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中的法律 电影《刮痧》赏析

主人公许大同移民美国八年，埋头苦干，作为一名电子游戏程序的设计者终获成功—第七届电脑游戏奖，并得到老板约翰.昆兰（象征美国主流文化阶层）的认可和友谊。大同在业界颁奖会上发表获奖感言，可以看出他对美国是爱慕感激的，对自己在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在美国，只要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不再是它国异客。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始料未及。

大同把老父亲接到了美国。儿子丹尼斯肚子痛，爷爷因不识英文，怕给吃错药，就用中国流传了二千年的中医疗法—刮痧，在丹尼斯后背留下的醒目瘀红，在美国人眼里是触目惊心的“伤痕”，许大同因涉嫌虐子而惹上了“官司”。儿子丹尼斯被儿童福利局监管，大同和妻子简宁不得与儿子相见，老父亲也很伤感，执意回国。在飞机场，大同带着儿子（违法从儿童监护中心偷领出来）要与老父亲一起回国，并流下伤心的泪，说：北京才是我的家。这与大同在颁奖会上发表热情洋溢获奖感言时的心境形成巨大的反差。为了让儿子能早日回家，大同和妻子简宁不得不分居。电影的结局是圆满的，但中美文化（当然也包括法律文化）的差异、碰撞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把儿童作为社会财富加以保护，儿童不是自己的私产。把未成年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中是违法的。丹尼斯头部受伤，大同带他到医院治疗，郎曼医生在检查丹尼斯的身体时，发现后背刮痧留下猩红的血印，让护士马上通知医院的社工，丹尼斯被留院观察。第二天，当大同和妻子接儿子回家时，丹尼斯已被儿童福利局监管，警察、儿童福利局官员在场通知大同：儿童福利局已得到市法院签发的特殊监护令，丹尼斯由州儿童寄养中心监护，大同和妻子涉嫌虐待儿童，如在48小时内，五百英尺内接近儿子就会以藐视罪被拘留，法庭在48小时后举行特别听证会。儿童福利局对大同的家庭、朋友、同事、保姆等各个方面展开调查，查找他们虐待儿子的证据。由此可见，美国的法律以及执法者、知情者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多么完善、严格和敬业的。

作为中国移民的许大同说：“我打自己的儿子还违法了？”，“儿子是我最好的作品，我当然享有版权”,我们不也这么认为的吗？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私产。我们有一部《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些粗线条的原则性规定，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缺乏详细的规则和有关的机构、人员，近年在逐步完善。

美国家庭法设置审前程序，即举行听证会，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证据开

示，经过举证，促使法庭立案进入正式审理程序。两次听证会前所未有，在本案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告方律师是版权法律师不是家庭法律师；二是控方没有将证据副本在听证会前交予被告方。我们没有这样的程序。

美国的证人制度体现出完备和自愿出庭原则。大同居所皇家公寓的保安，简宁生孩子时广慈医院的护士，大同的老板约翰.昆兰先生，这三人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尤其是保安和昆兰先生与大同每日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中国一般是不会出庭的，抹不开面子。我们司法实践中很少有证人出庭，控辩双方与证人不能当面对质，多是宣读证人证言，这样的证言相对于公开的法庭来讲，可以理解为背后所取，难免有瑕疵，不利法官断案，我国证人出庭制度有待完善。

医术与伤害影片的焦点就是:刮痧是一种医术还是对人体的一种伤害。刮痧这个在中国极为平常的传统治疗法,对于美国人来说却很陌生,以至于在影片中许大同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使法官明白刮痧到底是什么。在丹尼斯身上留下的刮痕,自然被看做是对人体伤害的证据。以至于爷爷说到:“刮痧在中国几千年了,到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刮痧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美国人不懂应该是他们的错,这就是许大同及许多美国华人的文化无意识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听证会上，大同对刮痧疗法无论如何解释，法官、儿童福利局的女官员、控方律师、昆兰先生置若罔闻。可法官、女官员却听取并采纳昆兰先生对刮痧的解释，中国文化得到美国主流阶层认可后，也为美国执法者认可。

在圣诞夜，昆兰先生为了帮助大同，来到唐人街，找到中医，亲自体验了中国传统疗法—刮痧。然后，给儿童福利局的女官员、法官现身说法，说服了他们，儿童福利局的女官员撤销了对许大同的指控，法官撤回禁令，大同一家终于在圣诞夜团聚了。这是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