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北京报纸记忆

60年代北京报纸记忆

“看报，看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一清早儿，听见这吆喝声，京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当天的新报纸上市了。想当年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一个蓄着长胡子卖报者浑厚的吆喝声，曾吸引来多少老读者买报，又给人们留下多少挥之不去的印象。

说起20世纪60年代，从初期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苏联专家的撤退，到国民经济的衰退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不正常，国家那段时间遭受了不小的波折。“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且拍成了电影。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会记得，片头有一段观众入场的镜头，人们的精神面貌和衣着服饰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社会真是蒸蒸日上了。别的不说，仅就报纸而言，最明显的是停刊减版的现象大为减少，像《人民日报》都曾经每天只出四版，《北京晚报》周一停刊一期，为什么？因为纸不够用。

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报纸出版基本正常了，内容也越来越活泼，像《中国青年报》有一年春节还出过四色套印的彩色报，开了多色印报的先河。当时普通人家里基本没有电视机，小半导体收音机也是稀罕物，人们要想了解国内外大事，报纸是最主要的渠道，权威性也强。但要想在邮局订一份报纸，限于印量，有的报纸必须凭订阅证，而即便真能订上，整订一份大报全年也得小20块钱，不是小数，所以不少人习惯于零买报纸。

当时报纸零售品种不是很多，不像现在，时事政治、体育文艺、生活知识、天文地理，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主要也就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体育报》、《北京晚报》、《广播节目报》这些。中小学生看的《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基本上都要在学校集体订阅、分发，街上很少零售。当年最神秘的就是《参考消息》，像秘密文件一样，领导才能看，最起码也得是国家正式干部，多少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也难怪，《参考消息》都是选登境外大通讯社的消息，按当时的说法，就是美帝、苏修、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通讯社的新闻，加上原汁原味刊登，哪能随便流传出去？谁能想到现

在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参考消息》，愿意怎么参考就怎么参考。改革开放就是不一样。

出众的《北京晚报》

当时报纸零售方式十分简朴，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在邮局的零售网点，像天安门广场东南侧棋盘街的北京市邮局，前门大街和东单、西单等处邮局里面，设有卖报纸的柜台或桌子。因为是在室内，不可能吆喝，人来人往，静悄悄中缺少了一点儿生动感。街上卖报就不大一样了，一大早，卖报人背个大兜子，装满了各种报纸，再把手里的报纸捻成卷状，延伸一尺多高，卖一份抽一份。那里卖报靠货真价实的吆喝，决不像现在，一个小电喇叭代替了人，冷冰冰地循环喊着。当年卖报人的吆喝，声音高低起伏，抑扬顿挫，有滋有味。先是吆喝出报名儿，再吆喝新闻的主要内容。那时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多，什么“中苏论战”、“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都是吆喝的主题，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卖报人大多有固定地点，也有走街串巷的。兜子一背，装好零钱，像《人民日报》曾经对开一张半六版，五六分钱一份；《北京日报》对开四版，4分钱一份；《北京晚报》四开四版，两分钱一份。零售的报纸卖得都很快，极少有积压的，时间稍微晚点，想掏钱买都没有了。

笔者当年是《北京晚报》的热心读者，买报曾是我最大的乐趣。记得1961年和1963年，中国乒乓球队分别夺得了第26、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三项冠军，1965年的第28届世锦赛更是牵动人心，街头巷尾议论不断。而下午出版的《北京晚报》是提供最新战况的唯一报纸，所以格外吸引人。我一放学就早早赶到邮局，焦急中静静地排着队，望眼欲穿地等待报纸。来了以后，匆匆递上2分钱，不等回家便迫不及待地读起第四版的“体育新闻”，看到没有买到报纸的读者的失望面孔，自己的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每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庆祝活动上午10点开始，中午结束。当天白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只是在一版刊登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照片，庆典新闻10月2日才能刊登。而《北京晚报》却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当

天下午就报道首都庆典盛况，并且配有照片，是最及时的报纸。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激光照排，印报纸还是人工排版铅印的方式，抢出当天的新闻，真是兵贵神速了。当天的晚报也是最难买到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述说。1965年初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北京晚报》很晚才送到，一版刊登了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新闻和大幅照片，仔细一看，版面出人意料，竟然一反平日四开小报的格局，改出了对开大型报纸，体现出了庄重和大气，也体现出了国家政治生活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北京晚报》历史上出版对开报纸绝无仅有的一次。前几年，《北京晚报》又出版过一张对开大报，不过只是发行特刊，与1965年的那份分量不能相比，这是后话。

“文革”中的报纸插曲

1966年，号称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到处是一片“破四旧”的造反景象，许多报纸被污蔑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虽是夏季，报业却像遭遇了一场寒冬。1966年秋天以后，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继续出版外，其他报纸都陆续停刊。《北京晚报》是最早的牺牲者。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北京晚报》无论是订户还是零售都没有报纸，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报纸第二天上午才来，还破天荒地出了一张半六版，批判“三家村”，此后便销声匿迹了。秋季，《北京日报》也被迫停刊。北京仅存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常常不能在早上出版；《解放军报》是内部报纸，不公开零售。当时鲜为人知的还有一份新华社的报纸《今日新闻》，刊登新华社的新闻稿，也不零售。“文革”时期尤其是1966年、1967年，报纸经常等消息，什么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央最新部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等等，遇此常延迟出版。日报下午四五点钟才卖，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订阅者第二天上午收到报纸也并非罕见。像毛主席从1966年8月18日起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人民日报》，笔者第二天白天多次购买都是无功而返，直到下午以后才买到。

“文革”初期报业凋零，但有三个报纸出版插曲却异乎寻常。

首先是《北京日报》星期刊出版。《北京晚报》停刊以后，习惯看晚报的读者一下子无所适从，《北京日报》便从1966年夏季开始出版星期刊。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这是为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新闻舆论阵地，其实这也许是为了满足群众对《北京晚报》的怀念。星期刊四开四版，每周一期，编排方式类似于《北京晚报》，一版是“文革”的重头新闻，例如“毛泽东选集大量印刷出版”等等，其他版以短小新闻为主。报纸版面活跃，印刷质量上乘，很受读者欢迎。只是到了秋季，《北京日报》也被迫停刊，星期刊自然寿终正寝。

其次是《前进报》创刊。1966年9月中旬，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大公报》停刊，停刊后筹备并创刊改出《前进报》。最初原拟改名为《前进日报》，还欲请毛主席题词，后又请周总理题字，最后总理指示，先按鲁迅字做报头出报。笔者当时逐期买到《前进报》，也是四开小型报纸，印刷质量不错，一周出版三期，大幅毛主席像和“文革”报道是报纸的主要内容，少量刊登财贸新闻。在“文革”初期报纸纷纷停刊的背景下，创刊新报是罕见和不易的，但《前进报》出版以后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内容上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分量，与呼风唤雨的两报一刊和横冲直撞的红卫兵报相比，《前进报》显得很微弱和无奈。尽管如此，报纸依然遭到了红卫兵的批判。12月下旬，中央指示《前进报》暂停出刊。在临近1967年元旦的时候，《前进报》还没有来得及落实中央的指示，便被红卫兵查封，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是《北京日报》复刊。《北京日报》1966年秋天被迫停刊，踪影全无，但堂堂大国首都没有自己的报纸总是不正常的。1967年初，上海市掀起了所谓“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大权，出版了新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主席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北京日报》也酝酿复刊。元旦不久的某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散发注明为“新生号”的《北京日报》。当期报纸一版是大幅毛主席像，其他版有各大造反派组织的文章，宣布《北京日报》新生。不知道新生的《北京日报》是哪方的策划，是报社的举动还是造反派的心血来潮？但此后新生的《北京日报》再也没有下文。直到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21日《北京日报》才以新一号排序，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正式复刊。

“号外”和“红卫兵报”

上世纪60年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抢“号外”报。

“号外”是指报纸在前一期已经发行，后一期尚未出版之际，遇重大或突发事件，报社临时增出的报纸，免费散发，因在两期编号之间，故称号外。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人民日报》连夜印发了八开一版的号外一份，在市区主要地点免费散发。这份号外刊登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鲜红的报头和“号外”两字十分醒目，后来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电影纪录片里也有群众争抢这份号外阅读的镜头。此后，我国又一颗原子弹、热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等连续爆炸成功，《人民日报》都及时出版了号外，并派出车辆广为散发。笔者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等处与众多的群众拥挤在一起，伸手争抢过号外。载着号外的汽车一来，人们蜂拥而上，数十双手高高举起，似一片小丛林不停地晃动，人人都充满了激情，又都唯恐抢不到。号外散发之处，真是一片万众欢腾的景象。当时抢到号外后，我心情格外激动，更以拥有号外为自豪。

“文革”之中有个规律，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往往都在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宣布，报纸号外也大都在晚间临时印发，所以抢号外以晚上行动居多。“文革”中的号外还有一个特点，被改成了用“喜报”的名义出版，像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开、闭幕式，《人民日报》等都出版了全红色印刷的“喜报”，依然是号外性质，那个时代的历史痕迹清晰地留在了纸上。

要说1966年“文革”年代历史痕迹最重的报纸，应该是红卫兵报。红卫兵报来自民间，是最初由红卫兵组织编印的铅印型报纸，后来由纯红卫兵组织办报变成了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办报，种类和数量也急剧扩大，北京地区就有几百种。后来人们把红卫兵报又叫做“文革”小报。在正规报纸纷纷停刊的情况下，红卫兵报就成了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因而一时间出现了热读红卫兵报的局面，甚至连毛泽东主席也经常看红卫兵报，了解红卫兵造反动向。中国最早的红卫兵报是由北京六中红卫兵编辑出版的《红卫兵报》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

称一司)编辑出版的《红卫兵》，创刊日期都是1966年9月1日。《红卫兵报》地址在北京六中；《红卫兵》地址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两份报纸的出版，开了群众组织办报的先河，由此也掀起了群众办报的热潮。

当时红卫兵报影响力较大的，除了最早的两种之外，还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站(简称二司)主办的《东方红》、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主办的《首都红卫兵》、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等。当年北京的三大商业区，前门是毛主席像章交换地，而王府井和西单路口则是红卫兵报的集中销售地。在王府井和西单的路边台阶上，卖红卫兵报的人一字排开，与现在卖报不同，当时每人只卖一种，因为卖报人只代表一个组织或派别。偶尔，因为派别观点不同，卖报人还会交起手来。笔者当时经常光顾这几处热闹地区，只要手里有点零钱，就要买几份红卫兵报看看。

除了买报，我还卖过一次《红卫兵报》。那是1966年国庆节，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出版了一期对开大型报纸，我从《红卫兵报》编辑部领了上百份，在中山公园保卫和平牌坊边的长廊内卖了起来，不一会儿卖得一干二净。当时红卫兵报的定价和正规报纸一样，对开的4分，四开的两分。报纸也大都由正规报社印刷厂承印，印刷质量很好。后来，一小部分红卫兵报还可以订阅，如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机关报《首都红卫兵》等都可以在编辑部或邮局订阅。1968年末，随着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红卫兵报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风云涌动，中国“文革”爆发。买报者眼中看到的是，正规报纸岌岌可危，“文革”小报倏地登台。报纸在“文革”浪涛中，犹如一叶扁舟，摇摇晃晃，漂浮不定。也正是在这一片纷乱中，随着“文革”的结束，孕育并最终迎来了报纸改革的春天。

(摘自《北京纪事》)

1963：报上已“无”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