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泽 琉球主权的探析—以中国藩属制度与国际法对比为视角

琉球主权的探析

----以中国藩属制度与国际法对比为视角

涂光泽*

摘要近年来，日本对于钓鱼岛问题处于攻势，在国内大力鼓吹钓鱼岛国有化，在国外，以钓鱼岛是其通过与美国的“一托一还”，制造了大量的舆论；笔者认为，我们审视钓鱼岛问题还是没能跳出但就钓鱼岛主权争论的范畴，没有从中国古代历史环境和国际法的角度重新审视整个东海领土主权问题。从国际法上来说，钓鱼岛问题的解决肯定离不开一个前提，就是东海划界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围绕着琉球群岛主权归属问题展开的。日本如今就是要自钓鱼岛上大做文章，其实是想绕开和淡化琉球群岛（现在日本成为“冲绳县”）的主权问题，从而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这是日本在其东海战略上的一个阴谋，然而恰恰又是日本的软肋。笔者将以中国古代的藩属制度为视角，展开对于琉球群岛或者说琉球王国的主权及同中国的关系，并与西方的“保护制度”相比较，从两种国际规则中，探讨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

关键词藩属制度华夷秩序保护制度琉球主权

*涂光泽，上海外国语大学2015级法律硕士。

一、中国藩属制度及该制度下的琉球群岛

（一）中国藩属制度的实质

藩属一词，据笔者通过《四库全书电子版》、《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等数据库的检索，最早出现在《明实录》之中，《明神宗实录》卷497有“琉球列在藩属，固已有年”之语，但《明实录》对“藩属”一词没有明确的解释，而对“藩属”做出明确解释的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该书卷68在介绍《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时说：“次藩属三卷，皆奉朔朝贡之国。”所谓“奉朔朝贡之国”，《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44-46三卷列有如下民族或政权：左部哈萨克、右部哈萨克、西布鲁特、东布鲁特、霍罕、玛尔格朗、安集延、塔什罕、那木干，从史书的记载判断，这些民族或政权都是清王朝的“藩属”。

藩国与属国的名称，始见于西汉史书的记载。《史记·吴王濞列传》载汉景帝制诏：“高皇帝钦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令奉其现网宗庙，为汉藩国。”《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又载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乃分徙降者边五郡（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藩固与属国的前身，实际上是西周时期的“封国”与“服国”，封国与服国则是西周初实行分封政策的结果，即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①藩字有篱笆的意思，屏是指屏障，所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意思就是把四方的封国作为藩卫中央王朝的屏障。周代的服事制度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通过大规模的分封册命制度、朝贡制度形成具有等差序格的宗藩关系，体现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观念，形成了中国千百年来沿袭不替的宗藩制度的基本轮廓。②每一种文明都有一种以自身种族为中心的幻觉。古代印度将雅利安人的地方和“野蛮人”的地方对立起来。③

藩属制度的实质到底为何？黄松筠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

①《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张世明：《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载《清史研究》2004年2月第1期。

③Frank Dik? tter ,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 dern China, P5 , London, 1992

究》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的本质就是国家政体说。黄中业先生认为：“西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才是它的国家政体。这一政体的首要内容，是在各级国家政权实行君主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在各级政权的关系上实行等级隶属；而本质特征，则是地方政权在上级政权的隶属下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①“藩属制度作为中原统一封建王朝国家政体的重要内容之一，还体现在于中央王朝与藩属国的一朝两制、藩卫内向以及藩属的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的三大基本特征之上。”②

在境内的属国，一般称为“内藩”的，与中央王朝实行“一朝两制”，而境外的藩属或者叫外藩，则在其自己的辖区实行“一朝两制”。以唐代的渤海国为例，渤海国自大祚荣建国以来，便与唐王朝建立了藩属关系，受封为王。此后，历代渤海国王在国内的行政区划、官制、兵制以及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诸多方面大力推行唐朝的制度。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著名诗句，概括了这一实际。当然，渤海王在国内推行唐朝的制度，是在照顾、顺应本民族习俗下进行的。可见，在唐代的渤海国国内是实行“一国两制”的。

通过上述，笔者认为藩属制度是在中国古代周边的国际关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藩属”该词是到了明清时期才最终出现的，但其内在含义或者说真正所指向的对象已经在很早就有了，只是各朝史书称之以“藩臣”、“属国”等。自秦统一中原地区，在中原汉人的心中“天下”观念就变成了以“夏”和“夷”二元分布区域结构，而为了保护“华夏”的安全，自秦以后的各中原王朝就开始主动经营管理边疆，试图在中原地区的外围构筑“藩屏”区域。③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东亚研究史的侧重焦点就在”中国中心主义“，因此他也将这种中国对外的关系模式称为“中国的世界秩序”。④所以“东亚社会中诸如朝鲜、越南、日本及琉球王国都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

①黄中业：《西周分封制度是国家政体说》，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

②黄松筠著，《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72页。

③刘志扬：《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三期。

④易红：《明琉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是由古代中国分衍出来的，列如在这些国家依然使用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伦常教义、汉字语言系统、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及科举制度等等。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①而何芳川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称为“华夷秩序”。“‘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从大秦帝国统一中原地区至汉朝，中华与’蛮夷‘之间，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该种秩序还处于雏形阶段。至大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其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波及周边很多国家和民族，纷纷效仿唐制，‘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唐朝以后，虽然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但是辽、金、元、清都效仿汉人之制，华夷观并没有中断或者衰退。例如辽道宗曾提出“华夷同风”的理论，清代葛尔丹亦向清廷表示“我与中华一道同轨”。②中华四大发明躲在唐宋向外传播，‘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至明清两代，‘华夷’秩序已经趋于成熟，具备了日臻完善的内涵和清晰的外缘。······‘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就是中华帝国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制度。”③受这种“华夷观念”的影响，再加之以传统的治国方式与理念，历代王朝尤其是统一的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周边邻国的这种关系就是藩属关系的实质。

藩属制度实际上是以中华文化为中心世界而建立起的一种国际关系的方式，它是在西方式的国际公法体系到来之前的，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习惯，围绕着中国中原统一王朝而开展的国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与藩国的宗藩关系是靠礼治和仁政来维持的，中原王朝站在高的等级序位上，因此藩属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封王纳贡”制度，也不是只是经

①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黄松筠著，《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95页。

③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9年第6期。笔者认为何先生所说的华夷秩序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国际大家庭，而这种国际家庭其实就是东亚国际秩序（也称为东亚朝贡秩序）。东亚国际秩序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扩大化和国际化。不过因为这种关系常常忽视国家主权观念，或者说当时在中华法系中就没有国家主权这种观念，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导论》中说的：“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可以说，东亚国际秩序是在宗法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宗法制不但是中国的家庭、家族乃至国家的统治原则，也同样是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原则。中国与琉球的关系便是这个国际家庭中典型的君臣父子的关系的延伸。

济上单纯的往来，是中国内部统治观念和方式的外部延伸。“中国自古对朝贡之邦，不挽其内政，更无保护明文”。①以中越宗藩关系为例，“大信不约”是中原王朝对待越南的一贯态度，是一种忽视了明确利益关系的条约手段。“宗藩关系更注重精神、形式及礼仪等方面，以习惯法则的形式存在，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其道德的约束力远远胜过法律上的效力，是两厢情愿、私下相许的关系。”

②所以说，宗藩体系是一种在当时来说，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一种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与中国不同的是，法国遵循的却是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契约”的规则，以条约的形式确定它与越南的权利和义务。③

（二）琉球主权问题的历史背景

琉球群岛位于日本的九州岛与中国的台湾之间，琉球王国至明其，就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其有大小岛屿50余个，南北长600海里，总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第一次书面称呼称琉球为“藩属”的见于《皇朝续文献通考》卷331：“琉球，在日本萨峒马之南，东洋小国也······自前明以来世为中国藩属。”④明宣宗宣德三年，“唯中山一国朝贡不绝。”明英宗正统七年，中山世子尚忠来告父丧，命给事中“封忠为中山王，赐使之用给事中，自兹始也。”（中山国于1372年后完成琉球的统一）从历史上看，琉球王国自洪武十六年起，即1383年起，历代的琉球国王都向中原王朝请求册封以正式确定为藩属关系，另外自洪武五年后，琉球国还一直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奉行中国之正朔，一直到清光绪五年，即1879年，才因为日本强行的“废琉置县”而终止。

1854年3月英国代表贝利曾误认为琉球国是属于日本的，在与日本《神奈川条约》中要求日本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中就包括琉球的那霸。当时日本的谈判代表则向贝利解释，琉球是一个国家，在很遥远的地方，那霸港口的开放与

①邵循正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4 册，第3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②陈双燕：《试论近代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 年第2 期。

③李志亮：《近代中越宗藩关系蠡测》[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6月。

④刘志扬：《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三期。

否不由我们天皇决定。7月11日，贝利与円本谈判结束后，就随即赶往琉球，最后双方以中英两种文字和清朝的国号年号正式签巧《琉球美国修好条约》，开放那霸港口与美通商。①自1873年开始，日本多次派兵侵犯琉球，但是在琉球爱国人士以及清帝国一些有识官员的反对下和抗议下，日本没能实现其独吞琉球的野心，最终迫于压力派出大使与大清商讨“分岛条约”，向中国提出“琉球本岛以北归属日本，琉球南部的宫古、石横、八重山群岛归属中国。”南北分治。清国为了存琉球宗室，被迫于日本签订条约，但是日本迟迟未予兑现，但是到1894年，由于中国甲午战争战败，日本单方面对琉球实行了全面占领，控制了琉球群岛。

在当时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单就藩属制度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对于其藩属国的“琉球王国”有“宗主权”，藩属国虽然是不享有完全主权的，但是原则上中国都是采取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军事和外交上只是起主导的作用，只有当其新国的建立或新王登基，须经宗主国册封，藩属国要与外国签订条约、外交关系发生变化或在藩属制度下法律地位的变更时，才须经过宗主国的批准。即便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该“宗主权”，越南和朝鲜先后脱离中国的藩属体系是有国际法作为依据的、有条约可循的，但是琉球则没有。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中国战败而与法国签署《中法新约》，其中规定清政府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又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明确规定清政府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但自1879年日本入侵琉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从未与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就琉球主权问题达成过协议，换句话说，琉球王国的法律地位之变化都必须经由宗主国，即中国的认可才是合法有效的，日本吞并琉球之时，当时的清政府官方没有做出过任何形式的承认和表示，也从未声明放弃对琉球的宗主权，因此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在藩属制度传统下不具备效力，在现在的国际法上也是不合法的，因此琉球国的主权问题仍然是一个悬案。

①林成长：《清朝丧失附属国琉球原因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6月。

二、藩属制度下宗主权与现代国际法体系保护制度之对比（二）两种体系的差异

1618年到1648年欧洲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争，战时和战后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条约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将主权国家等国际法概念应用于亟待国际关系并影响至今，这是近现代西方国际法体系的渊源，其诸多观念和原则构筑了现代国际公法体系。两种体系，对于属国问题上各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两者的评价规则模式不能简单的加到另一个体系中，而对于西方自身的发展过程来讲，也很难用过去的规则适用于现在，因此分析两种体系下的属国制度，东方中华文明范围称之为“藩属”，而西方则称之为“保护国”，两者当代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究其制度的根本，即是两种制度背后体系的差异。

首先，藩属体系下处于核心位置的中国，一方面由从中心统辖四方的宗主国，但是又有从四周内向藩卫中心的藩属国，两者相辅相成，从制度的构建上来说，“藩属制度”是一种上下尊卑关系的等级秩序，是符合传统中国的“礼”之经义的，讲究尊卑贵贱长幼有别，而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组成的这个国际大家庭中，“中国之地位若君若父若兄，藩属之地位若臣若子若弟”①，但这种秩序本身就是中国“礼”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是在主权国家意识尚未形成的产物，并且是服务于农耕经济社会统治关系的形态。藩属国对于中国，形式上和名义上是依附和顺从，但这种其实是不具有强制性的，在前述的第一节中已经明确地讲到，藩属制度是为了藩卫内向，即“以藩屏周”的，个藩属国的自主权是不会被剥夺的，各个藩属都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利，即所谓“王者不治夷狄”。

②因此藩属制度中的两国关系很难简单地运用近代主权国家的平等概念来加以界定。而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各国关系的基础确实是主权国家，作为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的主要的两个特征，即对内最高，对外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是由国际法来规定的。表面上看，主权国家是一种平行的形态。但

①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50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②（宋）苏轼：《苏轼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国家相互之间横的关系所构成的。在那里并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的中心，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的各国间的并列关系。”①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主导国家间关系的其实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森林法则。

其次，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西方国际法体系理论的文化根基与我们藩属制度的文化根基是截然不同的。传统中国社会是以等级体系为基础，宗藩体系也就秉承了这一理念，对外关系的架构就是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只有维系严格区分上下、尊卑的等级结构，才能保持中外之间有序和稳定。②但是藩属体系又不是西方观念中的不平等体系。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本质上是不会征伐和控制周边国家，其目的仅仅是要求其承认和尊重以中国为汉文化“老大”的地位，因为中华文化尊卑长幼之传统，中国作为发源地，整个东亚或者说中华文明地区，都是信奉于儒家经典和中华文化，当然中国作为“长辈”，要维系家族中的一种尊卑，上下的内外秩序。中国仅是履行对藩属国的册封等程序，极少干涉他国内政。中国极力追求的的是一种“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米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③另外，藩属制度是深深根植于东方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农耕社会最需要的就是稳定，稳定则需要的是秩序。因此中国通过将上下尊卑的国内的秩序延续到外部至国际关系体系中，为内部的农耕发展营造一个外部和平稳定的环境，而中国作为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的的中心，必须要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的。同时，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的特点，也直接导致中原王朝的非扩张与统而不治的治国方式与理念。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不同了，其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各国为了争霸欧洲打了三十年的战争，最后该体系如同一桩交易，作为大国在利益争夺过程中的暂时性妥协。简而言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和平共处，而是通过暂时的妥协，为开始新一轮的争霸和利益

①【日】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页。

②胡礼忠：《宗藩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种经典国际体系的比较与启示》，载于《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

③（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夏，《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4页。

争夺而积蓄力量。①

古代中国地理环境相对于欧洲来说是相对封闭的，客观上影响了其他因素干扰东亚的秩序，内部核心地带长期相对稳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特点，加之孕育的尚德、以和为贵的观念，导致作为藩属体系中心的中国对外的政策上往往是采取和平互惠，而不是征伐扩张的政策，进而就导致了宗藩体系在空间上就越来越内聚和封闭。相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因为当时各国仍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而该阶段本质上的掠夺性就决定了该体系的对外扩张性和侵略性。可以看出存在于两种体系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归结起来，尽管文化上的上下尊卑等级结构是宗藩体系下的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关系的核心，但实质是通过“以宗封藩，以藩屏宗”，维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反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尊重国家主权国家平等仅仅是存在于表面，但其体系文化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森林法则的弱肉强食。因此两种体系也步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从空间上讲，宗藩体系因其对外崇尚“和”，因此就决定了其影响力只限于该区域内，并日益封闭。在“藩属”状态下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会日益密切, 而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直辖区域也在不断向边疆地区发展, 到了清朝，云南、广西等边疆民族地区已经不再属于原来的藩属地区，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直辖区域。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边疆内地化”。但遗憾的是, 进入近代以后，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疆域的这种自然凝固的过程，各个“藩属”与中国的关系也从此开始走上了不同的两条路：一是处于边疆地区的“藩属”彻底融入了中华民族，成为了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另一条是“独立性”较强的“藩属”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后，逐渐同中国的关系发展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越南、朝鲜、哈萨克、缅甸等都是如此；②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则通过积极扩张，跟随者欧洲列强侵略的步伐欧洲走向了世界，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国际公法体系。从历史的进程上来说，因应农耕社会需求而出现的宗藩体系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的需要，

①胡礼忠：《宗藩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种经典国际体系的比较与启示》，载于《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

②刘志扬：《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三期。

农耕社会自身的瓦解，最终藩属制度也被近代西方国际法体系制度给取代。

（二）宗主权与保护制度的对比

“属国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笔者对于此类问题的评价必须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与环境考虑，不能盲目的以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公法中的国家间主权平等的观念武断的直接加以衡量，其实国际公法本身有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近代国际法和当代国际公法有很大区别。”①《中文大辞典》对于宗主国解释是:“一国使他国从属之, 且有干预其内政外交之权力者, 曰宗主国。”西方国际法体系观念中的“宗主国”一词是带有不平等含义在里面的，但是这与我们藩属体系之中的宗藩关系并不相同，我们从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国家关系并非通过武力来建立和维持，而是通过和平发展、相互支持的方式。也就是说, 周边民族或政权与历代王朝建立臣属关系更多情况下并不是被迫的行为，更与近代的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②

“保护制度”始于十九世纪。惠顿《万国公法》云:“保护国是“立约恃他国保其事，主其议，护其疆等款，皆按盟约章程，以其主权之限制”③保护关系是建立是建立在近代国际公法体系下的，宗主国对于附属国享有的是宗主权(Suzerainty)。“宗主国与附属国之关系随情势而异, 对于附属国的国际地位或者国际主体的性质上看，属国是绝对不能与他国产生较为独立的外交关系时，其对外关系全然为宗主国所吸收，附属国只是部分主权国家。”④而在《奥本海国际法》关于“被保护国”一节这样写到：“两个国家可以缔结协定, 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内保留其作为国家的单独的特性, 同时接受另一个国家的某种监护关系。以前, 这种国家中有一类所谓的`附庸国（其指的就是中国的藩属制度下的

①吴晓宝：《清季藩属观念调适与边疆政策变化》，载于《清史研究》，2002年8月第3期。

②刘志扬：《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9月第16卷第三期。

③【美】惠顿著，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万国公法》第37～38 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④转引自《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张世明，载于《清史研究》2004年2月第1期。

‘属国’意思，是在另一个国家的宗主权之下的国家。保护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一个弱国依据条约把自己交给一个强国保护, 其方式是把本国一切较为重要的国际事务交给保护国管理，保护国负责被保护国的国际关系。它甚至可能等于被保护国的殖民化的开始。然而，保护关系是一个缺乏法律上精确意义的概念，因为它的真实意义大部分要按照具体情形来决定。”①另外，在肖所著的《国际法》中，其认为被保护国，是指相关实体保留其独立国家的地位，与另一国建立有效条约关系从而将某些广泛的只能交给该国行使，包括对内和对外的职能。就摩洛哥的情况而言，1912年该国与法国签订的《非斯条约》（the Treaty of Fez）赋予法国代表摩洛哥行使某些主权权力，包括所有外交关系的权力。②随着契约自由的理念在西方根深蒂固，从身份性质到契约性质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保护国制度就成为了在意思自治的幌子下弱国附属于强国的貌似符合自由意志原则、尊重国家主权的一张“卖身契”而已。归根结底，保护关系更像一种法律上的监护关系，而藩属制度的起源就是在于宗法上的血缘性质的身份制度，强调的是“以藩屏周”，在周时期的藩属制度中，内藩占绝大多数，即将宗族内部的血亲的分封到边疆各个藩地，正如台湾东吴大学缪寄虎先生所言, “依西方国际法原则, 宗属关系为历史所形成, 并无一定之通则。”其两者主要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两者是不同对外政策的体现，或者说是不同外交原则的体现。宗藩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藩属”的“称臣纳贡”和“宗主”的“册封赏赐”的双向制度，是“朝贡—封赏制度”。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和谐稳定是它的追求目标，而这样的和谐状态就是要通过“礼”的一系列具体行为规范实现的，即儒家的“君仁、臣忠、长惠、幼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

③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也将这样的价值观扩展到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其对待周边小国的态度就是“以德怀柔远人”，外交原则多以宽容、诚信等为主，“盖

①【德】拉萨·奥本海著，王铁崖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1998年4月，第334页。

②【英】马尔科姆·N·肖著，白桂梅、高健军、朱利江、李永胜、梁晓辉译，《国际法》（第六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73页。

③李志亮：《近代中越宗藩关系蠡测》[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6月。

中国之于属国，不问其国之内政，不问其境外之交，本与西洋之国待属国迥然不同”，①中国历代王朝沿袭的传统外交政策就是不干涉藩属国各自的内政，只有受册封者的王权地位和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时，才会应藩属国国王的请求，出手相助。相比之下，保护国的外交原则，则是以武力确保其外交利益的实现。

第二，两者追求的价值不同。上述已经在宗藩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讨论过，藩属体系追求的是“虚名”，而保护国制度追求的是“实利”。从中越宗藩关系看，藩属体系要维持的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君臣上下关系，宗主国要求的是藩属国在名分上对其作为“君”的宗主国的尊重和顺从；在西方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熏陶下建立起来的近代外交原则，其最高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利益。1873 年10 月，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长东比多内（Dompierre D’Hornoy）在致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的信中就说道：“安南帝国如接受保护国制度，可使我们不战而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同时可使我们的部队获得一条便利的，直通云南的通道，而且还能使我们掌握这些富庶省份的大部分贸易”。②所以说，中法之间宗藩制度和保护国制度之争，可以说其实是是儒家传统思想指导下的价值取向、观念与近代西方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价值取向的冲突。

第三，两者实现自己本质价值观的方式不同。在外交关系上，中国是有着广泛的包容心，正如《清史稿》所载：“夫诗歌‘有客’，传载‘远邻’，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③还是以在越南问题上中方和法方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为例，中国的处理方式是：“遇越南有乱，中国代为勘定，事竣即还，不侵其内政。”④而作为西方代表之法国，其外交是以武力为后盾的。1874 年 6 月,法国驻广州领事戴比在致外交部长德加斯的信中说道：“如果法国政府真想在印度支那的这一部分保持与我们国家相称的地位的话，就必须让安南政府、东京及中国人真正相信我们强大得足以完成

①曾纪泽著，喻岳衡校：《曾纪泽遗集》第208 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年版。

②法国外交部档案《回忆录与公文·亚洲》，第31 卷，第308 页。

③赵尔巽：《清史稿》第267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1977 年标点本。

④张振鵾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 册，第41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版。

好这项事业。然而只靠450 人的部队占据、控制着禁门河口的炮台，便要求各地的秩序自发地恢复稳定，要求1500 万疲惫不堪的居民毫不犹豫地接受我们的保护国制度或我们的统治，那是没有希望的。”①

此外，蒋廷黻先生在论及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问题时说，中日冲突是“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与近代的国际公法之宗藩观念的冲突日本的立场合乎时潮;我们的则不合, 在朝鲜问题的开端, 我们就为传统所误。”②但是中日两国出于各自体系下，对待朝鲜的方式则能窥见“保护制度”背后的殖民色彩，藩属制度与殖民的对立。明太祖曾遣使诏谕：“高丽贡献烦数，即困其民，······宜遵故诸侯之礼三年一聘，贡物为所产，毋过侈。”明太祖还多次谕令礼部：“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明政府与属国朝鲜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与回赠，使得海外一些国家主动地要求成为向明王朝朝贡的藩国。再看日本在朝鲜的保护制度政策推行：光绪二年，即1876年，与朝鲜签订的《江华条约》中，日本迫使朝鲜开放釜山、元山、仁川为通商口岸，并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井上磐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改方案》，通过贷款修筑铁路、架设电线等手段，控制朝鲜经济命脉。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朝鲜被迫接受日本货币为法定货币，使朝鲜财政主权完全丧失。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日本将朝鲜纳入直接统治之下，朝鲜亡国。③与日本侵略朝鲜逼迫朝鲜成为其“保护国”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相比就能看出中国中央王朝所奉行的”厚往薄来“的藩属制度秉持的价值理念就是“小所以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历代同意王朝一贯对属国采取“贵尚礼义，不灭人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在中国宗藩关系的礼法体制下，“事大以礼”，绝不意味着小国放弃它的主权；“字小以仁”，亦不赋予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权力。④在这种礼治的秩序熏陶下，中原王朝对待藩属国家均是以

①张振鵾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 册，第23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版。

②蒋廷黻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第365 页。

③黄松筠著，《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215页。

④黄枝连著，《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133 页,。

“怀诸侯”、“柔远人”的怀柔政策为统辖方式，中央对其内政不直接干涉，而藩属仅仅承担名义上的“奉正朔”与“勤职贡”等义务。

以中法对于越南不同的统治模式看，中国对于越南是统而不治，没有法律、条约作为依据，而法国，则是按照《国际法》中保护国制度来规范与越南的权利和义务，控制越南的内政外交，相比之下，法越关系较中越关系更为稳固，更加具有说服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传统外交体系的要害之一，就是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认识，而是一种“天下”观念，因此，在外交上有时也是没有明确的国家利益的。这也正是保护国制度后来居上将藩属制度逐出场外的重要的原因, 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 只能以合法与否来衡量。当时代进入了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所确立的制度体系一并推向了世界，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逐渐演进的国际公法体系打破了传统以中国为东亚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两者是不能简单套用的规则来加以评判另一方的。

三、琉球主权的国际法分析

通过以上两节对于藩属制度及其与近现代西方国际法体系的对比，琉球王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主权的王国，中国作为其宗主国而言，按照西方的体系，中国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中心，惠顿著之《万国公法》一书中亦有关与“藩属制度”的论述：“进贡之国为藩国，公法就其所存在主权多寡而定其自主之分。即如欧罗巴滨海诸国，前进贡于巴巴里时，于其自立、自主之权，并无所碍。七百年来，那不勒斯王尚有屏藩罗马教皇之名，至四十年前始绝其进贡。然不因其屏藩罗马，遂谓非自立、自主之国。”①然而琉球王国拥有高度的主权、自治权，和保护国制度不同的就是其在外交军事上都没有被剥夺主权，19世纪的琉球王国，无论在西方的国际法视角下，还是从东方古老的“藩属制度”来看，琉球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②从中原王朝自身出发，合法性和正统性一直是每个王朝开国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对于琉球王国

①L.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Vol.1,8th Ed. By H. Lauterpacht,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5.

②王鑫：《从琉球法律地位历史变迁的角度透析钓鱼岛争端》[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3月。

每一个国王的册封就是他们执政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来源，因此我们在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时，日本并无与中国签订任何形式的解除宗主权的条约，其次，从日本完全吞并琉球王国后，中国没有发出任何形式的承认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声明。换句话说，琉球的主权归属依然是一个问题，那么通过这一点正是日本的软肋，从这一点突破，钓鱼岛的争端也就迎刃而解，至少有争端也是我们和一个新兴的主权国家的谈判，排除了日本对于钓鱼岛的侵扰。

从传统国际法规定的领土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先占，二是添附，三是时效，四是割让，五是征服。从这个角度上看，日本对琉球群岛也不享有主权。首先，至近现代国际法已不再承认“征服”取得领土主权的合法性。其次从时效上来说，琉球王国人民自1879 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以后，一直到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15年间都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反抗，日本在琉球建立有效而稳定的统治也是到1894年以后的事，那么就即使从1894年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50年左右的稳定统治是否足以有效形成领土主权，都尚未有盖棺定论。（稳定、有效统治的时间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固定期，50年是否足够长尚在国际法都还有争议）即使算是有效的，二战后日本的战败无条件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根据该条约的规定，日本毫无疑问是不拥有琉球群岛的领土主权的。

（一）《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的分析

《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开罗由中、美、英等二战主要盟国召开会议后公开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于1945年7月26日最初由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召开会议后发表。关于《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是否为条约的问题，某些学者认为，《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没有经历签署、批准等正式的条约缔结程序，在国际法上是不具法律效力的。①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肯定是

①譬如，林田富：《再论钓鱼岛列屿主权争议》，中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1页，其引注所称其他学者亦有类似观点。

不能成立的。首先，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法对于条约的形式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根据缔约方自己的意思，只要取得一致同意，一项条约甚至可以见于换文或会议记录中。①再者，《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作为中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国家元首们集体、公开的承诺，该内容本身就能作为国际法上的义务渊源，必须予以遵循。对此，《奥本海国际法》中亦将《波茨坦公告》作为一个典型的因签字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单方声明的例证。②

1943 年12 月1 日公布的开罗会议宣言，明确宣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也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③；1946年2月2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就对日本政府的行政区做出了限制。其规定其行政区域限于本州岛等四个主要岛屿以及附近的一千个小岛，以北纬30度为限。从地理位置上看琉球群岛显然在北纬30 度以南，况且根据《开罗宣言》，琉球群岛乃是通过武力之强取豪夺而来，非其固有领土，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

从日本致电中、英、美的投降电文中看出，强调了对《波茨坦公告》认可与执行，这也与其后来正式签署的投降书的内容是一致的。从遵守国际法义务上来说角度，日本应该履行承诺。1946年1月29日发布的《关于若干外廓地区在政治上行政上自日本分离之备忘录》就规定了琉球群岛先有美国直接管辖。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琉球群岛成为联合国的托管地之一，暂时先划归美国代为管理。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为了扶日抗中，在琉球问题上转变了态度，但都

①罗欢欣：《论琉球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载于《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01期。

②罗欢欣：《论琉球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载于《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01期。

③国际条约集（1945-1947）[M]，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版。

是缺乏国际法效力的。首先，1951年9 月，美国在中国没有与会的情况下组织其余48个国家同日本签订《对日旧金山合约》。根据国际法规定，合约中任何涉及第三国利益的处置决定都是无效的、非法的，为此，美国人杜勒斯更是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剩余主权论”（也有学者译为“潜在主权论”）的概念，美国后来又与日本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①1969年，美国与日本单独签订了《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即“归还冲绳协定”），但是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质疑与抵制，美国政府在1971 年10 月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把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了日本，并无没有涉及到有关领土主权的问题。因为美国既不能增加日本对于这些岛屿的除行政权以外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把行政权归还给日本而导致其他各方的权利受到削弱。由此看来，美国至今也并没承认日本拥有琉球群岛的领土主权，其仅仅是将琉球群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的。另外，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之规定，琉球群岛的最终地位“应由主要盟国予以决定”。那么美日之间的《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亦即《日美冲绳归还协定》）是违反该条款的，因此，美国在1971 年单方面决定琉球的归属，并与日本签订协议私相授受琉球群岛，本身在国际法上就是非法的、无效的。②再则，美国并不能单独在琉球群岛托管结束后决定其归属，因为1947年联合国将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也仅是授予美国琉球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权赋予美国行使而并非将主权。笔者认为对于美国所作《旧金山和约》并未使琉球群岛脱离日本主权之解释也将会成为日本以要求归还这些岛屿的根据，这与《波兹坦公告》的条文和精神是相悖的，也绝不是《旧金山和约》的本意。③综上所述，日本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在钓鱼岛上借题发挥，实际上是想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掩盖真实情况，那么既然日本在国际法上并不拥有琉球群岛的领土主权，那跟中国何来钓鱼岛之争端？

（二）日本占领琉球群岛缺乏合法性

①罗欢欣：《琉球问题所涉“剩余主权”论的历史与法律考察》，载于《日本学刊》，2014年第04期。

②张毅：《琉球群岛法律地位的国际法分析---兼论东海划界问题的新思维》，载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26卷第3期。

③邱宏达著，《关于中国领土的国际法问题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台湾），2004年版，第25页。

日本占领琉球群岛是没有任何法理基础的。

第一，按照战前制定的对日战后政策就明确，盟军最高司令部对日本本土实行间接统治，保留天皇制度体系，而通过日本政府实施间接控制。然而，与间接控制不同的是，盟军对琉球却实施了“分离性处理”，在琉球并天皇制度体系不适用，而是由美军代表联合国直接进行军事统治。从联合国对于琉球统治方式的单独安排可以很清楚的探知，在国际法意义上，日本的控制或者施政权范围已经不再适用于琉球，琉球在战后即成为了从敌国剥离的领土。①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对于《波兹坦公告》条文的解释。这一观点在1947年美国国务院的pps/28号文件（凯南报告）中进一步得到认可。该文件在分析中提到：

“琉球群岛在今天的地位是完全不确定的（completely indefinite）。技术上作为日本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波茨坦公告》中没有确定，该公告将日本的领土限制在四个主岛以及‘我们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这个附带的‘我们’，在这里明显指该文件的签字方美国、中国和英国。不管这一条款的最后解释是什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冲绳以及琉球岛链的中部和南部不是属于这些‘小岛’的范畴，对于最高司令部所提之南部3 0度边界线的接受，构成了一种默示的国际认可（tacit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即该线以南的琉球已经不再被视作日本的一部分（the Ryukyu south of that boundary were no longer to be considered a part of Japan）”②

第二，对于托管问题，琉球至今实际上未脱离联合国托管，其主权归属待定。《旧金山和约》第3 条是和约中有关琉球归属的唯一条款，该条规定：

“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墉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鸟与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③

按照该条规定，联合国赋予美国占领和管理冲绳的权利应该处于联合国托

①罗欢欣：《论琉球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载于《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01期。

②MIyaza to Seigen , Ameika no Taigai Seisaku Kettei Katei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aking）（Tokyo：Sanichi Shobo，1 9 8 1），p222.

③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Signed Sepl8,1951; proclaimed Apr.28,1952. Declaration by Japan , and exchange of notes signed Sepl8, 1951. U.S.T1955,1952 vol 3 Part 3, p3169.

管之下的。然而在美国对琉球施政的20余年里，没有开展任何程序将琉球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美国的实际中的做法就是想将琉球群岛排除在联合国托管制度之外。在《旧金山和约》第3条项下的“琉球与大东群岛区域”与原德属的太平洋岛屿区域”都应该成为联合国托管的区域，其中下马里亚纳和帕劳等“太平洋岛屿区域”早已正式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为《联合国宪章》第82条、第83条规定下的战略托管地，并且已经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监督下，通过民族自决权实现独立成为新的国家或者完全自治、自由联合等，反观琉球，不仅没有独立，甚至成为战略托管地，反倒是在1951年9月8日美国擅自通过《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让渡给了日本其在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约第3条项下所有的权利，但是这一系列涉及琉球的条约都是非法的，更不能决定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至多只能算是个对于“施政权”的归还。美国没有将琉球群岛纳入本该依照公约纳入到的联合国托管制度下，那么琉球主权归属仍然悬而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