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理论演进与国别实践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推进。在理论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主张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以增强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标志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正式建立。随后,许多学者对于金融自由化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研究,同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推进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对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批判也渐渐增多。在实践层面,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应对70年代初期的“滞胀”,也纷纷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和约束,利率自由化、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相互开放,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等各项改革措施出台,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潜能不断被激发,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升级,金融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发明显。因此,金融自由化作为世界经济学科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首先对金融自由化的相关概念和内容进行了阐释,然后对金融自由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支持和批评的两个派别,由此在理论层面上展开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讨论。之后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背景和实践历程的考察,分别评述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总结认为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具有双向作用,但具体的效应很大程度上由实施改革国家初始的金融制度关键以及改革的政策步骤设计决定。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从金融自由化改革中的获益大于发展中国家。

一、金融自由化相关概念界定与内涵

(一)金融自由化的概念

金融自由化,对应的有两个英文词语,常见的是Financial liberalization,有时也用Financial deregulation,两者的本意都是“解除金融束缚”。

金融自由化一词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与其相对的一个概念则是“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①。麦金农和肖在各自的专著《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利率限制、高储蓄率、信贷管制以及各种对金融中介歧视性税收政策等“金融抑制”现象,会减少持有货币等金融资产的动机和可贷资金,降低投资的效率和质量,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他们提出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建议。他们认为通过金融自由化可以增加投资总量,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自由化的具体的措施主要体现为政府放松对金融产品价格、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等的干预,使金融部门的运行主要由政府管制逐步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

①对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在《经济自由化的次序》(李若谷,吴红卫译,1993,中国金融出版社)一书中进行了精炼的定义:“金融抑制是一种货币体系被压制的情形,这种压制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受到割裂,对于实际资本积累的质量和数量造成严重不利后果”

金融自由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自由化是指放松金融管制;广义的金融自由化不仅包括放松金融管制,还包括一切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

在不少文献中,学者们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当作相同的概念进行使用,然而这个概念在内涵上是具有一定差异的,所以需要明确区分。

金融深化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而言,其核心含义在于主张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放弃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成为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对比变化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此时金融业能够有效地动员和配置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的蓬勃发展的同时又加大了金融需求,并进一步刺激金融业发展,由此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便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状态,这种金融素质不断提高、金融作用不断增强的状态便被称作金融深化。因此金融深化的概念与金融发展相近,更侧重强调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

相对于金融深化而言,金融自由化是一个更宏观,更中性的概念,它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适用。在金融市场已经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意味着放松金融业的管制,而对于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内涵除了放松管制以外,更意味着不断加强金融体制的建设和优化。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率和汇率自由化,金融机构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很明显的是,这几项内容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他们的效果可能积极,也可能消极。所以,金融深化只是金融自由化的一种可能结果,而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条件。①

(二)金融自由化的基本内容

综观各国金融自由化历程,虽然在内容上多有不同,但几乎都包括了利率和汇率自由化,金融机构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内容。

1.利率和汇率自由化

价格自由化主要包括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

利率自由化是指使利率能正确地反映金融市场的价格与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利率自由化有利于投资者寻求最佳的投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有利于融资者正确进行融资决策,改善融资组合,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政府借助利率杠杆实现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提高金融效率。同时,金融中介在此过程也逐渐学会根据市场原则从事金融活动,对于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有积极意义。利率自由化一般都伴随着利率上升,从而有利于储蓄动员,调动社会金融资源。

汇率自由化主要是指一国由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实现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金融市场里,汇率是利率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价格信号,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汇率的作用是理顺外贸关系,促进贸易发展,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保持物价的稳定。汇率自由化的核心是让汇率自由浮动,实行外币自由兑换,同时再配以外贸体制的改革,实现外贸自由化。一般而言,金融自由化使国内利率高于国际利率水平,而在利差未被汇率贬值抵消时,会导致资本流入,而外资大量流入(特别是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入)可能会影响到国内当局对货币基础的控制,影响到物价稳定,从而产生“过度借款综合症”,这种综合症极容易使借款国家发生外资逆流的现象,导致宏观经济发生动荡。所以,在金融自由化初始阶段,各个国家应根据本国具体情况,确定合理的汇率自由化政策,适当控制短期资本流入,防止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2.金融机构和业务自由化

金融机构和业务自由化,主要指放宽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管制,允许同一金融机构同①张礼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时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等业务,也泛指金融机构开发业务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使得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其本质是放弃分业经营制度,使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向全能化发展。金融机构和业务的自由化可以促进金融机构的有效竞争,并充分利用金融资源,提高创新能力,增加盈利渠道,提高经济效益。

3.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

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是指放开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限制条件,对内指放宽金融机构的设立,对外指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的要求。对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的条件、程序的控制;对金融分支机构设立的限制;对金融企业合并所持的态度和政策。金融市场准入方面的管制是各国保证国内金融安全、稳定发展的有效防范措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纷纷放松了对金融市场准入的管制。各国金融市场准入的要求渐趋统一和透明。世界金融企业尤其是银行间并购活动的增加被认为是各国放松管制的直接后果。随着市场准入的放宽,金融机构市场竞争将加剧,从而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标准,改善金融服务条件。同时,银行业的适度竞争可使居民储蓄存款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企业投资。

4.资本流动自由化

资本流动自由化是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必然结果。资本流动自由化,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和资本项目下的资本自由流动两个层次,在这里主要指后者,即开放资本账户,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通过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改革,逐步取消对资本流动的各种限制,吸引外国资金进入本国资本市场,使国内公司、企业融资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同时外国资本的进入,带动了国内证券、股票、债券工具创新。而且资本流动自由化往往不仅允许外资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资本交易,也允许非本地居民投资其上市股票并允许国外企业在本地上市,使得国内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公司、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筹措到相对稳定的长期资金,极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

(三)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可以解除束缚在金融行业的种种管制,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较为频繁地发生。为此必须理清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的金融发展理论,1969年他在其代表作《金融结构和发展》(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中开创性地揭示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上层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973年肖(Shaw)、麦金农(McKinnon)等人则在考察金融市场及微观经济的基础上,揭示了金融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动员和配置资本的贡献。

总的来说,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是通过其对金融发展的促进和推动效应来体现的。金融自由化是手段,而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才是目的。一般认为金融自由化通过三种途径拉动经济增长:

(1)金融自由化可以增加资源的流动性,提升私人储蓄率,减少金融投资的交易成本,使更高比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

(2)金融自由化可以增强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提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最终提高生产效率。

(3)金融自由化可以降低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图1比较形象地描述了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图1.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金融自由化同样可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由于上述积极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的,而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正向功能被削弱。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由于减少了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管制,银行家们对风险的偏好会被极大地释放,因此必然增大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信贷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强,由此会不断暴露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放开,汇率的波动会变得更频繁和剧烈,国外的投机资本对那些制度基础薄弱的金融体系很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从而增加货币危机的风险。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的现实之下,金融自由化往往会增强金融的脆弱性,尤其是当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产生,以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都很明显地体现了金融自由化“双刃剑”的效应。因此,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伴随产生的金融脆化和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 由此也揭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与此同时, 为摆脱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窘境, 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 金融自由化就成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内容。金融自由化理论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缓解了金融抑制,吸引了大量外资,并增强了金融机构为投资项目融资的能力,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很多国家在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后陷入了金融危机当中,特别是在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成为了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因此,本文主要从支持主张与批评反对两个方面对金融自由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以展现理论界对这种双重效应的争论和演进。

在进行理论梳理之前有必要再次明确“金融深化”与“金融自由化”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问题,前文中我们已经理清了这两者的在内涵上的差异,但在理论界的讨论中,大多数的学者对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进行很明确的区分。在支持和主张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中,学者

们基本都是将金融深化与金融自由化等同起来使用,侧重探讨金融自由化的正面效应,在反对和批评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中,学者们则主要针对金融自由化的负面效应进行论述,通过理论来揭示金融自由化无法达到金融深化的各类原因。所以,在接下来的理论梳理中,金融自由化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从使用习惯的角度来看,实质上是相同的。

(一)支持和主张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和观点

1.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最重要的结论在于: 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而金融发展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金融发展理论为之后金融深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约翰·格利(J.G.Gurley)和爱德华·肖(E.S.Shaw)是最早专注于金融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他们在1960年合著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一书中开创性地指出,首先,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金融结构等内生因素使得政府过分管制金融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跨部门资金机制的形成是很重要的,所以创造储蓄投资制度化,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其次,金融发展更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即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技术的提高,金融产品的丰富,金融中介机构层次的多样化。由此才能创造一种良好的引致储蓄并使其根据投资收益的高低来有效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在1969 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一书当中,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基于35个国家自1860年至1963年间一百多年的数据,分析了决定金融发展的因素、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引致效应以及各国金融发展的普遍规律性趋势。①指出金融发展的实质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而其构造的金融相关比率也成为衡量金融结构演变程度最重要的数量指标。

(二)金融深化理论

1973 年麦金农(McKinnon)和肖在(Shaw)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两部著作中, 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现状进行了剖析, 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他们的金融深化理论实质是通过利率自由化拉动储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核心观点可以简化表示为:利率自由化→实际利率水平上升→储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

麦金农(McKinnon)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制现象入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内在原因, 以及如何在不造成较大的社会与经济代价的前提下实现金融自由化。在两个经济学假设②前提下, 麦金农认为储蓄倾向会强烈地影响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 而在任何确定的收入水平下, 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麦金农还认为, 投资与实际利率水平也呈正相关。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实行利率管制, 实际利率被压得很低, 因此会出现因实际货币积累减少而阻碍投资进行的情况, 从而使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肖(Shaw)则主要依据自身参与的金融改革实践来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的论述,他于1964年至1967年受国际发展机构委派到韩国工作,帮助韩国制定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改革方案。肖更加重视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更加强调资本形成中外源融资的作用。在此实践的基础上,他认为,首先,金融市场具有促进贫困经济体更加迅速和稳定增长的功能,他强调金融深化,关注金融资产比非金融财富更快的增长,使金融市场成为经济体系中各个市场的

①徐义国.《金融自由化:路径及其效应》,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19页

②麦金农的模型采用了两个经济学假设: ( 1 ) 所有经济单位都局限于自我融资, 储蓄者和投资者没有实质

性区别; ( 2 ) 投资支出具有不可分性, 因此在进行一项投资之前必须进行较大规模的储蓄和积累。

联系纽带,推动经济的发展。其次,提高存款利率会使流向金融机构的资金量扩大,而资金量的扩大是增加信贷资金供应和投资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主张应该消除人为的利率管制,强调银行体系自由准入和竞争的重要性。

概括而言,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不重视市场机制而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强行规定利率和汇率,使它们低于市场均衡水平,过低的利率抑制储蓄,过低的汇率(本币高估)抑制出口,阻碍经济发展,形成所谓的“金融抑制”。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当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金融自由化就是指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采取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程度的措施,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正式形成。

3.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

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后,许多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对金融自由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形成了“麦金农-肖学派”,其中以卡普尔(BK.Kapur)、马西森(DJ.Mathieson)、加尔比斯(V.Galbis)、帕加诺(M.Pagano)①等为代表。他们对麦金农和肖著作中未曾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建立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模型。

(1)卡普尔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

卡普尔(BK.Kapur)与马西森(DJ.Mathieson )1976年提出的利率自由化模型,着重论证了利率的提高与投资数量的关系。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较高的利息率会增加储蓄的水平,使银行部门扩大,从而导致投资数量的增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其核心观点可简化表示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数量增长→经济增长。

卡普尔的模型首次考察了金融自由化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卡普尔认为,在价格黏性且在适应性预期的情况下,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的下降会导致实际货币供给下降,进而导致银行信贷下降,因此稳定政策通常会使产出下降。而如果放弃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转而采取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那么,过度的货币供给将会被因为货币收益(存款利率)的上升而引发的对广义货币需求的上升所抵消。这样,不仅通货膨胀能被控制,银行存款增加,实际产出也将增加,从而可以达到稳定与增长的双重效应。

马西森更进一步地提出开放经济自由化模型,将自由化理论扩展到开放经济当中,进而考察资本流动对经济稳定和金融改革的影响。马西森通过分析认为,金融自由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潜在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最优政策组合应当分阶段进行。在自由化的初始阶段,增加贷款和存款利率,汇率贬值并低于其长期均衡水平,减少基础货币的国内部分增长率。第二阶段,可以考虑让汇率逐渐升值,逐渐减少名义贷款和存款利率,逐渐增加基础货币国内部分的增长率。贸易盈余和初始阶段的产出扩大将对汇率产生向上压力,使之回到长期均衡水平。

(2)加尔比斯的利率自由化理论

卡普尔和马西森的分析只是从投资数量角度分析了金融压抑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问题。而加尔比斯则通过分析金融压抑如何影响总体经济平均的投资效率问题,进而阐述金融自由化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其核心观点可以简化表达为:利率自由化→投资质量提高→经济增长。

加尔比斯(Galbis)1977年接受了麦金农关于发展中国家分割性经济的观点,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两个部门,即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二者的投资差异很大,前者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后者。在现代部门,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投资是大规模的投资,需要外部资金加

①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和加尔比斯的投资效率模型属“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一代拓展模型”。以帕加诺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被学术界称之为“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二代拓展模

型”

以补充;而传统部门中,“自我融资”是投资的主要特征。由于金融压抑的存在使得这种经济的分割程度更为严重。

假定政府规定存款利率上限,而贷款利率由市场竞争形成。因此实际利率水平会低于市场出清水平,这就意味着直接降低了部门可以利用的投资资源水平。而利率自由化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水平,使上述情况得到改变,从而从总体上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产出效率,有助于经济增长。

(3)帕加诺的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即内生的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当罗默和卢卡斯①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作为支持经济增长的要素植入内生增长模型后,有关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讨论掀起了高潮。

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资本的形成和利用效率又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帕加诺(Pagano)1993年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其核心观点的可以简化表示为:金融自由化→金融体系功能增强→经济增长。

帕加诺认为,在金融抑制情况下,由于对利率进行严格管制,会使金融中介机构的效率低下,增加它们占用的金融资源量,这样既会引起储蓄不足,又会减少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所以必然会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由于金融自由化的最初步骤是解除利率管制,因而,金融自由化的最初效应就等同于利率自由化的效应。利率自由化可以提高储蓄水平,增加流向产业部门的可贷资金量,提高投资效率。

(4)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新发展——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

金融自由化理论伴随着各国实施的金融改革经验而不断演进。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遭遇失败,90年代初期,东欧转型经济体也开始了激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再到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学术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设计和改革顺序进行了激烈讨论,逐渐形成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排序理论,对于之前的金融自由化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该理论强调一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其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初始条件,金融自由化的步骤和次序必须与其他各项经济政策相协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首先,斯维尼(RJ.Sweeney)1997年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重点是不同的。对于存在金融抑制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中心任务;而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而言,改革还要包括放开价格、私有化以及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等内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转型经济国家进行国内金融改革之前都需要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自由化排序理论又有了新发展, 综合改革日益受到重视。约翰斯顿(Johnston)1997年提出了评估排序战略的方法, 即对各种不同排序直接按其对金融改革广义目标的贡献来评估,他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应当融入到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在金融体系较弱的国家在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或同时,必须解决国内金融市场结构性的弱点。这种综合性的改革战略,也要求确立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配合。

此外, 艾希和汉博梅尔(S.Ishii,KF.Habermeier)2002年也主张, 资本账户的排序应基于对资本管制、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来评估, 并以此来设计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以及其它政策之间的排序。排序一般应遵循的原则为:强调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优先进行旨在支持宏观稳定的金融改革;必须对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其它

①保罗·罗默( Romer ) 1986 年的论文: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和罗伯特·卢卡斯( Lucas ) 1988 年的论文: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相继发表, 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

金融政策加以协调;要考虑到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初始条件,以及管理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的风险的能力;评估现有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识别并执行同改革有关但要有较长先导时间的应变措施; 努力保证改革的持续性和自由化过程中的透明度。①

(二)批评和反对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和观点

1.新结构主义理论

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十分坎坷,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陷入了金融危机的泥潭中,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受到空前的挑战和质疑。在此期间,理论界产生了一批反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学派,其中新结构主义学派(New structuralism)的观点十分鲜明,他们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弱点或者失败的原因出发,对金融自由化的意义进行了重新论证,并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们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两个:第一,“非官方市场或者是场外市场要比官方市场效率更高,虽然金融自由化扩大了官方市场的规模,但是却以非官方市场的缩小为代价,并且减少了实际信贷数量,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②;第二,“金融自由化会引起实际利率上升,而实际利率的变化会对运营资本产生成本推动的影响,这必将会使那些推行金融自由化计划的国家,在初始阶段会出现段经济紧缩的现象”③。

新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菲(EF.Buffie)、泰勒(MP.Taylor)、范温伯根(Van Winbergen)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特征改变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实际经济产生的效果。他们通过构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模型,主张通过产出的变化调节经济,而非价格调节。同时他们强调发展中国家信贷供给与非正式市场的重要性,认为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很难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1)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结构性特征改变了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传导机制

第一个特征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正式的、有组织的信贷市场(正规金融)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非正式的或者受压制的信贷市场(非正规金融)。新结构主义者认为,由于政府管制扭曲了价格信号,非正式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应该高于正式市场。因此,在金融自由化之后实际利率的提高,将使资金从非正式市场转移到正式市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实际信贷规模的收缩,并最终影响到经济部门的总供给。

第二个特征是由于实际利率提高引发的流动资本成本推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所需的流动资本通常是通过银行借款或者非正式市场上融资,且后者是提供流动资本的主要来源,实际利率成为影响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自由化之后利率的突然升高,类似于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还会迫使企业更多地转向非正式市场筹资,从而进一步推高非正式市场的利率,这使得企业投入要素的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供给下降,其直接结果常常是经济处于一种滞胀状态。

(2)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的结构特征增加了利率机制的复杂性

新结构主义的代表学者泰勒(Tylor)和范温伯根(Van Winbergen)1993年认为,利率的提高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取决于正式市场准备金水平的高低,因为非正式市场没有准备金要求,如果正式市场存款准备金过高,那么资金从非正式市场流向正式市场后,会使得社会整体的信贷供给减少。布菲(Buffie)1984年还指出,如果非正式市场提供信贷的信贷资金在整个社会信贷总规模中占的比重更大,并且居民在非正式市场持有的存款与他们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间的替代弹性很高,就会出现因为金融自由化所导致的社会信贷总量不升反降的情

①引自王凤京, 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综述,当代财经[J],2007年第6期.

②参见Tylor. M.Slkorskl,1996,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ublished b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p92.

③参见Buffie E.F 1984 , Financial repression, the new structuralists,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semi-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况。这样的现象在短期通常是不可避免的,从长期来看,储蓄效应所引致的财富增长会抵消上述的不利影响。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并不必然是自发均衡的,储蓄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的上升。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市场并不总是在充分就业水平自发平衡,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扩展和补充。新凯恩斯主义学派(New Keynesianism)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评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提高实际利率可能引起银行系统动荡

伯克特(Burkett,1991)指出,利率提高可能导致有效需求受到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而影响资本积累。存款率的上升一方面会使得存贷款增加,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储蓄边际倾向上升。当后者的效应超过前者时,总需求和产出将会下降。他们还认为,市场出清的实际利率可能是负值,因此政府提高实际利率水平到正值,有可能导致“向上的金融压制”,引起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2)信息不对称可能逆向影响银行贷款的质量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很容易出现。达特(AK.Dutt)1991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正式信贷市场还很不完善,普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不具备帕累托最优效率。在这样的情况下,有限的政府干预能大大提高单个经济体的效率, 因此政府干预不但能使金融市场运行得更好, 还会改善经济绩效。他特别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使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 并认为适当的金融压制反而能够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起利率迅速上升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会导致银行贷款投资的恶化, 还会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由此推论出,因金融自由化而导致的利率上升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罪魁祸首。

3.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 school)认为,经济能否发展取决于制度安排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麦金农和肖的传统理论忽视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DC.North)1991年认为,投资的增加、劳动投入量的扩张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真正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制度,是一种能够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经济的增长、停止或者衰退的方向”①

新制度学派主要通过考察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来反驳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制度缺失的金融自由化会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长期以来,利率自由化在金融自由化理论和实践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对利率改革的高度关注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市场培育等方面的改革力度,早期金融自由化战略的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金融中介改革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应注重金融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市场结构和银行行为也会直接影响政府的金融自由化的政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是由少数银行垄断的,政府可以对这些垄断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使得在不提高利率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也可能实现。

(三)金融自由化相关理论的评价

综上,戈德史密斯有关金融结构的开创性研究展示了金融体系变迁的结构性特征,为后续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特征及危害,这在金融自由化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的成果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麦金农-肖学派”和“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关于金融自由

①参见DC.North,”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1,No.1

化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上的进展与同时期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相互呼应,根据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进行着调整和更新。

但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是其在假设前提上的缺陷不容回避,其两个隐含的基本假设,即完全信息假设、利润最大化竞争行为假设以及制度分析的缺失使得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十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也忽视了其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的事实。其次,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基础上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未能解释改革的动态过程中所隐含的风险,从而没有能够全面地考察金融自由化过程的收益和成本。再次,金融自由化理论对于改革所必须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要素未能进行深入的解析,而实际上,制度因素是决定金融自由化路径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金融自由化理论中,不能回避制度质量、政府行为以及中央银行等重要因素的分析。最后,金融自由化理论侧重于解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未能全面地考察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控制、金融危机防范等之间的关系,80年代之后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对金融自由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该理论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金融自由化的国别经验

20世纪7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席卷了全球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全球金融自由化水平明显上升,如图2所示。

图2 全球金融自由化指数走势图①

资料来源:Graciela L. Kaminsky,Sergio L. Schmukler,(2003)” SHORT-RUN PAIN, LONG-RUN GAIN: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NBER, Working Paper 9787

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金融自由化的效应往往千差万别。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经济优势在金融自由化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基础之上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全面放开利率汇率、资本流动和市场准入等限制,由于宏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及改革时机比较适宜,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大部分效果都比较好,对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正效应。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和IMF等国际经济组

①注:金融自由化指数(index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是由资本账户、国内金融部门和股票市场三个部分的综合自由化程度构成。1代表完全自由化;2代表部分自由化;3代表金融抑制。测算的样本中,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包括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巴西、韩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成熟市场国家(Mature Market)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4个发达国家。

织的推动下,在初始条件尚不具备、制度缺失、实力薄弱、监管不力的情况下,盲目地过早、过度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反而暴露和加剧了该国的金融脆弱性,最终演化成了金融危机。下文将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的背景、历程和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出对金融自由化改革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正面和负面效应。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

1.发达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背景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是在由滞胀引起的“脱媒”危机,金融混业经营意愿加强,以及跨国公司快速发展,金融全球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展开的,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

(1)通货膨胀的加剧危及金融机构的生存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使得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当中,1973年—1983年期间,主要工业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美国8.4%,加拿大9.4%,法国11.2%,英国13.6%,法国16.8%,日本7.7%。其中在1979年末,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了20%。长期的高通胀率的压力之下,由于受到Q条款①的限制,商业银行的存款吸收能力急剧下降,导致了新形式的货币信用危机——“脱媒”危机。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商业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向利率更高、流动性强、期限短的金融资产。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有1/5的储蓄和贷款协会关门停业。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机构危机让金融自由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2)金融机构竞争加剧推动混业经营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了严格的金融管制,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各国希望通过限制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例如在美国,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分离,在日本则实行更加严格的银行业务和机构划分,由政府直接安排和制定不同机构的业务职能。然而在严格的业务限制和利率管制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同时随着20世纪60年代金融环境的变化,政府放松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如利率限制以及新型金融工具的限制首先对证券市场放开。这种利益上的不平等与管理上的不均衡使得商业银行强烈呼吁取消专业化限制,允许银行从事证券业务。随着金融机构分业经营限制的取消,金融机构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各个金融机构不断开拓新业务,创造新的金融工具以满足市场需求,对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要求放松资本管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在经济、技术、资金上的联系不断加强,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国家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加频繁,规模也不断扩大。资本的本性使得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从而要求政府放松管制,以更加自由地开展业务。面对国际业务的高收益,国内资本对限制政策强烈的不满,各国政府也渐渐意识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管制过于严苛必然导致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变得迟缓,因此发达国家之间通过不同的协议安排,逐步解除了外汇管制,开放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2.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纷纷进行了一场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各国放松管制的程度和进程各不一致,涉及的领域也不完全相同,但归

①美国制定的《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中的"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对定期存款也规定了最高利率上限"(也就是禁止支付竞争性利率)的条款,因为它正好位于第Q项,所以金融界称之为Q项条款。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货币政策由利率控制转为货币供应量控制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一直侧重于利率控制,货币调控主要针对反映短期和长期资本市场情况的利率变动,对于货币供应的变动很少注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将货币总量控制作为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手段,用货币供应量控制替换以前的利率控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同时修正了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官方标准,扩大了货币范围。这样的转变,为接下来推行利率自由化的政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2)利率自由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利率管制一直是发达国家金融管制中最基本、最为常用的措施之一。因此在放松金融管制的进程中,对利率限制的放松便成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虽然各国放松利率管制的措施各有侧重,但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逐渐放弃原有的对各类金融工具的利率限制,使利率的确定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经营成本,逐步实现利率自由化,并引进竞争机制,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美国利率管制的放松始于《1980年银行法》,法案的主要目标是修改或取消利率限制。《1980年银行法》实施刚两年多,通过了《1982年存款机构法》,即高恩—圣杰曼法案,法案推动了Q条例的分阶段废除。自1984年1月起,凡受Q条例约束的账户,其银行与非银行存款机构的利率限制差距应一律取消。英国在1971年5月公布了《竞争和信贷控制法案》,迈出了利率自由化的坚定一步。1981年8月英格兰银行将基础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联动,正式实现了利率自由化。1978年6月以后,日本银行逐渐取消了银行间资金市场的利率限制,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不再受利率上的限制。到了80年代新涌现的金融工具如各种信托证券、投资基金等,利率都已经实现了自由化。1984年,日本政府发表了《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及发展》,规定到1987年将最终取消对大额存款、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的限制,到80年代末,日本也基本实现了各种利率的自由化。

表1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价格自由化

(3)解除外汇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实行浮动汇率制给西方各国相互之间开放资本市场提供了现实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大大提高,废除外汇管制就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努力的方向,也是西方各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陆续取消了外汇管制,80年代初期,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也逐步开放了资本账户。

在放松外汇管制的同时,西方各国纷纷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在本国自由建立分行,放宽外国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放松对证券市场的控制,允许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控股本国的证券投资机构,从而自由进入证券交易市场,取消了外国居民在本国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限制。这些措施旨在加强本国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本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海外扩张和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自由化的进程见表2:

资料来源:徐义国,《金融自由化:路径及其效应》,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第46页

(4)金融机构业务范围自由化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与管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融合越来越明显,出现了各种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多样化、组织机构综合化和全能化的趋势。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在可以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实现了业务融合。同时,金融工具与金融交易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各种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下,各种组合式新型金融工具与新的交易方式不断涌现。其中以美国的改革最为典型。1982年美国在颁布了《1982年存款机构法》即高恩—圣杰曼法案后,消除了储蓄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区别,商业银行允许跨行业、跨州兼并。其后,《1995年金融服务竞争法》的实施,旨在彻底拆除导致银证分离的法律障碍,推动银行界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领域进行全面竞争。此举曾被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为“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性进展”。1999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企业从事具有金融性质的任何业务,即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从而宣告了历经60多年的分业经营模式的彻底终结,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的正式开始。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业务范围自由化的进程见下表:

表3 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业务范围的自由化

3.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成效与经验

从各发达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给各国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带来的一系列正向效应主要体现为:

(1)利率自由化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增大,储蓄率的提高和投资的增加对帮助各发达国家走出70年代的滞胀困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外汇管制的消除使得发达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推行使得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正向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和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3)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提升使得国内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促进本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海外扩张和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4)金融机构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变加快了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竞争,业务多样化、机构综合化和功能全面化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提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极大地鼓励金融创新。

由于金融市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作用越发明显,得益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各种正面效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从80年代之后都取得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

然而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自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由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和金融监管的缺失,使得金融系统的风险和波及效应不断上升,一些很小的操作风险都可能导致金融系统的剧烈动荡,也不断地考验着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中发生的各类例如1995年2月,英国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交易员里森因越权过度使用衍生合约而使具有29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破产倒闭;1995年,日本大和银行因长期非法交易美国国债,导致1100亿日元的巨额亏损。而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不仅仅使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都陷入明显衰退,也导致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

1.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背景

(1)扭曲的金融市场阻碍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开始与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有很大关联。20世纪50年代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以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为核心的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共同点都非常强调政府的作用,即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其主要使用的政策是低

汇率政策、低利率政策、信贷配给、低农产品价格、低工资和贸易保护政策。

经过长期的政府严格管制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便形成了一种畸形态势:金融市场被严重分割,没有全国统一的市场和价格。由于发展中国家分割的市场上因信息隔阻、人为控制等行为的存在造成部分组织较发达,部分组织相对落后的局面,金融结构存在正规化现代金融组织和由非正规金融活动衍生而来的其他金融组织并存的局面。这种二元金融结构严重抑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也使得资金价格严重扭曲。不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都在政府的要求下被压得很低,严重偏离了市场供求水平。这种低而僵硬的利率在刺激投资的同时也压制了储蓄,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并导致国内信贷资金严重不足。低利率使本来就处于短缺状态的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昂贵。资金的紧张状况加剧,导致金融寻租行为。表4可以看出,70年代到80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储蓄率呈下降趋势,同时经济增长缓慢。

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从7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金融抑制给经济所带来的阻碍作用,各国政府增强了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尝试放松对金融的过分压制,推行金融自由化。

表4 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70年代初至80年代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摘自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P147表A4

(2)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初,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即:金融市场价格扭曲,信贷管制,金融市场分割,运行效率低下,官方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不发达,地下金融交易十分活跃,高准备金率和通货膨胀等。二人在其各自的专著中系统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基石。麦金农和肖提出了一整套金融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即:放开利率,鼓励银行竞争,扩大给效率高的小经济单位的贷款,金融改革与财政改革同步,金融改革与外贸改革同步。而这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建议,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后来金融体制改革实践的理论依据。

(3)金融全球化的加速与国际组织的推动

20世纪70年代全球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信息科学技术革命,它彻底改变了金融观念,并直接导致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产生,并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新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使一些金融活动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促使大量中小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企业不断涌现出来,其次又通过网络效应和市场连接促使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规模经济效应更加突出,推动了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一体化和联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在互相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也通过IMF等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20世纪70年代之初,IMF就将利率自由化列为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稳定计划的一项基本要求。9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资本管制IMF也一改容忍和支持态度,积极推动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2.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内容

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主要集中在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尽管各国金融自由化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做法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和具体实施步骤的差异,金融自由化在各国的实际效果并不相同。以下将主要梳理拉美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历程,总结发展中国家在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

(1)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进行了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

拉美国家在传统上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较深,尤其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美国家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但促使拉美国家改革的最直接原因则是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不前。以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为例,它们在70年代初普遍的境况是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大。

表5 智利、阿根廷、乌拉圭金融自由化前的宏观经济状况①

国家年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GDP 经常项目逆差/GDP 智利0.7 >150 13 1.5

阿根廷 2.8 >82 12 1

乌拉圭 1.6 >50 2.5 1.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拉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具有典型的激进特征。拉美有过两次引人注目的金融自由化:第一次始于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逐渐趋于停顿,主要是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南锥体国家进行的。南锥体国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 实行利率市场化、取消定向贷款、降低银行储备金比率等。拉美国家的第二次金融自由化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达到高潮,这次自由化是该地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第一次金融自由化相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不再限于少数,而是几乎遍布整个拉美大陆,只有海地、巴拿马和苏里南3国基本上很少或没有采取金融自由化措施;第二,除南锥体国家在70年代采取的放松利率管制、取消定向贷款和降低银行储备金比率等措施以外,第二次金融自由化还采取了对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积极引进外国银行的参与及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等措施。智利、阿根廷等五个国家的具体金融自由化改革历程归纳于下表6中:

表6 智利等四个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

①注:智利数据是1971~1973年,阿根廷和乌拉圭为1971~1975年.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几乎同时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金融自由化.

资料来源:庄晓玖,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国际比较,金融论坛,2007

(2)亚洲新兴国家的金融自由化

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正是按照金融深化理论政策建议而实施的。金融改革的重点是放开利率,减少对信贷的控制,增加金融体系的竞争和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增加汇率安排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加强监督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概括起来,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利率自由化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完全放开对利率的管制;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则采取渐进的方式,对受控利率放宽其幅度,取消了部分利率上限并经常对利率加以调整。利率自由化再加上在降低通胀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利率由负变正①;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深化指标M2/GDP在20世纪80年代都显著上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一比率在1989年达到了60%—90%,印度尼西亚从1983年的20%上升到1989年的35%。

②减少信贷控制,降低准备金比率

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减少或取消了对银行贷款总规模的直接控制,并逐渐减少按部门配置信贷的比例。例如韩国政策性金融在存款银行贷款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从1980年的40.7%下降到1988年的33.3%,政策贷款占国内信贷总额的比重则从1982年的18%,降至1995的5.3%。印尼虽在1983年放弃了选择性信贷限额,但央行仍向对优先部门提供贷款的银行提供优惠性再贴现。在准备金方面,各国一方面取消了优惠准备金,统一了标准并

①曾万达、罗伯特著,黄兴海等译:《亚洲国家金融自由化、货币需求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版,第8页

扩大了缴存准备金的金融机构范围;另一方面,不同程度降低了准备金比率。马来西亚的准备金率从1974年的10%降到1979年的5%,以后大体维持在3.5%-6.5%。韩国的准备金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20%-27%降至80年代的4.5%-10%。印尼则在充分准备之后,于1988年把存款准备金率从15%大幅降至5.52%。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走在前面的新加坡却始终没有放弃选择性信用政策。①

③促进金融机构竞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为了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亚洲各国和地区都采取措施鼓励银行之间的竞争和改善银行的管理,这些措施主要有:鼓励建立新的金融机构,扩大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和对外资金融机构限制,国有银行民营化以及给予金融机构更大自主权等。与此同时,各国和地区也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金融机构,统一并改善金融管理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经营不善和违规操作的金融机构进行改组等等。例如,从1981年到1983年,韩国政府先后将韩国银行、第一银行、汉城信托银行和朝兴银行等实现民营化。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立法允许新银行建立。从1982年至1992年,商业银行从6家增至14家。与此同时,对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要求也大大降低,新成立了44家储蓄公司和10家金融投资公司。对银行业务限制的减少则使金融机构的业务迅速向多样化发展。

④减少资本控制和增加汇率灵活性

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放开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到20世纪80年代初,印尼、新加坡已基本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马来西亚对非本地筹资的国际资本流动限制极少,只控制资本输出,对资本输入则基本不予控制。韩国一直对资本流动控制较严,到80年代后期采取了一些开放措施,对外国在韩直接投资和韩国居民的海外投资放松了管制。早在1975年,新加坡就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到1978年完全解除了汇率控制,使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趋于一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一般都维持固定汇率安排,通常是钉住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和地区朝着更为灵活的汇率安排迈进。到1989年,有些国家钉住一揽子货币(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如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斯里兰卡等。

3.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与教训

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其积极效应是清晰可见的:金融中介作用得到扩大,初步形成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金融市场不断发育,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所提高,利率制度和汇率制度日趋改善,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趋于市场化,能更有效地反应资本的供求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然而在金融市场和制度还很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双刃剑”效应体现得更加明显,改革过程中政策设计不当,以及对银行机构等的监管缺失,资本账户过早过快地开放,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暴露得更加明显。从表7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十分显著。

表7 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真实GDP增长率(%):1994—1998年

①黄梅波,《世界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199页

1997 7.0 -0.4 5.5 7.7 4.6 5.2

1998 4.9 -8.0 -5.5 -6.8 -13.7 -0.5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IMF(1999)

对于拉美国家而言,激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80年代之后发生的的一系列银行业危机和金融市场的紊乱上,众多学者将之归结为拉美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时间表与宏观经济、收入水平、各项金融政策的协调不恰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7年发表的《金融自由化的风险:智利的教训》一文中,对激进式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了反思,认为智利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改革目标太长远,对金融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对银行业务几乎就没有监管。该文还指出在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对银行的放贷规模进行控制是很有必要的,不能单纯追求利率市场化。世界银行的《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也认为,拉美国家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与当时爆发银行危机的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府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并没有对银行业实施相匹配的谨慎监督,这无疑是导致银行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

对于亚洲各国而言,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让其积极效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特别是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改革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为其经济在80年代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对于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逐渐步入经济转型的阶段对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转型特征考虑不够充分,在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和配套政策上出现明显失误,过快过度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最终演化为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对金融自由化缺乏足够的准备,在国内宏观经济不够稳定的情况下,仓促实施自由化改革,比如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由于外向型经济受到来自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邻近国家竞争优势的压力,出口增长减缓而进口不断扩大使经常项目逆差居高不下,但政府的金融改革政策并未真正促进进出口工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大量资金涌入非生产性部门。

(2)国内金融制度与监管体系不健全。除新加坡外,其他国家的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而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降低。尤其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长率要比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低得多,直接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在中央银行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下,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急剧扩张使金融运行风险大大增加。

(3)金融市场过度开放导致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涌人。2O世纪8O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国家放宽了金融管制,包括取消外汇管制、提高外资在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率、放松外资银行准人条件等,这些措施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促使外国资本大量涌入。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尚不规范,政府缺乏有效监管措施,同时这些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性大,投机性强,从而极易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

(三)总结:金融自由化的收益与成本

经过以上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梳理和分类可以看出,在理论层面,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存在许多争论。在实践层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历程的回顾,从实践层面也进一步证明了金融自由化对经济中增长的双重效应。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人们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不断产生质疑,特别是2008年之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让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开始重新思考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产生了更多的疑虑。然而,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金融系统在现代经济中的影响影响力已经越来越

大,甚至居于核心的地位,因此在综合了各方理论观点,并以发达国家和拉美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之后,本章认为金融自由化在对于不同初始条件和制度环境之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效果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本章试图描述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系统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效应,最后对金融自由化对于经济增长所可能产生的收益和成本作出以下简要的总结:

从总体上看,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可以从以下五点体现:(1)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个交易主体的风险承担;(2)有利于获取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使得资本的配置效率更加优化;(3)有利于较强对金融机构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4)有利于动员储蓄和大规模资金积累,通过投资的拉动经济增长;(5)有利于促进专业化的分工和交换,催生更活跃的交易和技术创新,推动长期的经济增长。①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表8为27个国家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前后10年间真实GDP增长率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后,经济增长率比实施之前平均高出了约1%。

表8 27个国家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前后10年的真实GDP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G Bekaert,CR Harvey,C Lundblad: Do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spur growth? (2001) NBER Working paper.

①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57页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探析

摘要:文章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流派进行了回顾,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我国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出相关的政策结论。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代写论文。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

简析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 姓名:LWJ 学校:河北大学 学院:研究生院 年级:2013 专业:区域经济学 学号:20130092

一、区域经济增长 (一)含义 狭义的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区域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用货币形式表示,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用实物形式来表示,就是各种产品生产总量的增加。广义的区域经济增长则还包括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产品需求量的增加等。 (二)衡量标准 衡量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指标是区域经济增长率。衡量区域经济增长除了测算增长总量和总量增长率之外,还应计算人均占有量,如按人口平均的区域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区域经济增长的核算通常依靠GDP、GNP等统计数据。基本方法一般以本年度的GDP总量对比往年的GDP总量,而得出经济增长的百分比。 (三)具体要求 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就是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而内涵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投资、劳动和技术进步。 1.投资 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50%以上。我国过去25年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促成的,投资增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在1980年接近30%,2002年突破40%,2003年达43%(许小年,2004.),因而投资增加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劳动 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能否步入高级化良性发展轨道,关键在于它是否拥有足够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和运用新技术的人力资源,也即是否具有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等高级人才资源。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表明,增加教育投资,从而使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长9%。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强调:“改进穷人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我国近年来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就与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有着必然的联系。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概要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突出两大特点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上述两方面的发展正在并将继续对全球,以及全球各国与各经济体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经济全球化顾名思义就是一国的经济活动日益融入全球,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而什么是经济金融化呢?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经济与金融日益相互渗透融合及社会财富或资产日益金融资产化,并由此带来了经济活动对金融的依赖日益提高。 一、金融的一般概念 1、金融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中,金融一词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简而言之,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提供资金融通的场所就是金融市场。 ——金融有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之分。由于金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断发展完善的,金融概念本身也在动态发展,从而有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之分。传统金融是指以银行为主的货币市场体系,而现代金融则不仅包括货币市场,而且包括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是一个大金融的概念。 ——金融市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市场是以“货币”为交易对象,通过买卖各种信用工具融通资金的市场。它主要包括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资金交易,如货币的借贷、票据的承兑与贴现业务等。广义的金融市场除包括银行业务外,还包括有价证券买卖、保险业务、信托业务、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业务,以及其他各类金融衍生业务。一般来说,在现实经济中,我们按金融活动类型将金融市场可以细分为三大市场:以银行为主的货币市场,以证券为主体的资本市场以及保险市场。其中,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市场又是金融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资金融通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所谓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需双方直接发生的关系,最后放款者和最后借款者直接结合起来的融资方式,也就是以证券市场融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上) 2010-8-25 摘要:在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存在着经济货币化比率异常等一些令人困惑之处,因此需要对此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文章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通过剔除虚假成分得到我国金融发展的真实水平,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同时,将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间的“供给主导”、“需求遵从”理论假说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假说:虽然金融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的内在质却只能由经济增长所引致,最后是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增长,经济增长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既有研究及其困惑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许多文献(如,Goldsmith,1966,1969;Curley & Shaw,1955,1960;Patrick,1966;Porter,1966;Khatkhate,1972;Mckinnon,1973;Bhatia & Khatkhate,1975)都作了广泛研究。其中,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这便是Patdck(1966)所认为的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supply—leading)作用。金融发展在储蓄动员、风险管理、交易便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Gupta,1984;Spears,1992)。以Goldsmith(1969)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Tun Wai(1972)、Sinai & Stokers(1972)、Wallick(1969)等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1973)、Shaw(1973)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运用传统的总储蓄方程,Fry(1988)基于亚洲不发达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利率对总储蓄函数确实存在着积极的正向作用,尽管这种明显的积极效果对其他多数国家很小。Gupta(1987)在其选择的亚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高水平的储蓄。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是,Patrick(1966)认为金融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处于一种“需求遵从”(demand—following)地位,即其通过对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金融服务需求来产生影响,因此金融发展附属于(handmaiden)经济增长(Robinson,1952;Stern,1989)。实业部门的增长方便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当经济增长时,其需要更多种类的金融服务和不断增长的金融机构来提供这些服务。根据这一观点,金融机构与金融服务的稀缺反映了对服务的需求。既然金融中介有助于将一国资源从低增长部门向高增长部门转移,那么,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同样取决于实际经济中各部门增长速度的变化(patrick,1966)。 对以上两种结论的综合观点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关系,Patrick(1966)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论区域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

论区域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所有大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并不 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各种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政策等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585 (2009) 12-0000-01 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因 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少数具有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尽量减少“循环因果累积” 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须利用转移支付、税收、 利率、汇率等各种财税、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实现全国各区域相对均 衡的发展目标。 一、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它能产生一种效应,协调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形成推动经 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财政政策可以调节各种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 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财政政策在促进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全局性、长期 性的推动作用。 国家财政政策的取向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财政资金的流 向又决定着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从建国初期到开放前这一时期内,以 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一直把有计划地平衡配置生产力、消灭地区之间经济的不 平等和经济差距,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首要原则。国家在投资的地 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实行了“向西大转移”的方针,基建投资大幅度地向西部地 区倾斜。“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西部 占34.9%。这一时期投资比重占全国4%以上的8个省中,西部占了5个,中部占 3个,而东部一个都没有。“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是占到了57.5%。由于这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地区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中西部经济的一定发展和东 部经济的牺牲。这一时期,人均GDP高于全国的有9个省区,其中包括西部的青海和西藏,而东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区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赋予沿海地区较大的自主权、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 相应的政策优惠,并且提出了让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这样 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财政的投资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 部地区国家基建投资占总投资的49.17%,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2.7%。同一时期, 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87%,西部地区为9.26%。而国内生产总值东 部地区更是占全国的52.37%,西部却仅占16.68%。中西部地区表现为经济增长 速度趋缓,经济水平和竞争实力相对减弱,在全国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 占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发展差异的原因除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地缘关系以及历史基础等原因外,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使地区差异再度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 一状况若不加以控制地任其发展下去,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将被这种过大的差距 所制约而降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倒退,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进步构成严重的威胁。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深化水准持续增强, 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备受金融界青睐,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不过遗憾的是,开发性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少受到注重, 更少有人结合开发性金融实践活动对其实行深入研究。 当前有部分学者对开发性金融从理论上加以定性说明(白钦先、曲绍 光1993;王伟2002,2005;陈元2000;程伟2005;罗学军2005)。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试图检验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温守 义2005;苏纬、梁士涛2007;李志辉、张晓明2007),但是他们对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相关的度量指标,都是直接沿用一般金融的分析框架,并没有从本质上体现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所以计量结果与开发性金融实践有一定偏差。 本文引用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对开发性金融影响经济增长 的机制实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构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的衡量指标;最后,基于相关数据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行实证检验,进而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简单评价 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1912 年,Schupeter就指出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后,Gurley和Shaw(1950)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 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从“需求跟近”和“供给引导” 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Hicks(1969)详细考察了 金融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为经济发展的生产增长和转变过程提供重要的投入。鉴于这种双重角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便不再简单。自二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新独立国家的人口迅速膨胀和经济长期落后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 许多理论表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1956年,纳尔逊在他的“欠发达国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提出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并且一旦人口的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便会下降并必然导致陷入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同年,赫茨勒出版了《世界人口的危机》。在该书中,他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尤其对于那些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不发达和人口压力是并存的。寇尔和胡佛在1958年的研究分析了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也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严重的负效应。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一些机构报告也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但是,相当多的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们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从上升到下降或静止的转变,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库兹涅茨在1966年继续总结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刺激需求和投资、促进发明和技术改进、利于形成规模经济等。伊斯特林在库兹涅茨周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长波理论。19世纪70年代后期,博塞鲁普提出“人口推力假说”,认为人口压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传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西蒙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最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口适度增长则比不增长和增长过快都更有好处。 除了上述两派学者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之外,还有许多学者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比如坎南的适度人口论、库兹涅茨关于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之间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相当有限的观点。另外,美国人口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提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要对此做出严格的定量评估却十分困难,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纵观经济学家们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不难发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具有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如何来区分人口增长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呢?首先,需要对人口增长的速度作以界定。人口增长的增长速度,宽泛意义上而言,可分为过度增长、零增长或负增长和适度增长。不同的增长速度与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 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虽然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谈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摘要: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之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共识,而原先的货币经济也转化为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内在要求通过金融深化来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并且已经被国外许多国家所应用并被证实。对于我国来说,如何借鉴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并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金融深化道路,需要认真对待。 当前,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血液,其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处于核心地位。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来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也不例外。但是如何推动金融体制的深化,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是当前我国面对的一个战略层次的重要问题。 一、对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阐述 二战之后,各国为了加速恢复国内经济,采用了不同的金融政策,但是在本质上分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两种。其中,发展中国家多采用了金融抑制的政策,但是其效果却很不理想,甚至出现了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对此,支持金融深化的学者就纷纷抨击金融抑制的政策,他们认为金融抑制实际上是对金融业的歧视性课税,最终会酿成许多的不良经济后果,所以应该积极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改革,并以此来助推经济发展。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首先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及资本》一书中对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进行阐述,分析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后,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将金融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许多的重要成果。目前倾向于金融深化的学者们的观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不完全的市场经济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了经济的割裂状态,其金融抑

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摘要:北京依托其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优越及决策中心的信息优势,正在构建金融中心,目前已形成了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的规模优势和聚集效应。本文在梳理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协整、格兰杰检验分析了北京金融业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结论是: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一。其政策含义是:以银行业为主导渐进式地推动金融中心建设、完善北京金融市场体系和创建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等。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相关比率经济增长融资结构金融业在北京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北京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北京市金融资产总量已经达到47.4万亿元,占北京市第二、第三产业资产总额64.7万亿元的73.26%。“十一五”期间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6%,2012年增加值为2592.5亿元,占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4.6%。 据此,笔者将结合国外内理论分析及其实证研究,从金融相关比率、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和融资结构三个方面来考察北京金融业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检验金融业对北京经

济增长的影响方式,继而确定北京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金融相关比率 Goldsmith(1969)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金融深化程度的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Ratio,FIR)指标,它是指某一时点上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例,通常用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来代替。从资产流动性来看,金融资产可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大类。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地区货币余额等相关统计资料,因此无法按照货币、债券和股票三大类金融资产获取北京市的金融资产总额。 考虑到我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存款和贷款是其主要金融工具,股票和企业债券等其他金融工具所占比重较小,因此,笔者把银行存款和贷款总和作为金融资产的衡量指标。这样,金融相关比率(FIR)就采用如下形式:FIR=(Dt+Lt)/GDP 其中,Dt代表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款余额,Lt代表贷款余额。 据此,笔者计算出了金融相关比率,如表1所示。从金融相关比率来看,北京市的金融相关比率保持上升趋势。例如,在2000年金融相关率为5.67,2001年为5.86,在2002-2006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从2007开始,金融相关率迅速提高,2011年达到7.06。北京市金融相关比率的逐年上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摘要:金融已逐步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工具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因素。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储蓄和投资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便利交换等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发展又令经济增长受阻。因此,合理发展金融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更能抑制其副作用。这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关键词:金融;经济发展;促进;阻滞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它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打破了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卖双方在时空上的限制。随后信用的发展又令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在时空上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以至即使在交换双方商品所有权转移后市场仍继续存在,货币也逐渐作为一种可有偿转让的特殊商品成为市场交易对象之一。于是,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了一种特殊商品——资本,金融也开始具有真正意义。此后,金融工具逐步由单一的货币形式发展为货币、商业票据、股票债券等多种形式并存,出现了专门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从事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金融开始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其自身的货币发行、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l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

1.1 货币的运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即专业化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发明更先进的机器或生产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换,从而实现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会下降。这一作用更为加强。 1.2 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推进。而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7O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储蓄率曾达到40%的水平。在促进储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个。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揩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它有条件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从而为生产提供资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动员储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的

金融发展对经济提升的重要性

金融发展对经济提升的重要性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直是理论界注重的重点。Goldsmith(1969)分析了35个国家从1860-1963年间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金融结构论,认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就构成了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就构成了该国的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的存有和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基于此,他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概念,即某一时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用来说明经济货币化水准。Mckinnon和Shaw(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论,即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制约以及利率的管制会束缚金融的发展;而解除金融抑制,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则能够促动经济健康发展;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有相互促动、相互制约的关系,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够促动经济的发展,现代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King和Levine(1993)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通过检验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系,即一国金融发展能够促动经济增长的结论。MichaelK.Fung(200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金融弱化问题普遍明显。 M.KabirHassan、BenitoSanchez和Jung-SukYu(2011)利用面板数据得出在新兴经济体中,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促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是促动经济发展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在国内文献中,关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周立、王子明(2002)分地区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得出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关系的结论。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2005)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具有明显的双向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导言 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诱致性创新,家庭生产,公共选 择以及国家理论等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表明: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 -供给"这—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文中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 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 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 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 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 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参考书目71),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 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 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与市场并列的不同制度.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 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已经有人指出,现代科 层制企业的发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明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扩张垄断权的欲望(参考书目70).政府也远不是那种其功能只限于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的"最 小国家".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之间会发生竞争.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显然,特定的制 度确实至关重要,它们动不动就变化,而且事实上也正在变化着,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 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参考书目60,第1114页)传统经济学 将现行的市场制度当作既定不变的假设条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对付多种经济问题时的可用性. 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 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扩展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构架以便把制度当作内生变量进行处理.信息和交易费用在确定市场经济(参考书目4,70,72),原始社会(参考书目52)和农村经 济(参考书目9)中的有效制度时所起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样的分析构架也 被扩展后再用来解释制度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迁(参考书目10,16,27,28,44,45, 58).本文也试图在已有的诸多文献的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的基本论点如下:在任何社会(无论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都面临 不确定性和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拥有工作能力的生命周期又很有限.他希望活 下去,并希望达到高层次的满足.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制度可以 被设计成人类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无论它是市场 的还是非市场的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服务.与任何其他服务一样,制度性服务的获得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中的核心,用最 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因此"搭便车(freeriber )"是制度变迁所固有的问题.而且,制度安排一旦被创始就会成为公 共货品.所以,由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最佳供给.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 是彼此关联的.不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异同——小论文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都是经济学范畴的两个术语,二者联系紧密,但又不相等同。认清和把握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本文拟通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论述来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我们认识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起到一定的帮助。 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 经济发展是指—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 1、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必要的物质条件。 2、二者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前者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后者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二者共同构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 3、二者相互包涵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也讲究经济增长质量,

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好快省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更持续。 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1、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要素配置与利用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等。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人的需要与全面发展理论、均衡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协调理论、增长代价理论、生态发展理论)等。 2、衡量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要素投入量、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人均GDP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如城市化水平、居民居住条件、人均预期寿命、政府廉政指数等;教育发展指标,如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贫困发生率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3、目标取向不同。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扩张,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经济发展侧重于经济结构的改善,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变化。 4、实现路径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是在增长中求发展,增长以快以多为先为重,发展为后为轻。而经济发展方式是在发展中求增长,发展为先为重,增长为后为轻,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概要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谭燕芝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本文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FP)两类,运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可以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因素。 Analysis on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Tan yanzhi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conomic School)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lassify the sources of growth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quantity factors consisted of saving, investmen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another is quality factors consisted of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TFP. we ha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using the data from 1978 to 2000.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s that: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investment and capital,bu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or in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quality factors. So,financial development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Finance Development; Economy Growth; the Sources of Growth. 一、引言 1970年代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的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经验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Greenwood,Jovanovic,1990;King,Levine,1993b;赫米斯等,2001)。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很遗憾,国外的这些研究都没有包括中国。就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

谈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012年第1期下旬刊(总第469期) 时 代 金 融 Times Finance NO.1,2012 (CumulativetyNO.469) 当前,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血液,其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处于核心地位。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来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也不例外。但是如何推动金融体制的深化,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是当前我国面对的一个战略层次的重要问题。 一、对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阐述 二战之后,各国为了加速恢复国内经济,采用了不同的金融政策,但是在本质上分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两种。其中,发展中国家多采用了金融抑制的政策,但是其效果却很不理想,甚至出现了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对此,支持金融深化的学者就纷纷抨击金融抑制的政策,他们认为金融抑制实际上是对金融业的歧视性课税,最终会酿成许多的不良经济后果,所以应该积极推进金融的自由化改革,并以此来助推经济发展。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首先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及资本》一书中对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进行阐述,分析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后,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将金融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许多的重要成果。目前倾向于金融深化的学者们的观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不完全的市场经济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了经济的割裂状态,其金融抑制的存在更是严重的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金融中介的角度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改革首先要从金融改革开始,通过减少人为对金融领域的干预,以此来实现利率、储蓄、投资等元素的市场化,并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消除金融抑制,理顺经济发展的助推因素。 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抑制政策没有取得良好效果,但是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也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就包括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挤兑、恐慌和倒闭等,这些金融自由化的不良后果,也使人们开始对金融自由化进行反思。而学者反思的结论是经济未发展到相应程度时,缺乏进行金融自由化的相应条件,而应该对金融自由化进行相应的约束,即金融约束论。这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多少有些一致。金融约束论在本质上和其它的理论也都一致,都是为了通过制度的设计来理顺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因此促成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发展。 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再到金融约束的一系列理论发展的路径,也让学者们总结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金融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一个系统。在不同的经济阶段选择适宜的金融政策,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过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金融抑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相应的金融深化,才是助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金融深化理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因此其研究对象也多倾向于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当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并且同时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1.金融深化理论是从传统货币理论中诞生出来的,既弥补了传统货币理论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缺陷,也加深了货币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因此,这个理论适应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对制定我国的金融货币等政策都有重要的作用。 2.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执行金融抑制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我国开始了金融体制的变革,摈弃了传统的金融抑制政策,但是仍然在金融深化上面仍然相对谨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加速进行金融改革,以适应不断出现的经济新问题,需要借鉴金融深化理论中适合我国现状的部分。 3.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属于市场经济的一个范畴。那么因此而提出了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依据就会和西方学者所推崇的金融深化理论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多样化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多种不同渠道融资问题等。因此,也需要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借鉴,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很多原则上的差别,因此借鉴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是,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 三、理顺我国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渐次推进的金融改革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利率市场化机制不健全、国有商业银行主体地位仍然欠缺、金融监管机制尚不十分健全等等。而要想真正实现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作用,就必须要解决好此类的金融问题,具体如下: (一)适当减少政府对金融领域的不必要影响 合理的利率水平会使经济处于健康的运行状态,不合理的利率水平却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转,对此,政府应该适当的减少对利率的有意干预行为。虽然说,政府的干预会解决很多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其产生的副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来说,经济体系的健全可以有效的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并实行良好的资源配置,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说,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以促进金融服务的增加和完善。但是,这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必须要以少量的干扰为基础。 (二)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必须保证同步 正如金融深化理论发展的历程那样,不同的金融理论适合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实行金融抑制,会造出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出现,而对于经济发展欠缺的地方实行金融深化政策,会加剧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不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甚至还有可能带来社会动乱。对于我国 谈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高 原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中心支公司,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之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共识,而原先的货币经济也转化为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内在要求通过金融深化来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并且已经被国外许多国家所应用并被证实。对于我国来说,如何借鉴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并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金融深化道路,需要认真对待。 【关键词】金融深化 经济发展 金融体系 Times Finance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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