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罗生门》所体现出在日本社会阶级制度的崩塌的背景下士族对于身份及道德转变的困惑
小说《罗生门》所体现出在日本社会阶级制度的崩塌的背景下士族对于身份及道德转
变的困惑
罗天琦
[ 摘要 ] 芥川龙之介因其生父及养父家庭的区别，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士族生活的变化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通过对《今昔物语集》卷二十九〈罗城门登上层见死人盗人语第十八〉故事的改写在小说《罗生门》之中有着隐晦的体现。小说中通过对人物服饰及称谓的描写，在日本传统文化的语境上隐晦地透露出了日本社会阶级制度的崩塌的背景下武士阶层对于身份及道德转变的困惑并提出了作者所认同的解决方法。
[ 关键词 ]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身份道德转变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于1915年11月发表于《帝国文学》杂志上。这部小说的情节来源于《今昔物语集》卷二十九中的〈罗城门登上层见死人盗人语第十八〉一节。后世研究者大多从人性的善恶方面探讨着部小说，而笔者认为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除了对于人性恶的一面的披露外，还体现出日本社会等级制度崩塌过程士族的心理变化。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芥川龙之介出生于牛奶业从业者新原敏三之家，在7个月大时因为母亲患上了精神病被送往舅舅家抚养。后来因为其母之妹成为新原家的继室并生下儿子得二而失去嫡子身份，进而在十二岁时正式作为嗣养子过继其舅芥川道章并继承芥川家。龙之介的生父新原敏三，是山口县农民出身，最早当过兵，后来在东京经营奶牛场致富，进而以一介农民之身娶到武士家的小姐。新原敏三作为一个因为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时代变化而成功改变自身命运的代表可以说体现了日本就有社会等级的崩塌中的受益者。而芥川家为“代代任御奥坊主仕于幕府之士分格”，在江户时期一直负责将军茶室的管理及相关的茶会接待任务。这一任务虽然是由武士担任，但是以剃发着僧衣的出家人的形象出现。因此芥川家在幕府时代同时具备武士和文化人的双重身分。而在明治维新发生后芥川的祖父失去了御奥坊主的职位及年俸，只能以变卖家财度日。到其养父时虽然作为公务员担任到了東京府内務部第五（土木）課長的职务，但在龙之介6岁时就退职了，只能以储金之利息及退职后的恩给维生。虽然如此但芥川家“全家皆谙游艺”，芥川道章更是“擅南画、俳句，爱盆栽”，并多与歌人、徘人、书家、画家、诗人交游。可以说代表了明治后因为社会变革而丧失利益的旧有利益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尤其在芥川家几次寄住于新原家的生活对龙之介本人的思想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而作为龙之介本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芥川家十六世孙自居的，可以说它在身份认同上更认同于自己是一个士族，这也符合日本人重家名而轻血缘的传统认识。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因为对于芥川“搞文学，谁都不会全然反对，因为从养父母到姨妈，都爱好文学”；进一步加强额龙之介对于芥川家身份的认同。而芥川家和新原家在生计上差异、在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以及龙之介和生父之间相对疏离的关系（因为出生于其父的凶年被认为妨父）都对龙之介的思想造成困惑。
二
小说《罗生门》于1915年9月间脱稿，并于同年11月发表于《帝国文学》杂志，此时作者正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吉利文学专修科。在此前一年之内发生了两件事分别对龙之介的家庭和自身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首先是1914年对《户籍法》的修订，在这次修订中，原有的身份登记制度被废除。从1869年版籍奉还以来通过1873年《征兵令》、1876年《废刀令》、1882年《刑法》及1873年以后的“秩禄奉还”不断被削弱的士族特权最终完全消失。这使得士族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基本上完全消失对士族阶层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他们必须适应与平民逐步同化的现实
另一件事，是芥川龙之介企图与吉田弥生结婚努力的失败。吉田弥生是龙之介的同学，她出身在一个医院会计家庭，且被认为有私生女的嫌疑。这门婚事受到龙之介养父母的极力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吉田的户籍问题。这体现出了士族家庭对于平民出身的女性的抗拒。这种想法产生于原有阶级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处于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知及坚持而产生的等级偏见。这与当时士族阶层地位的下降及与平民阶层的同化有着巨大的内在矛盾。
上述两件事情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之间产生的巨大矛盾产生了着此时处于社会等级崩溃的时代大背景下以龙之介为代表的人们的困惑
三
相对于《今昔物语集》中的故事，小说《罗生门》最大的改动首先是主人公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今昔物语集》自己哦那个主人公是一个“想要做盗贼而到京师来的男子”而在《罗生门》中则成为了一个被主家辞退的“下人”。这里的“下人”并不是仆人的意思，而是年季奉公人。这种人在做为小说背景的平安末年是武家奉公人的下层，具有武士的身份但没有土地，生活依赖于主家的俸禄，与自身拥有土地的“郎从（郎党、郎等）”相对。这与江户时代的下级武士的生存状态时一致的。在明治维新以后，这一社会群体失去了他们传统上的生计来源，只能从事小商贩等在过去被认为是下等的活动以维生，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于原有生活准则的放弃，以过去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道德的沦丧。根据日本传统社会对于武士阶层（即“士”或“侍”）的道德要求，他们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被限定于通过武力获取，他们不能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直接参与生产劳动是被认为有失身份且不道德的。在三百多年的江户时期，阶级身份流动的凝固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而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尤其是《废刀令》的施行在实质上是武士阶层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上层武士以成为贵族（华族）的方式从国家财政获取生活资源，其中部分更资本家化，这保证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下层武士们则需要面对失去生计来源的问题。这在小说中，反映为下人对于是否当强盗的心理波动，真代表着其是否放弃其原有的道德准则去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在小说中“下人”“被辞退”的身份也体现出了武士们生计来源的消失，代表了他们在旧有道德约束下的无路可走这也正是故事发生的根本原因。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是一个老婆子。对她的外貌描写是“穿著檜皮色衣服，矮小瘦細，滿頭白髮，猴子般的”，在这段描写中笔者尤其关注的是桧皮色的衣服。因为这种颜色在传统上是用于贵族阶层的和服的颜色。这可以看出这个老婆子也曾经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但她现在却在干拔私人头发的事。这可能表达的是当社会原有上层阶级中的地位较低者完全放弃了他们原有的道德观念的情况。此外在《今昔物语集》中，这个老婆子拔的事她原来主人的头发，而在芥川的笔下，被拔头发的人是一个做了恶的女商贩。对此笔者认为芥川是有意为之的。死者身份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使老婆子所作的恶的程度降低了。在老婆子的思想中
一方面她是为了生存而去作恶，因为她只是伤害到了一个死人的尸体而没有犯下背主的罪过。另一方面“不过这儿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类营生的”这句话表现了她把自己在道德上置于一种相对高的地位并带有一定的报复色彩；因为被死者伤害的是买了用蛇肉伪装成的鱼干的“太刀帯の陣”（日本平安时代负责保卫太子宫的机构）的士兵，是同样是属于武士阶层的人。她所说的“何ぼう悪い事かも知れぬ”（这不算什么恶事）这句话，体现出她在潜意识中认为这件事是恶事，所以她才要强调着不是恶事，因此她才会先说出“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类营生的”这样的辩解，来为自己取的道德上的高位，才在说出现实的原因——她不这样做会饿死。芥川对老婆子的描写体现了一个在原有的道德中堕落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形象。
小说开头对罗生门环境的描写可以看作是旧时代的遗老对于旧时代的崩灭的直观感受。罗生门的寂静无人并不是真的没有人了，没有的只是戴市女笠和软乌帽的人。市女笠最初为商贾使用，后为上层阶级的女士所披，是古代日本武家妇女出门戴的有垂廉的帽子，它的作用是挡住女人的容貌，具有一种身份上的禁忌意味。软乌帽在古代日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作用相当于古代中国男子成年行冠礼是被戴上的冠弁，既是武家男子成年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武家男子所拥有的权力。而“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的缺失也体现出武士阶层的没落和消失。
在小说的最后，下人剥下了老婆子的衣服离开并说出了“那么，我剥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嘛”这句话。从这里，可以看出下人面对现实妥协了，他也开始做被他原来认为是恶的事情。而剥去老婆子的衣服这一行为也具有多重含义。首先这是下人“恶”的开端，他彻底抛弃了原来的道德观念。其次这一行为也同时剥下了老婆子伪善的掩饰，直接把她行为的恶暴露出来，这回应了老婆子的辩解的第一部分，既已作恶又何必占据道德的高度呢？最后桧皮色衣服的离去代表既着旧时代荣光的远去，同时对在旧时代具有身份等级象征的桧皮色衣服的完全商品化价值判断也体现了原有社会等级体系的崩溃。
总得来说，作者在《罗生门》这部小说中体现出了在日本社会阶级制度的崩塌的背景下武士阶层对于身份及道德转变的困惑。表现了以老婆子为代表的一方面放弃了原有道德观念的约束另一方面却无法放弃旧有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人。以下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先是徘徊在两种道德观念下无从选择，后再现实面前全盘接受了新的道德逻辑并放弃了对固有身份的矜持，走向了现代的世界而非如老婆子们一般留在旧时代的死尸堆中呻吟。
参考文献：[1] 吉田经一《芥川龙之介》三省堂 194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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