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艺谋与《大红灯笼高高挂》

专业：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班级：城乡规划一班姓名：杨青学号：2010062135

张艺谋，1951年11月14日出生于陕西西安。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劳动，后在陕西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1978年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1984年拍摄影片《黄土地》，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表现出黄土高原的拙朴浑厚，于1985年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第五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方人柯达优秀制片技术奖。1987年主演影片《老井》，同年获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87年导演影片《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颂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融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于一炉，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于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第五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新颖奖，第三十五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摩洛哥第一届马拉卡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1989年获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青年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1990年导演影片《菊豆》，同年获法国第四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西班牙第三十五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穗奖、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大奖--金雨果奖。1991年导演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艾维拉诺塔莉特别奖；1992年获意大利全国奥斯卡奖(大卫奖)、最佳外语片大奖、意大利米兰电影协会观众评议本年度外语电影第一名大奖。1992年导演《秋菊打官司》，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92年优秀影片奖、荣誉奖。1998年导演影片《一个都不能少》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和优秀导演奖；98年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1999年导演影片《我的父亲母亲》获第20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2000年导演影片《幸福时光》。

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19岁的女大学生颂莲因父亲客死他乡而退学，嫁到陈家做四太太。洞房花烛之夜，曾当过京剧演员、因给陈家生有一子而倍受老爷宠爱的三太太装病使性，硬将老爷叫回她房中，使颂莲大为不快。依陈家祖传之规，四房妻妾各自的宅院内挂满大红灯笼。老爷在谁房中过夜，谁院中便彻夜灯火通明。但老爷虽妻妾成群，却暗中与丫环雁儿有染。雁儿因此做着当四太太的美梦，对新娘颂莲恨之入骨。一天，颂莲为寻找珍藏箱中却不翼而飞的竹笛，意外地发现雁儿在自己房中偷挂灯笼，并在写有颂莲二字的布娃娃身上扎满银针。追问之下，才知是口蜜腹剑的二太太所指使。后来，颂莲趁二太太找她剪头发时，佯装失手，将二太太的耳朵剪破。随后又谎称怀有身孕，使老爷大为欢喜，遂命四院灯笼昼夜通明。不久，二太太从雁儿处得知颂莲怀孕有假，遂请来医生戳破其谎言。老爷大为恼怒，令人用黑布套封了四院的灯笼。颂莲一气之下，揭露了雁儿私下挂灯之事，使雁儿被处家法，雪夜长跪院中，受寒身亡。后颂莲在一次酒醉之后，无意中说出三太太与城里医生的隐情。二太太立刻报告老爷派人捉奸，将进城偷欢的三太太押回，拖入屋顶角楼中吊死。颂莲目睹惨状，因惊吓而疯癫。第二年夏天，又一个年轻女孩嫁到陈家成为五姨太。跟社会现实连结起来，此片的深层结构便显得特别丰富：大老婆是个一入门便依循老规矩办事的“马烈主义老太”；二姨太

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三姨太是天生的恃宠生骄派，以为受宠便可以胡作非为；四姨太既想获得宠幸，但又不守“老规矩”，最后酿成悲剧。这对熟悉政治环境下困兽斗现象的观众，更具强烈的震撼力。

（三）《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特色

《大红灯笼高高挂》并没有一开始就揭示恐惧，退学的女大学生象林黛玉进大观园一样，嫁到了豪门大院，一步步观察着这个财物丰腴的家族。当她意识到恐惧的时候，她就疯了。影片的老爷一直没有出现正脸，仿佛没有存在，但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背后的黑暗势力就发挥作用。影片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些相似，黑暗势力无处可见却随处可见，随时可以致人于死命。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已经少了许多热情，而是多了很多勾勾搭搭偷偷摸摸的细节，对于黑暗势力也显示出无可征服的恐惧和冷静，让那些人物自生自灭。

一方面《大红灯笼高高挂》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进行了批判，一方面也继承了部分鲁迅对中国社会黑暗势力的恐怖手段描画。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小说原著和张艺谋邀请的一些理论界人事参与。影片具有很强的象征和寓意，在那个时代表现了人们的某种心情。对于过去的封建势力灭杀人性和生命的行为，都被他放到了黑森森笼罩着的封闭的院落。在无处可逃的空间里，巧妙的展示着深层的寓意。而大红灯笼这个中国传统的象征物体，不是代表着希望，而是暗喻了被控制着的人性和权力人物的存在。

三、张艺谋对《妻妾成群》改编的得失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问世于1989年底，它是苏童的成名作，也是“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作品之一。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意念。

作品的主人公颂莲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父亲去世后迫于无奈，自愿嫁给一个有钱人做了他的四姨太，从此便介入到了“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之中。她所处的是一个阴森恐怖、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为了能在这个家庭中立足并获得尊严和做人的正常权利，她必须争取老爷陈佐千的宠爱，以及胜过毓如、卓云、梅珊等其他三位太太。

小说的情节便在颂莲的个性和欲望与她的生存环境之间的摩擦中展开，由此而产生出许多含义丰富的意象与行为，例如颂莲探询死人井的秘密，陈佐千性能力衰退后陈府笼罩着的暧昧气氛，及至后来颂莲逐渐在这阴郁的生活中感到虚无的恐怖，她退回自己的内心，在失宠的落寞中孤独地度着光阴。然而悲剧终不可免，她亲眼目睹偷情的梅珊在黑夜里被秘密处死，杀人的场赴引出她的狂叫与疯癫，但事实的真相却被掩盖起来，而口中念念说着“杀人”的颂莲从此被看作疯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这条情节线索中，颂莲的形象被特别刻画出了知识女性的多思与敏感、内倾的特点，她的命运遭际实际是由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没落垂死的传统文化世界的冲突所致，颂莲之所以会主动退出这种非人道的人际模式，主要也是因为她不肯完全放弃自己，不肯把她的精神理念彻底泯灭掉，将自己融入到那个朽灭的世界中，相反的，她在任何事情上都听从于她的内心，竭力守持着她的理性与信念，例如她不愿为了争宠而顺服陈佐千的侮辱与贬损，又如她执迷地坚持勘破死人井的秘密，这使得她成了陈家花园里的一叶孤零零的浮萍，犹如局外人似的兀自感伤着，怀疑着，直到她所持守的自我的精神世界在尖利的生存压力下突然崩溃。

两年之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把《妻妾成群》搬上银幕（编剧是倪震），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比较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可以发现就《妻妾成群》的电影化过程而言，最明显的改变是:其中的主观感受与精神力量的相对削弱。尽管这一意象更加具有可视性及符合电影的特性，并且还有着符号化的欲望与文化深层含义，但是很显然，由点灯的程式构成了完全外在化的权力施演方式，这就使得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微妙关系减少了主体的感受性，

从而排除了原作那更为普遍化的丰富的人生意义；

更为重要的改变是电影中颂莲像其他所有人物一样没有了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她也被完全纳入到受点灯程式支配的“争权夺势”之中，她的知识女性的背景则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至于原作里她守持自我，以主动退出来反抗“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的过程，在电影里被改写成她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被陈佐千发现后一怒之下封了灯，使她完全变成被动地遭受打击而成为失败者，这不仅更加减弱了人物行为中的主观力度，而且也大大地使颂莲的形象失去了精神上的光彩，小说中那个有着无数独特感受与个性追求的颂莲，在电影中被替换为不断地迫于命运的压力而无法应付的悲剧女性，这虽然可以说是加深了对没落的传统世界的批判性，但是实际上却是丧失了小说中有着超越意义的、并含有丰富创造性的个人化的独特精神主题。

从《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改变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电影对视觉性的要求，精神与主观性的内容很难得到影像上的明晰表达，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不得不穿上的商业性的外衣：颂莲作为悲剧女性的命运固然是对人生的简化处理，但是却更加符合情节剧的要求；至于包括点灯--灭灯--封灯、捶脚及陈府的深庭大院等等异于寻常的仪式和环境描绘，无疑也会大大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它们的文化象征意义反倒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蒙蔽，只在视觉刺激上堕为一种令人好奇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