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状元杨升庵家族迁徙轨迹详考

——兼谈“湖广填四川”与“麻城孝感乡”

杨立新罗卫华杨锦辉

摘要：本文以湖北麻城西杨镇杨氏族谱《升庵公谱序》等族谱资料为主要线索，以元未明初杨升庵的家族迁徙为研究对象，从正史、方志、族谱、友人文字与出土文物等五个方面进行相互参证，详细考证杨升庵家族由江西而迁湖广麻城、再由麻城迁入四川这一迁移轨迹。杨升庵家族清晰的迁移史，是元末明初之际众多由湖广迁入四川的家族的一个典型代表，对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及“麻城孝感乡”等移民现象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杨升庵，家族迁移，麻城孝感乡，湖广填四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大气磅礴的《临江仙》，伴随着历史名著《三国演义》广为流传，传唱千古。这首脍炙人口的《临江仙》的词作者，就是被称作“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大明状元”杨慎。

杨慎，字升庵，二十岁以“乡试第一”中举，二十四岁高中状元，在整个有明一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作为有明一代四川唯一的状元，其学问之渊博，其著述之丰富，无疑是明代川蜀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新都人常以“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并称，骄傲自豪之情，不言而喻。著名思想家李贽将他称作“杨戍仙”，与唐代诗人李白、宋代文豪苏轼并提：“岷江不出人而已，一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不惟如此，杨慎所属的杨氏家族，更是以“一门七进士，两朝宰相家”显赫一时，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其父杨廷和十二岁登科中举，十九岁进士及第，时人惊为“神童”。后来历仕三朝，做了十八年宰相，为有明一代重臣，“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折服”。《明史·杨廷和传》称赞他的治国才能说：“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并引前任内阁首辅李东阳的话说：“吾于文翰事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须归介夫。及武宗之终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

新都杨氏家族，同众多的家族一样，在历代的战乱纷争中辗转迁徙着。因此，立足不同的历史时间点，对于其“祖籍”或“原籍”的记载，就不完全相同。《明史·杨廷和传》的记载为“新都人”。《明史·杨慎传》的记载为“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董晓萍《杨慎》传中的记述说“杨慎出生于北京孝顺胡同（现晓顺胡同）的一座门第显赫的相府。这是一个世代书香兼朝廷显宦的大家庭，祖籍四川新都。”以上文字记述，表述不同，也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考察整个家族迁移轨迹的角度来看，又都不够全面。因此，本文从正史、方志、族谱、友人文字与出土文物等五个方面进行相互参证，详细考证杨升庵家族由江西而迁湖广麻城、再由麻城迁入四川新都这一迁徙轨迹。并以此为基础，谈谈对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及“麻城孝感乡”等移民现象的一点看法。

一、正史与地方县志中关于杨慎家族的记载

新都杨氏一族，自杨玫起，五世为官，尤其是杨廷和、杨慎父子，一个是两朝宰相，一个是大明状元，盛极一时，官修史书、方志自有文字记载。

正史中对杨慎家族的记载，最早的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明史·杨廷和传》的记载为：“杨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广提学佥事……弟廷仪兵部右侍郎，子慎、惇、孙有仁皆进士，慎自有传。”《明史·杨慎传》的记载为：“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少师杨廷和之子。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明代文学家。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

国史重在资政，对于家族的记录虽然较为简略，却具有既有极高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从以上两处记载，我们已经可知新都杨氏家族四代人的基本情况，其家族迁移轨迹涉及江西庐陵和四川新都两地。

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的记载则比《明史》更为详细一些：“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江西庐陵，六世祖避元末乱徙湖广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属成都）。史载从杨

升庵的祖父杨春（字留耕）到杨升庵的子侄辈，杨家四代人一共出了七个进士，杨升庵的父亲杨廷和亦为进士，官至正德、嘉靖两朝宰相，可谓一门七进士，两朝宰相家，成为四川新都最有名的望族。”这部《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约1200万字，历时近二十年完成，引用资料翔实，反映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是迄今国内外规模最大的《中国通史》，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上述这段文字，对于杨慎家族的迁移，则在《明史》的基础上，补充了“徙湖广麻城”一段，从而使得杨氏家族的迁移轨迹更为清晰。

麻城、新都两地县志对于杨氏家族的记载，则比《明史》和《中国通史》更为详细。县志是地方官修的性质，其真实性也是很可靠的。根据民国二十四年由余晋芳编撰的《湖北省麻城县志·前编》记载：“杨廷和新都人，先世由麻城迁蜀，父春复为湖广提学佥事，廷和年十九岁成进士……”。道光甲辰年的《新都县志·文献遗徵》开篇文即为《明修撰杨升庵先生年谱》，据其记载有：“宏治元年戊申公一岁，按公先世江西庐陵人，六世祖世贤避元末乱徙居湖广之麻城，再避红巾乱乃入蜀，居新都（状元馆记）”。1994年版四川《新都县志·社会风土》则记载：“杨，元末避乱，徙湖北麻城县，后入川居本县。”麻城和新都两地县志的对杨氏家族的记载完全吻合，亦与前述之正史记载完全一致，当无疑义。

从以上正史和方志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确知：杨慎家族经历了一个由江西庐陵迁入湖北麻城、再由湖北麻城迁入四川新都的迁徙过程。

二、麻城西杨镇、孝感杨店镇两地杨氏族谱的互证

家族族谱，亦是史籍文献之一种，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族谱研究之史学意义》明确指出其史学价值：“族谱为中国史籍之一类，与中国民族及文化之维系，关系甚巨。”孝感杨店镇《杨氏宗谱·续谱凡例》有明确的表述：“谱曰家乘，与国史无异。史纪言纪事纪年月地官，历千百朝而不易；谱书名书氏书尊卑昭穆，历千百世而不易。所关至重且要，后世子孙其慎之。”相比于国史方志侧重于政绩功勋而言，族谱更注重家族的血脉传承，所谓“功德官爵，有国史在”、“源流婚媾，有家牒在”，即为此义。因此，在考辨家族史上，家族族谱有着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关于杨慎家族的迁徙情况，在我们所见到的麻城西杨镇民国三十五年版《杨氏族谱》和孝感杨店镇民国六年版《杨氏宗谱》中均有记载，其中麻城《杨氏族谱》关于新都杨氏家族的记载较为详细。（遗憾的是，我们尚未能搜集到新都杨氏族谱原稿，倘若以后搜集到新都杨氏族谱，或许会有说服力。当然，由于相关资料的丰富和详实，这个小小的遗憾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证的科学性和结论的正确性。）（补注：该文发表于2011年，我们2012年从新都杨升庵十四世孙杨德力处收集到清.光绪版杨氏族谱记载，入川一世祖世贤公为元时江西庐陵人，元未避欧祥之乱徙居湖广麻城县西南，又避红军之乱于洪武初同子寿山迁蜀新都县北门外，卒于新都县，葬西门外，妣黄氏生子寿山一人，卒于湖广麻城县，葬湖广麻城北山，更进一步映证了本文结论的正确性。）

湖北麻城西杨镇，原为西阳镇，十一世儒士百龄公修谱时易阳为杨，始名为西杨镇。民国三十五年版这套族谱资料二十八册，卷首四册，正卷二十四册，其中卷首四册计一百三十三篇文献，七十二幅绘图，虽显陈旧，但保存完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麻城西杨镇杨氏族人的迁徙史。从麻城西杨镇《杨氏族谱》记载文献研究来看，该支族谱由入麻始祖万户侯杨仲祥于明洪武十四年首修，关于杨仲祥公，《麻城县志》清乾隆六十年刻本记载：“明武勋，万户”。次修为入麻六世长孙杨润公。杨润公，据谱记载为明成化十九年癸卯亚魁，初任四川广安知州，后升浙江佥事、山西提学副史。三修为杨氏九世孙著名贤吏杨王庭（筑“杨公堤”救民数万而载史册）。据谱记载，王庭公为万历十三年乙酉举人，历任江西德化南直桃源知县，山东莱州通判，江西广信府同知，署饶州府知府。以上族谱记载与地方县志所载相符。该杨氏族谱历经明清至民国三十五年，修编九次。九修由六房第十八世孙大福字桂芳主持。一九九二年由六房二十一世裔孙杨志国主持第十次修撰，时间跨度六百余年。

据族谱记载，该支杨氏入麻始祖仲祥公曾追随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朝中功勋卓著，封护驾将军，在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鄱阳湖大战中激战六昼夜，一举打垮了陈友谅军，陈中流矢而亡，鄱阳湖大战虽艰难取胜却遭朱元璋猜忌，遂学古人，功成身退，隐居麻城西阳镇，朱元璋屡求不至，八十三岁即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封万户侯，仲祥公年八十五无疾而终，葬卧牛大蛇形山，配夏戴汪周四房夫人，生子十三公，分别为福一、福二……福十三，后封“十三太保”。由于元末明初的动荡与迁徙，后裔分散到四川、重庆、河南的人数众多，也有到贵州、陕西等地，在省内的有孝感、随州、竹山、竹溪、京山、钟祥等地。

族谱中涉及新都杨氏家族较为重要的文献有：明洪武壬戌敕封万户侯始祖仲祥府君叙、明洪武辛亥开科状元江西籍吴伯宗谱序，明戊辰赐进士状元及第刘若宰谱序，明正德辛未状元及第升庵公序，咸丰拾年岁次庚申仲冬月赐进士出身兵部主政世愚弟徐宗一谱序。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明洪武壬戌敕封万户侯始祖仲祥府君叙》中有：

逮元末岁，天子少乾健之学、决断之才而奸邪盈廷，正直避世，遂以盗贼横生，吾祖父号林安由华阴而移居弘农之北乡。及吾父伯二公，又见乱炽盗多，复徙于江右。江右文人皆宗以

为师焉，学术之深渊，固无庸予言也。其纷纷世系，虽居不一地，官不一朝，而其嫡派是无毫

末之差。

《升庵公序》全文如下：

吾族之谱，岂可妄言哉。自伯彦公入籍江西，传之太祖，十七世矣。太祖同胞有三。伯一公之子孙，安守故土。伯二公之子，即仲祥公也。伯三公当仲祥镇麻之日，幕居数载，旋已相

与家焉。因元季余乱，避而入蜀，遂庐于新都，后以武功封益州侯，即慎之太祖也。独记仲祥

公除元乱而创明业，膺封拜而镇光黄，嗣续多人，皆善继善述。甫及六世，登甲科者已有八矣。

其六世长孙润公，先司牧广安，与家君细查世派，本一族兄弟。后家君升浙江经略，润公升浙

江佥事，同寅数载，相待益真。两人即不乎同胞，万世讵可忘其本始。慎今奉命入河南，过湖

北，特录世谱以志之，庶令传之不朽云。

明正德辛未状元及第四川新都慎升庵氏谨志西杨镇杨氏族谱这样记载三公各自的居住之地：

伯一公守故土，住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伯二公长子伯祥早逝，媳抚二孤世居扬州，次子仲祥籍麻始祖；伯三公侄仲祥镇麻之日，公慕居数载，旋已相与家焉，因元季余乱，三世避蜀，

住于新都，后以武功封益州侯，数传至春。

明戊辰赐进士状元及第刘若宰所题写的《谱序》中有：

悉究水木之繇，关西华阴而徙江右庐陵、金溪、南昌，又迁于楚之蕲水，后分派麻城、孝感、兴国，更一支往蜀而乔居焉。

仔细梳理以上几段文字，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楚地描绘出麻城西杨镇和新都杨慎家族世系图及迁徙路线如下：

入麻始祖仲祥公叙文中有“及吾父没，吾兄伯祥复被盗害伤，予以往蜀地，幸得脱焉，及归，兄已逝矣”等字句，可见杨仲祥公元末在蜀地已有活动，升庵公先世日后去蜀地是否与此有关尚待进一步考证。

湖北孝感杨店镇《杨氏宗谱》载有同治元年壬戌冬候选训导优增贡十六世珥彤原撰的《杨氏闻人纪略》对新都杨慎家族亦有详细的记录：

其分徙于蜀者，新都则有春成化辛酉进士，累官按察佥事督湖南学政。子廷和，字介甫，登成化辛卯榜，年十二。戊戌成进士，年十九，累官太子太保、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廷仪宏

治己未进士，累官兵部侍郎，廷平、廷宣俱举人。廷和子慎字用修，号升庵，登正德丁卯榜，

戊辰联捷进士，殿试状元及第，从子恺兵部主事，惇、恂并乡荐。从孙有仁，字以义，万历丁

丑进士，累官兵部郎中、行人御使按察佥事。

《纪略》之末，有这样一句说明文字：“谨据史册及家乘所载，撮录以备观览。夫侈谈先绪则其后嗣可知，而数典忘祖亦为不孝，故琐琐志之。”由此可见修谱者的慎重态度与严谨的精神。

麻城西杨镇和孝感杨店镇两支杨氏族谱的记载，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又具有相互补充性，并且与国史、地方县志吻合，其真实性应当不容怀疑了。

根据以上族谱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得知，元末明初这一段时间（前后数十年），由于战乱频发造成了社会的激剧动荡，该支杨氏家族经历了多次迁徙。而新都杨氏家族从江西到麻城，再由麻城到四川新都，已是毫无疑问的了。按族谱记载，仲祥公封夫人夏氏葬蕲水县推断，元末该支杨氏还应在蕲水居住过，而蕲水作为徐寿辉率红巾军建立的伪都，在元末明初应是最激烈的战场之一，元军明军反复厮杀之地，最后该支杨氏家族由代表人物杨仲祥籍居麻城西杨镇而相对稳定下来。据此元末明初乃至明末清初陆续迁徙到外省外县的该支杨氏后裔以湖北麻城作为原籍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友人文字记录及新出土文物资料的力证

新都杨氏家族，乃仕宦显贵、名门望族，且廷和治国理世之才，升庵博古通今之学，尤为时人所敬重，与其家族交往仕宦名流、诗文同道等友人，为其家族所写的“行状”、“墓志铭”之类文字，亦是考证其家族渊源的可靠材料。其中关于杨春的，有李东阳的《明故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杨公神道碑名》、靳贵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杨公春墓志铭》，刘春的《杨留耕行状》，关于杨廷和的，有熊过的《杨少师石斋先生墓表》。我们对这些文字记录加以梳理，可以进一步参证其家族的迁移轨迹。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湖南茶陵县人，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李东阳于天顺八年中进士，至正德七年，前后共在朝五十年，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等职，其中参与内阁事务长达十八年之久。李东阳与杨慎之父杨廷和同朝为官，共辅朝政，私交甚密。弘治十四年，杨升庵十四岁，随父返回京师，作《黄叶诗》。李东阳见之曰：“此非寻常子所能，吾小友也，乃进之门下。”至李东阳正德十一年去世，杨升庵共在其门下十六年。

李东阳作为杨廷和的同僚、杨升庵的老师，对升庵家世应极为清楚，清道光甲辰十一月张奉书修《新都县志》（尊经阁藏板）卷十记载了李东阳为杨廷和之父杨春所作《明故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杨公神道碑铭》一文，提及“公……上世本楚人，元季迁蜀，居成都之新都”，另一文《封孺人杨母熊氏墓志铭》里不仅提及“按杨氏之先本楚人，元未徙新都”，而且提及“春之曾祖讳世贤赘于李，祖讳寿山、考赠行人司正讳玫皆冒李姓”，文中提到的杨玫为杨春之父，太孺人熊氏为杨玫之妻。在杨春这一代，太孺人熊氏复令始姓杨，恢复杨姓，这两篇文献里明确记载升庵公先世为楚人。

靳贵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杨公春墓志铭》关于其家族的迁移记载，是“公姓杨氏，讳春，字元之，别号留耕，其先楚人，元季避乱入蜀，遂家新都。曾祖讳世贤，祖讳寿山，俱不仕，考讳玫，贵州永宁州吏目。”刘春《杨留耕行状》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公讳春，字元之，姓杨氏，其先楚人，元季避乱入蜀，占籍新都。”

以上文字记载，或详或略，但所述事实并无出入，可以相互参证、相互补充。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对麻城西杨镇族谱所记载的“数传至春”作一个更为清晰的梳理，如下图所示：

另一个与杨家密切相关的友人是熊过。熊过，字叔仁，号南沙，自贡富顺县人。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他学知渊博，治学严谨，是著名学者杨升庵的好友，被列为“西蜀四大家”和“嘉靖八才子”之一。嘉靖二十年，熊过被贬作云南白盐井副提举，与杨慎在安宁相识。熊过久慕杨慎才学及为人，二人均为博学之士、忠正之臣，遂为挚友。熊过曾经与杨慎讨论过《周易》的卦象，并在其鼓励下

写成《易象旨决录》。杨慎移居泸州时，熊过也辞官返乡，住在与泸州一水之隔的小市厢。杨慎曾很多次到过沱江，到小市厢去探望这位好友，他在诗中写道：“君来自釜山，我日渡江口，不看中街花，不饮市井酒。”

清道光甲辰十一月张奉书修《新都县志》（尊经阁藏板）卷十文记载熊过为杨升庵家族写过《杨少师石斋先生墓表》云：“公先世庐陵人，有名世贤者，以元末欧祥乱徙麻城，避红巾贼入蜀，家新都。”熊过所写的这段文字，最接近麻城西杨镇杨氏族谱记载，也较符合元末明初大别山区这一带的史料记载。

此外，1996年10月在成都市新都区五星啤酒厂工地发现了新都杨氏家族的墓葬群，并在M6墓室内出土了杨慎之弟杨恒的墓志铭，题为《明故大理寺右寺副杨君用贞墓志铭并志盖》，墓志铭的撰写者为杨廷和女婿“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国史修撰承德郎青神余承勋”。据该墓志铭记载：“君讳恒，字用贞，姓杨氏，其先楚人，五代祖讳世贤，元季徙蜀，因家于新都。”同时出土杨玫妻子熊氏墓志铭（其文传世）所载“按杨氏之先，本楚人”。应该说，这一出土文物的记载，对我们前面所梳理的杨氏家族迁移轨迹也是一个可靠的补充材料。

有人据此专门写了《成都市新都区出土明代杨恒墓志考释》一文，然而其结论明显有误者三。其一是“显然彼二说（指祖籍江西庐陵说和祖籍楚之麻城说）互有出入，而分歧关键在于历史范畴楚地之定义。元际楚地作为通称，概指湖广路属两湖故楚之地，绝无可能含括时庐陵所在之江西。”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本文作者只是孤立地看待“祖籍”问题，而缺乏历史的眼光。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在整个家族迁移史中，“祖籍”的界定，有一个历史着眼点的问题。因此，新都杨氏家族“祖籍江西庐陵”和“祖籍楚之麻城”并不是“互有出入”，而是一个历史因袭的过程。错误之二，《考释》文说：“换言之，即便墓主（杨恒）在世的时代，新都杨氏对本支先祖原籍已丧失记忆，而以其迁蜀中途中转之湖广麻城取代其原籍。”此说错误在于该文作者一叶障目，囿于有限的材料而忽视本文前述之大量可以相互参证的材料而臆断，正如前文所录麻城杨氏族谱中之《升庵公序》所言，则新都杨氏对本之先祖原籍的记忆不是丧失，相反是确凿有据。其三是“故蜀人多附会麻城祖籍的观点，因此个案得以佐证。”对于此观点的错误，本文将在下面细谈。

四、关于“麻城孝感乡”与“湖广填四川”的一点思考

对于“湖广填四川”与“孝感麻城乡”这一移民现象，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且看法各不相同。有的研究者认为，“湖广填四川”是特指清代开始的移民事件，如田光炜在其《“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中说：“既然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湖广填四川”之说本始于清代,并都承认清初开始的向四川移民,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次移民事件,为什么不能把“湖广填四川”的概念特定在专指清代开始的这一移民事件呢？”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这一移民过程应该从元末明初开始，如曾邹祥的《“湖广填四川”始末》中说：“‘湖广填四川’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较广泛的两次移民运动。虽然正史很少记载，历史上却实有其事，其作用和影晌极为巨大而深远。”“长时期战乱频仍，河湖原野尽为沙场，元末一大批江淮百姓，特别是在军队激烈厮杀地区的农民为‘避乱’、‘避兵’而自发入蜀。”李华在《浅谈“湖广填四川”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影响》中也认为：“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曾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从元末明初玉珍入蜀算起,一次是在明末清初,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这两次移民既有人们为了生存的自动迁徙,更有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的长远利益考虑,有计划有组织的官方政令移民。”董玉梅在《“江西填湖广”填出的地名故事》中也同样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明初便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人口大迁移，到明末清初更达到高潮。这场人口大迁移是由两句话概括而成，即：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

对于与此相关的“麻城孝感乡”这一概念，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麻城孝感乡”只不过是移民过程中的“移民中转站”，并不是他们的原籍所在，所谓自称“麻城孝感乡”，不过是一种“模糊的记忆”。例如周勇的《“湖广填四川”与重庆》说：“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对于今天的川人、渝人而言，‘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肖平在《湖广填四川》中也说：“湖北麻城及孝感的情况跟上述两地十分相似（笔者注：指上文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和宁化石壁‘宫口’两地），都是移民运动中具有中转意义的站口。因此，很多人可能

忽视了他们那原本不太著名的籍贯，而把麻城和孝感挂在嘴上，响当当地说来说去。说得久了，就自以为自己是湖北麻城县或孝感乡人。”

地方县志的记载也是态度不一、并无定论。民国《南溪县志》也对“麻城孝感乡”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抑明氏隶籍随州，随州距孝感不远，彼从龙之彦，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皆冒籍以自求庇乎？”但是民国《简阳县志》据实际采访对此加以肯定：“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光绪《内江县志》则言：“俗传洪武二年徙楚实蜀。”民国《荣县志》说“：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人川，人人言然。”民国《资中县志》卷8的记载说该县“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闽、赣、粤籍大都清代迁来”；“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尤多”。

根据我们前面对于新都杨慎家族的迁移轨迹的详细梳理，我们认为，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现象，应该是从元末明初就开始的。在战乱频发的时代，这一移民现象是百姓自发形成的，属于“避乱”性质；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时代，则是政府有组织的、强制性的，属于“垦荒”性质。我们不能因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样的说法出现在清代，就否定元末明初的移民。因为历史现象的出现和理论的概括并没有同步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麻城孝感乡”，也应该是某些四川移民的原籍。而杨慎家族的案例，也并非就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只是一个特例”，相反，只是众多移民家族中的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在其他家族的族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川渝《徐氏族谱》载，明初自麻城迁蜀25房，清初自麻城迁蜀9房。綦江《周氏族谱》载，“綦江的张、刘、卢、田、蔡、高、王、彭等姓族人，都是元未明初入川麻城籍人”。云阳《于氏族谱》载，元未明初于氏6支由麻城入蜀之云阳落籍。

正如前文所述，古人对于族谱的修撰，是十分慎重和严谨的，我们也并不否认个别家族族谱记载中对于远古传说中不可靠的记载（其实对于远古历史的记载，《史记》也未必就可靠，这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我们也无需苛责前人），但是大部分的记载，尤其是有正史以来的记载，还是真实可靠的。族谱研究具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正如《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族谱之学术地位》所述：“中国族谱，效用甚广，就学术研究言之，亦自有其效用，而深具价值……由中国族谱可为发现与中国民族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及遗传优生等有关之事实，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之关系。”因此研究者对于族谱文献史料的挖掘，从族谱记载中探求“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麻城孝感乡”等移民现象，比毫无根据的“臆测”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助于我们探求历史的真相。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各类文献或出土文物对四川新都杨升庵家族的记述，或源于“楚”，或源于“湖广麻城”，而本文通过对麻城西杨镇杨氏族谱的研究发掘，更进一步找到了杨升庵家族迁蜀前在湖北麻城落脚之地——一个叫西杨镇（族谱记载为三国魏时重镇或古麻城县治）的地方。西杨镇族谱记载的《升庵公序》，更是印证了麻城新都两地杨氏家族的渊源。通过麻城杨氏与新都杨氏家族变迁这一典型案例的对比研究，使得“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么一个移民迁徙脉络更加清晰起来，也进一步证实了“麻城孝感乡”也并非诳语。窥一斑而知全豹，无论是作为自发移民的原籍（如杨慎家族之类），还是作为政府移民的“中转站”，麻城在近六百年来明清移民的迁徙史中，其作用与地位也就显现出来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做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明史·杨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明史·杨廷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清]张奉书,新都县志·卷十（尊经阁藏板），道光甲辰十一月；

[5] [清] 麻城康熙九年、乾隆六十年、光绪八年刻本，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1999年搜集再版；

[6][民国]余晋芳,中国方志丛书·麻城县志·前编[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35;

[7][清]夏力恕等,印景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湖广通志[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8]黄云生,四川府县志辑（11）·民国新都县志[M]，巴蜀书社，1992；

[9][民国]杨桂芳等，麻城西杨镇杨氏族谱，民国三十五年;孝感杨店杨氏宗谱，民国六年;

[10]韩配阵,杨慎交游考,中国文学网元明清研究，

https://www.360docs.net/doc/6c68461.html,/Article.aspx?id=52790

[11]张德全,明代状元杨升庵故里[J]，四川文物,1988（05）；

[12]苏东来，清嘉庆《四川通志·舆地志》所反映的元明清移民历史记忆，麻城政协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6c68461.html,/onews.asp?id=1266

[13]新都五星啤酒厂工地宋明墓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1998（03）;

[14]朱韬,成都市新都区出土明代杨恒墓志考释[J],四川文物,2007（01）；

[15][明]焦竑，献征录·卷八十八，上海:上海书店,1987；

[16]丰家骅,杨慎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董晓萍,杨慎[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18]曾邹祥，“湖广填四川”始末[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5(07);

[19]李华，浅谈“湖广填四川”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影响[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6）；

[20]董玉梅,“江西填湖广”填出的地名故事[J],武汉文史资料,2006（04）；

[21]周勇,“湖广填四川”与重庆[J],红岩春秋,2006(03);

[22]肖平,湖广填四川[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

[23]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M],香港:香港中国学社,1971。

该文为2011年7月23—25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和湖北麻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麻城孝感乡现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编入《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论文集。作者:凌礼潮，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麻城市人民政府编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年11月。

红色备注由作者根据后续资料补充，由百度文档发表。

作者：杨立新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研究员

罗卫华麻城市党史办主任

杨锦辉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茶文化文献综述

中国茶文化文献综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滥觞期。中国茶文化的漫长足迹，印进了中国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虽然对于这些零星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用词的变更，认识的不同，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专家学者们一致推崇，并在世界茶史上具有不可动摇地位的唐代陆羽《茶经》，对先秦的茶事则是首肯的。南北朝之后，关于茶事的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南北饮茶习俗的不同，时人饮茶追求的轶事，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和价值。气度恢弘、舞台壮阔的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定型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也融汇了更多的茶文化内容，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不仅陆羽、皎然、卢仝等终身许茶者有颇多茶诗，连文坛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诗名篇传世。这种流风遗韵，影响到其后。宋辽金元和明、清时代，都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发展期。在这跨越几个朝代的950来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献的进展和风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i匕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明代50多部茶书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茶书数量最多的时期。朱权《茶谱》论"清饮之说"，把品茗作为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贯穿着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说，被称为"朱权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响。明代茶书关于茶具艺术和烹茶技艺的载录，更多地表现出创新精神。而清代虽然饮茶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200多年间仅有茶书10多种，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

明代九边详解

明代九边详解朝建立后，逃亡北方边塞以外的北元仍不时骚扰，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北部边防，屡次派将北征，同时，明还分封子朱棣、朱权等将重兵驻守北部边塞。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九边，亦称九镇。边：边墙、长城。明万里长城东起丹东的鸭绿江，西止祁连山下的嘉峪关，绵延万余里。分九个区域管辖，每“边”为一“镇”，被称为九边重镇。初设于明成祖时期,经洪熙、宣德、景泰、天顺、成化各朝,至明孝宗弘治年间设置完成。明嘉靖年间，为加强京城的防务和保护帝陵（明十三陵）的需要，又在北京西北增设了昌镇、在北京西南增设了真保二镇，共计为十一镇,合称为"九边十一镇"。九边各镇设镇守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无品级、无定员。其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分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此外，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等官。各镇都驻有重兵。万历中期，各边仅主兵就有六十万左右；还有为数甚多的客兵。如蓟州镇，隆庆时，主兵原额为三万人，万历初连客兵在内达十六万五千余人。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1522～1566）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1573～1620）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对加强北部边防，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朝为此加饷加税，尤其在明中叶以后，使人民负担沉重；而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因生活无着而发动兵变。九边建置次序为甘肃建于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宁夏建于建文四年八月，宣府建于永乐元年，大同建于永乐十二年，辽东永乐十三年已建镇，延绥建于天顺二年，固原建于成化四年，蓟镇建于成化十二年，山西镇建于弘治十九年。每镇的建立、分别管辖的长城范围、总兵驻地及官兵人数如下： 1.甘肃镇总兵驻张掖。管辖的长城东起兰县（今兰州），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全长八百公里，全镇官兵名额九万一千五百七十一人。甘肃“以一线之路，孤悬西北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正处蒙古、吐鲁番及南方少数民族交通之要地，为明朝北部边防之右腋，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而吐蕃在明初也与明朝处

明代九边的文献综述

明代九边的文献综述明代九边军事城镇文献综述明朝时，朱元璋把北元驱逐到漠北后，北元势力虽然分裂成两部分，但仍然非常强大。它的两个部分，瓦拉和鞑靼，一直是明朝最大的敌人。因此，防御北方边疆一直是明朝军事战略的核心，即使在东北女真族崛起后也没有改变。此外，九面是北方边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面。九边是明朝为抵御蒙古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建立的九个边境地区。它叫九边北部边境沿线有几个重要的军事城镇。明初为九镇，后发展为九边十三镇或九边十六镇，俗称“九边”古今中外，九方研究一直在进行。在古代，较为著名的有明代徐伦的《九边图论》、明代韦欢的《明代九边考》、明代应宗的《大一统》、清代孙承泽的《春秋梦》。近代比较著名的有毛沛琦、王力的《中国通史——中国明代军事史》、肖立军的《明朝中后期九边军制研究》、彭勇的《基于边防军沿革的明代北方防御体系研究》、的《明史探索》、赵的《明代九边军制研究》、莫雨英《明蒙关系研究——基于明蒙双边政策和明朝对蒙古的防御》，张德新《明史研究稿》和毛玉陈《明代西北边城论》。与此同时，国外许多学者也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日本是最突出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田村的《北明防御体系》和松本的《北明防御体系研究》等。大多数学者对九边军事城镇的形成时间和序列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差异源于明代对这一制度的错误描述以及不同学者对明代军事城镇定义的不同理解。以下是我对每个观点的详细解释一、明代九方的形成时间和顺序《明史》说:“元人北返，屡求复兴永乐迁都北平，北平三面封闭。正统之后，敌人遭

受的苦难越来越多。因此，在明朝末年，边防非常森严。鸭绿江东起，西至嘉鱼，绵延数千英里，分割土地以保卫政府。起初，辽东、傅玄、大同、延绥四镇相继建立，宁夏、甘肃、冀州三镇相继建立，太原总兵负责地方事务，三边政府设在固原，又称二镇，共九边。“1据认为，经过四镇、七镇、九镇的演变，顺序是大同、辽东、傅玄、岩水、宁夏、甘肃、冀州、太原(岩头统治下)和固原《明史》的记述是从许论的《明太祖九面》抄来的，但现在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范的观点是:“九边是从洪武七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形成于弘治年间，最终定制于嘉靖初年。”另一位学者魏占斌指出:“九边的设置始于明朝成祖时期，完成于明朝孝宗时期。”。他还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该时间表仅限于空间，目前没有执行。3最近，俞墨英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边镇创建于洪武年间，边镇制度基本形成于永乐年间，最终形成嘉靖九边洪武年间，在明军与北方统一的过程中，明朝废除了各地的元制，建立了新的行政和军事机构——都司卫府，并在九边创建了第一批重要城镇。“顺序是北平、大宁、辽东、傅玄、大同、宁夏和甘肃4而赵博士的论文提出:“明九边建于洪武二十五年，完成于嘉靖年间”根据成立时间，分别列出甘肃镇、宁夏镇、傅玄镇、大同镇、辽东镇、冀州镇、岩嘴镇、陕西镇(xi安)和山西镇(太原)。”5日，樊虎博士说:“北方九面军镇始于洪武元年的北平镇，终于永乐元年的傅玄镇九个边防军事城镇的顺序是北平、大同、Xi、太原、辽东、甘肃、大宁、宁夏、冀州和傅玄此外，还有于、肖力军、梁妙泰、彭勇等学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在此不再赘述。12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的演变特征

2013 – 2014学年第一学期《城市发展史》期末论文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引言人类建造道路的历史至少有几千年了，几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出世界上第一条道路是在何时或在何处建成的。远古时代，人们经常沿着动物的足迹或是最省力的路径即别人走过的路来行走，结果被经常践踏的地方就成为小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径逐渐发展，成为一般的道路。在公元前20世纪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就有记载使役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发明了车轮，于是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了车辆。故尊称黄帝为“轩辕氏”，继而产生了行道。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在不同的朝代出现了许多繁华的都城，道路也随着都城的发展而发展，形成的道路系统也不断完善。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古代都城道路与交通道路因交通的需要而产生，道路的主要功能是交通。在我国古代的城市中，道路有明显的交通功能。如周代的城市道路是以“轨”作为表示道路的等级和宽度的基本单位。《考工记》中记载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的宽度因交通的大小而不同，市内主要干道最宽，环城道路较窄，城郊道路更窄。还有记载：“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说明按城市的等级不同，道路的宽度也不同。以轨为单位说明城市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以道路将城市划分为许多坊里，以通向主要城门的道路为干道，而商业集中在特定的靠近干道的市内，这种城市道路显然也是以车马交通为主的。汉长安发掘的宣平门，及其门内的大街，三条道路并列。古代都城道路性质和道路分工的变化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道路系统规则更明显的突出了道路系统的功能。道路

中国历代首都列表完整版

中国历代首都列表完整版【五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初～公元前2070年）『黄帝』有熊（今河南郑州新郑）『颛顼』帝丘（今河南濮阳）『帝喾』帝丘（今河南濮阳）、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尧』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舜』永济（今山西运城永济）【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东）阳翟（今河南禹州）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亳（今河南郑州）

嚣（今河南郑州西北）相（今河南濮阳北、安阳内黄南；一说今河南安阳洹水北）邢（今河北邢台）庇（今山东郓城北、梁山西南）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朝歌（今河南淇县）【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西北）成周（今河南洛阳）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东南）南郑（今陕西渭南华县）【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雒邑（河南洛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秦』：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南）、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东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楚』：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陈丘（今河南淮阳）、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齐』：临淄（今山东淄博）

『燕』：临易（今河北雄县）、蓟（今北京城西南）『宋』：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鲁』：曲阜（今山东曲阜）『郑』：新郑（今河南新郑）『赵』：晋阳（今山西太原）、中牟（今河南鹤壁西）、邯郸（今河北邯郸）『魏』：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宜阳（今河南洛阳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卫』：沫（今河南淇县）、曹（今河南安阳滑县东）、楚丘（今河南安阳滑县东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陈』：陈（今河南淮阳）『蔡』：上蔡（今河南上蔡）『曹』：陶（今山东定陶）『吴』：吴（今江苏苏州）『越』：会稽（今浙江绍兴）『杞』：杞（今河南开封杞县）【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西楚』（公元前207年--公元前202年）彭城（今江苏徐州）『南越』（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0年）番禺（今广东广州）

坐具设计文献综述

毕业设计文献综述工业设计坐具设计一、前言芬计师塔佩瓦拉((Iimari Tapiovaara)曾说：“椅子的设计是任何室内设计的开端。”椅子设计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类家具的设计皆能触类旁通、迎刃而解。因为首先一个基本概念是：没有任何物品的设计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能超过椅子；同时，也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家具在创造和销售上达到椅子这样的广泛性[1]。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在椅子的设计、创造、革新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超过了任何类型的家具。任何一位设计师通过一张椅子的创作，同时也在演绎着椅子本身特殊的需求和功能。在实用设计的层面上，一件椅子的设计与创作要与人们心理与生理产生联系，以及考虑座椅的造型和材质。与此同时，还必须联系到使用者在知识、情感、美学、文化等精神层面上的特殊需要。在另一方面，就是设计与制造、工艺、结构之间的基本联系。现代文明的高度发达，信息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需要“多元化”的设计来满足变化快、需求多、品味高的生活方式[2]。而坐具是家具中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器具，所以坐具的设计也要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而进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坐具的设计不仅要在功能上得以改善和提高，还应在外观上得以突破，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也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二、主题（一）坐具概况 1.坐具的发展历程（1）椅子的发展过程椅子的名称源于唐代，而椅子的形象则要追溯到汉魏时北方传入的胡床。唐代以

前椅字，多指车上的围栏，其作为人在乘车时的依靠，起安全围护减轻疲劳作用。后世椅子的形式就是受此启发而形成的。从现存资料看，唐代的椅子已相当华丽。如：在《历代帝王像》中唐太宗所坐的椅子就十分精制，四条直腿，带束腰，棱角处起线，上侧安托角牙，后背部立四柱，中间两柱稍高，项上装弧形塔脑，两端长出部分雕成龙头。扶手由后中柱绕过边柱向前兜转搭在前立柱上，扶手与坐面中间空当嵌圈口花牙。扶手尽端亦雕成龙头，与后背搭脑融为一体。坐面附软垫和衬背，前设脚踏[3]。五代至宋，出现了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新的形式。明代的椅子类型丰富多彩，有宝座、交椅、圈椅、官帽椅、靠背椅、玫瑰椅等多种形式。清代由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椅子出现了雕饰，成为家具中的珍品。明代晚期，出现一种坐面以下采用鼓腿膨牙带托泥的圈椅。明代圈椅的椅式极受世人推崇，以至人们把圈椅亦称为太师椅，具有象征意义。（2）凳子的发展过程凳子的出现和椅子大体同时，魏晋时期，我国家居生活已经开始使用凳子。此时流行一种圆墩的坐具，形式为两端大、中间细，上下为平面。唐代中期以后，凳的类型增多。在宋摹唐周肪《挥扇仕女图》中还可看到一种月牙凳，凳的腿与腿之间的边牙上钉有金属环，每环各结彩带二束，此类坐墩显得异常精美，增加了视觉审美功能。在五代，坐墩又出现了一种两端小中间大的花鼓形式，使用时上面再覆以绣花软垫，名”绣墩”。宫中妇女及舞乐歌女都常使用这种坐具。“绣墩”因两端各雕云纹和象征固定鼓皮的乳钉，故又名“花鼓墩”。为提携方便，有的在腰间两面钉环，或在中间开出四个海棠式透孔。明清时期的绣墩除木制外，还有蒲草编织、竹藤编织的，也有以瓷、雕漆、彩漆等材质制成。使用时不同季节用不同坐墩，冬季使用蒲墩，夏季使用藤墩，并根据不同季节铺以不同软垫和刺绣精美花纹的坐套[4]。宋代出现了彩漆坐墩，坐墩形体宽大，呈扁椭圆形，周围开出竖向椭圆孔七个，七孔的边口正好形成七条弧形腿足。椭圆形透孔与坐墩整体的扁椭圆形形成横竖反衬，使之在造型上显得美观敦实稳重。

2019届高三历史人教版一轮复习考点集训：考点30 古代商业的发展

考点30 古代商业的发展一、选择题：（共20题，共50分。） 1、汉武帝时期，朝廷任用商贾子弟东郭成阳、孔仅、桑弘羊等，相继“以赀”入朝为官。其主要原因是（） A. 农本商末政策发生逆转 B. 落实政府经济政策的需要 C. 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D. 政府以财产作为选官标准... 2、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随着唐宋时期城市“坊市制”的崩溃，在“农村——农村市场——半农村城市——中小城市产生”的反复过程中，包括工商城市在内的城市经济网日益稠密，使农村经济走向依存于市场的方向。这说明，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变迁( ) A. 促使城市功能完全经济化 B. 使商品生产规模空前扩大 C. 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商品化 D. 使农村经济实现了商品化 3、北宋科学家沈括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在此他强调( ) A．货币流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B．稳定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 C．人口流动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D．国家发行的货币越多流动就越快 4、唐朝武德四年宣布废止五铢钱，改行“开元通宝”钱，这种钱制不仅成为有唐一代的定制，而且持续流行了近千年，也被作为后世“钱制”的楷模。“通宝”钱制流行反映出( ) A．中国古代货币开始走向规范化 B．年号铸钱强化了货币经济功能 C．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增强 D．标志我国金属铸币制度的成熟 5、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并提出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遵循“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原则。据此可知，司马迁（） A．赞同汉武帝的商业政策 B．反对逐利致富的社会风气 C．强调商业发展顺其自然 D．颠覆了儒家推崇的义利观 6、陶朱公范蠡在经商过程中信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提出“务完物,无息币”。材料主要是指（） A.主张商业投资多元化 B.加速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周转

明代的军屯

《明代的军屯》读书笔记文献综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与评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点与难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链接书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小霞 2011级国政2班学号1108030216 2013年11月11日

《明代的军屯》读书笔记一、出处：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二、本书逻辑明代的军屯主要有四类：民屯、谪屯、商屯以及军屯，而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这本书中主要以军屯为主题进行论述。王毓铨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是介绍明代军屯的具体内容，如：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军屯的组织结构和作用等。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主要是讲述了明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不断的民田化导致了军屯的破坏。中国历史上的军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汉到宋是第一个阶段—边防军屯，军屯主要以局部驻防军兼营屯种，以供局部的需要。兼营屯种的驻防军几乎全在边缘，不在腹里，期间军屯制度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是边镇屯田为的是省转运、固防守。由辽金到明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军屯制度变化从开始到完成阶段。辽金特殊的军事制度以及他们都是从外来占据腹里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因素决定了军屯制度变化的开端。辽金统治者为了镇压和防备被占据着的反抗，把军队散驻在被占据地区之内，因此，军屯遍布各地。由此便可以看出军屯制度前后的不同了，此前的屯田是边镇屯田，重在外境，辽金以后的则是遍地屯田，内外全有。但是金代的军屯还没有操守正军和屯田军的分离，直到元代，正军、屯军分别组织，分别管理，这是元代军屯制度上的新创设。明代的军屯制度是元代制度的延续、加强，也是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不仅使军役来源有保证，也要军队的供应有保证。明代军屯的建置主要是设卫分军屯田，并制定几种极为重要的屯田法令，完备当时的军屯制度。主要体现在军屯的新增上，洪武以后增设的军屯，其性质不外乎是腹里军事据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水陆交通枢纽以及边防地区，随着军屯的创设，卫所也有所改变和增设。王毓铨主要就旗军拨屯分数、余丁顶种、屯田分地亩数、军屯地土来源，及其总额、牛具种子、屯田子粒和屯种组织、管理监督等几个方面叙述了明代军屯的具体经营情况。以下对这些内容加以简要介绍。根据明代初年的军屯法令，在屯地上进行生产的，是由各卫所拨出来的一部分旗军，也叫屯田正军，有别于屯田军余。旗军拨屯分数主要是遍地三七守屯，腹里二八，但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屯守分数是没有严格准则的，因时因地都有些差别，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更定屯田法，守屯分数只有两种：十之五和五之四，冲要卫所旗军屯守中半，其余的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后，屯田法又有所改变，“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七分屯种，三分守城这三七比例合乎一般所知的边地守屯制度，但并未被严格执行。到了永乐二年，再次更定屯田法，只给了个原则，各地因地制宜。总体上看，明代卫所旗军屯守分数

中国历朝都城历史变迁

中国历朝都城历史变迁夏朝（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商朝（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都城在毫，今河南商丘北。[ 转自铁社区 https://www.360docs.net/doc/6c68461.html,/post_3396898_1.html/ ] 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都城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都城在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s://www.360docs.net/doc/6c68461.html,/ ] 三国（公元220年至280年）魏的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蜀的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吴的都城在建业，今江苏南京。西晋（公元265年至316年）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东晋（公元317年至420年）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南北朝（公元420年至589年）南朝经历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北朝的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s://www.360docs.net/doc/6c68461.html,/ ] 东魏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西魏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北齐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周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隋朝（公元581年至618年）都城在大兴，今陕西西安。唐朝（公元618年至907年）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

中国历代首都一览表(完全版)

中国历代首都一览（完全版）【五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初～公元前2070年） ?『黄帝』有熊（今河南郑州新郑） ?『颛顼』帝丘（今河南濮阳） ?『帝喾』帝丘（今河南濮阳）、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尧』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舜』永济（今山西运城永济）【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东） ?阳翟（今河南禹州） ?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 ?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斟?（今河南洛阳偃师西） ?原（今河南济源西北） ?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 ?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 ?亳（今河南郑州） ?嚣（今河南郑州西北） ?相（今河南濮阳北、安阳内黄南；一说今河南安阳洹水北）?邢（今河北邢台） ?庇（今山东郓城北、梁山西南） ?奄（今山东曲阜） ?殷（今河南安阳） ?朝歌（今河南淇县）【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西北) ?成周(今河南洛阳) ?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东南) ?南郑(今陕西渭南华县)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雒邑（河南洛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秦』：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南）、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东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晋』：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新田（今山西侯马）、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端氏（今山西沁水东北） ?『楚』：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陈丘（今河南淮阳）、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 ?『齐』：临淄（今山东淄博） ?『燕』：临易（今河北雄县）、蓟（今北京城西南）?『宋』：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鲁』：曲阜（今山东曲阜） ?『郑』：新郑（今河南新郑） ?『赵』：晋阳（今山西太原）、中牟（今河南鹤壁西）、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宜阳（今河南洛阳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州）、新郑（今河南新郑） ?『卫』：沫（今河南淇县）、曹（今河南安阳滑县东）、楚丘（今河南安阳滑县东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陈』：陈（今河南淮阳） ?『蔡』：上蔡（今河南上蔡） ?『曹』：陶（今山东定陶）

开题之文献综述

以明商业文化视“三言二拍”商人形象 ——开题之文献综述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通俗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其中有大量为工商业者立传的“商贾小说”，它们是中国商贾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仅“三言”“二拍”的明代作品，其中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便分别各有二十五六篇，再加上其中的“宋元话本小说”中与商人有关的十五篇，则全部有六十六篇之多，占了整个“三言”“二拍”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比例是很高的。这两部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中对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关注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和商人们的经商际遇、生活情态及其精神面貌。目前学术界对“三言”“二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研究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研究、作品的收集与本事探源、作品文本的分析等方面。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50年代开始起步，一直到80年代，研究者和论文都较少，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还不够，但是这阶段的研究给“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邓绍基《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1958.3《文学遗产》）一篇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它对“三言”“二拍”商业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创新，其独到的见解启示了以后众多的研究者。邢治平的《“三言”里的明代小说》（1960.1《开封师院学报》）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文章指出“三言”里的明代小说塑造了大中小不同层次、地位的商人形象。 8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业文学”研究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三言”“二拍”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因此，对“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及商业活动的研究，颇受关注，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查阅80年代以来的报刊资料、学术期刊，学术界有关研究论文百余篇，研究此问题的硕博士论文10多篇。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从史料角度挖掘“三言”“二拍”的商业价值。周舸岷《三言二拍反映的明代后期物价和市民经济生活》（1980.11《浙江师院学报》）认为从“三言”“二拍”中可知明代后期货币及其使用的情况、物价、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城市的剥削关系。冯天瑜、涂文学的《三言二拍所表现的明代历史的新变迁》认为作品展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论，具有十分宝贵的认识价值。漆侠《“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1988.3《河北大学学报》）指出“三言”“二拍”中，有62篇是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占全书的30％。这些作品记录了宋代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纺织业生产的“机户”等有关城市经济、高利贷、商业贸易，以及宋代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情况，对研究宋代社会具有史料价值。《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南炳文）从作品中反映的奴仆问题探究当时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在研究论文当中是角度比较独特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三言”中有26篇涉及明代奴仆问题，从所写的奴仆情况可见当时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实际情况。 “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出现了，求深、求全、求新是这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学者们或就已提

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2006年1月中州学刊Jan.2006第1期(总第151期)Acade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1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向燕南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　要: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关键词: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实学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178—04 一所谓边镇志,一般簿录著述多将之归于史部地理类。有明一代编纂的北塞边镇志书之多,可以用空前绝后一词概之。其中仅前辈学者王庸先生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就著录了“九边总图说”30种,“边镇合志”30种,“各边镇别志”64种,“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我们说,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是与明代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其发展密切关联,尤其是明代为防范从中原退遁塞外草原的蒙古部族势力,而在沿北塞长城一线的险要之地设置军、屯结合的边镇关隘制度密切关联。《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边防》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自从朱元璋对退回塞北蒙古草原的蒙古贵族的军事进剿遭到一些失利后,就将战略重点转向对长城一线军事防卫的经营,在对蒙古贵族采取羁縻和防御并施的政治、军事政策之外,又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分别在北平、大宁、广宁、宣府、大同、太原、宁夏、西安、甘州等地分封了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狭,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①。其意在“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永乐时期,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③,使北塞长城沿线成为整个国家的军事防卫重心。以后经几代的经营,至弘治时期,逐步形成了东起辽东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的九泉,绵延近万里,累年经营的所谓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九边防线,号称“九边”或“九镇”,构成“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④,军、屯结合,进退有据的北部防线。明代的这些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的史实,为北塞边镇志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社会历史的依据。收稿日期:2004—07—24 作者简介:向燕南,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871

历代都城一览表

【五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初～公元前2070年）『黄帝』有熊（今河南郑州新郑）『颛顼』帝丘（今河南濮阳）『帝喾』帝丘（今河南濮阳）、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尧』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舜』永济（今山西运城永济）【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东）阳翟（今河南禹州）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朝歌（今河南淇县）【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西）亳（今河南郑州）嚣（今河南郑州西北）相（今河南濮阳北、安阳内黄南；一说今河南安阳洹水北）邢（今河北邢台）庇（今山东郓城北、梁山西南）奄（今山东曲阜）

殷（今河南安阳）【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西北）成周（今河南洛阳）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东南）南郑（今陕西渭南华县）【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雒邑（河南洛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秦』：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南）、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东北）、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晋』：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新田（今山西侯马）、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端氏（今山西沁水东北）『楚』：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陈丘（今河南淮阳）、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齐』：临淄（今山东淄博）『燕』：临易（今河北雄县）、蓟（今北京城西南）『宋』：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鲁』：曲阜（今山东曲阜）『郑』：新郑（今河南新郑）『赵』：晋阳（今山西太原）、中牟（今河南鹤壁西）、邯郸（今河北邯郸）『魏』：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宜阳（今河南洛阳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卫』：沫（今河南淇县）、曹（今河南安阳滑县东）、楚丘（今河南安阳滑县东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陈』：陈（今河南淮阳）『蔡』：上蔡（今河南上蔡）

文献综述《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述论》

《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述论》之文献综述自然灾害与荒政问题较早为学界所关注。邓云特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版）可谓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和论述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分析中国历代灾荒史实之后，又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三个层面分析了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并考察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李文海、夏明方《邓拓与<中国救荒史>》(《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 期)认为该书“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陈桦, 刘宗志著的《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 (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等灾荒史著述对历代荒政措施也有着粗线条的勾勒。同样，自然灾害救治问题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而其中，万历朝是明代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其自然灾害和灾荒救治对王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就目前而言，以荒政视角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有空间。同时，对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的研究也可为当代社会的灾害救治提供借鉴，唤起全社会对灾害预防和救治问题的重视，故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极具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专家学者对自然灾害救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不仅对传统的荒政研究更加深入细化，而且不断发掘了新的领域。纵观其中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论述：一、明代荒政思想研究明代的荒政思想是明人救荒活动中的理论结晶，对救荒活动具有着其特定的指导意义。（一）帝王荒政思想。杨天保《朱元璋廉政救荒述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论述了朱元璋以廉政治理荒政、荒政廉政建设双管齐下的举措。白艳艳《从免租和赈灾看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从免租和赈灾角度分析了朱元璋民本思想的表现和成因。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也指出，作为明代有名的宗教皇帝，明世宗的宗教活动中,许多的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掺杂着其许多的灾害救治理念。（二）士大夫荒政思想。在明朝中后期的大灾期间，政府贪污成风,混乱不堪,救济不力。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激励他们更加关注社会救济。海瑞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蔡小平的《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2009年第1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以工代赈”的荒政思想；民本、重农的思想；提倡节俭，反对侈靡的思想；“均赋役”的思想；“本草救灾”的思想；灾后重建。在此基础上，许多有识之士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著书立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救荒思想。如陈龙正的《救荒策会》、林希元的《荒政丛言》、俞汝为的《荒政要览》等。李秋芳在《林希元救荒思想述论》（《农业考古》200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作为理学名宦的林希元，在中国古代救荒思想的发展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将其主要救荒思想总结为：强调救荒贵在得人；将灾民分等，区别救济；重视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赈济灾荒等四个方面。程彩萍《陈龙正荒政思

明代战备图

明代战备图明太祖朱元璋于 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明政权。明初洪武年间，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把元军的残余势力赶到了蒙古高原一带。但是，退居大漠以北的元人企图卷土重来，不断向南进犯。到了明朝后期，东北地区的清军强大起来，开始觊觎关内。因此明朝大修长城，设立边关，加强边防。在整军备战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守势的明军绘制了多种用于防备的边防图。明代中期，倭寇的侵扰日益猖獗，东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深受其害。为了抗击倭寇，用于加强海防的筹海图和江防图的绘制也颇受重视。这些边防图、海防图、江防图可以统称为战备图。明代战备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军事制图的状况。九边图明朝前期，修筑了嘉峪关到山海关的万里长城。沿长城东西一线的险要地带建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合称九边。九边图是明代陆地边防图的主要图种，流传下来的《九边图》《九边图论》《九边图志》较多。《明会典》记载了一幅《镇戍总图》和九幅《九边图》（边镇分幅图）。《镇戍总图》上绘有方格网，方向为上北下南，全国重要军镇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九边图》中各镇地图基本采用写景的绘制手法，突出军事要素。隆庆年间（ 1567年—1572年），兵部尚书霍冀绘著了《九边图说》。之后，孙应元根据新资料，对《九边图说》作了补充修改。该图说“每镇有总图，以统其纲，有分图，以析其目”，可谓纲举目张。先图后说，一图一说，图说结合，边关形势一览在目，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九边防卫的细节，比如阵地的位置及其主次、攻守方向及其难易程度、驻军人数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全国性地图不仅包含军事险要等内容，还有独立的边镇分图。比如明代杰出的制图学家罗洪先绘制的著名地图集《广舆图》就包含边防图。《广舆图》除了有一幅幅面大的总图外，还有分图百余幅，分为七类，其中包括九边类、诸边类、属国类等。这些地图对于了解与谋划边疆地区的防御作战无疑是重要的。崇祯八年（ 1635年），在兵部职方主事陈祖绶的主持下，绘制了《皇明职方地图》。此图由兵部组织绘制，其军事色彩更加浓厚。筹海图元朝末年，国势渐衰，倭寇乘机劫掠我沿海地区。明初，倭寇又乘天下未定之机，肆虐我沿海。同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殖民者相继侵犯广东、福建、澎湖列岛和台湾，海防形势十分严峻。适应加强海防建设和整军备战的需要，海域测量受到重视，多种筹海（海防）图应运而生。其中以著名学者郑若曾编绘的《万里海防图论》和《筹海图编》最为著名。《万里海防图论》在明代的海防图籍中居首要地位，影响很大，后来海防图籍中的地图，多以他的海防图为蓝本。《筹海图编》是郑若曾在他原先绘制的《海防一览图》和《万里海防图论》的基础上精心编绘而成的。《筹海图编》图论结合，有 8开纸大小的地图114幅，首卷有1幅《舆地全图》，作为全书的统揽。72幅《沿海山沙图》是最多的种类，图上详细绘制了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到辽东沿海一线的海防设施，包括卫所、堡寨、烽堠、巡检司等，以及沿海岛礁等概略地形。卷二绘有《日本国图》《日本入寇图》各一幅，详细描绘了倭寇来犯的路线，在17处重要地点还进行了标注。卷三到卷七，分别绘制了从广东到辽东沿海州府的地图。应该说，《筹海图编》及其多种海防图成为部署海防和谋划御敌的重要依据。据学者研究，颇具影响的兵书———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刊载的《海防图》，就是源于《筹海图编》。

中国—代饮食文化文献综述

中国清代饮食文化文献综述 [摘要]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社会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了其饮食文化，其中皇宴文化最具代表性和特殊性。清代宫廷礼仪理所当然地突出皇帝的尊严，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社会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了其饮食文化，其中皇宴文化最具代表性和特殊性。清代宫廷礼仪理所当然地突出皇帝的尊严，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清代皇帝一日只吃两餐。早膳多在早6时开始，有时也会推迟到早8时。晚膳多在12点至午后2点。用现代观念看，这应算是午餐。两次正餐之后，如果饿了各加一顿小吃。清宫御膳主要由三种地方风味及菜系组成。满族菜是从小吃惯了的民族口味，各种肉类及野味、粘食饽饽、蘸酱菜等都是皇帝后妃难舍的美食；入主中原后，清宫沿袭了明代宫廷饮食特色，膳食逐渐以山东风味为主；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数次南巡，苏杭菜点受到赏识并在宫中流行起来。清代帝后们饮食喜好各异。例如：乾隆皇帝的膳食粗细搭配、粮菜互补、十分合理；光绪皇帝喜食海味菜，鱼翅、海参、海蜇、海带等原料烹制的菜肴每餐必备；慈禧喜食的菜肴有烧猪肉皮、清炖鸭舌和鸭掌、西瓜盅等，还喜食小窝头、炸三角等点心；溥仪对西餐颇感兴趣，曾在紫禁城内设置西餐厨房。清宫筵宴名目繁多，从年初吃到年尾。除元旦、万寿（皇帝生日）、冬至三大节日筵宴之外，还有庆祝征战胜利的凯旋宴、笼络臣民的千叟宴、皇帝大婚宴、公主下嫁宴、招待朝鲜使臣和西藏贡使及蒙古王公等的除夕宴、皇太后圣寿宴、皇后千秋宴、各嫔妃的生辰筵宴、皇子皇孙的成婚礼宴、宗室家宴。此外还有各种节令宴等。注重养生保健康，追求长生不老。乾隆皇帝经常服用龟龄酒、松龄太平春酒、健脾滋肾状元酒，晚年还常吃“八珍糕”。慈禧中年后开始饮如意长生酒，此酒除风祛湿，化食止渴，疏通血脉，强筋壮骨，是保健佳品。清代初年，宴无定制。后妃、皇子、亲王、郡王及文武廷臣一经皇帝"钦定",即可入宴。康熙年间，清代宫廷增设专门管理饮膳的机构和人员，不仅对皇帝饮膳、筵宴设立专档，还将重要的筵宴定为制度，如除夕、元旦、上元、端阳、中秋、七夕、重阳、冬至、万寿、大婚等宴载入《大清会典》，编入《大清通礼》，列为法定宴日，对与宴进酒事宜也都有专门记载。清朝皇帝平时进餐称进膳或传膳。皇帝进膳，除宴会以外，都是单独摆桌，菜、汤都各有碗盖，临时才打开。制作饮食，各有专门机构。各种茶水和用牛奶、奶油、盐、茶熬制的奶茶，由御茶房供应，各样点心有饽饽房制作，正餐饭菜由御膳房供应，晚点，在宫内别有承办之处。每天正餐两顿，冬季，上午六、七点左右进膳，下午一点半左右进"晚膳",晚上六点左右进晚点。每一餐如何预备，都一一开列清单，呈报内务府大臣画行照办。

【明清史论文丛】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6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670 【摘要】2〕《御批通鉴辑览》卷103。〔2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二编第二【原文出处】文史【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540 【原刊页号】13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作者】方志远【复印期号】199601 【标题】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正文】明代的省级制度，有过两次重大变化：一在明初，由行省而为三司；二在明中叶，由三司而为巡抚。〔1〕在由三司到巡抚的演变过程中，曾出现总兵、巡抚、镇守中官“三堂”并立的局面，镇守中官在内地和边镇事务中，居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奇特现象。本文拟对镇守中官的设置及革除，镇守中官制度的形成及演变，以及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希望对深入研究明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及宦官专权问题有所裨益。一、永乐、洪熙时“中官出镇”与“镇守中官”的设置关於镇守中官的始设时间，史籍所载互异，但又是我们研究镇守中官制度不能不首先加以考察的。洪武修定《诸司职掌》时，尚无镇守中官之设；弘治初修《大明会典》，未列中官职掌，致使当时一些重要情况失于记载；至万历重修《会典》，距镇守中官的革除已有半个世纪，又有只载见在官司的原则，故于镇守中官之设，仅寥寥数语：“镇守内臣，自永乐初出镇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自后各边，以次添设，而镇守之下，又有分守、守备、监枪。”〔2〕据此，镇守中官之设，始于“永乐初”，先在辽东开原及山鞯却Γ 蠹啊案鞅摺薄Ｇ宄豕傩蕖睹魇贰罚凇冻勺婕汀分校蚴刂泄俚纳柚枚ㄔ凇坝览衷辍保骸笆悄辏济诔汲稣蚣凹嗑┯ ！钡凇痘鹿俅分校床患坝诖耍凰涤览职四辏懊砭刚蚋仕唷⒙礞胝蚪恢贰薄６吨肮僦尽酚钟搿都汀贰ⅰ洞废嘧螅剑骸埃ㄓ览郑┌四辏醢驳燃喽级教非嗟染砭秆彩痈仕唷４思嗑 ⒀彩又家病＜昂槲踉辏灾：土煜路倬乇改暇煜嘌夭桓模煌醢舱蚴馗仕啵魇〗陨枵蚴匾印！薄?〕是将镇守中官的设置定在洪熙元年，标志是郑和守备南京，王安镇守甘肃。《明会典》及《明史》的《纪》、《传》、《志》在记载镇守中官设置时间上所以出现矛盾，原因有二。一是所据的材料不同。《明会典》与《明史·成祖纪》说镇守中官始设于“永乐初”或“永乐元年”，是根据张芹的《建文备遗录》及黄佐的《革除遗事》。《御批通鉴》云：“《明史》据《革除备遗录》，以为（镇守中官设置）始于是年（永乐元年），特书于《本纪》。……初，惠帝御内臣严，燕兵逼江北，多逃入军中，漏朝廷虚实，（永乐）帝深以为忠于己。及即位，封赏既行，诸宦官言功不已，帝患之。会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出镇贵州、广西、辽东、宁夏诸边，乃命宦官中有谋者与之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未几，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亦各相遣使。”〔4〕《会典》所载，亦源于此。《明史》之《宦官传》、《职官志》云镇守中官始设于永乐八年、洪熙元年，本自王世贞《ｙǎｎ＠①山堂别集》：“（永乐八年）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如镇守西宁侯宋琥处事有未到处，密与之商议，务要停当。……此内臣出镇之始也，然职尚止巡视，事毕回京。”“洪熙元年正月丁未，命内官监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此南京守备之始也。其年二月，敕甘肃总兵费＠②、镇守太监王安，案此镇守之始见者也，计永乐末已有之矣”。〔5〕二是概念上的混淆。“中官出镇”与“镇守中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中官被派往边镇协助或监督军事将领镇守，属临时性差遣；后者是对出镇宦官的概称，它出现在对出镇宦官的正式任命之后。这两个概念在宣德、正统以后，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在永乐、洪熙时却有一个由前者到后者即由临时差遣到正式任命的发展过程。上引《明会典》及《明史·成祖纪》明显是指“中官出镇”，《明史·职官志》指的则是镇守中官的正式设置，而《明史·宦官传》却将宦官的巡视认为是镇守中官设置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