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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二十七:佛学思想文化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陕西日报/2015 年/3 月/17 日/第 012 版

编者按佛教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早期印度佛教教义“四谛”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早期经典佛教典籍——佛经包括经、律、论“三藏”以及各种佛教著述。佛教在我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自传入我国之日起，就与中国土生宗教不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佛学思想的精华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周末讲座邀请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沙武田教授，为我们讲授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本报特撷取其中精华加以摘编，敬请关注。

专家讲义摘编

佛教的起源及其初传中国

佛教是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 6～前 5 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 岁出家修行。

得道成佛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 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

佛教初传中国的历史由于缺乏有力证据，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但多不可靠。《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和《魏书·释老志》等依据张骞出使西域之事而臆断张骞“时始闻浮屠之教”。“永平求法”是我国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汉明帝夜梦金人，派遣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出使西域求取佛法。三年后，一同回到洛阳的还有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及其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二位高僧以白马驼载佛经、佛像，汉明帝躬亲迎奉，敕令在洛阳雍门外为其建立精舍、住处。洛阳白马寺被认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西晋时白马寺曾是重要的译经道场。

魏晋南北朝佛教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佛教:佛教玄学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要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与我国封建社会固有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熟悉与信仰。所以它在汉代传人的时期，常常与我国传统的假托黄老的神仙方术思想相结合，宣扬省欲去奢、无为无欲、精灵起灭等。魏晋时期在我国哲学史上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出现了一股崇尚老庄思想的玄学思

潮。当时玄学思潮统治了整个思想界，影响很大，其中尤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影响为最大。何、王玄学继承与发展了老子的贵无哲学，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现象世界(“有”)只是本体世界(“无”)的外部表现。这种崇无的哲学，正好与佛教的大乘般若空学所主张的“一切皆空”的空宗思想相类似，因此在盛极一时的玄学思想影响下，佛教徒们就常用玄学哲学来解释与宣扬佛教的般若空学，从而使得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代表人物有牟子、支谦、康僧会等高僧。

二、两晋之际的高僧及其译经

1、敦煌菩萨竺法护

竺法护，西晋著名译经家。竺昙摩罗刹(亦作昙摩罗察)，此云竺法护，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故姓竺(《开元录》)。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经典还在西域，尚未能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308)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巅峰

时期。

2、建立“长安译场”的释道安

释道安(314—385)，西晋永嘉六年(31 年)出生于一户官宦人家，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翼县)人。12 岁出家，受“具足戒”(僧侣的最高戒律)后，24 岁至业城(河南临彰县)，成为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死后，道安因避战乱，颠沛流离于翼，晋，豫一带，后在襄阳，长安等地总结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统一释氏。从建元十五年(公元 379 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 385 年)释道安一直住在长安五重寺讲经译注，“僧众数千，大弘法化”。道安对佛经翻译的贡献，主要是“译场”的创建和组织管理。在道安之前，佛经翻译并没有“译场”。“长安译场”的创建首开中国“官译”的先河，使得佛经翻译由“私译”改为“官译”，这对于中国翻译史来说意义重大。佛经翻译从此开始获得国家财力的支持，由于资金来源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佛经翻译从道安长安译经之后繁荣兴盛。

3、鸠摩罗什

公元 344 年(东晋建元二年)，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母亲耆婆是王妹，父亲鸠摩罗炎为国师，是龟兹王国中最为亲贵的家庭。公元 363 年，鸠摩罗什 20 岁

时，在王宫受具足戒，标志他取得了正式僧人的资格。建元十九年(383 年)，苻坚任命氏族大将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带精兵七万西征，吕光破龟兹后带鸠摩罗什东归，在姑臧据城自立，自称凉州刺史，年号太安，史称后凉(386—403 年)。鸠摩罗什从此长期滞留凉州。弘始三年(401 年)五月，姚兴派陇西公姚硕德西伐后凉，后凉吕隆大败，九月上表归降。同年秋，鸠摩罗什终于摆脱了在凉州半囚徒式的生活，被迎入关，于当年 12 月 20 日到达长安。这时鸠摩罗什已经58 岁了。姚兴本人亦崇佛，他待鸠摩罗什以国师之礼，把罗什安排在西明阁及逍遥园译经，在草堂寺讲经，给他八百余名僧人配合工作。鸠摩罗什的译经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较大规模的译场。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运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发展，汉地的高僧中有一部分人深感佛学深义，汉地所传经典并不完备，翻译也不精准，因此其中有人开始身体力行，不远万里，西行求法。

曹魏朱士行是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颍川人，嘉平年间(249—253 年)，朱士行依法出家，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受戒比丘。出家后专务经典，见竺法调所译《道行经》，文句简略，词义难明，便发愿西行求取原本。魏甘露五年(260 年)出发，西度流沙，抵达于

阗，得梵本《大品般若》九十章，六十余万言。当时，于阗王支持小乘教徒，视大乘经典为异端，不准携经。朱士行坚请，到太康三年(282 年)才由其弟子弗如檀送归内地。后由竺叔兰、无罗叉译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朱士行本人则留在于阗，以八十高龄去世。

朱士行后，逐渐形成一股西行求法的高潮，其中最有影响者为东晋时的法显和尚。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便度为沙弥，二十岁受具足戒。他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后秦弘始元年(399 年)法显以六十二岁高龄启程西行。于 412 年 7 月在山东长广郡县(今青岛)回国。后辗转到达建康译经。八十六岁时卒于荆州辛寺。法显西行前后十三年又四个月，历经三十四国，深入印度本土，到过“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之地，并将所见所闻写成《法显传》(又称《佛国记》)，创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之伟业。

中国早期重要佛教研究著述

一、《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典籍。作者牟子是东汉末期三国初人。《理惑论》全文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当时人们有关佛教的种种疑问和非难分别进行了辩解，共三十七条。

二、《综理众经目录》:东晋宁康二年(374)佛教高僧、翻译家释道安撰，内容分经论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古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志

经录等七部分。

三、《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北魏人杨衍之所撰，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佛寺，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卷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

四、《梁高僧传》:是记载自东汉永平至梁代天监年间著名僧人的传记，南朝梁代人慧皎撰，13 卷，将所载僧人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和“唱导”等 10 类，记了 257 人事迹，“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

五、《弘明集》:南朝梁僧祐撰于天监年间。总 14 卷，该书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所收佛教文论，自东汉末年至南朝梁时。集子中还有数篇排佛的论著，如范缜《神灭论》等。其中另有作者自撰《弘明论》，意在驳斥非佛疑佛之说。

六、《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南朝梁僧祐撰。共 15 卷，包括 4 部分:撰缘记，叙述印度佛经的编纂和中国译经的渊源；铨名录，著录佛经 2162 部 4328 卷，分 12 类，各类有小序，叙述该类佛经源流；总经序，汇集佛经的序、记 120 篇；述列传，是中外 32 位译经高僧的传记。书后附“杂录”，著录中

国学者和僧人撰写的论文或论著。

隋代的佛教

一、隋文帝和炀帝对佛教的堆动

隋文帝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以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方针之一，大兴佛教，建寺度僧、写经立塔不遗余力，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

隋炀帝也笃好佛教，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颇为智者。即位后，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二、隋代佛教宗派和高僧

隋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各宗派学说都汇合的趋势，从而佛教教义得到了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佛教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等。

唐代佛教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时期，因为南北统一、经济发达，所以中外文化交流也十

分频繁，很多外国宗教在隋唐之际传入中国并有所发展，如从波斯传来了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景教。而汉代传入中土的佛教，则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不但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形成了别具一格、影响深远的禅宗。佛教在唐代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唐代诸帝对佛教的推动:

李唐一代中国佛教进入了鼎盛发展的时期，这与唐王室的支持分不开。唐代诸位皇帝中，除了唐武宗一度废佛外，其他几乎都信佛教，特别是唐代几个活动的迎佛骨活动，把当时的崇佛活动再次推向高潮。唐高祖李渊在位时间虽短，但他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任秦王时，为平定王世充，曾借助少林寺的力量，即位不久，下令在当年各地战阵处为那些为国牺牲者修建寺庙，以超度他们的灵魂。他还先后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并准许以往还俗、私度者出家。于是海内佛寺增加 3716 处，共度僧尼 18000 余人。唐太宗还支持和关心佛教的翻译，玄奘西行归国后，太宗亲自召见，进行了长谈，玄奘译出佛经后，太宗又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以申护持佛教之意。

武则天为了执掌朝政而谋求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来自佛教方面的支持，所以她在位时朝廷特别重视佛法。佛

教部分僧侣亦为武氏登基大造舆论，不遗余力。唐玄宗信奉道教，一度对佛教僧尼管制较严，多次下令裁汰、检括僧尼。但不久，善无畏、金刚智来华，与不空三藏同称“开元三大士”，传入密教，得到玄宗信任。天宝五年(746 年)玄宗将不空请进宫举行“灌顶”仪式。于是密教有了发展。

二、唐代帝王七迎佛骨:

佛骨又称佛舍利，是佛教鼻祖、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留下的遗骨。据说，中国法门寺辗转得其一指骨，唐朝时，法门寺即因此被定为皇家寺院和内道场，是当时四大佛教圣地。唐皇室首迎佛骨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唐太宗第一次迎奉舍利，只是开启法门寺塔基，在当地举行仪式，供奉塔下瘗藏的佛骨，并未迎送到京城长安。唐代第二、第三次迎奉舍利都与女皇帝武则天有关。第二次发生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 年)，僧人智琮、慧辩等人入宫谈及法门寺内舍利，高宗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于是令智琮、慧辩和王长信一道去法门寺迎奉佛骨至长安供养。第二年三月又敕请舍利往东都洛阳，龙朔二年(662 年)送还法门寺，前后经历四年，规模宏大。

第三次是长安四年(704 年)，女皇帝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韦和华严宗实际创始人高僧法藏、纲律师等到法门寺迎奉佛骨，法藏等人入塔行进七昼夜，然后开启。

唐肃宗时便有了第四次迎奉佛骨的活动。第六次迎奉佛骨因为韩愈的激烈反对而广为人知。唐代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懿宗时期。“咸通十四年春(873 年)，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驾者。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导以禁军、兵杖、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竟为奢靡”。(《资治通鉴》)同年，懿宗晏驾。年底，僖宗将佛骨送还法门寺，下令关闭地宫。唐朝不久以后便灭亡了，法门寺也慢慢衰落下去。

三、宗派林立的唐代佛教和长安六大祖庭:

1.天台宗:天台宗的创立者是智顗，主要思想是诸法实相论，即任何一个事物具有既是空，又是假，又是中这三方面的性质，三者不相妨碍，即“三谛圆融”。天台宗的主要经典是《法华经》，《法华经》把佛的所有言教分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认为这是佛说法时，对不同根机的听众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三乘最后都要归于佛乘。经中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佛以种种譬喻、设种种向弟子们宣说大乘佛教的微妙深奥的道理。

2.三论宗:创立者吉藏。主要研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三部论典主要发挥了《大品般若经》

的大乘佛教思想。基本思想是从各个角度来阐述客观世界虚幻不实、诸法性空的中观思想: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无迷无悟，湛然寂灭，实无成佛可得，但依假名而有迷与悟、成与不成。众生本有佛果觉体，因被客尘烦恼所蔽，所以流转生死。只要拂除客尘，湛然寂静，本有觉体即可显现。

3.三阶教:又称三阶宗、三阶佛法，隋代僧人信行所创，唐末被认为是异端学说而屡遭查禁，最终湮灭不传。奉行的主要经典是信行著的《三阶佛法》，基本思想是把全部佛教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分为时、处、机三类。正法时期是到佛灭后的五百年间，所处国土为佛国净土，众生根机为佛、菩萨根机，修持的是大乘一乘佛法。

4.法相宗:创立者是玄奘，主要经典依据《瑜伽师地论》，玄奘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译出大乘瑜伽行派经论，为此宗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的教义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总纲，以转识成智转依为宗旨。法相宗的理论体系比较复杂繁琐，基本照搬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学说，因此在唐代虽盛极一时，但不久便趋于衰弱，影响远不及中国 2 佛教的其他宗派。

5.华严宗:创立者是唐代僧人法藏，以《华严经》为根本经典。华严宗主要理论是以“一真法界”(即真如佛性)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又以“法界缘起”来说明

现象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宇宙万法都是由色心缘起，即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组成，这两方面互相依持，相即相入，无碍圆融。在“圆融无碍”思想的支配下，华严宗在佛教内部调和各派思想，对外则主张融合佛儒道三家。这种圆融一切的思想，正是盛唐大一统局面的一种反映。

6.禅宗:慧能是禅宗南宗的创始人，因后来南宗盛行，占了绝对优势，以致成了禅宗正统，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禅宗的正式创立者。禅宗最主要的经典是《六祖坛经》，主要记叙了慧能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宗教思想，文字通俗，内容丰富，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禅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的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性清净的佛性，因此成佛不必向外求。禅宗认为成佛不必经过累世修行，不必诵经念佛，只是重在思维和意识的锻炼，重在心的开悟。由于它反对繁琐的修行方法，提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因此发展很快。

7.净土宗:净土宗的世系，并不像其他宗派那样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他们的祖师是由后代人们推举前代一些宣扬净土往生的著名僧人形成净土宗的历代世系。净土宗以称名念佛为主要修行方法，对净土宗的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应该是北朝的昙鸾和隋唐的道绰、善导。所依据的经典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他们被统称为“净土三经”，主要是赞美阿弥陀佛的宏

大誓愿，描绘西方世界的庄严美丽以及往生西方净土的修行方法。净土宗由于简单易行，没有深奥的理论和繁琐的修行，故自唐代以来，在我国广泛流传，成为佛教的一大流派。

8.律宗:律宗以研究和传持戒律为主，主要依据《四分律》。道宣、法砺和怀素都是弘扬和研究《四分律》的名家，并称律宗三家。律宗的主要学说是戒体论，它也是唐代律宗三部争论的主要问题。

9.密宗:密宗宣称受到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示他人。密宗在印度大约形成于公元 7 世纪，是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印度教相结合的产物。密宗唐代时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我国，由于他们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因此被称为“开元三大士”。密宗宣称传授的是大日如来秘密之法，因此必须通过特别的修行方法。此宗修行方法很多，仪式繁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均有严格规定，必须经过阿闍黎秘密传授。

佛教八大宗派的祖庭，除禅宗在河南登封少林寺、天台宗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外，其余六个均在西安，分别为密宗祖庭大兴善寺，三论宗祖庭草堂寺，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有人认为是悟真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律宗祖庭净业寺。

四、唐代长安佛教寺院: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发展，寺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全国各州县大大小小的寺院不计其数，其中以两京地区最为兴盛，长安的寺院规模均比较大，成为当时长安的一大景观。初盛唐时期是唐代佛寺集中兴建的时期，唐代长安佛寺的基本格局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唐代长安城的佛寺与隋代基本相同，也呈满天星斗分布，原因多与唐代盛行的舍宅为寺有关，因为这种行为往往是较随意、计划的。舍宅为寺是唐代的一种时尚，也是唐代佛寺建立的一大基础，是帝王公主、达官富贵、宦官等人侫佛行为的充分表现。《寺塔记》所记长安 16 中，大约有 9 寺是由住宅或藩邸改作的。

五、唐代高僧的求法运动:

初唐盛唐之际，为西行求法全盛之时，堪称空前绝后，出现了玄奘、义净两位杰出代表，历史上与魏晋时期的法显并称西向求法三大高僧。这三位高僧曾分别著有《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传》流芳后世。三位高僧成就很高，著作极有价值。玄奘在贞观三年(629年)离开长安，出玉门关进入西域，玄奘遍游西域各国，讲经论法、拜师会友，宣扬大乘教，17年后回国，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撰写了历史名著《大唐西域记》。玄奘之后，西向求法僧人有名者莫过于义净。义净赴印度来去俱遵海路，但义净通过撰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西域的状况多少都有涉及。义净

之后，西行僧人比较著名的有悟空，他在天宝十载(751 年)出发，贞元六年(790 年)回国，来去都从陆路。另外，新罗僧人慧超在开元十五年(727 年)回到国内，西去时间无考，去时走海路，来时循陆路，有《往五天竺国传》残卷。

隋唐时期佛教外传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辉煌灿烂。隋代统一中原，大兴佛法，在全国诸州建舍利塔，广申供养，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也向隋朝请得舍利还至本国起塔供养(《广弘明集》卷十七)。当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佛学交流最为活跃和繁荣，其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加速了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从而为构筑统一的东亚文化圈奠定了重要基础。日本奈良时代(710 一 784)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自中国传入，平安时代(794—1185)曾经在中国留学的两位僧侣开创了两个新的宗派，一是天台宗，为最澄所创始，被尊称为传教大师(767—822)。另一宗是真言宗，为空海创始，他的头衔是弘法大师(774—835)。

中国佛教史上的法难:三武灭佛

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盛极

必反，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等特权，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之难，也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 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建德三年(574)5 月 15 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

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佛法东来和丝绸之路

佛教虽源于印度，但最初则由印度西北部传到大夏、大月氏、安息、康居，再东逾葱岭传入西域地区，经天山南路的于阗、龟兹等国，进玉门关、阳关而传入中国内地。最初来华的传教者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和西域僧人，而不是印度僧，最初的佛教经典也是先传至于阗、龟兹等地，再传到内地的。汉地最早的佛经皆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并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各个民族曾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特别是大月氏建立了横跨中亚印

度的贵霜王国，对推动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更是起了主要作用，不但西域佛教受其直接影响，中国内地与佛教的最初接触也与大月氏密切相关。

呼吁建立完整的佛教僧伽制度

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佛教寺院被严重破坏，佛教僧团制度受到很大的影响，佛教信仰一度成为社会的禁区。国内各大寺院虽然零星有所分布，僧团制度也有所恢复，但是因为没有严格的僧伽制度的规范，因此佛教界和佛教徒也是层次不一、良莠不齐，甚至打着佛教外衣四处行骗者比比皆是。严格而严肃的僧团寥若晨星。因此建议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培养佛教专门人才，建立完备齐全、符合教义的寺院和僧团，恢复古代佛教的仪轨组织，培养佛教义理和思想的专门人才与高僧大德，提高僧人的素质，使佛教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保存中华优秀文化的所在，营造正心向上的社会宗教信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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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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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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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台湾:佛光出版社，1988 年。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13 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1985 年、1988 年。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中华书局，1982 年。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 年。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系列丛书，知识出版社。

王亚荣《长安佛教史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 https://www.360docs.net/doc/645621845.html,m/(西安佛教寺院网)

副省长白阿莹

佛教历史源远流长，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它产生于印度，自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共产党人，研究认识佛教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繁荣陕西文化事业，促进“三个陕西”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佛教的缘起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