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的_中国经验_刘巍
收稿日期：2016-12-10
作者简介：刘巍，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与批评。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研究”（16BZW030）阶段性成果。
第45卷第3期2017年5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45No.3May.2017
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
刘巍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摘要：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是我们独有的历史传承、理念标准、话语体系———以作品为原点，以实
践为根据，以整合为目的研究轨迹；女性文学批评对文明传承中人性共享之美学经典的敬畏，温文尔雅、不卑不
亢地走向现代的研究理念；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行进着的，与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媒体繁荣同步的，迈向清朗的性别共荣步伐。今天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
应该有信心、有勇气让世界领略我们的女性风采，让全球共享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经验。
关键词：文学批评；中国经验；女性；新世纪
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7）03-0138-06
屈指算来，即便我们较为保守地把“女性文学批评”这个词深入女人之心的初始时间界定在新时期起始，距今也快四十年了，宽泛的界定可上溯至20世纪之初。这几十年中，我们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从最开始的激动热烈到狂飙突进式的反叛解构，再到而今的平淡从容，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沉稳笃实，期间经历
了浮沉，经历了纷扰，甚至经历了人到中年的冷漠。所以，
我们不妨客观、冷静地厘清这许多年的研究思路，总结经验、褒扬成就、发现缺憾，以便使女性文学批评发展得更加精致美丽。
将“中国经验”具体到女性文学批评上，就是我们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所具备的研究理念、标准、式样，
我们的性情、
爱憎和哀乐如何具备我们独特的风格。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应有这样几个层面：历史传承，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是在历史传统文化的延续中进行的，我们的基因血脉是无法割裂的；美学神韵，华夏文论几千年的丰硕成果属于男人也属于女人，我们研究女性叙事之美，经典的评价标准（无关于性别）几乎是内化的；本土现实，我们的女性研究发展史———新文化运动、抗日、内战、土改乃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媒体介入，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复制的。
一
以作品为原点，以实践为根据，以整合为目的，百年来的女性文学研究从有性别色彩到无视性别特征到双性和而不同，画出了一道清晰的轨迹。
我们的批评是以作品为原点，而不是以生活现实为原点的。我们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文学作品这条主线进行，不凌驾于作品也就是不凌驾于生活实质而形而上地空谈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甚至女权运动。作家是生活的转述者，作品是现实的记录模本。女性文学批评对性别文化的判断总是力求凸显某个文学作品中形象的个别性又体现一般性，强调感性体验性，又强调合情合理性。女性文学批评最开始进行的就是挖DOI:10.16197/https://www.360docs.net/doc/4816248291.html,ki.lnupse.2017.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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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139掘、整理我们文学作品的财富，我们已有的习焉不察的女性创作，积累了珍贵的成果。不仅是谢无量、谭正璧等对中国古代女性作品整理研究，更有新时期以来对正在进行时的女作家作品进行的评说。李子云的《净化人的心灵》、张维安的《在文艺新潮中崛起的中国女作家群》等成果比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正式引进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早三四年的时间〔1〕。及至当下，对作品的研究几乎与作品同时出现，比如《收获》在2016年第2期推出了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同期便刊登了金理对小说的评论文章《创伤传递与修复世界》，甚至设置了“微信专稿”的栏目，刊登了双雪涛的《双手插袋的少女》，也是对《茧》的读书札记，作品与批评互动互生、互为印证，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极佳的传播效果。
以实践为根据，是从批评方式上讲的，我们的研究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我们的理论是在批评实践中逐渐确立批评的范畴、规则和理论的。这不仅体现在对某些创作时间较长、创作作品类型较广、创作特色变化较明显的作家研究上，还体现在对待同一部作品的研究不断深入方面。对同一位作家的追踪研究，比如张洁、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演变，从少女的清新明丽、多愁善感到成长后的犀利多疑到成熟后一切了然于心的超越，评论界都给出了准确及时的定位。对待同一部作品研究不断深入，是随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位移而发展的，“一个文本呈现在它的读者面前的形式不决定于文本本身，而决定于读者惯常应用于文学的符号因素”〔2〕。我们仅以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张洁有着清醒的、痛苦的，甚至是神经质的女性意识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相比于当时文学界沉湎的“伤痕”“反思”创作潮流，该文提出的问题较为超前。小说以女儿的视角叙述了母亲钟雨一生爱的不幸，找到爱情却无法拥有，母亲深爱着的老干部的“幸福”家庭充满了多重言说的释义。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后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不仅因触及“第三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等敏感话题，还因为“如果有来生”的天国许诺引起了评论界的哗然。肯定张洁小说的人说：“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3〕否定一方则义正词严地表示：“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家完全应该批判。”〔4〕好或者不好，这是比较典型的正反对峙，但总有一些文学特质是难以名状的，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难以达诂。它毕竟是以文字写出的情感，而非数学公式或者几何图形那样有明确的界定。近年来的年轻学者试图以两代人两条线索各自的故事引导研究者再解读，以往的批评只关注了“他们”，即老干部和钟雨的故事，而忽略了“我”作为叙述人的成长，“具体到这篇小说，就是叙述者通过讲述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在叙事中追认和补偿了自己的成长，这样一来，叙述者的成长就具有了象征意味”〔5〕，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持续研究，一则是作品的丰富性，它存有多元的阅读生长空间，每一句话、每一种思想都能引发多维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解释，能不断地激发研究灵感；二则是研究实践的丰富性，研究可以适时地引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复调叙事、潜文本等）充实研究。像这样对同一部作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解读使女性文学批评不断焕发生机与魅力，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以整合为目的，就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整合既是性别整合也是文化整合，前者契合了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和谐”的倡导，后者印证了“全球化”的理论视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虽然是以作品为发声的依据，在研究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但我们的评说都不仅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综合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做的不是书斋、楼阁中的闭门造车，而是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毕竟，在面对经济危机、恐怖袭击、大气污染的现实生活之际，性别不是一切，文学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生存和发展，更好地生存和更好地发展。性别不能单纯地来解释文学，就像不能以阶级来解决一切矛盾。性别只是作为文学创造者和研究者的一种类属身份，它本身并没有文艺研究不可或缺的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分量，也不能单独构成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发现和阐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走了一段弯路，仇男、杀夫、弑父，非常极端地将男人写得一无是处，他们是软的、重的、没有生命的肉体，是丑陋、猥琐、自私等所有贬义词的合体……女人为了摆脱男权压迫只能逃脱到自己的“方舟”之中颓然认命。但这仅仅是成长经历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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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叛逆，就仿如青春期，成长后的女性研究较为迅速地从偏激中醒悟，从偏离的轨道回归，发展到与男性平等沟通对话、共荣共振的正途。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向全世界展示成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女性文学批评关注各个角落的生活现实、关注各个层面的文学表达、关注国际国内的研究现状。仅以《中国妇女报》的2017年1月17日、24日两版《新女学周刊》为例，便可见女性研究的包容度与开阔视野：既有纵深历史的“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也有延伸全球的“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既有与新媒体接轨的“网络平台格局下的妇女儿童舆情多样态呈现”（其中不乏“直男癌”、暖男等新锐研究对象），也有理论性较强的“聚焦少数民族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综合起来，目前的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可概括为：从研究对象来看，我们不仅有对国内女性文学的垂直研究、动态研究，有对国内、国外女性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也有对海外华人女作家的研究，来华外籍女作家的研究，可谓全面而丰富；从研究主体来看，研究者的心态越来越自信，中国女性生存境遇的改善带来女性心态的改变、精神风貌的改观，女性文学批评的潜能便可得以发挥，在世界性别研究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从研究方式来看，中国式的女性文学批评是综合着女性生命体验、精神底蕴和体悟思维的理论，这是与西方
—把握了这些特质和形态，我们就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争权”“夺位”“离间”“拆解”明显不同的气质——
能以发展的战略眼光，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批评知识体系、学理体系和评价体系，女性文学研究就能在两性和谐的土壤中实现整合的文学理想。
二
我们始终对美学经典怀有敬畏之心，在男性导师的指导下觉醒，亦步亦趋地走向现代，一步一个脚印，温文尔雅却也不卑不亢。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并不具有历史渊源一脉的理论传统，但存有女性文学批评的种子（姑且不论《诗经》中的女性之作，仅对蔡琰、李清照、鱼玄机等的研究就可撑一方天地），只是较为羸弱，禁不起雨打风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不是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在“自己的一间屋”中的女性空间想象，不是像埃莱娜·西苏那样要以女性“躯体”建造另外一套语言系统与男性抗衡，而是在对传统美学经典的继承、参照、质疑、对话中建构的，她在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的控制中发芽，基于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契机生长。女性话语是温文尔雅、雍容大度的“诗评”“文评”，而非激进的政治立场和性别对抗。
—我是我自己中国女性觉醒的肇始是男人，是男人说女人应该自立、应该反抗，女人才开始醒悟——
的。这与中国整体哲学、人文背景有关，也与女性自身的发展有关。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男人”促成了少数先行女子关于“人”的口号的提出。“女人是人”，那么是要先成为“人”还是先成为“女人”？“男人”说：“女子这两个字包括一段极长的悲哀历史”，“我们中国是讲纲常名教的礼仪之邦，关于怎样去限制女子的自由，怎样去使得女子不能发展我们的能力，同时剥夺我们的人格的种种法子，总算完备极了。我们的女子受了数千年传下来的遗毒，就失去了我们的知觉，变成了男子的一种极妙玩物”〔6〕。于是女人就这样认同了，她们开始践行他们的理念，激越昂扬地遵守着男人、战友乃至恋人的规训。具体到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最初的评论家也是以男性居多，茅盾的《冰心论》《庐隐论》开创“作家论体”批评体式，鲁迅对《生死场》“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语破的”式点评，成仿吾、梁实秋的“大一国文”式论点论据的总结归纳，都是对女性文学高屋建瓴又中肯科学的批评，是后来女性文学批评的范本。
梳理一下女性文学批评的大致构成，可以归纳为两种对立统一的势力：对传统的习得与对“强己”的追求。
习得层面，这是将传统的、主导的艺术标准及其社会功用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的部分，是深入骨髓的遗传基因，“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7〕。西方女权批评的第一个行为就是从赞同型读者（assenting reader）到抗拒型读者（resisting reader），我们则不然，我们没有先验地将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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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于男性文学理论，那无异于抬高他人而自我降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是以传统文化为资源关照女性文学研究的，这从理论角度有它的合理性，从实践角度讲则是有效地将美学经典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文化遗产理论资源有精华也有糟粕，它的负面（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影响对女性发生过长期的腐蚀作用，
—周易的阴阳互转、道家的柔弱刚强、“虚静”“物化”“神思”“直但其精华部分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寻”等美学理论，女人作为人类的一极同样可以沐浴在他的理性光芒之中。《文心雕龙》《闲情偶寄》《人间词话》都是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评价依据，我们同样在批评话语中用“形文”“声文”的文质之道，“造境”“写境”的优美宏壮之辨。本就不存在哪一套话语系统是男性专属的而哪一套是女性独有的，“习得”便是自然而然的文评之道。不仅对学问，即便是对做人本身，对历史、对经典应该永存敬畏之心。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陈述：“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8〕古代文论积累的审美经验可以更好地培育我们的审美思维与评说表达，对历史要怀有感恩和敬畏之心，这样才能从容地理解历史、学习文化。比如对《青春之歌》的文本批评，我们既可以采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分析小说的叙述语言、结构安排，小说如何实现以情爱方式对政治演绎，男性的性别魅力如何与政治魅力相互印证；也可以从作家主体入手分析杨沫与林道静的原型演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必定要和阶级、社会解放相结合；还可以借用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小说的几次版本修订进行考证；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可以从小说的表层故事爬梳出小说对传统—出走、私奔模式，绝处逢生、英雄救美模式，三角或多角恋爱模式，女性精神上的寻父叙事模式的沿袭——
模式等等，这种继承不是刻意的，而是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就在那里，你自然而然就要汲取的。西方的女性批评力主建立排他的系统，“和女权主义批评不同，女性批评旨在建构一种分析女性文学的女性模式，在研究女性体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而不是采用男性的模式和理论。女性批评的起点在于我们使自己摆脱了男性文学史的束缚，不再强使女性适应男性的传统，而是专注于新的可见的女性文化世界……女性批评同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女权主义研究相联系……”〔9〕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则不同，我们是在传统中创新的，我们的源头是中国文学理论，这其中依然存活着有巨大生命力的渊源。
自立自强层面，这是力主女性“强己”的努力，是女性的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自我完善、倡导（advocacy）女性自主权的层面，你若芬芳，蝴蝶自来。80年代初期的女性批评对宏大叙事的反抗不过是青春期的莽撞、冲动，有失风范却也有着真性情，是成长的必经阶段。然而与反抗伴随而生的也是女性精神的孤独、失落甚至溃败——
—我们所反抗的对立面其实并没有把我们当成敌人，“女作家不只是处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男/女或者男性/女性二元系统中，而是处在一种社会关系的多元的不固定的机体中”〔10〕。我们就像唐·吉诃德一样，进行的是一场去向不明的无望厮杀，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三恋”“两垛”“玫瑰门”等探讨女人生存、爱恋和性别身份在历史夹缝中确认的文学作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浮出历史地表》等理论著作，无论是挖掘女性文学传统还是引介西方女性思潮，王安忆、铁凝、张抗抗等作家，孟悦、戴锦华、王绯、林丹娅、张京媛等学者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在多元文学批评思潮中凸显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实绩。即便是这样，我们的美学经典理论也是女性文学批评无法跨越的存在。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从“被书写的历史”“抵制书写的历史”写到“书写的开启端”，意在呈现“她被塑造的苦难与挣脱的意向”，但书中处处可见“无字碑”“镜花缘”“霸王别姬”等从古老的典故和小说、戏曲名词中点化出的现代新意，向传统致敬。如果女性文学研究“一味地从‘主义’出发，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实事求是。因为这一切工作和结论要做得对‘主义’有利，去迁就主义，符合主义对事情已经提供的看法。主义成为它自己的一个世界，一种不受外部干扰的符号系统，一种纯粹的形式”〔11〕，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态度和学术态度。人类的文学遗产不等同于男性的专属，我们自立自强也不等同于我们可以抛弃所有的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5000多年连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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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2〕有着这样深厚的学养，我们怎能妄自菲薄或轻言放弃？
三
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进入性别共荣的清朗状态。
—寻求与男性的合作，走向性别和谐，共同繁荣，这才是能让中国性别共荣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女性文学批评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自有女性主义一词以来，我们一直在说男性如何自私、霸道、不公，于是女性的怨恨、反叛、复仇成为常态，可这并非人类文明的应有之意。女性研究并非刻意于揭露男人的短处，而是发挥各自性别的长处，女人可以怎样、男人可以怎样——
—更好。“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3〕。女性文学批评怎样迈向和谐共荣？和谐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妥协，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降服，而是双方都要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行，不做社会历史年轮里的龃龉。“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他们紧密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14〕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男人和女人无法相离，彼此欣赏才能比翼双飞。
新世纪的性别文化背景在两性地位、权益、身份定位和价值判断上都出现了新质。王安忆《遍地枭雄》主人公韩燕来的出现，为女性文学增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标志着女性公正地审视男性；铁凝在《笨花》之中对男性恰如其分的表现，既没有夸饰的拔高也没有刻意的贬低，向喜与三个老婆的故事被幻化为亲情之间的惦念关怀，两性较量的火花被亲情之泉默默熄灭；迟子建则以《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男女的生存状态，相得益彰和谐之美为“双性同体”理论构想提供了美好而理想的实践范式。女性文学批评与此同步，正在将凌厉的目光收回，而以审慎、开阔、高远的姿态进行研究，避免滑入狭隘和偏执。以近三届中国当代文学会·女性文学研讨会（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最高级别的会议）的议题为例：2011年“中国女性文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21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文论发展研究；21世纪以来中国性别/女性文学教学实践与问题研究；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发展态势与信息交流；性别视角下的文学艺术与文化研究。会议主题及时地将新世纪十年女性文学文论的教学、研究进行总结，涵盖范围较新较广。
2013年“第十一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议题为：传媒时代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及文化研究。会议议题将女性文学研究扩容到了传媒领域，也注意收集、分析、整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成果。
2015年“中国女性文学第12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内容为：反思与展望：女性文学研究20年；跨文化视野中的女性文学研究；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女性文学的古今演变；女性文学与媒介传播。会议议题提到了“展望”“跨文化”“古今”“传媒”，可见考虑得非常完备。
会议议题的提出是研究领域的风向标，从其后各届会议论文汇编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论文都实现了会议的倡导。女性文学批评已不仅限于追踪作家作品、归纳思潮流派，而是抬眼望向了更高的天际线。比如“中国女性文学第12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发言中就涉猎了《“政治化”性别：走向“公民社会”》（董丽敏）、《跨文化视野与女性文学研究》（乔以钢）、《论新世纪被拐卖妇女叙事》（刘传霞）、《网络媒介时代女性书写热潮与社会价值认知》（蔚蓝）等不仅关注女性自身，更是将整个社会纳入研究视野的问题。
“文化是被历史和人塑造出来的，……现代女性将在思考和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融入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我以为，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大开放，文学与‘性’将恢复它们原本密切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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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小康的过渡时期，文学将随着‘性’观念的彻底更新，进入人性化写作的更深层。我相信，两性关系平等与和谐的未来文化将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书写。”〔15〕“清朗”的女性文学批评不再呐喊、彷徨、怨恨、愤怒，不再向世界控诉我们“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我们尽量客观、冷静、科学地将女性生存、女性文学最真实的一面加以分析、表述、评价，为作家指引理论、为读者指点迷津、为研究指明方向，从而呈现文学及至人类文明的整体之美。
“女性文学批评”是凌驾于一般性存在之上的需求，是历史因袭、文化基因、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多方合力的作用因素。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既不同于英美的、法国的、北欧的、非洲的女性理论，也不同于日本的、南洋的、澳洲的女性意识，她既是漫无边际的女性之网的有机成分，又有着独特的质地和颜色。西方的女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比我们先行，但时间经历的早晚可否就是判断“先进”“落后”的尺度？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有个预设的前提，不论是英美派、法国派，还是殖民后殖民的女性主义理论，都可以用来解说中国的女性文学，也都可以被视作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的前沿，仿佛她们的就一定是好的。但女性文学批评毕竟不是水月镜花，它是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等多因素的综合实践，就像光合作用，它不仅需要传播来的花粉，更需要土壤、阳光、空气、水分，后面这几点才是我们本土独有的，是中国气派、中国作风，是我们的“中国经验”。面对全球化、面对经济危机、面对恐怖袭击、面对雾霾，如何表达中国女性声音？今天的中国文学，今天的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有信心、有勇气让世界听到、看到、领略到我们的女性智慧、女性风骨，让全球共享我们的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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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抗抗.性与女性——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Feminine Literary Criticism
LIU 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110136,China）
Abstract:The“Chinese experience”of feminine literary criticism is our unique historic inheritance,concept standard and discourse system.Its research is originated from works based on practice aimed at integration.Its research concept shows its awe for aesthetics scripture of humanity shared i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striding for modernism in a graceful and moderate way. Chinese feminine literary criticism is undergoing the stage of mutual prosperity between two sexes which is synchroniz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edia prosperity,heading for a state of being clear and bright.Nowadays,Chinese feminine literary research shows confidence and courage to present female brilliance to the whole world,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feminine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literary criticism;Chinese experience;new century for the female
【责任编辑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