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摇号随想

北京即将取消汽车摇号政策随想交通拥堵是城市诟病。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缓解交通压力，出台限购汽车政策无可厚非。日益凸显的“堵城效应”，不仅城市居民怨声载道，也在“倒逼”政府加速出台“限购令”。2010年12月23日，北京正式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成为国内首个发布汽车限购令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等地，采取了限购或者拍卖的形式，对汽车的增长实行行政限制。私车牌照，正成为大城市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一边是堪称“最贵铁皮”的上海车牌“高烧”不退，一边是更多城市突然加入汽车限购行列。但采用摇号购车的限购政策，却让人无法喝彩。

首先，摇号限购的初衷与结果不会达成一致。摇号限购的初衷当然是通过控制投放市场的汽车总量，从而达到缓解交通的目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未必能达到最初的预想，一是摇号在规则上创造了一批权力寻租者。就像以往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制造一批手握橡皮图章的富人一样，摇号限购也如此;二是导致销售商之间产生不公平竞争。代办牌照将成为汽车销售行业必备的一项服务，拥有行政资源的销售商必将占据优势;三是摇号限购只是延缓了城市拥堵的进程，无法解决最终的拥堵问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其次，摇号限购不是解决城市拥堵的有效举措。北京市交通委官方网站上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哪些措施对缓堵最有效”的投票中，“购车摇号”得票最少，只有7.14%的市民选择此项。但购车摇号为什么

就被当做一项举措来实施了呢？既然知道要调查民意，为什么不能再出台政策前来进行呢？如果出台这样的政策能听听专家的意见、广泛征求民意，政府出台的政策就不会朝令夕改，自损颜面了。

再次，摇号限购有违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的职能也在转变，即“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就要求我们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高效政府。分清“为”与“不为”可能很简单，但如何“有所为”却对政府机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我们提高执政能力，科学合理的行使政府职能，更需要我们加强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提出科学系统的解决方案。有些问题需要多部门配合，那就明确各部门的职能职责；有些问题近期无法彻底解决的，那就提出应急措施和阶段性实施方案。总之，出台一个文件、一项措施都需要走科学决策的路子，方能使结果沿着预期目标发展，达到初衷和结果的一致性。

同时, 摇号限购也是社会管理创新不足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在时代不断变迁的今天，如果不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我们就无法履行好政府机关应该肩负的社会管理职能。北京摇号限购政策出台不足两年，马上面临退出的尴尬局面，不得不由我们不加强对如何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反思。

最后，摇号限购是不严谨行使政府职能的表现。政府职能能否很好的行使，关乎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怎么

会有人信任他。同样，一个政府如果朝令夕改怎么会有良好的形象和公信力。而形象和公信力的确立是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的，因此，政府在行使职能时也需要从点滴做起，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事小而不科学决策。摇号限购政策的推行，虽然体现了“摇号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对于一些摇号中而不买者，或者对于那些多人摇号、一人买车现象没有更加细致的针对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定的不公。与此同时，对一些急需购车的消费者来说，亦没有灵活的解决办法。从每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行政性的强制措施，很不人性。作为市场经济管理者的政府，如果能更多的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管理社会，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如可以通过提高停车费用、公开拍卖车牌等增加车辆使用的成本，同时通过车辆使用者多付出的车辆使用费全部用于打造便捷、经济的公交系统，必将促使理性消费的“经济人”自动自主放弃买车，同时因为公交的便捷、经济，也方便了普通群众，促进了公平正义。同时也促进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进一步体现了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