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兴盛的主要原因

汉赋兴盛的主要原因

赋是汉代.较流行的文体。在两汉四百年间，一般文人都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极盛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学史上有汉赋的专称。

渊源：产生战国后期的楚国，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是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

汉赋发展过程：骚体赋――大赋――小赋

特征：A、骚体赋：内容侧重抒情，形式与楚辞差别不大，只是语句开始散文化；B、大赋：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侧重铺叙描写，辞藻富丽，运用夸张手法，主旨既美且刺；多采用主客问答结构；序和结尾一般用散文，正文以韵文为主，夹杂一些散文；句式以四六言为主，杂以三五言；C、小赋：内容侧重于咏物和抒情的，篇幅短小，文辞清丽，不用问答体，通篇用韵文，韵文句式多样。

二、汉赋兴盛的原因

（观点一）

1 、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正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的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歌颂的盛世，也开拓了文人学士的胸襟和眼界，使他们的赋反映出汉帝国的面貌，表现出一种发扬蹈厉的精神。

2、汉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很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以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汉大赋就产生、兴盛起来。

（观点二）

1、经济的发展为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军事上的胜利、外交的活跃扩大了汉人的眼界；

3、润色鸿业、歌舞升平的需要；

4、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观点三）

1、政治经济的影响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政策，重视农业，减轻赋税，缓和阶级矛盾，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有极大的发展。《史记·平淮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贷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汉武帝一展雄图，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学术思想的统一；对外不断用兵，东平朝鲜，南平南越，通西南夷，北平匈奴，西定西域，打通了河西走廊，沟通了西域诸国直到波斯的商路。自武帝至宣帝，将近一个世纪（前140—前50），

军事政治的对外扩张，文化艺术的中文交流，知道中国的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广大世界；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了中国的物产，还有无穷无尽的广大世界；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了中国的物产。这一时期是汉族力量空前膨胀的时代，在东方建立了空前强大的汉帝国，四面八方的小国家都受到汉族文化的笼罩和陶治，汉帝国的威力无可比拟。司马相如等歌颂统一帝国声威和气魄的赋作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政权巩固和军事的胜利，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封建帝王及贵族们享乐淫侈的生活，也就很快滋长起来。于是生色犬马之乐，神仙长寿之想，宫殿的建筑，田猎的好尚，巡游天下，祭望山川等等，也就应运而生。正是基于此，才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那种富丽堂皇的大赋。而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的穷苦，社会矛盾的尖锐，正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可是汉代的赋家很少正视这一方面，反映这一方面的赋作就更少了。

2.封建君主的提倡

一些诸侯王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都招致一批文士，著书立说，创作辞赋。一时如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淮南小山、韩安国之辈，皆出其门下。《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是一篇优秀的作品。作者劝隐士不要久留山中，因此写了山中的凄厉和可怖景象，音节急促，造语峻峭，很能表达那种意境。辞赋因藩国的提倡而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同时也引起了汉武帝的爱好。汉武帝提倡辞赋，在他的影响下，辞赋有了更大的发展。《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言楚辞”，武帝很高兴，给他官做。《淮南王安传》说，刘安到达长安，汉武帝叫他做《离骚传》。司马相如因善于辞赋而被武帝任为郎。东方朔、枚皋也以辞赋得官。其后如宣帝时的王褒、张子乔，成帝时的扬雄，章帝时的崔骃，都以辞赋而入仕途。

《两都赋·序》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讷，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NI）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宋正刘德，太子大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通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若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班固在这里为我们简要地描述了汉赋繁荣时期的盛况，同时也使我们认清了汉赋的社会

作用和本质。它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作家及其创作，又要作具体分析。。

三、汉赋的演变

汉赋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西汉初期，汉赋的创制阶段；西汉武帝至西汉末，汉代大赋的繁荣时期；西汉末至东汉中叶，大赋逐渐衰落；东汉中后期，抒情小赋的兴起。

1、汉赋的创制阶段（从西汉初到武帝即位前，-206——-141）

这一时期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两都赋序》）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还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从当时诸王纳士、著作的情况看，也可说明此点。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尝试着新文体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文体的骚体赋（风格，体式），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来的新体赋。前者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后者的代表作家是牧乘。

贾谊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吊》是他被贬长沙途径湘水时写的。贾谊和屈原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有才能，但遭到守旧派打击，得不到重用，才华无由施展，抱负无法实现。

汉赋发展到枚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强烈的思想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斥责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

2.汉代大赋的繁荣时期（武帝初至西汉末）

由于汉初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整个国家处在空前繁荣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由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武帝时代的辞赋有了很大的发展。武帝本人就爱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讷”，公卿大臣如倪（NI）宽、孔臧、董仲舒等，亦“时时间作”。武宣时代汉赋达到鼎盛。《艺文志》著录汉赋九百余篇，作者六十余人，大部分是此时作品。从流传下来的赋作看，这一时期的辞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贵族们田猎、

歌舞时的场面等。从表达的思想看，他们一方面对当时的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对统治者挥霍资财、追求享乐的行为流露出不满，并进行委婉的劝说和讽谏。显然，这些作品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和政治状况有密切联系的。

武帝以后，西汉王朝转入了衰微的时期。武帝晚年，“悔征战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昭帝、宣帝承之，不断减免赋税，并选用良吏，使“政平讼理”，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而出现了宣帝“中兴”的局面。宣帝效仿武帝，亦好辞赋，辞赋又盛极一世，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辞赋家。他们的作品大都描写了帝王的田猎、游乐和宫馆（是此前作家就热衷的题材），现大多失传。此时以祭祀、品物类题材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但作品亦大多不存。

《洞箫赋》是“辨丽可喜”，“虞说（娱）耳目”的咏物赋的代表作（引文见《汉书〃王褒传》），它以善于描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并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当推扬雄（前53---公元18）。

3.大赋的衰落阶段——西汉末到东汉中叶

扬雄的赋作实际已表明汉代大赋开始转入衰落阶段。说大赋衰落，并不是没有大赋作品问世，而是从赋作的体制、创造性、作家作品的数量诸方面来说的。

不过这一时期辞赋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特别是京都赋的崛起。扬雄的《蜀都赋》最早，较早的京都赋还有杜笃（？--78）的《论都赋》，借主客问答以论都洛阳只是权宜之计，主张返都长安，这篇作品是东汉赋风的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

京都赋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稍候的张衡（78—139）也是东汉著名的辞赋家。字平子，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生活在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其时官僚贵族都崇尚

奢侈，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他虽有才能、抱负，却无法施展。在朝为官时，正直敢言，遭宦官谗毁，于是心情抑郁，有避官全身，归隐田园的思想。他既有模拟前人作品的大赋之作，又有篇幅短小的抒情赋作。汉赋的转变，由他开其端绪。

张衡的大赋名篇是《二京赋》，它模仿《子虚》、《两都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它推动了京都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4.抒情小赋的勃兴——东汉中叶以后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西汉初，就不断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如《吊屈原赋》、《长门赋》、《悲士不遇赋》、扬雄《逐贫赋》等。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特别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国势日衰，社会民生，日益穷困。面对这种政治形势，进步的文学家不能无所感受。因此揭露社会现实，抒写个人情志的抒情小赋勃兴起来。

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东汉）两类。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见闻而抒发感慨的赋作。此类体裁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

东汉初班彪（3-54）作《北征赋》，是一篇纪行赋，是他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径安定郡城时所写。赋就途中所见的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并为人民遭受的苦难而悲伤流涕。文辞典雅，颇具情韵。

班昭（？--120，班彪之女）《东征赋》效法《北征赋》，感情描写更为细腻（叙述从洛阳到陈留的经历）。

东汉述行赋的最后一位作家是蔡邕（133-192），代表作是《述行赋》。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个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抒情小赋的崛起，进一步突破了赋颂传统，但它毕竟数量不多，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宦官专权，无法无天，人们不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在当时，只有少数有胆量、奋不顾身的人才敢于说真话。另一方面，由于旧的赋颂传统的影响还很深，象张衡、蔡邕虽写有抒情小赋，但其大多数赋篇仍旧模仿司、扬。那时旧的赋颂传统还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抒情赋一直到魏晋才获得进一步的发展。