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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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探微
作者：冯大奎
来源：《河南教育·中旬刊》2010年第06期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
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
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
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
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
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
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
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顺“道”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二、重人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三、人和 四、守信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五、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六、求实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是说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这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七、对策 《史记》中说：“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 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 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 八、节俭 九、法治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己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代表作：《论语》、《孟子》、《荀子》 主要的管理思想 1、仁政
2、德治 3、礼制 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本田”的经营思想：“以人为中心” 和“三现主义” 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注重“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 儒家管理思想对韩国的影响：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 儒家管理思想对中国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管理模式，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兢兢小心，汲汲济世” （二）道家的管理思想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代表作：《道德经》、《庄子》 无为而治论 从整体内容来看，道家学说以道为中心和纲领，从道出发，然后 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需要，向四面 八方扩展开来。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古代另外的8个学派通过矛盾 的对立统一规律融合起来，合而为一。 在道家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二个方面所组成，即凡 是正面的、表现积极性的事物都属于阳，如生命、公平、善良、 正义、光明、和平、热情，等等；凡是处于消极的事物都是属于 阴，如：死亡、罪恶、不公、黑暗、战争等等。 阴阳这对矛盾由于作用不同的情况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如： 相生、相克、转化、共存、互惠、相比和统一。 1、自然无为——管理之道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不争”和“守柔”的智慧 老子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上有为，下无为” 2、自胜者强——自我修炼之道 讲到管理者的七种品质，老子说：“居善地，从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3、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小国寡民”。特点是：自然、素朴、平等、自由、安宁。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引言 中华民族有五前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对我们后人对企业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概述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 1.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可以追溯到先秦至汉代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① 如表1-1所示： 中国作为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的历史遗产，包括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零星分散，至今未能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但许多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② (二)中国各种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三大主流学派 ①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②于丹《孔子心得》 2007年第一版。
中国新闻史上几次重大的新闻事业的改革或调整的概括总结
中国新闻史上几次重大的新闻事业的改革或调整的概括总结 新闻事业的改革 从五四运动至今，我国的新闻史经历了多次的新闻事业的改革，其中以五四运动时期，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解放区的反“客里空”运动；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的四次改革最为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首先，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我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闻工作也在多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一）开创自由讨论的风气；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二）政论传统的恢复与发展；广泛使用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三）新文风的出现；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四）副刊的革新；改变副刊原来格调不高，不少副刊还充斥低级趣味的、黄色的内容的情况，改为大力宣传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五）报纸版面编排和新闻采写业务的改进；头版头条设为最新发生的国内重大新闻，多设了专栏。聘设特派记者，开辟国内外新闻来源，重视直接采访报道使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并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六）开始了新闻学研究。 经过五四时期的新闻改革工作，我国的新闻事业渐渐的向现代化转化。有着深刻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我们先谈谈有关《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的相关内容。 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整风运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旨在从思想上清算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路线，尤其是清算王明的错误并肃清其流毒，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解放日报》走在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前列，实行改版，树立了典范。改版前夕，毛泽东和博古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了有七十多人参加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在最后作了重要讲话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绪论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废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 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象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堵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揉”,“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古代管理哲学中的用人艺术探讨 摘要:管理要以人为本，正确合理地任用人才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核心内容。在考察相关的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将古代用人艺术归纳总结为知人、用人、励人和容人四方面，并结合现代管理科学，指出这种古老的用人艺术在新时 代的管理实践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管理;用人艺术；古代哲学 《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管理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实践中唯一能动的要素。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主要的主体和客体就是人，人既是管理的中心也是管理的对象。因此，人在管理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管理实践和理论，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是其核心。 古代管理哲学中以人为本”思想体现在众多方面，而用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古今中外，用人都是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古以来，成功的统治者或者说管理者都不是孤军奋斗的，他们的成功都建立在驾驭人才的 基础之上。一名成功的管理人员，他本身也必定是一位精通用人艺术的大师。远至古代有作为的君王如秦皇汉武之辈 近至当代成功的企业家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人，无一不拥有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能占 据益州，与曹、孙三足鼎立，建立自己的一方霸权，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善于识人、善于用人（尤其是对诸葛亮这类人才的 任用）;而运筹帷幄、才能过人的诸葛亮之所以会估计错误失了街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一时用人不慎，没有很好 地做到知人善任，错误地任用了马谡，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唱起了空城计”这些都很生动地说明了用人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对于用人的重要性，古人很早就有所认识，于是诸子百家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都对用人之道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管子》强调用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以官。试于军而有功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墨家提出尚贤”要求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唯贤是用。被儒家奉为六经之首的《易》中也有不少 可以视作用人原则的内容，如《坤》卦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管理哲学角度理解，就是指管理者应该像大地那样承载万物、包容万物，所以作为管理者应当有宽容的精神，在用人的过程中要宽厚待人。汉末魏晋时的曹操 提倡唯才是举”颁布求贤令”诸葛亮分人才为上宾、中宾、下宾三类，并提出七条知人之道”而在与魏、蜀三分天下的吴国，其统治者孙权也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用人之道，努力做到求”、用”、信”、容”。 尽管在不同时代中，不同学派提出的关于用人方面的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还是大同小异。总结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管理哲学中的用人智慧，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知人、用人、励人、容人四个方面。 1知人的艺术 知人就是要识别人才，了解人才的长处和不足。这是用人的前提和基础。《论语》有言：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 之至大，亦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可以说，知人是任用人才过程中最难的一步。对人才认识不足或认 识得不正确，会直接导致用人的错误和失败，从而影响到整个管理行为。因此，正确地认识人才、评价人才，在管理中至关重要。 要正确地认识人才，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总的说来不外乎是德才兼顾、大处着眼和因公废私这三个原则。 一般而言，人可以分为四类：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德无才。除了最后一类人之外，前三类人都有可取之处，用人时当然以第一类即德才兼备的人最为理想。然而，德才兼备的人才相对而言并不多，在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往往还需要考虑到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这两类人，根据所掌握的人才的资料，衡德量才，视具体情况任用。因此，所谓德 才兼顾并非指强求人才一定要德才兼备，而是要求管理者能够根据需要，在德与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合理地安排工作，并采取相应的约束手段，使所用之人既可以胜任工作，又不至于胡作非为。这就需要有成熟良好的监察、考核和赏罚制度，促使人才不断进步。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或多或少总会有缺点，因此知人必须从大处着眼。看待任何人或事物都要辩证地看，从大处看，看其本质，看其长处，千万不可抓住小节吹毛求疵。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人有缺点，也必会有优点。若只看他人的缺点不看其优点，往往很容易会错失了人才；而若将注意力放在发掘他人长处上，则能发现更多的人才。打个比方，千里马虽然食量大于普通马匹，但其日行千里的超常能力也是普通马匹难以比拟的，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传统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对世界，特别是对东方的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嗲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还有一些古代经典著作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批像孔子、管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李斯、诸葛亮、李世民、王安石、康熙等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他们也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管理学家。在他们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最具影响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生产、市场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兼爱”是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墨子认为，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有“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实质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现代管理学上的“人本管理”思想要求企业领导平等对待员工，把员工当成企业运行的主体，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及其创造的价值，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创造更大的价值。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实质相吻合，是“兼爱”思想的延伸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
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
_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_ 一、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 说到底是对管理的本质的理解。从中西方对管理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可以确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 在西方管理学界，管理的本质的最具权威的定义要数法约尔了。他在1916 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指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由于这一定义的不完全性，他之后的管理学家在其基础上，采取管理职能叠加的方法，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它。如赫伯特。 A ?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穆尼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孔茨认为“协调是管理的本质”；韦里克肯定“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而小詹姆斯? H?唐纳利则肯定“管理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过程。”西方理论界对管理虽有各种界说，但是“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的说法，则为多数人所赞同。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从本质上来看，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一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是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虽不尽相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纵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孔孟的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变化的核心内容。所以谈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孔孟的管理思想就是必须要说到的。 孔孟的理想是实现仁政,孔孟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所以,管理思想当然是孔孟之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研究孔孟思想可以发现,孔孟讲管理从不脱离道德建设,而把道德建设作为实现管理目标的途径,“修己以安百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两点就说明了这一点。孔孟主张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就是强调通过道德建设来治理国家,把管理活动纳入道德规范。因为道德建设是孔孟管理思想的着眼点,所以,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十分强调道德建设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把孔孟的管理思想称为管理道德思想。孔孟管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管理者提出了从事管理活动的几项重要原则,它们是:一、“爱人”;二、富民;三、教民;四、“克己复礼”;五、“和”;六、义利观。 “爱人”,是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从事管理活动所应持有的态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可见“爱人”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怎样算是“爱人”呢?孔子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人”态度,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和关心人,洋溢着道德的光辉。 以“爱人”的态度从事管理,势必致力于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文明程度,将之落在实处就是富民和教民。过去,有人读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两句话,便以为孔子是空谈道德而忽视人民物质生活的,这完全是误解。孔子的这种措辞方法只不过是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和保证社会安定的重要性,绝不是主张贫穷。在孔子看来,能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就是超过尧舜的大圣人,就充分体现他对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深切关心,对富民政策的高度重视富民以外,孔孟又强调教民。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口多了应该怎么管理,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老百姓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孔子所谓“教”,即提高道德水平。又,孟子在教导梁惠王怎样实行仁政王道时讲:首先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田产,安心生产,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富裕的生活;然后要办好教育,“申之以孝悌之义”,搞好道德建设。富民、教民,构成孔孟的基本的管理政策。 让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当然是“爱人”的表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么,人与动物的界限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道德。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具有道德文明的人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并非人与动物的区别点。由此可见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包括“尽其心”和“求放心”正反两方面。“尽其心”是充分发展、扩张人的善良本心;“求放心”是把所丧失的善良本心找回来。孟子讲教民就是要贯彻其修养理论,通过教育的手段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帮助人们健全和完善人格,说 到底就是要使生物人成为完善的社会人以区别于动物界。这种教民的政策把对人民物质生活的关切进一步深入到了精神生活领域,更是“爱人”的深层表现,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它使 孔孟管理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大大升华了。 主张教民者自古有之,但许多人忽视了教民和富民的关系。在孔孟看来,二者的关系是很显明的:富民乃是教民的物质基础。这从孔孟先讲富民后讲教民的排列次序上已经可以看出。孟子更深刻地阐述了富民和教民的正确关系。孟子虽然特别重视教民在管理中的作用,但是
中国儒学发展史
诸多名家推介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最新力作——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三卷本） 黄宣民、陈寒鸣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 目录 上 序刘泽华 绪论 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儒学演进 二、经世致用：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一 三、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二 四、儒家伦理与宗法社会 五、从传统到现代的考察——以儒家“民本”传统为例 第一章孔子和早期儒学 第一节上古礼乐文明与原始儒学 【附录一】从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的历史转变 【附录二】神守、社稷守与“儒”及儒家的产生 第二节西周王官之学的确立及其衰微 第三节齐鲁文化与儒学的诞生 第四节儒家开山祖孔子与六经 第五节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 【附录一】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附录二】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第六节思孟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第七节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附录一】郭店楚简与《中庸》 【附录二】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 第八节荀卿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第二章秦代的儒生与儒学 第一节秦初的文化政策与儒生的任用 第二节秦代刻石及简文所见的儒家思想 第三节秦代儒生的仕学分化与儒学的官私并存 第四节“焚书坑儒”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第三章汉代儒学：封建社会官方儒学的建立 第一节汉代儒学复兴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节“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第三节皇权与经学——儒家经籍的法典化 第四节神学化的经学思潮 【附录】汉儒谶纬神学中的科学内容 第五节儒学的神学化与汉儒的造神运动 第六节今古文经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第七节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附录】《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第八节《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第九节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第十节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学史意义 中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经学与玄学 第二节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 第三节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儒学的汉学特色 第四节注疏经学 第五节隋唐科举制与儒家义疏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节唐中叶及其后儒学发展的新迹像 第七节敦煌儒学 第五章道学兴起与两宋儒学 第一节“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第二节“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 第三节儒学趣向的转化：义理之学的兴起 第四节荆公新学的特点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五节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节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 第七节书院儒学教育 第八节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学说 第九节理学化经学的典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第十节陆学的立世精神 【附录】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第十一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南宋与道学相异趣的事功之学思潮第 十二节“学圣”与理学在儒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附录】宋儒孟子观述论 第十三节道学化的经学思潮 第十四节《伊川易传》的特色及其意义 第十五节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第十六节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第六章辽金元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辽、金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及金朝儒学的特色 第二节西夏遵行儒学。“渐行中国之风” 第三节元代“用夷变夏”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 第四节金华朱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影响 第五节元代的朱、陆合流和陆学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xx古代服饰的影响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xx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 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 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二、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质”与“文”二字在中国哲学中释义相当宽泛。质指一个人的资质美，《论语·卫灵公》中记载：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这里所说的“质”，是指人内在所具有的伦理品质。文指一个人服饰的美，《论语·泰伯》记述：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所谓的“文章”是指礼服上的纹饰、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的文饰或文采。可见，孔子是极其重视服饰之美的。但是，孔子在认定服饰要讲形式美的同时，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提出形式与内在的关系。《论语·雍也》中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然而，只有合乎礼的服饰与动作姿态，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这些虚饰只能使人感觉像浮夸的史官。儒家在服饰上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是与等级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上层社会尤甚。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礼”的重要成分,已经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几乎波及了社会各阶层。以上这些正是形成中国古代服饰独特风貌的原因之一。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 “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儒学发展阶段
[ 1 ]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 中国儒学史[M ]. 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 1991 一、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儒学作为一种价值文化,其中渗透浓烈的政治文化元素。在中国历史的坐标上,它的命运也和中国政治有极大相关性。 按照与政治的关系,可把儒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孔孟的儒学,秦汉至明清的经学,民国以来的新儒学。这四个阶段的儒学有极为不同的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历史文化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分别视为原儒、真儒、后儒(假儒) [1 ] (P234) 、今儒等四种儒文化。下面对此做一简单说明。 (一)原儒———春秋之前的儒文化 在儒文化起源研究方面,从孔子本人到现代学者都有许多努力。但无论是孔子的自述,还是现代人的证据考古、文献考察、文化推论,都不可能在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和孔孟的儒学之间找到一种明确而直接的谱系关系。就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言,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仍有争议,儒文化起源的探究,可能比这个问题更复杂、更困难。最乐观的前景也是像数学中的“渐进线”,一直逼近目标直线,但那个目标却在无穷远处。无穷远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想象,它说明学术的局限性。这对儒文化起点的研究也适用。实际上,追寻孔孟之前儒文化的起源,总会陷入辽远的文化幽谷和历史沼泽,就像追寻长江源会进入高原沼泽一样。儒文化在孔孟时代如涌出的精神喷泉,超越了历史,达到了新的规模。孔孟对三代及远古的儒文化主要不是继承,而是超越和创新。当然,春秋之前的儒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孔孟的理想之道,而非古代文化完整而真实的写照。比如,古代圣王尧舜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则肯定不全如儒家描述。针对这个问题,钱穆就认为,周公之前的尧舜禹汤不能用史学方法考证证实。“纵以孔子之博学好古,在尧舜亦仅能祖述之,在文武而始能宪章之。”[ 2 ] ( P85) 但孔子所谓宪章文武和称颂周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价值理想的追寻和寄托。 透过孔孟对三代历史的关注、论述和解读,可以看出,孔孟之前的儒文化还不是一个学术文化体系,而是和古代政治及意识形态融为一体的。在一定程度上,《汉书》所引刘歆“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的观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钱穆、冯友兰等人对胡适观点的反驳,以及陈来、葛兆光、何新等当代学者“原儒”的努力,都涉及到这一点。尤其这些“原儒”的努力都论述了儒文化与周官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孔孟之前的“儒”基本上是附属于政治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化体系。 在这方面,刘志伟甚至指出,儒与“圣”在起源上有同一性,认为儒的原初意义为初民时代的巫师,兼有早期宗教、文化与政治领袖的身份。传说中的伏羲和黄帝,也都同时是群巫之首;甚至商王有时也被称为群巫之长。在他们的身上,帝王与巫师合一,王统与教统统一,因而体现了孔子的道统理想[ 3 ] ( P139 - 140) 。这种强调儒和圣在起源上的同一性,实际上也就是把“儒”的起源归结为“王”的起源,强调孔孟之前的儒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一体性。(二)真儒———孔孟荀的儒学 细品孔、孟、荀的儒学与其前儒文化的关系,哪怕是孔、孟、荀本人的追述、阐发,还是有限的文献资料显示,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先前的儒文化理念基本都是由权势人物表述的。如《尚书》中的“天意”、“民视”和“民听”等,都是由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等政治统治者表述的。没有权势的“君子”只能在《诗经》中表达了对“窈窕淑女”的追求。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君子”创立的儒学,既不似夏商周三代的王公思想,也不是那个时代“五霸七雄”之类的权势人物的思想,而是无权无势的士人创立的崭新的价值学说,这些士人都不曾掌握政治权力,只是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教书先生。 当然,孔子对儒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刘志伟认为,传说和记载中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孔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