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水平预测与生育政策展望_姜全保

【精选】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据（一）整体政策的依据一般说来，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整体的制度安排与结构、经济发展及其战略和人口、资源与环境所形成的人地关系构成人口政策环境，并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同信息。依据共同信息，参与人形成有关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战略，在反复出现的博弈中，各种决策规则被参与人不断尝试，进而从众多的决策规则中分离出一种参与人都认可、都相信的共同知识，在供给方形成条文化、客观化的政府规制，并在各参与人处得到实施，从而凝结成共有信念。在各种影响因素当中，一定时期的人口发展状况是人口政策形成的重要依据。原有人口政策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以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演变。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成为选择人口政策的重要环境。由于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关联，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导致严重的制度非均衡。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形成的人地关系内生不同的人口需求，诱发新的规则。总体来说可以归类为以下三个依据： 1.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2.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3.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生育观念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政策

09_3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政策 Multivariat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China It has been over two decades since China adopted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is policy. People mistakenly think that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equals the One Child Policy, which allows one couple to have only one child. Their impression is that this policy is implemented more strictly in urban areas: in cities where people are better-off, one couple can have only one child, while in the poor rural areas, one couple can have two or three children. Furthermore, they think that the One Child Policy is the cause of gender imbalance. I will now clarify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olicy adopted in the early 1980s is a multivariate policy called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r the fertility policy. Its multivariate nature can be proved by two facts. First,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in China now stands at 1.8, which means there is more than one child per family in most areas. For example, there is generally only one child in a family in urban areas, but two in rural areas, and thre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some areas, like Tibet,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at all 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 family can have. We can tell from this fact that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va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different areas.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弊端

浅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陈锡浩（学号：20102802320004 10行政管理（1）班）摘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末酝酿，60年代出台。独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人口控制效果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新历史时期，该政策模式无论从政策理念、控制效果，还是具体执行方式都面临转型的需求。。关键词：计划生育；劳动力；老年人；独生子女正文：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若是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也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那么应对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它只需像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便可。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它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转变速度最快的。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对中国而言，它不但已经进入了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很高比例，同时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遭遇到了人口老化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由于开始年轻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超过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随着这一人口转变过程的继续推进，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越来越低，而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不断加快。这样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

中国的生育率_到底下降了多少_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R obert D.Retherford Minja K im Choe Chen Jiajian 李希如　崔红艳【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22,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认为200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115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认为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2/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关键词:总和生育率;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胎次递进比【作者简介】　R obert D.Retherford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Minja K im Choe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Chen Jiajian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李希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地理环境处处长;崔红艳,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人口普查处副处长。1　引言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的出生人数计算,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 asfr )为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122个孩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但是,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有的估计数字为每名妇女平均118个孩子。为了更好地评价生育率状况,我们分别采用了“亲生子女法”(own -children )和“生育史重构法” (birth history reconstruction )来研究1990年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每种方法都为普查之前的年份提供了两种生育率趋势的估计(每次普查一种)。这两种趋势在1986～1990年彼此交叉。如果数据完全准确,这两种趋势应该在交叉期间刚好重合。然而,事实上并未重合。对这种未重合现象的分析为评估1999年和2000年的TFR 提供了基础。本文讨论的生育率不仅包括年龄别生育率(ASFR )和由ASF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 ),而且包括时期胎次递进比(PPPR )和由PPPR 计算的总和生育率(TFRpppr )。利用这些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还试图评价1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多大程度是由目前结婚年龄的推迟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婚内生育率的下降造成的。我们还分析了分城乡、分教育程度、分民族和分迁移状况的生育率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变化情况。2　背景 10年前就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TFR 在1990年代初就降到每名妇女生育21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以下。当年,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变化似乎极不寻常,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例如,Feeney 和Y uan 1994,Z eng 1996;Y u 和Y una 1996)。后来的一些调查以及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TFR 持续下降,从1991年的118降到2000年的1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年,G uo 2003,Zhang 2003)。但是,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各种调查和人口普查中都低报了出生人数,有人认为,2000的TFR 约为每名妇女生育118个孩子(Z ai 2003,Zhang 和Cui 2003,Y u 2002)。一些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基于对现有生育率调查和1990、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提出,即使把历次调查和人口普查中低报的出生人口计算在内,生育率也确实非常低(G uo 2003,Zhang 2003)。G uo (2003)认为,就算这些原始数据经过调整、加上20%漏报的出生人数,TFR 仍然到不了第28卷第4期2004年7月人口研究 V ol 128, N o 14 July 2004 3 　Population R esearch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主题：政策变迁和政策调整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

论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论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 基于检验两个前提：人口压力和政策有效性摘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高成本执行的公共政策。有两个基本前提：中国面临巨大人口压力，而计划生育政策能有效降低减缓人口增长。基于本研究预测：如目前计划生育政策继续下去人口峰值不超过14亿，如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则人口峰值不超过14.5亿，最多不会超过15亿。因此，中国有条件采取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超生惩罚在城乡显著减少了人们生育子女数，在城镇显著降低了超生概率。采用30国、中国31省区市横截面数据以及1965-2007年时间系列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加、城市化进程以及对外开放可较好地解释出生率的变化，尤其是从1965年至今的持续下降。一个基本结论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的多生和超生行为有一定遏制作用，但人们的生育行为整体和长期的改变更多地是受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需要适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压力人口预测有效性调整一项公共政策，肯定有其正面的收益，但同时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高成本执行的公共政策。这些成本至少包括：实施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强制执法或不文明执法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问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不平等，一些理念做法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保持稳定、继续执行下去就要求其正面收益大于其执行成本。这就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先分析收益的概念框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一个直接背景是，中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而计划生育政策可有效地减缓人口增长。可以这样说，人口压力和政策的有效性构成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合理性的两个基本前提。 --------------------------------------- 张善华等79位同学为本研究做了6253份问卷；石彬岚同学为本研究做了大量的图表和计算；王钰鑫、杨茂林、张善华、李晓庆、李小云、李飞、张莹莹、李波等同学为本研究作出一定贡献。作者对这些同学表示衷心感谢。本文将检验计划生育政策的两个前提，即从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评价所面临的人口压力，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即是否有效地减缓了人口的增长。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中国人口增长，第二部分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第三部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一、中国当前的人口压力：基于未来人口预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政府对未来人口增。国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即是否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城乡居民的生育行为。我们将从中国城乡居民的微观和宏观生育行为来加以分析讨论。（一）城乡居民生育的微观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分析人们生育行为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可帮助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从2008年6月至2009年3月，我组织学生主要在郑州市及河南省其他城镇以及乡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四类：城镇居民、乡村居民、城中村居民和大学生。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6253份。对城乡居民生育的微观行为研究基于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1．超生惩罚对生育子女数的影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惩罚性措施。问卷询问，超生的惩罚对您

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

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一、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忧生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求。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提到，“青年妇女如果20岁开始生育”，100年内要生5代，如果25岁左右生育，100年内只生4代人。”也就是说，青年妇女推迟5年生育，100年内就可以少生一代人。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体力、智力、精力的旺盛时期，适当晚婚晚育，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上。如果青年男女过早结婚生育，影响了学习和工作，在自身学识、经验、精力不足，经济自主能力不强，缺乏教育子女能力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另外，如果女青年过早结婚生育，虽具备了生育能力，怀孕势必增加身体负担，容易引起身体虚弱。如果晚婚晚育，男女青年在各方面都较成熟，有利于母婴的健康和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当然，提倡晚婚晚育，不是越晚越好，而是提倡适当的年龄的晚婚晚育。晚婚晚育与我国婚姻法是不矛盾的，而是婚姻法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指的是最低结婚年龄，不等于说是最合适、最理想的年龄。国家号召男女青年晚婚、晚育与《婚姻法》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应引起重视的是，近几年，我国晚婚晚育率较低，早婚早育现象严重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大大提前。早婚往往导致早育，1987年，我国早育人数高达250万左右。早婚早育直接冲击了人口计划的完成，它已成为计划生育工作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目前我国正值人口的出生高峰，尽快改变早婚早育严重的状况至为重要。据统计分析，女性初婚年龄每推迟1岁，本世纪内就会少生1000余万人。要制止早婚早育，具体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严格坚持婚姻登记制度，真正把《婚姻法》落到实处，婚姻登记严格把关，未到法定婚龄，但未领结婚证者不得同居、生育。（2）动员社会有关力量，大力开展《婚姻法》的写作贯彻活动，向青年宣传晚婚晚育的好处，教育青年及家和知法、守法，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制止早婚、早育、非法同居现象的发生。（3）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采用经济的、行政的、组织的等手段，对未到法定婚龄结婚、生育的人进行限制。

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了，虽然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从而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而工资的上涨将导致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手工业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外国投资流向其他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使失业率上升。经济发展使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岁，但这也意味着依赖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赡养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一个独生子女要照顾自己的一对父母和4位祖父母，压力显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龄化和纳税人减少将导致依靠税收的中国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其次，旧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800万，这个数字到2020年还将增加到3000万。为了生男孩，有的孕妇会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虽然中国政府禁止歧视、虐待和抛弃女婴，但是此类惨剧经

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单身的男性越发不容易觅到伴侣。在某些农村地区，这种现象甚至催生了绑架和贩卖年轻妇女的违法行为。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起来存在很多不平等。经济发展使中国的中高阶层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富人有能力交罚款，往往会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各个地方的罚款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罚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罚款。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既没钱也没“关系”的群体当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 2007年曾有中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只允许生一个孩子放宽到允许生两个孩子，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的两个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一家生一个以上孩子。令人惊讶的是，30年来这两个城市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较平衡。这不得不令人思考。

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郭志刚郭志刚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低生育率研究”（项目批准号：12JJD840005）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人口领域需要有较大的改革。当前人口工作思路存在与人口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的核心是对低生育风险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人口工作存在只重当下、罔顾未来的偏向。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质是对过去计划生育过度的补救和改正，既是对生育率过低这一主要人口风险的应对，也是人口发展彻底转向正常化、均衡化的需要。关键词：人口形势人口战略低生育率风险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背景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又一次揭示出中国生育率极低，老年人口比例远超以往人口预测规划，而少儿人口比例则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规划。这些结果都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并且，根据这次普查的人口结构做出的人口指标回溯估计也能表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就处于不足1.5的低水平，远低于官方口径的1.8。其实，20年来反映生育率过低的全国调查结果比比皆是。但问题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与一些人口专家并不相信这些调查显示的极低生育率反映了社会现实，总是简单将它们视为出生漏报导致的虚假统计，甚至作为必须加强生育控制的理由。因此，以前当更多人口学者和社会各界建议顺应新的人口形势、调专题 100

整生育政策时，官方总是坚持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口径，并基于这种判断提出坚持现行生育政策30年不变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所以，尽管中国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是官方仍偏重于人口控制，一直严重高估生育率，而对过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的认识却严重不足。人口领域的官员还是学者，有专业经验和技能，可以凭专长对人口形势做出判断、预测和对策建议。但他们终归是凡人，不是神仙，不能要求他们的预期和决策总是正确的。不过，学习可以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实践则能够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教会人们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所以，对于人口的认识同样应该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认识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但对实践检验表明不正确的认识，应该光明正大地承认并加以改正，绝不能文过饰非、屡错屡犯。然而，人口领域中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后，还囿于从前高生育率时期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和经验，思想认识远远地落后于人口形势发展，认识和决策一再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人口工作陷入僵化和被动。这便是以往20年来人口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的一条就是“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的政策（简称“单独二孩”[1]政策调整），标志着人口领域的改革终于开始了。中央要调整生育政策的决定甫一出台，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关注，可谓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实际上，“单独二孩”的政策调整虽然标志着零的突破，但它本身还只是人口领域改革试水的第一步、一小步。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将改革继续推进，达到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普遍放开二孩生育。在人口学上，一对夫妇平均生两个孩子才反映了代际平衡。而这对于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好处特别大，特别重要。之所以第一步只迈了一小步，主要是因为以前人口工作那种状态下对政策调整的调研十分薄弱，更谈不上试点的实践经验。虽然近年来一些学者做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结果，但如同以往的调查统计一样，这些研究结果也处于被质疑和否定的状态。尽管其中一些后来也得到引用和认可，但多是因为不得不用，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信息可以参考。因此，当中央出台“单独二孩”调整时， [1]人口学中通常用二孩而不是二胎，因为“孩”是指活产的胎儿即真正的出生，而“胎”则可能有好多种其他结果。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101

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5e17906913.html, 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作者：来源：《文化纵横》2017年第06期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从1980年开始推行的严格生育政策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作为过去近40年中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生育政策深刻影响了中国家庭的变迁，作为国家政策最直接的承载者，中国家庭也成为反观社会和政策效用的微型镜像。在本文中，作者试图还原生育政策与家庭变迁的关系，剖析中国家庭变迁的基本路径与模式。有别于西方家庭受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影响自然演进的特点，中国家庭受公器干预明显，政策对家庭的控制力使本该属于私域的意念和行为暴露于政治和公域之中。总的来说，由于政策的直接推动，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出变迁速度快、时间短的特点，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引发了中国家庭外在和内在结构的一系列变化，表现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模式多样化、年龄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常、生命周期重心后倾等现象。严格的生育政策对家庭变迁起到了催化作用，而如性别结构的失衡则属于特殊政策之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果。此外，少子化还使中国家庭强化了向下的抚育功能，却削弱了向上赡养的能力。生育政策以家庭为工具，试图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低时期通过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控制达到宏观目的，但在此过程中政策对家庭的无意识破坏也遭遇了家庭自身调节机制与结构惰性的抗逆，使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出失态与稳态并存，在变迁中延续的特点。国家政策给中国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带来了巨大影响，而未来政府应如何修复家庭、提升家庭力则将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杨菊华：《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等等。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关于低生育率水平下对生育政策选择的研究综述

关于低生育率水平下对生育政策选择的研究综述摘要随着人类社会进程的持续推进，使得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要求它们必须重视对自身生育政策的调整与更新，以起到刺激生育的效果。但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性，导致具体制度内容同样存在诸多方面的区别。在此选取多個处于低生育率困境下的国家，分析研究这些国家对于生育政策的选择，期望以此来带给我国进行生育政策改革中提供参考。标签：生育政策、低生育率、政策效果一、关于生育政策的选择由于各国家基本国情有所差异性，导致其实施的人口政策同样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同点，从现行人口政策来看，大体上涵盖以下几方面：一是限制生育。其代表性国家为印度，由于这类政策取向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不符，因此不做过多陈述。其二则是鼓励生育：Loger在文中指出如捷克、法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主要采取奖励政策和带薪休假的方式鼓励本国已婚人士多生多育借以增加本国出生率达到改变国家出生率低的现状。日本学者田香兰表示日本在应对人口减少与老龄化问题上，采取了立法促进生育、引导老龄人口就业、鼓励女性就业等措施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问题。汤梦君在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研究指出，这三个国家（地区）的生育政策都是政府主导，由政府设立专业机构，统一负责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执行与管理，或指定专门部门对这方面内容进行统筹管理，在这种条件下为政策措施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推动力;组织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推广活动，加深社会大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了解与认识;提供无偿或抵偿的避孕节育服务;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提供一定的宏观扶持政策，如住房补贴、税收优惠等;将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战略规划相结合。Jon S. T.Qua、崔晶表示新加坡生育政策的转变效率较高。从宣传方面来看，在极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公共场合的宣传信息的替换，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一种鼓励生育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的税收优惠政策、儿童津贴政策以及分娩政策等政策措施进行调整。由于政策实施成效不明显，在长期实践和发展当中，新加坡政府陆续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如调高儿童津贴标准、延长产假期限等。不仅如此，政府覆盖范围较以往相比也有着明显扩大。蔡宏政分析表示台湾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推广的每个过程几乎都渗透着美国东亚地缘政治的战略设计，美国不仅给予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还通过美国人口咨询局（The Population Council）在人员、技术、数据上给予了培训和指导。Kohler选取欧洲育龄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对这类群体的生育意愿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个体生育意愿与国家宏观政策存在密切联系。从苏联时期的生育政策来看，主要以鼓励政策为主，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配套设施，如提供住房保障、带薪生育等。但在苏联解体以后，对生育政策的执行造成的强烈的冲击，人们对鼓励政策的信任程度有着大幅度下降，导致生育率出现持续下滑。贾广虹，陈靖分析美国通过吸引海外移民、禁止堕胎、税收调节、鼓励生育等政策应对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问

生育政策的发展现状

生育政策的发展现状本文是关于生育政策的发展现状，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阅读。生育政策是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主要是，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规定。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国家确定的现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国现行的基本生育政策。发展现状关中国有望试行“单独二胎”政策的消息引人关注。多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的人口红利面临拐点的当下，应当尽早调整生育政策，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应对人口红利消减和老龄化加剧带来的“未富先老”的挑战。人口红利面临“拐点”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面临着“拐点”。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20xx年统计公报显示，20xx年末，中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公报显示，20xx年中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增加了891万人，提高了0.59个百分点。面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首次出现下降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要高度重视”。他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下

超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影响研究

人们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回顾近现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程时，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对这句熟悉的古谚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构成要素相比较，人口这一构成要素尤其需要做好提早和长期的规划。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政府没有重视人口规划的重要性，未做出正确的人口政策，导致后来爆炸式的人口增长，给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后来，在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呼吁下，以及人口剧增负面效应的显露，政府和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严厉控制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计划生育实行之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有效的遏制。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应该是给我国社会状况带来变化最多的一项政策。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人口自然变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巳经下降到1.5之下(政府的口径一直是1.8，但是实际的总和生育率要低于1.5)，出现超低生育率现象。一、概念界定超低生存率与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等概念不同，并不是一个人口统计指标，而是对生育水平的一种描述。如果生育率不仅低于2.1，而且比2.1低了很多，就可以称之为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新的概念，如前文所述，科勒和涂肇庆将总和生育率(TFR)不超过1.3界定为最低低生育率，陈友华将总和生育率不超过1. 5界定为超低生育率，本文选用陈友华所称的超低生育率概念及其界定的1. 5临界点，之所以选择1. 5是因为按照后文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可能会陷入一种类似"陷阱"的状态，难以摆脱。超低生育率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人口学者们的一种忧虑，在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任务的时代背景下，低生育率的出现给我国人口规划者们带来胜利的喜悦，然而低生育率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方面是可以降低人口增长率，实现人口规模的减小，消极方面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严重，人口结构不合理，可能会使人口发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应该控制在稍微低于更替水平，如果低到超低生育率阶段，也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节低生育水平时期的超低生育率现象从上一节的内容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经历了建国初高水平时期、70年代急剧下降时期和80年代徘徊时期之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下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