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作家作品比较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现代派小说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再没有比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在各个研究者那里存在更大的分歧了。而有关他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社会背景所形成的美学观和道德观。这种分歧也同样反映在作家在中国的接受史中，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建设者基本肯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尤其重视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强调他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层面，郑镇铎认为：“在俄国的作家中，最富于平民精神，博爱思想，人道主义的，就是陀。他的爱人类的心肠，实是广漠无边的，没有一个文学家比他更足以感动人了。”
陀作品最早的译文是1920年刊载在上海《国民日报》上的《贼》和《东方杂志》上的《冷眼》。1926年，韦丛芜翻译了《穷人》，鲁迅为之做了小引。这是陀作品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1931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罪与罚》，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围绕他的出版，曾出现了数十篇论述陀的论文。40年代是介绍陀的一个高峰，1947年，邵荃鳞翻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出版，耿济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直接由俄文翻译的中文本。随后，陀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如《白痴》、《死屋手记》等也相继问世。到了50至70年代，由社会的变革引起了一系列美学观念的转变，人们沿用了高尔基的观点：“托尔斯泰和陀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第注释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立，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并且，将他们推倒了更为狭窄的定义域内，只肯定他的少数作品，如《穷人》，继续强调他们的批判作用，而对他的另外一部分作品，如《罪与罚》，在接受上予以了保留，至于对《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群魔》、《卡拉马左夫兄弟》给予了全面的否定，其中《群魔》一直到80年代才有第一个中译本，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陀选集》。当时并不重视陀在人性探索上的价值和社会思考的深度，认为他们反映了作者反动的一面，比如在流传很光的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1979年版）里有这样的论述《魔鬼》（即《群魔》）“集中第攻击和诽谤革命者”，《卡拉马佐夫兄弟》“鼓吹只有基督教的宽舒和仁爱才能接触人类苦难、洗涤人间罪恶的反动观点”。朱唯之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简编》（1980年版）是各大大专院校中文系和外文系普遍采用的教材，曾被评为国家较为优秀教材一等奖，该书在初版是仅在概论中略为介绍了一下陀。1988年再版时虽然删除了一些偏激的言辞，对陀设立了专节进行了介绍，但在评价上仍旧有所保留，但对前两部小说的正面肯定有所增加。80年代后，现代派文学在文坛的兴起，陀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并且得到了基本的肯定。90年代随着俄罗斯白银时代一些带有存在论特征的思想家的著作的翻译和介绍，陀关于人的生存问题的一些探讨逐渐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俄罗斯诗人、作家兼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曾写过一部理论专著《列夫托尔斯泰和陀》，对这两位人物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托尔斯泰是“肉的预见者”，陀是“灵的预见者”，他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位作家都十分深刻，但托尔斯泰领悟的只是“肉体的秘密”，陀洞悉的才是“灵魂的秘密”。的确，陀的写作几乎都是在灵魂被灼烧的状况下展开的。
陀的同时代人巴纳耶娃回忆说“一眼可以看出，陀是一个极端神经质的敏感的青年，他身材瘦小，满头金发，脸上带着病容，他那双不大的灰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安地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上面，两片苍白的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陀有癫痢症，弗洛伊德曾经有过研究，他认为陀的这个病不属于官能性的，而是属于情感性的，也就是说，是病人精神生活本身的表现。陀不是一个心灵不健全的人，与外界环境的格格不入是他病的因，同时也是果。但在陀身上，他的疾病居然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源泉，他曾经对好朋友说过，他在发病前，经常有一段非常兴奋的时间，他是这样描述的“在这个瞬间里，我体验到一种平常不可能出现的幸
福。我感觉到自己和整个世界充分和谐一致，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为了有几秒钟这样的幸福，可以献出十年的生命，就是献出一生也行。”疾病对象陀或尼采那样的人，是在培养天才。托马斯就在一篇评论陀的文章中，重新认识了他的疾病。他说，没有疾病，疯狂和精神犯罪，就不能取得精神上和认识上的某种成就；伟大的病夫是为了人类及其进步，为了拓宽人类情感和知识的领域，或是可以说是为了人类具有更加高尚的健康而被盯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者。陀有部小说叫《白痴》，其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可以做这段话的注解，他是个世俗意义上的白痴，一个癫痫病患者，但他又同时是个十分聪慧的人，他有更强的领悟世界之神秘本质的能力，作者实际是试图通过这些主人公放诞的行为来启发读者以新的方式、新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就气质来说的话，七月派的代表作家路翎是比较接近的一位。如同陀一样，路翎也是一位燃烧自己来写作的作家，他们同属于以情感来催发思考的作家。换句话说，是用心来写作而不止是用脑写作的作家。作为七月派的主将，路翎很看重作家的主观精神。他认为，一部作品，只有包含了作者的感受和内在的情感，才可能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和陀一样，路翎十分重视小说主人公的心路里程的刻画，他针对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渴望潜入到人物的心理深处，展示人物的心理战场上的搏斗。胡风在《财主的儿女们序》中就说，路所翎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兰，是那些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财主的儿女们》描写的是苏州望族蒋捷三一家的兴衰史。与陀的卡拉马阼夫兄弟里所揭示的三兄弟的精神探索一样，路翎通过蒋捷三三个儿子各自所走的道路，探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智慧的痛苦”。老大蒋谓祖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文化的教育，养成了荏弱的性格，内心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他向往大自然和宗法制社会，现实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所谓的“禽兽“道德让他极端失望，甚至精神崩溃，最后他念叨”人间太黑暗“，投江自杀。老二蒋少祖是逆子，在五四时期走出家庭办报纸，写文章，参加政治运动，要追求民主自由，但左冲又突后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拯救中国的英雄“，于是在理想幻灭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政客，并由趋时转向复古，作者这样说的，“在那些布满斑渍的散发着酸涩的气味的钦定本、宋本和明本里面，蒋少阻嗅到了人间最温柔、最迷人的气息。”老三蒋纯祖是作者最重的人物，并且他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使上性格最复杂、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人物之一。他有一种尼采式的孤傲和自负，感到自己有高贵的思想，但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很难适应社会，他只能是狂热捍卫自己的信仰，不断探索自己的生活道路，又总是陷入苦闷和幻灭，最终成了一个始终没能找到位置的多余人，病死在荒郊野外。路翎通过这部小说，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里程。有评论家认为：“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陀的味道，把人的精神状态推倒一种绝望的边缘，然后在细细磨碎人的灵魂从泥巴中挖出灵魂的珍珠。”我们可以看出，他和陀都把有关生的苦闷看成是艺术的源泉，在借艺术形式拷问灵魂这一方法上，两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在语言上，两人也有些相似。我们知道，陀绝对是思想大于语言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总是急于表达思想，而且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容许他从容完成构思。所以，他的很多小说都有语言破碎结构繁杂的特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尔斯华绥就指责他的选词用语支离破碎、语无伦次。康拉德更是极端厌恶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个把有价值的素材凑在一起的令人讨厌的堆砌。其实与托尔斯泰布局的从容相比，陀更象一个永远捉襟见肘的贫民。他内心的意念超过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小说有许多留给人“尚未完成”的印象。不过，他本人并不后悔，甚至还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对他来说，他的目的是影响读者，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印象。他经常是有源源不断的构思，他急于写作把自己脑海里的想法记录下来，一方面是为了挣生活费，一方面也是为了经常发表意见，用自己的思想打扰读者的安宁。陀经常给他的朋友们讲那些构思好了的作品的情节，但是写成文字的还不到十分之
一，因为他根本没时间来完成自己的腹稿。
在对待语言问题上，路翎更多的是表现出对语言的局限的反抗。他为自己语言上的不足辩
护说，文句上的毛病，起源是由于对熟悉的字句的反感，常常觉得他们不适合情绪。他觉得语言的惯性会对思想产生束缚，给表达造成障碍。路翎对语言的这种性质很有警惕性，由于
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复杂，他在语言上喜欢运用很长的复合句，有时还改变约定速成的语法习
惯，自己发明一些新的单词和词组。
路翎在50年代他的创作鼎盛时期被卷入政治风波中，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被审查，被拘留和
监禁，以至于从1961年起有将进三年的时间，他都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他的状态时好时坏。他一直有要写下去的冲动，所以他写了很多信，但要不就没地址，或是没手心人的名字，
还有什么伊丽煞白女王收什么的。
路翎还有一篇小说值得注意，名字叫《饥饿的郭素娥》，郭素娥的饥饿，包含的是食色二性
的饥饿。她的命运和性格与陀的《白痴》中的纳丝塔西亚很相似。郭素娥原是一个强悍而美
丽的农家姑娘，对幸福有热烈憧憬。她在灾年逃荒的时候和家人失散，一个人在外地漂泊，有一次因为饿昏迷了，被比她大二十四岁的鸦片鬼刘瘦春收留，从此就成了他检来的女人。
刘瘦春又懒又老有穷，他抽鸦片抽光仅有的一点家产后，就把郭素娥重新推入灵魂和肉体的
双重饥饿中，郭素娥在正常的生命欲望得不到实现后，就以一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她先
后与张镇山、魏海清私通，想通过一种非常态的方式来填充生活的双重饥渴感，着实际也是
想对了无生趣的生活作出背叛。在《白痴》中，纳丝塔西亚一把火烧掉了卖身的十万卢布，还疯狂嘲笑那些想要得到她的人，而郭素娥就等而下之了，他从张镇山手里接过卖身的两张
“将纸币捏在发汗的手掌里，发出了他的沉默的狂叫：“你说，这两张纸币是啥意思呀？”纸币，
纳丝塔西亚的性格傲慢强悍，敢于玩弄那些时刻想玩弄自己的男人，与之相比，郭素娥的倔
强发出的是绝望的呼喊。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中俄两国文化各自所积淀的道德规约，中国
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纳丝塔西亚最后死于罗果仁之手，郭素娥死于流氓之手。他们都是在艰难的岁月里听从生命本能的指示，渴望以美貌来赢得生存的权利，却在各自心愿受挫的情况下，开始利用自己的美貌来向世界包袱，结果都被吞没。两位作家都写一个美被毁灭的悲剧。路林和陀一样，对恶的本质有不同常人的理解，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女主人公周围的男性的刻画上，《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善良政治，他对纳丝塔西亚的命运很同情，并愿意娶她为妻来拯救她脱离苦海，但他的道德理想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而面对现实的时候，他时时表现出软弱和无能，根本无力保护受害者；而罗果人性格粗野暴烈，没受任何教育，是因为继承父亲的遗产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他为了得到看中的女人，会和刚刚与自己交换十字架的兄弟拔刀相向，他虽然是十足的流氓，但作家更重视的是他身上洋溢着的旺盛的生命力。在《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魏海清是农民出身的工人，性格醇厚，他爱郭素娥，却十分怯懦呆板，不能保护心上人不受侵犯，而张镇山暴躁，经历过刑场，杀死过便衣打手。另一方面，他又有勤劳正直的一面。这两部作品中相对应的两个男性人物恰好代表了道德的两极，善与恶，但与我们的习见的模式不同，作者对善恶问题的处理是，善更多与懦弱联系在一起，恶更多与强悍相连。这实际已排除了单一的价值判断。
陀的宗教精神和意识一直是研究者的焦点。陀是位东正教徒。德国神学学巴尔塔萨认为；“为
了用最后的武器战胜敌人也就是无神论着，陀几乎把一切都让给了敌人，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宗教着依仗最后的王牌上。事实上，陀终其一生都在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探索信仰的可能性。他虽然推崇传说中的基督形象，甚至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富有同情心更完美的形象了。没有，也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人能对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且真理的的确确在基督之外，呢么，我情愿同基督一起而背弃真理。“对他来说，这样的基督是一个宽容仁慈的形象，他来到人间为芸芸众生赎罪，被盯在了十字架上，这一形象是十分亲切感人的。但是，他对基督教的许诺是抱非常
深刻的态度的。他对教会宣称的作为至善的上帝之存在表示怀疑。陀在信仰同样是有困惑的。一方面，他认定人的本性中存在邪恶的成分，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人性中有许多善的因素。为了消解人性深处存在的善恶对立的矛盾，陀设计了一条由爱而走向受难，最后趋达真理的道路。他从基督走上十字架这一传说受到其实，认为爱可以拯救世界，爱的眼泪能够洗涤人们的罪恶，而爱的最高表现是承受苦难，因为“受苦是伟大的，在受苦中会产生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所闪烁的光辉可以使人麻木已久的精神苏醒。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如拉斯科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罗锅仁等，在走入歧途后，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爱的感化，最后幡然醒悟，弃恶扬善，在精神的炼狱中得到了新生。
中国当代在呼唤精神重建时，张承志是位重要人物，因为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张扬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敢于宣称自己皈依宗教的作家，他的天性也需要信仰来支撑；没有信仰，他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他信仰的宗教是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教派，他叫做“穷人的宗教”，这个教派的教徒大多数是生活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的回民，虽然说他们两人所信仰的宗教不同，但可能由于这两个宗教都出自东方，在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中，他们的教义有非常相类似的地方，教徒们普遍具有悲闽的情怀，认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牺牲和受难是必要的，他们有益于灵魂的拯救。由此张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精神内蕴。所以在作品中表现下层百姓的磨难刚毅，不仅是他的写作目的，更成了他的道德自律。不过他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回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回族文化的精华可以弥补整个华夏民族在精神信仰上的缺憾，他曾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深厚的也是负担最重的文化之一。汉文明海洋中的回族——他的决绝，坚韧树立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信仰精神，它同时也是中华和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出路最终将依赖于重新焕发信仰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在当代文学史上，张是一个有点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就凭他的“穷人宗教”四个字，张就让我们感到他与陀存在着某种灵魂上的默契。
托尔斯泰与人的文学
愈之在《屠格涅夫》一文中说：“实际上使俄国文学占世界第一位置的，功劳最大的，却要算屠和托尔斯泰，因为在他们以前，俄国文学不过是俄过文学，和世界不声干系，有了他们两人之后，俄国文学才真的变成世界文学了。”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耿济之更是对托尔斯泰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俄国的国魂，是俄国人的代表，从他起我们才认识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作为俄罗斯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的作品传入中国也是非常早的事情。他的名字传入中国，大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说，1894年，有一位名叫唯亚泽姆斯基的俄国贵族到中国来旅行，在与当地居民交谈时，便发现中国人已经熟悉托尔斯泰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他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到了这一点。托尔斯泰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也是很深的，先后与张庆桐、辜鸿铭有过通信。张庆桐在1905年给他的信中还提到希望翻译几种托尔斯泰的代表作。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托尔斯泰作品的中译文，是1906年刊载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的十二个民间故事，后来结集为了单行本，叫《托氏宗教小说》，译者是德国牧师叶道胜和中国人麦梅生。此后，托的作品便不断被介绍了近来。191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马君武翻译的《心狱》（即《复活》），封面还印有托的头像和简介。1914年，《中华小说界》发表了刘半农译的，《此何故耶》。1915年至1919年，林纾和陈家鳞合作，翻译了许多托的作品，主要的有《婀娜小史》（安那卡列宁那）、《现身说法》（童年少年青年）、《高加索之囚》等。这些作品尽管都被译成了文言文，但帮助了我国读者获得了最初的感性认识。五四以后，托的作品翻译在我国盛极一时，1919年，耿济之翻译了他的《克赖采奏鸣曲》，次年，他翻译的《家庭幸福》也在天津发表。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其中收入了瞿秋白和耿既之合译的《托短篇小说集》。三十年代，翻译界将目光扩展到了托的一些非文学著作上，翻译了《忏悔录》，《什么是幸福》
等。值得一提的是，托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终止，1931年，由郭沫若等人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出版。1949年后，他的重要的作品都出现了几个版本。
在五四时期，托尔斯泰就被“为人生”派作为一面旗子来挥舞，他的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平民的人道主义态度很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一般的良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除了“为人生”的准则外，托翁对文学教化作用的肯定和其作品的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无疑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论前提和很好的文学范本。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开始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讨论，常常拿托尔斯泰来举例。60年代，文艺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讨论批判和继承文化遗产问题。这两个运动都在托尔斯泰研究领域激起了回声。五四时期托尔斯泰是以道德批判型作家的面目存在于中国的接受视野中，“文革”前十七年，我们又特别强调他的社会批判力量，否定他的“傻头傻脑”的道德意识。托翁是世界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顶峰之一，而且在中国传播最广，声望最高，可是他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具体影响又非常微小。这是为什么?中国现代以中短篇见长，因而托尔斯泰的鸿篇巨制客观上也就成了小说家们束之高阁的经典。。再说，托翁的“心灵辩证法”、托翁式的忏悔是中国作家所缺乏的。除了托尔斯泰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以外，他的人格力量也成为中国许多文人潜意识中无限仰慕的模式。
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
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其内涵主要有：1，勿以暴力抗恶；2道德的自我完善；3实现“爱一切人”的博爱。长期次来，不论是苏联学术界，还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都对托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有所贬斥，将他等同于对恶的不抵抗辩护仪，事实上，托提出的这一论断的落脚点，在“勿以暴力”上，而不是“勿抗恶”，在托的一生中，他与恶进行过抗争，他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与恶的抗争：“人的医生不过是一场不断地跟罪恶斗争，用理性和爱来跟罪恶作战的医生。”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一切的作战方法中，基督屏除呢用暴力来很罪恶作战的不合理的饿方法——这就是以恶抗恶“。在《天国在你们心中》一文中托引用美国人巴鲁的教义回答，对自己的主张有明确的说明：”问：是否应该从最广义上理解勿抗恶这句话，着是否就是说人们对恶不要做任何抵抗？答：不，应当在救世主耶纾基督戒训的最精确意义上来理解它。就是说，不以恶报恶，恶应当用任何一种正义手段来加以反对，但是绝对不能用恶。“托的这句勿以暴力抗恶实际上包含了对生命更深刻的领悟，关于这个思想所遭到的误解，托本人也作过多次解释，他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讲过一个故事：一群农夫在地里除草，他们把草割掉，一位智者告诉他们这么做不行，会使草繁殖更快，应该想办法将草连跟拔除。农夫门并不听，果然不久草就蔓延开来了，这时有个农夫记起来智者的话，他建议大家都商量一下办法，先别再割了，结果其他人把他当放对除草的异端赶了出去。在此托把自己比喻哪个建议暂停除草的农夫以说明自己所遭到的误解：”当我警告人们，说按照嫉妒的训诲，决不可以用暴力去抵抗罪恶，应该用爱去连跟带叶消灭他的时候，人们答道：’我们不愿意听他说的话，他是傻瓜，他劝我们不要抵抗罪恶，让罪恶来压倒我们。“
恶无法根除恶，那什么能从根本意义上清除恶呢？托一生都在探索这个问题。托尔斯泰设计的一条道路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安那卡列尼拿》中的列文、《战争与和平》中的皮挨尔，他们经历的事情都只是精神在寻求真理的土中所经历的诸多阶段。小说的结尾，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概念的不是理性的，是一种面对生活本身的真理，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存中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恪守“勿以暴力抗恶”的原则，世界上就不会出现恶行。托尔斯泰认为人都是善与恶的结合体，生命的存在就是一个弃恶扬善的过程，要不断摈弃身上的兽性，培养自己的精神性。小说《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身上存在着神和兽的双重性。通过灵魂的不断净化来达到自我完善。而达成道德的自我完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如安娜，她的遭遇和追求都值得人同情，但作者最后却设计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起动因就是因为她没有按照福音书的要求去
做，放纵了自己的情欲。与之相反的吉提，先是误入歧途，后来在列文的感召下，迷途知返，最终获得了生活的宁静和幸福。在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他在努力饯行自己的主张，他放弃了爱好的狩猎，尽可能避免乘坐火车，拒绝食用任何肉食，还亲自种地，穿粗布衣服。
托尔斯泰主义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博爱，博爱原本出自基督对门徒的训诲。托十分推崇《圣经》中的这一思想，认为它可以帮助人类化解矛盾和仇恨，共同走向最高的善。“爱一切人”的思想在他很多作品中都有显现。表面上看，托的思想带有浓重的“调和”色彩，不过如果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来看待他的思想，会体会到他的胸怀。
通过以上托尔斯泰主义的要义，会发现，他的理论根据虽然不少出自基督教的教义，但其内涵与中国的儒道墨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托尔斯泰很早就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产生了兴趣，在他的通信和日记中，有许多地方都出现过他阅读老子，孔子，墨子的著作的记载，1877年12月，托尔斯泰在朋友斯特拉霍夫的推荐下，得到了法国人介绍老子学说的一本小册子，他大为倾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研究，并写下了大量的学习心得，而且准备从德文和法文的译本来转译老子的《道德经》，后由于精力和语言上的问题未能如愿。老子的学说在19世纪70年代吸引了托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这个阶段正迷醉于“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中，老子学说中的“无为”思想给了他极大的理论支撑。除老子以外，托还受到过中国儒学的影响，他曾经写过两篇论述儒家学说的文章《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孔孟都讲究个人的自省，但两者的终极目标并不一样，前者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至于后者的“道德自我完善”，立意却在拯救人的灵魂，靠近爱的上帝。在关于爱的问题上，托与中国的墨子有更多近似的地方。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回出现“祸篡怨恨”，是因为人们互不相爱的缘故。墨子提出“兼爱”的根据与《圣经》耶稣强调博爱的训诲大致相同。墨子的“兼爱”并非是绝对的利他，而是既利己又利他的，这点与基督教的纯粹的博爱存在着一些出入，因此，托所接受的“兼爱”更多地带有基督教色彩：“真正的爱永远以舍弃个人幸福为基础。”
（加：托和中国儒学
我所理解的托，有以下四点希望大家注意：一是在俄国经典作家里，最关注中国的，跟中国文化最接近的，最倾心中国文化的人就是托了。二是托在20世纪初想用中国的文化来拯救世界，但是这时恰恰是中国人经历苦难的历程，深惑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足以保身，提出要打倒孔家店，要全面批判旧文化的时候。这很矛盾。第三，托进入中国可以说是被迎进来的。保守派迎接他，革命派也迎接他，连激进民主主义的鲁迅先生，也是托尼思想，他有许多关于托的论述，这就和托的目的不一样。他的目的绝对不是要中国把自己的传统都否定，而实现现代化。托在1905，1906年辆次给两个中国人写信，一次是给张庆桐的，一次是给辜鸿铭的，都在跟他们进行辩论，这两个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应该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张庆同提出要学习彼得大帝，要强调，托对他们的回信实际上是一种论辩，实际上都是说你们不要改变自己，要珍惜自己的传统，我还要用你们的传统拯救世界呢。
托为什么会走向中国文化思想
托的精神探索的过程从眼光向西看变成眼光向东看，走到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分几个阶段。1，在大学读书时，他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一心要走社会改良的道路，但当他对改革失去信心时，他的目光逐渐转移到内心，形成托自我完善，自我内心分析的性格特征和相映的艺术创作特征，实际上这种自我完善的要求和内心分析的特征和中国人的自省有相通之处，对他以后走上接近中国文化这条道路是有意义的。另外他走了两趟欧洲，是为了接触西方的文明，结果西方现代文明给他的印象很不好。一次是在巴黎看“文明”杀头，一次是在卢塞恩看到一个卖艺人卖完艺后，没有一个人给他钱，他就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太不文明了。之后他回到主国，痛骂西方文明，这样逐渐地把向西看变成向东看，在50——60年代初，他的一部作品《哥萨克》描写了一个青年人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于
是决定要逃避这种生活，到哥萨克的原始的淳朴的自然生活里面去，但是到最后又被排斥出来，因为当时哥萨克人崇尚谁幸福谁就正确，而主人公卡列宁是个文明人，崇尚“谁正确，谁幸福”。正和哥萨克人思想相反，所以被挤出来了。通过这篇小说，托要表达对于回归到一种自然的天底下的幻灭，托的确受了卢梭回归自然的影响，但托并没有停留在卢梭，否定了他的“自然之天”，而继续向东探索，一直走道中国，走到中国“义理之天”底下。第二阶段：6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是《战争和和平》，60年代是俄国农奴制度瓦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想滔滔洪水一样涌入俄国，在这个情况下，这满目创痍的祖国能不能抵抗欧洲的当代文明，那什么来抵抗，他就推出了这本〈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里一个中心清洁就是俄法战争，拿破仑打到莫斯科，然后又后退，可以说，拿破仑象征西方文明，托笔下的战争象征以战争形式出现的文明的侵入，他认为和平的另一个意思，既（和平的俄语的意思）人世间，或俄国农民的古老村社组织来抵抗文明侵入。
2，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托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发现的类似于中国“天道”的思想。
按他的话说，这是在这部小说里描写的“一种类似命运规律的东西”。
3，在80年代后，托才真正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这时他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很相近的一些理念。80年代他首先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要建立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第一是要许诺现世幸福，重视人生意义。二是否定人格化的上帝，是一种道德化，宗教化的宗教，三是这种新宗教的上帝应该在你心中。所以他有本书叫〈天国在你心中〉。这些想法恰恰是在中国古典文化思想里可以得到呼应的。
4，从90年代到20世纪初，他看了许多中国著作，孔子，老子，孟子都看国，并翻译和主编了许多书记。托对于道家思想的吸收是很表面化的。首先他终究是出身东正教，第二虽然他写过一些论著，引用老子关于无为的思想，但他是一个有为主义者，他吸收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把老子的无为用做于外，而对内实行儒家的有为。托晚年思想中和总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契合之处很多，。以下是托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几方面的对比。
一是托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托的上帝变成了中国的天
基督教天人关系是天人相分的，中国却讲天人合一。这是两种哲学的不同。托刚开始追求过自然之天，在〈战争与和平〉中出现了命运之天。在〈安娜〉，他要把天装到人心里。把天从理论上搁到人心里，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和中国传统思想相一致的。中国也有这种说法叫“人在外，天在内”，人和天是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唯天为大，但人是天的一部分。人心即天意。孟子就常说，“尽心——知性——知天”，人性和天道是一致的。
比如〈安那〉扉页上，托引用〈圣经〉的一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有不同解释。如苏联文艺学专家赫拉普钦科说“这个题词产生于小说初期，安娜当时是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这个题词是首先针对她的，而后来小说发生了根本转变，按娜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题词只能看作是作家创作中的一个事实。”而实际上，托的意思是不要谴责安娜，报应在天，在我，我要报应她，天要报应她，天的报应在哪？托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我选用这个题词用意很简单，是为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作出了坏市，这一切事总要有自己的后果的，这就是种种苦果，这苦果不是来自人们，而是来自上帝，而安娜就是尝到了这刻苦果。”所以安娜所受的苦，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上帝，是心中的上帝对她的惩罚。
托的反文明倾向
对于现代科技，托表现出极端的厌恶。所以他否定知识和学问，把他们看作是偏离了探索人生问题的歧路。他向往的是宗法制农村的社会结构，甚至期望建立一种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他理想中的生活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农民卡拉塔耶夫的生活。卡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目不识丁，却始终有“天真和青春的表情”。在托看来，卡的生活方式是
纯洁和健康的，皮挨尔和他接触后，便获得了以前求之不得的安宁和满足。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一直在内心做辛苦的探索，他阅读哲学和神学著作，结果发现他们所做出的结论都是虚幻和不可靠的，他对两者都感到了绝望，后来从庄稼汉费多尔的话中得到了启示，“服从真理，服从上帝的意志生活。”从托的这个构思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对知识的怀疑，列文读书越多，想得越多，离真理似乎越远，哲学家和神学家的陷阱让列文痛苦的几乎要自杀，而一个普通农民的极为普通的话却能够给他生活的勇气。不难体会到托的潜在的反文明倾向。伴随他的文学作品的传入，他思想中的原始主义成分也渗透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便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一观念发展到三四十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于他们大多数出身与非工农家庭，在参与革命活动时会自觉不自觉的产生一种自卑感。“劳工神圣”的信念变成了知识分子向工农大众归化的概念，也即所谓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放弃自己的原来的身份，以求得无产阶级的认同，而在谈及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身份时，托往往成了最为人们称道的例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自己的感情变化为例谈到过知识分子的归化问题，巴金也曾经谈及自己对劳苦大众的亲近。知识分子在工农大众面前的自卑清洁，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和改造，成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歌颂知青生活、歌颂在“关阔田地的作为”的作品一度流行，这种风气也一直延续到新时期文学的崛起。70年代末80年代出，中国文坛曾经出现过极有冲击力的“寻根”文学思潮。当时出现了一批以土地为中心的乡村生活的作品。比如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主人公倾心与信天游《走西口》的旋律，对都市里流行的歌曲流露出沮丧的情绪。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主人公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城市，却发现自己与城市生活已经格格不入。路摇的《人生》表现的是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农村青年告假林先与刘巧珍谈恋爱，后来调到县里当干事后，与城市小姐黄亚平又产生了爱情。作者流露出的是自己对古朴的生活方式的留恋，最后，他安排高加林回到农村，并且以德顺爷的训导做总结，表明了传统道德的胜利。
俄国贵族的忏悔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
托终其医生都在为人的道德的不完善而痛苦，他在不少作品中都描写了贵族的忏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复活》。小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审判席上认出马丝洛娃后，首先产生的是恐惧，法庭的错判却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他感到自己是造成马丝洛娃不幸命运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于是他开始反省自己的整个生活，感到围绕自己的那些人和事的可耻与卑鄙，于是他开始了灵魂的净化过程，但是这个阶段的忏悔还是有保留成分的，虽然他向马丝洛娃求婚。只有当他第二次探监是，马丝洛娃的指责才击中了他的要害，他彻底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罪孽和带给马丝洛娃的灾难，他身上才出现了真正的精神上的转变，开始了道德的复活和个人的新生，他的忏悔的粒度和深度得到了加强。
巴金的〈家〉流露着明显的忏悔意识。据说，作家在写这部作品前，曾认真阅读和研究托的〈复活〉，甚至小说中还有一处出现在觉慧的日记中，日记是这样写的：“饭后我回到房里把二哥买来的英文本〈复活〉翻开读了几十页。我忽然害怕起来。我不能够再读下去了。我怕这本书将来会变成我的写照，虽然我和主人公的环境差得那么远。”高家的丫鬟鸣凤在身世上与马丝洛娃十分相近，她爱觉慧，但又由于身份悬殊，不敢表白。后来她在房间里承认自己的爱情时，觉慧刚好就在窗外，这段描写和〈复活〉中聂赫留朵父站在窗外的描写很相似。男女主人公都是隔着窗户，忍受着爱情的煎熬，不同的是觉慧压抑了自己的情感，而聂赫留朵夫放纵了自己。后来，鸣凤因为不甘做冯乐山的妾，以死徇情。就象马丝洛娃的堕落在聂赫留朵夫的内心引起震动一样，鸣凤的死也印发了觉慧沉重的忏悔意识，他决心要以毕生精力来为自己的家族和上辈人所犯下的错而赎罪。在小说结尾，他离开了高家，出走到了上海，这一行为特别容易让人想起聂赫留朵夫散尽家产去西伯利亚。
因忏悔而赎罪，在巴金的作品里都有所体现，比如〈新生〉的结尾的引文，引的就是托常常加以引用的一段福音书里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显然，这是以自我牺牲的途径来达到赎罪的目的，他的内涵与托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思想是相吻合的。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上，巴金是最具忏悔意识的作家之一，甚至在他晚年的〈随想录〉中的〈再论说真话〉中，他勇敢的叙述了自己听假话，讲假话的经历，他说：“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当然，他和托这两位大师在体现自己的忏悔意识时，是有不同的。巴金的忏悔更多地立足于群体性，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贯穿的是一条以自己的忏悔代表整个知识分子的忏悔的线索，而托则更注重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也即忏悔的个人性。
屠格涅夫、郁达夫、巴金
如果说托和陀是以他们思想探索的深刻而为世人注目的话，屠格涅夫则是以其艺术触角的敏锐和叙事语言的优美而独树一帜，屠格涅夫以长诗〈帕拉莎〉走上文坛，别林斯基认为他是可能继承诗歌天才莱蒙托夫的少数人之一。虽然在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尝试过各种文学题材的协作，也有“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之称，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是“诗人”的桂冠。，而且他的最后绝笔还是诗歌——以〈垂暮吟〉为总题的诗歌集。他的早期模仿拜论、普希金等写了不少抒情诗，着对形成他的风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可以说是最具有诗人旗帜的一位小说家，因此也得到了强调浪漫主义精神的五四作家门的青睐。不少著名作家在自己成长的历史上，都或多或少接触过屠格涅夫的作品，而在创作中曾经表现出直接受过屠格涅夫影响的重要作家，则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沈从文、孙犁、端木蕻良等。再仔细审查一下这些作家，他们身上共有的气质特征，那就是强烈的诗性质素。鲁迅的〈野草〉与屠格涅夫的〈垂暮吟〉不仅在形式同为散文诗的体裁，而且在内容上也颇多相似之点；郭沫若则亲自翻译过他的散文诗和抒情诗；瞿秋白、丽尼等在营造散文的诗意方面无意得益于对〈猎人笔记〉、〈垂暮吟〉的借鉴。
屠格涅夫作品最早的中译文是刘半农用文言文翻译的四篇散文诗，1915年7月出版的〈中华小说界〉，9月，〈青年杂志〉（后来的新青年）创刊号上连载陈嘏翻译的中篇小说〈春潮〉。五四以后，他的作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长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前夜〉，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种出版。次年1月，耿济之翻译的〈父与子〉也出版了。从1927年到1936年，屠格涅夫的绝大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40年代，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合编为〈屠格涅夫选集〉出版。他散文诗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是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伟翻译的82篇。
一、多余人
多余人是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一种人物类型。屠格涅夫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了刻画“多余人”的传统，在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等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这些“多余人”大多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相比，他们有着更多的怀疑精神，对社会更多的不信任，却更缺乏生活的勇气。在〈多余人日记〉中，屠格涅夫借主人公楚尔卡土陵的口说：“多余的，我越是深刻地探究自己，越是注意考察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我就越是确信这个词符合实际。在我的一辈子里面我老是发觉我的位置给人家占去了，也许因为我找的位置不是我该做的地方。”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受屠格涅夫影响极深的一位作家。郁达
夫与外国文学的接触.是从阅读俄国文学作品开始的。1927年，在一篇回顾自己创作生涯
的文章里.郁达夫曾这样记叙了他开始与外国文学接触时的情形：从杜儿葛纳夫(即屠格涅夫—引者注)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可夫。"[ 3] ( p. 333)对」几上而提到的这些俄国文学家.郁达夫一直保持着一种虔诚的敬仰之心。因自己没有能力，不能做出像俄国诸作家一样的小说来”深以为憾。郁达夫所欣赏和喜爱的俄国作家基木上都属19世纪的，这一时期在俄国文学史上也正是一个名家辈出、群星荟萃的时代。在拥有如托尔斯泰这样世界级的大文豪的19世纪俄国作家群中.郁达夫最为欣赏的并且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的有两位作家.其中一位是被郁达夫称为北国巨人的屠格涅夫.另一位则是被人称作残酷的人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郁在一篇自述中说，在许多古今中外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漫漫的北国巨人的影响。实际上，郁达夫的文艺观念、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的手法.也的确都留下了屠格涅夫影响的印记。
屠格涅夫曾经说:我的自传.就在我的作品中。”与此相似.郁达夫也认为:文学作品.都是
作家的自叙传。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我们常会感到.作者描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作品
里而都留有作者响己的特有的声音”。郁达夫在谈到屠格涅夫的小说〈锣亭》时也指出罗亭的性格、罗亭的哲学、罗亭的对女人的无责任无胆量的态度，不消说.都是屠格涅夫的自己的全身捏造出来的。郁达夫自己.又是如此，他的小说.更几乎篇篇都是自我生活的写照。他小说中的人物—不管他的名字是叫‘于质夫”还是“质夫”.或是叫“伊人”、“文朴”.或是干脆就叫“我”—无论外貌还是内在气质.都投下了作者自己的影子。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人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颊上有一层红潮.同蔷薇似的罩在那里。眼睛里是红红浮着的.不知是眼泪呢还是醉意.总之他的眉间.仔细看起来.却有些隐忧含着……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也无特别可以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这个文弱的青年.曾经到日木留过学.回国后靠卖文为生.生活窘迫.颇不得志。从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与郁达夫木人惊人的相似。
郁达夫塑造的这一类人物.被他赋子了一个统一的名称:零余者”零余者”这个称号.又恰恰是来自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在一篇题名为多余人日记》的小说中.曾描写了一位家道败落、身染沉病、身世飘零、性情抑郁的贵族青年的形象，这个名叫朱尔卡都林的贵族青年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终成了社会的多余人”即郁达夫所说的零余者”。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了郁达夫极大的兴趣。在水明楼日记》中，郁达夫曾谈到他将〈多余人日记》读了三遍仍不觉厌倦，甚至感到愈嚼愈有回味”。后来，他索性将它译成中文，以〈零余者的日记》为题发表。这样，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在中国文学中就变成“零
余者”。郁达夫从切身的生活遭遇中强烈地感受到，生活在这个黑暗残酷的时代，自己的处境，与屠格涅夫笔下所描写的多余人并无二致。对“多余人”形象的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共鸣，促使郁达夫在写作富于自叙传色彩的作品时，有意无意地都将笔下的主人公纳入到零余者”即多余人”家族中去了。
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无疑为郁达夫塑造“零余者”形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象。1924年.郁达夫发表了一篇题为〈零余者的自觉》的散文.该文不仅直接使用了由“多余人”翻译过来的“零余者”的称号，而且也塑造了一位类似多余人”朱尔卡都林的零余者”形象。不仅如此.郁达夫的大部分小说，从最初发表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到后来的〈茫茫夜》、〈鸟萝行》、〈十一月初三》、《阴影》、〈迷羊》(1927)、
等.主人公也几乎全都是那些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十之八九堪白眼.百
无一用是书生”的零余者”。和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一样.这些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曾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在当时的社会里都属于先知先觉”者。他们为
人正直.有理想和追求，富于聪明才智.热爱自己的祖国.有志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才能.但是社会的黑暗使他们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们只好悲悲切切.自怜自艾.怨人尤人.甚至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麻醉自己。最终.他们沦为了与屠格涅夫笔卜的多余人”命运相似的“零余者”。他如〈沉沦〉中的我，〈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虽然同情女工陈二妹的遭遇，但无法给予实质的帮助，〈青烟〉的主题就是“追求的幻灭”，主人公经过一番追求后，只能说出：“以为有些事物被我抓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看，我手里只有一缕青烟。”
郁达夫不仅在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上借鉴了屠格涅夫.他的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实际上.早在20年代就己经有人指出:郁达夫的笔法有些像俄国的T urgenev} f屠格涅夫被人称为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语).他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就.是世人所公认的。在艺术上.屠格涅夫的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浓郁的抒情气氛和淡淡的感伤色彩。如郁达夫文章里提到的他所喜欢的屠格涅夫的二部作品.讲述的都是不幸的爱情故事。春潮里的萨宁.因一时的迷惑失去了纯洁的少女杰玛.30年后当他再次找到杰玛.他己无法得到幸福。在〈初恋》里.我”对齐娜伊达的朦胧的初恋之情因受到父亲的干扰而无法实现.四年之后我”有机会去再见她时.她却己离开人世。〈多余人日记》则是一个青年而对死神时回顾自己在爱情上的失意。这些作品都流溢着浓厚的感伤情绪。浓郁的抒情气急.融合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再加上作者诗一般的叙述语言，使屠格涅夫的小说散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被认为是开创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几乎所有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也同样都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氛。这一特点的形成，无疑是得益于屠格涅夫的影响。从郁达夫的小说里，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奔腾流泻的感情洪流、毫不隐讳的直抒胸臆。作者常借助人物的大段独白、反复咏叹来进行抒情。如沉沦》中的主人公他”在饱受歧视、绝望自杀前的颤栗呼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另一方面，郁达夫小说的叙述语言也蕴涵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例如，〈清烟》里写寂静中的微风:好像是大自然在那里幽幽叹气的样子;〈离散之前》写萧索的秋雨，檐漏的滴声:好像送葬者的眼泪，尽在嗒啦嗒啦的滴；〈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上海凄凉的夜晚: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石，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在这些描写性的语言里，都蕴含了作者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小说的抒情气氛，郁达夫还从屠格涅夫那里学到了融情于景、用景物烘托人物心情的写法。郁达夫十分佩服屠格涅夫以诗一般的语言描写风景的高超技巧，步{称赞其为世界第一”。在〈小说论》里，郁达夫提出，风景描写对人物的作用有调和与反衬的两种”，饿国的杜葛纳夫，最善用这两种方法，我们若修得这两种描写的秘诀，最好是取杜葛纳夫的〈罗亭〉和〈烟〉来读一读"。的确，屠格涅夫是一位描写自然风景的高手。青少年时代的游猎生活，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在他的成名作〈猎人笔记》中，这种情感就得到了突出的表现。〈猎人笔记》与其说
是一部故事集，不如说是一首首动人心弦的田园抒情诗。作者纯正的审美趣味和明朗的心境，在小说抒情性的景物描写中得到了巧妙的表达。屠格涅夫在小说中，还常用自然风光来调和或反衬作品
中人物的情绪，如在郁达夫所推崇的小说〈烟》里，广阔的田野上空逐渐消散的白石贯穿着作品情节的发展，与整个小说所流露的悲观情调相融合。在〈阿霞》里，作者把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安排在一个幽谧、深邃，笼罩着黄昏水气和动人夜色的风景里，夜景的色调与整个小说的情调乃至与主人公的心理氛围都水乳交融o 郁达夫也从屠格涅夫的小说里修得了这种锚写的秘诀”，常通过不断变化的景物描写来渲染环境气氛、调和或反衬人物的心情。在薄奠》里，人气、星月一会儿是“太好”、“天色一碧到底”、“空气非常澄清”，一会儿又是“一阵风沙”、灰暗的空气”、“渗淡的星月”，甚至俩岸的垂杨古道，倒影入河水中间，也大有板诸随堤的风味”，好象后期印象派的风景画”的城河，也因下雨涨水而变得狂暴无情，
淹死了拉车者。这不断变化的景物，对渲染“薄奠”的氛围、烘托悲哀的情绪起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引路人，屠格涅夫对郁达夫的影响是多方而的。在屠格涅夫以其诗人般的忧郁气质吸引郁达夫之后，他的人生观、艺术观，他对多余人”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他的优美的抒情风格，都成为了郁达夫接受和借鉴的对象。屠格涅夫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郁达夫的小说里，也己经渗透进郁达夫的精神气质中。
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性格纤柔、敏感，性格和气质上的相似，使他的小说大多弥漫着一股屠式的忧伤和绝望的情绪，而屠的对“多余人“的塑造为郁提供了范例。郁在现实生活中他时时感到自己是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的人，是一个多余的人，他有篇小说就叫〈零余者〉，他在小说里这样感叹：”我的却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用的。“
二问题小说屠的作品虽以抒情著称，但他同样也以善于捕捉社会问题而著称。比如说，多余人的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他开始是予以同情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到19世纪60年代，被称做多余人的贵族知识分子开始成为社会阻力，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这种背景下，屠创作了〈前夜〉，暗示了时代的特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革命者英沙罗夫的形象，与多余人知识分子相比，他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意义，不仅敢想，而且更敢做。是具有实干精神的。在〈前夜〉之后，他又创作了另一个象征“新人”的形象，巴扎罗夫。小说通过父辈和子辈的矛盾，按时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屠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影响了我国的作家。耿济之在他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猎人笔记研究〉中曾经说，“我在俄国诸大文学家中最爱读屠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能在高超的艺术内曲折传出社会的呼声，读他几部长篇小说，无异读19世纪一部俄国社会思想史。”就艺术气质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言，巴金恐怕是最象屠的一位了。对他来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都是他最大的敌人，他作品中的一贯主题就是抨击恶势力，控诉旧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
与屠一样，巴金也善于刻画两代人的斗争的主题。以〈激流三步曲〉为例。在作品中，巴金着重描写了以高老太爷冯乐山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父辈形象和以绝慧、觉民为代表的追求个性和民主的子辈形象。无疑，他在创作〈激流〉是，从屠的〈父与子〉中间受到过启示。但与屠的本人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巴所持的是民主主义思想。他坚信青年一代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二、女性形象
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女性温柔是许多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信仰。屠的内心洋溢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可以说，通过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表达的。他有着女性崇拜的清洁。生活中的屠对女性十分尊重，曾保护一位女仆不受自己母亲的鞭打，因此还端者猎枪守在门口。他对意大利歌唱家波丽娜唯亚尔多的爱情是文学史上的爱情佳话。为了经常见她，他甚至辞掉了内务部办公厅的工职，跟着她的剧团到处旅行，而且直到晚年还非常专一，当歌唱家一家搬到德国后，他也在它们家的别墅旁买下一块地，建了栋私人住宅，定居在那里。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直接成果就是小说中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被研究者成为“屠家的姑娘”，他们的性格虽然各异，但是也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有极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人道精神。屠在刻画人物时，喜欢从爱情这个角度来描写。他的女主人公在爱情中，往往以其勇敢的言行显示出力量，与那些智商高而性格软弱的男主人公比，尽管智力有所不及，但更坚强。巴金在一篇回忆录中就说：我以前喜欢读屠的小说，他的女主人公总是比男主人公强，她们有毅力，有勇气，而他们却能说不能行，没有胆量和决心。巴金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也有“女的比男的强”的这个特点，从〈爱情三步曲〉到〈激流三步曲〉到〈寒夜〉，巴金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虽然大多温柔含蓄，但关键时刻表现出了比男性更坚强，更富牺
牲精神。〈雾〉中的周如水是个怯懦的多余人，他喜欢具有温柔贤淑风味的张若兰，但又不敢离弃父母定的妻子。当张若兰主动向他倾诉衷肠是，周如水的优柔寡断的弱点暴露了出来，不仅没有接受，还退缩了，回乡担任科员。〈电〉是〈爱情三步曲〉中巴最喜欢的一部，他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李佩珠的性格是最完美的。〈家〉里的琴和许倩如甚至带了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的特点，在反抗压迫是，表现得比觉民，觉慧还要勇敢。〈寒夜〉描写的是抗战期间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男主人公汪文宣是名有才华的大学生，但在生活中丧失了锐气，是个胆小的公务员，他的心愿就是有碗饭吃，一家人和睦平安。他工作中忍气吞声，家庭中又没有力量解决婆媳矛盾，最后，死于各方的压迫。而他的妻子曾树生，他们是大学同学，两人曾一起追求过“教育救国”的理想。她有理想和热情，不甘屈服与命运，在丈夫失业后，也曾经挑起养家的担子，但是为了自由，在最后由于和婆婆的关系极端对立了，她选择了出走。她的热情泼辣和丈夫的忍辱负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屠有篇中篇小说叫〈啊霞〉，讲述的还是一个爱情悲剧，作品中的“我”是一个罗亭式的人物，，聪明善良但是软弱。他偶然认识了阿霞，他们之间有段朦胧的情感接触。然而当阿霞表白感情是，他立刻又暴露懦弱的本性。郁达夫曾经也有过一篇小说叫〈迟桂花〉，在谋篇布局，人物的刻画和心理描写上与屠的这篇小说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主人公莲也是长期生活在乡村，养成的是蓬勃昂扬的性格，与失败了的知识分子男主人公“我”相比，人格更健康自然。学者许子东在比较屠和郁的创作时，认为他们笔下的女性“大都晶莹可爱，纯真烂漫，爱情梦又十分凄凉”，指出他们的女主角都是为中心人物零余者设置的，“她们以自己的率真纯洁证明了男主人公激情的狂热和神圣，又以自己的冷静反衬了主人公意志的犹疑和怯懦，也就是男性认为它们值得爱，却没有能力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