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民主协商的差异与联系

基层协商民主理论

从1980年代起，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浪潮再西方政治理论界迅速蔓延。此时，中国在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自身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摸索。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讲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引入中国，部分学者也尝试应用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协商民主进行解读。但是中国的协商民主，无论是在理论方法、价值导向、制度管理、功能体现等方面，还是具体的特色实践路径，都显示出较为显性的特色个性。这说明，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并不仅仅是源于西方理论的实践产品，而是真正扎根于中国自身特色社会主义中。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分析研究，把握目前我国的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脉络。

（一）“协商民主”概念

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已经逐步暴露出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缺陷，从而引发了民众对于全新民主形式诞生的渴望，“协商民主”应运而生。1980年，约瑟夫·比赛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文中提出的“协商民主”一词是首次从学术意义角度被使用。比赛特的观点作为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观点，主张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中，20世纪后期，众多优秀的“协商民主”作品涌入，如论述协商民主基本原理与公正理性的《正义论》1、《政治自由主义》2，论述协商民主内容和意义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3，论述民主的时代与差异性问题的《民主与差异》4等等，这些专著和作品都是西方学者再协商民主领域的珍贵研究成果。1999年3月，协商民主理论研讨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成功举办，会议主要就公共协商的规范性、实现规范性协商民主制度两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协商民主是具有激情与活力的可行性民主政治模式。

经过对于协商民主理论不断探索，很多学者提出了对于协商民主的具体理解和概念。一些西方学者从协商民主的概念上提出观点，他们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团体形式或是政府形式存在的政治决策机制和民主治理模式；是一种多层面、多领域、多模式的运营机制形式。而中国的协商民主概念则是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情景相结合，以实践基础融合社会需求得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协商民主制度。很多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概念，他们认为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符合中国发展战略的公共治理形式之一，为推动实现和谐社会提供巨大能量。

（一）西方协商民主政治理论

西方协商民主研究从源起到蓬勃发展离不开基本的理论支撑。

政治理论界在“民主”的概念界定上有着非常丰富的讨论，甚至在不同时期对于“民主”的解释也有些许不同。在古代西方社会，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对于城邦公民的美德行为都极为推崇。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公民美德进行了

1【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人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美】约翰·罗尔斯.万俊人译.《人文与社会译丛：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3【德】哈贝马斯.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

4【美】塞拉·本哈比.严海兵等译.《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区分，将其分为“理智理性”和“道德理性”。但这种思想更加侧重于纯粹的哲学思维。古罗马资当时城邦发展的特定背景下对公民道德准则从实际层面上进行了完善。孟德斯鸠曾说过：“任何一种整体都有它的运作原则，共和政体的运作原则是道德。所谓公民道德是指公民通过审议、行动来增进共同善的意愿和能力，亦即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品德和德行。”5这是将公民没得转化为国家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而这种文化在国家制度的实际操作层面上，则包含了自由、争议和包容三重因素。6罗马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城邦人口结构呈现大量外来人口混入的现象。城邦中来自不同人群、拥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个体依然能够自由延续自身特性而不受制止这为日后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发展和未来强大提供了重要支持。这种公民美德伦理理论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发展的重要开始。

但自从古典城邦政治灭亡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希望政治管理体质以君主制度为主，宗教思想与食宿实力相结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政治的核心——人民的统治也几乎被所有思想家否定，直到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民主政治才重新复苏。但古代西方的直接参与民主已无法适应现实需求。19世纪后半期的民主开始逐渐与“自由主义”结合，代议制民主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但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代议制虽然展现了巨大的优势和影响力，甚至成为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标志性符号，但再长期发展中，也不断暴露一些缺陷。例如，代议制民主中的核心即一会掌握国家权利，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来说，这是通过“政治精英”去破解民主困境，但是，以精英主义为基本理论指导的精英决策再现实中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很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成为反民主的根源。

西方政府为应对当时的社会民主问题，通过更为直接的民主方式——协商民主制度来解决各类国家治理问题。协商民主强调的是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强调对民意的质的提升，即通过不断地公共协商使各方都能了解彼此的立场，进而把私立提升为公立，以弥补选举民众多数票决的制度缺陷。7可以说，协商民主理论是对民主理论的反思和超越。到了19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获得了政治学界的更多关注，并在之后学者的努力中不断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理论

西方讲协商（deliberative）与民主（democracy）进行组合，构成了协商民主理论的框架，即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模式。鉴于东西方的差异性较大，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无法与中国协商民主环境完全契合，虽然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为我国的政治民主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拓展，但对于借鉴，也必须要尊重一系列的自身特征，所以中国的协商民主需要根据本国的环境特色形成具有自身理论渊源、体系和创新。事实上，中国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和渊源。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这份议案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尝试，国共两次通力合作反对共同的侵略敌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到共和国的诞生，5【法】孟德斯鸠. 张雁深译. 《论法的精神》上册，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6吴杰华. 《理论·制度·文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视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

页

7吴杰华. 《理论·制度·文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视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再协商中进行和完成的。8西北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政党协商”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发展思路，实现了从理论创新到制度设计的转变，集中体现了通过多党合作促进政治协商，进而实现民主建国的政治发展逻辑。西北坡时期对人民民主转正的定义和理论发展，是长期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日后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考，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国家协商制度过程中，相继颁布了有关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为我国政党制度向制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如2006年，中共中央办法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治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等。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治国理论同样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大力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重要精神等治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从长期治国经验中获得的珍贵成果，是真正基于中国国情、考虑民生民意、明确治理目标的理论。可以说，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把握我国国情，将政治知道思想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经过长期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形成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三）中西方协商民主比较分析

虽然国内外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形态、视角、内涵、具体实践上都有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排斥两者之间仍具有共同点。

首先，中西方协商民主都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协商民主之所以产生和兴起，其深刻原因在于各个国家都面临多样性的国情，即文化、种族、民族、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等。中西方国家在进行协商民主时，必须要考虑其多样性特征并加以包容。其次，中西方协商民主都注重沟通与理解。协商民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沟通与理解是重要环节。西方协商民主讲究偏好转换，即通过参与和沟通，实现分歧、差异性偏好的转换，最终达成共识。中国协商民主强调决策之前通过沟通和理解对共同性问题形成一致意见。二者的本质都是希望通过沟通与理解的形式，达成最终的一致。最后，中西方协商民在政治决策上讲究合法性。协商民主的目的就是寻求政治决策的合法性。任何民主国家的治理制度必须具有合法性，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合法性源于公民的公共协商。以中国为例，我国协商民主始终强调通过协商对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对重大决策赢得更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显然这为国家治理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支持。10

在共同特性的基础之上，中西方协商民主特征也存在很多差异性。

首先，中西方协商民主产生的历史基础有所差异。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在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主发展构建制度的基础上，为应对当代现实政治治理问题的挑战所提出的。而中国的协商民主源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8李仁彬等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探析》.四川大学出版社.第7页。

9吴杰华. 《理论·制度·文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视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128页.

10李仁彬等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探析》.四川大学出版社.第9-11页。

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11另外，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参与形式存在差异。西方协商民主参与形式是公民直接参与，因为西方协商民主为应对自由民主的困境，试图恢复直接民主来进弥补选举民主、代议制的缺陷和不足。中国的协商民主参与形式与西方相比具有差异性。从我国国情来看，中国基层涉及到的公共决策可能是公民直接参与。但就目前我国协商民主制度来看，其协商参与形式大多还是一种间接参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目前我国最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这一制度来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其它党派进行协商，每个党派成员个体不可能都参与到直接协商，而是通过各党派选派代表参与协商。二是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制度。参与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成员是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委员，而不是全体人民群众。

（四）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构建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构建具有较强的社会背景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层的社会结构主要呈现出总体性社会结构，也就是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资源，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任何社会的力量要么成为国家的附属物，要么不能发展。12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得以实现，其中单位制是改革开放前，作为链接国家与个人的社会基本机构，也是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而人民公社治理体制是近代中国国家权力向农村社会渗透的高度集权性质的治理方式。

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逐渐放开再城乡基层社会的集权控制，社会力量和民主意识得到增强，城乡基层社会资质不断形成和发展，并获得国家的支持和认可。在乡镇基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基本确立了村民自治的思路。反观城市，虽然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但由于单位制度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民众自治功能很难得到发挥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城市逐渐放权，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权分开以及授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其次，由于“文革”后，大批下乡青年返城，而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政府允许他们可以经营个体、私营企业，城市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另外，随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大量企业破产、丁人失业，以及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福利制度、养老制度等的改革，不可避免的大量“单位人”回归到“社会人”，原来的“单位体制”也向“社区体制转化。13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带动了民众观念的变化，社会群体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中国基层协商民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社会历史因素。

（五）协商民主研究现状

很多西方学者强调协商民主对自由民主的应对和超越。德雷泽克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至是自治。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14同时，他还认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基于批判理论。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协商民

11陈佳刚. 《中西协商民主比较及中国协商民主的四大优势》，载《新视野》，2014（1）。

1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页。

13程彬.《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71-77页。

14【澳】约翰·德雷泽克.丁开杰等译.《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第36页.

主能够缓解各种原则之间的张力。15而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种民主模式的分歧是对民主过程作用的理解。16

在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重要性上，英国政治家吉登斯提出“对话民众”概念，他指出“民主不是定义为是否所有人都参与它，而是定义为对政策问题的公共商议”。17

15【澳】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与超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页。

16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编.哈贝马斯在华演讲集.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6.

17【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宾、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