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专业资料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Vol. 19, No. 2, 233–242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1.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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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互惠中的声誉机制： 印象、名声、标签及其传递*

刘国芳1 辛自强2

(1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2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1)

摘 要 Alexander 在1986年提出了间接互惠的概念, 并在次年出版的《道德体系生物学》一书中进行了系统阐述, 用来解释人类道德以及大规模合作行为的起源。间接互惠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研究者基于进化博弈论的视角对间接互惠进行了诸多研究, 认为人群中间接互惠的大量存在是声誉机制的结果, 并提出了诸如印象分数、名声、标签等不同的声誉机制, 但是目前关于声誉机制的研究大都建立在个体信息可被所有他人观察到的假设之上, 多在个体层面展开声誉机制的研究。今后应该注重在信息不充分情景下开展群体层面上声誉传递机制的研究, 探讨间接互惠中心理机制(如信任、公平等)的作用并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关键词 直接互惠; 间接互惠; 声誉; 声誉传递 分类号 B849:C91

在动物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互惠行为, 我帮助你, 你帮助我, 在互相帮助中达到共赢, Trivers (1971)将之定义为“直接互惠”。直接互惠需要两个个体间的重复交往,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的交往范围迅速扩大, 频繁快捷的一次性交往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直接互惠发生的重复交往前提不复存在, 但是人类社会依然展现出了高度的合作与更多间接的互惠。美国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 在1986年就已经给出了“间接互惠”的定义, 并认为间接互惠是人类道德、伦理和法律体系的基础(Alexander, 1986)。间接互惠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我帮助你, 我所得到的帮助不是来自你而是其他人。在《道德体系生物学》一书中, Alexander 进一步系统阐述了间接互惠的定义, 并用来解释人类大规模合作行为和道德的起源(Alexander, 1987)。由此, 间接互惠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围绕间接互惠的研究也迅速增加, 在理论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然而,

收稿日期:2010-10-21

* 中央财经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和科研创新团队计划资助。

通讯作者:辛自强, E-mail: xinziqiang@https://www.360docs.net/doc/6010831658.html,

目前间接互惠研究依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1 间接互惠的源起

在互动密切的小群体中, 个体间具有较大的重复交往机会, 此时直接互惠可以促进合作。根据Trivers (1971)的定义, 直接互惠是指两个个体间利他行为的交换从而达到共赢的结果。囚徒困境博弈给直接互惠的研究提供了合适的研究方法, 在最简单的囚徒困境模型中, 参与者双方都具有选择合作或背叛的权利, 二者独立做出决策。当双方都选择合作时均可以得益a; 双方都选择背叛时只能得到收益b; 但当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背叛时, 合作者的收益为c, 而背叛者的收益为d, 其中d > a > b > c 。该博弈只存在一个纳什均衡, 即两个参与者都选择背叛策略。然而在进化博弈论中, 该纳什均衡结果很多时候不会出现在人类的真实博弈中。事实上, “以牙还牙”策略是一个有效策略, 所谓“以牙还牙”策略是指参与者在第一回合博弈中选择合作, 从第二回合开始严格复制对手上一回合中的策略。另一种更加严格的“以牙还牙”策略被称为触发策略, 同样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是指个体保持合作, 一旦对方拒绝合作一次, 个体从此一直拒绝合作。在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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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博弈中, 个体必须仔细衡量一次掠夺对方的利益和从此失去对方帮助的损失孰轻孰重, 当一次背叛的机会成本足够高时会迫使个体选择合作。Axelrod组织了一个人们通过计算机程序与同一个对手重复进行囚徒困境博弈的锦标赛, 结果以牙还牙策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改变博弈次数后以牙还牙策略依然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转引自约翰·梅纳德·史密斯, 2008)。

“以牙还牙”策略能够保证胜出的重要机制在于对背叛者的惩罚威胁, 如果背叛一次会带来将来可能收益的损失, 只要该机会成本足够大, 个体就不会选择背叛。然而直接互惠的核心机制也恰恰是其最大的局限所在—— 个体间必须具有极大的重复交往机会。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 一次性的、快捷的交往方式逐渐成为主流, 如网络购物, 个体很难与同一对手交易数次, 因而直接互惠的惩罚机制就很难起到作用, 这个时候, 间接互惠开始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间接互惠的概念由Alexander(1987)在《道德体系生物学》一书中进行了系统阐述, 所谓间接互惠是指助人者为受助者提供帮助, 助人者所得到的报答不是来自受助者, 而是被其他助人者帮助的其他受助者。这就是间接互惠的机制, 并被Alexander用来解释人类道德的起源以及大规模合作行为的产生。在直接互惠中, 由对个体背叛行为的惩罚威胁维持了群体合作, 在间接互惠的研究框架下, 参与者可以参与多回合博弈, 但是任意两个参与者只能重复进行一次博弈, 因而受害者不能对背叛者做出惩罚。要维持群体的合作必须有替代的强化合作机制。在该意义上, 只有收益是参与者所关注的, 而无关提供者是谁, 当从直接互惠发展到间接互惠, 对合作的个体强化就被团体强化所取代(Kandori, 1992; Okuno- Fujiwara & Postlewaite, 1995)。所谓个体强化是指参与者间的合作是通过个体对对手行为的直接奖励或惩罚实现的; 团体强化指群体内的合作不是通过得到帮助或受到伤害的参与者直接奖励或惩罚对手, 而是通过群体内其他成员代为做出奖励或惩罚达到的。团体强化要发挥作用必须引入间接互惠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声誉。

2间接互惠中的声誉机制

在博弈论和社会学中, 研究者将声誉定义为：“个体从第三方接收到的关于他们伙伴的信息, 并基于这些信息决定如何行事” (Buskens, 1995, p.

1)。关于间接互惠, Alexander在1986年就已经谈到了声誉机制, 他认为间接互惠是在有兴趣的观众在场情况下直接互惠的结果。这些所谓“有兴趣的观众”正是起着声誉评定的作用, 并且他们据此指导自己未来的伙伴选择以及如何与之进行交往 (Alexander, 1986)。Pollock和Dugatkin(1992)引入声誉机制扩展了直接互惠中的以牙还牙策略, 他们称之为观察者以牙还牙策略, 即观察者对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观察并做出反应, 在第一回合中进行合作, 并在以后的回合中严格复制被观察者在上回合中的策略, 这种策略被证明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由此开始, 间接互惠中的声誉机制得到了研究者极大的关注。

2.1基于印象分数的声誉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的Nowak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Sigmund (1998a)在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中, 将印象分数(image score)作为间接互惠的声誉机制提出, 并使用计算机模拟了三种策略的进化进程, 三种策略持有者分别为合作者、背叛者以及辨别者, 他们依据对手不同的声誉(印象分数)来选择是否做出帮助行为。合作者和背叛者无论对手声誉如何都分别做出合作和背叛行为, 辨别者依据对手声誉的不同而选择性地做出合作或背叛行为。他们构造了一个生物进化过程, 在生命开始时每一参与者的印象分数都为0, 该分数被控制在-5到5间。如果他们做出一次帮助行为那么印象分数增加一个单位, 收益减少c, 得到帮助的参与者获得收益b; 做出一次背叛行为其印象分数减少一个单位, 助人者和受助者收益不变。每一个体都设置一个印象分数阈限值k, 如果对手的印象分数高于或等于k, 则提供帮助, 否则不提供帮助。合作者的k值被设定为-5, 因而他们总是会做出帮助行为; 背叛者的k值被设定为6, 他们总是不会提供帮助; 辨别者的k值被设定为0, 如果对手印象分数高于0则提供帮助, 否则不提供帮助。在每一回合博弈中, 从人群中随机抽取两个参与者分别作为助人者和受助者按照上述策略进行博弈, 每一个体在整个生命期间平均可以进行2.5次博弈, 当个体生命结束时, 留下与收益成正比的子代, 子代继承亲代的策略继续进行博弈。模拟结果显示, 随着博弈的进行, 辨别者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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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获得进化优势, 在生命进化了166代之后辨别者统治了整个群体并获得进化稳定性。除揭示了声誉在间接互惠中的重要作用外, 他们还考察了信息可获得性、基因漂变(drift)、参与者自身印象分数以及群体大小对间接互惠的影响。这些都成为以后重要的研究命题。

为了对印象分数策略进行更精确的量化分析, Nowak和Sigmund (1998b)使用两极化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印象分数策略的进化稳定性, 个体的印象分数依赖于他们上回合中是否做出帮助行为, 这里的印象分数只有“好”和“坏”两种。计算机模拟结果显示, 在没有辨别者存在时, 背叛者将会胜过合作者。在合作者缺席时, 背叛者和辨别者形成了双向稳定系统：依赖于初始条件不同, 两种策略都可获胜。在背叛者缺席时, 辨别者和合作者达到了平衡。然而, 基因遗传的随机波动使得各种策略的比例改变。如果辨别者在人群中的比例低于某一临界值, 这一平衡可被背叛者侵入。当三种策略同时存在时, 动态运动将导致群体中只存在背叛者或两种利他行为的混合。如果误差出现, 或者由于缺少资源导致帮助行为不能做出时, 当人群中不存在背叛者时, 辨别和非辨别的利他行为达到稳定的共存; 如果三种策略持有者共存, 该系统将展示两类行为：如果辨别者比例过低, 背叛者胜利; 如果辨别者比例足够高, 所有三种策略共存, 此时辨别策略不再成为进化稳定策略。

基于印象分数的声誉机制在开辟了间接互惠广阔研究天地的同时, 也受到了诸多的质疑。其最易遭到质疑的一点在于, 参与者的印象分数只能由历史回合中做出帮助行为的次数来决定, 即一级信息(first order information), 而不考虑行为背后的动机, 如果个体收益仅依赖于自身的印象分数, 那么理性个体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印象分数, 无论对手印象分数的好坏都做出合作行为, 而在研究中辨别者的胜利显然对这一推论提出了挑战。此时, 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影响参与者决策的声誉机制。

2.2基于名声的声誉机制

针对印象分数机制的缺陷, Sugden (2004)提出了一种替代的机制—— 名声(standing), 在他的模型中, 个体生命开始时具有好名声, 帮助具有好名声的人会获得好名声, 而拒绝提供帮助给坏名声的人并不会损害自身名声, 一个坏名声的个体可以通过帮助他人重新获得好名声。基于此模型, 个体在两种情况下会做出帮助行为, 一是个体自身拥有坏名声, 二是对手拥有好名声。如果个体基于名声来选择是否做出帮助行为, 就需要判断对手上回合行为背后的意图, 即对其行为的公正性做出判断, 区分对手是出于自私(对手的对手拥有好名声)或是公正(对手的对手拥有坏名声)而没有提供帮助。使用名声作为声誉机制, 就需要个体考虑参与者的二级信息(second order information), 即个体对手的对手的声誉; 三级信息(third order information), 即个体对手的对手的对手的声誉, 依次类推。

Leimar和Hammerstein (2001)认为印象分数之所以能够取得进化胜利源于Nowak和Sigmund (1998a, b)在研究中所构造的基因漂变所致。在真实世界中, 基因漂变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基于此, 他们构造了一个称之为(基因)岛的模型, 在该模型中, 群体由g个小群体构成, 每个小群体拥有n个成员, 后代个体的特征由小群体和整个群体共同决定。使用计算机模拟发现, 名声策略比印象分数策略更加具有进化稳定性, 印象分数策略能够获得进化胜利似乎是基因漂变和较低成本-收益比所致。直觉上, 名声策略理应获得比印象分数策略更好的进化优势, 这也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Brandt & Sigmund, 2006; Panchanathan & Boyd, 2003)。然而该策略依然存在诸多争议。基于名声策略, 个体不仅要分析受助者的意图, 还要分析受助者的受助者的名声, 这需要占用个体较大的认知资源, 而且, 一旦发生认知偏差, 这种偏差的扩散会轻易导致系统的崩溃(Brandt & Sigmund, 2004)。随着博弈进行, 个体需要掌握的信息量会迅速增加, 人们是否能够和愿意掌握并加工该信息呢？要回答这一问题, 单单使用计算机模拟是不够的。Leimar和Hammerstein (2001)就指出, 使用计算机模拟固然可以处理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固定的情景下研究进化问题会忽略很多真实的进化因素。然而, 尽管他们注意到了计算机模拟的局限却依然简单而坚定地得出了名声策略优于印象分数策略的结论。此时, 使用真人实验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可以直接考察真实的策略使用情况从而避开人为设定的陷阱。使用真人实验发现, 人们并不会主动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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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动机, 他们倾向于同样对待公正和自私的背叛行为, 即仅根据对手的印象分数来决定是否提供帮助, 印象分数策略依然是进化稳定策略(Milinski & Semmann, 2001)。

2.3对两种声誉机制的整合研究

针对印象分数和名声机制存在的争论, 研究者进行了整合性的研究。Ohtsuki和Iwas (2004)将参与者互动的过程分为了声誉评价和行为决策两个阶段。依赖于对手在上回合中的分数和对手的对手的分数以及他们间的互惠行为可以有256种不同的声誉评价方式, 参与者根据自身分数和对手的分数可以做出16种不同的行为选择, 二者的组合共有4096种策略。通过对所有这些策略的分析, 他们得到了8种进化稳定策略, 印象分数和名声都是其中之一, 这8种策略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帮助具有“好”声誉的参与者会获得“好”声誉, 相反自身声誉会受损; 拒绝帮助“坏”声誉者应被视为公正行为, 获得“好”声誉。

在Ohtsuki和Iwas (2004)整合性的工作中, 印象分数策略和名声策略都是进化稳定策略, 考虑到研究者得到的不同结果, 这可能提示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参与者策略选择的多样性和实验背景等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公平(Bolton & Ockenfels, 2000; Fehr & Schmidt 1999)、信任(Buchan, Croson, & Solnick, 2008; Güth, Nigstein, Marchand, & Nehring, 2001)、工作记忆(Milinski & Wedekind, 1998)、流言(Conte & Paolucci, 2002; Sommerfeld, Krambeck, Semmann, & Milinski, 2007)等都会影响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例如针对印象分数策略的进化优势曾有研究者就直接指出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设计者的失误所致, 即只提供了行为信息, 而忽略了语言这一独特的进化工具(Panchanathan & Boyd, 2003)。

2.4一种特殊的声誉机制—— 标签

无论是印象分数还是名声, 间接互惠的这两种声誉机制都是参与者在博弈中逐渐获得的, 是个体后天的特征。那么, 个体所具有的某些先赋特征是否会影响间接互惠呢？

在研究人类的合作行为时, Riolo, Cohen和Axelrod (2001)使用标签(tag)作为声誉的替代物进行了模拟研究, 他们将标签定义为某种个体特质, 并赋予每个个体一个容忍度, 个体依据对手与自身特质的相似度选择是否做出合作行为。当对手的特质与自身特质的差异在其容忍度范围内时做出合作行为, 否则选择背叛。结果当然是合作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基于此, 他们认为, 当个体没有足够的能力识别环境中的信号时, 如关于声誉研究中个体需要记住对手以前的行为历史, 基于标签的合作行为可以得到进化。在研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首先, 那些具有低容忍度的个体会获得优势; 然后随着博弈进行, 个体会降低自己的容忍度, 捐赠水平随之降低; 一些具有低容忍度的相似个体会形成小群体; 这样的小群体在人群中扩展, 形成主导群体, 他们互相帮助而获得优势; 随着博弈进行他们的容忍度进一步降低, 因而该群体会分裂并形成新的群体, 此时容忍度会上升。这样的循环在模拟中会无限进行下去。

研究者将标签定义为个体的某种特质, 那么标签是否是个体的某种声誉呢？Jansen和Baalen (2006)在研究中将标签和利他特质进行了区分, 个体用标签来识别其他个体是否是同类, 而根据个体的利他主义特质决定是否做出帮助行为。在声誉机制的研究中, 个体依据对手的声誉决定是否进行合作, 从该意义上来讲, 标签同样是个体所拥有的某种声誉, 不同的是, 印象分数、名声等声誉是一种后天的、可变的声誉, 随着博弈的进行而变化, 而标签是一种先天的、稳定的声誉。事实上, 有研究发现, 如果将声誉视为某种个体品质的暗示时, 那些具有高品质的个体会形成小群体, 群体成员互相帮助(Leimar & Hammerstein, 2001), 这与基于标签的间接互惠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因而标签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声誉。基于此, 对个体所拥有声誉的定义也应该区别对待。一个可行的途径是将个体的声誉分为先天和后天两种, 先天声誉指个体出生起就拥有的、较稳定的特征, 如血缘、地缘关系等; 后天声誉指通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获得的、易变的特征, 如印象分数、名声等。

当使用标签作为声誉时, 群体会随着博弈的进行而形成, 但是群体并不总是好的。如果将互惠视为竞争性的(Zahavi, 1995), 将个体品质(Gintis, Smith, & Bowles, 2001), 即个体拥有的进化适应力, 如财富等, 视为个体的某种“标签”的话, 群体的形成带来的可能就是极端不利的结果——马太效应。那些具有高品质的个体集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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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互相帮助从而提高他们的进化优势, 而所谓的弱势群体可能会因为拥有的个体品质或资源不足而不能做出合作行为(如Leimar & Hammerstein, 2001), 因而他们会被冠以“背叛者”的声誉, 而背叛者可能会被排斥在群体之外(Dugatkin & Wilson, 1991)。当考虑到坏声誉会更加难以消除且会带来自我实现预期的话(Paolucci & Conte, 2009), 问题必将更加严重。

3声誉传递

印象分数和名声两种声誉机制分别对参与者背叛行为的动机给予了不同的关注。印象分数策略(Nowak & Sigmund, 1998 a, b)仅根据个体在历史回合中是否做出帮助行为来形成声誉, 完全忽视了个体做出背叛行为背后的动机; 而名声策略(Brandt, Sigmund, 2006; Leimar & Hammerstein, 2001)则充分考虑了参与者行为动机, 区分了公正和自私的背叛行为。尽管存在这一巨大的差别, 但是两种声誉机制建立在同样的假设之上, 因而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印象分数和名声策略都假设个体行为可被所有参与者观察到, 并将声誉定义为个体历史行为应获得的评价, 这两条核心假设都存在较大的不现实性,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间接互惠研究也必然会缺乏生态效度。首先, 在现实社会中, 参与者不可能拥有对手所有的行为信息, 而只能拥有有限信息, 即信息的不充分性; 其次, 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性, 参与者的声誉就不可能仅存在于个体行为特征的层面而会在人际间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 个体应具有的声誉并不一定等同于他实际应有的声誉。信息的不充分性和声誉传递是密切相关的, 只有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才需要声誉传递, 同样, 也只有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声誉传递才能获得效果。

声誉机制的研究必须突破上述两个限制展开更接近真实情景的实验研究。事实上, 在间接互惠早期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信息可获得性对间接互惠的影响, 当个体通过观察获取对手信息的可能性越低时合作的进化就越困难(Nowak & Sigmund, 1998 a, b; Panchanathan & Boyd, 2003)。Panchanathan等(2003)仔细地考察了信息可获得性对间接互惠的影响, 他们发现, 随着个体观察到他人行为的概率不断降低, 合作进化将变得更加困难, 一旦该概率降低到一定水平时, 背叛者将取得进化胜利。同样, 当参与者群体变大时, 对他人信息的观察变得困难, 这也将导致合作水平的下降(Suzuki & Akiyama, 2005)。这些结果与人类展现出的高度合作和互惠水平显然是矛盾的, 尽管拥有如此大的群体规模, 而且要观察到所有参与者的信息几乎不可能, 但是人类依然站在了互惠的顶端, 这些事实都强烈地呼吁间接互惠另一机制的出现—— 语言。

信息不充分情境下间接互惠要获得稳定的进化要求参与者有限的能够被观察到的声誉信息在群体中进行有效传播, 而语言正是信息交流的有效方式(Enquist & Leimar, 1993; Nakamaru & Kawata, 2004; Pollock & Dugatkin, 1992)。Dunbar(1998)回顾了人类的进化历史, 认为语言正是在动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中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和信息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语言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就是信息交流和维持合作。Sommerfeld等(2007)构造了一种实验情景直接考察了语言在间接互惠中的作用, 在实验中只有部分参与者可以观察到他人的行为并建立其声誉, 但是声誉可以在参与者间通过闲聊(gossip)进行传播, 在此情境下闲聊可以促进合作的进化, 而且, 当直接观察到的信息存在时闲聊的影响依然存在。

为了刻画信息不充分情景下的间接互惠, 并研究在该情景下的声誉传递, Mohtashemi和Mui (2003)构造了一个“集体记忆”的网状互动结构模型。每一个社会网络中都包含有信任网络, 在该网络中, 节点代表网络中的个体, 边代表朋友或熟人间的信任程度。由于个体不可能观察并记住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历史, 因而当需要做出决策时, 个体会使用基于社会网络的信息以减少行为不确定性。哪怕在一个小群体中, 个体要观察并记住所有事件也是不可能的, 该信任网络的信息内容就作为个体的一个集体记忆存在。个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从集体记忆中获取社会信息：一是从直接熟人那里获取信息; 二是获取其K级熟人的观点, 即该熟人不是他的直接熟人, 而需要通过K 个其他个体的联结链才能建立联结的熟人。基于这样的机制, 只要我们可以和熟人进行交流, 哪怕社会网络中的每个人只记住一个过去的行为, 在任意时间点上我们都拥有比自己的经验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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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的信息体, 这对间接互惠的进化和维持无疑具有极大帮助。熟人关系可以被定义为单向或双向关系。一个熟人集是单向和双向熟人的联合。一个初始集是双向网络。一次博弈后, 助人者就成为受助者和其熟人的一个单向熟人, 所谓单向熟人是指助人者在交往中没有获得任何关于受助者的信息。通过定义集体记忆, 助人者的所有熟人将同时成为受助者及其熟人的单向熟人。通过信任网络, 一个参与者的声誉信息可以在群体中迅速传播, 信任网络的拓扑结构不断发展, 规模不断增长, 基于声誉的间接互惠可以得到建立和维持。

然而, 作者的几点假设尚需质疑。首先, 作者假设通过一次交往参与者间建立的是一种单向熟人关系, 即助人者不能获得受助者的任何信息, 但是这种假设的现实性尚需要更加严格的考证。得益于发达的信息传递渠道, 通过一次交往而不能获得对方任何信息的情况并不常见, 因而, 单向熟人的假设似乎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其次, 作者假设无论助人者是否做出了帮助行为, 都会成为受助者及其熟人群体的单向熟人, 并会拥有与合作者同等的信任度,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个体从集体记忆中获取社会信息时是否会以及是否会平等地参考合作者和背叛者熟人的观点是值得思考的, 信任关系的不对称性和不均匀性应纳入考虑的范围内。最后, 作者假设一旦个体拥有一个单向熟人, 该单向熟人就会同时成为其熟人群体的单向熟人, 这种“即时性”是否存在也值得存疑。信息的传递需要时间, 个体求助于其熟人群体时是否有耐心询问所有熟人的观点呢？

Paolucci和Conte (2009)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来研究声誉。在个体层面上, 作者将声誉定义为一种社会元信念, “社会”信念是指声誉是参与者对他人所持有某种特征的信念; 而“元”信念, 是指声誉是指在某种社会期望行为上他人是如何评估声誉对象的一种信念。在群体层面上, 声誉被视为一种文化基因, 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声誉在群体中不断进行传播。在信息不完全情景下, 声誉传递可以促进合作, 这是因为声誉传递几乎不需要成本, 而且比真实的交往进行得更快, 因此个体可以在没有和背叛者交往时就获得其信息并进行惩罚。当有错误的声誉信息在参与者间传递时, 无论是兼容偏差(inclusive error)或是排他偏差(exclusive error), 背叛者都会从中获益, 所谓兼容偏差是指欺骗者被错误地认为具有好声誉; 排他偏差是指合作者被误认为具有坏声誉。基于计算机模拟作者总结到, 声誉传递要能够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需具备一些条件：个体对交往历史的记忆; 对背叛者的惩罚以及真实声誉信息在参与者间的传递。

更进一步, Paolucci和Conte(2009)将声誉信息的传递定义为信息互惠利他主义(informational reciprocal altruism), 并提出了四种互惠利他主义(物质直接互惠、信息直接互惠、物质间接互惠、信息间接互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模型(见图1)。

图1 物质和信息利他主义的相互作用

资料来源：Paolucci & Conte, 2009, p. 26.

在模型中, 物质直接互惠为信息直接互惠建立基础, 只有那些做出物质直接互惠的个体才可能得到信息直接互惠, 而信息直接互惠可以同时促进物质和信息间接互惠, 信息间接互惠同样可以促进物质间接互惠。然而, 该模型还仅停留在理论假设水平上, 其有效性如何尚需得到验证。

4评价与展望

声誉机制在间接互惠研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研究者提出了诸如印象分数、名声等不同的声誉机制, 这些声誉机制在促进基于间接互惠的合作时各有优缺点, 对它们进行不同角度的比较将使我们更加易于理解声誉机制研究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发现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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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印象分数、名声、标签和声誉传递的比较

信息情景假定行为动机先天或后天个体或群体优点缺点印象分数

(Nowak & Sigmund, 1998

a, b) 信息完全情景

未考虑参与者行为

动机

后天个体

所需认知资源少,

声誉可变

信息情景难以满

足, 未考虑参与

者的行为动机

名声

(Leimar & Hammerstein,

2001) 信息完全情景

考虑参与者行为动

机, 区分公正和非

公正背叛

后天个体

考虑行为动机,

声誉可变

信息情景难以满

足, 所需认知资

源大

标签

(Riolo, Cohen, &

Axelrod, 2001)

未定义未定义先天个体所需认知资源小声誉不可变

声誉传递

(Mohtashemi &

Mui, 2003; Paolucci & Conte,

2009) 信息不完全情景

均可, 依所传递的

声誉不同而不同

均可, 依所传

递的声誉不同

而不同

群体所需认知资源小操作较复杂

从表1中可以看到, 首先, 印象分数和名声策略明确地将间接互惠建立在个体行为可被所有人观察到的假设上, 而在现实社会中, 这一前提假设多数情况是不成立的, 个体往往并不能追踪并记住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历史。尽管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该假设的不现实性(如Panchanathan & Boyd, 2003), 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论述和研究, 只是将信息可获得性作为一个不太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虑。在间接互惠的研究中必须设置更加现实的信息情景, 例如信息不完全情景, 否则研究的生态效度将会受到很大的削弱。其次, 印象分数和名声两种声誉机制都是个体在博弈中逐渐获得的, 是可变的, 尽管这种后天的声誉得到了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先天声誉的强大影响力, 正如刻板印象对认知的巨大影响那样, 作为先天声誉的标签同样需要我们加以考虑。最后, 基于信息不完全情景的假定, 个体只能拥有他人有限的声誉信息, 而先天和后天声誉的可获得性是不同的。直觉上, 个体先天的声誉更容易被人们所获得, 后天的个体声誉则更加难以获得, 而声誉传递可以为个体声誉的获得提供便捷的途径。因而, 声誉传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天和后天声誉的整合平台, 个体既可以依据对方易知的先天声誉, 也可以依据通过声誉传递而获得的对方的后天声誉进行行为决策。

声誉机制在间接互惠研究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Alexander (1987)对间接互惠的基本定义, 并没有对间接互惠这一概念本身做进一步的探讨。Nowak和Sigmund (2005)在一篇综述中对间接互惠进行了分析, 将间接互惠分为上行间接互惠(upstream indirect reciprocity)和下行间接互惠(downstream indirect reciprocity)两类, 所谓上行间接互惠是指个体在近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 出于感激之情而对第三方个体做出帮助行为, 下行间接互惠是指个体由于帮助他人而在未来得到来自第三方的帮助(见图2)。

图2 上行(左)与下行(右)间接互惠

资料来源：Nowak & Sigmund, 2005, p.1292

Stanca (2009)发现一般间接互惠(上行间接互惠)不仅比社会间接互惠(下行间接互惠)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 而且要高于直接互惠, 另有研究者基于不同网络结构的研究同样支持了上行间接互惠可以促进合作的结论(Iwagami & Masuda, 2010)。但是Nowak和Roch (2007)发现, 单独的上行间接互惠并不能促进合作的进化, 只有当上行间接互惠与直接互惠或空间互惠(即帮助空间上邻近的他人)相联系时, 上行间接互惠才可以促进合作, 因而, 作者认为上行间接互惠只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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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的副产品, 并不能作为一种单独的促进合作的机制而存在, 得到帮助所引起的感激之情可能在上行间接互惠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间接互惠的不同类别, 尽管上行间接互惠在经济学实验和现实中并不少见, 但是由于其难以理解, 其研究也刚刚展开(Nowak & Roch, 2007)。上行间接互惠是否与下行间接互惠拥有同样的机制, 或者仅是直接互惠的副产品？声誉机制在上行间接互惠中的作用如何？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

Alexander (1987)将间接互惠作为人类道德的起源提出, 认为正是在人类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基于间接互惠的合作, 并发展出了人类的道德体系。他将间接互惠作为人类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提出, 在研究中必须对文化效应给予足够的重视。Henrich等(2001)进行了互惠的跨文化比较, 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对互惠的态度和行为具有很大的差异, 作者认为这正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差异所致。文化对互惠的影响也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G?hter & Herrmann, 2009; Henrich & Henrich, 2006)。基于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清楚地揭示文化在间接互惠中的影响, 但是仅仅对行为结果的描述和比较并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关于文化在间接互惠中所起作用的知识, 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诸如文化如何在行为中逐渐形成, 文化通过何种机制对行为施加影响等需要得到更多的解释。

间接互惠的研究起源于进化生物学, 被用来理解人类合作行为和道德的进化(Alexander, 1987), 也正是有了间接互惠的定义, 合作行为的研究才在生物学和社会学间建立了桥梁, 而间接互惠的主要研究阵地也停留在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在Henriques (2008)关于学科整合的知识树体系中, 从生物学层面到社会学层面的跨越必须要经过心理学的层面, 心理学在这种跨越和整合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间接互惠的研究也理应如此。然而, 目前间接互惠研究却进行了从生物学到社会学的直接跨越, 其核心变量如声誉、成本-收益比等也是基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视角, 研究者注意到了公平(Bolton & Ockenfels, 2000; Fehr & Schmidt 1999)、信任(Buchan et al., 2008; Güth et al., 2000)等心理机制在间接互惠中的影响, 但是并没有对之加以足够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 尽管间接互惠是人类的独特行为, 然而其中真正关于人的因素却很少研究。这样的研究路径必定是不完善的, 也是有失偏颇的, 正如Paolucci等(2009)所指出的, 没有将心理因素作为文化形成、调整和扩展的动力而对文化进行建模, 其效用是很有限的, 并且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间接互惠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毋庸置疑, 这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间接互惠提供了助益, 然而, 间接互惠研究除在理论上具有广阔拓展空间外, 我们还需对另一点加以反思：间接互惠作为人类道德的起源,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理应放在更加真实的情景中进行研究, 而目前研究使用最多的却是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不可否认, 使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控制诸多变量, 为间接互惠提供完美的因果推论, 但是, 当研究控制的变量越多时, 结论的可推广性也就越差了, 正如Mesoudi和O-Brien所指出的, 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仅如它所假设的那样完美(Mesoudi & O-Brien, 2008)。因而, 以后的间接互惠研究必须注重研究的生态效度。首先, 突破间接互惠研究中计算机模拟占主导地位的现状, 进行更多的真人实验室实验(如Stanca, 2009; Sommerfeld et al., 2007等), 这样的研究方可具有更强的生态效度, 对社会实践具有更可靠的指导意义。其次, 突破间接互惠所惯用的博弈论范式, 我们不能否认博弈方法对间接互惠研究的意义, 但是基于博弈的间接互惠是否能够推论到真实生活中的间接互惠呢？这恐怕是需要质疑的。因而, 在研究中应该设计更加真实的间接互惠情景, 或者直接在现实生活中开展间接互惠研究, 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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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tation Mechanisms in Indirect Reciprocity:

Image, Standing, Tag and Its Transmission

LIU Guo-Fang1; XIN Zi-Qiang2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100875, China)

(2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lexander (1986)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ndirect reciprocity, then in a book named 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 (1987), applied it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s of human morality and large-scale cooperative behaviors. Since then, indirect reciprocity has obtained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In the last decades, based on the view of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researchers have carried out many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put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image score, standing and tag etc) resulting in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indirect reciprocity. However, most researches of reputation mechanisms were based on an assumption that one’s actions can be fully perceived by the others, and the results analysis in the 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merely on individual level. Future stud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putation transmission on group level when information is not sufficient, and probe in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e.g. fairness, trust) underlying indirect reciprocity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indirect reciprocity research.

Key words: direct reciprocity; indirect reciprocity; reputation; reputation trans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