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伦理与女性新闻报道_郝雨

收稿日期：2011-03-30

作者简介：郝雨（1957-），原名郝一民，男，河北昌黎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杜玥（1984-），女，上海人，上海市浦东教

育发展研究院《浦东教育》编辑。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4期

双月刊2011年7月出版

西方女性主义兴起以来，其批判的重心之一

即为媒介。而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批评派别和方法,女性主义媒介批评鲜明地表现出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和惯例的批判态度。女性主义研究者们纷纷从性别权力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从中发现了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样一种文本的内在机制。在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是女权运动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延伸和发展。所谓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就是采用女性主义的立场对媒体进行的批评和研究。有学者甚至提出建设女性主义传播学。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对于媒介的发展及女性群体自身的健康发

展显然具有积极意义。而在女性主义的总的旗帜

之下，还有人进一步从女性的角度来探讨伦理学

的理论和实践，从而形成了一套女性主义伦理学。所谓“关怀伦理”，则是女性主义伦理学中的一个

核心概念。那么，在女性主义传播学中，关怀伦理又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在新闻传播实践以及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实践中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的。

一、女性主义传播学溯源及现状

女性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领域对性别歧视进

行批判的文化思潮。旨在打破男性中心传统习俗的女性主义研究,主张女性脱离现有的边缘化和沉默状态,掌握属于女性自己的发言权,建立具有女性价值及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话语体系。

女性主义传播学最早可追溯至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在该刊的年度索引中提出了“少数群体”（minorities ）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被归入此类，传播学与性别研究的结合从此开始。1978年，

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什曼与他人合作出版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关怀伦理与女性新闻报道

郝雨1，杜玥2

（1.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200436；2.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上海200127）

摘要：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批评派别和方法,表现出对大众传媒中性别歧视的批判

态度。关怀伦理注重人的关系性、

情感性等特征，与普遍伦理原则有着重要区别。在男权文化中心的大背景下，提倡在新闻报道中引入作为女性主义伦理核心的关怀伦理学概念，研究关怀伦理在女性报道中的应用及其价值，从关怀伦理的角度来探讨女性媒介形象，将有助于女性报道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对于新闻报道整体和新闻伦理的发展及研究也具有推进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传播学；关怀伦理；新闻报道中图分类号：G206；I3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1）04－01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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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标志着“性别与传播”研究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论文集对议题“媒介对女性的描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早期的媒介中女性形象研究。发展至今，对媒介中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女性主义一种最为通行的研究视角，广泛地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我国学界在女性主义与媒介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下三类成果：对西方性别与传播研究成果的介绍；对媒介在报道过程中形成刻板女性印象的研究；对女性作为传播者的地位和形象的研究等。

我国现有的有关女性的新闻报道中，同样存在对女性形象刻板化、对女性美的误读、各类型媒体女性意识缺失等问题。女性作为人类生理性别的半边天，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中经常出现缺席，即使在和女性自身相关的许多新闻中，报道的主体依旧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偷换成男性，或者起码是固守着男性视角。媒体在女性报道中的重点往往并不是被报道女性的观点、态度，更多是为受众展示着某种“女性形象”：无私的母亲，性感的模特，善良的保姆，疯狂的“第三者”等等。在社会新闻中，女性常常是犯罪的主客体、帮助的对象。即便是对成功女性的采访，也往往是更多地探究其婚恋、家庭等私人空间，问题常常拘泥于将家庭重心转移至事业中遭遇到的困难、丈夫或家庭对其作为女强人的看法等。这些对于女性的报道偏离其实质，使得受众从中形成的女性形象刻板且片面。

近年来在类似“超女”这样的选秀节目等报道中，媒体充斥着“瘦身”、“骨感”等语汇，形成极其强势的很可能直接有害于女性身体的人体时尚。而对于女性文艺明星的报道中，媒体又热衷于挖掘当红女星的私生活或者种种适合做成花边新闻的无聊事件并予以报道。这种“男权”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女性成为男性价值判断和审美情趣下的牺牲品，外貌和私生活成为娱乐大众的话题，而涉及其领导才能、处事能力或者学习过程等的关注反而常常被淡化或忽略。这导致许多报道在潜移默化中使受众形成这样的观点：女性就应该出现在文艺表演中，用形体美愉悦观众，用慈母般的温柔感染人；相比之下，男性的媒介形象常常是强大、理性的象征，他们有睿智的思想、坚定的态度，

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对事态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十分不公正且非正常的。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大众传媒仍然潜移默化地扮演着维护传统性别权力、掩盖两性不平等、麻痹和弱化女性社会意识，以使现存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更为坚固和合理的角色。

网易女人频道（https://www.360docs.net/doc/5212430008.html,）曾发布一个关于女性网民性别观念与内容偏好的在线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独立”、“自我”、“智慧”是女性网民最认同的三项“女性标准”。从性别观念来看，她们更认同两性平等的价值观，认为女人应当做“独立自主的人”。调查同时发现，女网民对大众媒介中贬低和歧视女性的内容表示出明显的不适和反感。调查结果显示：最不受欢迎的女性报道的内容依次为家庭暴力、强奸、畸恋等，比例在四分之一左右。在这些内容中，女性通常被表现为被动的（如受害者形象）、可怜/可笑的（如芙蓉姐姐）、坏女人（如婚外情、红颜祸水）和悲惨的（如弱女子、苦命女人）的形象。目前在大众媒介中，丑化和贬低女性形象的报道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女网民的不满，也显然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公。

综观以往的研究，其成果仍大部分停留于对传媒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内容分析上。这些仅停留在表面化的描述而不能深究其根本原因的论述，无法满足不断进步的妇女发展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也令女性主义传播学研究难以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并有效地面对现实挑战。因此，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引入到女性报道的研究课题中是必需且刻不容缓的。

二、为什么提出和选择关怀伦理

关怀伦理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产物。在西方社会女性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对女性道德的发展展开了研究。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的卡罗尔·吉利根是关怀伦理学的著名代表，她借鉴和批判了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等当代西方社会最具影响的几位心理学家关于道德发生发展理论后，建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学说。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丁斯以吉利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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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和伦理学为基础，提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理论模型。

（一）区别于普遍伦理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

早在1982年，吉利根就提出男性与女性存在两种不同的伦理推理方法。男性的伦理推理方法是: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为基础进行抽象逻辑分析;女性的伦理推理方法应用的是一个集中于实际关系和感情的,对于事件发生情境进行细节分析的推理方法。①以男性为核心的正义伦理学主流理论中，将人看作是与他人独立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个人的权力和利益。尽管有些伦理也要求对道德问题的具体情境进行解释，但还是无法适用于一些特殊问题。由于剥离社会关系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成为女性主义伦理批判正义伦理学的主要缺口。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是在女性主义伦理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关怀伦理赞同社会的协作和互助也是个体之间的协作与互助，不完全等同于女性主义伦理中人与人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因此，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可应用于男女两性的伦理学。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是以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关怀特质为基础的道德伦理。关怀伦理学家认为,关怀是一种关系,依赖于关怀双方及特定的情境、感情和经验。特定个体的道德反应,几乎在所有年龄上都会依情境而改变,因此关怀伦理是一种情境性的伦理。在关怀中需要考虑的是具体情境中特定的人、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反应及体验,而不是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因此，在男权主义统治的社会结构中，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在女性报道中的应用将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

（二）从关怀伦理的角度分析女性报道中的问题

关怀伦理学作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代表，受西方妇女运动和后现代哲学影响，以女性的身份来探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女性报道中引入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概念，研究关怀伦理在女性报道中的应用及其价值，从关怀伦理的角度来探讨女性媒介形象，将有助于女性报道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对于新闻伦理的发展和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首先，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强调其关系性。关怀伦理把人们看成相互联系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诺丁斯认为，由于人们在人生的各个时期都需要他人的理解、接纳、尊重和认同，因此关怀他人和被他人关怀就是人的基本需要，因而关怀体现了生活最终极的本质。②她还指出：关怀关系的形成首先是被关怀者有某种需要，关怀者辨认出对方的需要并做出相应的关怀反应，同时关怀者的关怀行为需要被关怀者的认可并接纳。具备以上要素并能维持和巩固下去的关系才是积极有效、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关怀关系。

在以往的女性报道中，有这样一则新闻曾引起社会关注：因为相貌丑陋，25岁的天津女孩张静在求职的道路上步履坎坷。同时她还要维持一个由4个残疾人组成的家庭，生活压力非常大。张静事件经新华社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天津市一家整形医院免费为她整容，帮她重新找回生活的自信。但是在她带着一个漂亮的面孔重新回到社会的时候，找工作仍然是件困难的事情。新闻媒介对张静的炒作，使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丢失了自我。整容之后的张静成了一个正常人，一个没有了新闻价值的普通人。媒介不再关注她。在媒介的追捧之后，本来在敬老院还有一份工作的张静想要追求更大的目标。但是她的个人能力有限，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越来越大，张静最终成了新闻炒作的牺牲品。这类看似关怀弱势女性的新闻报道，是关注女性外表特征或以女性外表为主要关注点的新闻。这类女性新闻报道中，女性常常被摆放在一个被观赏者的角度。在以男性为主要评判者的大众审美观下，被报道女性由于形象不佳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整容成为正常人后，失去了新闻价值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在看似以关怀被报道者为出发点的新闻报道出现后，社会各界在一开始的确给予其一定的帮助。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新闻媒体的关怀心理逐渐被猎奇心理所代替，炒作超越了报道事实的尺度。其导致的结果

①Helen Bequaert Holmes，Laura M.Purdy.Feminist Per－

spectives in Medical Ethics.Indiana,1992.

②Nell Noddings,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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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媒体的过度关怀和关怀反差最终成为张静失去自我的主要导火线。

在女性主义关怀理论中，关怀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施予和接受的关系，而是双方都有付出和收获的这样一种关系。关怀者不是对被关怀者居高临下地施予，他们需要得到肯定和鼓励；被关怀者虽然看上去处于弱势地位，需要获得帮助，但也应对关怀自己的人提供回馈。新闻媒体对于需要关怀的被报道者应该站在客观、适度的角度进行报道，过多的参与及主导反而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新闻效果。

其次，女性关怀伦理强调情感性。在诺丁斯看来，道德原则并不足以产生道德动机，而自然关怀来源于爱的情感。自然的情感关系，是建立道德义务感的基础。因此，关怀伦理就是要“建立、恢复和增强关怀的关系”①。反观当下，不少媒体在对案件的报道中喜欢对女性犯罪“特别报道”，这是一种不正常且违反关怀伦理的现象。

如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原区委书记尹冬桂受审时，因民间盛传尹有男女作风问题，不少报刊就用了诸如《女“张二江”今日受审》、《女“张二江”当庭翻供》之类的标题。还有一些媒体上还可以看到诸如《现代潘金莲今日受审》、《“潘金莲第二”被警方抓获》之类的标题。而此时的尹冬桂还在受审阶段，用这些特定人物来形容尚未被法律审判的人物是极其不合适的。还有些媒体的报道缺乏对女性最起码的尊重，使用类似“最毒莫过妇人心”、“狠毒的女人比男人更可怕”这样的话语。仅仅是对一名女性犯罪的报道，报道者在文中堂而皇之地使用从前男尊女卑的背景下制造出的对女性污辱的词汇，以偏概全地攻击了所有女性。同时，关注近期引起热议的央视记者因涉嫌受贿被捕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媒体都将“央视女记者”放在了新闻标题的显著位置上。试问，央视的女记者与男记者在社会职务上有何区别需要在新闻报道中特别注明？如果被捕的记者是男性，新闻的标题会特别标注“央视男记者”吗？报道者有意的炒作或是无意的一字之多，使得男女性别的区分成为这则新闻报道的卖点之一。

另外，在不少案例中，许多女性罪犯起初都是受害者，在不懂法律或者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才走上犯罪的道路，她们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同时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按理报道中应重视这一点，可以关注一下其犯罪的深层原因。遗憾的是很少有媒体顾及其中缘由，却把重点放在犯罪者作案的过程、手段的残忍，甚至挖一些花边新闻出来吸引读者。这样的报道让被报道者处于心理两难的境地，即使是有机会再踏上社会，也很难重新开始正常生活。无法感受到他人关怀的被报道者，就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按照吉利根的理论，妇女道德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最初是注重于自己的生存而关怀自我的阶段；然后发展为关心他人、牺牲自己的阶段；以及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的理解，消除了自私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关怀成为自我选择的判断原则阶段。这种阶段的演进，以诺丁斯看来，是把关怀的情感从个人推广至他人，是从“实际自我”到“理想自我”的转化。人们在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怀后，才能逐渐开始将关怀实施于他人。在女性犯罪报道的相关问题上，关怀伦理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也许值得深思。

最后，女性关怀伦理强调其情境性。关怀是由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两方面所组成的，在关怀关系中需要考虑具体情境中特定的情感及经验，而不是单单依据普遍性法则做出推理和判断。由于人们的行为不可避免要会受到自己周围环境和人的影响，每个人都对受到自己影响的其它个体的行为负一定责任，因此营造一个有利于道德生活的环境非常重要。媒体的报道需要考虑到报道方式与内容是否有利于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而女性报道中媒体对类似“世界小姐”等选美活动和娱乐界女星生活方方面面的津津乐道，强化了女人作为花瓶、是男性附属品的这一观念，同时也宣扬了一种注重外在美，而忽视内在美的观念，使女性成为受众潜意识里供人欣赏的“美的载体”。这种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的曝料，或者只是反映事物一个方面的片面报道，会严重影响到青少年乃至社会各个群体的行为发展。

①Nell Noddings,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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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怀伦理缺失的典型案例分析

女性把道德问题建构成关系中的关怀和责任问题，而不是建构成把她们在道德思考方面的发展同责任和关系理解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的权利和准则问题。①关怀伦理体现了一种宽容的立场,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联系放在重要位置,突出了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注重倾听差异、重视差异,对他人表示关注。关怀伦理学是一种我们倾听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方式。新闻传媒的关怀对象应该是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生的意义。以下笔者将通过对2007年关于杨丽娟的著名报道的分析来详细阐述关怀伦理对女性报道的指导意义。

在杨丽娟事件报道中，媒体大多将报道重点放在杨女如何追求刘德华，其父母为了她追星做出巨大牺牲。言语画面中描述的始终是一个痴狂、思维混乱、情绪不稳定的病态女性形象。殊不知媒体的这种极端报道将杨丽娟越推越远，最后其父还跳海自杀。从女性关怀理论的关系性来看，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关联且互相关怀的，但在杨丽娟事件中，受众没有看到媒体的同情心，只有一味的言语讽刺和批评。一些媒体更是利用杨丽娟进行恶意炒作，安排其赴港与刘德华见面以获得更多独家新闻，这些所谓的关怀由于并非建立在真正的对杨女的关怀之上，最后只能给杨丽娟带来更大的伤害。在关怀伦理学的相关论述中，真正有效的关怀关系要求关怀者能够辨认被关怀者的相应需求并给予对方认可和承认的帮助。而部分媒体在赞助杨丽娟赴港的时候却恰恰忽略了什么才是杨家最需要的，到底是和刘德华的见面重要，还是正确的心理引导更迫在眉睫？在杨丽娟事件中，作为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媒体，并没有尽到一个关怀者应尽的责任，却将一个悲剧推向了另一个悲剧。

报道中的杨丽娟是一个为偶像、为爱疯狂的没有理智的不孝少女，正好符合了某些所谓男性视角下的卖点，女性的附属品性质又一次被搬上媒体。怀有少女之春的杨丽娟对于刘德华的痴恋也成为这种话语体系下的牺牲品。媒体将其病态大肆渲染，却对她生活的其它方面没有半分关心。关怀伦理旨在建立、恢复和增强关怀的关系。通过关怀让他人感受到爱从而成为关怀者，实现理想自我的转化。媒体报道中经常提及杨女对于老父亲为其追星卖房甚至曾打算卖肾的举动冷漠的态度。但从关怀伦理的角度来看，如果媒体自身都没有能够从关心杨家实际生活的层面上进行报道的话，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杨丽娟的不孝。杨丽娟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她只是一个由于迷恋明星而心理发生了一定畸形的女病人。如果我们的媒体都以很不友善的语言去攻击她而不是真切流露出一份出于对社会现状的关心，那么受众在看过报道之后，从中得到的除了娱乐消遣之外，是否还会有对于杨丽娟真正的关心和担忧。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如果媒体无法在类似杨丽娟的事件中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有更多的杨丽娟出现。媒体将杨丽娟这样的弱势女性作为大众娱乐的对象，更是与关怀伦理学的关怀主张背道而驰。媒体在做出这样的报道且导致严重后果后，也应该反思：对于处于弱势的群体，我们应该嘲弄，还是关心？当下，媒体新闻娱乐化对于受众的影响不容小觑，亦真亦假的报道让受众无法辨别是非，而许多非主流的报道让受众只看见名人屏幕上的光辉一面却不知大部分人为了这一分钟的闪耀付出多少时间的辛苦努力。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一定会受到周围人事的影响，每个人对受到自己影响的个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究其根本，媒体对杨丽娟事件的产生也有其应反思的部分：当年正值青春期的杨女若不是受到媒体铺天盖地的明星报道影响，不一定会有现在的过分痴迷。联系关怀伦理的情境性特点，如果媒体所作的报道不能正确引导受众反而导致部分群体不良行为的发生，也应对此负有相应的责任。事到如今，媒体在当初有意或无意地嘲弄指责了杨丽娟之后，是否也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因为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实在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之一。

三、新闻报道关怀伦理的广泛实践意义

在新闻伦理的研究过程中，“人文关怀”的理念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是与人文关怀理论的研究目的相一致但更为细致的

①卡罗尔·吉利根著，肖魏译，《不同的声音》，中央编译出

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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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理论，其范畴与内涵始终坚持以人和人的经验为关注对象，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随着学界及业界对关怀理念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媒体开始逐渐意识到新闻报道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努力朝贴近受众的尤其是人文关怀的方向改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是社会各群体中劣势、脆弱的一群，媒体在报道中更需要给予适当的关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女性报道中关怀伦理的运用不仅仅是关怀别人，更重要的是理解、尊重女性；充满关爱和社会责任的媒体行为过程中，媒体不仅仅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也要为社会中其它群体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这比仅仅提供同情更为重要。

同时，关怀伦理作为女性道德伦理学的核心构成，在传播领域中的运用也应扩展到社会其它弱势群体和特殊事件的新闻报道中。

在大部分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媒体大多持一种博取同情、怜悯的角度采写。这固然是因为受众的“弱”，最重要的是受众可以从中通过自己的关注，通过对相关弱势人群的帮助获得自己价值的满足，同时也博得媒体关怀受众的荣誉。这种报道角度虽然是一种关怀，但很多相关报道内容和方式缺乏深度和广度，进而让受众感受到关怀的缺乏。例如有些希望工程或者贫困捐助的相关报道中，媒体常常将受助人的实际身份曝光，却没有考虑到当事人是否愿意将自己当前的困境展现在大众面前。因为有些受助人可能不希望因为受到媒体关注而在日常生活中被贴上“弱者”的标签。虽然媒体的确报道了事实，但从关怀伦理的观点来说，新闻从业人员并没能站在当事人的位置来思考新闻报道的角度。另外，在特殊人群报道如对艾滋病患者及未成年人犯罪等报道过程中，媒体同样应该借鉴关怀伦理的相关内容，对相关受采访人员身份进行保护以免引起其生活上的不便。

在特殊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灾难报道是其中常见的报道题材之一。自然灾害虽然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灾难报道中的二次伤害却是可以被避免的。如在汶川地震中，有的媒体记者除了强求幸存者回忆灾难惨状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之外，还发布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悲惨场景图片。这些行为都忘却和顾及生命的尊严和观者的感受。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新闻报道者是否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减少对生者的伤害，如何协助对伤者的抢救以及更恰当地对死者表示哀悼。对生命的尊重高于一切，是媒体的道德底线。真正的关怀才能让新闻报道更贴近受众内心世界，实现其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

虽然弱势群体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现象，而许多灾难也是不可预知与避免的，但媒体如若能从关怀伦理的角度对特殊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大众传媒才能真正实现其反映社会存在及建构和谐发展的功能。

责任编校顾理辉

Care Esthetics and News Reports on Females

HAO Yu1，DU Yue2

(1.School of Movies and Video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36,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Pudong Education Development,Shanghai200127,China)

Abstract:As a new school and method of media criticism,feminism media criticism displays a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sexual discrimination.Care esthetics emphasizes the features of human's relations and feelings,and differs from the general esthetic principles.Against the male chauvinism,feminism media criticism advocates the concept of care esthet-ics as the core of feminist esthetics,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of care esthetics in news reports on females, which are helpful to the extension of reports on females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news esthetics.

Key words:feminism communications;care esthetics;news reports

郝雨，杜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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