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夏”字考 ——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

古文夏字考

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

【作 者】曹定云

我们是华夏后裔、炎黄子孙。作为古文字中的夏，我们不可不求，不可不察，不可不辩。自北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字学家，对古文中的夏，不断地作出辩识和考征。但截至目前，这一过程并没有完结，夏字的衍变过程、人们并不完全清楚；尤其是甲骨文中是否有夏字，人们至今仍存有疑问。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多年来一直苦心求索，今自觉初见端倪，故理顺成文，以就正于学界。

一、夏字定义

汉许慎《说文解字五下夂部》：，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按照这种解释，夏字是一个正面完整的人形，应属于象形字。

但过去研究《说文》的学者，有的提出了另外的看法，认为许慎之解释，并非夏字的本义。戴侗《六书故卷八夏》云：伯氏曰，夏舞也。臼象者手容，夂象舞者足容也。按古有夏舞：周官大司乐，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裓夏、骜夏。阮元《揅经室集卷一释颂》：仲尼燕居，子曰：大飨有四焉，下管象武，夏籥序兴。象武武舞，用于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所谓夏者，即九夏之义。戴侗及阮元的解释颇有道理。按照这种解释，夏之本义应为人歌舞之形，以后又引伸为舞乐，故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九夏即九种舞乐。

又《尔雅释诂》：夏，大也。《方言一》：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又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此夏当为引伸之义，而且很可能是由夏，中国之人也所衍生。

由此，我们看到，关于夏有三种解释：夏，中国之人也；夏，舞也；夏，大也。这对于我们正确考释古文中的夏字，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出土文献夏字的考证

本节所称出土文献，是指殷代以后，汉魏以前之出土文物，如石经、玺印、帛书、金石文字等等。这些文献的时代特征明显，资料丰富，是我们考察、研究文字变化的主要依据。现分述如下：

1、汉魏时期的夏字。

（一）魏三体石经，也叫正始石经，三国曹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刊立，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未刊全）等。因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文字书写，故称三体石经。其中古文一体，同《说文》、《汗简》所收古文大致相近。石碑原存河南偃师县朱家

而《汉印文字征》中所收夏字，则与魏三体石经中秦小篆基本相同，这是汉承秦制的必然结果。

图一

1.魏三体石经夏


2.3.4.5.《汉印文字征》第五十五夏

2、战国文献中的夏字





（三）、楚帛书。1942年9月，湖南长沙东郊杜家坡（即子弹库）一座古墓中，出土一件帛书，当时归蔡季襄所有，后蔡转卖给美国人柯克思，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费利尔美术馆。帛书依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左边一段13行，与古代天象有关，可称天象篇；中间部分右边一段8行，叙述宇宙的起源与形成，涉及不少神话人物，可称神话篇；沿四周一篇分12小段，每段记一个月的名称与宜忌，可称月忌篇。帛书年代久远，加之出土后保存欠周，帛书颜色深暗，字迹模糊难辩，给研究带来困难。197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教授在其所著《楚帛书译注》中，首次用红外线拍照，字迹清晰，为研究提供了方便⑦。帛书《天象篇》有春、夏、秋、冬四季之辞（图二：6右），又《月忌篇》中有。

此铭文公布后，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不少学者纷纷作出考证。



《诗小雅鼓钟》有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之语。对此雅、南的解释，以往学界存有争议。不少学者如刘台拱、梁启超等都主张雅即夏。这是有道理的。雅与夏通早见之于先秦文献，如《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而《儒效》则作居楚丽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此乃雅、夏相通之证。孙作云力主雅为夏。他说：《小雅鼓钟》篇所说的以雅以南，也就是以夏以南，这个雅字也指夏，在此指周乐。(15)今邧编钟铭文确有台（以）（夏）台（以）南之语，证实孙氏之说是完全正确的。





4、西周金文中的夏字

（一）、墙盘。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内有一件墙盘，铭文达284字，极为重要。铭文云：上帝司夏，允保受天子(19)(20)；李学勤(21)、于豪亮(22)先生释，裘锡圭先生释稷(23)；而唐兰(24)、陈世辉(25)、赵诚(26)、刘楚堂(27)、刘宗汉(28)、刘士莪、九盛平(29)诸先生则释夏。鉴于意见如此纷岐，故此字有详辩之必要。

根据夏之定义：夏，舞也。又夏籥文舞，用羽籥也。这种舞姿在周代已十分明显。《诗邶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籥者，状如排箫的乐器；翟者，野鸡的尾饰。当时文舞，手中必拿这两样东西作舞具。而墙盘此字，恰象正面人文舞之形：人上身披有羽饰的衣服；左下可能为野鸡的尾饰；右下之可能是排箫。因此，此字与夏，舞也之字义完全吻合。再从辞意来看，夏代表中国。上帝司夏即上帝管制着中国。《礼祭法》云：历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

弃
继之，故祀以为稷。故周人以自己能继承夏业为正统
。因此，上帝司夏与周人的观念也完全吻合。总之，根据字形、辞意，这个字应该释为夏。

关于墙盘时代，学界意见大致相近，但又不尽相同。由于铭文中追颂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先王的业绩，故多数学者定在恭王及其以后，亦有学者定为夷王之时(30)。尽管具体时间上存有分岐，但为西周中期之器是没有疑问的。

（二）、仲夏父鬲。传世铜器仲夏父鬲一件（三代5.35），其铭文为右戏中夏父乍丰鬲，。此夏字作（图四：3）。

（三）、伯夏父鬲。传世铜器伯夏父鬲6件（三代5.41），其铭文曰：伯夏父乍毕姬鬲，。此夏字作（图四：4）。此夏与仲夏父之夏大致相同而稍有区别。仲夏父鬲和伯夏父鬲中的夏字，学界长期不识。清人吴式芬曾根据齐侯罍（即叔夷镈）释为夏，但未得学界承认(31)。1957年安徽寿县鄂君启节被发现，因其上夏作，才引起学者的注意。郭沫若、于省吾先生先后考证其为夏字，逐得到学界的承认。#p#分页标题#e#

1974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周代窖穴中，出土伯夏父鼎一件，其铭文与伯夏父鬲基本相同。当为一人所作(32)。该鼎是典型的西周晚期蹄足圜底鼎。由此可证，6件伯夷父鬲也应是西周晚期之器。

（四）、匜。1975年底，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一处西周青铜器窖藏，共有青铜器37件(33)，其中匜一件，铭文达157字，内容涉及西周诉讼、刑法，颇为重要。铭文曰：白今余敢夏（雅）乃大小事。此夏作（图四：2）。关于此字，李学勤先生释为夔，读为扰乱之扰(34)。以字形而论，该字与墙盘之夏基本相同。墙盘之夏，前面已作详细考辩，此不赘述。以辞意而论，夏、雅古通，此处之夏当假为雅。雅者，交往也。《汉书名永传》：无一日之雅。此铭自今余敢雅乃大小事乃牧牛誓词，意为自今日起，我敢往来于小大事于此处文通意顺。

三、夏字的类型及其衍变

1、类型。

上述文中，共列举了十四种不同的夏字上述文中，共列举了十四种不同的夏字（汉印不汁，叔夷钟、镈合为一种）。这些不同的夏字，按其结构、形状，又可分为四个类型(见夏字衍变源流表)。





鄂君启节中的夏作，则是伯夏父鬲中夏字之讹变：侧身人形下部之女移至日下，而右侧仍保持侧身人形。从字之结构看，人形显然是重复了（有男又有女），说明书写者此时已不明夏字结构之原委。

以上诸字，已非真正的形声字：其左不是形符，其右亦非声符。它们是原来形声字之讹变，即原来声符中的一部分移

至形
符下，形成了新的偏旁。

第四类、侧身人形形声字之简化。古汉字在其发展过
程中，由简而繁，尔后又由繁变简，好象是一条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夏字的变化亦不例外。由于夏字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变得非常复杂，故到战国后期，夏字开始简化。



2、衍变源流

我们从夏字类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夏字的衍变是按三个方向向前发展的（亦见夏字衍变源流表）。



邳伯罍之夏与仲夏父鬲之夏属于同一类型。左都为形符日，右侧声符则发生了变化，其形体明显受秦公簋夏字的影响。

第三方向是女性侧身人形形声字。其衍变轨迹为伯夏父鬲鄂君启节。这条衍化之线的特征是：侧身人形下部女旁移至形符日下，而右边仍保持侧身人形。

综观夏字的类型及其衍变，我们发现夏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西土（宗周和秦），其夏字为会意字；而东土六国，其夏字为形声字。各种夏字都是在此两个不同类别的基础上发生变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故东土六国使用的形声字夏基本灭绝，以至后人重新认识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艰辛的考证；但秦国使用的会意字夏（后来实际上变为象形字），则一直流传下来，并成为楷书夏的前身。

四、卜辞夏字求索

自1899年殷墟甲骨卜辞问世后，文字学家们就力图在甲骨文中寻找夏字，以证夏朝之存在和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个世纪快过去了，学术界公认的夏字并没有在甲骨文中找到（误释者不算）。此中的原因何在？我认为：第一，殷墟卜辞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占卜记录，从商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大约已过去了三百多年，故殷墟卜辞很少有关于夏朝情况的记载；第二，在殷代，人们还只知道春秋两季，并无春夏秋冬四季之分，故关于天象的卜辞中，亦不会出现夏字。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就决定了殷墟卜中夏字的出现一定会相当的少，故辨识和考证也就会相当的困难。但少并不等于没有。如果夏朝和夏人确实存在，那在十多万片的殷墟卜辞中，不可能一点痕迹不露。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曾对甲骨文中的夏字进行考证：有的释夔为夏(35)，有的释屯（误为牙）为夏(36)，均不可取。对于甲骨文中夏字的考证，必须在周代金文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探索，然后寻求正确的答案。



图五　五弦琴中夏后启形象

本文第三节的分析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东土六国所使用的夏字是形象字：日为形符，侧身人形为声符

。在
这些侧身人形声符中，

上身手微托；下身微屈，有足。这里最重要的特征是头上长发高竖。这个特征可能与
夏人的发式有关。古人的不同发式往往是区别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的根据之一。

著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一件五弦乐器，又称五弦琴。在琴身的后半段绘有两幅人与龙的图案（图五）。其一，人作蹲状，有面有孔，头上长发高竖，且向两边弯曲，头两侧各有一蛇。颈下横亘一龙身，组成上肢由左右向上延伸，其二，人亦作蹲状，面孔多出个大鼻梁直冲天灵盖，月牙形大嘴左右上翘，双目倒卦，耳部各叮一蛇，蛇身后摆。胯下两龙如前状。(37)此人是谁，学者们自然关注。《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各曰夏后开。袁珂案：开即启也，汉人避景帝（刘启）讳改(38)。此《山海经》中描述的夏后启与五弦琴所绘的人物十分相似。故冯光生先生云：这两幅图里人模神样的两个形象基本特征一样，实即一人，就是《山海经》里的有名人物夏后启。(39)这个考证十分精当。



有手，下身作蹲踞状（与夏后启蹲踞状相似），身后无尾。因此，这个字应该释为夏。再从文字字形来看，该字头上长发为三长竖道，而西周金文之夏（墙盘、仲夏父鬲、伯夏父鬲）之夏字头部侧为一长竖道，二短竖道或全部为三短竖道。其前后承袭的关系仍清晰可见。也许会有学者提出，这个字象猴形，怎能释为夏呢？须知：夔字在甲骨文中也是猴形，但在后来金文中，则变为人形了。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同一个字在甲骨文中和金文中，其形体不可能都完全一样。如果前后都完全一样，何谈历史变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在前后变化的历史中，把握住它的主要特征。抓住了主要特征，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夏人的主要特征是头上长发高竖。而此字恰恰具备了这一特征。故此字应当释为夏。现将卜辞重新隶释如下：

己巳卜，雀氐夏？十二月。

己巳卜，雀不其氐夏？



上述被氐者，为羌、众、戈人。他们地位低下，被挈领去殷都后，羌人沦为人牲，众和戈人则去伐方（服兵役）。由此可见，凡被氐者，都是些地位低下的平民和种族奴隶。上引卜辞雀氐夏之夏应是夏人。雀是殷代的重要诸侯国，其地望大约在今之豫西(43)。豫西恰恰是夏代统治的中心区域。商汤灭夏之后，不可能将原居夏人统统迁走，总会留下相当一部分。这些留居下来的夏人，自然成为商代统治者的种族奴隶，他们要尽多方面的义务。雀氐夏就是雀侯挈领这些

夏人去
殷都，或服劳役，或服兵役，甚至也不排除沦为人牲。这是夏人受奴役之苦的真实记录，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相反，如果将此字释为夔，那就很不
好理解：夔为商人之先祖（卜辞中常见高祖夔），雀侯怎能挈领夔去服劳役、兵役或沦为人牲呢？故以卜辞辞意证之，该字也应当释为夏。#p#分页标题#e#

五、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

本文首节所述夏字字义，有两点十分重要：一、夏，中国之人也；二、夏，舞也。《说文》所例夏字为秦小篆，实际上是宗周和秦文字的延伸。秦小篆夏源于墙盘，其本义应为夏，舞也；可《说文》却云：夏，中国之人也。这是一个矛盾。产生这个矛盾自有其内在的原因。

我们从夏字的类型及其源流中可以看到：宗周和秦所使用的夏是夏，舞也之夏。这个夏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见踪影。这个夏是真正的夏人之夏。故《说文》所云：夏，中国之人也应该是指这个夏，而不是指宗周和秦所使用的会意字夏。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字，六国所使用的夏逐渐灭绝，唯独秦使用的夏得以发扬。但秦始皇废除的只是东土六国夏字的形体，而不可能废除夏之字义。夏，中国之人也乃妇孺皆知。故许慎作《说文》时，采用的是秦文字字形，而注释的却是夏，中国之人也字义。这是历史的结合。悠久的华夏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竟然在夏字上放射出灿烂的光彩，实令人惊叹不已。

众所周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文明的时代。但以往关于夏朝的历史，一直处于传说之中。无论是考古文章，还是历史教科书，都是一种推断，尚未取得确切的文字证据。可见，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有多大，而其意义又是何等重要。前些年，我在《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一文中，曾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殷代带戈的铜器铭文族徽，指出这些以戈为族徽的氏族，实际上都是夏部落联盟内的氏族后裔(44)。我当时推导出这一结论时，内心十分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夏部落曾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社会群体，夏代亦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历史。(45)如今，我又从夏字古文的考证中，增加了如下新证据。



第三、墙盘铭文上帝司夏。周人以自己继承夏业为正统，上帝司夏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上帝司夏之夏代表着中国，同时亦说明夏朝确实存在过。

第四、殷墟卜辞中确有夏人，这就是前引的合集8984。卜辞中夏人的遭遇，同夏亡之后夏人所处的地位完全吻合。既然殷墟卜辞中确有夏人存在，那商代之前的夏代就是确切无疑的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笼罩在
历史上的面纱终将一层一层地被揭去。

注释：

①见《古玺汇编》0015、5541、5546。

②史树青：《夏虚都三玺考》，《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2期，第36页。

③黄盛璋：
《所谓夏虚都三玺与夏都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3期第1-2页。

④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第8页。

⑤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第4页。

⑥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8期第443页。

⑦Noel Barnard：《Ch'u silk manuscrip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参阅《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之附图）。

⑧转引连劭名：《长少楚帛书与中国古代的宇庙论》，《文物》1991年2期第40页。

⑨⑩王献唐遗著：《邳伯考》，《考古学报》1963年2期第59页。

(11)(12)周世荣：《湖南战国秦汉魏晋铜器铭文补记》，《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196、119页。

(13)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四分，第1081页。

(14)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背顶山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3～4期，第25页。

(15)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说雅》，中华书局，1966年4月。

(16)叔夷钟、搏铭文分别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第241、247页。

(17)(18)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3期第317、335页。

(19)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期第1页。

(20)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2期第143页。

(21)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2期第153页。

(22)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七辑，第95页。

(23)裘锡圭：《史墙盘铭文解释》，《考古》1978年3期，第25页。

(24)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3期第25页。

(25)陈世辉：《墙盘铭文解说》，《考古》1980年5期第434页。

(26)赵诚：《墙盘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第五辑第24页。

(27)刘楚堂：《墙盘新解》，《殷都学刊》1985年2期第21页。

(28)刘宗汉：《说见类字研究之一》，《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544页。

(29)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30)晁福林：《墙盘断代再议》，《中原文物》1989年1期第79页。

(31)吴式芬：《捃古录金文

卷二之二
》，七十五页毕姬鬲。

(3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图版说明》第1-2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3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第197-199页
。文物出版社，1979年。

(34)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第154页。

(35)徐锡台：《殷墟卜辞中夏字考》，《人文杂志》1984年5期，第102页。又刘土莪、尹盛平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一文中，将《京津》3927一辞释为司夏。但该片为残辞：司字不明显，夏实为夔。故司夏之释不能成立。见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51-52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36)夏渌：《释甲骨文春夏秋冬》，《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5期第79页。

(37)(39)冯光生：《珍奇的夏后开得乐图》，《江汉考古》1983年1期第77页。

(38)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4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40)合集，指《甲骨文合集》。

(41)转引王襄：《簠室殷契类纂》正第十二第55页下。

(42)金，指《金璋所藏甲骨卜辞》。

(4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97-298页。

(44)(45)拙著：《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1989年1期；又见《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59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