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
作者：桑新民 文章来源：《中国电化教育》 2003年第9期 点击数：107 更新时间：3/13/2008
在我国，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是1983年建立的，作为教育学领域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则是1993年才确立的，因此还是一个非常年青的交叉学科。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课程体系至今尚不够完善，大部分课程是从其他专业照搬或移植而来，由于本领域技术发展太快，理论涵盖的范围又太广，因此基础理论建设难度很大，至今还很不尽人意。学科基础理论的薄弱已经引发诸多问题，尤其是作为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育技术学》，不仅始终缺乏理论深度，甚至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在目前国内使用较为普遍的20多种以教育技术学或电化教育学为名的教课书和专著中，极为普遍的体系就是“移植过来的理论+媒体菜单”模式，不仅缺乏本专业自身的范畴——理论体系，而且集中反映了对媒体技术的片面强调。这些局限性决定了本学科培养出的专业人才缺乏“专业特色”，尤其是专业之“不可替代性”！正如许多用人单位所评价的：“电教系的毕业生，技术不如计算机系，理论不如教育系，许多学生的文字水平和外语水平也不高”。这种评价真实而形象地反映出当前教育技术专业夹在信息技术和教育专业之间的尴尬局面。不过，这几乎是所有年轻的交叉学科在建设发展初级阶段所必然要经历的尴尬。因此，加强本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尽快结束这种尴尬局面，这不仅是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信息化实践的迫切需要。
总之，信息时代赋予教育技术学的神圣使命与学科发展现状之间的巨大差距，迫使我们必须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重新审视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主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与生长点等基本理论问题，以此推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更快地创新发展。
一、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建设中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理论前提。对于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学）来说，却又是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难题。在本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探讨和争论中，一直存在着姓“电”还是姓“教”之争，这场争论背后的根源，不仅有进入本领域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和研究偏好的差异，而且有专业人员在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现状中的利益驱动。然而，这种争论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尤其是停留在这样的浅层争论中，恰恰
表现了本学科的不成熟之处。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上，几乎所有本学科领域的权威人士和权威著作，都认为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既应用教育理论指导，又要把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来。
笔者认为，强调本学科的应用性和交叉性，这在学科产生发展的初级阶段显然是客观的、正确的，但始终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则不利于本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于强调本学科的应用性和交叉性，甚至有可能成为当前学科建设发展的障碍。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探讨和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中，要不要把教育技术学从技术提升为科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加以说明。
技术是直接应用于实践的，而科学则是对技术及其与实践和理论关系的一种冷静、清醒的反思。技术工作者的使命是：不断推动技术的创新，推动技术在实践中的推广应用，并经受技术市场的检验和技术用户的检验，而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则是不断发现和探究科学的内外部规律，批判和超越现实中的误区和误导，为技术和实践的发展提供正确的观念和导向。这就要求科学研究和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科学性、严谨性、超前性、批判性、客观公正性和超功利性；有自我意识、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学者风范，有兼容并包、闻过则喜的宽阔胸怀，有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的清醒与洒脱！
当前迫切需要认清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与联系，将我国教育技术学从移植过来的理论 + 技术开发和应用手册，逐步提升为对教育技术本质、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从时代高度反思和确立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并尽快创建能够与教育学科群中独立二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只有经验总结和从其它学科借用来的理论、观念、技术、方法，是不可能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甚至难以被教育学理论界所接受和认可！有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怀疑：教育技术学只能靠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来指导，怎么能反过来影响和指导教育科学呢？笔者本人是从教育基础理论（教育哲学）转向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的，近十年的实践和体验使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迅速发展的当代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如此深刻之历史变革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理论如果不随之迅速变革发展，就难以发挥对迅速变革之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教育技术学正是在信息科学与技术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部上诞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而且是教育学科群中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本学科必然要承担带动整个
教育学科群步入信息时代的重大使命，这一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
至于现代教育技术学是否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当代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笔者对此只能从一个外行和旁观者的角度，发表一些个人的很不成熟的看法。
技术本身是属于工具学科，因此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往往成为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教育是既不同于物质资料生产，又不同于精神生产的人类自身生产，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大实践领域。当代信息技术要想在教育领域成功应用，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而且会面临一系列基础理论的挑战和创新机遇。比如，当前信息技术在学习和教学应用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使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教学过程避免机械化，更多地体现人性化和智能化，这里提出的问题，许多都是严重困扰当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课题。何谓人工智能？我认为人工智能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如何让机器学会学习！当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最重要瓶颈不是技术，而是对人类极其复杂的学习机制知之甚少！因此，当代教育技术学前沿中所探讨的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的学习科学与技术，以及与此相应的教育人工智能研究，显然对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教育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当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如何能使作为科学的教育和作为艺术的教育同时发展，并使这两者相得益彰，保持一种互补与和谐？这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历史难题和永恒课题。当前要想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必须借助于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且必须创造出各种人性化、个性化的学习与教学模式，创造出与此相适应的由硬件、软件等组成的技术环境，这对于推动人工智能乃至信息技术基础理论之发展，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样确立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其研究对象当然也要随之拓展。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学）一直是作为教育学科群中的三级学科，依附在教学论二级学科之下，局限于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研究，由此导致了研究对象过于狭窄，研究层次也不可能提高。1993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学科调整时，教育技术学终于确立了在教育学领域中独立二级学科的地位。学科地位的提升，势必要求研究对象和方法随之拓展，并创建相应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然而，长期形成的学科基础和学科研究传统模式是很难一下改变的。明显的例证是：在近两年出版的我国教育技术学权威教材中，关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还保留了这样的观点：“教育
的技术学研究同教育科学、教育哲学研究的区别在于研究问题的层次的差异和研究目的的差异。哲学层次的研究在于探讨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规律；科学研究层次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教育教学活动的内在关系和规律；而教育的技术学层次的研究在于探讨如何分析、解决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研究‘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即主要是研究和开发达到一定教育目标的方法、手段，并努力去实践这些方法和手段。”[1] 如此定位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对象和研究层次，不仅同教育学领域中独立二级学科的地位不相适应，而且与“94定义”将“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确立为教学技术研究对象的认识，存在明显差距。
拓展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根源和依据，最主要的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教育技术仅仅是教学手段，而且传统教学手段对教学过程和效果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多媒体和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的迅速普及，使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地位至少发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变化：1）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新的教育环境，并引起教学模式的变化；2）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教育资源，并引起课程与教材模式的变化；此二者的结合，进一步导致了整个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的变化！近五年来，教育信息化在我国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使现代教育技术对教育实践和理论产生着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这显然是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必须拓展的时代要求。
二、重视教育技术学演变发展的历史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
对一门学科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是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研究，这种反思的深度和广度（本学科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经典著作，学科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动力，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等），则是该学科理论发展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技术和与此相应的教育技术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对其历史的研究还很不成熟的，可以说还仅仅是初级阶段，但由于本门学科是多学科交叉、发展极其迅速的新兴学科，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和更加迫切。
历史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和能力。不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只有深入地了解和把握本学科产生、发展的历史，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把握现实，也才能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正确地预测和创造未来！
自从二十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技术诞生以来，美国始终领导了世界教育技术
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潮流。在教育技术学历史的研究领域，美国著名学者塞特勒（P.Saettler）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在该领域最权威的学术团体 AECT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世界公认的；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学者们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印地安那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本身的历史就是美国教育技术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美国著名学者加涅的学术生涯是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我们仅举两例分析一下：
考察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塞特勒（Saettler,Paul）的贡献和影响。塞特勒于1968年出版了本学科第一部系统考察教育技术演变发展史的专著：《教学技术的历史》 （Saettler,Paul。 A History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NewYork,1968.），开教育技术历史研究之先河；22年之后，塞特勒又出版了第二部美国教育技术史专著：《美国教育技术的演变》（Saettler,Paul。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Technology，1990），在此书中，塞特勒将库恩的范式理论应用于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领域。托马斯. 库恩（T. Kuhn,1962）是世界著名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专家，他在1962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创立了科学范式理论，以此对科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理论演进行重新解读，说明科学家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从事研究所采取的规范与准则，以及共同的信念、价值、工具、方法的整体架构，深刻地揭示了科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库恩范式理论的提出，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纷纷将本学科理论与历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很快引发了科学理论特别是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一场革命。塞特勒将范式理论引入教育技术学历史和理论研究中，深化和拓展了本学科的方法论，这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
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需要也必然会产生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构筑了该学科发展的砖瓦和基石。研究和总结这些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和思想历程，从中了解和把握他们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及其对本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贡献，这不仅是本学科历史研究和理论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本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梯。
罗伯特.加涅（R. M. Gagné）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后半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学习理论、教学设计乃至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构建中，并成为心理学和教育技术学这两个研究领域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他为教育技术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加涅学术生涯长达60余年，几乎与美国教
育技术学发展史同步，对加涅的研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和思考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轨迹。正是基于此，美国教育技术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了研究加涅思想的热潮。1987年犹他州立大学教学技术系举办了“关于教学设计的对话”的研讨会，会上加涅和另一位教育技术著名学者梅瑞尔（M. David Merrill）围绕教学设计领域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就各自提出的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1990年戴维（Twitchell, David）根据当时的录像整理成7篇文章，在美国教育技术学的权威刊物Educational Technology上连续发表。这次两位大师级人物的对话，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水平，同时也促进了美国教育技术学界对大师级人物学术思想的研究。1989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为纪念加涅的学术成就，出版了《学习研究50年》（Studies of learning: 50 years of research.，R. M. Gagné，1989，Tallahassee, FL: Learning Systems Institut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该书收录了加涅发表的几乎全部论文（1989年以前），每篇文章均作了介绍性的评述。这本加涅文集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教育技术学界开启了对加涅思想的梳理工作。为了纪念加涅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重大贡献，2000年由丽塔.里奇（Rita C. Richey）主持，汇集当代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出版了《罗伯特.加涅的思想财富》（The Legacy of Robert M. Gagné）一书，将加涅思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里奇在该书序言中对加涅作了如下评价：“这本书献给加涅，感激他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加涅的工作，教育技术学领域今天将会完全不同” 。加涅于2002年4月28日去世，享年85岁，2003年3月29日，为怀念加涅，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举办了“纪念加涅研讨会”， Robert Glaser、Dr. James 、K. (Ken) Brewer、 Dr. Robert Branson、Dr. Roger Kaufman、 Dr. Robert. Morgan 等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教育技术学专家及加涅的生前好友、学生等出席了这次会议。
我国心理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翻译加涅有关著作，并开展了对加涅理论的研究工作，但大多是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予以分析与探讨；教育技术学界90年代初翻译了加涅主编的《教育技术学基础》，部分教材对加涅理论也有所介绍，但目前系统梳理加涅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及其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结构，从教育技术学视野中考察加涅思想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理论价值、现实与的未来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显然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建设中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研究工作[3]。
中国人研究美国教育技术历史及其代表人物，不是为修史书，而是为借鉴美国同行的研究成果，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把握教育技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尽可能减少发展中的曲折和弯路，由此加速中国教育技术实践和理论建设的步伐。因此，还必须善于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理论反思。
比如，美国教育技术“94新定义”的引进和研究对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实质性影响？这显然是当前必须认真反思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1）从重视教的研究转向重视学的研究；2）从重视硬件建设、媒体使用与管理，转向重视学习过程（不仅是教学过程）和学习资源建设；3）从孤立地研究和发展技术、提供设备与技术的维修、服务，到重视技术与教育之内在结合，尤其是信息技术新环境下学习与教学模式之创新，正在孕育出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新一代教育技术工作者和新一代教师，他们不仅代表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而且代表中国教育的未来！以上这三点变化，使教育技术从教育发展的外围深入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与前沿，真正成为教育现代化的生长点和制高点！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技术在整个教育实践和理论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
但另一方面，“94定义”是否有局限性？中国学者对其所作的跨文化理解和传播是否有偏颇？这些也是必须认真反思的。目前国内几乎都依据 94定义来选择和确定的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围和范畴体系，笔者认为，94定义主要讨论教学技术这一教育技术的微观领域，因此把教育技术学范畴体系的研究局限于94定义的5个范畴之中显然太窄了！现在更应该倡导一种大教育技术观，能够涵盖教育技术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微观和宏观的广阔领域。
教育技术学历史的研究方法，显然必须运用各门学科历史研究的共同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考据研究法，对重要人物的访谈等等。学科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则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学科历史研究显然需要较强的学术功底和理论思维与理论研究能力，需要有对本学科历史、现状、趋势的整体把握、深刻反思和不带任何情感与利益偏见的学术洞察力。
三、专业发展的规范与创新----走向科学化与现代化、国际化与民族化
要想尽快创建能与教育学科群中独立二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就必须按照学科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扎扎实实地开展本学科基础理论和课程体系建设，并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这显然
必须大胆突破我国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学）长期以来作为依附在教学论之下的三级学科，所形成的一系列传统观念、学科建设对象、目标、理想与价值观念、学科建设发展思路、研究习惯与惯性等。不仅在技术开发与应用上，而且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逐渐形成为世界同行所承认的中国特色。
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专业的发展极其迅速，但却缺乏科学规划，这就难免导致发展中的混乱、无序，最突出的表现在许多地区和学校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盲目新增教育技术学专业，以至连本专业起码的课程都开设不出来……为确保本学科的健康发展，当前迫切需要加速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发展的规范与创新，走向科学化与现代化、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内在统一。为此需要加强对本学科世界前沿的追踪研究，倡导与相关学科和领域的交流合作，鼓励不同学派的争鸣，尤其要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联合攻关，争取尽快在本学科建设的三大战略重点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战略重点之一：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研究；
战略重点之二：当代信息技术前沿跟踪与教育应用研究（尤其是教育人工智能研究）；
战略重点之三：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办学模式、合理分布与发展规划研究（包括专业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模式、评价管理模式，本科——硕士——博士课程体系的内在结合等）。
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当前的重点和难点是作为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如何创新？如何同世界前沿对话与交流？这是本专业的标志性课程和核心理论建设，也是专业吸引力的关键之所在！围绕这一课题，近几年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开展基础研究：
一方面是从“五个十”入手，开展对世界前沿的追踪研究：近五十年来世界教育技术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十位专家学者；十本经典著作；十个研究机构；近十年来最有影响的十篇学术论文；十个专业网站。把这“五个十”扎扎实实地研究清楚，对本专业的历史、现状和前沿才能心中有数。
另一方面是深入探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和逻辑起点。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但学科基础理论建设这一重大课题至今尚未引起我国教育技术学界的足够重视，这正是目前各种《教育技术学》专著和教材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尤其是缺乏理论深度的一个重要根源。在对此问题的初步研究中，笔者认为，美国教育技术学界对逻辑
起点的认识至少存在着两大主流学派：一派是媒体起点派，此派最早形成，并长期占主导地位，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显然是此派的主要代表；另一派是学习起点派，其成员大多有心理学的学术背景，此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加涅，在由加涅主编的《教育技术学基础》一书中，学习范畴不仅是逻辑起点，而且是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对美国教育技术学主流学派理论体系及其逻辑起点的深入研究和比较，是构建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研究。
在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南国农教授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南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我国电化教育理论体系应该由七论组成，即本质论、功能论、发展论、媒体论、过程论、方法论、管理论；其中，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是核心，是建立整体电化教育体系的逻辑起点。可见，南先生应该算是我国媒体起点派的代表人物。至于主张以学习为逻辑起点，并据此构建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目前在国内尚未见到，其原因恐怕在于，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目前还没有较深厚心理学学术背景的著名专家学者。
笔者既不赞成媒体起点论，也不赞成学习起点论。理由是：我国教育学理论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曾经围绕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讨论，笔者当时虽然没有就此发表意见，但赞成和主张以学习范畴作为教育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科群中与教育学原理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也以学习范畴作为逻辑起点，就无法与教育学原理相区分了。教育技术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象教育学原理那样全方位地研究学习，而着重是要探索媒体与学习、教学、教育变革发展的关系。据此，笔者认为，应该以“借助媒体的学习”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以信息时代“高绩效的学习”（从微观和宏观共同创造的优化学习环境）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归宿。
逻辑起点是随着学科的成熟，特别是范畴体系研究的深化而逐步清晰的，同一学科不同理论学派对逻辑起点之选择往往也是不同的，因而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唯一的、静止不变的逻辑起点。但对于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来说，逻辑起点的选择和确立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逻辑起点不仅决定着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且决定着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并形成不同学派各自独特的研究范式。这种不同学术思想的争鸣，显然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探讨逻辑
起点的同时，还必须探讨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内在结构。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必须有教育理论基础、技术基础、艺术基础这三大基础支撑，而将这三大基础整合起来的，则是基于媒体和资源的学习与课程教学设计、开发、利用、评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这应该成为本学科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不可替代之专业技能和专业特色！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二者分别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二者的内在统一则是教育技术观，这是每个教育技术专业人才必须牢固树立的学科指导思想。以上是笔者对教育技术学第一层次理论基础之内在结构的初步构想。（参见图1 ）
图1 教育技术学第一层次理论基础之内在结构示意图
接着我们再分别深入到教育技术的三大基础之中，进一步分析教育技术学第二层次理论基础之内在结构。（参见图2 ）
图2 ：教育技术学第二层次理论基础之内在结构示意图
教育技术学的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基于媒体的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传播理论，这三大理论都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如教育传播理论正在从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传播新模式，这显然必须超越作为经典传播学理论基础的戴尔“经验之塔”），将这三大理论整合起来的是系统理论与方法论，尤其是当代迅速发展的非线性科学（分形、混沌、超循环理论等）及其方法论；（如图2-1所示）教育技术学的主要技术基础包括：多媒体技术（这是前台技术，其中包含了非线性编辑等数字时代的教育电视技术）、数据库技术（这是后台技术，其中不仅包括计算机专业的数据库技术，还包括图书情报信息专业的数据库技术，而且必须从教育资源建设的角度将这两方面技术整合起来）、通讯技术（包括天网、地网和人机通讯技术），将这三大技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各种复杂技术要想在教育中广泛采用，必须人性化、“傻瓜化”，也就是智能化。因此，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必将成为由教育技术学专业领衔，广泛吸收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的重大前沿课题）；（如图2-2所示）教育技术学的主要艺术基础包括：语言文字艺术（口才与文才是传统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艺术基础）、数字视觉艺术、数字听觉艺术（后两者是多媒体在教学和社会中广泛采用后，对教师和学生的新要求），将这三大艺术基础整合起来，尚未引起教育技术学专业的足够重视，而且缺乏一个相应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称其为数字文化艺术。数字文化艺术不仅应该成为现实与未来教育技
术学专业人才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而且应该成为信息时代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具有的艺术素养。（如图2-3所示）以上这些应该成为教育技术专业适应数字化生存挑战所必须开设的课程体系之内在结构，也是教育技术专业每一个合格毕业生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显然，这样的毕业生在网络教育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必然供不应求，而且从物理系、计算机系和教育学系、心理学系都培养不出来！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家之言，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斧正。构建如此宏大的理论基础，显然必须吸引相关学科的优秀人才共同耕耘，倡导和鼓励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搭建起更加宽广的学术舞台，使中国的教育技术学专业更快地走向日新月异的世界未来文化教育大舞台。
<点击观看有关“理论基础”的flash演示>
四、当前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发展的主要生长点
对本学科基础理论发展主要生长点的预测和把握，是各门学科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保证，尤其对处于急剧变革发展的学科来说，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要。
对于当前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发展来说，危机与希望同在，挑战和机遇并存。因此，跳跃式发展的生长点很多。对于已经引起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网络教学设计、建构主义理论在网络教学环境中的新发展等，本文不多赘述。而想从更宽广的学术视野作一番扫描式的预测和把握，供同行参考。
1．在网络文化背景中拓展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视野
互联网所创造的网络文化与教育新时空，已成为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广阔新舞台。当前我国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方面始终紧紧跟踪着世界前沿，但在网络文化的研究方面则明显滞后，由此导致网络教育发展层次和水平的相对滞后。因此，从网络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深化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当前我国教育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互联网真正走进公众的生活还不到十年，面对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网络文化的研究不仅刚刚起步，甚至连其研究对象、范围、基本概念还处于初步探讨和激烈争论之中！但谁都不可否认，当代信息技术创造了一个全球化的网络虚拟时空（先行者们将其称之为“赛博空间”），这里生活的人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并在创造着一种全新的网络文化。
何谓网络文化？顾名思义，至少有以下两种涵义:其一是指由互连网所创造的不同于以往文化形态的一种新文化；其二是指对网络（这里特指互联网及与其相连的各种局域网）进行文化思考和文化
研究。
文化的含义是广泛的，既有物质层面，又有精神层面，还有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制度文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同样是广泛的，不仅包括对网络技术的文化研究，网络与人的需求、社会需求的分析预测，对网络所导致的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的生存方式进行研究、反思与评判，而且包括对网络所引发的各种经济、文化、心理、社会、法律、道德、教育等问题的全方位研究。
网络文化是一种虚拟的文化时空，是一种极其广阔、史无前例的开放环境，由此提出了一系列人类文化教育发展中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文化研究的广阔新舞台。
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文化的土壤，而且需要超前把握文化与技术发展趋势的思想家创意之以指引。文化作为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反映，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要把握数字时代的教育技术，必须了解数字时代的文化，关注和读懂数字时代的思想家。在当代思想界，从文化的广阔视野中研究技术和技术社会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有三位学者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三人各具特色：
尼葛洛庞帝的追求：微观技术发展的人性化。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媒体实验室”，不仅领导着技术发展的新潮流，而且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宣传和倡导“比特文化”的新理念，使人们了解和关注“比特对原子的节节胜利”在全球掀起了数字化浪潮，使尼葛洛庞帝成为“数字革命的传教士”。
吉尔德的视野：宏观技术社会的人文化。作为较早关注网络文化与网络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家，他将每一台个人电脑构成网络的最小单位，称之为 “微观宇宙” 而将无数个人电脑互联互通所编织成的网络文化新时空称为“遥观宇宙”，其中不仅有取之不尽的文化财富，而且有蔓延丛生的文化垃圾！置身于这样的文化时空，要求人类具有更强的价值判断力与道德自律，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各种复杂“游戏规则”。吉尔德开创了网络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他由此成为美国最有权威的未来学家之一。
麦克卢汉的呼唤：中观媒介与技术传播之人本化。网络最本质的特征是交流与传播，基于媒介的传播活动驰骋于从微观到宏观之间的技术—文化广阔时空。加拿大传播学的宗师麦克卢汉首次从媒介演化的角度解读人类历史，提出和阐发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精辟思想，并以这种深邃的历史眼光批判了当时方兴未艾的电视文化传播之弊端，深刻地预言了更符合人性
的文化传播新时代，并首创了“地球村”、“信息时代”等许多震撼思想界、至今已成为公众意识形态的概念、术语。他的文化理想和传播理论在当时虽引起轰动，但由于太超前而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当电视文化鼎盛之时，自然要遭到批判和冷落。然而，麦克卢汉离开这个世界10年之后，互联网这个更加人性化的媒介和文化传播方式终于诞生了！麦氏及其学说由此时来运转，在出版界、学术界和评论界掀起层层巨浪，《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电子世界的先知和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他所预言的媒介与技术传播之人本化，已成为互联网时代传播理论乃至整个网络文化研究的新潮流。
以上三位学者虽然学术背景不同，但都以独具的慧眼和超前的思维，预测和揭示了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人文取向，在世界范围内孕育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理想，引导着公众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深邃的思想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对信息时代技术与文化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他们被誉为“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
引导网络文化潮流的思想家队伍正在不断扩展，对他们的关注、评论与超越，显然是我国网络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与使命，也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者必须具有的文化新视野。
2．在技术哲学与教育哲学的内在结合中深化理论建设，促进观念更新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局限于物理学、电子学、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系统科学。1998年11月，我在全国电教学会年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当前，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电教的内容、形式、功能、价值，在这样的历史变革面前，置身其中的电教工作者，首先应该更新的正是技术观和教育观，以及作为二者之内在统一体的教育技术观！有了正确的教育技术观指导，才能从千变万化的教育技术景观和五花八门的教育技术理论中，深刻、科学地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4]五年之后重新反思一下，笔者不仅更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感到欣慰的是，这一观点已为教育技术领域越来越多的同行所理解和接受。
??? 当前需要就此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于：如何应用国内外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前沿的新成果和新观念指导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
？尤其是如何将技术哲学与教育哲学的新理念融为一体，促进教育技术学的观念更新？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人类走向技术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从学术界到大众传媒对技术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也不断加剧。正是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使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迅速发展，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当前技术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大类问题：
第一类：技术究竟是什么？—— 对技术的本体论反思；
第二类：如此迅速的技术更新，对人类是福？是祸？—— 技术的价值论反思；
第三类：怎样趋利避害，用技术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之未来？—— 技术的实践论反思。
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技术哲学反思，对于教育技术学领域至今仍普遍存在的技术中心主义，盲目乐观，过分屈从于以盈利为目的的技术市场导向……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技术投资的无序和严重浪费，对师生学习与教学的误导和误区，应该是一种强烈的清醒剂和解毒剂！
与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教育哲学近十年的研究和发展则不尽人意，尤其是明显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教育信息化实践飞跃。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借助信息时代的观念与视野，借鉴国外的研究新成果，创建信息时代中国特色的教育观、学习观、课程观、教学观、教育评价与管理观、教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深化与创新，对创建21世纪的教育哲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使命！
技术哲学与教育哲学的内在结合，则不仅表现在教育技术观念的不断创新，而且需要不断提高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群体的理论修养和学术功底。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急功近利，而要追求可持续发展。必须承认和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尽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教育技术在我国已初具规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本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始终是个薄弱环节，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研究队伍的水平和知识结构、理论与技术的原创能力、高层次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能力等，不仅同世界前沿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与传统、成熟学科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建设、培养出一支真正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研究队伍，创建与完善我国教育技术学基本概念和范畴体系，拿出能够被世界同行和我国教育学界承认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
3．关注绩效技术和创新推广理论两大前沿探索
教育与文化传播是两
个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范畴，因此，传播学诞生之后，就成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中的一大支柱。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每前进一步，都立刻会被教育技术学吸收和采纳。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活动越来越多地借助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实现跨时空的学与教，从而与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活动更加难舍难分地融为一体。文化传播不仅是文化的推广，而且是文化的创新与再造，这一特点和规律决定了创新推广理论成为当代传播学发展前沿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成为教育技术学发展中所不容忽视的一个生长点。
??? 教育与文化传播不仅要考虑质量，而且要考虑效益，即投入和产出之比。尤其是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教育与文化传播活动的投入越来越高，如何避免教育技术投资中不必要的浪费？如何使有限的教育投资获取最大的教育发展效益？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代教育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由此决定了最初在企业改造和企业培训中诞生的绩效技术成为当代教育技术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理论与实践前沿的重大课题。美国教育技术学著名学者、94定义的主要执笔人巴巴拉?西尔斯教授和丽塔?里齐教授1999年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从历史上看，教学技术领域的重点几经迁移：从强调资源，到强调教学，然后强调学习。很可能下一个定义会指向绩效（学习的结果——笔者的理解），而不是学习。”“新的对绩效而不是对学习的强调，也可能影响教学技术领域的功能和角色定位。” “我们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角色，可以称之为‘学习支持专家'。”“新功能和新角色的结合，是这一领域的定义和研究范畴演进的重要方面。[5] 她们的观点和预测，对理解和把握当前世界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显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创新推广理论与绩效技术是当今世界教育技术学深化发展的两大前沿课题，抓住这两个生长点，不仅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视野，而且能有效推动和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
4．实践呼唤我国教育技术学宏观决策管理理论的创建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大多局限于教学过程的微观领域，传统电教中虽然也有电教管理，但其内容主要是对学校电教设备的管理和与媒体相关的教学管理。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中，管理更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许多教科书中甚至根本没有管理这一范畴的地位。
近十年来，国内外教育信息化实践迅猛发展，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舞台从微观提升到宏观，从教
学过程扩展到学校、区域乃至国家教育信息化的规划、投资、决策、管理……；其内容也从教学手段和方法，扩展到资源与环境建设，课程与教学设计、开发、管理，教师与教育行政干部培训，教育评价与教育改革……基本涵盖了教育系统的所有环节。这对我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显然是极其严峻的挑战！
我国各级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各类学校的校长，具有丰富的传统教育管理经验，也基本懂得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但在急剧发展的教育信息化潮流面前，大多数都陷入措手不及的被动状态。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近几年我国许多地区和学校在教育信息化的规划、投资、决策、管理中，出现了不少误区和误导。比如，将教育信息化变成游离于现行教育教学过程之外的一种投资行为和硬件、设施建设；地区、学校之间互相攀比又互相封锁，设备、信息、人才资源不能共享，造成有限资金和资源的极大浪费……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与日益扩展，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教育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难以驾驭。许多地区和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巨大投资未能收到预期的效益，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教育信息化投资者的热情不断降温，并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与困惑……在这一系列问题与困惑面前，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实践呼唤教育技术学理论创新，尤其是呼唤教育技术学宏观决策管理理论的降生。
教育信息化是整个教育现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最根本目标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现行教育系统进行全方位改造，从而大大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培养出能够适应数字化生存环境的新一代公民，并尽可能缩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
教育信息化是一项投资巨大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以学校为单位封闭、孤立建设校园网，既缺乏网络管理人才和资金，又难以建立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而且无法实现资源共享。因此，必须打破以往封闭的教育管理系统，开展跨学校、跨区域的合作，推动教育信息化整体、协同发展。这显然是当前我国教育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和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当前区域教育信息化新一轮竞争的序幕已经拉开。这场竞争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教育信息化的目标、评价体系和一系列竞赛规则。其中最突出的转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从资金和硬件投入的竞争转向投资效益的竞争；2）从教师做课件的个体行为提升为新一代优秀教师跨学校、跨学科共同创建教学网站和教学资源的群体行为；3）从教师闭门设计教学提升为师生共同
探索创造新型学习模式；4）从学校各自为政的封闭竞争转向以区域为基础的校际联盟。这4个方面转变进一步导致教育信息化投资、管理、师资培训乃至区域教育体制、机制的一系列相应变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教育投资紧缺、地区和学校差异显著的国家全方位推动教育信息化，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不仅需要发挥我国各级教育决策管理者的智慧和胆略，而且需要教育技术学宏观决策管理理论、原则、方法、策略的指导。紧紧抓住这一生长点，深入研究和总结我国教育信息化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一定能够拿出让世界教育技术学界所叹服的宏观决策管理理论！
5．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创新
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变革发展，势必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随之创新发展。
当代教育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如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未来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还有系统科学的方法、数学模型法、实验法、统计法、测量法等等。其中既有定量研究，又有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还有质量结合的研究；以上每一大类方法中，又有许多分支方法，如教育未来学、教育预测学中就有趋势外推法、关联树法、特尔菲法、前景设想法等；哲学的方法中有唯物辩证法、分析哲学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符号学、语义学方法等等；系统科学的方法二十世纪40—60年代是老三论，70年代发展出新三论（自组织理论），到80年代又产生了分形、浑沌、超循环论等非线性科学……
为什么当代教育研究的方法如此纷繁复杂呢？一方面是因为教育内部的结构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随着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纷纷涉猎教育领域，并引入各自的研究方法。
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正确地区分和使用呢？因为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用教育哲学的眼光纵观和总揽一下教育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难看出，当前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教育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超出最初的两种传统，即思辨哲学方法的传统与实证科学方法的传统。教育研究方法的两种传统，各自都在努力追求并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通过竞争与对话，相互之间互补、融通与综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我国教育技术学主要是从理工科的土壤中孕育生长出来的，
大部分专家学者也都是理工科的学术背景和思维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对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偏爱，对教育中质的研究、尤其是思辨哲学研究方法论的陌生甚至拒斥。这种研究方法论的传统和偏颇，在以教学过程的微观研究为主要舞台的历史阶段如果还能理解和被容忍的话，那么在教育信息化这一复杂社会系统工程的大舞台上，则是必须突破和超越的！
用思辨哲学的方法研究教育技术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过澄清和深化教育技术学领域一些最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更新教育技术观念，突破原有思维模式和方法论框架。这显然是从方法论入手，深化发展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世界教育技术学方法论发展的前沿和趋势来看，在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系统理论与方法，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性转变—— 从线性走向非线性。完成这一转变，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与其当前的新舞台—— 国际互联网复杂的超文本、非线性结构相适应。比如，我国教学设计中较早就应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但至今主要还停留在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为代表的“老三论”（线性科学）阶段，以此指导的网络教学设计，难免成为机械、线性的“流程图”，无法适应网络教学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这种方法和模式已经受到网络教学实践第一线教师越来越多的质疑。德国当代方法论专家克劳斯?迈因策尔在《复杂性中的思维—— 物质、精神和人类的复杂动力学》一书中尖锐地指出：“线性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作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在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现实中，线性思维是危险的”，“在政治和历史中，我们必须牢记，单极因果性可能会导致教条主义、偏执主义和空想主义”，“学习算法的目标在于通过自组织来减少大脑的内部世界模型与真实环境之间的信息—理论测量的差距。人们最近对于神经网络领域兴趣的恢复，主要是受到统计力学和非线性动力学技术的成功运用的鼓舞……。计算资源和技术水平的最新发展，使得对非线性系统进行计算处理越来越可行。从哲学上讲，认识论的传统课题，如感知、想象和认知，都可以在跨学科的复杂系统框架中进行讨论”，“复杂系统探究方式可以是一种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消除期间隔阂的方法。” 这一系列对当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精辟阐述，不仅振聋发聩，而且耐人寻味。
总之，尽快将当代系统科学前沿的耗散结构、协同学、分形、浑沌、超循环论等非线性科学成果引入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促进我国教育技术学方法论实现从线性向非线性的历史转变，并在教育技术学专业课程中开设能体现这些新成果的系统理论与方法课程，这是我国教育技术学专业方法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所发表的观点，是一个哲学和教育学学术背景的学者，转行到我国教育技术学专业6年多以来，所经历的种种困惑与思考，所进行的种种学习与积累。许多观点因顾虑不成熟或怕得罪同行而始终未敢拿出来发表。这次应《中国电化教育》第200期专刊之约，鼓足勇气，打消各种顾虑，全盘托出，以求教于各位前辈和同仁。其中必然有许多错误、片面之处，恳切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数字化生存方式和教育技术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不断创新和普及，将彻底改变千百年来以教师讲授、课堂灌输为基础，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的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实现教育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多层次开发与合理配置。使中华民族步入创造性人才涌流的伟大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