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英雄主义

第10 卷第2期2010年6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n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V ol.10 No.2Jun.2010

２０１０－０２－２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０９ＸＺＷ０１５）

颜水生（１９８０—）

，男，湖南衡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红卫（１９８０—），男，湖南衡阳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颜水生１，唐红卫２

（１．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２．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３）

莫言小说的英雄主义

［摘 要］　莫言小说的创作基础是历史观。历史观不仅决定了莫言的英雄崇拜情结，而且使莫言小说的历史叙事传奇化、人物塑造英雄化。莫言小说的英雄主义给新时期文学注入了强者的本质。

［关键词］　莫言；小说；历史观；英雄［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４３２６（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７－０３

在新时期文学乃至２０世纪文学的整体视野下观照８０年代文学，重新阐释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文本特征及其价值，具有重要意义。１９８５年，黄子平等人提出：“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悲凉沉郁之中缺少一点什么，因而呼唤‘野性’，呼唤‘力’，呼唤‘阳刚之美’或‘男子汉风

格’”［１］。同年，何新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当代文学

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一文，提出历史在召唤“各式各样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

［２］

，文学也相应地要呼吸英雄的气息。

１９８６年，莫言在《人民文学》杂志先后发表《红高粱》、《狗道》、《奇死》、《高粱酒》、《高粱殡》等小说，《红高粱家族》恰似应运而生，主人公余占鳌以勇猛强悍的英雄主义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注入了强者的本质，给新时期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莫言也迅速走红。

一、历史与英雄

莫言的历史观是小说创作的基础，他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是其历史观的重要方面。他在阅读《史记?项羽本纪》后有过这样的感慨：“英勇战斗就是他的最高境界、最大乐趣。中国如果要选战神，非他莫属。不必为他惋惜，皇帝出了几百个，项羽只有一个。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刘邦，在楚汉战争的广大历史舞台上，他为项羽威武雄壮的表演充当了优秀的配角，从而使

这台大戏丰富多彩，好看之极。”［３］４４

在莫言看来，司马

迁笔下的项羽虽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莫言对历史主人公的选择与他界定英雄的标准是密切相关的。莫言对项羽的称赞源于他认为项羽是一个童心活泼、童趣盎然的英雄：“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英雄，都敢于战胜或是藐视不是一切也是大部分既定的法则。彻底的蔑视和战胜是不可能的，所以彻底的英雄也是不存在的。……一般的人，通体都被链条捆绑，所以敢于蔑视成法就是通往英雄

On Heroism of MO Yan's Novels

Y AN Shuisheng 1, TANG Hongwei 2

(1. Literature School,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2. Literature Art College,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China)

Abstract: The basis of MO Yan's novels is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is determines his hero worship complex,

making his novels legendary and heroizing th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The heroism of MO Yan's novels creates the essencee of powerhouse in the new era .

Key words: MO Yan; Novels; Conception of history; Heroes

DOI:10.13669/https://www.360docs.net/doc/5112368304.html,ki.33-1276/z.201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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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的第一步。项羽性格中最宝贵的大概就是童心始终盎然。”［３］４５对莫言而言，英雄是一种敢于蔑视既定法规、敢于挣脱束缚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性格；也是一种勇武好斗、威武雄壮的精神气质。莫言对英雄的理解完全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的，他把英雄视作一种美学精神，是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永恒精神；“以成败论英雄，世无英雄”；“功业微巨、成败得失并不足以定英雄，人们需要继承弘扬的是对人类发展进化有益的那种精神”［４］。因此，莫言笔下的人物绝不能简单地以是非成败来衡量。莫言所理解的英雄与一般的英雄概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梁启超指出：“凡英雄者，为国家为社会而动者也。然则由是而推演之，为国家社会而不动者，非英雄也。不为国家社会而动者，亦非英雄也。”［５］１３７７可见，梁启超强调英雄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贺麟认识到英雄是一种伟大人格，更强调英雄对于整个人类文化及其发展进步的价值和意义［６］。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英雄即伟人”的观点，虽然卡莱尔认识到英雄具有一些特殊品质，但他主要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强调英雄对历史发展的杰出作用，并指出：“一个国家如没有或只有少数这样的人便是极不幸的”［７］。梁启超、贺麟和卡莱尔的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英雄应该负载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莫言对英雄的看法接近于爱默生的观点，爱默生《论英雄主义》更多地认为英雄是一种人生态度，强调英雄具有非同常人的能力和与众不同的个性［８］。

莫言自言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的著作，并且认为《铸剑》使他终生受益［３］４１。莫言认为《铸剑》是鲁迅最好的的小说，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也是对其有重大影响的、唯一的中国小说。鲁迅《铸剑》是关于英雄复仇的故事，莫言推崇《铸剑》，也从侧面体现出莫言对英雄人格的崇拜。“鲁迅在《铸剑》里塑造了两位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人物，黑衣人宴之敖者与眉间尺。眉间尺为报父仇，毅然割下自己的头颅，交给一言相交的黑衣人。黑衣人为了替他报仇，在紧要关头，按照预先的设计，挥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这种一言既诺，即以头颅相托和以头颅相许的行为，正是古侠的风貌，读来令人神往。”［３］４８莫言神往这种古侠的风貌应该说是有历史渊源的，齐鲁大地可以说是中国游侠文化底蕴较为丰厚的地区。汪涌豪等在《游侠人格》中分析了古代齐地民风勇武任强的独特面貌，文章中列举了东夷部族英雄后羿、战神蚩尤，以及齐之君主大都尚武，《史记》专列的四位著名兵家齐人占其三，有力地说明了齐地人民自来尚武，集体无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９］。中国古典小说中英雄传奇

的经典作品《水浒传》中的人物与事迹也大都发生在齐鲁大地；山东作家曲波《林海雪原》是“红色经典”中最富传奇色彩的，这些似乎都成了汪涌豪等观点的最好例证。

二、英雄与传奇

梁启超曾指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５］７３７莫言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奇。”［３］４５梁启超从史学的角度认为英雄是历史的主体；莫言从文学的角度认为传奇是历史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以传奇的形式表现英雄是小说家叙述历史的一条捷径。如“革命历史小说”具有把英雄传奇化的倾向，从《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和杨子荣等人的传奇经历可窥一斑。

莫言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以传奇的形式演绎英雄的历史。《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作为历史背景，主要叙述了余占鳌的传奇经历，莫言在余占鳌身上寄托了自己对英雄的看法。

首先，从余占鳌的身份来看，他是一个农民，也是一个“出没无常，结帮拉伙，拉骡绑票，坏事干尽，好事做绝”的土匪，他的经历完全传奇化了。正如贝思飞所说：“土匪活动从未受过颂扬，实际上也没有被研究过。”［１０］１５在主流价值观中，土匪是一个受打击和排斥的对象；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土匪是革命英雄追剿的对象，如《林海雪原》；在新时期的大部分小说中，土匪仍然没有改变受贬斥和打击的命运。在陈忠实《白鹿原》中，黑娃出身长工家庭，先后参加了农运会、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失败后，黑娃走投无路做了土匪，他就完全不被家族接受。在张炜《家族》中，土匪与革命阶级有不共戴天之仇，麻脸三婶的土匪队伍在黑马镇大劫中制造了大屠杀，后来也投靠了国民党；虽然“小河狸”曾经救过许予明，与许予明有着生死之恋，也无法改变她被处决的命运。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虽然写出了土匪与农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土匪仍然不是光彩的形象。贝思飞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作过仔细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的土匪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农民对压迫和困苦的最普遍的一种反应”［１０］１５。霍布斯鲍姆也强调土匪与农民的联系，土匪是农民对特殊环境作出反应的一种自救行为，“作为个体，他们算不上政治的或社会的叛逆者，更不要说是革命者了；作为农民，他们拒绝服从……一般说来，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社会中的危机和紧张状态的象征……因此土匪活动本身并非是一种改善农民社会的进程，而是在特殊环境下逃避社会的一种自救形式”［１０］１９。莫言与贝思飞和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认为：“多数的土匪都是真正的贫农、下中农，吃不上饭了，要饿死了，没有办法，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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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去；还有很多是大户，日子过得很好的，被土匪糟蹋得没有办法了，索性毁家拉起杆子，也当上了土匪。”［１１］莫言深知土匪与农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因而他以诗意的笔触讲述土匪传奇的故事，改变了土匪在当代文学中的反面形象，以表达他对农民的讴歌和赞美。在莫言《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出身贫寒，父亲早丧，他与母亲耕种三亩薄地度日；十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因家贫难以度日，与天齐庙里的和尚勾搭上了；十八岁时，余占鳌怒火难消，借机杀了和尚，母亲也上吊死了，自此，余占鳌开始了流浪生涯；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刺杀了单廷秀父子，与戴凤莲度过了一段荒唐浪漫的时光；在墨水河里用双枪杀掉了花脖子等八个土匪后，便离开了烧酒作坊，走进了青纱帐，过起了打家劫舍的浪漫生活；为了报复县长曹梦九的三百鞋底，余占鳌绑架了曹梦九的儿子；１９２８年深秋，曹梦九设计消灭了余占鳌八百人的队伍；日本侵略者入侵后，余占鳌又拉起了抗日的旗杆，在胶平公路伏击日军遭到重创，队伍被消灭，妻子戴凤莲被打死，儿子受重伤；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五乱子的劝说，余占鳌参加了土匪队伍“铁板会”，以假参军的诡计绑架了江小脚，又以假投诚的方式绑了冷麻子，换来了大量的枪弹和战马，至此做起了“铁板会”真正的土匪头子；在为妻子出殡的日子里，“铁板会”先后与胶高大队、冷支队、日军开始了混战。作为农民出身的土匪，余占鳌的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完全被传奇化了。

其次，从余占鳌的精神品格来看，余占鳌出身农民，两次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土匪，当土匪成为他自救的一种方式；但余占鳌不曾投靠过任何政治势力，脑子里也没有任何国家、阶级、党派观念，完全是农民式的思维。莫言对于这样一个人致以崇高的英雄礼赞，他敬奉的是余占鳌骨子里那股超脱放达及拒受他人领导的无拘无束的、超越是非观念的土匪精神。莫言的看法正如贝思飞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说的那样：“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对中国人民永恒的生命力的一种敬奉，而不是对中国社会‘黑暗地区’的批评。”［１０］１虽然余占鳌是一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人物，但作为农民，他是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崭新形象，他区别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如《故乡》中的闰土，他们麻木不仁，不觉醒，精神颓丧；他也区别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他们天然有着革命的思想和政治斗争的素质。作为土匪，余占鳌也是一个崭新的形象，有着崇高的精神，是民族生命力的升华。因此，莫言在余占鳌身上寄托了对英雄的看法，《红高粱家族》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把历史

传奇化来塑造英雄形象，以此表达对农民的讴歌。

三、价值与意义

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奇，使莫言叙事历史有了极大的自由。莫言可以讲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如《红高粱家族》；也可以讲述抗德复仇的故事，如《檀香刑》；他还可以在小说中讲述百年中国苦难史，如《丰乳肥臀》；也可以拷问近５０年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如《生死疲劳》。历史翻云覆雨、变化万千，历史人物上下沉浮、挣扎不已，传奇化的历史创造了英雄式的人物，从余占鳌到司马库再到孙丙这样一系列的传奇人物，莫言有意识地赋予了他们非同寻常的精神与品格，寄托了自己对历史与英雄的看法。

《红高粱家族》中的英雄主义情绪是明显的，并且这种英雄主义有一定的独特性。《三国演义》以刘备和诸葛亮等人无可奈何的悲剧作结局，寄寓着作者理想的破灭。罗贯中在创造英雄的同时也在埋葬英雄，其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作者无可奈何的情绪，与其说是给人以精神振奋，不如说是给人带来失落与感伤。《水浒传》虽然没有明显流露失落与感伤情绪，但施耐庵还是给英雄们唱了挽歌：宋江被招安了，绿林好汉们死的死，跑的跑，昔日梁山英雄作鸟兽散。然而，《红高粱家族》中没有丝毫的感伤情绪，英雄主义气息贯穿始终。《檀香刑》中的孙丙认为，活要活得铁金刚，死要死得悲且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７０年代出现了大量的革命历史小说，这些小说中同样始终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气息，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超强的忍耐力，他们“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江华、林红等。革命历史小说弘扬的是革命英雄主义，英雄人物具有强烈的政治理想追求；而莫言小说中的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英雄人物却完全没有阶级、党派等政治观念，他们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意志和本能。

莫言以《红高粱家族》为代表的小说对英雄主义的张扬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以悲凉为主。如黄子平等人指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样一种悲凉之感，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所特具的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美感特征。”［１］在孟繁华《１９７８：激情岁月》中，谢冕认为：“中国的近、现代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１２］２其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刚刚从“文革文学”走出来的新时期文学，痛苦的呻吟、苦难的哀述成为文学主流。如“伤痕文学”潮流争相倾诉压抑已久的欲望，呈现一种（下转第８９页）

颜水生，唐红卫：莫言小说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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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变考核形式。在原有笔试的基础上，引入一些其他的考核形式，如“三结合”考核法，即自评、互评、师评相结合的考核形式。自评可通过谈话和书面自我鉴定方式，让学生公开、客观地评价自己；同学之间朝夕相处，对彼此之间的思想发展变化、行为习惯、长短优劣看得最清楚，通过互评会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正确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师评可在课堂和课余两个时段进行，而以课堂评价最为主要。通过自评、互评、师评环节之后，按比例将成绩汇总起来，即得出总评成绩。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高职学生自身特点，遵循自身规律，在借鉴本科教育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只有立足现实、不断创新，才能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０８－２６）［２０１０－０１－２５］．

ｈｔｔｐ：／／ｘｓｃ．ｇｚｂｊｃ．ｅｄｕ．ｃｎ／ｕｐｌｏａｄ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２００９４２４８５６４０．ｄｏｃ．

［２］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石云霞．“两课”教学法研究［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２．

［４］晏双生，王健崭，张周卫，等．基于实践教学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创新［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４）：９４－９６．

［５］梁桂麟，徐海波．当代高校公共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３２－４３５．

［６］西北大学课题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交互立体化教学方案设计［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９５．

［参　考　文　献］

　［责任编辑：王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