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中国梦_的凸显与重塑_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的再思考_张莹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水平的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中国力量的崛起已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不争的事实，国人对强国之梦的诉求和信念自然成为电影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英雄》、《十月围城》、《风声》、《建国大业》等影片中，建立太平、独立、民主、富足的理想国度几乎是这些影片共同的“中国梦”。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梦”不是一种僵化、陈腐的帝国幻象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冲动，而是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文明体”，去发现和挖掘的“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当下‘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中国”，①以及去呈现和展望充满和谐和朝气的现代化中国。也就是说，

“中国梦”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传统文化为底蕴，镌刻着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明共同体，对国家形象的有力建构也就成了电影显现“中国梦”主题时最隐而不彰的意旨。

一、凸显“中国梦”的三种影像

“中国梦”由“传统中国”、“革命中国”、“当代中国”三种影像组成，②这种概说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不是划分类型、题材的标准，毋宁在于划出一条明朗而必要的边界。即“中国梦”在“传统中国”里体现为对无边帝国强盛的呈现与想象；在“革命中国”里则展现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现代性诉求和实践；而在“当代中国”里主要呈现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状态及受到各种影响和冲击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1.传统中国

在《英雄》、《赤壁》、《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影片所展现的题材大都为人熟知，

“秦始皇”、“曹操”、

“武则天”可以说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形象的代表，他们对天下统一的抱负、国家富强的宏图是阐释“中国梦”最好的注脚。这些影片所显示出对“天人合一”的中国式宇宙观、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观，以及融合了儒、释、道三种东方文化意境的独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或隐或现地张扬和放大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形象。

但整体而言，

“传统中国”的影片在表现内容上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和相似性，通常它们在极为靠近“国家”的层面展开叙事，以皇权在握的王族为表现对象，着重呈现男女之别、夫妻之礼、长幼之间、主奴之分，以展现“传统中国”对“礼教”的恪守与崇奉，对“等级”僭越的训斥与惩罚。特别是当前一些影片由场景展示代替历史叙事，视觉造型代替价值诉求而形成的“场景拜物教电影美学”，极大地弱化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东方神韵和“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历史。尤其是《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模糊了所要表现的朝代，只给观众一个单一的印象，即银幕中几千年来的中国形象成了欲望与阴谋、背叛与篡权、乱伦与谋杀的宫廷故事的全部“能指”。对国家寓言式的展现与想象被全部凝聚在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之中。在此，

“中国梦”成了一个充满人性丑陋、情感虚无、历史虚构的幻影。

2.革命中国

“中国梦”在“革命中国”影片里的表现形式大都给人以主旋律化的印象。由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一直是政府重点投资的对象，对国家形象的言说与表达自然成为这一题材的重心。这类影片大致可分为记事与传人两类，前者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主，恢弘的场面设计与纪实性的影像语言，全知全能的叙事视点与多重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展开国家形象建构的宏大叙事，从而达到革命必然胜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目的；后者以代表国家形象的伟人、领袖为中心，通过对他们进行散文式的描述与散点透视的艺术表达，以“泛情化”的叙事策略引发观

“中国梦”的凸显与重塑

○张莹——

—对新世纪以来

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的再思考

者的关注与认同。但这类影片所暴露出某些“高大全”的虚假形象，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在商业电影价值取向的主流化、主旋律电影制作的商业化趋势下，应运而生的一批电影，如《集结号》、《十月围城》、《风声》、《建国大业》等，赢得的口碑与票房，给“革命中国”电影重塑国家形象的表达方式与表现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革命中国”本身所携带的“红色”基因，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一些影片的重心从着力表现英雄人物投身革命、参与革命、献身革命的成长过程转移到对英雄人物的审问、用刑、行刑等身体奇观的展示上，从侧重人物性格的饱满塑造与真实的刻画转移到对邀观众“一起数星星”的明星策略上，这种革命文化逻辑让位经济票房逻辑的做法造成了中国电影在建构国家形象与叙述故事情节之间发生了断裂，消解了“中国梦”在民族革命中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3.当代中国

从塑造“中国梦”的“当代中国”题材来看，它们大都以都市人的情感和生活为表现内容，有的着重表现都市青年男女的婚恋观和情感经历，如《非诚勿扰》（Ⅰ、Ⅱ）、《非常完美》；有的侧重展现职场白领在跨国公司中的工作境遇，如《杜拉拉升职记》、《爱出色》，但影片大都通过讲述一段或几段蜿蜒起伏的爱情故事，以呈现一个温馨浪漫、时尚动感的国际化大都市为目的。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反映出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有关职场生涯里的“丛林法则”，或是跨国公司背景下人际交往的“潜规则”，然而影片对都市轻歌曼舞的爱情想象，以及都市镜像中过度消费的挖掘与凸显，遮蔽了“中国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如果说，上述提到的都市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内公众提供了对本国形象进行判断和评价的平台，那么一批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地下电影”对“当代中国”形态相貌的书写则为国外公众提供了一种总体认知。参赛的中国电影除了依旧向西方观众提供可以进行“民族寓言”式解读的文本（有时这类文本所产生的含义可成为西方人眼中解释中国形象的全部）之外，参赛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之后，为获奖而拍片的思维对他们随后的生产创作产生了“主题先行”

式的影响。那就是在参赛的“地下电影”中，对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的过度强调，对他们在体制内生存艰难和生活压力的有意凸显，潜意识地迎合了冷战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的审美判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现人权与民主、专制与独裁、生存与自由等主题，潜在地歪曲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判断。

二、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梦”的展现与诠释

显而易见，凸显“中国梦”的三种影像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历史叙述的简化以及对现实关注的偏离等问题，大大降低了观众对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认同感。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挖掘古今历史背后共同的人性本质，寻求中外文化相通的价值诉求，进而达到国内外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成为今天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必备素质。但当前一些电影因盲目追求情节的低俗化、人性的恶俗化、场面的景观化而对历史缺乏独特的人文视角与反思力量，对当下缺少现实关注与互动，以至于影片在对“中国梦”的把握与诠释上出现了变形与扭曲。

当一些电影通过翻拍历史名著，重塑历史名人以便获得低风险、高回报的利润时，它们所诠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解构，对人性庸俗或恶的暴露与夸大。例如在原作《赵氏孤儿》里，赵孤在一个不可能完成复仇的环境下，实现了背负16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愿望，从而达到了传统伦理叙事的圆满。而改编之后的电影遭受质疑和批判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它对复仇主题的改写、伦理化叙事动机的破坏及对剧中人物性格的篡改。因为元杂剧《赵氏孤儿》作为有据可考的文本、一种历史存在，它构成了国人内在的集体无意识，

“尤其是当这一文本已经成为某种民族传统文化和人们精神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存在，同时具有文化资源价值和精神象征价值的时候，任何对这一文本的建构还是解构，都将直接影响着这一文化资源的价值属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颠覆还是继承”。③而这些电影从制作到宣传打着还原历史、复原人物的幌子，混淆观众历史认知的背后，实际上是将电影视为商品的资本逻辑对电影作为艺术的文化逻辑的驱逐和霸占，是借“文化消费”攫取暴利的物化结果。这恰是今

天国人难以从电影中实现对国家形象认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革命中国”电影中常常出现外族入侵，人民遭受奴役，政治文化秩序危机四伏，社会经济千疮百孔的场景，目的是烘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胜利和喜悦气氛，并以人民当家做主的画面象征性地缓解了观者的内心焦虑感和政治危机感。这种寓教于乐、主题先行的历史叙述范式所达到大喜大悲的煽情效果以及所激发出来的汹涌情感，湮没了人们对待历史所应具有的历史批判意识，抹煞了集体背后对个人价值的呈现与个体生命的尊重，以至于“由于坚定的必胜目标和单一的历史眼光，压抑了历史时间中别样的可能性”，④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表现“中国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参与者，可以说，

“革命中国”所呈现出的抗战历史视域仍局限于民族独立的叙事范畴之中，未能融入二战题材以反映战争异化人性、揭示人性善恶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世界电影体系中来。这是面向世界观众、展现国家形象的中国电影值得思考和注意的问题。

而在“当代中国”的电影中能够体现国家形象的主要载体——

—城市——

—是缺席的，反映城市生活的现实问题是无力的。一样的高楼林立，一样的车流不息，却呈现不出中国特有的地域特征。无怪乎法国汉学家班巴诺所言：

“中国分为两个：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农村中国是中国的，城市中国则是世界的，丧失了中国文化特色。”⑤事实上，我们表现城市的发展，并不是要回避社会转型期中的种种失衡现象，而是应带着独立、客观的判断去关注那些能够真正触及社会深层制度的、有普遍性的问题，去发现城市发展过快背后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本身就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

“北上广”的城郊、外环依然有一群依靠梦想生活的大学毕业生、受商业利益熏陶与城市生存环境挤压的农民工、因住房紧张而引起的家庭矛盾不得不等待拆迁的老居民、身居在城市旮旯之中并不断承受房价飞涨冲击的市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纠结与困惑等等，都可以作为记录社会变迁和时代主题的重要题材，进而折射出今天之中国、今天之城市在经济发展、城市现代化步伐加快所带来的实际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澄澈出人们面对困境时的选择与冲突，情感碰撞之

下人性的弱点与光辉。这都可能成为“中国梦”当下文化认同的素材，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塑造真实、客观、深刻的国家形象。

三、建立神话思维——

—对国家形象建构可能性途径的思考

通常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从该民族的神话开始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

—或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⑥像中国、印度、古希腊等国家的历史无不蕴涵于它们的神话之中。在卡西尔看来，神话不是一种仅供游戏和欺骗的虚构事件，而是借体现人类生存和未来命运的想象来传达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今天，神话思维已被广泛地运用于艺术作品之中，尤其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的好莱坞电影所打造的神话，无不承载着为美国人所依赖的理想和观念。牛仔、超人、蜘蛛侠、钢铁侠等英雄以这样或那样的超能力显现宣扬文明、保护世界、拯救人类的美国神话，成为美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构建美国国家形象、彰显美国文化软实力的途径。除了塑造可供全球观众消费的美国式英雄外，还借别国的神话资源，将美式思维植入“花木兰”、

“熊猫”、

“孙悟空”等具有中国文化的符号中，成为借中国形象行美国精神的范本。这些例证似乎在提醒我们：挖掘并建立蕴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思维模式，塑造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话英雄不妨为“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的重塑提供一条可能性途径。因此，如何建立、怎样建立神话思维成为当前中国电影构建国家形象时需要面对的新命题。

对神话进行“故事新编”一直是电影钟爱的题材，如对古希腊罗马时期诸神之国进行的改写，

“暮月”系列中对吸血鬼德古拉家族的再度改编，对古埃及“木乃伊复活”系列的翻拍等所掀起的票房神话显现出了这类题材蓬勃的生命力。我们发现由神话改编而来的电影，它们并非延续了原神话中的世界观，而是运用一种“萃取”机制，将神话中饶富时代精神和个体意识的元素从原初混沌性的生命体验中提炼出来，与当前人们的生活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相互融合，进而显示出这些神话背后民族文化的普世性和当下性。或许可以从电影《英雄》的制作

来印证这一判断：在该片拍摄过程中美国发生了“911事件”，这给张艺谋的编创团队带来了启示，将世界和平这一理念融入“刺秦”的主题之中，来阐释封建王朝“大一统”中所渗透着的“人和”为上，

“社稷”为重的思想，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

“世界大同”的整体观和世界观。影片塑造了为完成华夏统一霸业的嬴政、士为知己者死的长空、为更高境界的政治大义而舍身的无名等东方式的“英雄”，充分诠释了“英雄”作出牺牲背后伦理文明体的内涵和意义，为两千年来“刺秦”神话作出了极具时代精神的注脚，也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富有世界情怀的阐释。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与西方神话存在着诸多相似的可比性，如，《西游记》中依靠吸取人精血的“白骨精”与欧洲中世纪城堡中出现的“吸血鬼”，以及中西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神之恋”的神话传说等，本身就可以作为今天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彰显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资源。

作为电影构建国家形象的一种方法，需要尽可能大范围内获得国内外观众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正面、积极、健康的认知和评价，建立神话思维就是要建立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以“二战”题材为例，各国导演在该题材的表现角度上尽管各不相同，但在呈现人类遭受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统治与折磨时，挖掘人性的深度、展示人们彼此关爱、互相鼓励的美好品质等方面，显现他们共同的人类意识和现代精神。但从近年来国内表现这一题材的电影来看，如《南京南京》、《拉贝日记》，仍停留在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民族创伤、民族记忆进行言说，无法“将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融为一体”，也不能进一步融入国际电影对话的格局，并“通过国际性想象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观众共鸣”。⑦因而，我们需要将民族个体的体验传递给世界，引发世界各国对这一创伤体验的关注、同情乃至感同身受，该类国家形象的建构才能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得到认同，影片所呈现出的价值观念才能成为人类所共享的精神财富。

神话并不排斥当代现实题材，从当前世界范围内普及较广的影片来看，相当一部分电影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或神话功能。例如《肖申克的救赎》、《幸福来敲门》、《三宝大闯宝莱坞》等影片中的主人公在直面现实问题和生存尴尬之时，所表现出战胜困难的超人毅力并最终获得胜利的幸福结局，可以说是神话思维在当下的变体。如前所述，中国当前身处社会转型期，关于大学生的个人奋斗、农民工的发财致富、城镇市民对美满家庭的渴望都为神话、奇迹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的书写空间。

显然，一个鲜明立体的国家形象在银幕上的塑造，需要融会“伦理性文明体”、置身世界结构之中的“中国梦”的支撑。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建构归根结底是一种心理认知，是电影运用本民族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扩大自身影响，以增强观众对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心理认同感的方式。另方面，在全球一体化大环境下，各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着本土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文化信仰被统一化的现实，能够普及的价值观必需是带有民族特色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建立神话思维或许可以为国家形象的重塑提供一种自我参照，一种审视与他者之间距离的尺度和选择，这或许可以为“中国梦”在跨文化交流中提供一条传播得更广、更深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①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6页。

②这一划分方法启发于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

主义文学——

—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胡惠林、陈昕主编《中国文化产业评论》，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④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9年版，第67页。

⑤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第833页。

⑥[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⑦倪震《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当代电影》，2006年

第5期，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