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治疗的实践与探讨

肿瘤治疗的实践与探讨

张建明

一、中医治瘤的历史

人们习惯把肿瘤疾病分为良性和恶性两大类，尽管西医在良恶性的区分上有着不同俗称的学术概念的界定，但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我还是采用通俗讲法：良性肿瘤是泛指癌症之外的所有肿块类疾病，如甲状腺与乳腺结节或腺瘤、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以及血管瘤、肝肾囊肿等；而恶性肿瘤就是指癌症。两者基本相同的是都有结块（白血病等少数癌症例外）。不同的是恶性者除肿块外还具有发展快、破坏大而致命性高的毒性特点。而良性者则发展较缓、破坏性和致命性较弱而基本无毒性特质。在传统中医的历史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对癌症的治疗虽已有所触及，但对此病的认识尚远离本质，而主要归属于“症瘕”、“积聚”、“疮疡痈疽”、“痰核”、“噎膈”、“乳岩”和“骨瘤”等门类。在现存文献中看不到现在可以得到重复验证并对治癌具有普遍性指导作用的成熟记载。但对良性肿瘤一般都已有了相对约定的治疗方法。从整体疗效上看，良性肿瘤中如甲状腺结节、乳腺小叶增生等的疗效还相对较好，但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脑垂体瘤、肝肾囊肿、神经纤维瘤、肝血管瘤等则疗效低弱，至于癌症则疗效更低。总起来看，传统中医由于历史的限制，不仅对癌症的认识远离本质，就是对不少良性肿瘤的认识也存在不少局限，故总体疗效是低下的。

二、中医治癌的现状

现代中医着力于癌症的研究大约始于50年代初期，当时对癌症既有毒性又有肿块的两大特性已有了基本认识，从而就在药物中寻找并筛选既能解毒又能消块的中药，这些药物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是解毒的一大类，又分为以下三小类：一是带剧毒性的，如砒霜、马钱子、斑蝥、蟾酥、雄黄、硇砂、生半夏等；二是有清热解毒兼消块的，如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山慈菇、漏芦、龙葵、菝葜、石见穿等；三是解毒兼散结的虫类药，如蜈蚣、全蝎、白僵蚕、天龙等。二是软坚消块的一大类，如海藻、海带、生蛤壳、黄药子、象贝母、夏枯草、生牡蛎、生鳖甲、冰球子等。三是培元扶正的一大类，如人参、党参、黄芪、白术、杞子、山萸肉、白芍、熟地、当归等。四是理气活血的一大类，如木香、枳实（壳）、香附、炒柴胡、川芎、赤芍、三棱、莪术、地鳖虫、红花等。治疗上大的原则是扶正祛邪，其主要依据是《黄帝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认为癌病是在机体正虚的基础上形成的，意即人体正气（即西医所谓的免疫力）不虚则不会生癌，由此扶正祛邪的思想盛行。

现在的大多数医师都用着治法、药物与剂量都几乎相同的中药，一张方子中无非都是30克左右的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龙葵、石见穿、或3-6克左右的蜈蚣、天龙等，再加一些常规的扶正理气活血软坚的药物。这样的药物蚊子喝了也权当喝凉水。诸位可以想想：化疗药的毒性可以把人摧毁，但依然难以灭尽癌细胞，而中药的这点剂量又岂能匹敌那般恶烈的癌细胞？更有浪用冬虫夏草、野山参、藏红花等金价之药以虚高医家身手。这种方子治疗癌症能总体有效吗？我明确告诉大家：不可能！而有些癌症病家因为喝了抗癌中药多年后，病情一直稳定，就误以为这是中药的效果。其实这类中药都是喝了稍比不喝好，但都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旧病不复发就根本而言不是中药有效之故，而是这些病人所患的癌病或是恶性程度低或是机体新陈代谢水平低，再加上饮食清淡、心态舒松等综合因素所致。但尽管如此，这类“两低”的病人中仍有不少在十年左右甚至三十多年后还是复发或转移了。

那所谓的民间秘方、单方有用吗？没用。癌症虽在古代也有，但限于历史条件，对此病的认识尚属肤浅，故不存在切实而普遍有效的秘方。如果何处何人有了秘方可以治癌，那一定早已名闻天下，无人不晓而长盛不衰了。现在有这样的事吗？如仅爆红一时而不能长盛的，一定没有真东西。如果你看到了所谓秘方中的药物，那就更无灵验可言了，秘方能让你看到吗？

迄今为止中医界在治癌的思路与方法上仍一直在扶正与解毒的两条轨道上行进。其间虽间有新论出现，但实质上都仅是标新概念而已。数十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三、我的治癌历程

八十年代初，癌症还只是少见的重病，故一旦有人得了此病就会直接找大医院治疗。我在一个乡卫生院工作，自然很难接触到此病。1980年，当时我的准岳父得了非霍奇金氏淋巴瘤，经化疗失败后由我用中药治疗。这是我开始接触并研究癌病的初始。随着疗程的延长，与我岳父同病的六位患者都相继去世，而我岳父却一直很好，这不仅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也开始有了我治癌的小名气。但当我把治疗岳父之法推广给更多病家使用后，效果却很不满意。那时我已认识到癌症是一种剧毒性质之病，基本归属于“痈疽恶毒”，学术思想主要秉承传统“以毒解毒”的理论，于是希冀在诸如砒霜、马钱子、斑蝥、钩吻等这类剧毒药中找到出路。我认为非常之病一定要用非常之药。于是在备好了解毒自救药后开始亲口尝试这些剧毒药，以求有效但不致中毒毙命的最佳剂量。结果自己得了中毒性肝炎。病愈后再减量试验，直至确信安全后再在病家身上十分谨慎地推广应用。经过五六年的实践，虽然我用过了所有毒药，虽然无一人中毒，也无肝肾损害等

不良反应，但结果依然令人失望。心中十分苦闷，找不到出路。但由于善治疑难杂症的名声远播，故还是不断有癌症病人找我治疗，就又重拾信心再作努力。尽管那时我已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癌毒的概念，但因用药框架仍未跳出常规窠臼，故经临床实践后还是大败。信心再挫。那时狂称看百病的我却明示病家：除了癌症我看不来，其他什么病都看，可见我对治癌的信心已经丧失到了何等地步。约至七八年前，随着我长期临床的丰厚积累而所产生的对中医之道的整体开悟，以及在临床上对其他许多高难度疾病的大面积突破，就又开始了对癌病的着力研究。

治癌的新的突破口在哪里呢？真是朝思暮想，久萦心头。某一天在总结医案时灵感忽至，我想到了一起奇特病例：八岁女孩发病的主要症状是四年来每日高热伴关节红肿剧痛，几年中天天发作从无间断，服用大量激素仍不能控制。看了许多中西医生都说病属免疫系统，但不能确定是何病，就只好长年用激素和退烧药维持。虽然我有着丰富的治疗各类疑难杂症的经验，但疾病之凶之重也使得初治阶段的疗效不理想。在久思确定辨证无误后就断定问题在于剂量的不够。于是就开始对清热解毒的主药剂量不断增加（黄芩用到1500克，黄柏300克，生山枝400克），随着剂量的不断累积，疗效终于出现了明显提高。最后全部停用西药而愈，已恢复上学。从此案例中我得到了一个事后看来是异常重要的启示和经验，即以前中医不能治疗的不少疾病，除了有些是由于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还存在误识或尚不明晰或未因天变人变药变食变而相应作出应变外，还有不少是属于用量上明显不足所造成的。于是我把自己发明的“大方峻量法”移用于乙肝等顽症的治疗上。乙肝的主要矛盾在于病毒量的持续复制，而对此病毒的清灭中医历来乏效。于是我想普通的感冒病毒、甲肝病毒可以治疗，乙肝病毒虽然根深难除，但在本质上终究也是病毒，既然其他病毒可除，那乙肝病毒理应也可以清除，困难只在于具体方法的突破。有理论说乙肝病毒之所以难灭，是因为其核心颗粒的外面有内外双层衣壳包裹，导致药物不能进入。世上哪能这样的道理：敌人可以进入和到达的地方而自己却不能？有生必有克是永恒的自然法则。现在不能攻克的疾病并非不存在攻克之法，而只是人类尚未想到并找到这把钥匙。三十多年无人可比的丰富临床使我坚信这一真理。对于西医的细菌或者病毒，在中医大多属于热毒、疫毒之门，故治乙肝仍应以清热解毒为法，这一原则应该仍是正确的。以往乏效不在治法和药物上，而在剂量、疗程和起效的速度上。非常之病还需非常之量与非常之时（疗程必须长）。于是我把清热泻火解毒的如黄连、黄芩、黄柏、野菊花、连翘等药的剂量予以峻量使用。结果通过四年左右的坚持治疗，在清除、减少乙肝病毒上取得了显著疗效。之后我又将此法移用于各种慢性肝肾疾病、类风关、强直性脊柱炎、多发性肌炎、白塞氏病、HPV（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红斑狼疮等病种上，临床也都取得了领先于常规的疗效。既然这些人类顽病之毒都因峻量应用而都获得了可喜进步，那么难道唯有癌毒能例外吗？我当然也是不相信！于是就把清热解毒峻量法移用于癌症，再把虽兼具清热解毒与消块散结作用但实际力量都不强的，几乎所有医师都必用的诸如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龙葵、

石见穿等全部撤除，而遣以力量强劲、功效专一的药物分别担当。如解毒的就选择了黄芩、黄连、黄柏、山枝（皆取生品）、野菊花、紫地丁、连翘为主；消块散结的则专以海藻、海带、穿山甲、象贝母、生蛤壳、鸦胆子等，再辅用柴胡、枳壳、木香、香附等以理气；三棱、莪术、地鳖虫、水蛭、蜈蚣、川芎、赤芍等以活血；半夏、南星、白芥子等以化痰；泽泻、车前子等以利水。虚者就相应加上补药。有兼症者再随症治之。经过临床实践，终于取得了较传统疗法提高一步的效果，曙光从此得见。

四、我对癌症的认识

一）癌症形成的原因

1、“癌毒”即癌病病毒是形成癌症的根本因素。

九十年代初我就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认为此毒都由外界直接感受或体内诸邪久积变生。

先说外受癌毒。是以饮食、空气和水为主，包括居住、工作和居家在内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全面不良而使机体直接感触了致癌物质。如食品中的含毒成分；蔬菜中的残留农药；不少西药中已知或未知的有毒成分；装修房屋墙地及家具材料中的苯、甲醛等化学物质；家电及手机的电磁、射线等各种辐射；有些化妆品、染发剂、衣服、饮料中的致癌物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物质虽都有标准控制而有基本的安全性保障，但如一样东西用长了，就会积少成多，况且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接触着不止一种的致癌物质，这样毒性的聚合就会加剧，累积的速度就会加快。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已导致致癌物质几乎无处不在而防不胜防。

再说内邪变异。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肝癌都是由慢性乙肝（或丙肝）患者发展而来的，而现在又知HPV是导致宫颈癌的元凶，胃癌的病家大多有腺体萎缩或伴肠化生或增生或溃疡的病史，既然这些细菌、病毒可以经长期演化而变异为癌毒，那么其他脏器组织如长期存在的各种细菌、病毒或微生物的刺激自然也可逐渐演变为癌毒。还有增生性的慢性病变也有致癌的倾向，如胆囊、肠道、宫颈的息肉、乳腺和甲状腺结节、子宫内膜异位及某一部位的腺瘤等等。所有类似上述的病种出现后病家常常不予重视，而即使重视了西医也没有好的办法加以防止和逆转，日子长了，就慢慢向不良方向演变了。

2、正气偏亢是发病的重要条件

这是一个当今“崭新”的理论，这是一个许多人都没有正确认识的重大问题，需要重点阐述。

长期的治癌实践使我认识到：癌症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癌毒，不仅不是正气（西医所谓的免疫力）虚弱所致，而恰恰大多是由于正气偏亢或亢盛而给癌病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不少中医师却认为正虚是重要的发病原因，故扶正是治疗大法，这种误识是如何形成的呢？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其实这是有失允当的。因为正气虚弱固然是各种邪气容易侵袭机体及其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但绝不是唯一的前提，更不是所有疾病尤其是毒邪炽盛类疾病的必备条件。

当毒邪具有传染性或虽无传染性但力量过强，或虽不强，但久积的数量足够时都可在正气即使未虚的情况下发病。如许多急性传染病的大面积发生，急性胆囊炎、胰腺炎，又如慢性病中的银屑病、脑溢血、高血压病、糖尿病、脂肪肝、痛风、乙肝、艾滋病、外科中疔疮痈疽之初中期等等。

更为严重失察的是：只认识到了正气虚弱是致病之源，而并未认识到正气偏亢或亢盛也是致病之因。因为人们多听说生病是人虚弱，而很少听说生病是因为免疫力偏强所致。可事实却证明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毒性为主的疾病恰恰正是由于正气偏亢所致。

任何东西都有个度，过度了都会出现偏差而为害。正气不是越强越好的。免疫力无疑是重要的，但“正气（免疫）决定论”则是错误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些古训只是中医正邪观的一面。

而另一面，中医除了有“扶正即所以祛邪”之论外，还有“祛邪即所以扶正”的说法，而“气有余便是火”更是医人皆知的至理古训。之所以用“必”，只是强调正气的重要性而非绝对性。古代文献中常有用必非必、用一非一的写法，故不能印定眼目而死读。

在传统中医中某一命题的论述常由于角度的不同而有多种说法，如有了“补脾不如补肾”一说外，还有“补肾不如补脾”之说，其目的其实都只是为了强调一点而非否定其他，这是历史传承中各代医家对经典的补充、发挥与创新的常有之事，而从来就少极端而多辩证。

谁见过病毒性感冒、急性甲肝、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类风关、红斑狼疮、银屑病等许多急慢性疾病主要是用人参等补法作为常规疗法的？其实百姓和医生也都知道，不少疾病是不宜吃补药的，只是到了自己生病时就给忘了。

可以设想：如果只要免疫力强盛了就可不生病了，那么中医也就不再伟大而变得十分简单了，因为只要扶正一法而抛除其他方法就可以了；医生也可不要了，生了各种病的人只要自己服用人参、虫草就可以了，这种事实上的不可能性所产生的对“正气（免疫）决定论”的否定可见是十分明确的。因此，对邪正在发病中的辩证关系应作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解方为妥贴。

那么，自然会有同志问：难道癌症中没有虚的因素存在吗？

有的。但我认为癌病中所表现出的虚症一则不是主要矛盾，二是即使存在也主要出现在发病过程中的中后期。而且这种虚证大多是由疾病中晚期时的癌毒和（或）肿块败坏了脏腑功能、消耗了人体正气或过度应用化疗所致，是因毒因药或误治或过度治疗而致虚。故此虚显然不能作为癌症是因虚所致的依据和证明，而“因实致虚”即病始于实而病后因此而虚的理论在古代即已并非异论。

请大家想想如下的事实：1）生癌的病家一般平时不生病或很少生病，甚至连感冒也没有，发病前给人的感觉都很健康；而平时虚弱为主的病家却较少生癌。2）老年人生癌后的发展速度与生存时间要比新陈代谢快的青壮年明显缓慢和延长；3）得癌后素食者的预后要比荤食大补者好。4）发达国家或城市中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由此可见癌病的本质是以实为主的，得病的体质多为正气亢盛的阳热体质，即属五行中的“火”型体质。

我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不仅已被自己的临床所证实，也被西医的治癌实践所证明。有一个西医公认的常识是：在用性激素药物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症的同时，会增加子宫癌和卵巢癌的发病几率。由此而可换言之：性激素水平高就有致癌风险。故现在西医针对部分与性激素相关癌病就用抑制性激素的药物以降低其偏高的激素水平。而西医的性激素就相当于中医的肾阳，要抑制它就说明其水平偏高或过高。故西医的目的与作用在中医而言，就是泻火以抑制偏亢的生命活力，这可叫做免疫抑制法。中西医虽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但大道都是相通的。这个规律不止癌症是如此，其他疾病也是如此。

说到这里，自然又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了：

既然说老年患者的发展速度慢而生存期相对较长的原因是由于其免疫力低弱，那按照我的理论正气薄弱之人是应该不会再得癌症了。不是的。因为，一、老年人中有少数病家的体质十分火热，甚至比青壮年还甚。故看问题不能仅限于年龄，而要因人而异。二、火热偏胜与元气不足并非同一概念，气虚或阳虚证之人照样可有热毒之证。三、癌病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累积过程,故从时间而言，一则老年人的成癌过程大多是在其阳热亢盛而元气未虚的那个阶段中，而就诊时的诸虚是在癌症已经形成之后才出现的。二则其机体假如确实一直虚弱，但以其生

命的时间已长，故已触生的癌细胞的积累时间也长了，也就因此而可量变达到质变了。因此阳热不盛或阴弱之人也会生癌。有了癌细胞后是否发病，除了体质因素外，还要视其所感触癌毒的力量强弱以及癌细胞积聚的数量是否已经足够。我讲癌症体壮火热者多，这是常态，而体弱偏寒者也会得，这是少数的异态。

根据我的经验，癌症一旦主要用补法了，只有两种情况是合适的：一是化疗后出现了骨髓抑制；二是病已至末期而不能挽回仅事人道了。故病的初中期就单纯或主要应用补法肯定都是错误的。

根据上述癌毒性热及患体阳热的理论，我在临床中就峻用大苦大寒之药，目的是在解毒的同时要把偏亢过亢的免疫力打下来，要使机体属于虚弱状态。机体虚弱了，寄生在身上的癌细胞就会缺乏营养而生长发展的速度自然减慢萎弱了。所以，我会把这道理跟病家讲清楚：治癌要分两步走：第一步集中全部力量坚决把癌细胞的发展态势打下来，第二步再恢复体力（这一过程也是长期的）。因此，服药后出现人虚乏力是治疗的需要而并不是坏事，要请病家理解并配合。中国工程院院士、被称为中国内科肿瘤学之父的孙燕教授的首先倾力解毒，之后再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重建和恢复免疫功能的理论与实践，与我已行的思想和实践正好不谋而合。要明了的是：化疗药致虚与我中药致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被动的因毒而虚，而后者是主动的调整而虚。其实西医化疗以解毒的理论是对的，只是由于在实践中药物无法从本质上避免破坏性太大以及容易产生耐药性的弱点无法克服，才导致了难以在根本上突破的困难。

我在治癌中还常用峻泻排毒法。病势急重而体质尚实者，就在治疗之初用泻下法。因泻而体力不支者（只要不出现虚脱），可结合西医的营养支持疗法。病势尚平稳者，则在治疗过程中采用间歇排毒法，泻下的尺度只以病家可以耐受为度而不以次数多少为准。一般为一至二周泻一次。这对排解癌毒十分有益。

3、心理失衡是促发加重癌症的重要因素

天生性格忧郁或遇事而长期情绪忧郁紧张都会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情绪忧郁紧张会破坏阴阳平衡、扰乱脏腑气机、损伤脏腑精气。久郁愁思既能生火，又会导致气血流通发生障碍而生痰生瘀从而为邪气的积聚生长提供条件。不良情绪在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疾病的发展和疗效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癌症形成的机理

简括而言，癌症的形成主要关涉三大原因，即癌毒、体质和情绪，而其中以癌毒为核心，其余两个是促进因素。癌细胞产生后，大多并不是马上就得癌症的，

它需要一个量的累积过程。机体自身的条件就成了癌细胞发展速度快慢的重要因素，而这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体质的偏热（火）或过热（火）。其形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持续的“厄尔尼诺”现象，使得气候变暖而使机体易燥易热易火。二是患者天生体质属于五行中的火型。三是改革开放以来食谱由过去的以素为主而转为以荤为主，而油腻辛辣在中医而言则会造成湿热、热毒，也即《内经》所谓“高（膏）粱之变，足生大丁（疔）”。四是体内的各种邪气积滞久了皆可成毒化热，刘河间的“六气皆从火化”确为卓见。《黄帝内经》中有著名的“病机十九条”，其中归涉热与火的就有九条之多。而《内经》二千多年前的成书年代的气候要比现在寒冷得多，可见单纯虚证以外的许多疾病即使在古代也都与火热有关。之二就是多思多愁不仅易使气滞，还容易变生火症。一切毒症之初中阶段不论急性还是慢性的都起始与旺盛于热火，而感触或变生的癌毒，就在机体内外环境皆热或火的环境里加速发展。故癌毒是病机的核心，而气滞血瘀痰积既可是致病的辅助因素但更是病理产物，都只是病机的从属部分。有人偏面夸大运用软坚类中药的效用，这是不识病根所致。良性肿瘤中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疾病，单纯重用软坚药，于大多数病例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就是只顾及了此病之标而未及其本，根子也在于火旺。故正确的治法也应以清泻肝肾之火为主再兼以软坚。至于气血阴阳诸虚及水饮停聚则是病至晚期的病理结果，而皆非基本病机。不论机体存在再多的病理因素，只要没有癌毒的产生与积聚是不会生癌的，故能否清除或缓衰癌毒是治疗中能否在整体上取得成败的关键所在。

五、我对治癌的创新

我认为中医治癌要有大的进步，就必须要在以下三大问题上有所突破。一是治病模式；二是剂量；三是起效速度。

一）辨病与辨证

中医的治病模式一直以辨证为主，这固然是中医的特色与标志，从其历史来看也合乎自然，但它不是中医的全部和终极。在《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实际上辨病论治就渊源有自。只是由于历史的诸多客观原因而使辨证强而辨病弱了而已，但说辨病就不是中医的，那是天大的误解。

尽管中医治癌的总体效果不好，但纵观数十年来的总体脉络还是呈现出客观上以辨病为主的趋势。那自然会有一些业内外的同志会提出质疑：辨病了就不是失去中医特色了吗？为什么以辨证为主而治癌成功的案例仍然时见报道呢？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医治病模式究竟以辨病还是以辨证为主，以及在某一病的具体治疗中两者是何种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其实是个关系到中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学术问题（我将另文详述）。我对此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中医治病应以辨病为主结

合辨证，这是中医生存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简单而言，当某病可以用辨病治疗的即应以辨病论治之法，而当其在病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新感邪气或人为干扰或病至末期等因素而使其病机出现了阶段性游离其基本病机的框架，或某病难以用辨病之法治疗时就以辨证论治之法。世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其共性的，疾病也是如此。不同的则是机体的个性差异，但差异再大，也不可能把病的共性都压过了。辨病侧重于病的共性，而辨证侧重于人的个性。故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才是既顾病又及人的最佳治疗模式。我治癌的辨治方式就是以辨病为主而兼辅辨证。需要强调的是，辨病绝非是对辨证的全面否定和抛弃，而恰恰是对辨证的升华。因为辨证治病虽然是以辨别证型为特点的，但辨病的病机也恰恰正是以辨证的形式和结果作为其基础和内容的。

至于依靠辨证也能治愈少数癌症的道理在于：由于个体禀性不同；病后发展态势不猛；对以调节机体功能为主的辨证方式较为敏感；辨证所定的证型正好与该病病机的证型相吻合，也不排除此类病家自愈功能较常人偏强等等。这就跟有些女性服小金丸、消癖丸或桂枝茯苓丸对小叶增生或子宫肌瘤会有效果而大多数人则无效的道理是一样的。真理是一定具有普适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方法如是正确的，则应该可以在同类事上全面推开而总体有效。辨证在总体上不能杀灭乙肝病毒、艾滋病病毒等的事实也是有力证明。个案的学术价值之所以低下，这就是一个重大原因。个案虽没有普适性，但其个别真理性却是必然存在的，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疑惑一直困扰着中医，其实道理即我上文所述。故结论是，辨证不能在整体上解决癌症的根本问题。

二）剂量必须超乎常规的重用。

关于中药的剂量，我在约20年前即因困于传统戒律而治疗顽症疗效低下的事实，就开始了大剂量的尝试实践。认为现在的中药由于大多已由古代的野生而变为人工栽培，不讲究产地、生长周期、采摘季节与时间、炮制不道地等原因，故药材质量已明显不如古代，而现代人的体质又由于营养得到明显改善而增强以及过用多用西药所造成的耐药性，好比如人的盾变得更为坚厚而如药的矛却反而软弱了。故治疗古今同样的病，现在的药量在普遍性上是应该大于古代的。这一认识现在终于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同。

现在西医的化疗药物就其杀伤力而言是已经完全足够的，因为只要任其一直打下去，癌细胞是能被杀灭的。但问题在于因为在杀癌的同时对机体的破坏性太大，还没等到杀灭敌人而机体早已承受不住了。反观中药则对机体没有致命的破坏性作用，至于耐药性问题则可以通过药量递增法而予以良好解决，其唯一的致命不足就是杀癌力量严重不够。如果杀毒之力能够达到或者接近化疗药的水平，那治癌的效果不就可以明显提高了吗？中药的这一天生短处有无可能弥补？应

如何解决呢？我的办法是:用超乎寻常的剂量。

那么剂量大小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是药典的？古今名家的？都不是。久治疑难杂症的大量临床实践，使我坚信应用药量只以病情需要为最高原则的真理。该大则大，该小则小，一切随机而定。我早就一再指出：至今还攻不下来的一些顽症，除了有些是认识和诊断上确实存在问题外，还有一部分是辨证和用药都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剂量的明显不足所导致的。在辨证和用药都正确的前提下，疗效是取决于量的，故量是决定性的。那么，具体合适的剂量能有什么作为参考吗？有的。这就是异常的指标开始下降并不再反跳。能压住指标（控制病情）的量就是治疗需要的量，压不住就一直加。压住后反跳了，再加；直至持续下降了，才可递减。只是由此而带来了药费的明显上升，但这一缺陷现在还无法克服。

三）中药的速度问题

癌症一旦被检出，大多已处于中晚期，而此期的发展速度较快，好比从山上滚下的石头，越接近地面时力量越大速度越快。故如即使诊断和用药都正确了，但如起效的速度和力量赶不上病邪，则疗效依然难以实现。中医治疗顽重之病，都需要一个较长的疗程，原因就在于中药起效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疾病的形成过程要大大早于症状出现的时候，且病家就诊时又因多种原因而已经较晚，再加上病邪不会等着我们追赶，故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慢性的中药如何去追赶并超过一个已经远离并还在奔跑的敌人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采取好比红军强夺卢定桥时的急行军，以期药力在短期内快速积累而压过病邪。尽管我以用药峻猛而有名，但面对鸱张的癌毒依然显得明显不够。我在苦思后想出了一个“加急法”，即把两步甚至三步并成一步走，临床效果又见提高。但尽管如此，还是赶不上一些病家的病情发展速度。癌病的特点是形成过程长而且隐匿、发作时间短、发展力量强和速度快。因此如果中药开始起步并积累药力的时间短于至少的一年，一般多难以压住病邪。所以诚劝病家选择中医疗法一定要尽早！越早越好！至于发展太快、病情已恶、基础条件已差的病家就难以适应这种疗法而只能采取对症治疗的姑息疗法以尽人道之力了。

六、对西医治癌理论与实践的浅识

一）化疗能杀灭癌细胞吗？

对西医我是门外汉，只是因为自己一直在探索癌症，故平时对此病的信息一直广泛密切地关注着。《生活周刊》在2008年总第465期上刊发了“如何治疗乳腺癌”的一篇文章，其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说是现在用于全身化疗的任何药物最多只能杀灭癌细胞的99％，而剩余的1％是杀不尽的。而这1％是既指单次

又指多次的化疗结果。故即使机体尚能承受的话，也不论你做多少次，总是剩下那永远杀不灭的1％。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人的机体是肯定承受不住无限制使用化疗药的破坏的。

大家自然会问：那1％的癌细胞为何总是杀不灭呢？去年1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的援引新华社香港分社1月6日的消息可能正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其核心观点是：“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发现，癌细胞能够从一种广泛认为不可逆转的死亡过程中存活……”。即现在西医认为在化疗后必定死亡的癌细胞事实上却未能被真正消亡。上海市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在与美国医学家的合作研究中也发现肝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凋亡抵抗。这可能就是现在采用的全身化疗在整体上失败的原因。尽管这种解释或许不是终极的正确解释，但大有可能是西医到现在为止的最新的合理解释。但不管如何，它至少证明了现在的化疗方法并非是杀净癌细胞的最佳方法。而我推测癌症患者体内自身吞噬能力的薄弱与肿瘤细胞抗凋亡能力顽强的现象普遍存在于肿瘤患者身上。

既然说癌细胞是难以杀尽的。但为什么有些病家却能在治疗后终生不再复发呢？其实这些病家，从医学的标准而言大多只是达到了临床痊愈，即从症状和体征来评判是好了，但仍未真正地完全痊愈。所谓痊愈，是指癌细胞被彻底灭尽了（这个医学概念病家大多是不明白的）。尽管如此，但因为这些病家的癌细胞数量已被降到了不足以再次致病的安全度之内，仍在增长的癌细胞需要一个重新积累而再次由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而这些病家每多又是新陈代谢水平偏低的体质，故可以在临终前也不再复发而一直带瘤生存。但这类病家就总体而言属于少数，故不能以少概全。

二）对化疗两种认识的看法

有人传说只要癌症病家做了手术或化疗，我就拒绝治疗，这是不正确的。我对西医的态度请阅《新民晚报》2009年10月3日“内心尊敬西医”一文。我认为作为医师是不应以自身名誉、学术身份及职业界别置于病家的生命与健康之上，病家的利益永远是做医师的最高利益。在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目前还是不治之症的治疗上，中西医应该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中西医都不是各自自己的，而是全人类病家的。彼此反对都不是应有职业素养的表现。我的态度是：盲目的过度化疗或放弃化疗都是不正确的。

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出比化疗更优良的药物。尽管它不是最好的，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故我对化疗的基本态度是赞成良性化疗，反对恶性化疗。所谓良性，就是在化疗时机体不遭严重破坏；所谓恶性，就是机体遭受了严重毁损后仍继续化疗。

恶性化疗造成的后果主要是骨髓抑制与消化系统的损坏，当然也有病家出现了肝肾的药物性损害。对癌症在总体上还治不好的事实其实大多数人都也清楚，可为什么在已见无效的情况下仍要拼命化疗呢？主要原因一则在于怕死是人的本能所致；二则是因为病人没有生癌的经历，故对一些中西医的偏面观点或者由于医学的无知而抱着先选择某种方案侥幸试试看的态度，但问题常常是等你试明白了再想回头时，时机也已丧失了。三是以为只要拼命坚持把疗程做完而癌症就可以好了，这除了不知现在西医在本质上还未能

达到攻克癌症这一目标外，还不知道机体过分衰弱了也是造成癌细胞更加疯狂肆虐而造成病情加重或广泛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更不明白导致扩散转移的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化疗药物虽有杀死癌细胞的作用，但由于它的毒性也可以导致二次癌的发生，即这类药既可灭癌也可致癌（治疗的正负作用相关难分，是包括化疗药物在内的许多西药的共性弊端，是西药发展至今依然存在的坚硬瓶颈）。二是化疗药还有个耐药性的问题。一旦耐药了，就毫无治疗作用而只有对机体自身的严重破坏作用。

相反，如果因为过度化疗的危害而主张一概放弃化疗也是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的性质并不亚于前者。因为正确得当的化疗效果，一定比盲目的全面放弃要好。你盲目地放弃化疗，哪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代替它且能真正抑制癌细胞？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历史证明从来就不是正确的选择。

面对强大的敌人而我们技术力量又有限时，智慧就显得非常重要。猛打恶打注定失败。但面对恶敌我们就把尽管不好的枪也扔了，结果也是失败。故我一直告诫病家：在癌症这类恶病面前，治疗之初的整体战略决策要比战术更具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