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4月即将在中国海南举行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杨洁篪透露，届时中国领导人将亲自出席，同时，将有多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领导人与会，还有不少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各国各界朋友与会，会议的规格和规模将会超过历届年会。

中国周边安全局势面临的挑战：2012年，由日本和菲律宾分别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和黄岩岛对峙持续升级，而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动作更是高歌猛进。2013年，奥巴马将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日本与韩国已完成政府换届，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也将产生。在开启外交新政的2013年里，中国将面对一个怎样的周边环境？

两大趋势：中美博弈与海上争端并行：总体看来，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两大趋势：其一，中美之间的竞争加速周边国家的分化；其二，海上争端推动中国海洋政策的调整。

就第一个趋势而言，从2010年至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的核心是中美两国的博弈，双方都在争取支持自己的力量，这也引发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开始选边站队。明年，这一大格局应该不会改变。

从2009年开始，为了应对中国在亚太逐渐增强的影响力，美国推出“重返亚太”、“转向亚洲”及“战略再平衡”策略以期掌控东亚格局，主导亚太事务。在这期间，中国的近邻日本、菲律宾进一步靠向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左右逢源，远邻澳大利亚也悄悄改变了风向，中国周边国家在美国的挤压下进入了战略再定位阶段

去年11月赢得连任竞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东南亚国家，再次高调展示了美国战略东移的决心。

2013年，美国将继续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预计包含三层内容：第一大平衡是战略与安全方面的“再平衡”，包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武装力量结构、美国的地区战略，以及为此进行的军事方面的硬件、系统和技术投入；第二大平衡是巩固和更新同盟关系，创建新的伙伴关系与同盟；第三大平衡是经济领域的再平衡，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美国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抓手”。

2012年可以说是中国周边海上争端的集中爆发年，日俄的北方四岛（千岛群岛）纷争、日韩之间的独岛（竹岛）争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中菲的黄岩岛对峙相继发生，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成为影响亚太国际关系与地区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涉及中国的海上争端表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高烈度与联动性；二是中国立场的转变。今年以来，中国海监、渔政船只和飞机在钓鱼岛12海里内连续进行海空立体执法，维权力度从未如此强烈。在黄岩岛对峙持续的时间长，对峙双方的应对手段多也达到了历史新高点。其次，2012年中国海洋政策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即从过去的被动变成了主动，中国的海洋政策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和强硬化的轨道。

海上争端仍是影响2013年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不论是黄岩岛事件，还是钓鱼岛问题，各方都未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周边部分邻国对中国有强烈的国家焦虑，对海上争端采取的是“能占则占，不能占也要采取干扰措施”的原则。这些做法使得日本以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海洋领土争端的立场上会进一步趋同，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将增强，它们将谋求建立更加广泛的对华联合阵线。因此，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将双边问题扩大为多边问题，甚至不惜将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上升为具有国际和地区性安全格局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实施强大的外交和安全压力。

中国重视海空军是大国发展的必然进程，强大的海军保护海洋利益也是职责所在，但是否动用海军则‘主动在我’。目前，中国主要动用海监、渔政等执法力量来宣示主权，而中越之间的高层对话和日本安倍晋三的缓和论调说明各方还没有通过武力解决海上争端的考虑。

中国要继续走出去，对方却要继续强占，这么一来，海上摩擦就不可避免，但因此爆发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作为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延续，2013年我国周边将面临四大安全挑战：一是如何应对中美政府换届后双方的试探期；二是如何应对来自海上争端的挑战；三是如何应对来自中南半岛的挑战；四是如何应对朝鲜半岛潜在的不确定性。

2013年，奥巴马将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班子也将产生，中美关系转入调整期似乎已不可避免。中美如何尽快走过试探期，增加政治互信将考验双方的政治智慧。随着奥巴马政府最近3年多来大举推进战略东移策略，在中国周边各种动作不断，给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如何拓宽渠道、加强沟通、增加互信事关中美双边关系未来几年的走向。中国可以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向美国发出更加清晰、明确、连贯的信号。

相较于中美关系的长期性，中国周边的海上争端似乎更紧迫、更直接。由于中国周边海上争端明年会朝着低烈度、长期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在海监、渔政方面也必然会加强维权力度，这意味着明年中国面对的第一大周边现实安全挑战仍是海上争端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国向海上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梦想与努力也注定面临着周边国家和美国的直接阻挠。日本长期视自己为海洋强国、中国为陆地强国，作为近邻，中国积极寻求成为海洋强国的努力被日本视为一种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严重侵犯与外来威胁。日本自卫队今年12月13日和22日两度出动战斗机对中国海监飞机实施拦截，并扬言在2013年要建立“钓鱼岛专门部队”，一对一盯紧中国公务船只。

日本今年会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步步紧逼，并在南海问题上推波助澜。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明年也会继续将中国周边海上争端作为“迎合点”和“切入点”，继续拉拢亚太盟友，遏制中国的崛起。

第三个挑战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因素来自中南半岛的变局，竞争的双方仍主要围绕中美展开。中南半岛对于中美在亚太安全的博弈意义重大。美国在战略上一直试图将太平洋-印度洋“两洋合一”，而其接合点就在中南半岛。2012年以来，美国在缅甸动作频频且与日本互动效果明显，短期内可能会对中国构成不小的挑战。

日本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重返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凭借经济实力与软实力的投入，在该地区建立了不错的口碑。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后，日本更是紧密配合。2012年11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在奥巴马总统首度访问缅甸时对缅方提供一笔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6亿元)的援助。同一天，日本政府也宣布向缅甸提供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6.6亿元)的贷款，这是日本27年来首次向缅甸提供日元贷款。美日互动效果明显，这使得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在缅甸的经营策略，不仅仅是投资，还要转变做法。

与海上争端、中南半岛变局表现出的趋势性不同，中国周边安全挑战中最充满不确定性的则是朝鲜半岛局势。

由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坚持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是最大的。2010年，因为延坪岛相互炮击事件和“天安”舰事件，半岛紧张局势达到了朝鲜战争停战后的新高峰；2011年以来，朝鲜领导人新老交替与发射卫星再度引发外界担心。2012年年底，曾访问过朝鲜并与金正日会面的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似乎让人看到了南北关系有望缓和的迹象，但半岛局势明年如何发展还取决于相关各方的判断。”

多管齐下与大国自信化解风险：对于如何应对海上争端，除了设计海洋安全战略、增强海军实力外，应吸取2012年经验，完善“多管齐下、多手段并用”的应对模式。2012年，中国在海上争端中化被动为主动的方式可供将来参考。由于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对中国妥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中日在东海海域保持对峙或许会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一背景下，统筹国家海洋战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主动出击都非常重要。

以“大国自信”来看待问题，对于化解风险、面对挑战至关重要。

以中南半岛的变化为例，缅甸确实是在与美国发展关系，但应看到的是，中国与缅甸接壤，目前在缅投资最多，也是缅甸未来发展的最大依赖，这些是其他国家取代不了的。因而，不必将缅甸与美国发展关系视为与中国敌对。越南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同样也是如此，积极一点看这或许也是越南拉俄罗斯平衡美国的需要。

中国如果能以大国自信的心态看待中国周边邻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就会发现，这些关系并非都对中国不利，这种思维的转变至关重要，否则会损害中国与邻国的感情，并促使它们渐行渐远。中国是一个正

在崛起的大国，现在需要的是建立起大国的自信，然后是担负大国的责任。

2013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整体趋向是：朝鲜半岛局势因为韩国的选举结果明了而有所缓和；安倍晋三公开表示要跟中国、俄罗斯、韩国改善关系；美国重返亚太会稳步走，不会停止但不会突显什么；南面的印度也释放出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的信号。重要的是，中日韩合作计划、东亚经贸一体化进程都要启动并进行谈判，只要谈就会营造出好的气氛，这对化解中国周边环境的整体风险有好处。

欧债危机性质和前景分析

两年前肇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违约，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运行脱离常轨的状态愈演愈烈，这可以理解为从“问题”向“危机”的发展进程。即使欧盟和IMF 宣布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低利率救助计划，并且连续向“问题国家”注资，我们还是难以看到危机缓解的前景。相反，它已经逐渐演变为不独欧洲几个“有问题”国家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危机，对整个欧洲和世界也已经展现出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国的转移。过去，主权债务危机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进程中。实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导致政府支出急剧增加，而巨额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又不能在短期内转化为国家可支配的收入。不得不借入天量外债，利率变化和还贷年限就成为两个致命问题，直接拖累经济增长步伐。

相反，今天的欧债危机起源于欧元区国家（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同样以主权债务形式出现，反映的也是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粮问题，但要问及这些“亏空”来源何处，却更深刻暴露了体制、历史、文化、发展战略乃至一体化征程上的综合矛盾，绝非一个“开放进程”能够概括的了。

第二，关联全欧甚至全球的危机。缓解危机的措施，各方执行起来仍存在极大难度，很难说已经呈现的复苏曙光再不会重回动荡深渊。

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几乎所有欧元区国家在两个重要指标（政府财政赤字/GDP，政府债务/GDP）上都处于“超标”状态。即便复苏相对强劲、经济体量大从而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国如德、法也不例外。假定危机蔓延，那么这些问题必定浮出水面，从而引起市场更大的恐慌。

二是，已经形成密织的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希腊主权债务爆发危机，政府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濒于倒闭，而德法之所以出手相救，除去害怕欧元区破产和欧盟倒台，关键在于他们是希腊主权债务的重要债权人，持有份额分别为500 亿和300 亿欧元之多。葡萄牙同样被主权债务所累，但后面的债权人却不比其轻松，西班牙和法国分别拥有该国600 亿和300 亿欧元的债权。在欧元区和欧盟走向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前提下，危机的传染必然带有全欧特征，全球国家甚至都不能幸免。此刻IMF 也必须拿出2500 亿欧元，让“问题国家”以“借新替旧”的方法缓解危机。但如果危机继续深入，来自各方的救助资金就如同进入无底洞，连带各国经济复苏无日。

第三，如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形成“后浪更比前浪高”的海啸波及效果。希腊与其他国家的债务关系最脆弱，相对其他国家先行爆发危机。而其他国家的危机因素并未恶化到“显性”，尚处于“隐性”状态。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财政赤字水平与希腊不相上下，但其主权债务危机暂时还没有爆发，是因为债务没有到期，在短期内还没有支付危机所致。如果支付期临近，其压力必然随之增大，而自己又不能在此期间内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收入，筹措到期日必还的款项，那么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无疑在心理和财政上给整个欧元区更沉重的打击。

如今，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债务问题也亮起红灯，标准普尔在2011 年9 月19 日将其长期主权评级从A+ 下调至A，长期展望面为负。穆迪与惠誉对意所评级数与标普有微小差别，然长期展望同样为负。众所周知，西、意任何一国，其经济规模要多倍于希、葡和爱尔兰的总和，他们的债权债务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甚至美日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一旦倒下，恐怕其他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无法施救。

当然，后者是否愿意，有无能力也是施救的基本条件。德国和荷兰等条件较好的国家不但力不能及，即便有能力和愿意，也要防止救人时把自己搭进去，不得不从自己今后前途出发决定取舍。所以，今天的希腊和葡萄牙，明天的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在危机扩散而应对不利的条件下，可能会形成“后浪推

前浪”的危机扩大效应。但危机扩大又与“大到不能倒”的重要性增加相关。关键在于解决已经“显性”国家主权危机的力度和时间，否则危机必将蔓延，“大”也不得不“倒”。

与欧债危机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分析欧债危机的起因、发展路径及其各国的应对措施，应当先明确下述问题：首先，两种主权债务危机的危害有别。主权债务是一国以主权担保向外国或是国际经济组织借入的资金。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粮，财政上已经不可持续，这是形成主权债务的第一个原因。

欧元区诸国中，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财政收入绝对量相对较少，然而它们身处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的经济政策与对外关系政策背景下，工资和社会福利乃至失业救济等方面都要向德法等核心国家看齐。政府用于这方面支出部分在GDP 中的比重不断增大。由于这些事关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其特点是不可逆的，这就导致政府债务和GDP 之比居高不下。

第二个原因是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代表的政府债务危机模式。受美国次贷危机传播影响，国家银行体系中的呆坏帐不断暴露出来，形成大面积银行业危机。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必然出售国债筹措资金，但是举债和偿债的能力及措施（外国和国际经济组织是否愿买、能否到期偿还，都是疑问）却备受争议，实在不易实施。

与主权债务相对的是非主权债务。由于没有国家主权作保，也涉及不到政治与国家形象。在欧盟各国中，一般来说规模都不很大，往往在竞争和危机扩大过程中自生自灭。也就是说，政府债务的形成与商业银行由于不良贷款导致的功能缺失，对于一国危机的爆发的推动性作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其次，缓解债务危机办法效力有限。既然欧洲债务危机已呈燎原之势，不管“问题国家”（包括深陷危机和可能陷入危机的国家）还是恐惧蔓延之水祸及自己的国家，都不可能置之度外，必然有所反应。或者承诺在规定期间内削减财政赤字和进行其他改革，比如加税和收紧政府开支等以换取援助，或者为了避免危机祸及本国，从而不得不向问题国提供资金援助。归结起来，缓解危机主要依赖借新帐还旧帐的办法。

以新帐顶老账、以债抵债当然是一个缓解当前到期债务危机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是内在的矛盾却在不断积累。获得救助贷款难道就能解决危机吗？只能将危机拖长。因为贷款不能降低负债总规模，如果借者不能在约期内偿付，危机势必重来。这和美国的“卖短买长”的“扭转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过去，欧洲“问题”5 国就以主权担保在金融市场上借了大量的短期资金。然而，由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他们不可能在到期之日支付。如果不想政府破产，必须借新的钱顶替。从长远来看，危机还有爆发的可能。比如现在IMF 以4% 的贷款率向希腊放贷，然而希腊很难利用这些贷款在其到期之日前，使其GDP 的增长率达到4% 以上。如果希腊要从金融市场上去借款，则贷款利率更高，与GDP 的增速差距更大。不论怎样，债务总额都不易缓解。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用得到的贷款改善国家经济竞争力适应IMF 结构调整的要求，使GDP 增长率高于贷款利率，否则无法还债反而黑上加黑；二是通过降低利率或是减少债务总量来改善现有债务的还款状况。事实表明，从欧洲央行或者IMF 所获贷款利息较少。

按照杰佛瑞·伍德（Geoffrey Wood）的说法，“假设早期的债务需要在未来5 年内被付清，那么新债将大于老的借债总额。这意味着债滚债将持续更长时间，而且要利息低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新的借债捞出爱尔兰”。

以新帐顶老账，用低利率且长期的贷款方式，看起来是一个唯一的缓解方法。因为即便在欧元区内，每个国家在财政上仍然是不统一，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使然。这就又产生两个问题：第一，由谁来提供。就目前来看，除了IMF 和美国日本甚至中国而外，区内只有德法这样的核心国家有此能力，但数量有限，还要考虑贷款条件是否为债务国所接受。

第二，随着债务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需要获得贷款补充亏空（不论是社会安全网建设亏空还是银行亏空）和用新债还旧债的国家越来越多，如果呈几何级数式的“井喷”增长的话，欧元区和世界经济组织，甚至其他援助国的承受底线在哪里？2010 年5 月欧盟为防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就设定7500 亿救助基金。即使这样，还有疑问说，欧洲央行究竟想援助“问题国家”的银行还是整个公共债务，是否对问题的严重

性估计不足。

第三，信心危机也导致宏观经济和金融秩序混乱。债务危机的爆发，不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源的失衡，还造成了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国家恐慌心理加重。人们认为，政府背负巨额债务，限制了借贷能力，本身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受损。同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又多次下调希腊、爱尔兰甚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主权评级（比利时和西班牙等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由于预报国内未来3 年内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超过预测，也陷入了危机。

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政府债务/GDP=60% 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临界值，一旦超过，该国就面临主权债务危机。而政府赤字，除意大利而外的其他4 国，早就数倍于3% 的临界值。甚至财政状况最好的德国，在2010 年初都预计该年预算赤字将占当年GDP 的5.5%。

巴克莱资本亦表示，美国银行业在希、爱、葡和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1760 亿美元），股市因此而暴跌，市场信号预示着宏观经济下行接近谷底。

众所周知，危机肇始于希腊，但希腊的经济规模（GDP 总量）只占欧元区17 国的2%，为什么蕞尔小国的财政问题会燃起遍及全欧乃至世界的燎原烈火？两个重要的推手：一是恐慌链条的蔓延，二是评级公司的作用，而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不相信政府能够有能力有步骤来挽救本国危机。小国依靠强大的国际援助尚不能缓解危机，大国就更不可能例外了。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由于恐慌心理蔓延，投资者怎可能安心充当“问题债务”的债权人角色，非但不会购买反而会尽力抛售欧元区资产。而怀有“恶意”和打劫心理的投机者则从欧元贬值中看到机会，多家机构均表示看空欧元，并采取实际行动“做空”欧元，造成欧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就使欧元区原本“问题国家”问题加大，数量不断增加，当然危机也就呈现出放大发展的态势。

第四，债务危机令国际关系倒退。总的看来，各方面（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对待债务危机国的态度是救助，不希望看到希腊政府和其他“问题国家”由于主权债务危机而破产，也都表示，应继续保留希腊等问题国家在欧盟和欧元区的位置。受一体化框架约束，欧元区核心国家不得不出手相救。

但这里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受援国能否实现承诺（削减赤字实施财政紧缩方案来换取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紧急货币援助），德法能不能继续容纳慢增长且“不负责任”的国家存在于欧盟之中，总是拖伙伴国的后腿？现在欧盟及其核心国的领导人担心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怕危机蔓延。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危机也由隐变显，将由于两国债务规模太大无法救助。二是救助人家的同时自己要承受多少损失，也有个数量界限。这个问题源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经济景气情况下。在世界经济景气时，统一的货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在危机时，由于各国受统一货币（因为已经让渡了部分经济主权，放弃了本币）的约束，无法通过货币贬值的方法来缩小债务规模，应急性地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只能紧缩财政，扩大税收，压缩总需求。但这又使得经济雪上加霜。

要获得援助，贷款利率也要相应降低，使受援国获得债务具有较低的执行成本相应增加还款能力。但是将这些优质资源挽救不好救助的国家，核心与表现好的国家是否愿意忍痛割爱，政府和国内民众的意见不一，矛盾激化。

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主权债务是一个毒瘤，不割不行，但是割了又怕殃及自身，只好先进行适度的“止血”。欧盟各国在援希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

人们把正在蔓延的欧债危机理解为，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由于欧洲国家主权违约而引发的危机。如果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从危机国家自身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伴的危机传递机制角度看，可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首先，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决定一国是否存在“问题”的基础。规模大实力强的经济体如此，欧洲“问题国家”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这个道理。金德尔伯格认为，一国经济健康和可持续的重要表现就是“生产性”。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意味着霸权国家由盛变衰。虽然他这里说的是霸权国家实力变化的线索，但是衡量任何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的变动又何尝不是如此。

按照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的解释，一国怎样能够将比较优势动态地导向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在要素禀赋稀缺条件下提升本国的要素素质，并且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潮流中适时补充稀缺要素，运用一体化所内生

的“贸易创造效应”来为自己竞争优势建立提供条件，这个思想尤其适应参与一体化进程中的规模较小的国家——类似于希腊、葡萄牙等国家。

也就是说，创造并保持有特色的“生产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立身之本，“生产性”的建设才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本钱”和竞争力的体现。否则就成为“搭便车”——过度依赖来自伙伴的要素供给与出口之便，其他伙伴也不能容许。危机条件下，希腊等国之所以还能获得贷款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改善国家经济竞争力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使GDP 的增长率快于贷款利率或者是改善现有债务的还款状况，减少债务总量。

但方案执行的症结在于，“问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在持续下降（相对施救国而言。难怪施救国不愿意救助这些“扶不起来”的伙伴。以希腊为例，它并不是以提高产品竞争力来成为欧元区一个强有力的成员国，而是靠财政与经常项目双赤字，以及加入欧元区后更容易获得的廉价贷款带来的基础设施拉动，过高的信贷消费，才有今天的债台高筑现象）

表现在，R&D在GDP 中的比例长期低下( 没有达到3% 的目标)，产品无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不足40%（这是指欧洲总的情况，在问题国家，这些指标更加恶化）；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产业，缺乏现代化的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很小（用希、葡与北欧国家相比）；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流动不足，竞争不够；严重的并不断增大的养老和社保负担（党派为了获得选票而许诺过大的政府支出数额），致使公共财务支出扩大成为净债务且没有GDP 增速的支持；等等这些，都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如此迅速进入一体化过程，当然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

其次，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一体化模式存在弊端。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少国家放弃了本国货币而采用一体化的欧元，让渡部分经济主权以获取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投资收益。但从根本上看，自身缺少将经济和制度一体化变成现实的手段和功能。不错，欧洲（除正在转型的东欧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具有福利国家的特点，高税收高福利甚至“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征程都不用个人操心。

如果高福利建立在高竞争实力的基础上，则还可持续。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医疗和养老费用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一个经济竞争实力衰退，又没有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再强硬地追求向核心国家和经济表现好的国家看齐，必然加大政府的赤字支出。明斯基认为，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成为政府赤字的主要来源。转移支付是一种单方向的让渡。其直接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但对就业和GDP 却没有直接影响。

从根本上说，欧元区当前混乱的根源，令人怀疑在其诞生时，设计者们注重的是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组织在区内的政治考虑，而忽略其巨大的经济差异。过度相信经过一体化的整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逐渐趋同，生产效率保持一致，从而得到理论认同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之便。然而，欧元区10 年的运行却与此相悖。外围国家在福利、政府开支和工资收入上都靠近核心国家，但生产效率上却渐行渐远，甚至失去原有的特色。

当赤字超过一定比例（稳定和增长公约所规定的数额），矛盾便突然爆发。而核心国家毕竟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拯救外围国家的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认为，应将希腊等国开除出欧元区，不但反映了危机面前先要自保的需要，也相当于承认将发展水平相异、竞争力提高不利的国家强行纳入一体化进程，必定埋下危机的种子。

很多人也认为，欧债危机是欧洲各国尤其是“问题国家”各国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用国家力量强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用财政赤字与社会安全网的完善相交换，而由此而来的赤字则等待一体化的援助来解决。在这样打算下面，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执政者为了连任需要，推出过度的社会保障、退休保险等措施，已经使政府债台高筑。

如今为了获得来自他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需要，又改弦更张，不得不放宽退休年龄，不得不搞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将竞争机制引入某些封闭的行业以及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个情况也说明，过去的发展模式之弊端实在是根深蒂固，是侵蚀市场经济的作用而盲目追求一体化的结果。

第三，全球应对欧债危机做法内含的矛盾-利率上的博弈。除了“阴谋论”的论调而外，没有人愿意看

到欧元破产和欧盟解体——尽管“问题国家”可能在贷款到期日时发生违约，尽管贷款在短期内难以带动GDP 的增速超过利率的变动程度。其中，一个较好的解释就是避免他们同时违约，那样欧元区必然解体。但在实施救助时，又不能让跨洲商业银行持有主权债务的份额太大。

否则，这些“垃圾债权”将冲击银行的资产平衡表，造成全球银行业未来危机，从而危害国际经济。因此一些欧洲国家（也包括美、中、日等国家），如德法（尽管两国在动员欧盟各国出资主体和援助形式上分歧严重）才力排本国内部非议，对“问题国家”施以援手。然而在提供贷款时候也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并非无偿而是遵守市场利率和汇率的调控作用。

有两个和债务相关的问题：一是市场真实利率应当反映援助资金的供需情况。如果利率较低，债务国借入贷款的执行成本就低，对需要获得贷款的“问题国家”就比较有利。但是援助国援助金额巨大，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当然希望抬升贷款利率并提出相应条件，这方面双方存在巨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另外，不管是借方还是贷方，在进行决策时必须看到全球资金市场的供需变化。为了解救问题而借贷，也可能造成滥发货币的全球通胀现象；二是利率的变动应当先于债务水平的变动，但这又很难做到。美国金融危机拉动了各国“去杠杆化”的实行，强制性地要求利率回归真实水平，可以说，如果去杠杆率没有发生，则债务水平一定存在于更高的危险状态上。利率涉及到市场资源配置，而债务和赤字则是各国财政问题的反映。它来源于人口老龄化推升的医疗成本和养老成本，造成货币供给小于需求，也引导主权债务的利率上升，最后由于支出极度增大导致债务危机。

因此，利率在这里，起到一个杠杆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在问题国家（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其国内市场的利率水平都高于经济表现好的德法等国，资金的紧缺由此可见。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向IMF 和欧洲央行甚至他国求助，获得一些利率低的贷款以平衡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由此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启动了有极大风险的杠杆工具。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国家必须做出承诺并由国家背书，提高购买政府债券的回报率，否则投资者就不会购买而为其分忧。但是在主权信誉降低的条件下，投资者还能否相信政府信用，就成为问题。另外，由于福利国家的缘故，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表现为国家债务（与美国不同），需要国家充当最后责任人。因此入不敷出时直接就是主权信誉大伤，导致政府调控无效。

由于欧债危机还在发展过程中，预测其前景的根据尚不充分。但是从近几年发展历程已经显露出的端倪上看，可以做出以下结论：第一，存在危机修复的条件，但很不完善。此次欧债危机系欧元区建立10 年以来第一次以主权债务形式表现出来的危机。它伴随着一体化取得的成就而来，但是其一体化功能受制于各国条件未能充分发挥。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是建立了危机应对机制（比如欧盟的金融稳定机制-4400 亿欧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债务总额还不及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的一半，而GDP 总量却与后者相差无几，存在修复的基础。之所以说不完善，是因为在救助过程中，援助国和被援助国，援助国之间从各自利益出发激烈地讨价还价，不易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在这样的条件下，核心国家能否起到防止危机蔓延的作用，采取什么措施挽救颓势于即倒，势必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政府的赤字开支避免了地区和世界经济滑向大衰退的深渊，起到了刺激经济活力的作用。用低利率来吸引私人投资者来购买国债，可以分摊政府支付风险，但是私人投资者的债权具有比政府债权更加刚性的特点——到期必须兑现。所以，如何提高私人投资者的信心，还要看政府的举措。

从这个方面说，赤字开支促进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潮流，这个情况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另一方面，通过援助国“买长卖短”的方法来延长危机，其制约条件是受援国在还款到期之日的生产力增长必须超过债务总量（包含利息的累积）的增长，这又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获得款项的使用效率和政府在危机条件下推出怎样的改革措施，将成为观察未来危机走势的关键。

第三，债务危机导致贸易摩擦加剧。欧洲很多国家政府必须减少政府开支，以应对债务危机的挑战。由此产生的负面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水平很难提高。不但消费且投资亦呈疲软之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保持增长速度，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有必要对进口产品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从而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第四，运行10 年的欧元能否稳定，欧元区17个成员国要么解体，这个问题已经突出地提到了欧元区

领导人的案头。可能实行有条件的政治与财政集权解救危机。原本的宏观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指宏观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混乱，现在已经开始向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转化，多国国内同时爆发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已经对社会经济运行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国际间的摩擦不断深化就是证明。

另外，欧盟一体化进程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问题国家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来缓解危机，也需要更多地让渡经济甚至政治主权，而援助的提供国可能趁此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经济政治权力。欧元区和欧盟国家将进入一个按照“国家竞争力”为基础的权力和地位的重新组合的一体化进程。

紧密结合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和战略部署，加强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有效引导:一要结合学习“两会”精神，深入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理解党和政府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问题1：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00多年间,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期间,先后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实体,包括各色各类政党,但最终大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顽强斗争,牺牲了2000多万革命先烈,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从党的产生和壮大,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和巩固,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风今已靡前贤。”这是后来任民革领导人的李济深在1947年3月所作诗中的两句,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正如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时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党”。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只有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后,才真正开启了中国驶向现代化的历史航船。那么,今后我们是否还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舵手”掌舵呢?

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企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新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之路。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翻开我国历史,不难发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往往是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这样。相反,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必定导致国力衰弱,人民苦不堪言。

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里搞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保持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无法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共同奋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只有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情况十分复杂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当代中国,谁最有资格和能力做到这一点?

第四,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挑战,也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都比较复杂。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来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长期积累的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办呢？

问题2：当今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局面该是怎样呢？

问题3：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来自人民，由人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必然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植根人民，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服务人民，一切工作都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3年2月27日，新当选的2987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后正式公布。这个名单最大的亮点，在于人大代表构成结构的变化。其一是首次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二是基层代表比例提高、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下降。这一变化，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之重大，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其中的最大亮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简称“城乡平权”、“城乡同权”）。这也结束了实行近60年的城乡居民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上“一人一票、但同票不同值”的不平等局面。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时，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1；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1；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明确了实行“城乡同比”的原则。从8︰1到4︰1再到1︰1，城乡居民“同票同权”终于变成了现实。

“人口比例”和“地区平等”原则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人口因素来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势必造成另外一些问题。譬如，像河南、河北这样人口较多、且农业人口也较多的省份，其代表名额可能大幅攀升，而那些“人口小省”或者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其代表名额会大幅下降。所以，仅仅依据人口因素来分配，也不尽合理，且会遭到一些地方的强烈抵制。

如何协调发展程度不一致、利益诉求有分化的不同地方的意见，这就考验着立法者的政治智慧。最终，全国人大的立法者们想出了一个更具平衡色彩的分配方案，并写入了《选举法》：各个省份应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三部分构成。

为了确保“地区平等”，使各个省份无论人口多少，均有一定的人大代表名额数，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决定，每个省份的“地区基本名额数为8名”。在扣除掉香港（36名）、澳门（12名）、台湾（13名）、解放军（265名）之后，其余的代表名额，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灵活调配，以确保“人口特少的民族、地区和各方面代表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顺利实现了“两升一降”的目标。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0名，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代表中有“80后”代表74名，还有2名“90后”代表。年龄最小的代表陈若琳生于1992年12月.

同为“90后”，20岁的铁飞燕是一名普通的公路收费站收费员，她用弱小的身躯救起落水的修桥工人，用微薄的收入收养弃婴，被称为“最美90后女孩”。

两会不仅仅是代表委员的事，他们必须关心被代表者所关心的事。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你关心什么？

问题3：近年来，我国在民生问题上的出台了哪些有力措施？你如何看待？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3日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举行的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

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和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审议讨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

2013年2月9日,农历蛇年春节前夕,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将30条政策措施分工部署,目标直指热点难点问题:促进就业机会公平,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

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等。

国家今年将全面实行一般诊疗费制度；

“异地高考”方案实现“破冰”；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

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推出“十大热点问题调查”,社会保障、反腐倡廉、收入分配、医疗改革和住房保障分别位居前五位。全国两会上,有哪些改革举措将要出台、改革如何闯过深水区、人民群众将分享到哪些改革红利,人们都倍加期待。

十八大报告指出“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等一系列改革,解决长期以来一些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

问题4：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问题上你希望迫切解决哪些问题？

在学有所教方面：要均衡教育资源，全面取消择校费，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把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范畴，改革大学教育模式使其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尤其是要解决务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不要让务工人员高不可攀。

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择天下英才而教之”的英才教育体制，属“教有所学”的范畴，离“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有所教”相去甚远。

转变命题思想，少一些学了之后多数人一辈子也用不上的知识难题，多一点应知、应会、应当面对、应当思考的现实问题，由注重考察解题能力，转换为注重考察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学习能力。

在劳有所得方面：尽快出台《工资条例》，提高员工的话语权，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强对企业尤其是建筑工地工资支付检查，避免恶意欠薪事件发生；建立企业用工环境基本标准，确保体面劳动，落到实处，同时搞好困难群体尤其是残疾人就业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养老保险金区域统筹乃至全国统筹问题。

在病有所医方面：在做好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的同时，要建立大病救助基金，完善大病救助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病致贫现象；要均衡医疗资源，建立知名医院与基层医院的帮扶机制，并充实社区医疗力量，使群众花小钱看大病，不出门能治病。

在老有所养方面：要提高农村养老金额，加大对农村体育设施建设数量，适当加大公益性敬老院建设的力度和数量，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要紧紧围绕老年人口的需求日益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积极探索家庭社区养老的养老，使养老不是负担，而是幸福！

在住有所居方面：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不但在公职人员中推行公积金制度，在非公职人员也要推行这一制度，同时要改革公积金使用范围，允许父母、子女首套住房使用公积金；要调控好房价使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加大保障机制房的投入，使困难户都有房可居，体面生活。

问题5：如何看待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腐败现象的增生，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近几年，一些老百姓总在抱怨，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反腐反腐，怎么越反越腐?”老百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种现象深层原因在于，我国当前反腐败已进入了深水区。

所谓“深水区”，有两层含义：一是深水中的鱼藏不住了；二是一层层地撕剥，让某些鱼感到疼了，由此抵抗加大，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加剧，利益相关人增多，廉政建设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除了这个因素，老百姓感觉腐败现象增多了，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腐败官员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很多以前存在的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浮出水面；二是现在很多大案都是“案中案”，查处所需时间较长。

实际上，我们这么些年的反腐成绩是非常突出的。据统计，仅2010—2011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77480件，处分289410人，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进入关键期，主要表现为：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突出。

二是一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很多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元，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比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在2000年至2009年间，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钱款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今年6月，甘肃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其受贿金额高达4287余元，另有9737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三是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与民争利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如对征地拆迁、住房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往往隐藏着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问题。

四是在落马官员的级别升高的同时，也出现了腐败“落势化”倾向。也就是说，腐败现象从较高职位向下移落、向基层渗透的变化趋势，腐败现象所涉主体可能就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

五是出现了一些被媒体称为“个性贪官”的人物。所谓“个性”是指官员贪腐行为的特殊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他们也具备其他贪官的共性，即在共性下发展出的“个性”。比如利用情妇腐败，以前常见的是贪官让情妇的公司包揽工程，而“个性贪官”杭州市江干区城建办原主任乔志东不是这样，他让情妇直接出面，向老板、包工头索贿。万一事发，他可以以“不知情”来辩解。

其二是腐败形式的特殊性，这些“个性”手段本质上属于腐败分子的“创新”方式，即由贪官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贪腐形式，用来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这些手段有别于以往，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在监督时，往往会被忽略。

广东省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邱伙胜“含泪”索贿，称如果不给钱，他和他老婆就要跳楼了，“以情动人”地去索贿。过去贪官习惯一次腐败出“天文数字”，现在则是“蚂蚁啃骨头”。河南省封丘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总额上千万元，但分为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以往官员落马重点查的是个人名下资产，但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案发后查出了整个家族资产达20亿。

从中央近年出台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措施和雷厉风行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绝无“容忍度”的鲜明立场。具体来说：

一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包括六项主要任务：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惩防体系”是我们党现阶段反腐倡廉建设内涵的集中体现。其中，教育以信念为重；制度以落实为重；监督以实效为重；改革以治本为重；纠风以民利为重；惩治以查案为重。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惩治腐败，另一个是预防腐败。

二是深化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下的权力，是腐败的克星；暗箱中的权力，是犯罪的温床。“三公”是指公款消费、公款旅游或出国、公车购换，每年在这方面消费的公款高达干亿元以上。这些年

每届纪检部门都将治理“三公”作为大事抓，但始终难以根除之，相反愈演愈烈，发展到公款点歌、公款追星、公费开销高尔夫球场、公款出镜，甚至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娼。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已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反腐败要取得成效，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唱独角戏是不行的，这也是全球反腐败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是突出重点，狠抓专项治理。除了加强日常管理的监督以外，对国家重大政策、重要工作、重大活动及时跟进、积极开展监督检查、严格行政纪律，维护政令畅通，确保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减少腐败。

四是深化防治腐败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11年7月23日，潜逃加拿大12年之久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被加拿大有关部门遣返回国；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赖昌星案件的审判，显示了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表明，在中国和国际在反腐领域开展的合作日益密切和广泛的背景下，“外逃”已不再是贪腐者的天堂。

腐败是“越反越多”吗？结合你了解的身边情况谈谈认识。

问题5：怎样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用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地位的“升格”，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对生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民意的呼唤。

生态文明是中国转型发展大势所趋，也是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民心所向，因此，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目标，提出“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愿景，才会引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开启新一轮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潮。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在于其“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是“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从生态文明的内涵看，主要包括先进的生态伦理、完善的生态制度、发达的生态经济、适度的生态人居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美丽中国，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建设美丽中国，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

目前，我国能源年消耗量占全球的19.5％，煤炭消费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石油消费量一半以上靠进口。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是西方发达国家的4-5倍甚至更高，铁矿石、粗钢、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粗放的发展方式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必然是难以为继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很可能是大多数人还没有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而工业化的代价却已经把人们推向了绝境。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尖锐的矛盾，根本途径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例：东莞知名网友“肖功俊”发出微博，出10万元邀请东莞市环保局局长到寒溪河游泳。

温州企业家拿出20万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未来一段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地探索实践。立足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以下方面开拓创新、有所作为: 第一，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第二，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第三，进一步强化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第四，以环境保护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第五，创新机制，加大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