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的文化内涵

论孝的文化内涵

内容摘要：“孝”是儒家伦理哲学的理论起点，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包括生命意识、知性精神和道德观念三大要素。“孝”的文化内涵与儒家经典《周易》“精义”、“利用、”“崇德”三者统一和《大学》所倡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原则是一脉相承的。目前对“孝”文化的研究，弘扬其德性内涵固然重要，挖掘其生命意识和知性内涵尤其重要。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精神谱系，它既是民族物质文明的文化浓缩，又是该民族精神生活的符号记录、思想规范和价值牵引。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原点，它既是几千年中华农耕文明的文化浓缩和理论升华，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思想乃至行为的规范和生命价值的航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全息着中国文化的一切奥秘和所有神圣，孝文化是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钥匙。本文对“孝”文字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予以探讨，旨在揭示“孝”文化的知性内涵和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被人忽略的知识论。

（一）

人类总是通过生产实践在不断认识外在自然的同时不断加深对人本身的认识，而且把这种认识代代相承，积淀成文化体系。“孝”作为中国儒家性命学说的原点精神，它客观地反映出儒家文化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思考。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中国上古社会的孝文化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一方面是继承了“孝”文化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又灌注“孝”以心性修养之内涵。从而，把“孝”加工整理成中国伦理哲学和基本范畴和理论起点。先秦时期，尽管在不同版本中，“孝”字在结构上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它所承载的文化涵义较之于早期的“孝”之生命传承之意义而言，无疑有所增殖，这就是在生命意识的基础上灌注“孝”以心性修养之内容。《孔子家语·本命题》说：“分于道谓生命，形于一谓之性。”“命者性之始也”。“一阴一阳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这是说，人体生命是父母精血交媾而成，人性以生命为基础。儒家历来强调，修性必以修命为本，修命必以修性为价值目标，故性命双修是儒家生命观念的核心宗旨。“命”是儒家伦理哲学的本体观念，“性”是儒家伦理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念，“性命”之间的辨证关系集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哲学的内在逻辑，故儒家伦理哲学亦称“性命之学”。所谓“性命之学”，内蕴着生命价值论，知识价值和道德价值论二重元素。其中，生命价值论属于“命”之学，知识价值论和道德属于“性”之学。“性命之学”是真正的人本学，儒家正是通过人的“性命”的研究而直达人的本质的。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性命”相异也。其实，动物也有性命，只不过动物之命纯粹是一种自然生命，动物之性纯粹是一种兽性本能。而人之命不

仅是一个自然本质，更是一个社会本质，它表现为生命个性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促成，人之性不仅表现为人作为动物的本能属性，更表现为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会属性，因而，人之性包含两个级次，即知性和德性，它们都以人之命为本体，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其中，知性体现人的认识论价值，德性体现人的道德精神价值。可见，儒家正是通过“性命之学”的研究而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进而透视和把握人的深层本质，并提出了如何安顿性命的思想原则和修养维度。“孝”范畴就是儒家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成的安顿性命的思想原则和修养维度。

（二）

稽考历史，“孝”文字虽然最早出现在甲骨文的金文之中，但孝德和孝行却在中国原始社会就是维系社会和谐，推进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尚书·尧典》记载：“克谐以孝”。这是说“孝”具有造就代际和谐的文化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孝”字结构及演变洞观其承载的文化意义。汉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特征之一就是形声相似，形义相通。在一期金文中，“孝”的构成是象形和喻义后的会意，在上下结构中，上部为禾苗形状，下部为幼子之形。“禾”是明喻，喻义生命；“子”即后代。顾名思义，“禾”“子”结合就是生命的传承和生命力的弘扬。用“禾”字为“孝”字之上部，是中华先祖对农耕立国和农耕立身这一生存方式的文化认同以及在农耕生产中对禾稻、庄稼旺盛生命力和生命周期的文化感悟。由对种子的播种到呵护再到丰收，使中华先民由此感悟出人的生命周期如出一辙，人的生命也是经过播种到呵护再到丰收的自然过程。“禾”和“子”的结合而生成的“孝”字，就是对人之生命源头和自然本质的追述和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期金文中，生命意识是“孝”字所承载的主要文化内涵。在二期三期金文中，“孝”字在结构上有所变化。在上下结构中，“孝”字的上部由早期的禾苗象形而变为一个老人头像的象形，下部依然为“子”。在“孝”字结构变化中，有一个深沉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第一，由“禾”字直喻转向人体象形，这意味着中华先祖对人体生命来源认识由自然而转向人本身，正是这一转变造就了中华民族对生命起源的非宗教倾向。它说明，生命源自父母精血而并不源自人身之外的任何因素，因而，生命情感的迸发只能在人本身而不在人身之外的彼岸世界。珍惜生命加强生命修养，感恩父母，敬畏先祖是“孝”的根本要求。第二，“孝”字上部的人体象形是直喻老人，而老人的头部就是“土”字，这种象征手法旨在说明父母不仅生育了子女，而且通过农耕生产以获得维系生命的物质资料，因而，父母头脑中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人生知识，子女不仅在父辈那里承续了生命，更应该在老人那里承续生产经验和生存之道。《书·文候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孔传：“继先祖之志为孝。”《礼纪·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论语·学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都在说承续上辈生产经验和生存之道是“孝”的更高要求。由此可见，中华人本学说在“孝”字结构

的变化中得到鲜明体现，儒家性命学说的真谛通过“孝”字结构尽得彰显。至此，“孝”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就不仅仅是指生命的承续，还包含着人类知性的德性的继承和弘扬。

（三）

到战国时期，篆书对“孝”字基本定型，其上下结构和笔画即我们今天所见之“孝”字。根据“孝”字的篆书文体，经学家们对其含义进行了不同疏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汉代许慎在《说文》中注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也。”这种注释基本解析了“孝”字的结构特征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之后的伦理学家们在论及“孝”道之时，均是把这一注释作为经典依据。《说文》对“孝”的疏注有三层意义：其一，“孝，善事父母者。”此层意义是对“孝”字的生命意义的肯定和发挥，它强调回报父母的生命造化之恩。其二，“从老省，从子”，此层意义在解释“孝”的结构特征。其三，“子承老也”。此层意义是“孝”字的深层内涵，集中体现了“孝”字所承载的“性命”内涵，“承”者，承续。它是说子女不仅在父辈那里承续了肉体生命，更在父辈身上承续了得以安身立命的知性和德性。不能不说，《说文》对“孝”之内涵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但遗憾的是后期的道德学家们往往把注意力只放到“善事父母”这层意义上，即只是从回报生命的德行上展开对“孝”的研究和阐释，而忽视了“孝”所承载的知性内涵，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理论的遗憾。

儒家伦理哲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学说。其中，它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既是中国人本学说的理论源泉，也是中国哲学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本体论依托和价值依据。“孝”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它既是范畴，又是规范原则，更是一种精神理念它全息了中国儒家伦理哲学的所有信息。事实上，“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儒家伦理哲学的理论结构是一脉相承的，“孝”的内在逻辑也就是儒家伦理哲学的内在逻辑。《周易》是儒家早期哲学的重要经典，被列为五经和六经之首，它提出“精义”、“利用”、“崇德”三者一统的价值原则集中体现了知识性、生存论和道德论相互贯通的思想。它虽然以道德为最高价值，但同时认为知识和物质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主张将“精义”“利用”“崇德”结合起来，它提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穷神化知，德之盛也。”这就是说，精研事物的义理，进入到神妙境地，是为了运用。运用知识是为了改善生活，提升生命质量。身体安适，是为了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就能穷究事物之神妙，认识事物的变化。“精义”、“利用”、“崇德”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正如朱熹所说：“知识”为“致用”之本，以提高物质生活为提高道德之资，三者“由外交相养，互相发”（《周易本义·系辞下》）。可以看出，《周易》提出的知识论、生存论和道德论相统一的思想是非常完美的。遗憾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实施，更有甚者片面强调“崇德”，忽视知识和物质生活对生命的价值意义。这种偏蔽极大影响了中国

文化的健康发展。

《大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之道继承易道原理同样把道德看作是最高价值，但它提出三纲八目的修身原则同样体现着道德论、生存论和知识论相统一的思想。《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中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难看出，“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这是道德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的体现是以生命为基础的，弘扬德性，必须修身，“正心”、“诚意”是“修身”之则。所谓修身就是修养性命，命者，肉体身驱也；性者，心性也。修命靠物质之资，修性，即保持心与物流。而性命之修养则是以知识为前提和基础的，知识致用，致用安身，而知识的获得则靠精研事物的义理，保持主观符合客观。如此看来，尽管《周易》“精义”、“利用”、“崇德”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思想义理，《大学》之道是汉儒提出的修养原则，但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它们的理论内涵和逻辑结构集中体现出儒家伦理哲学的民族特色。“孝”作为儒家伦理哲学的理论起点，它所包含的生命意识，德性精神和知性意识，在精神实质上与《周易》和《大学》是贯通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德性的民族，也是一个十分珍惜生命和有着丰富知性的民族，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有解读民族秉性时只看到德性的一面，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民族珍惜生命和富有知性的特征，这种认识偏蔽的形成，一方面是封建思想作祟的结果，同时还与我们对“孝”之误读不无关系。弘扬民族德性固然重要，唤起人们的生命意识和丰富深化民族智性同样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孝”文化作为儒家伦理哲学的理论起点，既是范畴，又是规范，且是精神理念，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仅仅是道德论，还有生存论和知识论的内涵，我们研究“孝”文化，必须把它放在民族文化的整体背景下方能揭示出其真实内涵。“孝”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它必将化成一个具有健康生命、丰富知性和崇高德性的和谐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