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传承

○潮州歌册与潮汕文化传承初探

天爱晶儿(我的毕业论文)发表于2007-6-313:41:00

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是流行于潮州方言区即今汕头、潮州等市所辖各县以及福建省南部漳州一带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可归属于弹词的一种。它是潮汕平原地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俗称“笑（唱）柯（歌）”。作为一种在广大妇女群众中流传歌唱的一种说唱文学，它属于女子文化、俚俗文化而难以载入历册，但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逐渐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和艺术性。歌册的传播与流传对文化传播起重大作用，被誉为是潮汕民间文学之花。

一、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

潮州歌册内容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有历史故事、古代小说、词话、弹词、本地时事、民间传说等。主题思想以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清官、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为主流，但也宣扬因果报应。歌册既可以阅读，也可以朗诵、歌唱。叙事性歌册多以七字句为主，四句为一首。句式和字韵比较严谨，早期作品多数是全篇一韵，较长篇幅的才转韵。后来则较为自由，句式也开始丰富，有四字句、五字句和六字句，较为灵活。潮州歌册唱腔丰富多样，有轻快的轻六调唱腔；有委婉哀怨的活五调唱腔；有恳切激动的反线调唱腔；还有三、三、四句式唱法、插白唱法等。这种易学好唱的特点得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的欢迎。

歌册起源于何时，典籍和野史都没有记载。有学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从现存的200多种册本看，潮州歌册“产生年代最晚也不会超过明代，但产生的作品还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作于清代，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写作”[1]。关于歌册的渊源，有学者认为是由弹词、木鱼书、宝卷、畲歌、俗曲等唱本形式流入潮汕地区后发展的说唱曲艺[2]，作品多是移植各种外地说唱文学，或改编自各通俗演义小说、杂剧话本、民间故事，或利用本地题材加工创作而成。歌册以其通俗生动的形式，在特定的社会中流传了几百年。

关于“歌册”的定名，历史学家以及文学家对此都做出各自的看法。这可能因为早期较短的歌文凭记忆朗唱，没有稿本，而较长一些的歌文只抄写在纸张上，凌散而未成册，当有了整齐而规格统一的印本之后，就称之为歌册了。也有学者直接称是“唱歌本子”，为避免与潮州歌谣和潮州唱曲混淆，“称为潮州歌册，一听了然[3]”。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产生应该不晚于明代中叶潮剧的形成时间。因为地方戏曲的形成，一般都需要有地方的说唱曲艺为基础。”[4]这样，“歌册”的发展虽然没有正式记入史册，但是其传播却是得到人民群众尤其是民间艺术家的鼓励与帮助。其间，潮剧这一属于高雅艺术的戏曲，对歌册的完善与传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如何，歌册能够作为文化艺术之一并形成自己无可替代的特色，是当它在潮汕民间妇女间传唱开始的，此时它才正式确定了它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责任”，其文学样式也基本确定。一般认为晚清有了歌文册本至解放约100年间，是潮州歌册广泛流传的兴盛年代。歌册曾长期牢固占据潮汕农村文艺阵地，作为一种民俗活动独特形式。之所以能扎根并吸引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一是因为歌册用方言口语表达，妇孺老少皆能听懂；二是富有故事性，地方色彩浓厚，又不需任何乐器伴奏，调子平直易于掌握朗唱，演唱歌册可说是一种文化娱乐习俗，而非表演，因此十分适合潮汕地区文化不高、以做手工度日的妇女作为自娱活动，形成当时潮汕地区很有特色的社区文化现象。

有比较固定的内容，有基本稳定的歌唱方式，加之有一定的传播方式，歌册便逐渐成为了潮汕地区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二、潮州歌册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契合

面向民间且主要在民间流传的文学样式，为求得大众的接受和喜爱，总是在题材来源、主题构成、故事模式、人物和情感类型等方面尽可能适应或迁就于大众的欣赏口味和接受水平，

形成自身独具的民间风格。潮州歌册能够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得益于它独特的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契合。潮汕文化是一种带有地域性的群体文化[5]，它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其中，古雅丰富的潮汕方言、细致精明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吴奎信先生在《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一文也总结了歌册的艺术特点：“语言通俗生动”、“地方色彩浓郁”、“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贴近群众心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的艺术形象”[6]。实际上，歌册的艺术特点很多与潮汕文化有着紧密的结合。

（一）歌册融合了古雅丰富的潮汕方言

方言是一种沉淀了无数历史和记忆以及乡民生存信息语言，是区域文化最具表现力的内容。对语言的执着是潮汕人民的共有特点。在潮汕地区，不仅是歌册，许多文化样式都与潮语有着深深的联合。例如作为“全民”（潮汕地区人民）娱乐的潮剧戏曲，演唱方式以潮州方言为基础，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其潮音唱段。语言的烙印其实就是一种乡土情结。潮汕地区的方言保护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在本地，一位操外地方言（包括普通话）的人是无法得到平等态度的对待的；而在外地，操着潮汕方言的人碰面，无论住处相距多远，之前有何恩怨，都能“一笑泯恩仇”。这种乡土情结是其他地区无法达到的，而这种情感其实就是潮汕文化的一部分。

歌册充分发挥了潮汕方言的特点和优势。潮州方言从属闽方言，有八个音调，潮州话八声的层次变化刚好暗合着音乐和声的八度，读出来抑扬顿挫，比较好听。“潮州歌册用韵一定是用平声韵，一般不用仄声韵，这是它用韵的最大特点”[7]。于是，朗读时运腔的快慢高低变化，形成其声调自然的温婉铿锵的风格。此外，歌册应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俗词俚语，有潮汕地方的谚语、俗典等，如“钵（赌）钱蚌壳始，做贼偷捧米”，也有不登大雅的粗鄙的乡野俚辞俗语。加上形容、比喻、夸张、衬托等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使歌册语言更显通俗生动。

（二）歌册体现了细致精明的文化心态

潮汕文化最具深刻内涵的特点当用“精细”二字概括[8]，地方色彩浓郁的歌册从多个方面体现着潮汕人这种特有的文化心态。

1.对行为准则的体现

有这样一种传言：“潮州人是最团结的，喜欢拉帮结派。”（这里潮州其实是代表整个潮汕地区）这正形容了潮汕人民强大的凝聚力。好客并喜欢相聚，是潮汕人民的性格特点，也是他们特有的文化心态中的一种行为准则。这也体现在一些传统文化艺术中。潮州歌册的传播赖于妇女传唱，由于其演唱简单，不需乐器伴奏，调子平直，不必经过专门训练就能掌握。妇女聚集在抽纱、结网、织麻、刺绣等劳作地方或闲聊的“娘仔间”，便能自唱自娱，跑家串户一起“笑柯”（唱歌）也成为传统。

2.对思想观念的体现

歌册的内容有很多属于地方人文概貌、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描述，其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等与潮汕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形态等文化心态十分贴近。歌册的内容一般是民间故事，反映了诸如潮汕的多神崇拜习俗、神鬼封建迷信、因果轮回宗教思想、婚姻观念制度等文化特征。就其反映的思想观念而言，歌册渲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趋向。同时它也有着“多元化的爱情婚姻主题”，既有批判封建包办婚姻、反映市民生活愿望和对爱情、婚姻的追求的主题，也有渲染一夫多妻的封建变态婚姻的腐朽观念，这都是潮汕民间婚姻制度观念的一种体现[9]。歌册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泥沙俱下宣扬了一些封建落后糟粕，许多歌册都重复着“淡淡青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等宣扬因果报应的歌文，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潮汕民间的多神崇拜宗教思想，当然这是当时时代的局限，在今天应是予以批判的。

3.对文化生活形态的体现

在旧时代社会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中，潮汕地区民众的文化生活是单调而局限的，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很少。歌册因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艺术形象生动，加之思想观念贴近群众，使得听唱歌册成为当时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潮汕人无论老少，皆能通过听唱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歌册文本充分发挥了语言的技巧和民间故事的魅力。如《百屏花灯》，一屏一句一个花灯故事：“活灯看完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貂蝉共伊啰戏耍，吕布气到手捶胸。二屏秦琼倒铜旗，三屏李素射金钱。四屏梨花啰吮毒，五屏郭华卖胭脂……”这些歌册的知识含量非常多，传播传统文化知识的责任在其传唱中表现无遗。不少妇女不仅能够知道各个历史时代的一些英雄人物，甚至还能讲叙片断的历史故事，有的还借助歌册学会识字。据此也可窥见旧时潮汕妇女的文化生活形态。歌册不管女性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的层次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可说是“闺中文化特殊载体”[10]。它不仅是潮汕妇女的生活教科书，学习文化知识的课本，也是潮汕妇女的精神乐园，有的地方还流传着关于用歌册作为妇女陪嫁礼品的佳话。

潮州歌册以其独特的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深刻联合，真正做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这种独特文学艺术魅力，使它一直在民间流传，长久不衰。如此，它成为培植潮汕文化的土壤之一，同时也成为了地区文化保存、传播的工具。

三、潮州歌册文本价值与潮汕文化文献资料的收集

前面说过，歌册的内容与潮剧剧目有“联姻”。实际上，潮州歌册本身蕴涵的丰富艺术性，使它与潮汕地区其他类型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之间互为影响，相互渗透。譬如，与潮州歌同为民间通俗文学的潮剧，据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明末清初时已存在，流行地区和产生年代二者大致相同，在曲文演唱、篇目剧目方面相互袭用。首先，作为类似弹词的说唱文艺，歌册缺乏固定的音乐规范，也没有乐器伴奏，其演唱“实际上是一种依字音高低曲折来行腔的自由‘读唱’”[9]，结合潮州话的音调特点，便具备了十分丰富的音乐性。明初民间戏曲艺人在将正字南戏改造为潮音时，借助了歌册的利用潮州方音营说唱形式的传统进行创作。再者，潮剧传统剧目题材许多与歌册的篇目相同，歌文《陈三五娘》与旧潮剧本《荔镜记》同出于明代传奇《荔镜记》，民间传说《苏六娘》，潮州李万利刻本存有较完整的歌册旧本，潮剧演出本内容也是参照文笔细腻的歌文创作而成。此外还有《刘明珠》、《秦雪梅》、《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相同剧目，歌中述戏，戏中有歌。著名歌册《金花牧羊》还被改编为潮曲《金花女》，传唱不衰。

另外，潮汕民间歌谣、竹枝词等也对歌册深有影响。民间“歌仔（即童谣儿歌）”、嗹啰曲（即劳作时哼唱的歌），其歌词中的方言土语渗透于歌册唱词，如“加啰”“加哩啰”等。而歌册的七字一句韵尾相押的特点也为童谣儿歌所采用。再如明代出现的清丽柔美的潮汕竹枝词，以方言俗字入诗，七字一句押一韵，与早期的叙事性歌册作品严谨的句式字韵是相同的，歌册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丰富自由的其他句式，也因篇幅较长而发展出换韵转韵的唱腔。可以看出，潮州歌册渗透着潮汕民间其他艺术形式的优质之处，无意是对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的良好保存。

民国时期，有些民间艺术大师就把歌册改编成潮剧，如《刘龙图》、《锦鸳鸯》、《五凤朝阳》……民国时期的谢吟等编剧大师的剧本多从潮州歌册改编而来，同一故事内容在同一地区以两种文艺形式互补出现，更加加强了传播效应，备受广大观众欢迎。潮汕从明清时期开始，经历了民国时期以及一次次革命运动，直到今天一些传说故事的文献资料被一次次丢失。而利用说唱形式流传的歌册，因为文本是在民间流传，更容易保留下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地流传，终于在今天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另一方面，歌册不单只是一些传统的曲目，一直都有潮汕的民间艺术大师在进行歌册创作，如《新中华革命军缘起》，写的是辛亥武昌起义的故事，作者突出了孙中山、黎元洪等人物形象，在宣传辛亥革命方面有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南澳光复记》、《保卫大潮汕》

等，激励人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革命斗争题材使潮州歌册成为现实斗争的武器。这些歌册传递了革命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现实作用，跟文学一样成为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些歌册的艺术加工还不够精细，缺乏故事结构，艺术价值不高。收集整理历代歌册文本，成为潮汕地区文化文献资料整理的一项工作。以汕头的艺术团体以及文化研究大师的成果最大。今天我们能读到的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潮州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刻版印刷，有《秦雪梅》、《玉麒麟》、《刘龙图》等约三百余部。民国时期，汕头市马合利等商号开始用铅字印刷一些民主革命题材的歌册，如《新中华》、《许友若》等。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潮汕各地的文化人如陈觅、李作辉等，纷纷创作新潮州歌册，汕头市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白毛女》、《红珊瑚》等二十多部歌册，均为潮汕作者所写。这些新潮州歌册与传统潮州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等特点。许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很重视潮州歌册这一地方文化艺术，或撰文发表评论，或在地方志书上编纂，或收进曲艺选集。赵景深先生主编的《古代曲艺选集》中，就收有《吴忠恕》等潮州歌册的部分章节；谭正璧、谭寻合著的《木鱼书潮州歌册叙录》一书，介绍了潮州歌册的历史、形式、特点、流传等；200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了《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将“潮州歌册”列为首卷，辑录了其收藏的130多部歌册的善本和全本。

无论作为文化文献来收集研究还是作为文化艺术来研究，歌册的价值都是令人向往的。这些文化工作者所做的一切，对于潮汕文化的贡献尤为重大。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潮州、汕头等地的文化博物馆中陈列的一本本歌册，看到辉煌的潮汕地区文化的点点积累。

四、潮州歌册艺术濒危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问题

歌册的传唱曾经风行，得到中外艺术家的赞赏。而在21世纪的今天，年轻人连歌册都没有听说过，更谈不上了解和研究。而我们的文化宣传者们，也没有对其进行重视和宣传，造成潮州歌册这一文化艺术出现濒危的情况。虽然有一些大学单位以及一些俗文学研究学者都在从事歌册艺术的研究，例如像王顺隆老师等人，他们努力保护着这一文化财产，但也无法改变歌册艺术没落消亡的危险局面。

每种文学体裁的兴衰，除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外，社会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首先，歌册的传播人群已经没有了，潮汕地区经济的发展，让起初男耕女织的生活改变。潮州农村的妇女们开始踏上岗位，那种“闲间”聚会的习惯和闲情都没有了。其次，文化娱乐的方式改变了，现在的娱乐都变成了卡拉ok或电影电视剧，歌册的传统歌唱优势没有了。还有一点，歌册因其行腔单调，文字冗长，被追求新潮事物的现代人作为一项“幼稚”、“落伍”的事物被拒绝，这不得不说是现代人的悲哀。当然这也可认为是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已经日渐淡薄，这不是一代人造成的，是几代人在慢慢淡化对歌册的欣赏。

不仅仅是歌册，像潮剧、潮州大锣鼓这些传统的文化艺术，是昔日深入民心的艺术形式，今天，潮汕地区的人民对其热情也渐渐淡化，本应该从小在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也渐渐脱离了这种环境。因此，在潮汕地区，传统文化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文化逐渐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否连同历史物件一同进入博物馆呢？这是多数人文学者关心的话题。由此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定位？是努力地将其保留在人们群众中间，还是将其作为历史文化进行教育传递呢？就歌册而言，在民间已经没有妇女以此为乐，也没必要用此作为知识的来源，似乎它的历史责任已经完成了，它的趣味可能没有了。然而歌册仍有着它的艺术价值，人民还是可以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跟众多的民间文化艺术一样，这些艺术价值中剩下的可能只是艺术和历史的厚重感。

传统文化的研究渐趋系统化，对其研究我们应从多种学科视角给予理论关注，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其内涵、功能与价值。对于潮州歌册这样一种在特定社会中流传了几百年的文学样式，从历史学角度看，它是随市民阶层出现而产生的一个历史范畴；从艺术学角度看，它

是一种地方方言说唱曲艺；从文学角度看，它属于潮汕民间文学。不论是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还是一种社会教育形式，歌册在今天仍有强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我们应当重视它的保护、传承工作：

1．重视对旧版潮州歌册的搜集整理工作

要保护、传承歌册这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让现代人再次认识、接触歌册，首要的便是搜集整理发行旧版本的册本。前文提到，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和民国时期潮州的书坊商号木刻版印刷发行。据记载，1955年歌册曾有一次重印发行，其时北京图书馆及一些俗文学研究学者均有收藏，但文革期间公藏与私藏的歌册有不少被销毁。九十年代汕头市将歌册进行第二次发行，为国内及海外的单位、个人收藏。然而，重印的册本多数分散于海内外藏家手中，市面竟不多见，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年轻人似乎很少机会认识、接触歌册文本，更不必说听唱歌册，这是歌册淡出现代人视野的一个原因。再者，研究各地方言俗曲唱本，资料的收集可谓是一大障碍。潮州歌册相较于客家山歌、粤讴等方言文学，在俗文学研究方面势力相对薄弱，其研究素材难以获得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应重视搜集整理发行旧版本歌册，使更多的普通市民与各领域的研究者易于接触获得文本素材。除了传统的印刷出版渠道外，还可利用便捷高效的现代互联网，如建立“潮州歌册全文资料库”或“说唱文学资料库”，甚至是讨论研究社区，进一步扩大现代人尤其是热衷网络的年轻一代认识获取册本的渠道。同时，资料的全面公开有助于消除研究障碍，吸引更多国内外学者参与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歌册的学术研究风气营造良好便利的环境。

2．利用歌册的宣传教化功能充分应用其艺术表现形式

旧时潮州歌册以潜移默化和娱乐形式对下层民众特别是妇女起了扫盲教育的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歌册又一度成了宣传民主进步、爱国思想、共产主义理想等的大众化宣传武器。除却其应剔除的封建糟粕，“潮州歌册凭借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普及功能，在不同时代都发挥了重要的教化宣传作用，具有塑造特定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作用”[10]。我们今天可以继承发展歌册这种艺术表现，开拓创作题材歌文，如反映社会新精神风貌，宣传党政各项方针政策等具新时代思想观念等，正如九十年代广东教育出版社应用三字经形式出版《新三字经》向青少年宣传社会新人新气象、普及历史教育一样。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现代媒体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在潮汕各地，有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在努力保存宣传歌册这一艺术形式。由潮州市群众艺术馆策划，星河影视音乐工作室录制了潮州歌册专辑《人物风流史如歌》，选录6篇现代潮州歌册，在潮州电台《戏曲之声·曲艺坊》播放。2002年潮州人民广播电台请林少红录唱了传统歌册节目《百屏灯》。2004年潮州电视台录制了潮州风光纪实片《韩江潮》，也请林少红以潮州歌册形式歌唱了韩愈的事迹，等等。这些活动都得到强烈的反响，体现歌册作为传统文艺的生命力。因此，如能延续歌册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书籍或现代媒体如电台、电视节目等文化宣传渠道传播，更易于群众接受，在起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同时也唤起人们对歌册这一传统文学形式的欣赏尊重，达到双赢效果。

3．从根本上克服歌册的方言障碍，改良创新歌册

潮州歌册以其语言通俗生动为群众喜爱，然而，也是由于它过分注重地方语言特色，大量使用方言俗字，对自身的传播、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地域局限。潮州话带“中州遗韵”较少，在其八音分声上与普通话四声有较大差别，有些俗字现代汉语中没有对应字，只能用同音字或生造土字来表达，字义要靠猜读，非潮籍人士很难成为受众。实际上，随着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多，许多规范的普通话语汇已经渗透进潮汕方言中，所以，若是以歌册固有形式创作新歌册，除保持地方语言特色外，同时更应考虑现代汉语的规范化。除了非用不可的特殊词语外，一般少用方言创作，像“勿要”换作“不要”，“猛猛”换作“快快”，“诸时”换作“这时”，等等。扩充语汇、使用较规范的现代语词句法是可以实现的，年轻一代都能够接受。但是这样的改良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歌册原有的音韵格律，我们还要考虑如何转

换扩大歌册的韵域，至少是遵守保持每四句押平声韵的规律。其实，在潮汕的对联创作已经成功形成这样的形式，控制了潮音与普通话间平仄音律的同一，这可以被歌册所借鉴。当然我们今后要继续探讨出更适合的方法。

像潮州歌册这些的传统文艺，承载着几百年以至上千年的地区文化底蕴，它曾是文化的代表者，也曾是文化的传道者。今天，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危机，它们的消亡也预示着地区传统文化的褪色。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并重视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存在价值，关注传统文化濒危现状，想方设法进行抢救，因为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财产，让传统文化的艺术传授给下一代就是让这些厚重的民间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让后世看到昔日辉煌的文化瑰宝。

注释：

[1]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第1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2]吴奎信·《潮州歌册溯源》·汕头大学出版社《潮学研究》第1期·1993

[3]薛汕·《书曲散记》·第1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4]吴奎信·《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文史知识·1997年

[5]吴勤生，林伦伦·《潮汕文化大观》·第1版·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p4

[6]吴奎信·《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文史知识·1997年

[7]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第1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p135

[8]吴勤生，林伦伦·《潮汕文化大观》·第1版·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p3

[9]吴勤生，林伦伦·《潮汕文化大观》·第1版·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p352

[10]杜经国·《潮州学建设刍议》·《潮学》第2期

[11]黄挺·《潮汕文化源流》·第1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p209

[12]袁尔纯·《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0月第5期

参考文献

【1】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第1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2】薛汕·书曲散记·第1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3】林有钿·潮州讲唱文学初探·潮州民间文学浅论·1992

【4】吴奎信·潮州歌册溯源·汕头大学出版社《潮学研究》第1期·1993

【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2005年版·商务出版社

【6】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第1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7】吴奎信·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文史知识·1997

【8】黄挺·潮汕文化源流·第1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9】吴奎信·潮州歌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10】吴丽玲·论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与现状.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9

【11】吴勤生，林伦伦·潮汕文化大观·第1版·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12】王顺隆·潮汕方言俗曲唱本[潮州歌册]考·台湾古今论衡·2002年1月第7期【13】汪毅夫·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3期（总第85期）

【14】袁尔纯·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0月第5期【15】陈汉初·嗹啰曲·歌仔·潮语歌曲·汕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6】台湾王顺隆中文网站http://www32.ocn.ne.jp/~sunliong/ong.htm

【17】潮汕民俗网https://www.360docs.net/doc/5910087253.html,.

○当代潮汕文化变迁中的文化适应

当代潮汕文化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作者:马林芳,王建平,期刊-核心期刊探求ACADEMICSEARCHFORTRUTHANDREALITY2005年第06期

○《潮汕史》引言

黄挺

《潮汕史》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史回顾

关于潮汕史，人们讨论过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样的结论？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

在这一节，我们将回顾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着重介绍近十年来的情况。

我们把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辛亥革命以前是第一个阶段。

这一个阶段，人们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关注，主要在地方志的编纂上面。中国地方志发展

到宋代，体例日臻完善，内容越来越丰富，成为“一方之史记”。潮汕地区真正有意义的文化历史刚好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根据《潮汕文献书目》统计，从宋代到清代，潮汕地区共编修了府县志书54种，现存27种。这些方志，记录了编纂者对本地区历史进步、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观察和关怀。就是在今天，现存的志书也是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所必须倚重的材料。

表现人们对潮汕历史文化的关注的，还有文人笔记。有一些文人笔记，本身就是地方史志

的雏型，例如明代万历年间潮州知府郭子章纂写的《潮中杂纪》。另一类文人笔记，如清代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林大川的《韩江记》和《西湖记》，开启了潮汕地方掌故之学的传统，也为我们保留了地方历史文化的资料。不过，这一类笔记的记录，往往杂以街谈巷议，内容驳杂。因而，到光绪年间，李勋在他的笔记《说诀》中，就对《韩江闻见录》提出批评。《说诀》中有关潮州文史的考证，反映了潮州人士对于本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朦胧的自觉。本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显然进入了自觉的阶段。这种自觉首先表现在潮汕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

研究方面。饶锷、饶宗颐父子的《潮州艺文志》，是首屈一指的大著作。这部书在总结表彰潮汕先正时贤的文化成就，考镜地方学术源流方面的价值，远远超过潮阳郭氏双百鹿斋对几种地方文献的校刊。地方文献整理方面值得提起的，也许还有《潮州先正遗书》丛刊的选编。参加这项工作的，除饶氏父子外，还有郑国藩、吴鸿藻等名贤。丛刊未及刊刻而抗战兵起，图书散失，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大埔温丹铭所辑纂的《潮州诗萃》和《潮州文萃》至今仍存全帙，或者庶几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其次，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兴起同步，林培庐、丘玉麟、杨睿聪、沈敏等青年学者记录整

理了潮汕民间习俗、民间故事与歌谣，开辟了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同时，国内外社会学家在潮州也做了一些乡村个案研究，例如，库尔伯(D.H.Kelp)《CountryLifeinSouthChina(华南乡村生活)》对1918—1919年的潮州凤凰村的研究、陈翰笙等《樟林社会调查》对1932年澄海樟林的研究、陈礼颂《1949年以前的一个潮州乡村社区》对1935年澄海斗门村的研究、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的华侨社区（丙）对1933—1934年樟林华侨生活的研究。这些研究严格讲虽然不是历史学研究，但在材料上和方法上，对我们今天的区域社会历史研究，却有着莫大的帮助。

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40年代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事件是《潮州志》的编辑。由饶宗颐、蔡起贤等先生

发起的修志工作，有当时潮汕一批学者参与，编纂态度十分严谨，志书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编写的，质量自非旧方志可比。在当时《方志》周（旬）刊发表的、作为修志前期成果的不少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论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较高的水准。

5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学者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取得较多成绩的只只集中在地方志、地方革命史和零星考古发现的研究上。而旅居海外的潮籍学者，如饶宗颐先生、萧遥天先生，仍继续着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并有较系统的成果问世。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80年代。

80年代初期的文物普查和新方志的编写工作，引动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张华云、蔡起贤、杨方笙、王琳乾、郭马风、陈历明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精英，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有许多成果问世。这些老学者的健在者，今天仍是潮学研究的骨干。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不断升温的文化热，也影响着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汕头大学吴颖、杜经国教授等一批学者的介入，壮大了研究队伍，在促进研究的学术规范化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陈厚实、吴勤生同志主编的《潮汕风采文丛》，是80年代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90年代，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撑开了潮学的旗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取得的成绩远超过于前代。潮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饶宗颐教授在1993年提出来的。实际

上，直到今天，潮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潮学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并未得到明确的界定。因此，我们仍只能笼统地将潮学理解为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

下面将90年代潮汕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几个值得一提的情况，分条罗列，权当大事记。

90年以来，以潮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接连举行。历史文献与潮汕文化学术研讨会（汕头，1990）、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汕头，1992）、第一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香港，1993）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学术研讨会（汕头，1994）、潮汕华侨与侨乡经济学术研讨会（汕头，1995）、饶宗颐学术研讨会（潮州，1996）、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汕头，1997）和第三届潮学国际研讨会（潮州，1999）等重要学术会议，不但促动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在本地的广泛开展和持久深入，显然也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更深的了解。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1993年召开的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这次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学术盛会，有来自美、法、日、新、马、泰以及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80多名学者参加，饶宗颐教授在会上提出建立潮州学的倡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潮学研究所展示的前景，吸引着国内外学术界的参与，研究力量显然大大加强。90年代

的潮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还有赖于学术丛书和学术刊物出版的支持。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合编的《潮汕文库》已出版研究著作23种，《潮汕文化小丛书》已经出版了三辑共30册。《韩师学报》自1989年起每年都出版一期潮汕文化研究专辑，《汕头大学学报》则每期都有“岭东人文”专栏，1992年《汕头史志》的改版和1993年《潮学研究》的创刊，加上本地原有各种内部刊物的继续出版，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充裕的园地。在最近10年里，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潮汕历史研究学术论文，根据我们很不完全的统计，已经超过千篇。论文内容的涉及面比此前一个阶段有广泛得多，在考古发掘和考古发现基础上的史前史研究，潮汕先民与族群研究，潮汕历史地理、特别是关于古揭阳建置的研究，宋元及明清时期潮汕史的研究，潮汕经济史、社会史以及海外移民史的研究等等，更是引起众多研究者兴趣的领域。可以说，20世纪最后10年发表的这些潮汕历史研究学术论文，已经就比较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潮汕历史的各种重要的问题。其中曾骐教授、邱立诚研究员的潮汕史前、秦汉考古研究，陈春声教授、蔡志祥博士的潮汕社会史研究，马明达教授的潮汕元代史研究，都将各自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

上面提到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写作，有许多启发和帮助。

第二节研究目的与方法

一我们为什么要写《潮汕史》

萌发撰写一部潮汕史的想法已经很久。

十年前当我把研究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转向区域历史文化，并把自己的家乡——潮汕选作

实验园地时，我找不到一部可以参考、使我对我感兴趣的这个区域有一个全面了解的著作。我访问本地各个图书馆、博物馆，翻遍地方文献目录，请教熟悉地方掌故的长者，希望可以找到这样一本书，结果却非常失望。

不错，在寻访过程，收获甚丰。我知道我们有许多本地的方志，有许多本地宗族的族谱，

有许多与本地历史文化有关的掌故笔记，回忆录，以至研究论文。但，材料众多而又琐碎。我如同站立在莽莽山林中一段小河床的跟前，知道这是一个金矿，却不知道如何把金子从堆满河床的沙子里面掏出。

怅惘之余，一个念头在心里萌生：为什么不写一部虽简单却系统的专著，介绍潮汕文化发

展的历史？使有同样兴趣的后来者，在入门之初，不致于和我一样，面对众多而琐碎的材料，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来到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在杜经国教授的领导下工作。我发觉，我们的想法和杜

教授不谋而合。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杜教授多次谈到，《潮汕史》的撰写，是潮汕历史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急待进行的一项基础性的学科建设。最简单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已经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应该有一部涵盖面比较广、容量比较大、贯通上下的著作予以总结。第二，这部宏观视野的“通史”，可以提供一种参照，有利于潮汕历史各种微观的专题研究，更加深入地进行。

这样，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把《潮汕史》的撰写，作为自己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

确定下来。

二在《潮汕史》里，我们将要讨论什么问题

近几十年本地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早在几千年以前，潮汕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几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问题。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可以提出什么问题？又应该如何讨论这些问题呢？

我们不妨简单介绍这本小书撰写过程所贯彻的基本思路。

（一）地域的视角作为一本地域小史，我们当然会考虑到潮汕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始终影响着潮汕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秦代以前潮汕与中原的相对隔绝，而与环南中国海地区交流相对密切；唐代以前，潮汕居民以土著为主体的人口格局；自古至今，潮汕经济结构中，海上商业贸易格外发达；从宋元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清以后，潮汕居民不断离开故土，向海外开拓；在历史上，潮汕行政区划多数时间属粤，而其文化却与闽南一体；等等。这些事实，无一不与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有关。在这本书里，我们强调地理因素的恒久作用，并努力追问它如何影响潮汕历史发展。

采取地域视角，并非要画地为牢。本书讨论的潮汕，在地理上位于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

建省毗邻，其地域包括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不过，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凝固于这一地域范围，因为我们想要得到的，不是一种静态的地域知识的博物志。更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一地域社会的历史发展，如何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动力的左右。尽管这一地区至迟在汉代已经被纳入传统中国的国家建制，但一直到近代，它的发展历史，却不能离开整个环中国海地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台湾、东南亚、以至流求、日本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过程，潮汕历史的研究空间，可以随着研究视角的不同而伸缩。

如果考察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与本地原生的土著文化的交融历程，地域空间范围，势必扩

展到包括梅州、汕尾两市在内的整个粤东地区，甚至闽南的漳州也在研究视野之内。

如果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进行观察，又不妨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韩江流域。历史上，以韩

江为运输通道，闽粤赣三省边区的经济曾经有过密切交流，融合一体；而今，加强协作，通过沿海城市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又成为这一区域三省十市（地）共同关注的问题。潮汕正是韩江流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

如果将视觉专注于海外移民和贸易活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空间，甚至不限于中国大陆，而包括港澳台和东南亚潮人聚居地。数百年的海外移民和贸易活动，使潮汕和上述地区联结成一个潮人活动圈，潮汕地域历史发展，几乎不可能与这一活动圈的形成和发展分离。

总之，在这本小书里，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一地域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或者说这一“地域

社会”的历史文化内涵，希望能够整理出多元文化之间实现地域整合的动态过程和内在逻辑。

从这一点讲，与其说“潮汕”这一特定地域是我们研究的本体，倒不如说它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视角，一个出发点。

（二）文化的视角

既然为自己的地域研究确立了这样的标的，在这本小书中采取文化的视角也就顺理成章。在游移不定地域视野里，传统的“中国—边裔”历史叙述框架有着明显的局限。当我们把“潮汕”作为一个空间实体来把握时，来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显然不是这个地域历史“上下文”的全部。不同来源的多种文化如何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实体相互融合，才是我们考察潮汕历史最有效的视角。

采取了这样的视角，我们的“潮汕”表象的叙述，便不能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存在的叠加，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各种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以什么样的形态，在这一地域相互交流、包容、对抗、融合，而造成地域社会的变迁？或者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颇有自家特色的这种“潮汕文化”如何得以形成？是谁造就了这种文化？

在研究过程中，施坚雅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区位空间的分析模式，浜下武志提出的地域空间中存在的复数的“中心—周边”关系的视点，许倬云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道路网络与中央王朝的地方控制之间关系的思考，都在方法论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不可否认，在这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里，来自中央王朝的文化影响最大。作为传统国家支柱的思想文化正统，在与本地原生的文化经过长时间的多渠道的接触、交流、争抗、融合之后，最终成为“潮汕”地域文化的主要构成成分。

正因为如此，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充分注意传统国家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隔绝、包容和冲突、融合的过程。许多历来被看作潮汕社会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例如，隋唐之际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入潮开漳，中唐时期韩愈的刺潮，宋元、明清两次改朝换代带给潮汕的旷日恒久的动乱，明代中期朝廷的海防政策改变所造成的潮州山海之乱，汕头开埠和建市，等等，不能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并非只是要讲述这些已经发生或者被想象为已经发生的历史故事，我们讲述这些“大事件”的真正目的，是揭示这些故事后面隐藏的“潮汕”历史文化的结构性变化。

揭示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任务，使我们的研究视线，更多地投向民间社会：不同时期的人口状况——人口的增减、分布和迁移；经济面貌——土地和水利的开发与农业的发展，水陆交通与工商业的繁荣；社会生活——控制着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信仰，宗族建构和社会风尚的变化；

文化教育——官学书院的兴废，科举学术的盛衰以及民间文化的普及程度等等。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小事件”的更多的关注和更细的考察，可以更加实证地表达我们对这一地域社会文化变迁和转型的理解。

第三节研究资料和叙述结构

一、在研究中，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资料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著作，我们使用的资料，离不开已经正式出版或者以稿本、抄本的形式

传世的传统文献——公私史书、文人文集、地方志书等等。各地图书馆的庋藏，使得我们能够很便利的取得这方面的资料。其目录，我们在本书后边的引用书目里，已经详细列出，诸君请用心查阅，自然清楚。

而作为一种地域历史研究著作，我们使用的资料，又不能限于传世文献。实际上，像潮汕这样从传统国家视角看绝对是处于边缘的地域，只使用传世文献，我们其实很难得到足够的资料来重构地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考古资料，乡土文献，甚至口头访谈纪录，都为我们这本小书所倚重。几乎所有的章节，都需要这一类资料。而在某些章节里，如果离开这些资料，我们简直难以完成历史叙述的任务。

例如，在唐代以前部分，考古资料的使用就必不可少。我们借助考古发现和考古发掘，借助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方才能够得到这漫长历史时间里“潮汕”地域社会生活的依稀的信息：不断叠换的地域“主人”,他们的族群归属，每个族群的文化特质，接连不断发生在这个地域里的文化入侵、包容、冲突和融汇。

为了更加真切地触摸地方底层社会历史的脉搏，十余年来，我们坚持在本地进行“田野调查”，几乎走遍潮汕所有城市和乡镇。田野调查让我们十分熟悉这块土地的人文景观：地形地貌的变化、乡村分布、建筑形态等等，不知不觉之间加厚了我们对这一地域的历史感觉。田野调查又让我们接触了更加丰富的乡土资料：口述史料和民间书写文献。

民间文献种类很多。在这本书里，我们取材最多的，是石刻和族谱。其它如契约、账本、歌册、信札等，也时加采用。

口头采访的资料，对本地域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所起的作用，是无用赘言的。即使对于明清以降的研究而言，结合其他资料，有时对于我们仍然十分有用。

当然，不论是传统文献还是民间资料，在使用过程我们都会十分谨慎地扣问，这些资料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怎样被塑造出来的？我们相信，用谨慎的态度去解读这些文献，或许可以穿透文字或者语言的障碍，尽量地接近历史真相。

二、本书的叙述结构

像上文提到的，我们对潮汕史的叙述，将采取文化的视角，并且强调作为传统国家思想支柱的文化正统，在与本地原生文化的接触、交流、争抗、融合之后，最终成为“潮汕”地域文化的主要构成成分。这一研究策略的确定，势必影响这本小书的叙述结构。

这种影响表现为，在本章介绍了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史，本书的研究目的、方法和研究资料之后，绪言的第二章又介绍了潮汕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发展，希望可以让读者对我们所研究的地域，有一个有时间变化的空间上的概貌的了解。接下来，全书各部分、各章节表述的时间展开，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以朝代划分的做法。只要读了本书的目录，便可了然。

但是潮汕历史自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用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的视角观之，中唐以前（8世

纪以前）是一段，自此降至明代中期（8—16世纪）是一段，明清之间至晚清（17世纪—19 世纪中叶）是一段，此后一个世纪又成一段。诸君读此书，不妨按此脉络去读。

至于这本小书的叙述能否恰当地传达我们对这个区域历史发展的理解，则实在不敢自必，还希望得到诸君读后的批评。最后，有几句话是必须要讲的。

这本小书是我们所承当的国家95社科规划项目的最后成果。而这项成果得以顺利完成和

出版，实在有赖于现任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陈伟南先生的关心和经济上的资助。

著名潮籍学者饶宗颐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历史所陈高华教授，始终关注着我们的整个研究过程。饶先生不但多次对我们的研究作具体的指导，在出版之前，还为本书题了签。

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刘峰理事长对我们的研究十分关心和支持。

在这里，我们必须郑重地表示对他们的衷心感谢。

○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弘扬优秀潮汕文化——热烈庆祝“潮汕文献多媒体阅览室”开通

作者：管理员2002年11月4日09:18:05

2002年11月4口，“潮汕文献多媒体阅览室”开通了!

潮汕文献多媒体阅览室集我馆长期以来收集整理的潮汕文献和近年开发的多个专题数据库于一体，配备多媒体计算机多台，提供潮汕文献书目数据库、潮汕美食多媒体数据库、潮汕海内外名人数据库、汕头地方法规数据库等共八万多条记录供读者检索查询，其中潮汕美食多媒体数据库、潮汕海内外名人数据库是我馆承担的文化部科技项目。读者在这里既可查阅馆藏的潮汕地方文献，又可方便地浏览内容丰富的数字化资源，还可以上网查询利用国际互联网上浩如烟海的相关信息。阅览室还有专业的咨询馆员为读者解答疑难问题，是广大读者了解、研究和开发潮汕资源的重要窗口。

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汕人民和历代先贤以至当今海内外潮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放射出占今中外潮人的智慧和风采。为了促进潮汕文化的传播，推进海内外潮文化学术交流，我馆申请开通了10M光纤宽带接入线路，将潮汕文献多媒体阅览室所有数字化资源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现在只要通过一台连接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可领略到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

潮汕文献多媒体阅览室的建成开通，是我馆在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加大业务建设力度的一项创新服务，也是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实际行动。它的开通填补了潮汕文献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为潮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弘扬和发展潮汕历史文化、增强海内外潮人凝聚力，让新一代青少年更多地了解家乡、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对促进和繁荣潮汕地区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及其历史启示

2010-01-2710:33:45【大中小】【打印】【我要评论】

[摘要]潮汕文化在近代潮汕社会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有力推动下，从古代农业文化向近代商业文化嬗变，为近代潮汕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和理论指引，推进了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给汕头文化建设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必须确立文化兴汕的意识，继承和弘扬潮汕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优化文化结构，构建现代文化体系，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融合，把汕头建成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市。

[关键词]潮汕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嬗变;历史启示———————————————————————————————————————随着近代潮汕开埠，潮汕社会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实现了从古代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潮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潮汕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农业文化向近代商业文化嬗变。文化嬗变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有力地推动了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汕头正在为建设文化大市而努力。探讨、总结近代潮汕文化嬗变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对推动文化汕头建设无疑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一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痛苦中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站的潮汕，不可避免地也卷入了近代化的浪潮。在近代化大潮的冲击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潮汕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现了新式工业、交通、电讯和城市化过程。潮汕社会逐步实现了从古代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随着近代潮汕社会这一历史性转变，作为社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潮汕文化也从古代农业文化向近代商业文化嬗变。

其一，潮汕社会主流文化的嬗变。作为古代潮汕文化核心的封建主义儒家思想失去了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科学观念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所取代。

“旧的秩序让位于新的秩序……现在毫无疑问正在突然兴起一种对西方教育特别是现代科学方面的需求”。①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报纸，如《救国刊物》、《火焰周刊》、《采虹周刊》，以及《岭东日报》、《新中华报》、《汉潮报》、《公言日报》、《民报》、《汕头星报》、《日日新闻》、《潮梅新报》等，在潮汕纷纷创办并大量传播。从30年代起，随着潮汕工农革命的高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扩大其影响，并最终占主导地位。

其二，潮汕文化的多元化。随着开放，海外文化大量涌入潮汕，出现了中外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在并存中，各种文化发生交流,进行融合。潮汕人以精明务实的态度和豁达大度的开放心态，大胆地从海外文化中吸纳养分，以致近代潮汕文化无论思想学说还是艺术形式、生活方式等，都呈现多姿多采的新气象。

生活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样式，表现得甚为突出。以服装和饮食为例。据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陈达在潮汕调查记述，“喜著西服的时风，在一部分的青年是极盛的，特别————————————————————————

①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地方志办公室.潮海关史料汇编[C].1988.

是学生或与外洋有过接触的人”;[1](P102)“近年来有些华侨社区的食品，渐呈显著的变迁。菜蔬里面喜欢用辣椒，分明是南洋的习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家，不但用餐时饮咖啡，即在平时时间，亦以咖啡款客，往往用以代茶。清晨未起床的时候，常常听见小孩们叫买咖啡之声，因有许多人用早餐时，就喝一些咖啡，再加饼干一类的食品”。[1](P104)

潮汕方言是潮汕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随着近代潮汕的开放，潮汕方言的构词和使用借词也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表外来物品词语，常用缀“番”字，如番批(侨批)、番瓜(南瓜)、番葱(洋葱)、番薯、番梨(菠萝)等，还有洋油(煤油)、英文笔、红毛笔等。借词有不少借自英语、马来语译音的。如篮球投篮称“术”来自英语shoot，旅行箱为“甲毕”(英语cavpet-fag)，扳手称“士巴拿”(英语spanner)，铁线称“亚铅”(来自马来语ayan)，街廊称“五脚忌”(来自马来语gaki)。[2](P209)

在城市规划和建筑方面，汕头市以小公园为中心呈放射状的道路布局，以及大量骑楼式建筑，明显地溶入了西欧的风格。从西方传入的电影也于1909年登陆汕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如戏剧(尤其是潮剧)、潮乐、民间文学、书画美术、潮州方言研究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就。

其三，潮汕文化载体得以新构。随着潮汕社会的近代化，作为潮汕文化重要载体的教育、图书馆、书店等也得到新构。

1、新式教育的勃兴。1911年，潮汕兴办75所新式小学，7所新式中学;[3](P73)发展到1932年，有小学1747所，中学、乡师、高师及职业学校近50所。[3](P105)这些新式教育有以下几个亮点：一是打破“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观念，开创女学，扩大了新式教育的社会基础;二是课程设置循序渐进，结合中西学的教育理念，重视算学、化学、生理学、卫生学等;三是应商贸、实业之需而设的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发展较快。新式教育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

2、文化普及设施的发展。1917年11月，潮安城东青年图书社创立;1919年潮安首开县立图书馆;1921年，汕头市通俗图书馆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潮属各县均设有图书馆。同时，潮汕的书店也大量涌现。据1934年谢雪影的《汕头指南》所载，汕头市区的书店有育新书社、世界书局等11家，[4](P728)潮安、揭阳、潮阳等县也有一批书店。

3、新文学的兴起。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潮汕文学工作者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洪流中来，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如李春涛、杜国庠、许唯心、洪灵菲、王鼎新、冯铿、戴万平等。他们发表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激进作品，积极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当时活跃的文学社团主要有火焰文学社、采虹文学社;出版的刊物有

《救国刊物》、《火焰周刊》、《采虹周刊》、《晨光周刊》、《蓓蕾周刊》、《新文化》、《改造》等。这些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潮汕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深入。

4、报业的迅速发展。从1902年5月爱国人士曾杏村、吴子寿、杨季岳等创办第一份报纸——《岭东日报》起，至30年代初，几乎每年都有新报馆开业，累计有报家近30户。[3](P175)重要的报纸有《岭东日报》、《潮声白话报》、《图画日报》、《新中华报》、《汉潮报》、《公言日报》、《平报》、《大风日报》、《大岭东日报》、《无声日报》、《汕头日报》、《汕头新报》、《商民新闻报》、《南潮新报》、《汕头市民报》等。

其四，潮人商业文化心理的生成。在商贸经济大潮的撞击下，潮汕人的文化心态发生嬗变、进步。封闭、保守的传统农业文化心态受到严峻的挑战和猛烈的冲击;刻苦拼搏、冒险开拓、精明务实、义利并举、诚实守信等商业文化心理、商业文化精神在潮汕人身上逐渐生成。“公平处事……忠信相孚”[2](P416)的诚信经营，使潮商饮誉海内外;而潮人的“顽强固执精神使他们的国内同胞们望尘莫及”。①

二近代潮汕文化嬗变的原因

其一，潮汕社会近代化的巨大推动。

潮汕近代化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其起点和支柱是近代工商实业的发展。近代工商实业的兴起至少再造了一个潮汕。仅汕头开埠后几年时间里，潮汕地区的商业发展与日俱增，有商号4万余家，从商人员数十万。抽纱业成为潮汕新的支柱产业，形成了40余万的抽纱大军。

[3](P101)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潮汕向海外移民经营工商业者多达140万人以上,而到1949年，全潮汕地区总人口也不过400万人。[3](P101)至20世纪30年代，汕头新建4000余栋楼房，形成以小公园为中心，拥有3500家商号的南中国繁华商城。[3](P102) 近代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潮汕人开辟了新的生路，缓解了人口对农业的压力，还为潮汕社会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社会财富的积聚创造了奇迹。“自咸同间开汕头为商埠，交通事业日进千里，曾不百年，凡轮船、铁路、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5](P102)对外贸易和开放步伐大大加快。汕头“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6](P66)“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4](P102)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百载商埠，以致恩格斯盛赞汕头是远东地区“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7](P38)近代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为汕头、为潮汕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神话，改变了潮汕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海内外闻名的商业化社会形态。

社会变迁必然引起文化的变革和新构，是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8]近代潮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的转型，赋予潮汕文化以强大创造力，为潮汕文化发生历史性嬗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而近代化推动下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不仅缔造了一个商业经济的潮汕，而且缔造了一个商业文化的潮汕。商业文化成为近代潮汕第一文化。在社会商业化过程中，潮人大胆接受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新的价值观念，不断创新文化，使嬗变中的潮汕文化，商业性得到强化，文化活力不断提升。

其二、文化交流的强有力推动。

在传统社会，人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人的流动，就意味着文化的流动。“人是观念、信息、文化的载体。当人迁移流动时，不论是迁移流动的个体，还是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毫不例外地随之而移动。以生活方式为例，生活方式以人为载体，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群体有群体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口迁移的同时也迁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也同样如此。”[9](180)

近代潮汕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潮汕社会的高度开放，推动了潮汕的人口流动。由于人多地少、生活困难等原因，自古以来尤明清时期，潮汕不断向海外移民。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潮汕地区向海外移民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据统计，到1911年时，潮汕地区在海外的移民人数已不下300万人。①另据海关统计，从1869到1934年这66年中(其中缺一年数字，实为65年)，从汕头口岸出洋的人口数量为555.29万人次，进口的人口数为415.17万人次，

进出口相抵之后，净出口140.12万人次，平均每年净出口21557人次。[10](P92)

文化是开放的，没有开放就没有文化。文化又是交流的，文化发展离不开交流，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近代潮汕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潮汕的人口流动，促进潮汕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而近代潮汕文化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1、西方文化的输入。近代资本主义以殖民侵略这“恶”的形式冲破了东西文化隔离，客观上打破了潮汕原先的文化壁垒，潮汕传统文化在痛苦中作出艰难的选择，被迫对外开放。开埠后，西方文化为主的外国文化大量输入潮汕，特别是外国教会团体的传教士在潮汕地区进行了大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活动，如开办学校、医院、印书馆、编印发行书刊等。19世纪末，在潮汕地区活动的外国教会团体有英国的长老会、法国的巴黎“新来者”会等。到20世纪20年代后，英国长老会在潮汕地区开办的学校达72所，拥有学生2899名;[10](P150)美国浸信会在潮汕地区“办学160多处，学生5700名”。①———————————————————————————————

①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地方志办公室.潮海关史料汇编[C].1988.

外国教会从事的这些文化、教育活动，是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给予他们的特权进行的，具有文化强制渗透的色彩，造成了西方文化对潮汕传统文化的强烈撞击，因而对潮汕传统文化的变迁产生了直接而极大的影响。如，1946年浸信会派美国姑娘欧阳逊来揭阳真理中学专任英语教师。欧阳逊“带来了美国新闻处的电影放映机及教育新闻片多种，于每星期六晚在学校操场放映，宣传西方的思想和科技文化，对师生影响甚大”。②

2、海外华侨的文化传播。许多华侨在海外直接受到所在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濡染，又通过人员往来和通讯手段将所接受的异质文化间接折射回潮汕地区。澄海华侨陈慈黉在家乡前美村建的总面积达16000多平方米的“郎中第”，采用中西结合的形式，包括三座大宅和书斋，将西方建筑文化融入潮汕。不少华侨从海外返回故土从事文化、教育活动。1904年，张公善、杨季岳等华侨捐资四千元创办汕头正始小学堂;1916年泰国华侨郑智勇在家乡潮安祺园创办智勇高等小学;20年代以后，河婆中学、南侨中学、兴文中学等陆续兴办。③这些学校大力传播海外新思想、新知识，有力地推动潮汕文化的嬗变、发展。

大量出洋的潮人也不遗余力地将潮汕文化向外传播。“潮州粥、酸咸菜、功夫茶、卤鹅等潮州风味食品，潮州戏、潮州音乐、中国画、中国象棋等家乡文化”，传到东南亚各国，“得到经常讲着潮州话的老华侨所喜爱。”[2](P159)华侨也在居住地创办了一些学校。1932年，泰国由潮人创办的讲潮州话的学校就有26所。④这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良好景象，从而实现了潮汕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良性交流和融合，潮汕文化的海洋味日益增强，商业化不断浓厚起来。

三历史启示

启示一，必须确立文化兴汕的意识，加强文化建设，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和理论指引。

社会转型推动文化发展，文化发展反过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近代潮汕文化嬗变最有进步意义的地方，就是构建了新的以商业文化为特征的近代文化体系，而近代商业文化体系的形成，成为潮汕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它不仅为潮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商贸人才，更是大大改变了潮汕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更新了潮汕人的价值观念，造就了充满刻苦拼搏、冒险开拓、精明务实、义利并举、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精神的新一代潮汕人。在这种商业文化精神的驱动、引领下，近代海内外潮人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诚信经营，创造了繁荣的潮汕。潮汕社会近代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历史启示——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撑力、动力和理论指引。

然而，几十年后的汕头，却因诚信缺失、社会经济秩序混乱而损害了投资环境，破坏了良好形象，导致经济陷入低潮的痛苦中。人们在哀叹，人们更在深思，究竟汕头怎么了?造成前

几年汕头社会形象受损，经济后退的原因无疑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化因素——文化建设忽视，文化创新乏力，文化结构失衡，也是影响至大的。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近代潮汕的繁荣，得之于文化之兴，现在汕头的落后，是失之于文化之衰。近现代潮汕经济社会发展向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文化兴汕。如果把“重建信用”、“重塑形象”看成是汕头的“生—————————————————————

①汕头市教育局.汕头市教育志(第5稿油印，解放前部分)[C].

②王钊.揭阳私立真理中学溯源[A].汕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潮汕教育述往(汕头文史第九辑)[C].1991.

③汕头教育志编审委员会.汕头教育志[C].1988.

④杨群熙.海外潮人兴学纪事[C].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编，2000.

命工程”，那么，“文化建设”就是这项工程的奠基石。因此，汕头在发展战略上的选择上除了“工业强市”、“海洋活市”、“商贸富市”、“法制治市”外，还应加上汕头急需的、并最终必须成为汕头特色的东西——“文化立市”。

因此，我们不仅要确立文化兴汕的观念，而且要构建文化兴汕的系统工程，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加强汕头的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掘、整合潮汕丰厚的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汕头的文化产业，加快汕头的特区文化、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海洋文化、旅游文化、民间文化、科技文化建设，提升汕头人的特区意识、家园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科技意识、实业意识、道德诚信意识、形象意识，增强汕头人的凝聚力、吸引力、竞争力，为汕头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和理论指引，推动汕头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启示二，建设文化汕头，必须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优化文化结构，构建汕头现代文化体系。

文化转型必然是文化重构的过程。新文化的生成往往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创新。由于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总是在既定的、从先辈继承下来的条件里开始自己的文化创造和文化鉴赏活动的，因此，文化的发展自有传承。文化发展所固有的传承性，引发人类心灵中的“寻根”祈向，而人类心灵的“寻根”祈向又成为文化传承、保持文化民族性的心理内驱力。

文化嬗变充满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更需要文化创新。现代化社会不可能把旧文化的脏衣披在自己身上聊取温暖，而必须把它拆掉、洗涤、重新剪裁和制作，并染上新时代的色彩;同样，也不能生硬地吞食带壳的外来文化果实，而必须根据自己的胃口将它辗粹、磨烂、分解、过滤、消融，并糅进新的嚼料，制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文化食品。

近代潮汕文化在其嬗变过程中，就对传统的潮汕文化进行了有力地传承，有效地创新。

潮汕社会的近代化，主要体现于商业社会主导地位的逐渐形成。而潮汕商业社会的主体是一大批商人。近代海内外潮商之所以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得到商业精神的支撑和引领。传统农业社会之下的潮汕人，与国内其它地区的居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生活。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人多地少的背景下，潮汕人刻苦劳动，辛勤耕作。但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精明的潮汕人更是适应商业社会的转变，在继承和弘扬潮汕人刻苦耐劳、务实求精优良传统的同时，创立了以潮州会馆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七兑票”和侨批为代表的信用文化、以小公园骑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打造了冒险开拓、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精神，培育了重商、崇商的价值取向。这些商业文化及其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并且，在近代化过程中，虽然受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潮汕人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盲目的、彻底的自我否定我们这个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给我们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必须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优化文化结构，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体系。

然而，现代汕头在其文化建设，特别是特区文化建设中，没有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关系，使得潮汕传统文化哺育下的潮汕人所具有的保守、封闭和内向特性，在改革开放后，与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相融合，形成一股制约汕头文化创新的惰力，导致汕头科技文化、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等各个文化领域创新的严重缺失，特别是理论创新的严重乏力。更甚之，在创新缺失的背景下，有的人铤而走险，采取剽窃和仿冒的方式，将别人的知识成果随手拈来一用，以这样的方式取得事半功倍的发财效果，因而，制假贩假泛滥成灾，严重损害了汕头的社会形象。

因此，在文化汕头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首先必须从近代潮汕文化嬗变中吸取经验，寻找借鉴，在做好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这两个重要环节上下工夫。一是整合潮汕文化资源，发掘潮汕文化素养，大力继承和弘扬潮汕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将潮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汕头现代文化的新构和优化;二是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汕头的文化创新。要创设一个良好的文化创新机制，造就一支强有力的高素质的“文化人”队伍，激活文化创新氛围，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与时俱进，创造具有汕头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提高汕头市民的文化生活质量，推动汕头三个文明建设的纵深发展。

启示三，建设文化大市，必须加大汕头的文化开放度，加强文化交流，推进文化融合。

近代潮汕文化在其嬗变的过程中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中，积极地参与文化交流，使潮汕文化体系日益开放。文化交流的进程，往往是在冲突中理解，在理解中沟通，在沟通中选择，在选择中调适，在调适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提升的过程。在近代潮汕文化嬗变过程中，潮汕文化不断开放、交流和融合，得到新构。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潮汕文化的“海洋味”大大增强，即对外来文化变得较为开放，能够注意随环境与时势之变化而调适自身，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总之，不断开放交流，不断融合，推动文化发展，这是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重要历史启示。

然而，当代的汕头，虽然是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但是，文化开放不足，交流有限。许多汕头人一直认为外地人到汕头是因为穷，是冲着钱来的，总是带着鄙视的眼光，无论购物、上学、办事、挤公车……不管你能否听懂，张口就潮汕话，单纯语言就构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文化门槛。汕头成为一个严重缺乏包容性的社会，这就严重地恶化了汕头的投资环境，损害了汕头的形象。汕头人多么需要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放胸怀!

汕头是中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开明、开放、开拓、开展是特区意识的一个显著特点。”[11](P189)汕头社会现代化的突破口应首选文化开放。汕头人民必须打破地界、语种的樊篱，彻底抛开“省尾国角”的芥末心态，重新定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责任。因此，建设文化大市，汕头一定要加大力度，推进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要创设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载体及市场化的文化运作机制;一定要允许多种文化并存，包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内地文化与海外文化;不断拓展文化交流的渠道，大力引进文化人才。

总之，近代潮汕文化在商贸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下，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化为向商业文化的嬗变，缔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潮汕，缔造了汕头这个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文化力是一种强大的国力。一个城市要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没有文化魅力的支持是不可企及的。我们一定要启动文化兴汕工程，着力加强文化建设，为汕头这个“海滨邹鲁”增彩添辉。

******************************************************************************* [参考文献]

[1]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2]陈泽泓.潮汕文化概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3]郭剑鸣.文化与社会现代化[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4]杜松年.潮汕大文化[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5]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M].香港：龙门书店，1965.

[6]林伦伦、吴勤生.潮汕文化大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元刊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路遇.山东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

[10]赵春晨、陈历明.潮汕百年履痕[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11]高占祥.高占祥论文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本文发表于《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金荷中学潮汕文化进校园活动总结

编者按：在吴南生同志的关心下，潮汕历史文化中心举办的“潮汕文化进校园”活动已经开展了四个年头。这一活动先后得到金荷中学、峡山中学、金山中学、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支持，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不少成果。

潮汕文化进校园，让年轻一代接触潮汕文化，这关系到潮汕文化的承传和发扬光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里，我们发表金荷中学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林应婉老师对金荷中学开展潮汕文化学习的总结，从这篇文章，我们看到在学生中开展潮汕文化的学习研究，可以办得生动活泼，让学生学到很多东西，它不但不会影响学生正常的文化学习，而且能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明确学习的目的，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一篇是四位学生写的《潮汕人文精神》。我们看到，这几位新新人类，谈起潮汕古代历史，居然也如数家珍，头头是道；探索潮汕人文精神，却又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看法，很值得一看。为此，我们特别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关心潮汕历史文化的老一辈和对潮汕文化有兴趣的年轻学生。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发表学生们学习研究潮汕文化的文章，欢迎同学们投稿，欢迎老一辈指点。

金荷中学潮汕文化进校园活动总结

我们金荷中学是潮汕文化进校园的试点学校，为了推广潮汕文化，从2002年起我组织了一批批学生参加到研究性学习中来。当时的初二（1）、初二（2）两班共11人参加了《潮汕文化研究》课题研究。在活动过程中，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的吴勤生理事长、黄镇新主任、吴奎信教授，潮汕文化图书资料室的倪水波主任、陆丹琳秘书给于我们真诚而热情的帮助。活动中学生们写成了四篇小论文，其中《潮汕的成年礼——“出花园”》于2003年5月12日发表在《汕头都市报》上；《潮汕人喜欢工夫茶》则分别于2003年6月和2004年2月发表在《汕头日报》和《网络科技时代》上。看到自己作品变成铅字，学生内心的热情也化为源源不绝的动力，我的初衷以研究促进学习兴趣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目前已经完成四个专题：《潮汕人喜欢工夫茶》、《潮汕人的成年礼--出花园》、《潮汕小吃--蚝烙》、《潮汕人文精神》。本人编写的《探究性学习小论文》被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图书资料室、潮州谢惠如图书馆、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潮汕文献室收藏。由于活动成果较好，被邀请在汕头市教育局地方课程综合实践活动会议上介绍活动开展情况，并获得表扬嘉奖。

在不改变现行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根据语文教学特点，适当引入相关的潮汕文化知识，逐步激发学生学习家乡文化的兴趣。活动中,我们运用语言、实物、社会和家庭资源等手段创设生动真实的文化情景，激发学生丰富情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可让他们亲历亲为，充分感受潮汕大地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自然而然参与到继承和发扬潮汕文化的行列中。在实际活动中精心选择符合学生心理特征、适宜组织教学研究的专题来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学习，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寻找熟悉潮汕生活的人，写他们的精神品貌或传说掌故，让学生置身活生生氛围里，将潮人、潮事、潮意结合一体。让学生阅读潮汕相关的读本，最大限度接触

乡土文化，并从文化层面去鉴别、欣赏、认同，养成"和而不同"、"承中有创"的观念，在熟悉潮汕人文历史中去构建知识、构建理念、构建新的生活方式。2005年我们举行“走进潮汕群星”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活动中，通过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又印发《汕头的变迁》（地方课程汕头历史教材）中“地灵人杰”篇，介绍“潮汕群星”，引导学生搜集生活在自己周围的可感可触的潮汕杰出人物的文章、材料，课内外相联系，积累相关资料。取得较好的效果。

2004年暑假还有十左右个同学主动参加"我与潮汕文化'征文活动并获得奖项。一批学生毕业了，但他们学习地方文化的积极性并没有减弱，2004年寒假他们还和刚参加潮汕文化学习小组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到潮汕文化中心聆听专家的讲座。不同的是，现在，不需要我的指导，他们是自觉主动去研究自己喜欢的潮汕文化课题。据说，他们到高中里，在选修课的研究性活动中，都当任了组长角色，因为他们有经验了，大家都要听他们的。在学习潮汕文化过程中，学生们不知不觉增强了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组织能力和实践能力。

潮汕文化进校园，不仅让学生能了解潮汕文化的概貌，也有利于师生共同阅读共同研究，改变了传统语文教学内容和作文训练的方法，做到快乐的学习，真正培养学习的能力。

（作者林应婉）

附：师生评价：

师："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使孩子的心同我讲的话产生共鸣，我自身就需要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是这场潮汕地方课程研究学习活动的最好注释。我们用潮汕文化这根独特的琴弦对准心灵的音调，就获得学习研究中演奏出来的快乐音乐。

生1：这次研究性学习让我们增加不少知识，也让我们领略到潮汕文化光辉的一页。我们用汗水酝酿了果实，这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个学期的学习结束了，但它将是我们美好的回忆。生2：我们的文章是被老师评好的文章之一。我们真是乐不可支，好心情难以形容。我们终于放下了这一份工作，因为它已经完毕了。但是它给我们的个中之理，那是永久不变的，在今后的人生路上，我们会带着它给我们的启迪，继续前进，坚持不懈！

生3：受益非浅。

生4：潮汕新年传统风俗只是潮汕文化的冰山一角，但也充分表现了潮汕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我爱潮汕民俗，更爱潮汕文化的瑰丽！

生5：我从小对潮汕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参加"关于潮汕文化探究性学习"以后，更觉得它是"满园春色关不住"。它是一棵"繁花树"，作为潮汕人的我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浅薄。骄傲的是家乡会有如此丰富独特的文化，感到浅薄的是许多文化的深奥之处还很少领略。我将会积极学习潮汕文化，开阔自己的视野，用实际行动弘扬潮汕文化。

生6：在与潮汕文化的学习过程中，我学到了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许多东西，它考验了我持之以恒的耐力，给予我与潮汕名人接触的机会，学会研究中如何与伙伴协调合作……它给我的生活添上一笔绚丽的色彩，给我的人生增加了一笔丰富的财富。我会随着潮汕文化一起做完这趟妙趣横生，情意盎然的旅程。让潮汕文化陪同我一起成长。

生7：潮汕文化给我与父母建立了一架最坚固最富有情感的理解桥梁。通过学习，我虽然在自己"出花园"那天没有过足隐，但在学习中却过了很有意义的十五岁，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用自己的努力来回报父母。潮汕文化，让我和父母走近，心灵再贴近，甚至让我与父母没有代沟。我感谢潮汕文化让我们家多充满一份温情。

生8：在做这个课题的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我曾经想过放弃这次活动，但每当我看看潮汕经济史的辉煌时，又充满力量，有自信继续完成这次活动。虽然潮汕文化没有敦煌文化的瑰丽，没有大汶口文化的辉煌，没有神农氏文化的神秘，但它所透露出来平凡深深打动，使我更要为汕头的繁荣兴旺而更加虚心学习。我喜爱潮汕文化，希望将来能把潮汕文化带到中

外，使更多的人能了解汕头

https://www.360docs.net/doc/5910087253.html,/s?cl=3&wd=%22%B3%B1%C9%C7%CE%C4%BB%AF%22%B5%C4%CF%E0%B9%D8 %D7%CA%C1%CF

○浅谈潮汕民俗的佛化

[2005/6/617:22:00|By:wuzhongwen]

关键字：俗语；心量宽广；博爱为怀；海纳百川

佛教传人潮汕，时间不晚于唐代贞观年间。佛教给潮汕的社会和文化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致已成为潮汕文化中不可剥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潮汕人生活中，人们看到潮汕各地大力兴修寺庙，也许会感到惊奇。其实这重修的寺庙与原来的相比，只是一部分，据2002年初步统计,获各地民族宗教局登记，潮汕庵寺300座、居士林5座、道场2座、精舍77座、佛堂28座、佛学院1所，总计413座，常住僧人尼约1154人，信徒数万人。其分布之密集，不亚江浙一带。多么浓厚的崇佛氛围！从建筑、艺术、风俗、纪念等方面看，潮汕文化无不渗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本文拟从潮汕民俗的角度，对其佛化的状况作一些粗浅的认识，以诚讫于方家。

一、佛化俗语

语言的功能和价值，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交流工具，而且是文化内蕴的一个有力的外在表现．潮汕方言中所存在的大量俗语，就颇能反映出其文化的佛化特征。如“潮人称人胸怀宽宏为“佛量”，在佛教用语中，“无量”本指大得不可计算的数目，《摄大乘注释》卷八谓“不可以比类得知为无量”。潮语的解释，将与“佛量”相衬，指心胸狭隘为“无量。[1]P533佛家有“看破红尘”之说，指看透尘世的虚妄污浊，不足留恋，潮语“看破”之说，用以形容人的达观、洒脱，因有“做人看破”、“做事看破”之说。[2]P534斥责无立场，遇事随风倒，只图眼前利益者是“逢佛烧香，逢贼骑枪”（骑，即执持）；谓诬陷人做了绝不可能做的事为“诬佛偷食鲑”；鲑是以盐淹渍的小鱿鱼，佛怎么会偷这些东西？潮俗把怒目执柞的护法神韦驮唤作“难唐”，因为“好就观音样，弄就难唐像”，这句话的意思是，对方如一切好说，我就以观音的慈悲态度相待，否则就给他降魔柞吃；也可解释为喜怒无常的人。

[4]P176还有“食三两菜脯（萝卜干）就要上西天”、“买尾咸鱼去放生，不知死活”[5]P535等等。这类俗语，不仅富于生活哲理，寓意深刻，而且风趣活泼，从一侧面反映出潮人幽默性格。但其中占大部分的是反映佛家关于三世因果、轮回报应原理的俗语，如骂孩子时称为“讨债仔”，说人遭受灾祸谓之“前世做积恶”；赞人生活环境美好的“前世有修”，讥多说谎话的人要“后世着（必定）哑”；劝人不可作恶，否则祸及子孙“勿累子累孙”……[6]P175都说明了因果报应观念深人潮人民心。从某种意义上评价，不可否认，佛教一些道理对人们也起到了抑恶扬善的有益的教化作用。

二、祭祀民俗

潮汕民间祭俗活动多而且普遍。佛菩萨、祖宗、神鬼、夭地自然等无不是它的祭祀对象一年中举行祭祀的时日大致为二类：一是岁时节日，二是特殊情况。大部分祭祀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与佛教信仰有联系，如岁时祭祀中，与其他传统年节同等看待的佛教节日就有“阿娘生”（观音诞）、浴佛节、七月施孤、中元节、“罗汉生”（佛成道日）等。至于诸神之诞、消灾祈福、生死礼仪，也常伴有佛化的祭祀活动。潮俗的佛教节日的祭祀活动，与我国汉地其它地方的做法大同小异，不过更普及到民间，在具体仪式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阿娘生（三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潮俗民间先在前一日晚设拜，供品中必备“鸟饼”这是一种用面粉调塘制成飞鸟状的薄片，再加以烘脆而成。这是因为民俗认为这天晚上菩萨照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