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学成果与伦理学的发展路径研究

道德哲学成果与伦理学的发展路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中外伦理思想研究领域，或者是在应用伦理学研究范围，都不断有新的力作问世。例如，王泽应的《伦理学》、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和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等论著，就代表了当代中国道德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值得伦理学界认真研读并加以阐释发挥。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中，对于面临充分发挥伦理学的社会功能的要求而言，我国伦理学界绝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是要在过去努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真正建构起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满，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地前进。鉴于此，本文拟以对这些论著的思考为基础，从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伦理学、当代基础伦理学的深入探究三方面，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路径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并由此迎接我国伦理学界相关更多、更新和更好成果的问世。

一、当代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所谓“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作为笔者思考“中国伦理学为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应该如何发展”问题的概念，其基本含义为: 从现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中国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创造伦理和道德上的条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最重要使命。而探寻构建最适合实现这一使命的伦理学体系的路径，则是我们这一代伦理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承担起来的特殊职责。至于如何探寻这一路径，从当前思想界和理论界的状况来看，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论和困惑，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支点的思想，已经为我们的相关努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提出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笔者认为，这里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时代精神，不仅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要素或支点，而且成为发展中国伦理学的基本路径，即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并努力地把这三个路径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典范。

关于发展中国伦理学上述三个路径的具体阐发问题，参照“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名言，笔者通过对代表性论著的分析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样来看，王泽应编著的《伦理学》一书的基本构想，即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全面振兴和复兴的伟大世纪，21世纪的中国伦理学主要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旋律的伦理学，伦理学的真正复兴是一种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不忘将来式的综合创新，以此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应该说是一种很合理的观点。而该书的阐述结构也表明，作为一本优秀的伦理学教科书，王泽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不仅尽可能地吸取中国伦理思想传统和西方伦理思想传统的积极成果，而且也尽可能地吸取了当代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努力实现自己在伦理学领域中“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不忘将来式的综合创新”的目标，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应该得到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至于此书体现了发展中国伦理学的何种路径问题，考虑到作者关于伦理道德本质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作者认为道德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价值和精神现象，人类道德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五种历史类型: 原始社会的道德、奴隶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道德等，故此，笔者认为，王泽应的著作属于发展中国伦理学三个路径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

如果本文关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的概念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笔者就可以据此框架认定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体现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路径。之所以这么说，其根据在于，《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一书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强调，对实存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对道德从直接性与差异性到抽象性与平等性发展的阐述，对作为仅仅适用于某一族群或共同体内部行为规范的自然或特殊道德与普遍道德( 各个族群或文化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重叠的道德直觉与道德公理，人们基于理性洞察而自主建构的人工道德) 的区分，对人既不应成为小人、也不可能成为圣人、只能期待和建构常人道德的宣示，对我们作为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问题的辨析，特别是对三大最重要的伦理规范: 不伤害、公正、仁爱的强调，对四大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基准或政治伦理价值: 自由、人权、民主、正义( 公正) 的论证，对西方各种伦理学理论的相互吸纳和补充的发挥，对伦理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交会、融为一体的倡导，构建了一种陌生社会的常人伦理学、现代( 常态) 社会的人权伦理学和风险社会的责任伦理学体系，不仅系统地引进和发挥了以德国伦理学为中心的西方伦理学，从而为中国伦理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国内少见的文献资料，而且充分展现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作用的路径。笔者虽然不能同意其全部观点，如对小人、圣人和常人的区分，特别是其对儒家伦理的一些评价，但也必须承认，此书确实是我国伦理学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积极成果。

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一书，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伦理学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积极成果。在此书中，针对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对儒学的持续反思和过度批判，崔大华指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儒学还是珍贵的，仍在支持着、模塑着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基于对儒学现代命运的这一确定，崔大华强调，在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儒学有三大功能: 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

程的中华民族复兴所需的动力因素、秩序因素和适应能力。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而这一动力要深入人心，可以从儒家传统、儒家生活方式的国家伦理认同中得到解释。在儒家传统中，这种认同不仅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而且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和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笔者认为，崔大华这种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探讨儒学现代命运的思路，抓住了儒学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维护和创造这一理论本质或核心，是深刻的、全面的。此外，卢风的《应用伦理学概论》作为我国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强调“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标志着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的观点，不仅表达了当今世界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趋势，而且反映了我国伦理学界在此领域已经具备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能力。

二、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伦理学

以上的概括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伦理学发展的成绩显著，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都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毋庸讳言，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而言，现有的成果还不足以充分承担起这一使命。例如，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作为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代表，贡献突出，但其阐发的主要体现在当代(特别是西方)社会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思想，本身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普遍性，因此存在着与中国当下国情和发展目标相结合的问题。同样，王泽应的《伦理学》自觉地致力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理解和阐发也有一个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问题。至于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已经把儒学的现代命运与中华民族复兴自觉地结合起来，但作为一本出自中国思想史专业学者的著作，至少还存在着进一步伦理学化的问题。当然，对于笔者的上述观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么说是不是有些“狂妄”，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笔者完全没有不尊重上述各位学者的意思，也丝毫不

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实质在于，尽管以上述学者为代表的我国伦理学界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毋庸讳言，或者由于笔者的视野局限，至今还少见能够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和主题，综合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三个路径，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典范性论著问世。

如果上述判断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就提出了如何构建作为综合创新成果的当代中国伦理学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伦理学界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当代伦理学的使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要继承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学之道”为基本内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吸收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等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但要使这一切在当代中国真正落实下来，就必须与中华民族当下的最重要奋斗目标和最伟大梦想紧密结合起来。从当前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情况来看，在关于伦理学的使命和主题问题上，许多争论总是围绕在单纯路径层面上进行，不知道路径是为了人的，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必须明确的是，伦理思考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人，还应该是民族，当然，民族也包括个体。我们要自觉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伦理思考和论证的基点，展开一种作为从“文明”视角出发的伦理学论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道德观念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必须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综合上述三个路径。

为了说明明确当代伦理学使命对于发展中国伦理学的重要性，不妨再考察一下廖申白的一段论述:“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做伦理学的研究，既不是要在中国做出一种纯粹的西方伦理学，也不是要坚持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与这种伦理学进行冷战，而是要在熟谙自己的本土思想的精神精髓并读懂、读进去西方的基础上，会通中西方思想精髓，形成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下

能够启发人们去恰当地面对和处理人的问题、过一种实践的生活的伦理学。”从其对中西方伦理思想精髓的开放态度来看，应该说这一构想是相当合理的，至少他肯定了发展中国伦理学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这两个路径。当然，由于其把伦理学的主题主要确定为“启发人们去恰当地面对和处理人的问题”，这尽管也很重要，但其似乎没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其伦理学构想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生活中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在明确当代伦理学使命与确定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路径的关系问题上，明确使命比确定路径更重要，只有明确了使命，路径确立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才会充分展现出来。当然，这里说的明确使命问题是从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整体角度立论的，并不是说所有伦理学论著都只能直接针对这一主题展开。实际上，这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概念。当代道德生活是复杂、多样、自主的，相应地，伦理学的研究路径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同时也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百花齐放的伦理学研究路径都承担着一个使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明确地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作为当代伦理学的使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好地确立发展中国伦理学的三个路径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本文提出的伦理学发展路径概念，虽然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或支点的理论启示，但是它在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中也有其相应的实践基础。就社会基本结构对伦理学的影响而言，如果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伦理学发展的客观前提和基本对象之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为当代社会体制建设借鉴的各种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和作为中华文明根底之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上述伦理学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路径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社会结构基础。这里，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表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体现了在

运行体制上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则体现了必须立足民族文化根基的要求。从而，基本制度、运行体制和文化根基三方面在此相辅相成，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一起，共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结构基础。而王泽应的《伦理学》、甘绍平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和崔大华的《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由于其分别作为上述三个发展路径的积极成果，不仅应该引起伦理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也预示着能够综合上述三个路径之著作的问世。

三、当代基础伦理学的深入探究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看，如果说中外伦理思想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广泛和深厚的论述，应用伦理学研究异军突起，那么，比较起来，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创性著作似乎还较少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就知识积累的要求来看，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要比中外伦理思想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复杂得多。而且这里还涉及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 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而现在，这个难题似乎开始有解了。

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在此不妨引证一段牟钟鉴的论述: “在文化上客观存在着三大体系: 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文化体系之间有冲突，但更多的是会通; 未来的中国新文化体系将从这三大体系的良性互动中产生。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它面临着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和应用，更具有现代中国的特色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根基，它面临着如何开发资源、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的问题。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营养和借鉴，它面临着如何介绍、改造，把其中优良成分吸收过来，并使之中国化的问题。”虽然，上述论断直接论证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在笔者看来，它也十分有益于伦理学界深入思考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路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之后，我国伦理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首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

的进程又一次迈开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主导地位日益确立。其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我们能够广泛而充分地吸取世界道德文明的有益成果。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精华的认同不断提高。毫无疑问，这一切为当代中国伦理学三个基本发展路径的敞开奠定了思想史前提。

当然，有了客观社会结构基础和思想史前提，并不等于伦理学界就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三个基本路径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发展中国伦理学仍然需要广大同人付出坚忍不拔的努力。例如，对于主要采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研究中国伦理学的学者来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和指导地位的时候，一定要加快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采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特别有必要实现政治和道德思维范式的转变，应对采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采取尊

重和开放的态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目标下，努力实现以自身为主体内容的与后两者的综合与融通。同样，主要采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研究中国伦理学的学者，在民族文化主体性开始逐步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的“根”和“魂”的今天，不能走向复古主义，而是要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在提高公民道德品质和境界的个人伦理领域发挥积极功能，同时对社会各领域形成建设性影响。还有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径问题，主要依托这一路径的学者，在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把自己所引进的国外伦理学和道德的积极成果融入中华民族的当下目标、基本制度和道德传统中去。

总之，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自古以来就具有“和而不同”的积极传统，其多样性、丰富性与和谐性是远远不能够用儒释道“三教合一”加以概括的。21 世纪的今天，在发展当代

中国伦理学的问题上，我们是否一定面临着综合和融通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三个基本路径的挑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努力和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思想和国外哲学—伦理学思想三种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和基本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人，特别是作为从事道德研究的学者，我国伦理学界有义务在新的时代进行新的综合和融通，创造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中华道德文明。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道德生活复杂化、全球化交往导致的道德生活多样化、民主政治发展导致的道德生活自主化等原因，使我国伦理学界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这是正常的，也是中国社会和思想进步的体现。但是，正如《周易·系辞下》里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无论哪个途径都承担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伦理和道德条件的使命。可以期待，只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三个路径相互尊重、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相辅相成，就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基础伦理学研究原创性成果的出现。本文得到了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