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题目：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班级：2016级基础医学院长学制临床四班学号：1601129

姓名：魏翎艺

成绩：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

[摘要] 西安事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军谏，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又有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在我国西安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率部扣留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最高首脑蒋介石及其下属部分军政要员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经过有关各方近两周的折中斡旋,最终以蒋介石应允六项协议而被释放回宁,这场一触即发的武力冲突最终获得和平解决。“双十二”引发的官兵哗变事件。虽然历时甚短,然而却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本文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

一、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

解铃还须系铃人。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这次兵变的性质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14 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张、杨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爱哪一党哪一个派，他们爱的是国家和民族，所以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杨二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为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操，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

精神和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张、杨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对事变的处理方式拥有绝对的决定权，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张、杨这种为挽救民族危亡，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心问题在于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抓起来以后，广大群众是拍手称快，并且坚决要求给予应有的惩罚。杀蒋介石的呼声很高，大家对放了蒋介石想不通或不赞成。虽然从 1927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的鲜血，而且“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才使日本人从进入东北以后一步步进入华北，进而要吞并全中国，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敢于这样膨胀，蒋介石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从民族大计出发，不计较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经过反复的研究、商量，最后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当时杀了蒋介石很容易，但是杀了蒋介石不仅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相违背，也完全不符合我们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反过来，如果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那就一定会结束反共内战，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迅速建立起来，早日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在西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报表示拟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西安共商大计。17 日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这说明中央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把和平调解作为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首先，中共中央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制止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在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单独与宋子文长谈，还与宋美龄两次会晤长谈。24 日，在中共的力争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基本上同意了张杨八项主张。

三、以宋氏兄妹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是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

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西安事变后，宋美龄顶住压力，消释南京方面的三次军事讨伐浪潮，稳定南京的政局，亲自

飞赴西安，对蒋介石晓以大义，使蒋介石明了南京“戏中有戏”的内情，促使了蒋改变态度，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会同宋子文一起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进行谈判，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四、蒋介石对全国政局的统治地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虽然成为张、杨的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损伤,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他的行为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变后,在蒋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同意张、杨主张,回到南京,并实现其诺言,使事变真正得到和平解决;二是口头上同意张、杨的主张,回到南京后毁约食言,派兵讨伐张、杨,从而引起大规模内战:三是拒不接受张、杨主张,从而使讨伐派何应钦等的阴谋得逞,结果同祥是引起内战。很明显,后两条道路都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而蒋介石最终选择的是第一条道路。当然,这种选择是被迫的,是经过逐渐反省权衡利害而做出的。众所周知,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权势显赫的国民党领袖和国民政府首脑,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思想极为庞杂又充满矛盾的人物。事变的突然爆发,国民党内和南京政府乱成一团,群龙无首,政局的动荡将不利于中国的统一,中产阶级如丧考妣,不少人失声痛哭,国际国内舆论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蒋个人身上。客观地说,当时的中国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还是共产党内的毛泽东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控制全国政局。国际上苏联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张学良绝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领袖,而蒋介石可能是惟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选”,除日本外,国际国内舆论普遍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蒋原有的最高统帅的地位。蒋介石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强化了各方力量营救和希望和平解决的努力。

五、世界各国政治态势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外部因素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基本性质和特决定了中国国内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各国发生紧密的联系,同样,各国的态度与反应也将影响中国的政治态势。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几大世界强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外部因素。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

解决,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南京亲英美派的行动。1936年的国际环境对苏联来说十分严峻,面临着德日两面夹击的危险,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反法西斯国家和力量就成为苏联捍卫本国安全的当务之急。因此出于“联蒋遏日”外交政策的需要,苏联立即对事变进行指责,认为“西安事变是一个由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制造混乱和内战。因此在给中共的电报中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其最大努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中共中央的决策又对和平解决事变翅了重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苏联对事变的反映间接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军事实力和舆论工具,都被卷入到事变中来,他们的主张和行动,直接作用于当事人张、杨和蒋介石,它们之间又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当然,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相等的,它们之间是有主次、大小、主动与被动、直接与间接之分。然而,支配这些力量转化为整体功能,控制着历史发展方向,则还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动因。这就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己经十分尖锐,阶级矛盾和国内其他种种矛盾,都必然让位于这个主要矛盾。以内战解决事变的企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最终被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所战胜。“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涣散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它为全民族的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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