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网络舆情信息简报

-2013年中国网络舆情信息简报

名称：网络舆情信息简报

文章整理：上海代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日期: 2014 年07 月16 日

2013年网络舆情信息简报

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网络舆论发生很大变化。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上海代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研发了针对政府和企业应用的开云舆情监测系统，能够大为方便互联网舆情监控，提高办事效率，在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过去的一年传统的媒体的话语权在互联网媒体之争中被弱化。主流媒体如何保持新闻专业精神，为网络信息把好关，引导网民舆论，关系到和谐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2013年网络舆情热点

网络谣言治理初见成效、司法案件引发的舆论热点猛增、民生仍是舆情焦点，个人暴力表达有所增强、吏治反腐话题依然火爆，微信等移动通信工具分流微博用户、种种事件促中国网民同步参与世界热点

二、媒体人在舆论场的作用

各种网络媒体人在自己微博，朋友圈等终端上发布自己意见，粉丝之间爆发性传播，往往成为网民关注事件的导火索。

三、意见领袖的特征

出生地与现居地分析：舆情信息多来自二线区域，现居一线城市。学历与学科背景：人员学历水平较高，文科专业居多。职业分布概况：媒体、高校人数最多。年收入水平：高端收入者的人数居多。多数能在传统媒体发声。政治和经济观念较强

图6：300名“意见领袖”的收入情况网民倾向

四、政府打击谣言与网络舆论格局的新变化

（一）互联网治理的四个节点

2011年10月13日，国信办召开“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鼓励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设微博客、用好微博客。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夜，《人民日报》开通法人微博，现已成为第一大媒体微博，带动一大批体制内媒体前进到微博舆论场域，积极引导舆论。

2013年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体现了网民自律和网络社区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

2013年9月9日，“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对网络消极现象从被动应对变成主动依法治理。

四个节点表明，政府对互联网既有强力管制，也要生态调节，既要善管，更要善用。

五、网上体制内外的力量对比

目前互联网舆论构成主要由媒体微博、普通网民、意见领袖、政府类组成。

注：话语权数值主要参考事件发生过程中，不同类型微博在事件曝光、发酵、升级和舆情处置中的覆盖面和活跃度，以是否成功实现议程设置或使舆情发生重要转折，评估某一事件中哪一类型微博话语权最高，并对全部案例进行统计。

六、媒企之间的博弈挑战媒体之间的公信力

有关专家曾指出：媒体也是一种“隐性权利”，谨防“寻租”。不能因为长沙警方执法的程序瑕疵，而原谅《新快报》记者人格和报格的失守。打铁还要自身硬，新闻媒体公器的私用，有负于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和民众的信赖。而相关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各自供养记者和官员，掩盖或歪曲事实真相，也迫害着媒体的操守。

《京华时报》连发70多个版面与农夫山泉的对峙，似乎也深陷利益纠葛。有网友发帖《京华时报》的有关报道《四问农夫山泉，请你正面回答》：说这种意气十足的标题，已失去了媒体监督的分寸感。中立感没有了。而农夫山泉的企业微博则发帖回击：这个问题，你必须给公众讲清楚。《京华时报》，你跑不掉，也别想跑。

在这对“你和我”的矛盾冲突中，双方都丢掉了一个最重要的第三方，即消费者和公众。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超越利益纠葛、还原事实真相？中国记协在这场有巨大争议的媒企之争中，如何给众多媒体人提供一些职业价值规范？

中央电视台等体制内媒体对苹果、星巴克不惜篇幅的批评性报道，也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关注。国家级媒体维护本国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同时需要倾注更大的心力关注和监督国内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如奶粉质量，因为国产产品更关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013年第一个舆情热点，某报纸新年献词事件，涉及宣传主管部门同媒体的关系。新闻管理的底线决不容挑战，但管理的方式确需要与时俱进。出现在该报业集团门口的市民抗议人群，左右咸集，显示公众对舆论表达和舆论管理的极度敏感。社会转型期居高不下的舆论压力，显示出现实生活中有更大的社会压力亟待释放。

七、互联网的治理

互联网在中国经过狂奔式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量。本届政府强化了互联网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要求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所以预测2014年和今后十年互联网的发展和管理，需要处理好如下几对矛盾。

（一）互联网与体制的磨合

从王立军事件到“十八大”召开、全国“两会”换届，网上对改革走向的激辩，在政治窗口期结束后，成为一种体制不能承受的杂音。而民间网络反腐的亢奋，容易激起官员的抵触心理和体制的自保反应。2013年秋季开始的互联网整治，不妨视为新一届执政团队开启新的十年、奋发有为的雄心和自负。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时，需要奠定一个维护体制威权的舆论环境。

但是，中国毕竟已不可能回到改革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大一统局面和“两报一刊”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格局。互联网是中国社会的出气孔和安全阀。草根网民的呼声，哪怕是偏激的诉求，释放出来，也有利于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发现基层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化改革，增加体制的弹性和张力。

从打击网络谣言推测中国政府企图扑灭互联网是没有依据的，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不会出现大的倒退。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规定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政府部门原则上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主动做好重要政策法规解读，妥善回应公众质疑，并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打击造谣传谣的治本之策、长效机制，在于推动政务公开，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二）互联网的泡沫和土层

目前互联网信源丰富多彩，从微博、微信到新闻客户端，但信息碎片化。特别是前几年叱咤风云的时政类“大V”，往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信口开河，有的还好勇斗狠，却拥有百万、千万量级的粉丝，属于网络舆论的泡沫。政府大力挤掉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舆论生态，但手法尚待完善。

在一些网络“大V”频频落马之际，可以考虑包容专家型“中V”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理性建言。例如，通过对10位在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专业“中V”的考察，我们发现以2013年8月10日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为基点，后2个月发博总数比前2个月增加961条。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在8月10日前2个月里日均发帖11.57条，后2个月里日均发帖15.79条。新闻学教授陈昌凤每条微博的平均转评数，由6月份的29.5条上升到10月份的35.5条。

（三）网民的自律、自治和他律

政府的网上舆论工作，需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如果遇到尖锐的批评声音，如果没有做好取信于民的政务公开和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警察就冲到前边去抓人“灭火”，对于警方来说涉嫌越位，对于宣传部门来说则可能是惰政行为。

把打击网络谣言纳入法制的轨道，需要把握好政策和法律的界限。对于网上的杂音，要分清娱乐（审美趣味）、道德和法律三个层面，分类处置；要分清文化批评和法律制裁，多用舌头少用拳头。

尊重和鼓励网络社区的自律和自治，不仅涉及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而且涉及未来的社会转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进行社会建设，包容和鼓励民间自组织力量的培育，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四）自媒体的勃兴和专业媒体的制衡

近年来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过高估计自媒体作用的倾向。其实，网友的“公民报道”和“围观”只是业余队，而新闻媒体、门户网站才是专业队。政府治理网络乱象，不必只盯着互联网自媒体。“净网”是不可能也是不科学的，互联网本来就是在信息的自由流

动和观点的对冲碰撞中，逐渐还原事实真相、凝聚社会共识的。比网络自媒体更重要的，是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发挥好纷乱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和偏激的网民情绪“定海神针”的作用。

抽取2013年20件由党报、国家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最先曝光和第一时间介入的舆情案例，发现体制内媒体的及时报道对市场化媒体和行业媒体更能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从表4看，有50％党报党刊报道总数超过300篇的事件，上升为全国年度排名前20位的大事件。而这些年度大事件全部为都市综合类报纸和行业报刊上排名最高的事件，最低热度分别超过650篇和200篇。在互联网舆论空前发达的今天，党报台网、市场化媒体和行业媒体对舆论议程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近年来有些媒体的新闻报道成为网络帖文的印刷版，媒体微博的立论成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尾巴，有损于专业媒体的高度和使命。需要专业媒体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包括维护法治、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社会对话而不是对抗，倡导建设性心态等方面，超越网上极化思维，勇于发出中道理性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