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10个问题

2011年5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ay ，2011第40卷第3期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Vol ．40，No．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8634（2011）03-0044-（15）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

面临的10个问题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跨越式发展，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当前在改革发展中面

临不少问题亟待探索和研究。文章列举了10个热点问题，包括：中国需要这么多研究型大学吗？中国能办这么多公立大学吗？中国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千名高考状元为何无顶尖人才？等等。文章对每个问题的现状作了剖析，并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办学；去行政化；人才培育；高校等级制；高校招生

收稿日期：2011-03-30作者简介：杨德广（1940-），男，江苏南京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市场经济的大潮，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阶段，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1999年扩招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提前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6．8%，

发展到2002年的15%，至今已达到26．5%。［1］

各类高校有3000多所，在校大学生逾3000万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教育阶段，不仅是量的飞跃，而且是质的飞跃、管理的飞跃。我们的教育理念、管理方式、体制、机制等，都应随之而变，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10个热点问题，正是转型过程中亟待探索的问题。本文对这10个问题谈点个人管窥之见，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中国需要那么多研究型大学吗？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庄严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需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后来被称之为“985工程”大学。顾名思义，“若干所”是指10所以内，起先说是两所，后来逐步增加，现在共有“985工程”大学39所，加之部委属院校中重点大学共45所。从中国的国情看，建设“若干所”研究型的一流大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主要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从事高水平原创性科学研究。从国外情况看，

80%的一流高级人才都是毕业于少数的一流大学（如美国在一、二十所以内），可见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性。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创新型的大师级人才，因此有必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扶持这些大学，包括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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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经费集中投入，把一些一流的科研中心、先进的仪器设备建立在这些大学，尽快让他们成长、发展。每年的经费投入不是几个亿，而是几十亿、几百亿元，让这些大学有实力到全世界招聘最优秀的人才，购置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承接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攻关项目，培养最优秀的人才。为了稳定教师队伍，要大力提高这些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让他们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从事教学、科研和育人的工作。对这些大学的考核应着重于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两方面，不可只重视出成果不重视出人才。

然而，我国要办三、四十所研究型大学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有“若干所”———最多十几所即可，大多数“985”高校应立足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因为我国目前最缺的是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如果把我国人才结构形容为“金字塔”，由“塔顶”、“塔身”和“塔基”三部分组成。“塔顶”是指尖端人才、决策人才、创造性人才，是少量的；“塔身”是承前启后的高端人才、高管人才、组织能力强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塔基”人才，就是第一线科技人才、操作人才，要有较强的技能，这类人才需求量最大。我国目前人才结构的现状犹如“失衡的金字塔”，即“塔基坚实、塔身断层、塔顶不全”，尤其缺乏“塔身”人才———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已构建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各类高校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大多数一般普通高校和高等职业专科院校主要培养“培基”人才，大多数“985”和“211”高校主要培养“塔身”人才，“塔顶”人才主要由少量的研究型大学承担。这类“学术研究型大学”，以学科型组织为主体，追求学科与专业发展，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关注研究成果。建议将现有的45所“985”高校重新定位，合理分工，保留少部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学科，目标是创建“世界一流”；而把大多数“985”大学和“211”大学改为应用型和创业型大学，改变以学科发展为中心、以获取学术成果为目标的办学模式，走创业型之路，主动与企业结合，互相参与，合作办学，共同开发新产品，共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真正的高水平人才、拔尖创新人才，不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在工作实践中培养成长起来的，因此，高校应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进企业，构建创业型大学。

如何把研究型大学转变为创业型大学，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兰特大学、日本的筑波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等，都是创业研究型大学。其共同特点是：1.与经济社会结合紧密，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崇尚解决现实问题，以发展高科技、催生新产业为目标，与政府、企业、社会建立紧密的新型合作关系，资金来源多元化，经费充足。2.从学科型组织向创业型组织转型。学校具有企业特征，适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构建跨学科组织，与企业界合作建立研发中心，联合承担国家攻关项目，联合培养人才，运行技术转让，开办衍生企业。3.创业型大学注重训练未来的企业家和创新人才，让学生参加创业活动，将学生置身于真实的创业环境中学习，面向学生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和多元化的创业活动。“大学里的发明一般都是来自学生而非直接来自教授，作为教师、教授们提供指导和资源，但实际的工作和想法通常来自学生。”［2］由此可见，创业型大学不仅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教学、科研、创业三结合中培养和造就了拔尖创新人才。

我国重点大学应参照国外创业型大学模式，紧密与经济、企业、社会结合，走出仅围绕学科专业进行高深知识研究的“象牙塔”。构建创业教育体系，如果将2/3现有的“985”大学及大多数“211”大学转变为创业型大学，在教师带领下，让大学生、研究生在创业环境中、在直接参与经济社会的服务中，担当起知识创新主体的角色，有助于学生成为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

二、中国能办这么多公立大学吗？

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但我国人均占有的高等教育资源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目前有4000多所高校，平均7万人口拥有一所；英国有700多所高校，平均8．5万人口拥有一所；日本有1200多所高校，平均12万人口有一所；韩国有400多所高校，平均每10万人有一所；而中国平均4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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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才拥有一所大学。从毛入学率来看，差距更大。我国仅为26．5%（2010），而美国为82%，日本为80%，英国63%、加拿大102%、韩国85%，中等收入国家入学率平均为43%。我国研究生人数也很少，2010年在校生为140万人，每千人口中仅1人，而美国3．38人，英国8．43人，韩国5．18人。［3］（P246 249）由此可见，中国高等教育还要发展，否则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美国经济超越英国，日本经济追赶美国，韩国经济追赶欧盟，其成功的共同经验是高度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我国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毛入学率应提高到50%左右，在校大学生发展到5千万人，研究生发展到500万人，才能更好地支撑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依靠公立高校和国家投入是不可能的，必须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有人把教育发展的期望寄托在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上，认为教育经费达到占GDP的4%以后，高等教育就可以大发展了。这是不切实际的。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可达40万亿人民币，如果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 的4%，为1．6万亿元，按20%的比例拨给高等学校，总计3200亿元，全国普通公办高校有1653所，每所高校仅能分到1．9亿元，即使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的6%，每所公办高校也只有2．4亿元。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人均每年按1．5万元计，每年高等教育经费至少要6000亿元，这是国家力不能及的。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公办高校办学经费十分紧张，政府拨款仅占各校总支出的1/ 3 1/2，因此不能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国家投入上，必须依靠社会力量办学，积极发展民办教育。我国目前有各类普通高校2200多所，其中各类民办高校共有658所（含独立学院），占全国普通高校数的28．2%，在校学生446．14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学生数的20．8%。［4］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民办高校的规模太小，我国高等教育对国家的依赖性太大。美国有2600多所私立高校，占全国高校的60．8%；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私立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70%以上。

我国发展民办高校有三条途径：一是巩固和发展现有的民办高校。我国现有民办高校336所，校均5000多人，应在现有基础上适当扩大规模，如校均规模扩大到8000人，则可增加100万大学生。同时应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集体企业、私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力争使我国民办高校（包括独立学院）规模占全国普通高校的1/3以上。二是巩固和发展独立学院。我国现有独立学院322所，在校生185．5万人（2009），他们是依靠高水平的本科院校，利用民间资金、公办高校的资源，依靠收取学费，在国家不投资的情况下创办起来的民办本科院校，由于质量有保障，受到社会欢迎。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创举，应支持这些独立学院办大办好，力争3 5年逐步脱离母体而独立。另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老本科高校与有关企业、个人合作举办独立学院。目前全国有700多所普通本科院校，大多数实力较强，潜力较大。如果其中600所举办独立学院，在校生规模1万人，可为国家培养600多万大学生。独立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学费收入，一般可按办学成本收费，政府给予适当补贴，这样可节省国家大量资金。三是将一部分公办高校改制为“国有民办公助”高校。我国现有各类公办高校2000多所，全部依靠国家投资，难以为继，难以发展，建议将其中的1/3改制。“国有”，指学校的土地、房屋等资产仍归国家所有；“民办”，是指运行机制按民办高校的做法，主要经费来源依靠学费收入、社会集资，政府不再是投资主体；公助，是指政府给改制高校一定的补贴，通过下达专项、奖励、人头费等多种形式，补贴总额可占总支出的20%左右。

减少公办高校、发展民办高校的意义有三：一是减轻国家投资压力，确保更多的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用于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建设；二是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办学积极性，让社会参与教育、关心教育，有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创新办学体制和机制，改变单一的国有化办学体制，有助于高校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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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三、高校“去行政化”为何步履蹒跚？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的讨论曾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热潮。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旁观者。还有些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高校不可能取消行政化”，“谈了也白谈，不如不要谈”。我认为这是一种消极观点。高校行政化倾向客观存在，应该纠正。2010年5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学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为高校“去行政化”指出了明确方向。

高校管理行政化是指不顾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完全依靠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行政运行机制管理教育、管理学术。高校行政化表现在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高校行政化的外部表现是：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机构庞大的管高校的教育行政机关，一所高校上面有好几个“婆婆”，政府主管部门对大学拥有领导权、办学权、管理权、经济权、考评权。大学党政领导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大学的学位授予权、新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由上级政府审批；大学的办学经费由上级政府拨给；学校办学水平如何、教学质量如何，也是由政府组织专家考核评估。尤其是由于政府掌握了拨款权，也就掌握了管理权，学校必须唯上是从。

高校行政化的内部表现是：一是高校内部按行政机构设置管理部门。高校内部的机构、干部也有等级之分，大学成了行政机关，等级森严，官气很重。大学变成官场，科长、处长以官员身份出现在校内，对教师施以行政管理。二是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分配，从重点学科的确定、专业设置及调整、课程结构及教学内容、教师招聘及职称评定，即无论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全由行政部门决定。三是行政权力官僚化，权力过于集中。有些高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有些高校书记权力过大，或校长权力过大，像企业老板那样管学校，大事、小事都得由他们拍板、定夺。“一把手负责制”、“第一责任人制”，在有些学校变为事事由“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可以随意进人、随意用钱、随意批条子，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四是教授和教职工权力被边缘化。高校内部按照政府行政机关的体制结构建立，机关干部（包括院、系干部）都是由学校任命的，他们只听从上级领导。由于高校行政权力泛化，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事务全部纳入行政管理轨道，教授和教职工既无行政权力，也无学术权力。简而言之，高校内部行政化主要表现在管理机构的行政化、学术事务的行政化、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人事聘任的行政化。

高校行政化，影响了大学自主权的发挥。从外部来说，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权力过大，对高校管头管脚，导致高校自主权难以落实；从内部来说，高校领导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财政又掌握在上级机关和官员手中，导致看上级领导脸色行事，迎合上级领导的需要，大小事要请示汇报，不敢行使自主权。高校行政化，削弱了大学的民主管理。由于高校干部是上级任命的，实行逐级行政管理，每项工作都是按上级指示办事，对上级“负责”，“领导”意识很强，民主意识很弱。由于大学内部行政机构庞大，行政权力很大，事无巨细由行政部门包办，因此，校院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等形同虚设，发挥不了作用。高校行政化，助长了官本位，不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由于行政等级越高，地位待遇越高，由于行政干部权力大，实惠多，导致学校追求高大全，以便上等级，不利于学校办出特色；导致教师喜欢当干部，要走仕途之路，不利于教师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

然而，高校“去行政化”为何步履蹒跚？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观念问题、体制机制问题。高校如何“去行政化”，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机构，是育人基地、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部门、工厂企业，必须按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运行和管理，不能按行政手段管理。大学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他部门的特殊地位和性质。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而只有在民主、平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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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氛围里，才能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才能充分发挥大学人的聪明才智。因此，我国高校必须“去行政化”，在教学、科研方面建立学术主导、教授主导的运行机制。

二是大学外部“去行政化”。主要是摆正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改变政府把大学当作下属行政机构来管理，改变“统、包、管”模式，转变政府角色。应明确大学的所有权归属，大学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政府不能以所有者的身份管理大学。应成立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管理学校。政府要改变对资源的分配方式，不应把经济权、考核权、评估权等统统控制在手中。可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可通过中介机构、行业协会行使考核权、评估权。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机制，实施宏观管理，如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监控学校的质量等。应取消高校等级制，取消由政府任命大学校长的包办制（下文专论）。

三是大学内部“去行政化”。主要是理顺校内的各种关系。高校内部“去行政化”，并不是去行政管理、去行政人员，是指去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官僚化、教授和教职工权力边缘化。要理顺党委、行政（校长）、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四方面的关系，切实做到“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党委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把握办学方向，主要负责干部的选拔聘任、培养教育工作，以及党建工作。校长负责，是指以校长为首的行政领导，负责全校行政管理工作。党委要大胆放手、大力支持校长和行政的工作，确保他们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教授治学，是指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应以教授、学科带头人为主体，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起领导和指导作用。高校要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对分开，要扩大学术权力，使教授在学术委员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民主管理，是指要充分发挥教代会的作用。教职工代表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学校的规划、经费使用，以及与教职工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度等重大问题要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征得多数人的同意。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改变事事由一把手拍板、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履行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还包括要经常听取广大师生员工、各民主党派、离退休人员等各方面意见，吸收师生参与管理等。

四、高校等级制不该取消吗？

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导致社会不公的根源。然而两千多年前等级制竟然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高等学校里滋生并蔓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高校分成等级。我国有副部级高校、正厅级高校、副厅级高校。副部级高校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地位均高于其他高校。据说，把“985”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为了便于这些大学与地方行政官员对话，如果级别不高，地方官员不接待。照此说法，将导致“级别对等”会见制度，岂不是把2000多所非“985”高校排除在与地方官员的会见之外吗？

二是招生制度上把高校分为等级。我国高考招生录取分为一本、二本、三本、大专4个等级。“985”、“211”大学是当然的“一本”，普通本科高校列入“二本”招生，独立学院办的本科列入“三本”招生，专科院校是最后一批招生。学生按照填报志愿顺序从一本到大专。这种等级制不仅体现在把学校分成了等级，而且把学生也分成了等级，优秀的学生（高分者）进了一本，较优秀的进了二本，较差的进了三本，最差的进了专科。前不久有些地区又实行了“平行志愿投档”，以确保高分者能进重点大学和名校。“平行志愿投档”的方式导致“名校垄断高分者，高分者统统进名校”，这种人为地把高校和学生分成等级，诱导学生尤其是优秀生都要跻身名校，跻身一本高校，否则他（她）就被认为不是优秀生了。于是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学生“名校欲”膨胀，一窝蜂地盲目涌向少数几所名牌重点高校。然而，不少学生到了名校，却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学非所爱，难以学有所成。而且大批尖子学生集中在少数重点大学，学校难以顾及每一个人，往往让这些学生自生自灭，不利于尖子生的发展。我国现行的高校等级制，加上“以高分论英雄”，按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的招生制度，是应试教育的祸源。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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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中学，从家长、学校到学生，都拼命追求高分，不达高分、不进名校誓不罢休。不少学生宁愿复读，明年再考，也不愿进一本以下的高校。许多学生为追求高分，追求名校，整天沉浸在作业、考试的题海大战中，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

三是在毕业生就业方面把高校分为等级。现在国内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规定只招聘“985”、“211”高校的毕业生，这是高校等级制的又一体现。由于在招生中把高校分成等级，在人们头脑中，那些副部级大学、享有一本招生资格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也是优秀的。这种“以校取人”是歧视非“211”高校，排斥了绝大多数毕业生的就业权，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法的。因为每个公民都有平等就业的机会。公平最重要的是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不给毕业生应聘机会，有何公平可言。用人单位不让毕业生参与应聘、参与竞争，怎么知道他优秀不优秀，胜任不胜任呢？不让学生参与竞聘怎么知道优劣呢？“以校取人”正是受等级制所害，想当然地认为名校学生都是优秀的，一般学校学生都是不优秀的。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些学生高考时因一时失误，一分之差落入非重点大学，但他们奋发努力，奋起直追，进步很大，成绩显著，在某些方面赶上或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学生。然而，不论你怎么努力，怎么有成绩，毕业后仍被一些单位拒之门外，连就业应聘的机会也不给，这种“以校取人”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也会挫伤在校生的上进心。而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学生，无论学好学差、表现好差，都统统可以进入就业大门，也不利于激励在校生的上进心。高考是指挥棒，是“以分取人”，导致学生拼命追求高分；就业也是指挥棒，是“以校取人”，导致学生拼命追求名校。要进名校必须高分，因而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根源在于高校等级制。

一位美国学者说过：“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的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发明要大得多。”［5］（P71）但是教育要发挥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必须以自身的公平为前提和基础，如今把学校分成等级，意味着把学生分成等级，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何以促进社会公平、“人类平等”？中国的高校等级制已开始蔓延到外国。2010年，某西方国家对中国学生申请出国留学，也要看是不是“985”和“211”大学毕业的。这意味着将把我国95%以上的大学排除在外。如果再不取消高校等级制，危害将越来越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存在“教育观念相对落后”，“素质教育推进困难等严重问题”。为什么“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呢？我认为要从源头上找问题。一是应坚决果断地取消等级制。让大学脱离行政、取消等级，回归教育、回归学术，按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办教育，把每所学校、每位学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有人认为，取消高校级别是矮化高校，将不利于与地方官员对话，将“一事无成”，显然，他们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全然不顾其他高校的利益。高校是学术机构、教学机构、育人机构，而不是行政机构、政府下属机构；切不可把高校的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行政地位等同起来。如上所述，把高校人为地分成等级，是封建社会留下的劣根，是导致我国中小学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祸源，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二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应在办学过程中、竞争中自然形成，是社会公认的，不应由政府敕封，更不能搞“终身制”、“铁饭碗制”。考核重点大学不仅要看“科研成果”，更要看“育人成果”，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成果。三是应该改变高分者全部进名校的政策导向，取消由政府钦定的重点大学对高分考生的垄断，取消按一本、二本、三本、专科顺序填报考志愿，取消“平行志愿投档”法，实行同类学校联考制，让学生任意填报志愿，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机会，这样才能改变高考高分者、尖子学生过度地集中在少数重点大学，让他们分流到更适合他们发展的高校和专业就读。

五、可否把大学校长任命制改为遴选制？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旧制大学进行了改造。为了确保大学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确保广大劳动人民子女读书的权力，坚持国家办教育、政府管教育，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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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学成为政府的直属机构。在这种背景下，大学校长的政治身份、政治条件放在第一位，遴选大学校长的标准依据选拔党政干部的标准，大学校长是由上级党组织选拔确定，然后由政府部门任命，这是从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选拔出来的多数人是优秀的、称职的，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完善、教育事业及社会的迅猛发展，这种行政化的大学校长遴选方法已不适应现时代要求，显露出许多弊端：一是我国政府的职能已逐渐发生变化，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高度集权向分权、放权转变，而大学仍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大学权力仍集中于政府已不合时宜。大学是教学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由行政部门任命大学校长，是对大学地位和权力的否定和剥夺。二是任命机构按不同级别把大学分成不同等级，把校长分成不同等级。这种官僚化的等级制导致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导致大学不是追求学术，而是追求权力。三是大学校长由上级机构任命，导致有些校长只对上负责，习惯于看领导脸色办事，缺乏竞争意识、群众观念，听不进广大教职工的意见。四是大众化后全国有几千高校，有的省（市）有数十所、上百所高校，上级主管部门来不及考察任命干部，常常由于选拔有误，有些高校的党政领导不能胜任工作，内部矛盾很大，不和谐，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学校的改革发展，上级部门或不了解下情，或视而不见，久拖不予解决，有些高校领导退休年龄已到或任期已满，因上级主管部门忙不能及时更换，影响工作正常开展，教职员工奈何不得。

总之，我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性、封闭性、局限性，缺乏广泛的民主性、自主性、竞争性，应该改革。如何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先看看美国、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如何选拔校长。美国法律规定，所有高校都是独立的法人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董事会，校长是由董事会遴选任命的。英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挂名的荣誉职位，通常由社会名流担任，英国大学的副校长是该校最高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我国台湾地区于1994年1月公布实施《大学法》，规定“校长之设置与遴选”，由各校组成遴选委员会产生，成员包括教师代表、行政人员代表、校友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其中教师代表不得少于总数的1/2。

美国、英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选拔大学校长的共同特点及启示是：1.大学校长遴选过程中，政府机构不介入，由董事会、学校、遴选委员会充分行使自主权。2.具有广泛的民主性。遴选委员会由董事会代表、教授代表、校友代表及社会知名人士等多方面组成，大学教授占的比重较大。3.遴选对象的广泛性。大学校长的候选人不局限于本校，而是向国内外发布信息，在国内外招聘，可以个人自荐，也可以联名推荐；可以是教授，也可以是企业家、银行家，有助于选拔最优秀人才应聘。4.遴选过程的竞争性。从选拔候选人到校长任职，自始至终公开、公平、透明，充满竞争性，从刚开始的众多候选人中，通过竞争选拔出3 5人，再通过竞争选出1 2人。5.我国台湾地区大学校长候选人最终确定1 2人，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既体现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

我国如何改革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我认为首先要在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方面形成共识。我国一些高校，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过于注重挑选院士当校长，过于注重校长的学术地位，是不可取的。现代大学是多元化、多功能的大学，大学校长必须能够扮演多重角色。他们要有高深学识，还要有超人的胆略、超凡的能力、宽阔的胸怀和旺盛的精力。他们不仅是政治家，更是教育家、管理家，要能胜任大学的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担当起现代大学的多方面功能。校长是学校的灵魂，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校长，我国大学校长应从更广的范围内，从全国、甚至全世界选拔出来。借鉴国外和境外遴选大学校长的机制，建议取消由上级机关任命大学校长的方式，建立新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1.在党委或董事会领导下，成立大学校长推荐委员会，由教授代表、党政领导、校友代表、社会知名人士13 15人组成，教授代表占1/2以上。2.由推荐委员会制定校长任职条件，向国内外发布招聘信息，可以个人报名，也可由10人以上联名推荐。通过资格审查后，确定3 5人，在推荐委员会扩大会上（吸收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学代会成员参加）公开宣传自己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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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

学理念、治校设想，然后由推荐委员会及与会代表无记名投票推选出1 2名校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的权重占70%。3.将无记名投票推选出的1 2名候选人，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并决定校长人选，张榜公示10天。4.若无异议，由上级主管部门正式任命。

这种方式体现了公开性、公平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民主性。最后由民主推荐出来的校长候选人，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六、中国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先生生前提出，中国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反映了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可谓一针见血，点到了要害之处。有人认为，杰出人才并非学校所能培养，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培养这种尖子人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学校教育是奠基工程，尤其是大学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我国青少年中的佼佼者都进入大学深造，绝大多数人汇集在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但为什么拔尖创新人才冒不出来，我认为应从三方面找原因：一是选材问题。我国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在选材上是以分论人，按分录取，认为成绩好，门门高分就是优秀人才。重点大学的关注点也是考分，竭力把高分者、高考状元“抢”到手。实践证明，分数不等于能力。创新型人才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兴趣爱好，具有独立性，能大胆提出问题，大胆怀疑，不满足现状，求知欲望强，对新生事物敏感，善于钻研，锲而不舍，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这些学生往往是偏科、偏才、怪才。因为考分不达标，无法进入大学或进到自己不喜欢的学校和专业，优质的潜能被压抑，天才的火花被泯灭。门门高分的学生中不乏优秀人才，但多数是“平而不尖”的人才，选入大学后很难成为创新型人才。二是育才问题。我国高校注重培养“听话”的学生，老师讲，学生听，学生按老师讲的去做、去考就是优秀学生。这是受传统教育理念影响的结果。我国传统教育就是老师带着学生读经书、读八股文，对经典著作只能是“注、疏、解”，熟读硬背，教条主义，忽视思维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没有生气，成为“没有大脑参与的记笔记活动，没有独立思维和想像力的参与，没有质疑，没有互动”。［6］在2010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说，中国大学最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大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牛津大学校长也称中国缺乏敢挑战权威的学生。［7］而美国的教育注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养学生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和批判性的聆听能力。［8］三是考核问题。我国现行的考核办法、考核标准不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政府对学校考核注重科研成果，学校对教师考核也是重科研成果。大笔教育经费是按科研项目下达给高校，从学校到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而不是放在人才培养上。有些教师说：“科研是硬任务，教学是软任务，育人不是我的任务。”重视“出成果”，轻视“出人才”的现象普遍存在。因为“出成果”有经费、有荣誉，是评职称、晋级的阶梯。而教学工作、育人工作不是考核的主要内容，与评职称、晋级关系不大。因此许多高水平的教授不从事教学工作，本科生见不到名教师、名教授。学校没有精力关注和培养尖子学生，采取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培养方式，对有潜质的“超常”学生没有采取超常规的培养措施。在考核方面，没有对学校、教师在育人方面的约束机制，尖子学生岂能脱颖而出？

高等学校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有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型大学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任务，应对全国2千多所大学分类定位，凡列入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行列（如“985”大学和部分“211”大学）及其他一些有重点学科实验基地、文科基地的大学，示范性高校等，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任务。其原因是这些学校有最优秀的教师队伍，有最好的设备和图书信息资料，有最好的学生来源，他们在国际交流、人才引进、经费投入、招生就业等方面都享有最优惠的待遇，有可能、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大学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地方，应把“育人育才”以及“出人才”放在第一位。这些高校应制订“出人才”的计划，落实到每个拔尖学生身上，落实到每个教研室、教师身上，要在经费、设备、时间等方面给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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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依靠“名师”、“大师”直接培养尖子学生。高校应挑选一些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教师担任尖子学生的指导老师。对有培养前途的尖子学生应从本科起配备导师。长期以来，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高水平的大学教授就是科研成果多、学术水平高，是学科领域带头人，忽视了他们在培养创新性人才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要真正培养出一批拔尖人才，必须依靠名师、大师。“名师出高徒”，这是至理名言。但只有让名师带“高徒”，指导“高徒”，才能出“高徒”。名师游离于培育人才之外，只是搞科研、写论文，是不可能出“高徒”的。名师、大师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要体现在人才培养上，要有明确的培养对象和培养目标。尖子学生的导师可轮流担任。要列出尖子学生的名单和对应的指导教师的名单，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必有效果，必出人才。

第三，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型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知识，有良好的人文修养，更重要的要让他们及早投入到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去。重点大学有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和科技开发项目，应吸收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尤其要把那些有培养前途的尖子学生吸收到课题组里，让他们做教师的助手，参加一些具体的科研工作。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做，可以分一部分内容让学生独立完成。重点科研项目、科技攻关项目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团队协作和奉献精神的重要载体，尖子学生在参与科技创新、科研实践的过程中，有助于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学生在与导师的近距离接触中，在参与科研实践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导师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思维方法、科研方法。由教师直接带领、指导学生参加一些课题研究，科研实践活动，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最好途径。

第四，为了做好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应改变现有的学校评估制度、教师考核制度和学生培养、管理制度。考核评估一所大学，不能只看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论文数量，还应看在校生及毕业生质量，看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多少拔尖创新人才。要从制度上解决名师上讲台问题，对教师的考核要区别对待。如担任拔尖学生培养工作的导师，不要刻意要求他们在课题经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数方面与其他教师一样“达标”，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和培养学生身上。应对名师上讲台制订鼓励政策。同样，对尖子学生也要采取新的培养制度，要因材施教，区别对待，不要把他们放在班级里与其他同学上同样的课，做同样的作业。在基础课学完以后，对他们应“计划单列”，由导师帮他们制订学习计划、科研计划，让他们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科研项目，参加“真刀实枪”的实践。如果将尖子学生与其他学生放在同样的“模具”中铸造，是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

总之，要解决“钱学森之问”，培养杰出人才，必须解决“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从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抓起。高等学校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要在培养方式、管理制度及学校评估制度、教师考核制度等方面创新，才能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七、高校能否把现行的“宽进宽出”

改为“宽进严出”？

我国高校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实行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毕业分配制度。学生入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入学后经过4 5年的培养，绝大部分学生都能毕业，即实行“严进宽出”的制度。“严进”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资源有限而考生较多，只能严格筛选、严格把关。严进的效果是学生质量较高，为宽出奠定了基础。“宽出”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入学把关严，学生整体素质好，具备宽出的基础；二是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招生时是按社会用人需求计划安排的，毕业后要按计划分配到各用人单位。

高校“严进宽出”制度适合精英教育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需要。然而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全国平均毛入学率已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 3%发展到2010年的26%以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在65%以上。过去，学生进大学的高考总分必须在五、六百分以上，现在只要有二、三百分就能上大学了，“严进”变成了“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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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但“宽出”依然如故，即“宽进”的学生绝大部分也如期毕业了。因此，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宽进宽出”，有些不符合上大学条件、不具备大学生素质的学生也进了大学。不少人进大学后，学习动力不足，只求混张文凭，存在严重的松、散、懒现象。学校和老师花了很大精力帮助教育他们，但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学不进，不求进取，我行我素。由于学校对出口把关不紧，有些民办高校从学费收入考虑降低毕业标准，致使这些学生仍能拿到毕业文凭离校。“宽进宽出”制度导致一批批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流入社会，影响了工作，影响了高校声誉，也影响了学风、校风，为在校学生树立了负面的榜样。

这种“宽进宽出”制度不宜再延续下去，应实行“宽进严出”制度，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我国高校“宽进”的现状不会改变，因为高校资源还在扩张，高等教育大众化还在向前推进，人民群众要求上大学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毛入学率还在增加，“宽进”的大门将继续打开，但“宽出”的大门应该缩小，把“宽出”改为“严出”。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美国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宽进严出”模式。一般高校、尤其是社区学院，高中毕业生可以注册入学，不必考试，毛入学率高达80%以上，但能够修业完毕取得学位者仅为50% 60%，淘汰率高达30%。法国“一般的大学没有任何入学考试或入学筛选，高中毕业生均可进入大学学习”，但入学后考核非常严格，“有40%的学生经过多年的学习不能获得任何学位和文凭而离开大学”。［9］韩国在大学招生计划中，追加了30%的名额，而在毕业时，至少有30%的人被淘汰。国外高校进入大众化、普及化后，实行“宽进严出”的制度取得了明显效果。大学的大门向每一位高中毕业生敞开，显示了教育的公平性，但入学后严格按大学的标准培养学生、要求学生、考核学生，全科合格方能毕业，对不合格者不姑息迁就，一律不予毕业。

我国高校必须变“宽进宽出”为“宽进严出”。“宽进”是指进一般高校、高职高专院校应放宽入学条件，高中毕业生只需参加联考或凭高中会考成绩、高中毕业文凭即可报名入学。有“专特长”的学生，只要会考合格，经推荐可免试入学。实行宽进政策，可减轻高考竞争的压力，为大多数想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升学的机会；可推动中学的素质教育，因为不再有高考指挥棒，不再以统考、以分数论成败，这样学校和学生本人不必紧紧盯住分数了，有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和专特长。“严出”，是指学生进校后，必须达到学校规定的培养目标，完成全部课业，必须遵守校规校纪，德智体全面合格，方能获得毕业文凭、学位证书。凡未达标者，不得毕业。对核心课程应实行教考分离，要制定淘汰制度，越是宽进的学校，淘汰率应越高，如注册入学的高校，淘汰率不低于30%。实行“严出”政策，可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维护高等学校的权威性和声誉，可对学习动力不足、学习不努力的学生起到制约、促进作用。国外高校的学生就是靠制度、机制约束自己、激励自己而没有辅导员、班主任管理，其中淘汰制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国高校有10万名管理学生的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仍然管不胜管，仍然对有些学生没有效果。因此，必须建立淘汰制，让那些不愿学习、不合格的大学生自动离开学校，把广大辅导员、班主任解放出来。

实行“宽进严出”，可有效地控制毛入学率。实践证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太高，难以保证教育质量。一般情况下，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高校学生管理处于最佳状况，也是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高峰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5% 30%时，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处于较佳状况，即较好管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毛入学率超过30%时，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处于较难管理状况，有1/4左右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毛入学率超过50%时，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处于困难管理状况，有1/3左右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我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该适度，不宜过高，有些人不愿上大学，不具备上大学的条件，就不要强人所难。各人的兴趣爱好、专特长和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上大学并非每个人的唯一选择和出路，如果无限制地提高毛入学率，不愿上大学的人、害怕上大学的人也进来了，学习效果并不好，管理也非常困难。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不可能限制学生报考高校，为了体现教育公平，即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应给每个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但进大学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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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大学的培养过程严格要求，合格者方能毕业，不合格者不予毕业。如果对入学后的学生要求不严，对不合格的学生也给予毕业，一方面有损于高校的质量和权威，另一方面有失教育公平。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宽进宽出”制度不宜再延续下去，应由“宽进严出”取而代之。

八、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还要延续吗？

目前，我国有400多所高校具有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在校硕士生有126万多人。［10］而在精英教育阶段，在校硕士生仅几万人。当时对硕士研究生的要求是“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也规定：硕士研究生“应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显然，在精英教育阶段，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以科学研究为主要学习手段，以获取硕士以上学位为目标的大学本科后高等教育”。［11］（P203）于是，不少高校自行规定硕士研究生不仅必须完成毕业论文，而且在校期间还要在公开刊物上发表1 2篇论文方能毕业，这一要求至今在多数高校未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和研究生急剧增长，招收研究生的高校从原来的几十所增加到几百所，不可能每所高校、每个专业都能培养出这么多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社会也不需要这么多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当今社会最缺的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技能人才，而不是学术型、研究型人才。近些年来，研究生就业市场最青睐的也是知识面较宽、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应用型研究生。如工程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多数从事第一线的管理工作，教育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多数到高校、中学从事学校管理工作。但是，就业市场的导向变化没有引起高校的关注，目前许多高校对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和方式仍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即不是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上下功夫，而仍在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上下功夫，逼着他们必须撰写论文、发表论文，这是不切实际的。目前中国的学术期刊只有2000多种，按每本期刊可以发表文章20篇、每月出一期计算，一年可刊登论文40万篇左右，即使全部让研究生用，也远远不够。

强制硕士生发表论文危害性很多：一是研究生质量不高，适应性不强。我国能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的高校和教师不多，大多数高校和教师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和能力，大多数硕士研究生也不具备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的基本素质。除部分“985”、“211”高校及少数高水平高校和学科外，大多数高校、大多数硕士研究生若朝着研究型、学术型方向发展，是勉为其难，质量难以保证。学生毕业后不伦不类，既不能从事研究工作，又不能从事管理工作、技术工作。二是为了应付发表论文，迫使研究生们为论文而论文，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之风盛行，花钱买论文、花钱买版面愈演愈烈。不少研究生进校后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能力培养上，而是放在应对论文上。面对学长们“课可以少上点，毕业论文可以随便点，但发表不了论文谁也救不了你”的“忠告”，有些人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影响了自己全面素质的提高。三是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为了“适应”高校和研究生的需求，有些不法商人把学术刊物变为赚钱工具，“代发论文，500元，包过”、“付费即可发表论文”的小广告在高校校园里到处可见。笔者在“百度”中输入“付费发表论文”，可得到50多万条的搜索结果。“代写论文”、“代发论文”已形成产业链，助长了“钱学交易”不正之风的蔓延。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评判权不在导师、学校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不法商人手里，实在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由此，对我国大多数高校而言，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方能毕业的规定应予取消，把广大研究生从论文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此，笔者有三点建议：

一是高校要改变对研究生的学术评价体系，“发表论文”并不是衡量研究生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针对不同学校和专业的学生，应采取不同纬度的评判标准，如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为主，应该有相关的论文要求；大多数高校是培养应用型研究生，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大知识面、增强实践能力上，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报告和学术活动即可，不必强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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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重点把好毕业生论文、毕业设计关。二是高校要为研究生创造一个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让研究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参加必要的科研活动，鼓励研究生撰写论文，提出新的观点。三是可以规定研究生参加必要的学术讲座、学术报告、学术研讨会以及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培养其自学能力、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等综合素质。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应将其主要精力用于专业知识的拓展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如文科类硕士研究生必须在“能说会写”、“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上下功夫，以适应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要。

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已经在2007年取消了“发表论文与研究生毕业挂钩”制度，值得我国其他大学效仿，把广大硕士研究生从发表论文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得以自由、健康地发展。

九、高校“自主招生”为何演变为“掐尖”大战？

自1977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以来，人们对“一考定终身”、“以分取人”一直持批评意见。教育部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在2001年批准东南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理工大学3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录取”；2003年扩大到22所高校，2008年扩大到68所，2010年扩大到80所，主要是重点大学。教育部明确规定，自主招生是为了让那些有培养前途的“专特长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录取人数控制在高校招生人数的5%以内。刚开始，多数高校立足于招收“专特长”的学生。由于一校单独招生成本太高，2010年以来，自主招生高校中出现了“结盟”招生，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约”有13所高校联盟，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华约”有7所高校联盟。于是其他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了全国理工类9校“同盟”、北京5校“同盟”，共有30多所高校已经分别组成自主招生联考。［12］这对由一所高校自主招生来说，可以降低一些成本，考生也可以一次选择多所自主招生高校。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享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并非立足于招“专特长”学生，而是为了“掐尖”，他们入盟的目的是怕落伍，怕被边缘化，［13］怕挤不进“掐尖”行列。

10年来的实践证明，高考自主招生已经“变味”，是弊大于利，而不是利大于弊。一是违背了自主招生的宗旨。自主招生的主要目是招收有创新潜质、学科特长的学生，包括“偏才”、“怪才”，而有的学校却明确提出要招收“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学生”，拒收偏才、怪才。据悉，每年高校自主招生录取的1万多名学生中，其中2/3以上完全可以从统考中录取，不必经过自主招生这一环节。真正有“专特长”的学生没有招进，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高校指导思想上就是为了“掐尖”，而拒招未上分数线的“专特长”学生；有的高校选不准什么是“专特长”学生，而只招高分优秀生；有的高校怕社会舆论说招“专特长”学生有“潜规则”、“开后门”，而不敢招“专特长”学生。这种不是立足于招“专特长”学生的自主招生，值得反思。二是增加了考生的负担。自主招生要经过“笔试+面试+高考”三道关。笔试由各高校自己出题，内容很广，远远超出了高中教学大纲的范围，比高考统考难度大。为了应对笔试，考生们夜以继日地备战，他们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休息日。面试也是由各高校的教授们出题目，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人文社科、时事政治，应有尽有。博学多才的教授们在面试中不了解面前高中生的知识深浅，把考生考得晕头转向。为了应对面试，考生只好去参加各种培训班来增长知识和技巧。大多数考生在笔试、面试中被淘汰了。已经筋疲力尽的过关者还要参加全国统考，达不到资格线仍不能录取，付出了巨大代价仍然被淘汰。这种损伤学生身心健康的自主招生值得反思。三是助长了部分名校享有的“掐尖”特权，导致全国性生源大战。不少自主招生的高校，不是为了招“专特长”学生，而是为了“掐尖”。一些高校利用自己的名气，加上享有的特权，在全国最好的重点中学优中选优，被选中的中学生感到很荣耀，落选的中学生感到很失望。其他名校、重点高校，不甘落后，各自“圈地”招揽优秀学生，把中学校长、教师忙得团团转，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高校自主招生“联盟”实际上是各校之间的“集团作战”，“结盟”在全国争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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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没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被边缘化，只能在

全国“统考”中招收学生。其中有些高校不甘于这种不公平待遇，也千方百计地推出优惠政策，提前到中学去承诺、许愿，希望也能招到一些优秀学生，一场以“掐尖”为中心的生源大战在全国愈演愈烈，受害者是广大考生。这种自主招生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吗？值得反思。四是目前的自主招生有失公平。享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1/4集中在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西等地都没有试点高校。在学校范围内，绝大多数是“985”、“211”高校，其他一般本专科高校没有自主招生权。从生源范围看，能报名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主要来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边远地区、农村的考生、贫困生无法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综上所述，部分高校提前自主招生，并没有达到招收“专特长”学生的目的，并没有减轻应试教育的压力，并不利于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反而成为“掐尖”游戏、生源大战，增加了学生负担和中学负担，增加了新的不公。因此，这种自主招生应该取消。建议全国实行联考、统考、免考多种招生模式。联考，即部分同类别高校可以联合招生考试，自主出题，考生不再参加全国统考。如现在的“北约”、“华约”、“同盟”等不再仅招5%的“专特长生”，而改为自主联考，按自己的计划招生录取，其中可招3% 5%的“专特长生”。上海、北京等地的高职高专近年来已不参加全市、全国统考，分别由4 5所高校联合招生，吸引了大批考生，减轻了统考的压力。有些学生基础较差，肯定进不了一本、二本，则可选考这些学校，效果很好。统考，即由全国或省（区、市）举办，大多数不享有自主招生联考的高校均参加统考。全国有2000多所高校，统考仍然是我国的基本高考制度。免考，指高等教育进入后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有些大专院校、民办高校，开放大学等，可采取注册入学的方式，凡是持有高中毕业文凭、会考成绩达到一定要求的学生，均可报名入学，不必参加任何考试。为确保教育质量，这类高校的核心课程应实行教考分离，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淘汰率在20% 30%以上。

十、千余名“高考状元”为何无顶尖人才？

据报载，自1977年至2008年间“高考状元”有千余名，没有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14］千余名“状元”无一顶尖人才，折射出我国教育的严重问题。“高考状元”是指高考分数第一名者、各门功课优秀者，这里不乏有发展前途的优秀生，但多数“状元”是“添加剂”的产物。在学校、家长、社会的逼迫下，他们把绝大部分时间甚至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各门功课的学习上，放弃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表面上是“状元”，实际上只有狭窄的书本知识。由于整天应付做题、考试，缺乏社会知识、实践能力，走上工作岗位后适应性差。考分不能替代能力，高考状元不等于优秀人才。我国教育制度一直重考试、重分数，衡量学生、教师、学校的好差优劣均“以分为本”。高考完全按高分到低分录取，高分能进名牌大学，差一分将名落孙山。从小学到中学，追求的就是高分，没完没了的作业，没完没了的补课，没完没了的考试，结果学生分数上去了，体质下降了，精神失落了，即使成了“状元”，最终却成为庸才。温家宝总理说，杰出人才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素质教育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人才，尽管从事的职业不同，但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于一身，表现出全面的良好素质。［15］（P34 35）高考“状元”不等于全面发展，只重高分有碍全面发展。高考“状元”无顶尖人才印证了这一问题。

由于盲目追求分数，导致应试教育愈演愈烈，高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少高校在追捧“状元”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有些高校不惜代价争抢高考“状元”，并以此提高学校知名度，制造获得“状元”之最的轰动效应，彰显学校的身价。2010年，高考刚结束，北京某著名大学即公布高考“状元”中除二成报考香港高校外，六成以上被该校录取；仅两天后，北京另一所著名大学公布，录取了全国九成理科“状元”和三成以上的“文科”状元。如果将两校录取的“状元”相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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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远远超过100%。名校的关注点在于招揽高分、状元，由于名气大，“状元”们自然蜂拥而至。然而“千余名状元”无顶尖人才告诉我们，名校不应在垄断高分和“状元”上比拼，而应在选拔最适合本校培养的学生、选拔有“专特长”的学生方面下功夫。不少重点大学缺少培养尖子人才的计划和措施，放任自流，使这些中学生尖子、高考“状元”平淡无奇地度过了4年大学生活。据调查，有的重点大学1/3左右的学生“后悔上大学”，认为在大学里“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16］从“状元”进校时风风光光，到毕业时默默无闻，再到职场上平平庸庸，高校应该反思，制定招生制度的政府部门应该反思，不能再搞“掐尖争夺战”、“状元争夺战”了。

千余名状元无顶尖人才，一是反映了招生制度的问题。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是以分数论英雄，唯分是举，没有关注学生的“专特长”和发展潜能。二是反映了高校在育人上的问题。许多高校招收了大批高考尖子生，却没有在“因材施教”、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下功夫。著名大学、著名教师把主要精力花在科研上、承担的项目上，对如何培养人才给力不够。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曾深刻指出：“优秀的学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关键看大学有没有本事把这批学生培养出来；高校不应看重招了多少高考状元，更多关注的应是能否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成才环境”。［17］

如何改变“状元”平庸的问题，应从三方面考虑：一是改变现行的按分数录取、以分数取人的招生考试方法。让不同类型的高校挑选最合适的学生，让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挑选最合适的专业和学校。把高分者、“状元”们分散到各类学校。尖子学生、高考“状元”们的兴趣爱好、专特长也是各不一样的。他们有各自的个性和价值取向，不能放在一个模子里铸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个性的多样性、自由性和首创精神，甚至是爱好挑战，这一切都是进行创造和革新的保证。”［18］（P86）因此应把他们放在最合适的学校和专业，让他们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二是要转变教育观念。学校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更不是为了追求高分，而必须“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19］也就是说要把育人放在首位。三是要改变培养模式，要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因人而异地制订教学计划、培养计划，让学生有学习的选择权。学校“要为学生创造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注重维护学生的尊严和人格，尊重学生的意愿和选择。”［15］（P20）除必修的核心课程外，由学生自由选修，自主构建知识结构，可以搞课程互换制、学分银行制，只要完成总学分即可毕业。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走出课堂，走出校门，使校内培养与校外培养相结合、校企结合、产学研结合。对尖子学生要专门配备导师，个别指导，并创造条件促进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要积极探索和实践大学与企业、与社会联合培养大学生、研究生的模式，如引导组织学生到企业、到社会接触实践、参与课题，承担一些科研任务和项目。我国每年有数百万大学生、数万名研究生要做毕业设计、毕业论文，但大多数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教师应带他们到企业、到实践中选题，不必一人一题，可以组成课题组，既发挥集体智慧在科技攻关、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又能“真刀真枪”地得到锻炼。应该看到，高考“状元”中的大多数人大脑发达，聪明过人，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只要精心培养，因人而异，为他们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注意激发他们的潜能，是能够茁壮成长，成为杰出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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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广：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10个问题

［8］黄金愈．我们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J］．同舟共济，2009，（5）．

［9］王正威．高校扩招后必须“宽进严出”［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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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胜军．民调显示34．7%的受访者后悔上大学［N］．中国青年报，200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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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9］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N］．中国教育报，2010－07－30．

Towards the Ten Hot Issues With Which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Confronted Since Its Entry Into the Stage of Mass Education

YANG Deguang

（College of Pedagogy，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Having experienced exceptionally rapid development，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mass ed-ucation．At present，while conducting reforms and pursuing further growth，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issues demanding prompt exploration and study．This paper lists ten hot topics which include：Does China need such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Can China afford to run so many public universities？Why is it that none of those most outstanding talents have come to the fore in China？Why is it that none of the1000top students who excelled in the national entrance examinations have turned out to become most promising talents？The paper analyses the status quo of each of the prob-lems before it proposes solutions and suggests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m．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on a mass scale，university education，minim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the rearing or bringing up of talents，hierarchy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enrolling system in universities

（责任编辑：吴澄）85

第3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