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_李学竹
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李学竹
[摘要] 文章以梵文贝叶经为题,指出梵文贝叶经虽然原产于印度,但在印度几近绝迹,而在我国不仅得到妥善的保存,而且它的生命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延续,现存于汉、藏文大藏经中由梵文贝叶经翻译过来的无数经典就是事实的证明。梵文贝叶经在我国流传不仅数量多、时间长、地域广,而且曾经有无数的汉藏两族佛教徒参与了梵文贝叶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为梵文贝叶经的传播和保护作出重要的贡献,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所以中国才是梵文贝叶经真正的保护者和传播者。
[关键词] 梵文贝叶经;中国;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 B9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 )(2010)S0-0053-10
一、引言
梵文贝叶经是古代印度人民用古梵文把佛教经书论典刻写在一种叫做贝多罗树叶上的经典。贝多罗树,梵语是T āla 2p att ra ,T āla (多罗)是树名,p att ra (贝多)是叶的意思,即多罗树叶①,属棕榈科(p al m )的一种热带性植物,产地主要在南方,以印度、斯里兰卡、缅甸、中国西南地区为多。其叶长且宽,质地稠密,经过加工可供书写。但加工程序比较复杂,据印度学者Sha bha Ra ni Das h 博士介绍②,贝多罗树有雄性和雌性之分,由于雌性树的叶子比较柔软坚韧,所以制作贝叶经一般只选用雌性树的叶子。选好可用叶子,采割下来后,需要在泥土或糟糠中反复浸泡、水洗、日晒后,再用刀片对正反叶面进行打磨,然后用柔软的布向同一方向擦搓,最后把它裁割成相同的长度,并在上面用烧红的小铁棍打上穿线孔,这样方可用于刻写文字。这是在纸张尚未发明以前,印度人利用贝多罗树叶作为书写材料来记载宗教经典及宫廷文献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犹如我国古代把文字刻写在动物的甲骨或竹简上一样,是没有纸张时代所用的代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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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①②关于贝多罗树,在古代汉文资料中也有介绍,如《沩山警策句释记》卷2云:“梵语贝多罗,此云岸影。其树如此方椶榈,直而且
高,叶长广,色光润,西国书写皆取用焉。”(《续藏》[Z]63卷第253中。)《大唐西域记》卷11云:“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
用”。(《大正藏》[Z]51卷第934下。)又《起信论疏笔削记》卷1云:“贝叶者,即多罗树叶也。犹此方竹帛简牍之类,载能诠文可以披取。”(《大正藏》44卷第301下。
)《印度奥里沙州贝叶写本的特征》,《佛教学 ー》第85号,2007年5月,日本大谷大学佛教学会。
据佛经记载①,早在公元前6世纪佛陀时代,古印度人就已经使用贝叶作为书写材料。不过,最初佛教经典的流传仅是师徒相承,口口相传,并没有见诸文字。大约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佛教僧人才逐渐用文字来记录口授的佛经,才有文字经典的流传。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内部出现分裂,对经典的解释相互矛盾,各据所闻,争论不休。当时的统治者迦腻色迦王(ka nis ka )有鉴于此,认为有必要对经典进行一次重新校订,平息争议。故在他的主持下,举行了印度佛教史的第四次经典结集。为了结集后的经典便于宣传和流通,同时避免遗忘和散佚,他下令将这次结集的经典论疏以及佛像绘画刻写在贝叶上,从而形成了后来浩如烟海的贝叶经典。此后,印度佛教僧侣携带着这样的贝叶经前往尼泊尔和我国新疆、西藏、汉地以及中亚、南亚等地区宣经传教,弘扬佛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也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并带回大量贝叶经,或翻译为本国文字,或作为“法宝”供奉礼拜。所以贝叶经的流传不仅时间长,而且范围很广,它对佛教和印度文化的普及、传播、研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南印度及南传佛教地区,以及我国的云南省傣族地区仍在继续使用贝叶,刻写佛教经典。
从已发现的贝叶上可以看到,历史上刻写在贝叶上的文字不仅仅限于梵文,还有巴利文、缅甸文、僧伽罗文、傣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维吾尔文等各种不同文种的文字。而且,内容也不止是佛教经典,其中也有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和天文历算文献以及其他宗教经典等。但由于传入我国的贝叶写本大部分都是用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论著,所以一般习惯上把这样的贝叶写本称之为梵文贝叶经或简称为贝叶经。以下对我国梵文贝叶经的流传和现存情况以及研究状况作些简要的介绍。
二、汉地流传的梵文贝叶经
梵文贝叶经具体是何时传入汉地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传入我国。据《佛祖统纪》记载②,开中国佛经翻译之先河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东汉永明十年(67)携带着六十万言的梵文贝叶经来到洛阳,并将其中的《四十二章经》译为汉文,这是由梵文翻译为汉文的第一部经典。从此以后,各个朝代不断有印度、西域等地高僧纷至沓来,如鸠摩罗什、真谛、菩提流支、不空、天息灾等都携带着大量梵文贝叶经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汉地译经讲学,弘法布教。汉地僧人也纷纷西行求法取经,从三国时期第一位西行取经的朱士行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僧人前往西域、印度取经,如智严、道泰、法显、玄奘、义净等都从印度取回大量梵文贝叶经。仅在宋朝有史可查的梵文贝叶经就有1000多函,可以想见晋唐译经最鼎盛时期,何止于10倍的贝叶经传入汉地③,其中唐代玄奘大师一人就从印度取回520函657部④。在现存的汉文大藏经中,将近1500部6000多卷佛教典籍译自梵文贝叶经,如果包括译后失传或未翻译的经典在内⑤,传到汉地的梵文贝叶经至少在5000部以上。从东汉以来,连续千年以上,数以千计的梵文贝叶经源源不断地流传到汉地,并陆续被翻译为汉文经典。如此众多的贝叶经在汉地流传,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为我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这种贝叶文化也被当时人们所熟知,以致于在佛教典籍中,常以“贝叶”来表诠佛典,如《四明尊者教行录》云:“贝叶同年讲,
莲华异日升,法门传弟子,何啻百千灯。”⑥又《虚堂和尚语录》云:“贝叶持来晓者疎,自称灵验世无如。
依然还我唐人译,始有人知是梵书。”⑦在唐诗中也有不少咏贝叶经的名句,如柳宗元的“闲持贝叶书,步
出东斋读”、李商隐的“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王维的“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
?45?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增刊(总第90期)①②③④⑤⑥⑦《佛本行集经》卷51云:“时彼天王,知如来意,即持笔墨及多罗叶,往诣佛所。尔时世尊,手自作书。”载《大正藏》3卷第888下。《大正藏》49卷第329中。
参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77卷第236页。
参见《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50卷第218上。
如玄奘法师取回657部贝叶经,仅“七十五部译为唐言,总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尚有五百八十二部未译见翻者”,参见《大正藏》50卷第220中。
《大正藏》46卷第922下。
《大正藏》47卷第1021中。
岁词共许胜杨马,梵字何人辨鲁鱼?”等,可见无论是佛教内部还是一般世人都把贝叶经看成是佛教经典的代名词。
在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中,贝叶经典的传入和翻译一直贯穿其中。佛教自印度传入汉地的同时,就伴随着佛经翻译的开始,从中国佛经翻译史来看,自汉代以来,每次贝叶经典从印度大量传入就会使得汉地佛教繁隆昌盛起来,而且译经事业也往往得到官方的支持,特别是有名的大法师,如鸠摩罗什的译场得到后秦符坚的支持,玄奘大师的译场得到唐太宗的护持,所以翻译佛经的译场不仅规模宏大,制度周密,而且翻译程序也非常严谨,据《宋高僧传》记载①,仅参与翻译的职司就有译主、笔受、度语、缀文、证文、润文、证义、梵呗、刊定、监护大使等10多种。每个职位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整个译场几百人参与工作。“当时佛经的翻译情形,先由主持梵文与中文的主笔,翻好经典以后,当众宣读梵文原意与中文
的译文,每逢不妥的地方,便字斟句酌,经过长久的反复辩论,才加确定。”②所以,每部经典的翻译完成
都是多人共同协力合作的结果,“不像近代我们翻译西方文化,都出于一人私家见解,往往纰漏百出,致
有画虎类狗之讥”。③因此,梵文佛典的汉译可以说是世界翻译史上的典范。
然而,在中国佛教史上虽然对如此大规模的梵文佛经翻译的译场情况在汉文资料都有详细的介绍,但遗憾的是作为翻译所依的蓝本———梵文贝叶经,最后作如何处理却未见只字片言的记载。因此,有学者猜测,梵文经典被翻译出来后,作为底本的梵文贝叶经很可能当时就被烧毁了。但有的学者认为,从常理来看,自己冒着九死一生,千辛万苦取回或带来的经典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把它烧毁掉,因此,除了因天灾人祸被毁外,大部分贝叶经被译出后很可能被藏匿起来。所以有人就猜想玄奘大师所取回的贝叶经可能就藏在大雁塔的地宫里④。总之,历经千余年,从印度传入如此大量的梵文贝叶经,现在汉地几近绝灭,不知所踪。如今在汉地保存有梵文贝叶经的地方已寥寥无几,据笔者了解得知只有以下一些寺院和文物馆收藏有梵文贝叶经。
1、杭州灵隐寺文物馆藏有一部梵文贝叶经,共有41张贝叶。据方广锠教授研究认为⑤,该贝叶经大约在北宋咸平三年(1000)传入中国,原为北宋王朝所设立的译经院所有。据北京大学的萨尔吉教授研究,内容为《十事疏》,用尼泊尔钩体书写而成。
2、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佛教文物陈列室收藏一部梵文贝叶经,内容与叶数不祥。但19世纪末,法国汉学家亨利马伯乐(He nri Masp ero )和日本学者大宫孝润曾在天台山高明寺见过一部梵文贝叶经,并作过研究。据他们研究介绍⑥,这函贝叶经共有20张贝叶,由两部经典组成,一是《七种灌顶拾》,一是《真谛修习破六教》,这两部经都是属于印度后期密教时轮(k ālaca kra )怛特罗系统的经典。两部经由两种不同梵文字体写成,前者使用的是尼泊尔钩体(hooked Nep alese ),后者使用的是孟加拉城体(bega r Naga ri ),由此他们推断此贝叶经大约抄写于12世纪后叶到13世纪左右。此外,马伯乐还在绍兴嵊州普安寺见到过1函梵文贝叶经,并拍有照片带回法国。据他说,此函贝叶经是一位叫宝掌禅师于宋嘉祐二年(1057)从西域传来的。共有25张贝叶,前14叶属于喜金刚(Hevajra )系统的灌顶仪轨,后11叶属于苫跋罗(Sa mva ra )系统的仪轨,也都是印度密教的经典。从文字特点来看,大概是11世纪孟加拉寺院的写经。可惜的是这函贝叶经已不知去向,一说是普安寺书库失火时被烧毁,一说是被蒋介石亲戚借去后带到台湾去了。
3、河南南阳菩提寺原藏有1函梵文贝叶经,共226叶,其中残缺6叶,函上写有“印度古梵文”字样,?55?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①②③④⑤⑥《大正藏》50卷第724中。
南怀瑾:《禅宗与道家?禅宗概要》[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同上。
18世纪末的日本学者戒定在《成唯识论述记帐中独断》一书中就提出贝叶经烧毁说的观点。对此,权田雷斧则认为:“唯识十师的梵本得敕许而纳入石棺埋于地下”。参见深浦正文:《玄奘三藏是非论》,《佛教学研究》复刊号,第11页,昭和24年1月。
《杭州灵隐寺宋代贝叶经之考察》[J ],《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
Henri Masp ero :Rapp ort sommaire sur une mission ar h éologique au Tcho 2kia ng.BEFEO.XIV 28.1914.p.64;大宫孝润:
《天台山记》,《东洋哲学》14—4,明治40年,第59页;渡边海旭:《支那天台山珍藏の古梵本について》,《壶月全集》上,明治41年,第553页。
据介绍,内容为《楞严经》,很可能是唐代梵文经的孤本,字体为圆形,系印度南方文字的一种,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现存彭雪枫纪念馆。如果这些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这函贝叶经不仅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对《楞严经》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从上世纪初,关于《楞严经》不是译自梵文而是中国人杜撰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如果这函贝叶经确实是《楞严经》的话,就完全可以证明《楞严经》不是伪经。不过,这有待于对此写本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才能做出断定。
4、山东青岛湛山寺收藏有近40多叶大小不一,年代不同的贝叶经。据介绍,大张贝叶经有3叶,约写于19世纪末,中型有3叶,经考证出于明代。小型贝叶有30多叶,比较陈旧,破损严重,可能是唐宋时期的贝叶经。据笔者所知,现今保存有唐代贝叶经只有在日本奈良法隆寺、京都知恩寺等处。在国内唐代以前的贝叶经基本绝迹,因此如果这些贝叶经确实是唐代的话,无疑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
5、安徽九华山保存有2函贝叶经,1函内有10叶,1函内有73叶,1988年经国家文物鉴定为二级藏品。内容不详。
6、成都宝光寺保存有一部《妙法莲花经》梵文贝叶经。叶数不详。
7、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收藏有一部《华严经》梵文贝叶经,共246叶。据说系明代嘉靖年间暹罗国王所赠,用金泥书写在黝黑色的贝多罗树叶上。
8、浙江普陀山文物馆存有两种梵文经书贝叶经,叶数和内容均不详。
9、福州雪峰寺收藏有一部梵文贝叶经,叶数和内容均不详。
以上这些信息都是从网上或打电话询问所得,笔者未亲见实物,因此其中有的可能不是梵文贝叶经而是巴利文或其他语种的贝叶经。据了解,清末民初从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也传入不少贝叶经到汉地。这些贝叶经基本上是用巴利文、泰文、僧伽罗文、缅文等文字刻写而成,属于小乘佛教经典,年代较新,无论是文物价值还是文献价值都不如梵文贝叶经重要和珍贵。以上这些收藏有贝叶经的寺院或文物单位对贝叶经的管理较严,一般不肯轻易示人,而他们自己也不研究,只作为一种稀奇的珍宝来保存,而不问文献的具体内容和重要性。所以笔者也无缘亲睹这些贝叶经的实物。因此,希望有关单位加强对自己所保存的贝叶经进行整理研究,这样不仅可确定自己所藏贝叶经的内容和年代,同时对我国佛教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以上这些单位外,一些个人或寺院可能也收藏有梵文贝叶经,但数量不会太多。
三、传入藏地的梵文贝叶经
众所周知,现存的藏文大藏经90%以上译自梵文贝叶经。梵文贝叶经对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极其深远。长条形的藏文经典形式就是受贝叶经的影响,在阿富汗等地发现的7世纪梵文贝叶经上的悉檀体梵文字母有许多与藏文字母完全一样,可见藏文是仿造梵文字母创制而成的。据藏文资料所载,佛教经典在拉托脱日聂赞(l ha t ho t ho ri gnya n btsa n )时,即3世纪就传入西藏,但征诸史实并不足信。至于梵文贝叶经具体是何时传入藏地已无从考察,梵文经典开始翻译的具体年代在现有的资料中也难以确定,但7世纪在佛教传入藏地的同时,梵文贝叶经也随之而来,并在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后不久就开始着手佛经的翻译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最初佛经的翻译多是由来自印度、尼泊尔、内地的高僧译出的,藏族自己的译师还没有。随着佛教的发展和梵文贝叶经的不断输入,逐渐有藏族译师参加外来班智达的译经工作,例如:尚?慧军(zha ng ye s hes sde )就与胜友、戒王菩提一起合作译经。到了8世纪初,开始出现几个藏族译师共同合作翻译经典的现象,说明藏族译师独立翻译的能力已渐成熟。不过,此时梵藏翻译人才还是很缺乏,到了赤松德赞(755—797)建立桑耶寺之后,才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培养翻译人才。西藏最初出家的“七试人”就是从学习梵语的一批人里选出的。其中,益西旺布和巴果?毗卢遮那两位学有所成,并先后到印度留学,在大菩提寺和那烂陀寺广学佛法,修习梵文,回到西藏后都参与了佛经翻译工作。尤其是巴果?毗卢遮那回到藏地后在赤松德赞的支持下从事显密经论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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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是早期重要的译师之一。赤松德赞以后的梵文佛经翻译以焦如?龙幢(cog ro kluvi rgyal mtsan )、噶瓦?吉祥积(ska ba dpal brtsegs )、尚?慧军3人贡献最大。焦如?龙幢以翻译律藏和中观论典著称,藏传佛教戒律方面典籍,如《有部毗奈耶》《别解脱经》及各种注疏大部分是他翻译的,他还与般若铠(p raj āvarman )合译出龙树《根本中观论》及其注释书《无畏注》《佛护注》《清辩注》和观誓的《般若灯论广注》等。噶瓦?吉祥积主要是以翻译论藏和密教而闻名,先后译出《现观庄严论》《俱舍论》《中观光明论》《因一滴论》,以及与戒王菩提合作译出密
教根本经典《大日经》。他还主持了总结翻译经验、统一名词术语的《翻译名义大集》(ma h āvyutp atti ),成
为历史上第一部梵藏翻译词典。尚?慧军是三位翻译大师中译著最富,译场最大的一位,共译出200余部经论,《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华严经》等大部头经典的翻译都是出自其手,他还参与了《语合两卷》(sgra sbhyor ba m gnyis ma )的拟定工作,此书对梵藏翻译原则和规范化都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语合两卷》和《翻译名义大集》两部著作对后来藏族文化的发展和佛经的翻译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
自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以来,到9世纪中叶的200余年间,史称“前弘期佛教”,此时期的译经事业得到赞普的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除了一部分是译自汉文、巴利文、于阗文外,大部分都是译自梵文贝叶经。据现存的《丹噶目录》记载,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论疏大约有500余部1000多卷,参与翻译的藏族译师估计在七八十人以上。从所译出的经论典籍看,大乘多于小乘,显教多于密教,经多于论,印
度大乘佛教两大学派中唯识宗的典籍已相当完备。中观宗的论典除应成派一系外,也已基本具备。
①841年,由于朗达玛灭法,西藏佛教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梵藏佛经翻译也随之中断达百年之久。到了10世纪,在卢梅等人的努力下,西藏佛教逐渐得以复兴,以此为界,在此之后的西藏佛教,被称为“后弘期佛教”。重开“后弘期佛教”经典翻译工作的是仁钦桑布,他曾三次远赴克什米尔和印度,师从75位班智达修习一切显密教义,在外学法共达10年之久,并取回来大量梵文贝叶经,先后翻译出显密经论150多部,被后人尊称为“大译师(lo c he n )”。仁钦桑布之后著名译师有卓弥?释迦益西、玛巴和廓?枯巴拉则三位,他们基本上把印度晚期密教经典完整地传译到藏地②,所以在西藏后弘期佛教中,密法的讲说修行已臻完备。除以上4人外,还有不少从事梵藏佛经翻译的译师,如与仁钦桑布同时的俄善慧、弘传戒学的漾绒巴胜慧,以及释迦光、罗敦协饶、跋曹日称、卓慧称等,仅知名的译师就有300多人,他们所译经论现大都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其中跋曹日称是翻译中观应成派代表月称论师著作最多的译师,月称的著作经过他的广事弘扬传译,中观应成派学说因此大盛于藏地,成为后来藏传佛教根本理论之一。
总之,在西藏佛教发展过程中,梵文贝叶经的传译是藏传佛教僧侣最重要的弘法事业,自7世纪肇始以来,除了9世纪由于朗达玛灭法一度中断外,一直延续到13世纪。从事梵藏佛典翻译的藏族译师先后多达1000位,在现存的藏文佛典中大约有4000余部由梵文翻译过来,而与汉译相同的经典仅1000多部③,也就是说有3000多部是汉传佛教所未译。而且藏译经典是忠实的逐语直译,译文严谨,译语统一,并且有与异本对勘的特点,所以是世界佛教研究学者公认的善本,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更难能可贵和庆幸的是,作为翻译蓝本的梵文贝叶经虽然前弘期的写本由于朗达玛的灭法而基本上被毁殆尽,现已难见踪影,但是后弘期所流传的梵文贝叶经大部分都完好地保存在藏传佛教各寺院中,成为我国极其珍贵的文献之一。这些梵文贝叶经大都是10—13世纪从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传入的,有的是藏地高僧大德亲自前往印度等地抄写回来,有的是印度、尼泊尔等国僧侣来藏地弘法携带来的。尤其是11世纪,伊斯兰军入侵印度,对印度佛教进行了大肆摧残,各大佛寺的藏书被付之一炬,许多佛教僧侣为了躲避伊斯兰教的迫害,带着许多珍贵的梵文贝叶经大举北移,到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避难,有的就在藏区居住下来,从事译经弘法活动。由于西藏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干燥的高原气候非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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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
①②③参见黄明信:《黄明信藏学文集?藏传佛教?因明》[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以后。
卓弥?释迦益西主要传译喜金刚等瑜伽母续,玛巴译师主要传译集密等瑜伽续和佛顶等瑜伽母续,廓?枯巴拉则主要传译集密教授等经典。
参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77卷,桥本凝鼎《简介西藏大藏经》第170页,民国68年(1979年),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宜贝叶经的存放而不易发生霉变腐烂,另一方面,佛教僧人历来把梵文贝叶经看做是无比神圣的法宝加以供养礼拜,同时各藏区较大的寺院一直以来有学习梵文的传统,所以梵文贝叶经在藏区能够得到妥善保存,流传至今。
现在藏地的梵文贝叶经主要保存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哲蚌寺、西藏博物馆、萨迦寺等处。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的罗炤教授曾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哲蚌寺所藏的梵文贝叶经作了全面清查、整理、编号等工作。在清查的过程中,作了详细的笔记,把能辨认出来的题目基本上用汉、梵、藏列出,然后详细记录贝叶的数量、残缺情况和大小长度,以及字体、保存状况等信息,还对其中藏文、梵文的题记都作了介绍,能翻译出来的,他都作了翻译,翻译不出的,也把它全部摘抄出来。同时,他还对每部经典的内容大意,以及重要性都作了说明。他所做的调查笔记有500多页,这对我们了解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哲蚌寺所藏的梵文贝叶经情况是第一手资料。从他的调查笔记看,这三处贝叶经的数量相当可观,罗布林卡就有60多函200多部经书,布达拉宫大约有200多函800多部经典,哲蚌寺只有1函,213张
贝叶,是13种经论的合集本。①这三处加起来大概将近300函,1000多部经典论著。内容包括佛教经
典、印度文学、法典、语法,以及戏剧、医学和天文学等。其中佛教经典最多,大约占2/3以上,在佛教经典中又以密教的典籍居多,大概占有将近一半左右。在这些贝叶经写本当中,有许多是失传已久的重要梵文原典,如大乘佛教根本经典之一的《维摩经》,中观学派的《根本中论颂》《入中论》,唯识学派的《阿毗达磨集论》《五蕴论》《俱舍论实义疏》,密教的《秘密集明灯论注》《佛颅续》以及因明学的《因明正理门论》《定量论》《集量论广大清净释疏》等都是佛教各宗派非常重要的典籍,是研究佛教哲学思想最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
西藏博物馆收藏有大约200多函梵文贝叶经。20世纪60年代民族文化宫从西藏各地寺院中收集来了一大批贝叶经。1993年这批贝叶经归还给西藏自治区后,大部分被存放在该博物馆,有一部分交给寺院收藏。在归还之前,民族文化宫进行了全部拍照。现在北京大学保存有这批梵文贝叶经的黑白照片,北京大学东语系正对它们进行研究,编写详细的目录。不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森教授曾对这批贝叶经作过研究,并编写有简单的目录②。根据此目录所示,这批贝叶经共有259函,大概有800多部经书。其中,有8函是藏文手写本。据说除了1件推断是7世纪外,其余绝大多数是10—13世纪的贝叶经写本。内容包括梵文语法、诗歌、历算、辞典、印度教和佛教的各种经典论疏。其中仍然是以佛教典籍居多,有些重要的佛教论典早在上世纪40年代已被印度僧人罗睺罗(R āhula S ām krt y āya na ,1893—1963)拍成照片,带到印度公诸于世,如显教经论有:弥勒《现观庄严论》及狮子贤注、智行藏《释量论庄严释》、世亲《三十颂唯识论》《辨中边论》《俱舍论》、清辨《中观心论颂》、法称《释量论》《论议正理论》、无著《大乘庄严经论》以及《究竟一乘宝性论》《辨法法性论》等;密教经论有:《集密怛特罗》及其《灯明疏》《时轮怛特罗》及观自在的《无塔光疏》《喜金刚怛特罗》及各种仪轨等;戒律方面有:德光律师的《戒经》及注疏;梵文语法方面有:《迦罗巴经》及注疏以及月官居士的《记论》和注疏等。这些贝叶经写本都已校勘出版。罗睺罗从1929年—1938年间,先后4次赴藏探险,在夏鲁寺、俄尔寺、萨迦寺等寺院中,发现了大约有400余种梵文贝叶经写本。罗睺罗把这些贝叶经或拍成照片或抄
写带回印度后,在《比哈尔与奥里萨学会会刊》
(The J our nal of t he Biha r a nd O rissa Resea rch Societ y )上发表了有关梵文贝叶经的发现报告和写本目录③,还在该刊物上陆续发表了部分梵文贝叶经的校勘本。后来罗睺罗将这些贝叶经的抄写本和照片存放在巴特纳博物馆。得益于罗睺罗这批珍贵的照片资料,20世纪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梵文贝叶经写本的热潮。特别是印度和欧洲梵文学者
?85?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增刊(总第90期)①②③哲蚌寺原有一面经墙全部是存放贝叶经,据说有200多函,“文化大革命”时全部被抄走,有一部分送到北京民族文化宫保存,前几年文化宫退还贝叶经给西藏时,哲蚌寺领到12函,现在共有13函。
王森目录在国内尚未正式出版,但在国外已被公开发表。详情参见Haiya n 2Hu 2von Hinuber ,Freibhurg Some Re mar ks on t he Sa nskrit Ma nuscrip t of t he M ūlasarv āstiv āda 2Pr āti moksas ūt ra f ound in Tibet.J AINA 2I TI H ASA 2RA TNA Festschrif t f ür gustav Rot h zum 90.Geburtstag.INDICA ET TIB ETICA V ERL A G MA RB U R G 2006.
此报告有中文翻译,题目为《西藏现存之梵文贝叶经》,刊登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77卷《西藏佛教教义论集》
(一)中。
基本上把这些写本中的重要经论校刊完毕,同时还有他们对校刊本所作的翻译和研究的成果。印度的K.P.J ayaswal 研究所基于罗睺罗这批珍贵的照片资料,自1953年—1991年间,还出版了《西藏梵本丛书》
(Tibeta n Sa ns krit Text Series )。萨迦寺保存有20部梵文贝叶经,有3000多张贝叶,由于没有目录,笔者也未见实物,不知内容详情①。
除了西藏外,在其他藏区也发现有若干梵文贝叶经的存在,如甘肃的拉卜楞寺文物馆保存有2部,青海省博物馆收藏有1部。此外,在一些寺院或个人手中也藏有不少梵文贝叶经②,估计藏族地区现存的贝叶经可能有1000多函,3000多部经典。目前,大部分的贝叶经基本上得到妥善的保护,但也有一部分珍贵的梵文贝叶经落入到文物贩子手里被随意倒卖,甚至有的文物贩子为了高价出售,把贝叶经中的原有文字删去,再画上不伦不类的佛像彩绘。笔者曾在拉萨见到过好几部这样的贝叶经,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这不仅对珍贵文献的糟踏,也是对文物的破坏,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破坏文物罪给予严厉的打击。
西藏所保存的梵文贝叶经不仅数量多,保存状态良好,而且大部分内容比较完整,许多都是失传已久的重要佛教典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佛教因明学方面的梵文贝叶经非常多,这是尼泊尔等其他地方所未发现的珍贵写本,也是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最重要特征之一。这些因明贝叶经写本不仅保存状态良好、种类齐全,而且早中晚期的因明著作都有,几乎囊括了每个时代的代表作。特别是陈那的《集量论》《正理门论》和吉年陀罗菩提《集量论注》以及法称的“因明七支”等因明最重要的著作都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是藏传佛教历来重视因明学的结果③。如果这些珍贵的贝叶写本资料全部整理出版,将对因明逻辑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我国梵文贝叶经研究现状
近代以来,由于我国国力衰微,对于梵文贝叶经的保护、整理、研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于一些珍贵的梵文贝叶经写本流失国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梵文贝叶经的保护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曾组织人员把西藏各寺院所保存下来的梵文贝叶经收集起来,运到北京存放在民族文化宫统一保管,才使得这批珍贵的贝叶经在“文革”中避免了被毁灭的命运。然而,虽然我们在保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对于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研究方面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与国际的梵文研究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我国学者对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研究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最先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森教授对保存在民族文化宫的梵文贝叶经的编目研究。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民族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虽然比较简单,只有梵汉题目和叶数等信息,对具体内容没有详细的描述,甚至有的贝叶经不能完全释读出来,但通过此目录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这批贝叶经的内容概要,对后来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利用梵文贝叶经手写本进行直接研究的是蒋忠新研究员,他对民族文化宫所藏的《妙法莲华经》梵文手写本进行拉丁字母的转写,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一书。这可能是中国学者独自对梵文写本研究所取得的第一个正式成果。我国著名梵文专家季羡林先生赞誉这部转写本“具有在国际学术界扬国威的意义”。此后,蒋先生又对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梵文写本进行整理研究,先后发表了《旅顺博物馆藏梵文法华经残片影印版及罗马字版》和《记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梵文法华经写本残片》等专著和研究论文。此外,中国社科院的方广
?95?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①②③1980年5月20日《西藏日报》报导题为《萨迦寺发现了二十部贝叶经》一文说:“共有三千六百三十六页,每页长约四十厘米,宽约四厘米,装帧完好,用藏、蒙、梵三种文字刻写或墨写在贝叶上的经文清晰可辨。”
如1980年5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西藏发现12部贝叶经;1980年9月27日《西藏日报》报导:罗桑嘉措向政府献出珍贵的贝叶经;198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报导:西藏搜集到大批古梵文资料。
详情参见李学竹:《西藏贝叶经中有关因明的梵文写本及其国外的研究情况》[J ],《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锠教授对杭州灵隐寺所藏的梵文贝叶经进行研究,发表了《杭州灵隐寺宋代贝叶经之考察》一文。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梵文手写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心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梵文贝叶经的保护、整理、研究,第二年便成立了“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并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社科基金项目,正式把西藏梵文贝叶经纳入研究领域。当时季羡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森教授、蒋忠新研究员和罗炤研究员等中国梵文学界著名专家学者都参与此课题的研究。此课题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三个目标:1、收集复制西藏现存的梵文贝叶经资料,2、培养30名左右专门研究梵文贝叶经的年轻学者,3、进行若干梵文写本专题研究。首先,关于梵文贝叶经资料的复制工作。1987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的努力下,经中央统战部的批准以及与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协商同意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派遣罗炤研究员前往拉萨对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所藏的梵文贝叶经进行拍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拍摄有9盘缩微胶卷,大概有183函复制品,700多部经典,成功地完成了梵文贝叶经资料的收集工作,基本上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也非常重视,先后派遣科研人员前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藏藏医学院进修梵文,甚至还派遣研究人员到海外,如奥地利科学院,进行梵文贝叶经手写本的实际研究训练。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第三,在梵文写本的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9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桑德对所复制的梵文贝叶经文献进行编目工作,在王森教授和蒋忠新研究员的指导下,经过4年努力完成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收藏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其内容主要按缩微胶卷的顺序排列,然后列出每部经典的梵藏汉文的题目、原存放单位、贝叶的叶数以及著者的名称和文献的等级等。这部目录对我们了解和查找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藏的梵文贝叶经文献内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98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了《梵文法华经写本及藏汉译文资料研究》课题,聘请蒋忠新研究员为课题负责人,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藏的三个不同的《法华经》梵文手写本进行整理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已在2008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此外,1988年王森教授曾对法称的《定量论》进行整理研究,但遗憾的是,由于王教授的突然仙逝而中断,成为未完之作。
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梵文贝叶经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参与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仅限于目录的编辑和拉丁字母的转写以及一些手写本内容的研究,而对于写本的校订以及与汉藏文献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尚未深入。特别是梵文手写本的校订研究方面未有显著的成果出现。可是,在国际梵文学术界中,一般认为只有通过对梵文手写本的校勘(Critical Edition )研究,才能真正体现出梵文研究的水平。因为梵文手写本只不过是未经处理的素材而已,严格地说不能够直接成为理论研究的资料和翻译的对象。所以对手写本进行整理校勘是文献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然而,手写本的解读、校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手写本大都是不完整的东西,不是不清楚就是抄写错误,或重复或遗漏,所以进行整理校勘时,一定要尽可能地收集与手写本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不仅要参考其他的译本①,而且要阅读与此相关的释疏论典,以及其他著作所引用的内容章句等,然后从语法和思想义理上进行解读、比较、勘定,最后选择正确的读法,并加注给予说明。所以,要做出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梵文校订本难度非常大,不仅要求精通梵文,能够阅读藏汉文文献,还必须熟悉贝叶经上所使用的各种梵文字体,而且还要掌握佛教经典的各种思想教义。如果不具备以上这些知识的话,即使能读懂梵语文字,也不可能做出很好的校勘本。因此,梵文校勘本的整理既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
目前,国内能够真正从文献学角度对梵文贝叶经手写本进行校勘整理研究的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学术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炤教授正对《般若波罗蜜多宝功德偈》梵文手写本进行校勘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北京大学的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在段晴教授的主持下,不仅培养出一批年轻有为的梵文学者,而且开展了
?06?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增刊(总第90期)①其中藏译本最有参考价值,因为藏译非常忠于原文。藏译佛典一般是由西藏高僧与精通梵文并且具备所要翻译经论有正统学说渊源的印度论师一起翻译的,这从藏译佛典署印藏两人的名字也可以得知。所以,藏译比较正确,也很忠实,据说由藏译本可以完全还原为梵文,而且中晚期的大乘佛教经论基本上都有藏译本。
一系列梵文手写本的研究①,如叶少勇博士对《根本中论颂及佛护释》的转写和与藏文文献的比较研究,萨尔吉教授对梵文佛经《十事疏》的研究,范慕尤博士对《无二平等最上仪轨》的转写以及与藏汉两种文本的比较研究等,取得了不少优秀的成果。特别是叶少勇博士的《根本中论颂及佛护释》研究受到国际
同行的极大关注。他的专著《西藏发现的梵文写本———根本中论颂及佛护释》
(A Sa ns krit Ma nuscrip t of t he M ūla ma dhya ma ka 2k āri k āa nd B uddhap ālita ’s Com me nta ry f rom Tibet )已作为北大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出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自2004年起与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签署了共同合作研究协议后,正式展开了对西藏梵文贝叶经手写本的校勘研究工作,现已在《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中出版发行了吉年陀罗菩提的《集量论注》第1章、法称的《定量论》1—2章、世亲的《五蕴论》以及今年出版的《一百五十颂般若经》等4部梵文校勘本的研究成果。另外,吉年陀罗菩提的《集量论注》第2—3章、法称的《定量论》3章已基本校勘完毕,近年内即可出版。此外,目前正在校勘研究中的梵文贝叶经手写本还有月称的《入中论》、无畏藏护的《五次第真义释》和《佛颅续释》、法称的《因一滴论》、三昧耶金刚的《五次第释难》、安慧的《五蕴论广释》、法上的《定量论疏》、安慧的《俱舍论实义释》以及《金刚萨埵成就法》和20种小部大乘经集、商羯罗喜小部作品集等,这些研究成果将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面世,它们既是研究佛教思想、印度哲学和文学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梵文文学和梵文语法等学科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如此一大批失传已久的梵文文献的校勘出版不仅对佛教学和梵文学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提高我国梵文研究的学术地位,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五、结束语
梵文贝叶经这古老又独特的佛教文献,不仅是佛学研究者探讨佛教原典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佛教徒珍贵、神圣的典籍,同时它也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原产于印度,但在印度早已荡然无存②,而在我国不仅得到妥善的保存,而且它的生命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延续,现存于汉藏大藏经中由梵文贝叶经翻译过来的经典就是事实的证明。梵文贝叶经在我国流传不仅数量多、时间长、地域广,而且曾经有无数的汉藏佛教徒参与了梵文贝叶经的传播、翻译和研究,这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所以中国才是真正的梵文贝叶经的保护者和传播者。虽然,近代以来由于国力积贫积弱,对梵文贝叶经的保护和研究的投入力度不够,与国际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但如今我国国力日益强盛,社会安定团结,而且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梵文贝叶经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如2006年初,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对西藏梵文贝叶经的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党的十七大也特别提出要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做好文献典籍的整理工作。为了贯彻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落实胡主席的重要指示,2006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政府三家单位联合组建了“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作协调小组”,确定了保护和研究的工作方案。同年2月西藏自治区政府又成立了“梵文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4年来,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他们已组织业务人员前往全区74个县市区进行普查、登记、影印、编目等工作,对梵文贝叶经全方位的保护和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的梵文贝叶经研究一定能够恢复昔日的辉煌历史,使这古老而又独特的文化重新获得生命力而绽放出瑰丽的光芒。
?16?中国梵文贝叶经概况①②北京大学保存有原存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梵文贝叶经的黑白胶卷,他们现在正对这批梵文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据说在印度除了19世纪末发现一部《正理一滴论》和20世纪30年代在南印度发现一部《文殊师利根本仪軌经》外,再也未发现过任何梵文贝叶经。
附录:国内出版的有关研究梵文贝叶经的主要成果
1、吉年陀罗菩提《集量论注》第1章(J ine ndra buddhi ’s Pra m ānasa muccayat īk ā
)(共2册),斯坦因凯尔勒等校订,2005年,中国藏学出版社。
2、法称《定量论》1—2章(D ha r ma k īrti ’s Pra m āavi niscaya ),斯坦因凯尔勒校订,2007年,中国藏学出版社。
3、《梵文〈法华经〉拉丁字母转写》
(共3册),蒋忠新著,2005年,中国藏学出版社。4、世亲《五蕴论》
(V asuba ndhu ’s p a cas ka ndha ka ),李学竹等校订,2008年,中国藏学出版社。5、《一百五十颂般若经》
(A dhya rddhasati k ā),苫米地等流校订,200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6、《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蒋忠新著,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蒋忠新:《记旅顺博物馆藏梵文〈法华经〉写本残片》,载《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1—195页。
8、J ia ng Zhongxi n &Seis hi Ka ras hi ma ,Sa ns krit Fragme nts of t he Sut ra of Golde n L ight f rom t he L üs hun Museum Collection ,载《华林》第3卷,中华书局,2004年,第331—381页。
9、《关于〈法华经〉Kas hga r (疏勒)写本中语尾2a m 向2o 和2u 的转化》,载《南亚研究》1986年第2期,第55—66页。
10、王邦维:《跋梵文贝叶经说出世部比丘律A bhisa maca ri ka 》,《中国文化》第10期,三联书店,1994年,第116—123页。
11、王邦维:《说出世部比丘律A bhisa maca ri ka (《威仪法》)第一品第一节》,载《北京大学学报》
(东方文化研究专刊),1996年,第21—24页。
12、叶少勇:《西藏发现的梵文写本———根本中论颂及佛护释》
(A Sa ns krit Ma nuscrip t of t he M ūla ma dhya ma ka 2k ārik āa nd B uddhap ālita ’s Com me nta ry f rom Tibet )。
13、方广锠:《杭州灵隐寺宋代贝叶经之考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
14、李学竹:《西藏贝叶经中有关因明的梵文写本及其国外的研究情况》,载《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15、《中国的梵文写本:北京藏学研讨会梵文论坛论文集》,[奥]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等编,200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
16、《金刚萨埵成就法》,罗鸿等校订,200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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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学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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