力可以互相转换的国家
中产阶级的核心不是中而是产，你们这些自诩为精英小布尔乔亚的屌丝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什么叫有产？
假如有一家公司，在这家公司里，出钱的金主叫有产，出专利的大牛叫有产，出厂房办公楼的地主叫有产，三教九流吃得开政府机构摆的平的地头蛇也叫有产。
坐办公室里搞文书工作的叫无产。
坐电脑旁边写代码的叫无产。
西装革履到处推销产品的叫无产。
流水线上干活的当然也叫无产。
中国经济这块大蛋糕，你凭什么分？凭你写的代码bug少还是凭你以免费加班为荣？亦或是凭你那五环开外还欠银行20年贷款的一室一厅？
1，不要用你父辈的财富去冒险。
首先，从上一代突破到中产实在太不容易了，假如为了拼上流阶层而摔下去实在是个大悲剧。因此你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如房租，或用大量的现金进行无风险证券的操作，如国债，银行同业间拆借等，更高阶的甚至可以进行ETF套利）。你要冒险可以，前提是拿你自己赚的钱去冒险，炒股也行开店也罢，输掉就算了，通过工作还可以继续赚回来。但你父辈的财产永远是你从高空坠落后的安
全网。拿来冒险？这样的念头想都不要想。我见过许多悲剧的中产沦落底层的案例。A在一线城市有数套房收租，是个本可一辈子安逸舒适的中年人。退休生活倒无所事事，却觊觎起牛市的巨大收益，希望实现“财产再加零”，果断卖楼追高～结局你懂的。B有几家小型的酒吧和夜总会。现金流充裕时，拿钱去澳门赌，输惨了，资金周转不来，倒闭。以上这两种人都不值得可怜，你想成为哪一种？万一发生在你身上，那种绝望和后悔，想想都蛋疼吧？
2，冒险的方法。
在决定用你自己赚的钱冒险之前，无论计划多么完美无缺，预期的收益多么理想，你对此的信心有多么充足，都请务必要做“压力测试”。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你做这笔投资时，最极端坏的情况出现了。那么此时，你的最大损失会是多少？你是否能承受这样的风险？假如不能，请减少投资额，直至到你能承受的位置，假如怎么减都不能承受，那应该做出的选择就很明显了—不要去投资它。
3，成功率相对比较大的投资方向：金融。
习李政府必主推金融，十年内资产证券化是主流。如果你只想到炒股，那太naive了。大牛都玩一级市场！（上市前的）有资金可以考虑投一些有前景的大学生初创团队，或通过圈内好友的帮助买上某些优质公司的原始股。金融，必定是所有普通人在21世纪晋升更上一层阶级最有可能的突破点，搭上这趟便车吧。
换而言之，有资格分蛋糕的叫有产(甭管是按白纸黑字的协议还是心照不宣的默契)。注意是分蛋糕，不是吃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