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河北大名县东），祖籍龙山镇平陵城古址，西汉孝元皇后的侄儿，建立新朝。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礼经》。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称帝后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所进行的变动。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问题已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封建统治的危机日益加深。哀帝死后，平帝即位，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于初始元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为了缓和早已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摆脱政治危机，王莽宣布改制。他针对土地和奴婢问题，下令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并且规定了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一夫一妇授田100亩，一家男丁不满8口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将多余的田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没有土地者可按标准分给土地。又针对豪强富商囤积居奇和高利贷盘剥，下令实行“五均六管”。

在首都长安和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市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和征收工商税。由国家向人民无息或低息贷款，官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川税，借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这些措施在实行过程中遭到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抵制和反对。尽管法令严禁买卖土地和奴婢，犯令者罪至死，但土地、奴婢的买卖照样进行。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宣布买卖“王田”及庶人者，勿拘以法。负责推行五均六管的人员，大多是富商巨贾。他们与郡县官吏勾结，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不但没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许多不便和痛苦。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铸造大钱、契刀、错刀等货币，名目既十分繁杂，换算比值又极不合理，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官奴婢的以10万数。

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王莽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 ，针对当时的土地和奴婢问题，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一井（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由于地主官僚的反对，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这一诏令，宣布王田皆可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予处治。这一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尝试失败。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

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改制的结果，不仅一般人民深受其害，贵族官僚、地主也在混乱中蒙受损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改制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绿林赤眉大起义。

王莽当政后

公元前二二年，莽二十四岁入中枢开始作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成帝，愿把封邑部份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三十岁，封莽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莽之伯叔父凤、商、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成帝之世，王氏为侯九人，为大司马五人。公元前八年，王根病重，举荐莽代替大司马之位，成帝接受了，莽时年三十八岁。莽作了一年多的大司马，成帝就病死了，太子哀帝即位，母亲定陶丁皇后派的外戚得势。莽不得不请辞下台，退居新野(河南属地)，闭门读书，一面注意朝廷动态，等待机会，准备东山再起。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家奴，莽逼子自杀偿命，莽此举得到人们的好感。在新野三年，多人上书为他反平。在公元前二年，莽获允回京居住，来年哀帝死，太皇太后王政君收了玉玺，召王莽复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百官奏书也由莽处理；此时莽四十五岁，一夕之间，莽成了国家最高行政的执行人，莽一上台就清除了丁傅外戚的势力，立王箕子为平帝，还为平帝祖母冯太后及东平王昭雪，迅速果断的行动，受到朝野上下的拥戴，为推行以后的新政奠基础。来年太皇太后赐给莽为安汉公，类似周公受封的封号，莽假意推辞再三，接受了名号，却把俸禄转给二万八千人的封赏，大家皆歌颂王莽的恩德，此时正值公元纪元一年。四十八岁莽立女儿为平帝后；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四十九岁莽被封为宰衡，其地位在诸侯王公大臣之上；此时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增加各经博士的名额，由一人增至五人，广建学校、宿舍，使有才干之士纷来京师，京师顿时文教昌盛，因此得到汉廷儒生的拥戴，群臣上书说，周公设礼作乐需七年，而莽只用四年天下就升平，莽因而加封九锡，莽此次却没谦让。平帝元始五年，平帝病，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但是平帝却死了。立孺子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为摄皇帝，自称「予」。此时莽五十一岁，值公元六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翌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莽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莽年五十四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西汉末，王莽篡权。他要改朝登基，需要玉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当时玉玺由他的姑姑，汉孝元太后王政君掌管着。王政君对刘家的感情比对王家要深，就是不交出玉玺。最后王莽命弟弟、安阳侯王舜逼老太后交出玉玺。王舜撂下了狠话，说这玉玺是不交也得交了。王政君早先对王莽等人印象很好，现在感觉被虚伪的侄子给骗了，哭骂着将玉玺掷到地上。王舜慌忙将玉玺捡起来，可惜玉玺还是被摔掉了一角，不完整了。后来，虽然王莽等人用黄金将缺角给补上了，但是玉玺还是留下了瑕痕。

王莽的新朝政权垮台时，传国玉玺就在王莽的尸体身上。乱军抢到传国玉玺，献给了绿林起义军拥立的更始帝刘玄。刘玄后来被赤眉军打败，传国玉玺一度成为赤眉军拥立的小皇帝刘盆子的玉玺。刘盆子后来也失败了，投降建立东汉的刘秀。传国玉玺重新成为了汉朝的玉玺，从刘秀开始，一直在东汉诸帝手中流传。

始建国二年

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管。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六管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5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而对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此项措施旨在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效益。然而，王莽无力控制用来推行五均六管的大商贾，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与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驰。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

居摄二年（公元7），王莽曾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3种钱币，与原有的五铢钱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制铜炭，以防盗铸。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地皇元年(公元20)，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此项法令民愤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

王莽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加以改变，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改制引起社会混乱

促使农民起义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新朝的斗争不断发生。更始元年(公元23)，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币制改革

王莽当政后，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以及对百姓的财富掠夺，他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一系列的币制改革。刀币和布币都在改革中恢复，但从形态上与春秋战国时的并不相同。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新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尽管王莽的改革是失败的，但他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古钱史上的精品。货币多采用悬针篆的字体，制作十分精美。国宝金匮直万是价值最高的古钱之一，存世仅两枚。

王莽铸币的文字

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王莽留下来的书迹

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关于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而醒目。

第一次改革

（新朝居摄二年，即公元7年）

大泉五十契刀五百金错刀

第二次改革

（新朝始建国一年，即公元9年）

小泉直一

第三次改革

（新朝始建国二年，即公元10年）

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铜货）二十八品六泉十布

第四次改革（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

禁止大小钱，铸造货泉与货布，25个货泉值一个货布

评价

莽代汉后所得天下，是一个腐朽不堪的烂摊子，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他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制度改革。王莽改制最后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个性特征对其改制失败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莽早年生活贫寒，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格，年轻时，拜名儒陈参为师而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虔诚地信仰儒学，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儒家盲从者。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始建国元年，即公元 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

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

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

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县名称改变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地皇三年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

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综上所述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新朝的覆灭

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莽叫百姓煮草根为酩以代粮，无效，饥民起而暴乱，赤眉、绿林军相继揭竿而起，莽军相继败于赤眉及绿林军，在昆阳之战以四十余万军不敌万余兵力的刘秀，莽自此而衰。在公元二三年，地皇四年，莽率群臣至南郊，举行哭天大典，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绿林军另一支劲旅起事军仍攻入长安，城中少年向应，攻入渐台，商人杜吴杀了王莽，校尉公宾斩其首，起事军将首级悬于宛市之中，莽死。成为两汉之间的异类，代罪羔羊。依史上莽死为六十八岁。王莽之政治失败，史上评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不诚无物及人心思汉等。王莽所建立的新朝不被正史所承认他的新朝只有21年在历史中是并在汉史里的最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